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先生，曾在某农业大学兽医学专业读本科，北京某大学微生物学与动物传染病学专业读硕士，留校任教；1991年赴英国“镀金”，在牛津大学攻读生物化学博士；先后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和哈佛医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01年至2004年任英国牛津大学讲师、博士生导师；2004年回国后，任某院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08年起任某院研究院副院长，某院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主任；2011年5月担任某中心副主任，2017年8月升为该中心主任；2018年2月，被任命为某基金委员会副主任。

2019年3月4日，福先生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目前我国传染病防控工作进展顺利，国家传染病监控网路运行平稳，中国不会再出现当年的“SARS类似事件”。语气坚定，令人振奋。可福先生万万没想到，9个月之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他的两个承诺统统失效：感染人数、死亡人数远超2003年的非典。名副其实的打脸啊！

根据原卫生部关于非典的最后一次报告，自2002年末至2003年8月16日10时，非典确诊病例数5327例，死亡349例。而关于新冠肺炎感染的最新数据，截止到2020年2月27日00:32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累计确诊病例78196例（其中现有确诊病例45620例），累计死亡病例2718例。确诊人数超非典的14倍，不幸离世的人数是非典的7倍多。

该中心掌门人终于站在了风口浪尖。面对普罗大众的质疑，还请福先生牢记“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 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的入党誓词，以一个共产 党员的标准，为民释疑解惑。

 

质疑一：是网络直报系统瘫痪了还是福先生不知情？

 

1月30日上午，该中心原副主任杨女士对记者表示，中国在经历2003年SARS疫情之后花重金建立了中国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信息系统(简称网络直报系统)，对各类传染性疾病展开监测，不明原因肺炎更是监测、报告的重点。

这套系统“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横向覆盖全国，纵向“到乡镇卫生院的电脑里都可以看到这个网络系统”。只要医院在网络系统中点击报告了病例，该中心第一时间就应该收到，“在全国所有的地方，只要下边报告、点了，哪怕是点一例，我们都能在系统上第一时间看到。”

杨女士说，如果在武汉发生了多例不明原因的肺炎，而且比较集中，那么按照这个报告体系，应该报告到该中心，该中心即使没有人下去调查，也可以发现这个地方出现的情况。“所以，应该认认真真问一下，这次这个应急机制是怎么工作的？”

杨女士认为有必要关注、追问这套传染病疫情报告响应机制在此次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的运行情况。我们也很不解，国家传染病监控网络此次为何失效，没能及时向国民发出预警？大家都企盼福先生晒晒这份疫情报告的具体时间。

 

质疑二：福先生是否失职？

 

根据中编办相关规定，作为国家卫健委下属的事业单位，该中心的职责包括：开展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与评价，开展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的调查与危害风险评估；研究制定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的干预措施和国家免疫规划并组织实施。承担疾控信息系统建设、管理及大数据应用服务技术支持。

同时，该中心的职责还包括参与国家公共卫生应急准备和应对。指导地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调查、处置和应急能力建设。开展疾病预防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公众健康关键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推广疾病预防控制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推进公共卫生科技创新发展。

福先生的职责是要确保国家避免再次发生17年前的那场非典疫情。很遗憾，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该中心根本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福先生更是失职，身负重任却没有在第一时间宣布疫情，而是忙着发表论文。

2020年1月29日，刊于著名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论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在中国武汉的早期传播动力学》披露，早至2019年12月中旬，新冠肺炎病毒在密切接触者之间已发生人际传播，也就是所谓的“人传人”。文章中说“通过分析12月10日至1月4日期间发病病例的数据，来估算疫情的增长速度，因为我们预计在12月13日武汉疫情正式宣布之后，发现的感染比例将很快增加。”这篇论文是1月22号投稿的，即武汉封城的前夜。

国内一位专家在微博上质问：从论文的数据来看，福先生早在1月的头几天就已经掌握了明确的病毒人传人的证据，那么从那时起一直到1月20日这三个星期里，这个消息是在哪个步骤被掩盖了？为什么明明早就知道武汉出现的新型肺炎具有高传染性和目前的不可治疗性，却在镜头前，面不改色，一本正经的说谎呢？要知道，发布疫情警告本来就是你的职责啊。

福先生的这种行为连国家科技部都看不下去了。2020年1月29日，国家科技部网站发文称，疫情防控任务完成之前，科研单位不应该把精力放在论文发表上：请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请把研究成果运用到疫情中去！疾控首先是控，而不是科研。

有热心人士统计，迄今，福先生已在SCI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490余篇。光2009年至2013年这五年，360百科上显示，他除了四本专著外，还发表了85篇论文，每年平均17篇，意味着每个月都有论文发表。从研究到出结果，到形成论文，人家废寝忘食一年都无法完成的工作，高福院士每个月都能超额完成。这种高产，足以让国内其他院士“汗颜”。

厉害的是，福先生其时还身兼某院研究所所长、某中心副主任，正儿八经的厅级干部。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国31个省市区、300多个地级市都有疾控中心，估计福先生连他们的名字都没听过，更别说去指导和检查了，因为福先生早就忘了初心，把自己的职责弄丢了，他的主业只是发表论文。

2017年8月，兽医出身的福先生，从论文大咖摇身一变，给14亿国人看守防控疾病的大门。如果没有这次疫情，福先生的人生绝对开了挂。

 

质疑三：福先生的专家水准仅是大嘴巴吗？

 

武汉出现新冠肺炎疫情后，福先生大失专家水准，错得离谱，陷民众于危难之中。

2019年12月31日，以福先生等专家赶赴武汉实地考察、采集样本、收集数据。据知情人士透露，专家组竟然没有与武汉一线医护人员直接交流，更没有亲历亲为对实际情况进行认真而全面的调研，甚至罔顾一线医护人员多次提醒“已有医护人员被传染”，“有数千患者实际上根本没有到过华南海鲜市场”的重要事实，“雷厉风行”地撰写出正式报告，声称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可防可控”，“不会人传人”。

2020年1月20日，当84岁的钟南山院士连夜赶赴武汉发现疫情的事实后，他严肃的告诉国人：武汉疫情“可以肯定，存在人传人现象”。高福院士，你那份报告耽误了半个月的疫情防控时间啊。

既然疫情已经披露，国人很关心，那些人是易感人群？该如何防治呢？

2020年1月22日，福先生在国务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就目前的流行病学和目前的认知来说，儿童、年龄比较小的人确实对新冠病毒不易感。然而十天后，国家卫健委印发《关于做好儿童和孕产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儿童和孕产妇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易感人群”。

关于疫情“拐点”，1月28日，福先生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如果按照现在的措施，应该在近期能看到一个拐点。大家预计元宵节情况可能好转，按照现在措施，我个人比较乐观，甚至我个人评估比这个还早，但是每个人防控措施要到位，每个人都是疫情防控的责任人，每个人的措施跟上来了，病毒就下去了”。

3天后的1月31日，该中心冯副主任指出，当前不对“拐点的出现”做预期，也很难做出这种判断。下一步的疫情防控重点在于落实现有的防控措施。“我们就是冷静、认真地观察各项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过几天就是惊蛰了，我们依然困在家里、被动“禁足”。现在全国都陷入半瘫痪状态，14亿人都成了这场疫情的受害者。福先生，您一再发布错误信息，置国家于危难，置人民于水火，于心何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