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方克立先生于4月21日与世长辞，我的第一反应是大陆新儒家已经成为历史。方克立先生的逝世引起我关于大陆新儒家的历史回顾。方克立先生的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历史贡献是与大陆新儒家这几字紧密相连的。方先生的一生可以概括为两大阶段。一是前期对大陆新儒家的启蒙，二是后期对大陆新儒家的批判。这两个时期都与大陆新儒家相关联。
方先生出生于1938年6月，是典型的既具有创作**又有历史责任感的湖南人。方先生可以说是大多数大陆新儒家代表学者的长辈和启蒙老师。是方先生启蒙和催生了大陆新儒家的崛起，也是方先生批判和延缓了大陆新儒家的前进步伐。
在改革开放前期的20世纪80年代，方先生开创了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他在天津工作时期，担任国家“七五”和“八五”社科规划重点课题“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的负责人。当时大陆学术界对现代新儒学和海外新儒家了解不多。方先生率先带领学术界以中青年为主的一批学者集中若干年研究和编写现代新儒学的著作。方先生编写的《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和主编的《现代新儒家学案》和《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等成为后来大陆新儒家学者们的案头书。
方克立先生前期对大陆新儒家崛起的贡献主要有三个表现。一是表现在组织编著现代新儒学和海外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的代表著作，使得大陆读者能够迅速了解海外新儒家的学术研究成果和研究动态；二是表现在积极筹备和组织多种新儒学的研讨会，将学术界久以沉寂的谈儒变色又怀念儒学的学者们团结和**起来相互交流形成氛围；三是表现在培养出一批对现代新儒学有学术兴趣的青年学生，其中有的成为后来大陆新儒家的中坚力量如郑家栋教授和陈明教授等。
方克立先生前期对大陆新儒家崛起的贡献还有三个恐怕。一是在当时国内的出版环境下，如果没有方先生牵头和策划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以及将海外新儒家的代表性著作纳入现代新儒学的范畴，许多海外新儒家的代表性著作恐怕难以得到及时出版或者至少在出版过程中会遇到更多的麻烦和不便；二是如果没有方先生等前辈学者的牵头和挂帅，一些关于现代儒学的研讨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恐怕难以顺利召开；三是如果没有方先生等前辈学者的积极培养和提供学术平台，恐怕也不会有后来大陆新儒家中一批青年学者的快速成长，至少大陆新儒家中青年学者中有几个代表性人物出于方先生的门下。
我不属于方克立先生的门生，与方先生谋面也不多。但是我受益于方先生编著的海外新儒家的著作和理论评价。我一直都说方先生对大陆新儒家崛起的贡献不可抹杀。也许因为当年我提出大陆新儒家概念时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方先生早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他在天津工作期间一直与中国人民大学保持良好的交流关系，出于对中国人民大学的感情，对我这个晚辈校友还是给与了特殊爱护和高抬贵手。
说起来话长。我于198 9年前后撰写了一批研究儒家的文章，特别是涉及儒家政治与法学方面的文章。199 2年以后的几年中，我关于儒家人权思想和儒家宪政理论的思考在当时属于比较新锐，引起方克立先生的注意。特别是1992年春天邓 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在北京学术界有一段学术回潮。为了响应邓 小平南巡讲话中关于解放思想的号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组织出版了以中国社科院马列所张显扬教授和北大袁红冰教授等人撰写的论文集。
从1992年下半年开始，北京学术界组织了几次解放思想的学术会议，我在会议上呼吁应该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要发挥大陆学者在儒学研究领域解放思想的作用。我提出不能仅仅学习海外新儒家，还应该有大陆新儒家学派。赞成新儒家的学者要敢于树立大陆新儒家的旗帜。大陆新儒家、大陆新儒家学派和大陆新儒家旗帜这三个概念引起方克立先生的不满。也许方先生担心，由于他早期对现代新儒家的推崇功不可没，如果大陆新儒家的青年学者们走得太快，会不会影响到他自己。
1989年以后，国家教育委员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一个社科中心，专门收集和研究有关社科界的动态。该中心有一个内部刊物。记得方克立先生于1992年底投稿该中心刊物，在文章中批判了几个学者。同时他还将该文章投送中央有关部委希望引起领导层的关注。后来这篇文章经过修改在社会科学战线杂志上发表过。在这篇文章中方克立先生不点名地批批判我的学术观点。但是圈内的学者一看就明白方先生批判的某大学法学家指的是我。后来中国人民大学老师辈的领导告诉我，方先生手下留情不点名是看在中国人民大学的面子上。
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方先生上升到政治高度的批判在客观上具有政治高压性，因为他希望借助行政权力打压他看不惯的学术观点。他给大陆新儒家学者所扣帽子太大，他希望高层领导像反右运动那样，把这些青年学者其中包括有他的学生一股脑掀翻在地，以显示自己的政治正确。方先生属于具有历史责任感的一代学人，他们习惯于为国家社稷掌舵。只要觉得自己的观点具有政治正确性，与自己观点不同的学者在政治上就一定有问题。方先生这样的学者既有容易招人嫉恨和避而远之的一面，也有其执着和可爱的一面。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和工作期间，发现有一批像方先生一样习惯于为国家和社稷掌舵的充满政治激 情的学者。
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从1992年下半年开始，我关于大陆新儒家的思考形成的文章陆续得以在刊物上发表。其中有“宪法学研究要更加解放思想”，《中国法学》1992年5期；“从专 政到宪政——纪念现行宪法颁行十周年”，《浙江学刊》1992年第3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世界社会主义”，《当代学术信息》，199３年第２期；“〈论语〉四道与新仁学四主义”，《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６期；“初级社会主义与国民社会主义”，《兰州学刊》，1993年第４期；“价值宽容主义与东亚社会经济改革和法文化发展”，《兰州学刊》，1993年第1期；“新宪政主义与政治体制改革”，《浙江学刊》1993年第1期；“非暴力反抗与良心拒绝”，《兰州学刊》，1993年第2期。“20世纪中国宪政思潮的回归与展望——新宪政主义首倡者杜钢建答本刊记者问”，《当代学术信息》，1994年第1期；“双向法治秩序与基本权利体系——儒家秩序观的新仁学思考”，《法商研究》１９９５年５期，等等。在这些文章中，我关于大陆新儒家的呼唤与思考已经定型。后来在《当代学术信息》1995年第3期发表的文章“新儒家在大陆的发展前景”中，大陆新儒家、大陆新儒家学派和大陆新儒家旗帜等概念一起出现，更引起方先生的注意。
后来有朋友提醒我要淡出方克立先生的视野。1996年我调到国家行政学院工作，结识方克定先生。方克定先生属于与方克立先生完全不同风格的学者。方克定先生为人非常低调。他是温家宝总理的老师。我与方克定先生很快结成忘年交。方克定先生有时候起草的文件还专门送到我的办公室，谦虚地说要听取我的意见，让我这个晚辈诚惶诚恐。有时候我不在办公室，他会将他起草的领导讲话文稿从门缝底下塞进去，文稿上手写注明要我反馈意见给他。我到国家行政学院工作以后，有时候还会关注方克立先生写的大批判文章和记者访谈，每隔一段时间他都要对大陆新儒家发起猛烈攻击。但是其中再也没有提及我了。我的确淡出了方克立先生的视野。在国家行政学院工作八年，与政府部门干部打交道多，思考政府制度改革多，与学界联系少了。
如今方克立先生已经去世，我心中突然有一种悲凉感。人生短暂，名利全是身外物。方克立先生一生启蒙和催生了大陆新儒家，也是他批判和延缓了大陆新儒家的前进步伐。随着方克立先生的去世，大陆新儒家翻过了历史的一页。如今全面复兴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国策，大陆新儒家的旗帜已不重要。时代进入人类命运共同体阶段以后，我前些年倡导的世界新儒家却值得加强理论构建。世界新儒家应该能够包容西方三大先知宗教和中国传统儒释道文化。历史儒学和文明学的研究有利于拓展国际视野和建立东西方文化的桥梁。
方克立先生对大陆新儒家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无论是他前期启蒙和催生了大陆新儒家，还是他后期对大陆新儒家的敌意和抵制，都在客观上助长和锻炼了大陆新儒家的队伍。可以说是方克立先生成就了大陆新儒家。没有了方克立先生的挑战和树敌，大陆新儒家作为理论旗帜的热闹气氛也将随之沉寂下去。
人生如烟，但愿方克立先生在天之灵得到安息，不再为人世间的纷争而辛苦掌舵，而烦躁不安。
编辑李顺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