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圣人观及其时代意义
中华名人在线 2020-02-22 15:58:56 作者:zhhmrzx 来源:

王阳明的圣人观及其时代意义 

 

(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哲学系,湖南 长沙 410000 

 要:王阳明早年在朱子学的引导下寻求成就圣人的理想人格,但“格竹”的失败使他得出“圣贤有分”的结论。“龙场悟道”之后,阳明认识到朱子对圣人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在反思和总结自己的求圣历程,并批判朱子圣人观的基础上,阳明通过“成色分两”和“良知是谓圣”等观点对圣人本质进行了新的诠释和把握。王阳明的圣人观,为儒家的圣人信仰作出了新的论证,也为传统儒家知识分子指引了一条正确的人格修养之路。王阳明对圣人的诠释对我们今天时代如何塑造理想的人格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圣人观;求圣历程;成色分两;良知是谓圣;时代意义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对王阳明的思想和学术有这样的概括和评判,其云:“自姚江指点出‘良知人人现在,一反观而自得’,便人人有个作圣之路。故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1]梨洲在此处何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个中的详情当涉及梨洲对阳明学说的整体了解和把握,但这里所蕴含的基本意旨是清楚的,那就是所谓“作圣”的问题。而作圣的关键或者说基础是什么呢?当然是对圣人本质的认识和把握。所以,梨洲在这里的判定,其核心就在于他对阳明圣人观的理解和认同,否则他也不会作出这样积极的评价。本文从阳明自身的求圣经历出发,对阳明的圣人观进行集中的考察,揭示阳明圣人观在儒家传统中的意义,最后指出阳明的这一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时代如何塑造理想人格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王阳明对“圣人观”的认识 

众所周知,成就圣人的理想人格是儒家自孔子以来最为坚定的信仰,王阳明也不能例外。据《年谱》记载,阳明在少年时期就树立了成就圣贤的理想,认为相较于读书登第,为圣贤才是人生的第一等事。[2]后来,十八岁的阳明在迎亲归途中拜访娄一斋,一斋以“宋儒格物之学”相告,并谓“圣人可学而至”。在一斋的启迪下,阳明“遂深契之”,“始慕圣学”。 [2]可以说,阳明通过一斋,不仅进一步坚定了自己为圣贤的理想,更得到了通往圣贤的方法,即“宋儒格物之学”(主要是朱子的格物之学),并且也坚信“圣人可学而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了后来阳明的“格竹”事件。关于格竹一事,《年谱》在“五年壬子,先生二十一岁,在越”条有如下的记载:

是年为宋儒格物之学。先生始侍龙山公于京师,遍求考亭遗书读之。一日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先生自委圣贤有分,乃随世就辞章之学。[2]

对于阳明来说,格竹一事的重要意义在于他遵循一斋的教诲,实实在在地按照朱子的教法去求为圣贤,希冀实现自己成就圣贤的理想。但是,结果却是失败的,方法与理想之间不能贯通。格竹的失败使阳明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那就是“自委圣贤有分”,即圣凡有别,或者说是“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2]此时,阳明当然不会去怀疑圣贤的价值和意义,也不曾去怀疑朱子的格物理论,反而是认为自己的“力量”不够,达不到朱子所谓格物的要求,做不了圣贤。后来,当已经二十七岁的阳明读到朱子《上宋光宗疏》中“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的内容时,调整自己的为学方式,但“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也”,“沉郁既久,旧疾复作”,结果是“益委圣贤有分。”[2]显然,阳明两次直接遵循朱子的方法求为圣贤,所得出的结果是一样的,都是发现“圣贤有分”,“圣贤是做不得的”。正是在苦苦寻求通往圣贤的方法而不断受挫的情况下,阳明才不断转向辞章之学和仙佛二教,寻求精神世界新的安顿。但阳明终究是孔门中人,早年的立为圣人之志已深深扎根于他的精神世界,成就儒家圣贤的愿望才是他的终极理想。但是,对于阳明来说,有理想的存在,却找不到通往圣贤的途径,这一矛盾推动阳明不断探索二者之间贯通的桥梁,寻求矛盾的解决。而这一矛盾的彻底解决就有赖于后来的“龙场悟道”的发生。

众所周知,“龙场悟道”的直接结论是阳明发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2]这一结论的意义何在?论者一般都会把“心即理”等哲学思想作为探讨的主要内容,此亦无可厚非。不过,如果从阳明自身的求道历程,以及这里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来审视的话,那么,明显的是,阳明通过龙场悟道所获得的是通往圣贤理想的康庄大道,或者说是阳明找到了成就圣贤的“方便法门”,成就圣贤的“大头脑”。而这一“方便法门”、“大头脑”的关键或者说基础显然就在于阳明对圣人的本质有了与以往,特别是朱子不同的理解和把握。

    朱子的“圣人观”,典型地反映在如下的两段话中:“圣贤无所不通,无所不能,……圣人教人要博学。”[3] “圣主于德,固不在多能,然圣人未有不能多能者。”[3]显然,朱子这种圣人观是和他的哲学立场一致的。就朱子主张一草一木皆含至理,故需格尽天下之物之理以达豁然贯通的理想来看,他当然认为圣人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即天下“无不晓事情底圣贤,亦无不通变底圣贤”。但阳明正是在遵循朱子这一理论和教法的基础上求为圣贤之道,结果却是发现“圣贤有分”,“圣贤是做不得的”。尽管当时的阳明并没有怀疑朱子的理论,而是反思自己的不足,但这显然是与传统儒家信仰中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的观点相矛盾的。在龙场悟道之后,阳明最终发现自己早年求为圣贤的失败是指导自己的思想错了,即他所遵循的朱子的理论和教法有偏差。而反映在圣人的问题上,就是说朱子的圣人观是对圣人本质的误解和歪曲。阳明对朱子圣人观的批判直接反映在他关于《论语》中“子入太庙,每事问”(《八佾》)的讨论中,他认为圣人只知个天理,只是能个天理,对于礼乐名物,不必尽知;虽不知,可以问,故便可知道。[2]如果说在朱子的视野里所谓圣人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是指圣人由于“博学”所获得的外在性的知识上的广博的话,那么阳明显然不同意这样的理解。在阳明看来,圣人所谓的无所不知和无所不能只能在“天理”的角度获得其意义,天理才是圣人的本质。按照阳明一贯的说法,天理是至善的,“无一毫人欲之私” [2]“纯乎天理之心,”[2]发于事父、事君之上,便是孝、忠。那么天理相对于私欲,自然可以理解为一“纯度”的问题。这样,圣人的本质也可以从“纯度”的角度加以理解和诠释。

二、王阳明理想人格自我实现的途径

    阳明从“纯度”的视角去把握圣人的本质,集中体现在他著名的“成色分两”学说中。《传习录》有载云:

希渊问:“圣人可学而至,然伯夷、伊尹于孔子才力终不同,其同谓之圣者安在?”先生曰:“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然圣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尧 、舜犹万镒,文王、孔子为九千镒,禹、汤、武王犹七八千镒,伯夷、伊尹犹四五千镒。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犹分两虽不同,而足色则同,皆可谓之精金。……盖所以为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两;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2]

德章曰:“闻先生以精金喻圣,以分两喻圣人之分量,以锻炼喻学者之工夫,最为深切。惟谓尧、舜为万镒,孔子为九千镒,疑未安。”先生曰:“此又是躯壳上起念,故替圣人争分两。……所以谓之圣,只论精一,不论多寡。只要此心纯乎天理处同,便同谓之圣。若是力量气魄,如何尽同得!后儒只在分两上较量,所以流入功利。……”[2]

这两段就是阳明著名的“成色分两”说。阳明通过这一学说对他的圣人观作了详尽的阐述。就弟子所问来看,伯夷、伊尹与孔子的“才力”是不同的,但他们都被视为圣人,其原因何在?在阳明看来,圣人的本质在于其内心的纯乎天理,无人欲之杂,而不在于才力的大小,知识的多寡。这就好比金子之谓金子,在于其成色之足,无铜铅之杂,而不在于其分两轻重一样。人只要做到内心道德的纯正,合乎天理,无论其才力的高低,地位的贵贱,都可以说是圣人。这正如金子一样,无论是一两还是万镒,只要足色,都是完满的金子,其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历史上的诸圣贤,其才力确有高下大小的不同,然此不同并不决定他们为圣的本质,才力并不是构成圣人本质的必要条件。圣人的本质,只在“精一”,不在“多寡”,这才是“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真实意涵,本质所在。

这里,阳明批判了那种以数量化的“多识多能”去把握圣人的本质,并由此要求人们将所有知识逐一理会,达至与圣人相似的“多识多能”的观点。这样的圣人观就可能使人们不去做内心合乎天理的功夫,而只是一味在外在的名物度数、知识多寡上计较,所谓“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最终却“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人力愈多而天理愈蔽”。这就像人们在炼金过程中不知道从纯度上下功夫,而只是一味追求分两万镒之重,“锡、铅、铜、铁杂然而投”,结果自然是“分两愈增而成色愈下,既其梢末,无复有金矣”。

    在此处,阳明指出所谓圣人的“无所不能”、“无所不知”都是从天理的角度来说的,而并不是那些外在的名物度数、草木鸟兽。因为就名物度数和鸟兽草木来看,可谓是“不尽其烦”,即使是圣人也不可能尽之。但圣人只要抓住天理这一根本,那么即使那些外在的名物度数不能尽知,也不影响圣人在本质上的完满。同时,阳明也批评后儒好高骛远,强求人所不能,己所不知,却不肯在自己的良知良能上充养,导致越来越远离圣人的根本精神。阳明这些批评显然有针对朱子的意味。

显然,阳明的“成色分两”说与他的求圣历程是内在一致的。阳明早年立志为圣,但在遵循朱子格物教法,通往圣贤之路上的结果却是“圣贤有分”。阳明在龙场悟道之前按照朱子的圣人观去把握圣人的,也按照朱子的方法努力想实现成就圣贤的理想,但格竹的失败使他逐渐认识到其中的问题,那就是朱子对圣人本质的理解是有偏差的。在经过“龙场悟道”之后,阳明发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这一历程与结果,用“成色分两”中的思想来说,就是早年从知识多寡,分两轻重上去把握圣人的本质。龙场悟道之后,阳明才发现圣人的本质在于内心的纯正,合乎天理。当然,阳明通过“成色分两”来把握圣人的本质,不仅是对自我求圣经历的总结和反思,对朱子圣人观的批判,更在于希望人们放弃那种外在的希高慕大,于分两上计较执著的心,转而到追求自我内心道德的纯正,合乎天理上来。每个自我应从当下的分两、才力出发,只在此心纯乎天理上,取才量力而行,如金子不去执著于分两之轻重,不一味去“希高慕大”,而务自我之足色,这样就能发现“人人自有,个个圆成”,自然“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无不具足”,也就都能实现了自我追求圣贤的理想。此可谓阳明之“良公苦心”和“立言宗旨”。


三、王阳明对圣人本质新的诠释和把握

    阳明通过“成色分两”说的提出,对圣人的本质有了全新的理解和把握,也为自我通往圣贤寻求到一条正确的途径。但严格来说,要求人们不去外在知识的多寡,分两的轻重上计较执著,而转向内心道德合乎天理上的观点,只能说是一种“教法”,用阳明自己的话语来说,是一种“功夫”。而依照阳明“合着本体的,是功夫,做得功夫的,方识本体”, [2]本体功夫是合一圆融的关系的思想来看,他必然会从本体上对圣人的本质有更为深入的说明。所以,在提出“致良知”学说后,阳明就有了“心之良知是谓圣 [2]的观点。在阳明的哲学体系中,良知就是本体,是人之为人的形上道德依据。“心之良知是谓圣”,阳明直接把圣人与良知贯通起来,从自己的哲学立场给圣人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也为传统儒家这一信仰作出了坚实的本体论证明。以下,先对阳明的良知观进行简要叙述,再来审视其“良知是谓圣”的意义。   

    首先,阳明的思想脉络里透现出良知具有绝对普遍性。在阳明看来,“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2] “良知人人皆有,圣人只是保全……众人自孩提之童,莫不完具此知。”[2] “夫良知者,即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学而有,不待虑而得者也。……是良知也者,是谓‘天下之大本’也。”[2]阳明通过这些不一而足的表述,说明良知本体具有绝对的普遍性,同一性,是人人都先验具有的,并且也是完备的。良知本体无间于圣愚,不受时空条件之限制。

其次,良知具有内在性。相较于程朱(指程颐和朱子)外在性的天理而言,阳明的良知则体现出一种内在化的特点。阳明反对朱子把《大学》的“知止而后有定”解释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的观点,而他认为在事事物物上求个至善的定理是不对的,至善的定理在“心”中可求,即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2]当把至善归结到心之本体时,鲜明地反映出阳明哲学的内在化立场(不过,说明阳明哲学有内在化的立场,并不是说他就完全抛弃了外。在阳明的思维世界里,内外之间不是分裂的,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合一与圆融的贯通。)在阳明看来,良知既是个判断对错的是非之心,也能表达自己内在的真实情感,这样就“尽了万事万变。”[2]良知作为人判断道德行为的标准,是非好恶是其基本的内涵,这也就说明良知是内在于人的。良知既可以说是判断善恶的标准,也可以说是判断善恶的能力。无论是标准还是能力,都是人本来具有的,故阳明才说人们的那点良知是人们思想行为的准则,但凡心念一动,良知便知是知非,“瞒他一些不得”。[2]良知这种内在化的特点,决定了每一道德主体都可以充足地做出的道德判断,完成道德行为。

    当认识到良知本体的这两种基本的属性后,阳明“良知是谓圣”的观点和意义就清楚了。根本来说,阳明仍然在为儒家的圣人信仰作理论的论证。正因为良知是普遍性和内在性的,而圣人的本质就在于良知,那么成就圣人也具有普遍性和内在性,乃至必然性的。再者,由于阳明把圣人的本质界定于良知,那么就作圣之功来说,就只能是就自我良知上的体认和扩充,即“圣人之学,惟致此良知而已”。显然,阳明这一观点与“龙场悟道”和“成色分两”说是内在一贯的。

还值得注意的是,当把良知本体具有的普遍性和内在性的特点与“心之良知是谓圣”结合起来时,阳明自然就会有“满街都是圣人”的结论。在《传习录》中有两条著名的对话:一条是阳明与王汝止、董萝石的对话;另一条是阳明与于中的交谈。阳明问王汝止出游看到了什么,王汝止说“满街人都是圣人”。同样,董萝石出游后,回来也向阳明说他见到“满街人都是圣人”。对此,阳明却说这是“常事耳,何足为异?”[2]另一则交谈也同样反映了阳明“人人皆可为圣”的心态,如他所说“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同时,他看着于中说:“尔胸中原是圣人”,于中不敢承当自己也是个圣人。阳明却说:“此是尔自家有的,如何要推?”不光你有,其他人,人人都有,他还强调道:“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虽盗贼亦自知不当为盗,唤他作贼,他还忸怩。”[2]

    相对于孔子“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乃至朱子圣人难为[2]的思想,阳明这里“满街人都是圣人”,“尔胸中原是圣人”的说法,在儒家思想史上的确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与影响。不过,如果遵循阳明自身的思想脉络,这又可以说是一个很自然的结论。圣人的本体是良知,而良知又具有普遍性和内在性,是内在于每一个个体生命的,那么,结果自然就是人人都是圣人了。所以阳明才说“此亦常事耳,何足为异”,“谦亦不得”。阳明的这一思想,从道德主体自身良知的完满性、自足性来看,是合乎情理的结论。需要注意的是,阳明当然不是说每个个体都是现成的,或者说是现实的圣人,而应该说是内在的,潜在的圣人。这二者间是不同的视域,也不相互冲突。阳明也不是要人们放弃具体的作圣之功,去坐享其成那圣人的本质。就阳明的整个思想来看,对功夫的重视可以说尤在本体之上。但功夫的展开显然需要本体作形上的依据。同时,也不能用现实中的“恶”的一面的出现来反驳乃至推翻阳明的学说,这不仅因为二者间是完全不同的问题视域,而且依照阳明的观点,恶的出现正是主体“信不及”良知,更不能“实”去致良知的结果。要为善去恶,根本的功夫还是要回到良知上来。

    总的来说,阳明“良知是谓圣”和“满街都是圣人”的学说,不能简单地说成是一种狂妄或自大,也不能单纯地目之为盲目乐观主义,而谓其忽视现实人性的消极一面。阳明这一观点,和前面的“成色分两”说一样,仍然在于要使人们清楚圣人本质的所在,形成正确的圣人观。一方面,这可以强化和提升自我成就圣贤的信念,同时也为自我指出一条塑造理想人格的正确之路。    

四、王阳明“圣人观”理想人格的的时代意义 

成就圣人的理想人格,是儒家自孔子以来最为坚定的信仰。尽管孔子自谦“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也发出过“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的感叹,但他同时又有“为仁由己”(《论语·颜渊》)和“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这样强烈的信念,表明成圣为仁完全是主体自我所能决定和完成的,说明了成就圣贤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其后,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鲜明地提出“圣人,与我同类者”(《孟子·告子上》)“人皆可以成尧舜”(《孟子·告子下》)的观点,使儒家关于圣人的信仰鲜明起来。王阳明在总结和反思自己的求圣历程,并批判朱子圣人观的基础上,提出的“成色分两”和“心之良知是谓圣”等观点,为儒家的圣人信仰作出了自己的诠释与把握。阳明通过自己对圣人的理解,有效完成了对朱子学说的纠偏和超越,也为儒家文化熏陶下的知识分子培养自我的理想人格奠定了理论基础。

    就今天的时代来说,传统的圣人理想或许可以说离我们有些遥远了,但如果我们把圣人理解为一种理想的人格,那么,这一理想人格本身就是人类道德追求的永恒主题。换言之,这种理想人格的塑造与培养无疑依然是我们个人价值追求和人格修养的目标。这样,阳明对儒家圣人的诠释与把握无疑对我们今天理想人格的培养与塑造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就我们今天的社会来说,人们在价值追求上可能正面临着和阳明时代一样的问题。这一问题主要表现在人们过多去看重和执着于外在的知识的多寡,或者甚至是用金钱的多少,官位的高低来评判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在这样的价值导向下,人们自然就会放弃自我道德的修养,而一味去追求财富,追求知识数量的积累,并且在这些方面“希高慕大”。显然,阳明通过“成色分量”等思想所彰显的理想人格的真正内涵,就告诉我们体现一个人根本价值的地方不在这些“分量”上,而在于内在的“成色”里。判断一个人的真正价值也不在于单纯知识的多寡,而在于这个人的道德修养,在于“天理”,即内心道德良知的纯正。当然,阳明在这里并不是说要求人们就完全不要知识,甚至是物质财富,其主要的目的在于要使人们认识到人之存在的真正意义,这种意义就是内心道德的修养与完善。在阳明看来,无论我们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从事着什么样的工作,拥有多少的财富,这些都不能决定我们真正的价值。相反,我们需要从当下的“现状”出发,到自我的内心世界去追求自己心灵的纯正,提升自我的道德修养,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追寻的目标。同时,阳明从“良知是谓圣”的立场所得出的“满街都是圣人”的思想所显示出来的乐观主义也对我们的人格修养富有积极的意义,这就是理想人格的塑造与培养并不外在于我们,而是植根于我们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内在性决定了理想人格的达成是必然的,或者说是我们当下就可以实现的。总体来说,阳明对理想人格的把握无疑会对我们今天有重要的意义,那就是重新思考什么才是人真正应该追求的东西。至少,我们在追求知识、财富的同时,又不要在这些东西上过分的执着迷恋,而应该注意到自己的心灵世界,注意提升个人的人格修养、符合道德的要求。这或许是对当今立足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有所裨益吧。

 参考文献:

[1] [明]黄宗羲:《姚江学案》,《明儒学案》,《黄宗羲全集》第七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197.

[2] [明]王守仁:《年谱一》,《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346-134713481348-1349131349-135013541102331-3235-361287238312901083112126105132105. 

[3]转引自钱穆:《朱子新学案》,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421422415.

[4][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65.朱子引尹焞语,原文为:“礼者,敬而已矣。虽知亦问,谨之至也,其为敬莫大于此。”

 

作者简介:刘胜,男,湖南衡阳人,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文化。

联系方式: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邮编:410000。联系电话:15802535885。邮箱:184360998@ qq.com

王阳明 - 明朝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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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

 王阳明 即 王守仁。


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汉族,幼名云,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余姚)人,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

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贵州龙场驿丞、庐陵知县、右佥都御史南赣巡抚两广总督等职,晚年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乱军功而被封为新建伯,隆庆年间追赠新建侯。谥文成,故后人又称王文成公。

王守仁(心学集大成者)与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

王守仁的学说思想王学(阳明学),是明代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其学术思想传至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立德、立言于一身,成就冠绝有明一代。弟子极众,世称姚江学派。其文章博大昌达,行墨间有俊爽之气。有《王文成公全书》。

基本信息


  • 本名

    王守仁

  • 别称

    王阳明、王文成

  • 字号

    字伯安,号阳明

  • 所处时代

    明朝

  • 民族族群

    汉族

  • 出生地

    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余姚市)

  • 出生日期

    1472年10月31日

  • 逝世日期

    1529年1月9日

 

人物生平

生而不凡

王守仁出身于浙江余姚一个显赫的家庭,天生有特殊的气质。他的母亲怀孕超过十个月才分娩,在他诞生之前,他的祖母梦见天神衣绯玉,云中鼓吹,抱一赤子,从天而降,祖父遂为他取名为“云”,并给他居住的地方起名为“瑞云楼”。出生后,5岁仍不会说话,但已默记祖父所读过的书。有一高僧过其家,摸着他的头说“好个孩儿,可惜道破。”祖父根据《论语·卫灵公》所云“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为他改名为“守仁”,随后他就开口说话了。他的父亲王华喜爱绍兴的山水,才举家离开余姚,移居绍兴。幼年的王守仁,有着良好的家世,也因此拥有一个非常优越的学习环境。

年少有为

贵阳修文阳明洞贵阳修文阳明洞十二岁时,王守仁正式就读师塾。十三岁,母亲郑氏去世,幼年失恃,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挫折。但他志存高远,心思不同常人。一次与塾师先生讨论何为天下最要紧之事,他就不同凡俗,认为“科举并非第一等要紧事”,天下最要紧的是读书做一个圣贤的人。当时国家朝政腐败,义军四起。英宗正统年间,英宗被蒙古瓦剌部所俘,朝廷赔款求和。这件事情在王守仁幼小的心中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他发誓一定要学好兵法,为国效忠。十五岁时就屡次上书皇帝,献策平定农民起义,未果。同年,他出游居庸关、山海关一月之久,纵观塞外,那时已经有经略四方之志。[3]

娶妻诸氏

阳明先生阳明先生十七岁时,他到南昌与诸养和之女诸氏成婚,可在结婚的当天,大家都找不到他。原来这天他闲逛中遇见一道士在那里打坐,他就向道士请教,道士给他讲了一回养生术,他便与道士相对静坐忘归,直到第二天岳父才把他找回去。十八岁时,与夫人诸氏返回余姚,船过广信,王守仁拜谒娄谅。娄谅向他讲授“格物致知”之学,王守仁甚喜。之后他遍读朱熹的著作,思考宋儒所谓“物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具至理”的学说。为了实践朱熹的“格物致知”,有一次他下决心穷竹之理,“格”了三天三夜的竹子,什么都没有发现,人却因此病倒。从此,王守仁对“格物”学说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守仁格竹”。

步入仕途

王守仁题跋像王守仁题跋像二十岁时,王守仁第一次参加乡试,中举人后,学业大有长进。但他越来越喜欢谈论军事,并且很会射箭。然而,二十二岁时考进士不中,内阁首辅李东阳对其笑道:“你这次虽然不中状元,下一次科举必定会中状元,试一试为下一次科举作个状元赋。”王守仁拿起笔就完成了,朝堂上的元老们都很惊奇他的天赋才能。嫉妒他的人就开始议论说,这个年轻人如状元及第,必然是目中无人。王守仁二十五岁再次参考科举,再次落第。他的状元父亲开导他说,此次不中,下次努力就能中了,但他笑道:“你们以不登第为耻,我以不登第却为之懊恼为耻”。

被贬悟道

王守仁雕像王守仁雕像弘治十二年(1499年),二十八岁的他参加礼部会试,因考试出色,举南宫第二人,赐二甲进士第七人,观政工部。出治葬前威宁伯王越,回朝上疏论西北边疆防备等八事,随后授刑部主事,在江北等地决断囚狱,随后因病请求归乡。久之,起用授兵部主事。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冬,宦官刘瑾擅政,并逮捕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二十余人。王守仁上疏论救,而触怒刘瑾,被杖四十,谪贬至贵州龙场(贵阳西北七十里,修文县治)当龙场驿栈驿丞。同时,他的父亲王华也被赶出北京,调任南京吏部尚书。

路途中,王守仁被刘瑾派人追杀,伪造跳水自尽躲过一劫。逃过追杀的王守仁暗中到南京面见父亲王华,王华对他说:“既然朝廷委命于你,就有责任在身,你还是上任去吧。”随后他踏上路途,来到贵州龙场,“万山丛薄,苗、僚杂居”,龙场在当时还是未开化的地区。王守仁没有气馁,根据风俗开化教导当地人,受到民众爱戴。在这个时期,他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悟。王守仁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他在这段时期写了“教条示龙场诸生”,史称龙场悟道

正德五年(1510年)初,王守仁谪戍期满,复官庐陵县(今江西吉安)知县。八月,刘瑾被杨一清联合宦官张永设计除去。王守仁随即被召入京,担任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

平定江西

此碑在4A级景区浚县大伾山此碑在4A级景区浚县大伾山正德十一年(1516年)八月,兵部尚书王琼对王守仁的才能十分赏识,在王琼的推荐下,王守仁被擢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安)、赣(州)、汀(州)、漳(州)等地。

当时,南中地带盗贼蜂拥四起。谢志山占领横水、左溪、桶冈,池仲容占领浰头头,各自称王,与大庾的陈曰能、乐昌的高快马、郴州的龚福全等遥相呼应,攻占、剽掠各处府县。而福建大帽山的盗贼詹师富等又起兵。前任巡抚文森托病去职。谢志山联合乐昌的盗贼夺取大庾,进攻南康、赣州,赣县主簿战死。守仁到任后,知道官府中有不少人是盗贼的耳目,于是责问年老而狡黠的仆役,仆役浑身哆嗦不敢隐瞒,如实坦白。守仁赦免了他们的罪过,让他们侦探叛军的情报,守仁因此掌握了盗贼的动静。随后他传檄福建、广东会兵一处,首先讨伐大帽山的盗贼。王守仁用兵“诡异”、独断,素有“狡诈专兵”之名。

正德十二年(1517年)正月,王守仁亲自率领精锐在上杭屯兵,假装撤退,出敌不意进攻,连破四十余寨,斩杀、俘获七千多人。他向朝廷上疏称,权力太小,无法命令将士。王琼上奏,给了王守仁旗牌,可以便宜从事。七月,进兵大庾。十月,克左溪、横水,破巢八十四,斩杀、俘获六千多人。战毕,在横水设置崇义县。随后师还赣州,讨伐利头的盗贼,斩杀两千多人。王守仁率领书生和偏裨,荡平为患数十年的盗贼,附近的人都惊呼守仁是神。

平定叛乱

王守仁立像王守仁立像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濠发动叛乱。据说,消息传到北京后,朝中大臣震惊不已,只有王琼却十分自信地说:“王伯安在江西,肯定会擒获叛贼。”

当时,王守仁正准备前往福建平定那里的叛乱。行至江西吉安与南昌之间的丰城,王守仁得到朱宸濠叛乱的消息,立即赶往吉安,募集义兵,发出檄文,出兵征讨。一开始,王守仁来了个疑兵之计。他深知如果宁王顺长江东下,那么南京肯定保不住。作为留都的南京丢了,叛军在政治上就会占有一定的主动,平叛就会有困难。

王守仁平定盗贼后兵符已上交兵部,手中无兵。在江西境内的朝廷官吏都来帮助守仁,又在袁州(今江西宜春)**各府县士兵,征调军粮、制造兵械船只。

王守仁假装传檄各地至江西勤王,在南昌到处张贴假檄迷惑宸濠,声称朝廷派了边兵和京兵共八万人,会同自己在南赣的部队以及湖广、两广的部队,号称十六万,准备进攻宁王的老巢南昌。为争取时间集结军队,又写蜡书让朱宸濠的伪相李士实、刘养正劝宸濠发兵攻打南京,又故意泄露给宸濠。此时,李、刘二人果然劝宸濠进兵南京,宸濠大疑,按兵不动。

宁王犹疑不定,等了十多天,探知朝廷根本没有派那么多的兵来,才沿江东下,攻下九江、南康(今江西星子)两城,逼近安庆。而在朱宸濠率兵六万自九江沿江而下、窥伺南京的时候,王守仁已经率领仓促组建的八万平叛军,直捣宁王的老巢——南昌,迫使朱宸濠回援。当时有人建议王守仁往救安庆,他不肯,分析说:如果救安庆,与宁王主力相持江上,而南康和九江的敌人就会乘虚攻我后背,我们腹背受敌;而我们直捣南昌,南昌守备空虚,我们的军队锐气正足,必可一举而下;宁王必定回救,到时我们迎头痛击,肯定会取胜。后来的事实果如王守仁所料。

此时守仁大军已集结完毕。宸濠精锐都前往安庆,留守南昌的兵力空虚,守仁率兵攻打南昌,宸濠回兵救南昌。最终双方在鄱阳湖决战,经过三天的激战,宁王战败被俘,宁王叛乱历时35天后宣告结束。

然而,平叛大功却没有得到武宗的认同。武宗身边的佞幸之臣,平时与宁王交往密切,心态极端复杂。一些佞幸之臣希望王守仁将朱宸濠释放,然后再让已经南巡的武宗亲自“擒获”朱宸濠,以满足武宗的虚荣心。面对这样复杂的情势,王守仁急流勇退。他将朱宸濠交付当时尚属正直的太监张永,然后称病,以避免卷入更多的政治事端中。所以,终武宗一朝,王守仁平叛之功没有得到朝廷的封赏。直到世宗即位以后,王守仁才加官晋爵。

立院讲学

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世宗即位,由藩王入继大统的世宗,在对王守仁有过短暂的赏识之后,便对这位非常能干的臣子采取了冷漠的态度。在世宗即位之际,王守仁因父老请归,世宗说王守仁有擒贼平乱之大功,正要论功行赏,不许他辞官。同年七、八月,先升其为南京兵部尚书,不许他推辞,稍后又特许他顺路回去探视父亲。不久,加封王守仁为新建伯,世袭。

嘉靖元年(1522年),父亲王华去世,王守仁回乡守制。

王守仁于54岁时,辞官回乡讲学,在绍兴、余姚一带创建书院,宣讲“王学”,并在天泉桥留心学四句教法: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总督两广

清代焦秉贞绘《王阳明像》清代焦秉贞绘《王阳明像》嘉靖六年(1527年),思恩、田州的民族首领卢苏、王受**。总督姚镆不能平定,于是下诏让守仁以原先的官职兼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兼巡抚。黄绾借此机会上书争辩守仁的功绩,请赐给他铁券和岁禄,并叙录平定宁王叛乱功臣,世宗都答应。十二月,守仁军至思恩,卢苏、王受早就听闻了守仁平定盗贼和叛乱,十分害怕,投降了守仁。

嘉靖七年(1528年)二月,王守仁率湖广兵抵达南宁,而卢苏、王受刚归降,愿意立功自赎。王守仁于是派遣大臣商议,并命湖广佥事汪溱、广西副使翁素、佥事吴天挺及参将张经、都指挥谢佩监湖广土兵,袭剿断藤峡叛军。此后仍然总督分永顺兵进剿牛肠等寨,保靖兵进剿六寺等寨,约好以四月初二各至抵达地点。

当时,叛军听闻明军檄湖广土兵抵达,均逃匿深险之中;又听闻卢苏、王受归降,王守仁进驻南宁,故以为王守仁以散遣诸兵布阵,于是防备弛缓。至此,湖广兵皆偃旗卧鼓驰马抵达,与明军一同突进,四面夹击。叛军大败,于是退守保仙女大山,据险结寨。官军攀木缘崖仰攻,并随后连连攻破油榨、石壁、大陂等地,直击断藤峡。随后王守仁密檄诸将移兵剿仙台等贼,分永顺兵、保靖兵各自进剿,约定在五月十三日抵达巢穴。叛军退守永安力山,仍然被王守仁围困的大军打败,溃军为副将沈希仪斩杀。至此,断藤峡叛军几乎全尽。

病逝归途

平乱后,王阳明因肺病加重,向朝廷上疏乞求告老还乡,推荐勋阳巡抚林富代替自己,不等朝廷的批复就回去了。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卯时(1529年1月9日8时)病逝于江西南安府大庚县青龙港(今江西省大余县境内)舟中。临终之际,弟子问他有何遗言,他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丧过江西境内,军民都穿着麻衣哭送守仁。先前因平定宁王叛乱封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隆庆时追赠新建侯,谥文成。万历十二年从祀于孔庙[1]

主要成就

个人功绩

正德十三年(1518年),王守仁恩威并施,平定为患江西数十年的民变祸乱。

正德十四年(1519年),王阳明在鄱阳湖中仿效赤壁之战,平定洪都的宁王朱宸濠之乱。

嘉靖七年(1528年),平定西南部的思恩、田州土瑶叛乱和断藤峡盗贼。

(日本名将东乡平八郎曾说:“一生俯首拜阳明。”)

个人作品

文学

古文观止》中收录有王守仁的名篇《瘗旅文》、 《教条示龙场诸生》。王守仁早年作诗刻意求工整,晚年融会哲理。

书法

王守仁 草书七言诗 立轴 水墨纸本王守仁 草书七言诗 立轴 水墨纸本王守仁在书法作品以行草为主。王守仁将心学融入书法,丰富了中国的书法理论。

思想

阳明学,又称王学、心学,作为儒学的一门学派,最早可推溯自孟子,是由王守仁发展的儒家学说。根据王守仁一生中的经历,其受到道家的影响明显多于佛家,但其终究不离儒学本质,王守仁继承陆九渊强调“心即是理”之思想,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故提倡“致良知”,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强调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谓“知行合一”,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则不能算真知。

阳明学是明朝中晚期的主流学说之一,后传于日本,对日本及东亚都有较大影响。

著作

大学问》、《王阳明全集》、《传习录

作品收录于《明史》、《古文观止

历史评价

王守仁头像王守仁头像朱载垕:两肩正气,一代伟人,具拨乱反正之才,展救世安民之略,功高不赏,朕甚悯焉!因念勋贤,重申盟誓。

徐渭:王羲之‘以书掩其人’,王守仁则‘以人掩其书’ 。

朱彝尊:诗笔清婉,书法尤通神,足为临池之模范。

王世贞:①伯安之为诗,少年有意求工,而为才所使,不能深造而衷于法;晚年尽举而归之道,而尚为少年意象所牵,率不能深融而出于自然。其自负若两得。②文章之最达者,则无过宋文宪濂、杨文贞士奇、李文正东阳、王文成守仁。③理学之逃,阳明造基。④王伯安如食哀家梨,吻咽快爽不可言;又如飞瀑布岩,一泻千尺,无渊渟沉冥之致。[2]

李贽:阳明先生在江西与孙、许同时,则为江西三忠臣。先生又与胡端敏、孙忠烈同举乡荐,曾闻夜半时有巨人文场东西立,大言曰:“三人好作事!”已忽不见,则在浙江又为三大人矣。且夫古之立大功者亦诚多有,但未有旬日之间不待请兵请粮而即擒反者,此唯先生能之。然古今亦未有失一朝廷即时有一朝廷,若不见有朝廷为胡虏所留者。举朝晏然,三边晏然,大同城不得入,居庸城不得入,即至通州城下亦如无有,此则于少保之勋千载所不可诬也。若英宗北狩,杨善徒手片言单词,欢喜也先,遂令也先即时遣人随善护送上皇来归。以余观之,古唯厮养卒,今仅有杨善耳。吁!以善视养卒,则养卒又不足言矣。此皆今古大功,未易指屈,则先生与于与杨又为千古三大功臣焉者也。呜呼!天生先生岂易也耶!在江西为三大忠,在浙江为三大人,在今古为三大功,而况理学又足继孔圣之统者哉?

张岱:阳明先生创良知之说,为暗室一炬。

沈德符:惟王文成以理学建安壤,遂开国封,固书生之希固书生之希构矣...乃知王文成真天植异禀,其用兵几同韩、白(韩信、白起),而见罗亦以良知余唾,妄希茅土,且兼十哲三良而有之,亦不知量矣。

黄宗羲:王阳明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深切著明者也。

黄景昉:王新建(守仁)能用度外人,收罗甚富,如致仕县丞、捕盗老人、报效生员、儒士、义官、义民、**、**等,皆在笼络奔走中,即土目亦为心死。大都眼高襟豁,从学问澄彻来。

魏禧:阳明先生以道德之事功,为三百年一人。

王士祯:王文成公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

纪昀:守仁勋业气节,卓然见诸施行,而为文博大昌达,诗亦秀逸有致,不独事功可称,其文章自足传世也。

张廷玉:王守仁始以直节著。比任疆事,提弱卒,从诸书生扫积年逋寇,平定孽籓。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当危疑之际,神明愈定,智虑无遗,虽由天资高,其亦有得于中者欤。矜其创获,标异儒先,卒为学者讥。

王守仁画像王守仁画像邓之成:阳明以事功显,故其学最为扎实有用。

严复:①夫阳明之学,主致良知。而以知行合一、必有事焉,为其功夫之节目。②独阳明之学,简径捷易,高明往往喜之。

梁启超:①他在近代学术界中,极具伟大,军事上、政治上,多有很大的勋业。②阳明是一位豪杰之士,他的学术像打药针一般令人兴奋,所以能做五百年道学结束,吐很大光芒。

章太炎:①文成以内过非人所证,故付之于良知,以发于事业者或为时位阻,故言‘行之明觉精察处即知,知之真切笃实处即行’,于是有知行合一之说。②文成之术,非贵其能从政也,贵乎敢直其身,敢行其意也。

孙中山:日本的旧文明皆由中国传入,五十年前维新诸豪杰,沉醉于中国哲学大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蔡元培:明之中叶王阳明出,中兴陆学,而思想界之气象又一新焉。

三岛毅:忆昔阳明讲学堂,震天动地活机藏。龙岗山上一轮月,仰见良知千古光。

东乡平八郎:一生低首拜阳明。

高濑武次郎: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乃至维新诸豪杰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于王学所赐予。

冈田武彦:修文的龙场是王阳明大彻大悟,并形成思想体系的圣地…阳明学最有东方文化的特点,它简易朴实,不仅便于学习掌握,而且易于实践执行。在人类这个大家庭里,不分种族,不分老幼,都能理解和实践阳明的良知之学。

胡哲敷:五百年来,能把学问在事业上表现出来的,只有两人:一为明朝的王守仁,一则清朝的曾国藩。

郭沫若:王阳明对于教育方面也有他独到的主张,而他的主张与近代进步的教育学说每多一致。他在中国的思想史乃至日本的思想史上曾经发生过很大的影响。

钱穆:阳明思想的价值在于他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解决了宋儒留下的‘万物一体’和‘变化气质’的问题…良知既是人心又是天理,能把心与物、知与行统一起来,泯合朱子偏于外、陆子偏于内的片面性,解决宋儒遗留下来的问题。

钱穆:阳明以不世出之天姿,演畅此愚夫愚妇与知与能的真理,其自身之道德、功业、文章均已冠绝当代,卓立千古,而所至又汲汲以聚徒讲学为性命,若饥渴之不能一刻耐,故其学风淹被之广,渐渍之深,在宋明学者中,乃莫与伦比。

张岱年:阳明宣扬‘知行合一’,强调躬行实践的重要,更提出“致良知”学说,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倡独立思考具有深刻的意义。

杜维明:王阳明继承和发扬光大了中国儒学特有的人文精神。他提出‘仁者要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就是要创造人与自然的和谐;他提出‘知行合一’,就是要创造人与社会的和谐;他提出致良知,就是要创造人与自身的和谐。

余秋雨:中国历史上能文能武的人很多,但在两方面都臻于极致的却廖若晨星...好像一切都要等到王阳明的出现 ,才能让奇迹真正产生…王阳明一直被人们诟病的哲学在我看来是中华民族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大成就,能够有资格给予批评的人其实并不太多。

当年明月:他的心学,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朵奇葩,是值得我们每个人为之骄傲的财富,他吹响了人性解放的号角,引领了明代末期的思想解放潮流,他的思想流传千古,近代的康有为、孙中山等人都从其中受益匪浅。

亲属成员

曾祖父
王世杰(一说王杰)
祖父 
王天叙(一说王伦)
父亲 
王华(官南京吏部尚书)
岳父 
诸养和
夫人 
诸氏
弟弟 
王守文
儿子 
王正宪、王正亿
孙子 
王承勋、王承学、王承恩
曾孙 
王先进、王先达、王先通、王先鋐、王先铎
玄孙 
王业弘、王业洵

艺术形象

文学形象

高兴宇《王阳明

吕峥《明朝一哥王阳明

鹤阑珊《王阳明:人生即修行

罗智《王阳明最神奇的心学

雾满拦江《神奇圣人王阳明

影视形象

2007年电视剧《夜来风雨》:张晨光饰演王阳明;

2011年电视剧《王阳明》:陆剑民饰演王阳明。

后世纪念

人物故居

王守仁故居位于浙江省余姚市余姚镇龙泉山北麓武胜门路。王守仁故居王守仁故居明成化八年(1472年),王守仁诞生于此。故居内各大建筑按中轴线由南往北依次为门厅、轿厅、砖雕门楼、大厅、瑞云楼、后罩屋。大厅两侧各有侧屋。故居总占地面积4800平方米。其中瑞云楼是王守仁当年出生的地方,已修复如初,并辟为王守仁史迹陈列馆。大厅为王氏家人议事及重要庆典活动场所。其它建筑如砖雕门楼,轿厅等历经岁月沧桑,仍保持了原有风貌。1997年3月被公布为余姚市文物保护单位。

人物陵墓

王守仁墓王守仁墓

王守仁墓位于浙江省绍兴市绍兴县书法圣地兰亭镇以南2里许的仙暇山庄内。王守仁墓坐北朝南,背依山岗,顺依山势,逐级升高,视野开阔,风水特佳。墓冢直径10米,墓道全长70余米,百余级台阶,四层平台,全部用石材精心雕刻而成,气势雄伟,是浙江地区较典型的明代墓葬建筑。墓地近2000平方米的山麓地带,数十棵合抱古松环侍左右,营建了庄严肃穆的环境氛围。

墓始建于明嘉靖八年(1529年),清康熙、乾隆年间曾多次修葺。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高宗弘历南幸,作过一次修缮,御赐“名世真才”题额并建四柱冲天式石牌坊于墓前。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驻绍部队将领陶广树立墓碑。1988-19***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投资20余万元,对王守仁墓进行了全面整修。

1988-19***整修后所刻《重修王阳明先生墓碑记》内容: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绍兴府余姚人。弘治十二年进士。历任刑部、兵部主事,左检都御史,巡抚南赣,总督两广,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先生,少颖悟,博览经籍,后倡导心学,主张‘知行合一,以致良知’为旨归,世称‘姚江学派’,于明中叶后,影响甚巨,播扬东瀛。嘉靖七年,先生兵卒于江西南安,享年五十有七。先生常讲学于山阴,且深有桑梓之念。故卒后由弟子王畿等扶柩归岳越,葬于今绍兴县兰亭花街鲜虾山南麓,明清间数修其墓。一九三七年,当地驻军军官常撰文立碑,此后渐次荒芜。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四日,绍兴县人民政府列其墓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成立王阳明墓修复委员会。一九八八年出资修墓,以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为中介,经日本国九州大学冈田武彦名誉教授发起,日本友人二百八十一名,集资赞助哲茔,赖复永垂,瞻仰爰为之记。修墓工程肇始于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二日,竣工于*****三月。——绍兴县王阳明墓修复委员会,*****三月。

参考资料


供稿:胡立强 编辑:李顺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