1939年农历四月，湘乡乡下，今双峰三塘铺镇一个叫松山村的肖姓人家，第五个孩子来到人间。肖家给男孩取名肖华丰。像无数个中国家庭一样，每个孩子的名字都寄托着父母的希望。此前，肖家的四个孩子，一男三女，已有两个夭折，所以，肖华丰实际上是肖家第三个孩子，也是唯一的男丁。父母为他取名“华丰”，寄托的不仅是小家的希望，也是对这个时代的希望。希望家与国同样有宁静的日子，丰收的日子，希望的日子。而彼时的中国，却是积弱贫困，甚至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来，日本铁蹄踏入中原。中国正处在全民抗日之中，湖南乡下的三塘铺松山村，虽然还远离战火，但同样不安宁，人民担忧着时局，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肖华丰的童年命运也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1944年，湖南已成为抗日的主战场，日本人在东北长驱直入，在中原横冲直撞，唯独进入湖南受到了最顽强的抵抗——长沙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会战，湘人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让日本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湖南人的血性与刚毅，在家国危难之际，放出极大的光辉。所以，四岁之前的肖华丰，还算平安。

1944年，日本人进入湘乡，进入永丰，五岁的肖华丰不得不跟着父母躲日本，那种东躲西藏，时而离家躲进山上，时而回家取点吃食的生活，让他幼小的心灵充满了对日本的仇恨、战争的厌恶、和平的向往。

好在只过了一年，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国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湖南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松山村的肖家也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他父母松了一口气，立即把肖华丰送进了学校，那时他刚刚六岁。

湖南人爱送子弟读书，双峰人更甚，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子民，秉承读书是人生最好的选择这一理义，即使是再贫困的人家，也会送孩子扫盲。乡里人把不认字的人称为“光眼瞎子”。可见人们对知识的重视。在人们看来，如果一个人不识字，来到世上，虽然眼光脚健，也不过是另一种意义的“瞎子”罢了。

何况肖家呢，在当地还算富裕人家。

肖华丰很珍惜这样的机会，毕竟不要东躲西藏了，无论是早春二月还是数九寒冬，他总是起得很早，从不恋床，起床就背书。父母常常跟他讲一些朴素的道理，比如说肖家能有几亩田，生活还能自足，是几代人勤劳的结果，所以一个人一定要勤劳。稍大，父母又跟他说，日本人侵略中国，是因为中国太贫弱了。

肖华丰幼小的心灵中，从此烙下一个朴素的概念：一个人一定要勤劳。这个理念也伴随着他一生。

此后，虽然发生了国共内战，但三塘铺乡下还算安宁，除了1949年，在他老家不远的青树坪发生了一场大战之外，双峰境内基本上没有战火。那一场大战之后，十岁的肖华丰对***解放军充满了无比的敬意和好感。整个村子都在传说，解放军进入永丰街上后，睡在和塘街，向老百姓借门板、稻草当铺盖，第二天要走了，留下一部分人，专门把门板，稻草送还给居民。这一拨走了，那一拨来了，都是一样有借有还，秋毫无犯。

肖华丰听着父亲和乡亲们津津乐道地说些解放军的事情，他天真的地问他父亲，以后自己想当解放军行不行。他父亲笑了，夸他有志气。

一位哲学家说：“凡是童年留下的印象，会影响人的一生。”

肖华丰对于勤劳的理解，对于解放军****敬佩，奠定了他人生的努力的方向。

全国解放了，肖华丰终于可以安宁地读书了。

美好的生活开始了。当然，这只是一个孩子的想像，只是他对未来的寄托和希望。生活的艰难与事物的纷繁，毕竟是他那个年龄无法理解的。

1950年土改，肖家六口人，拥有九亩田土，被划为地主。后来又开始对土改政策纠错，改划为小土地（意即拥有小量地土的经营者）。

这个成份的划分，肖华丰并没有懂得这其中的意义。他仍然读书，1952年初小毕业，考上单家完小。1954年高小毕业，考入双峰县第二初级中学。

读书是快乐的，唯一让肖华丰感到为难的是，初中三年，家里的日子越过越苦。1957年初中毕业后，尽管他父母想送他上高中，可是实在无能为力。

十五岁的肖华丰回家当了一名农民。

但是，毕竟那个时候的文化人太少了，初中生是知识分子了。社会主义建设也需要一大批有知识的青年，于是机会来了，1958年，他被推荐到县水利局当雇员。所谓雇员，是水利局的员工，又与正式的员工有所区别。这年冬天，他去紫云观水库（现群力水库）工程指挥部当施工员。

也就在这年冬天，19岁的肖华丰参加了共青团，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

虽然还不是正式干部，肖华丰很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当施工员要懂技术，于是，开工时，他向老技术员学习，闲时，他就啃起专业书籍。

很快，他就进入了角色，得到了领导的好评。这个勤学肯干的青年被县农村工作部的领导看中。当时的领导想把他培养成一名优秀的技术干部，毕竟那时候缺乏的是人才啊。

1960年，肖华丰得到了一个好消息，他被县农村工作部保送去邵阳地区农业专科学校读书。得知消息的肖华丰流出了幸福的眼泪。读书深造是他做梦都想的事，现在，幸福真是来得太突然了。在离开双峰去学校报到头一天晚上，他在笔记本上写了这么一段话勉励自己：

红心永向党，恩情永不忘，立志学本领，报效吾家乡。

人生的转折点开始了。来到学校的肖华丰一头扎进了知识的海洋，他想，自己一定要把农业知识学透，当一名新社会顶尖的农业专家。他起得早睡得迟，成为了最勤奋的学生。如果人生的列车驶在时代的正常的轨迹上，肖华丰的人生也许是另外一番色彩，但是，每一个人都是弱小的，在时代大局面前，人生的起起伏伏，不由自己决定。入学大半年后，他的父亲过世了。

如果说他努力工作，是为了让父亲欣慰，那么，在学校奋发求学，更是想让父亲看到他今后有出息。学业未成，父亲却走了。

父亲离世，不仅是他个人的悲伤，也是时代之殇。在那个叫“过苦日子”的三年困难时期，有多少人上午还活得好好的，下午就走了。有多少人请了画师给自己画个相，因为不知道哪天会倒下——不是因为别的，是实在没有东西可吃。他们都是饿死的。

肖华丰大哭一场，处在那个时代，他当然不可能先知先觉——没有饭吃，不仅因为自然灾害，还重要的是过份地约束生产力发展的土地政策——他朴素地想：缺衣少食，除了客观因素外，就是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

为了让更多的人吃饭肚子，为了让国家的农业生产跨入世界先进行列，我要发奋学习，我要成为专业的农艺师。父亲离世带给肖华丰不止是悲痛，更是一种更强的使命感和责任心。

当他在知识的海洋里畅游，做梦都想成为一名农学专家的时候，又一个惊人的消息击溃了他——邵阳地区农业专科学校停办！

为什么停办？

没有人能够回答他。

如果说父亲的离去是他人生中最大的打击，那么学校停办，则是对他人生理想追求的一次毁灭。学校停办后，学生回家全部参加农业生产。也就是说，他从一个大学生变成了一个农民。如果不去读书，他至少还是县水利局的雇员，而现在，他连雇员都不是了。二十三岁的肖华丰，从十九岁离开松山村到水利局上班，再到推荐上大学，短短四年时间，他经历了多少希望与期待，但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很虚幻，他再一次回到了松山，回到了生他养他的故园，回到了同父母一样的生活模式——脸朝黄土背朝天。

生活是残酷的，但残酷会让人变得理智和清醒，变得坚强与自立。从此，他成了家中的主心骨。领着妹妹早出晚归，努力挣工分。但是，再努力还是养不活全家，他带着妹妹开荒，种上蔬菜，粮不够瓜果代。但还是苦如黄莲。于是，他买来工具，自学理发……总之，为了这个家能够吃饭，他使尽了浑身解数。

命运并没有眷顾他家，他二姐离了婚，远嫁绥宁。农闲时节，挑剃头担子，他近走周围乡村，远到邵东涟源，一个农学院的高材生，此时成了走村串巷的理发匠。他本来是自学的，原来在本队理发并不收钱，只是练技术。现在，四处奔波挣钱。每到一处，有人理发，他就象对待艺术品一样精雕细剪。理完，人家一照镜子，说：“小师傅，你的手艺不错啊。”

肖华丰开心地笑了。

手艺越来越好，生意也越做越宽。

当时，还有一些人没钱理发，肖华丰就念起了灵活的生意经——可以赊欠，秋后再用粮食抵。想不到这一招让他生意大火。1963年秋天，他竟然收了3000多斤粮食。

是年松山村大旱，颗粒无收，而这3000多斤粮食救了全家的命。村人们说：还是要读书。这年冬天，肖华丰也收获了爱情，他结婚了，妻子叫王阳明。

当他放下身段，准备当一辈子农民兼业余理发师的时候，事情又起了变化。 

1964年元月，组织恢复了他的工作，让他去县农业局报到，然后分配他去花门农技站当技术员。那一刻，他哭了。不是有了工作哭了，而是为学农出身又能为农服务而高兴，喜极而泣。

多少年了，终于能够学以致用。他一头扎进了花门，指导大家科学种田。

时局在变，他本来想当一名农村专家，可那个时代政治运动不断。干不到一年，他被抽去搞四清和社教，一会儿去邵阳，一会儿去洞口，差不多三年时间，他来来回回在几个县转来转去。但是，他怀着对党无比真诚的态度，像一颗镙丝钉一样，党把他安排在哪一个位置，他就坚守岗位，尽职尽责。

1966年，他才算安定下来，回到花门农技站，修起了一栋平房，农技站有了办公房，自己也有了一个窝。1969年，他先是调到县农林牧站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再调到甘棠区农技站工作。从恢复工作的1964年算起，到1969年，肖华丰几乎是不断被抽调，这次要他去甘棠，他跟领导提了一个要求：能不能让我在甘棠多干几年？领导不理解他的意思，说很多人只能蹲在城里，不愿下乡，你怎么要求呆在乡下？

肖华丰说：“调来调去，无心干工作，你让我呆在一个地方，我才可以干点名堂出来。”领导听了，哈哈大笑，说：“原来是这层意思，好样的，你愿干多久就干这久。我尊重你的意见。”

肖华丰说的是真话，干农技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做一项实验，起码半年，还要天天守在田间地头，观察记录，一季还不行，还得两季三季，认准了才可以推广。东一榔头西一锤子，他早就讨厌了这种生活方式，所以，呆久一点，干出一点成绩来，确是他发乎内心的真实想法。

一切白手起家，在花门他还建了个窝，到甘棠，他窝都没有一个。他不是站长，只是一个普通的技术员。好在他对生活的要求并不高，有个地方睡就行。他基本扑在乡下，扑在生产队，扑在田间地头。回到站里，仅仅睡个觉而已。

在当时的农村，农民对懂技术的农技干部相当尊敬，因为实在吃不饱，那个大队去了个农技员蹲点，当地粮食产量肯定提高，所以，肖华丰苦中有乐。

他从区公所走到蹲点的大队，大半天都走不到。一路上总有人拦住他，这个叫他看看最近禾苗为什么总是不肯长，那个问他禾苗蔫了，应该治什么虫。

甘棠的山山水水他都走遍了。他手把手教会大家浸种育秧，合理间种；教会了大家防虫治虫。甘棠的老百姓也受了益，每亩单产上去了，饥肠辘辘的肚子渐渐充实些了。农民与这位中年技术员成了好朋友，他们叫他什么的都有——肖干部，肖领导，肖师傅……叫是这么叫，唯独与他没有隔阂，没有把他当成真正的领导，而是把他当成谷神，当成兄弟，当成了粮食稳产增产的定海神针。

甘棠岁月，对年富力强的肖华丰来说，工作辛苦，但幸福快乐，值得回味和留念。他不用担心组织上把他调来调去，可以静心来研究粮食增产课题，走进每一家农户，即使物资那样贫乏，仍然可以喝上乡亲真诚递来的米酒。

肖华丰的科研之路也越走越宽广。他在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方子非常管用，因此，甘棠粮食生产出现了喜人的景象，每产三百斤的生产队，一两年后提高到五百多斤，土地条件好的生产队，甚至每亩七百斤。几年时间，粮食大增产，连山斗漏水田丘的产量也上来了，甘棠区在当时11个区（镇）中，粮食产量独占鳌头。

当时的粮食产量排第一，跟现在的GDP排第一份量相同，甚至更为重要。想想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有什么比吃得饱更有意义呢？

肖华丰是功臣。

党组织不会忘记功臣的。后来，组织把他提拔为农技站副站长。

如果说肖华丰当上甘棠农技站副站长是名至实归的话，那么，当时的党组织则是非常开明，大胆用贤了。

肖华丰一直蒙在鼓里，囿于他的“小土地”出身，他一直是属于“团结对象”，而不是“依靠对象。”也就是说，无论他多么努力，他只是属于可以团结的，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重用的。

好在时代已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打倒“四人帮”后，国家在突破极左路线的禁区。组织上决定对这个作出了贡献的农技专家压更重的担子，所以，1977年10月，破例给他这位“小土地”出身的知识分子提了一级，让他当官了。

放在今天，这不成什么话题。一个副股级干部而已，但是在当年，却是一件很轰动的举措——它表示党的用人路线实事求是了，对知识分子重视了。

当上副站长的肖华丰没有什么变化——他依然是一个技术员，是农民的好兄弟，是实干的知识分子。依然在田间地头，用他学到的新知识新方法教农民科学种田。

知识的力量是无穷的。甘棠农业出现了井喷现象，单产不断上升。

中国大地正在悄然发生变化，知识分子不再是臭老九，一篇宣传陈景润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在神州大地响起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雷。一向以农业生产闻名全省的双峰，也于1977年表彰了第一批专家。

肖华丰光荣地走上了领奖台，戴大红花，他被评为全县“科学标兵。”

接下来，他还被评为“干部标兵”。

然后，他走上更为广阔的舞台，被当时的涟源地委评为“干部标兵”，“农业科技标兵”。

甘棠人怕他走，农民兄弟见了他，问：“你不调走吧？”

肖华丰问：“调到哪里去？”

农民兄弟说：“调到县里去当官啊。”

肖华丰笑笑，说：“我还是喜欢看禾苗，看禾苗踏实。”

当时正是学大寨，干部每月基本上都住村里。肖华丰更乐意，白天工作，晚上住农村，那时交通落后，走路基本靠腿，宣传基本靠吼。他觉得每天走来走去花时间。除了开会，学习，他才回站里。

住在农民家，他每月按时交伙食费，农民兄弟哪肯收，但肖华丰在这点上很执拗，你一定得收下。

无论是在花门还是在甘棠，他都如此。

1979年的一天，组织找他谈话，要再提拔他。

组织上也跟他明说：“有一个烂摊子，组织信任你，派你去把这个单位搞好。”

这个烂摊子就是县原种场。

县原种场于1954年建场，时称双峰县国营农场，是隶属县农业局的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单位，全场有水田500多亩，池塘100多亩，工人90个，干部七八个。下设3个农业队、1个农机队。主要任务是搞水稻的良种生产、原种繁育、杂交制种及畜牧水产等多种经营的良种繁殖。上世纪60年代改名为双峰县农科所，1978年底分设为双峰县农科所、双峰县原种场。农科所只划38亩水田搞科研，其他土地全部归属原种场

原种场从建场以来24年，年年亏损。

亏损到什么地步呢？就是全场干部职工全年的工资总额只要五万多元，但每年亏损六万多元。

领导不无心焦地对肖华丰说：“这个单位，他们不干事，我们只要发五万多工资，他们干事，还要多发一万多。烂透了啊，你去，要把局面扭转过来。”

肖华丰有很强的党性，只提了个要求：“我去试试吧，不过，请组织一定要支持我。” 

1979年2月，肖华丰从甘棠区农技站副站长调双峰县原种场任党支部副书记（缺党支部书记）兼场长，主持全面工作。

走马上任，摆在他面前的情况是：人心涣散，工资欠发，生产无计划，工作无安排，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一无所有，全场干部工人无所事事。

工人们第一个要求是发工资。

肖华丰向县财政借了一万元，发了拖欠工人的工资，买了一些急需的生产资料，生产上作了短安排。

局面暂时安定下来。如何组织生产，如何科学种田，这些肖华丰都有把握。组织上也是看中了这点，才调他来的。

但是，肖华丰看到了问题的结症——这个单位治标是没有用的，只有治本。也就是说，要换一种管理方式，从根本上调动工人们的积极性，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真是举步维艰。经过深人细致的调查研究，他对县原种场经营管理的弊端和改革思想渐渐清晰起来。他认为原种场最大的弊端是“半死半活”的管理机制。

他准备痛下决心砸烂这种捧着铁饭碗呷大锅饭的管理体制。

他向原种场党支部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方案：

总工资到队，评工计分到人，保留级差工资，预留10％，超产全奖，减产最多只罚预留工资，“总工资到队”是把场部经营管理的权力下放到队，一个核算单位变为4个核算单位，即大锅饭变为小锅饭，“评工记分到人”是把铁饭碗变成泥饭碗，“保留级差工资”是照顾骨干工人的利益，“预留10％是工人要承担经营风险10％。

出乎意料的是，支部会竟然完全同意他的改革方案。然后又扩大到全体国家干部来讨论，也获得了一致通过。

肖华丰舒了一口气。看来群众也不是不想干事，而是这种窒息人们积极性的管理体制压抑了大家的积极性。

穷则思变，他们需要的是有一个领头人来带领他们冲破这牢笼般的制度。

群众通过了，还得上级同意。

方案上报农业局、农委、财政局、财委和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主管领导后，下发全场每一个干部和工人。1979年4月正式实施改革方案。实施的第一步是4月份发工资时，按改革方案只发90％，场部预留了10％，加上评工记分到人，拉开了工人与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

愿意思变是群众的心愿，但一旦拉开差距，群众又有了意见。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长期以来习惯了平均主义的惯性思维作怪。

肖华丰想，有意见归意见，也许习惯了就好，但是，不知怎的，最后发展到5月1日全场工人大罢工。

**虽已结束，但**的流毒仍然没有完全扫清，各种政治口号威力甚大，一句“反对对工人管卡压”，就足以让肖华丰掉乌纱帽。

他遇到了参加工作以来最大的困难。

是进还是退？两条路摆在他面前，进有压力、有风险，甚至有危险，虽有全国科学大会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但是上级没有具体政策，兄弟县没有榜样。他向上级单位和领导请示、汇报，都没有具体答复，甚至还有不少好心人提醒他注意安全，慢走一步，原种场的工人都是些街边上人，社会关系千丝万缕，确实不好惹。

后退是没有希望的，他下定决心，只进不退，坚持到底。

1979年7月，为了加强原种场的领导力量，组织派贺世民同志来原种场担任党支部书记。很快到了秋收季节，双峰县原种场获得了全面丰收，比上年产值增长120％，效益由亏6万多元转为盈利1万多元，摘掉了建场24年的亏损帽子。生产水稻原种25万斤，占涟源地区当年水稻原种总产量的三分之二。特别是三系杂交水稻制种210亩，亩产杂交种子183斤，在涟源地区、湖南省都算是高水平的。当时杂交水稻种子与商品粮稻谷的比价是1：15，亩产杂交水稻种子183斤，相当于亩产商品粮稻谷2745斤，加上每亩制种田还有恢复系种子200多斤，每亩产量计算商品粮稻谷要上3000斤。此外，还摸索出一套完整的高产技术，为双峰后来杂交水稻的大发展，打下了种子生产的技术基础。

改革成功了，全场一片欢呼雀跃。

不过，改革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欢呼雀跃。

按年初的经营管理方案兑现奖励，工人收人平均增加了50％。工人是按工分多少分到人，差别就大了，多的发了300多元，少的只有几十元，还有3人没有奖金，这下矛盾就大了，少数人向县委、县政府告状说双峰县原种场年终滥发奖金，搞经济主义，甚至上纲上线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给场领导扣上“变相贪污”“私分”等帽子。

上级很重视，组织一个5人工作组进驻原种场，名目是检査年终滥发奖金。

肖华丰无所畏惧。他说：“这不是滥发奖金，而是兑现年初的经营管理方案。”

工作组说：“方案虽然上报了农业局、财政局、农委、财委、县委、县政府及有关领导，但都没有批复。”

肖华丰说：“根据县委有关文件精神：下级向上级请示汇报工作，15天没有批复视为有效，所以我把年初的经营管理方案视为有效方案而执行、落实、兑现。原种场搞的是场长责任制，我是场长，如果有问题，就请处分我，所有的问题我一人承担。”

工作组同志的思想还算比较解放，听了汇报，又全面清查了账务，亲眼看到了广大职工干部的喜悦心情，最后表态：县原种场思想解放，胆子很大，指挥科学，成效显著，账目清楚，奖罚兑现，有功无过，值得推广。

此事才算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1980年，肖华丰的步子迈得更大，他要搞联产承包制。

这个风险可谓大矣。在管理体制上的小改革，上级还可以默许，但联产承包，上级没有精神，甚至在1979年下发的县委文件中都有“要纠正把生产队由大变小的错误做法，要维护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

也就是说，连县委都认为联产承包是一种错误行为。

最后，肖华丰和书记贺世民商量：两人承担政治风险，实事求是，让事实来检验对与错。

事实胜于雄辩。

原种场出现了神奇的变化。

当时的县委仍然在各种大小会议，反复强调不能搞联产承包，这也不能怪县委，他们是传达省委精神，不过，改革东风浩浩荡荡，组织没有像**一样的采取简单的“斗垮批臭”手段来整人。

也就是说，原种场的改革虽然不符政策，但没有被打压。这里面有着复杂的背景。

其一，确实符合民心。俗话说，民不告，官不理。既然原种场的干部职工一致拥护，而且确实效果好，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默许。

其二，肖华丰身上的光环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双峰原种场取得的成绩得到了国家农垦总局的认可。总局认为双峰经验值得推广。1980年，肖华丰又被湖南省人民政府授予“湖南省农业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1980年8月，组织升任他为县农业局副局长。在离开原种场时，他写下这样几句诗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当年岁月何曾忘，每日劳作仍饥荒，春雷一声变旧策，喜看人人有余粮。

到了新的工作岗位，他仍然象过去一样，爱读书爱下田，在当时全地区组织的农业理论考试中，700多人参考。他竟然两次考试都是第一名。而且这个第一名是满分。于是，一个在邵阳农学院没毕业的专科生，破例晋升为农艺师。

1984年，他再升一级，任花门区委书记。这期间，花门的各项工作在各县11个乡镇又排在第一。

1985年5月，肖华丰被选为双峰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他走上了更高的领导岗位，同时，他觉得自己肩负的责任更大。 

肖华丰说，我是学农的，热爱土地，热爱庄稼。我喜欢走在乡下，用一句诗来形容就是：但愿耕耘亩陇中，尤爱沃土行不足。

当了副县长，又是分管农业，他大量的时间就是下乡。在工作中，他发现了一个制约双峰中西部农业生产发展的不利条件——这就是水。

由于行政区划的原因，处于下游的双峰县有四座水库在邵东县境内。这四座水库非同少可，控制着双峰二十万良田的水源。

1986年，大旱，有史以来特别干旱的一年。

他可以调动劳力抗旱，却奈何不了长达一百多天的天干，20万亩良田几乎干裂成沙漠。虽然上游不断地放水，但堤坝漏水，中途截水，使有限的水资源还没流到半路就断流了。

必须改变这一现象！

肖华丰果断地向政府提议，一是加强引水渠的改造，二是建立科学的灌溉系统，不如此，就会年年抗旱。

他的建议很快被采纳。引渠工程当年立项，当年动工，对一条32公里长的引水渠进行彻底改造，全面提质。在这个基础上，实行了科学调度的灌溉方式，做到了远近均等受益。

二十万亩良田，终于不缺水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那些年，双峰农业在全地区五个县市中一直名列前茅。

他在副县长的位置一直干了四年，走遍了双峰的每一个村庄，参与和见证了双峰农业的不断壮大和发展。

19***夏，组织调他去娄底地区农科所任副所长，因农科所前身是邵阳地区农科所，地址在邵东县。于是他积极奔走，说服当时的地委主要领导，又多方协调关系，把农科所正式从邵东境内迁入娄底市关家脑，让娄底的农研干部真正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娄底地盘有了正规的农业科研机构。

1991年4月，回任双峰县人民政府助理调研员，直至1999年退休。在这期间，他分管林业、畜牧水产，多种经营等工作。

在其位谋其政，对于畜牧业，多种经营如何产生效益，他进入了深入的调查研究。

调查的结果，让他感到了震惊：双峰是传统农业大县，连续四年每产过吨，但是，种田并不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粮食生产效益低下，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产生的结果是——高产穷县。

肖华丰不得不思考这个问题。

有一天夜深了，他还在办公室加班，他正在撰写调研报告。他在纸下写下了自己的基本观点：

家庭联产承包制，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人们的温饱基本得到了解决。物以稀为贵，当粮食不再成一种紧缺商品时，价格就回落。

从缺衣少食到挑精选肥，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从吃饱向吃好发展，所以，畜牧业的发展是一个方向。

双峰有养猪大县之称，渔业也有雄厚的基础，大力发展养殖业，是调整双峰经济结构，增加农民收入的必由之路。

他看了看草拟的提纲，然后疾笔而书，一直写得深夜两点，值班的工作人员以为他没有关灯，后来又听到里面有声响，敲开门，见到还在工作的肖华丰，说：“领导，都凌晨三点了啊。”

肖华丰笑笑，说：“今晚我不回去了，就在沙发上睡，太兴奋了，我还要写。”

很快，他向政府提交了他的调查报告。

在讨论会上，他说：“1990年，全县人平产粮561公斤，比全区平均水平高201公斤，高出55.8％。而全县人平财政收入却比全区的平均水平低11.7%。人平储蓄比全区的平均水平低15．1％，因此实现粮食转化增值就成了稳定粮食生产和发展农业经济的突出问题。”

他侃侃而谈，各个经济指标烂熟于心，脱口而出。会议认为：他的调查报告立论正确，符合实际。确定把养殖业摆到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实现富民强县的龙头位置来抓。

在他的推动下，县委、县政府决定组织专门班子负责工作协调，制订发展规划，逐年组织实施，并把畜牧业的发展纳入乡镇的工作目标，与乡镇签订责任书。每年年终考核评奖，在全县“丰收杯”竞赛中专门设有“畜牧杯”单项奖。对涉及养殖、生产、加工的重点项目基地、重点项目，实行主要领导分工负责抓。把养殖生产形成的地方性收入同乡级财政紧密挂钩，充分调动乡镇发展养殖业的积极性。同时，县委、县政府制订了相应的扶植政策，譬如，对养殖大户提供资金上的支持和生产场地的便利等。各乡镇对养殖生产高度重视，做到了思想上有高度，领导上有班子，发展上有规划，工作上有措施，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全县养殖业的发展，特别是牲猪生产做到了一年上一个台阶。 1992年牲猪为74万头，1994年就达到了128万头。

在大力发展养猪的同时，他还狠抓品种改造，将土猪改为杂交猪。改良喂养方式，将熟食改为生食。提高生存率，将治病为主改为防疫为主。加强服务体系建设，从饲料生产到生猪加工，形成一体化链条。

之后，他撰写了《双峰大力发展养殖业》的经验材料，得到当时地委书记的专门批示，在全区推广双峰经验。

1999年，肖华丰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成为了一个退休干部。

他爱上了锻炼身体。

他出生时，中国农村生产力普遍低下，虽说自己家有几亩薄田，仅仅可以糊口而已，所以，童年常常缺衣少食；参加工作后，他又是拼命三郎，长期超负荷的工作，让他患有多种疾病。采访他时，他已中风，连锻炼都只能做些简单的室内运动了。

一生劳累，但他无悔。他说，他最喜欢保尔柯察金的名言。回首往事，自己没有虚度。

是的，肖华丰是新中国诞生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知识分子，他有着浓厚的家国情怀。爱党爱国，尽心尽力。他把自己对父母的爱，对家乡的爱，转化成对这片土地的爱，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抒写了一曲书生报国的人生之歌，动人之歌。

 稻菽泛起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正是有无数这样的耕耘者，大地才丰收，人间才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