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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与宋学精神

（中国哲学新思丛书）

作者：李存山

ISBN：978-7-300-27082-1

定价：39.80

出版日期：2019-07-15

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改革科举、兴办学校、砥砺士风、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经济和军事等领域。虽然其整饬吏治仅及一年就夭折了，但其改革科举、兴办学校、砥砺士风、培养人才则对以后宋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范仲淹门下多延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等皆与之从游。庆历之际，学统四起。三苏的蜀学、王安石的新学、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和二程的洛学等，都与范仲淹及庆历新政有着密切的关系。宋儒的“内圣”与“外王”是相贯通的。南宋理学时代，与其称为“后王安石时代”，不如称为“后范仲淹时代”。

“开创宋学精神的第一人物”

钱穆先生论两宋学术云：“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革新政令，其事至荆公而止；创通经义，其业至晦庵而遂。而书院讲学，则其风至明末之东林而始竭。” 此处所说的“两端”，亦有体有用，即以“经义”为体，以“政令”为用；“书院”者，即教授此“明体达用”之学也。

《宋元学案》托始于“安定学案”，安定（胡瑗）“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其教人之法，科条纤悉具备，立经义、治事二斋”。其“经义”即体也，其“治事”则用也。按安定门下高弟刘彝所说：“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宋元学案·安定学案》）此种治学精神的确立，以及宋代书院的兴起，实本之于范仲淹。宋学精神中的“革新政令”，其事至荆公（王安石）而止，其亦创自范仲淹。

《宋元学案·序录》云：“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又云：“晦翁推原学术，安定、泰山而外，高平范魏公其一也。高平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钱穆先生亦云：“言宋学之兴，必推本于安定、泰山，盖至是而师道立，学者兴，乃为宋学先河。”泰山（孙复）门下有徂徕（石介），后世尊称安定、泰山、徂徕为“宋初三先生”。此“宋初三先生”与范仲淹的关系，亦如钱穆先生所说：“安定同时有范仲淹希文，即聘安定为苏州教授者。泰山孙明复亦希文在睢阳掌学时所激厉索游孙秀才也。安定、泰山、徂徕三人，既先后游希文门，而江西李泰伯，希文知润县，亦罗致教授郡学。”观此可知，高平（范仲淹，字希文）并非“安定、泰山而外”的另一支，“宋初三先生”能为宋学之先河，实得力于范仲淹的延聘、推荐和激励。李泰伯（觏）之学，与王安石有相近处，亦得到范仲淹的奖掖提携。王安石在为范仲淹所作祭文中，称其为“一世之师”（《王安石全集》卷八十五《祭范颍州文》）。

《宋史·范仲淹传》云：“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尝推其奉以食四方游士，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欧阳修在范仲淹遭罢贬时即慨然指出：“希文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班行中无与比者，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范文正公集·年谱》，又见《居士外集》卷十七《与高司谏书》，其中“立朝有本末”相当于说“立朝有体用”，胡瑗的“明体达用”思想本之于范仲淹。）吕中有谓：“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宋大事记讲义》卷十）朱熹亦称赞范仲淹：“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范文正公集》附录《诸贤赞颂论疏》）“范文正杰出之才”，“至范文正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本朝道学之盛……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朱子语类》卷一二九）。由以上所引可知，范仲淹实为开创宋学精神的第一人物。

范仲淹生于宋太宗端拱二年（公元9***），卒于宋仁宗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他的一生与庆历新政密切联系在一起。

范仲淹生在徐州，两岁丧父，母贫无所依，改嫁长山（今属山东邹平）朱氏，范仲淹从姓朱，名说（读为“悦”）。“朱说”这个名字一直用到他二十七岁登进士第以后，至二十九岁始复范姓。他二十一岁时寄居在长白山醴泉寺（今山东邹平南）刻苦读书，二十三岁时询知身世来历，感愤自立，佩琴剑径趋南都（今河南商丘），走时与母相约，“期十年登第来迎亲”。范仲淹在南都，“入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其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范文正公集·年谱》），“冬夜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宋史·范仲淹传》）。如此苦学五年，“大通六经之旨，为文章论说，必本于仁义孝弟忠信”。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范仲淹登进士第，作诗云：“长白一寒儒，名登二纪余。……乡人莫相羡，教子读诗书。”（《范文正公集·年谱》）

欧阳修在《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并序》中说：“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居士集》卷二十）朱熹也曾说：“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朱子语类》卷一二九）

范仲淹中进士后，调广德军（今安徽广德）任司理参军，“日报具狱，与太守争是非，守数以盛怒临之，公不为屈”，“初广德人未知学，公得名士三人为之师，于是郡人之擢进士第者相继于时”（《范文正公集·年谱》）。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范仲淹迁文林郎，权集庆军（今安徽亳州）。是年，“迎侍母夫人至姑苏，欲还范姓，而族人有难之者，公坚请云：‘止欲归本姓，他无所觊。’始许焉”（《范文正公集·年谱》）。

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范仲淹监管泰州西溪镇（今江苏东台）盐仓，上书言寇准被诬事。是年，范仲淹除兴化（今江苏兴化）令，富弼弱冠来谒，“公识其远，大力教载而激劝之”，后来富弼与范仲淹并为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他在为范仲淹作的祭文中有“昔弱初冠，识公海陵……始未闻道，公实告之。未知学文，公实教之”（《范文正公集·年谱》）云云。

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范仲淹迁大理寺丞；翌年，作《奏上时务书》（见《范文正公集》卷七），这是他以后一系列上书举新政的开始。书中首言“救文弊”：臣闻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故文章之薄，则为君子之忧；风化其坏，则为来者之资。惟圣帝明王，文质相救，在乎己，不在乎人。《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亦此之谓也。伏望圣慈与大臣，议文章之道，师虞夏之风。况我圣朝千载而会，惜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细。然文章之列，何代无人？盖时之所尚，何能独变？大君有命，孰不风从？可敦谕词臣，兴复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于台阁，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也，天下幸甚。范仲淹的“救文弊”思想，是对唐代韩愈、柳宗元所倡古文运动的继承和发展。正如范仲淹所说，“文章”事关“风化”，唐宋间文风的变革是与当时复兴儒学的思潮息息相关的。

宋代不仅有文之弊，而且有武之失，故范仲淹次言“复武举”，提出：“圣人之有天下也，文经之，武纬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他在宋初天下承平之时，已深见其武备缺失、四夷为患的危机：“今天下休兵余二十载，昔之战者，今已老矣；今之少者，未知战事。人不知战，国不虑危，岂圣人之意哉？而况守在四夷，不可不虑，古来和好，鲜克始终。”因此，他主张“复唐之武举，则英雄之辈，愿在彀中，此圣人居安虑危之备”。

范仲淹所言还有“重三馆之选，赏直谏之臣，及革赏延之弊”等。他强调“先王建官，共理天下，必以贤俊授任，不以爵禄为恩”，因此，朝廷应以科举取士，革除将官职“赏延”给大臣子弟的弊端。“革赏延之弊”，意在为士人通过科举而进入权力机构提供更多的机会。他指出当时由于科举竞争的激烈，败坏了士人的学风：修辞者不求大才，明经者不问大旨。师道既废，文风益浇；诏令虽繁，何以戒劝？士无廉让，职此之由，其源未澄，欲波之清，臣未之信也。傥国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乱于上，风坏于下，恐非国家之福也。范仲淹是把士人的学风，即士人是否能够继承儒家的师道、认明儒经之大旨、掌握治世之大才，作为国家的治乱之源；而此源头的澄清，又在于国家取士制度的改革和吏治的清明。这一精神一直贯彻到庆历新政中，可以说是庆历新政的灵魂之所在；亦职此之故，庆历新政不仅关乎宋代的“革新政令”，而且更关乎宋代的“创通经义”。

在君主集权的制度下，国家的治乱之源实在于“君心”的正与不正。孟子对此有明确的认识，故云“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宋儒程、朱对此亦有明确的认识，如程颐所说：“天下之治乱系乎人君仁不仁耳……格其非心，使无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河南程氏外书》卷六）朱熹也说：“使二先生（横渠、明道）得君，却自君心上为之，正要大家商量，以此为根本。君心既正，他日虽欲自为，亦不可。”（《朱子语类》卷一三）范仲淹当时还不可能把这一点明确地表述出来，但他提出“赏直谏之臣”，“舍一心之私，从万人之望”，“不以谤议为嫌，当以治乱为意”，却也正是针对“君心”而发。他奉劝君主“用人之议，不以远大为迂说，不以浅末为急务”，“临万几之事，而不敢独断”，“纳群臣之言，而不敢偏听”。他尤其劝诫君主不要被佞臣所蒙蔽，认为“奸邪之凶，甚于夷狄之患”。范仲淹所告诫君主的，也正是他最担心的，而以后庆历新政的夭折，其原因恰恰是宋仁宗没有听从范仲淹的告诫。

范仲淹在《奏上时务书》中还提到“少度僧尼，不兴土木”，这显示了他“排斥释老”的立场。范仲淹作有《四民诗》（见《范文正公集》卷一），其中有云：“禆灶方激扬，孔子甘寂默。六经无光辉，反如日月蚀。大道岂复兴，此弊何时抑？”“可甚佛老徒，不取慈俭书。竭我百家产，崇尔一室居。”排斥释老以复兴儒学，这也是韩愈以来新儒学发展的一个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