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份纸质档案，原件长50厘米、宽31厘米，档案原件馆藏于中央档案馆。该件为仿真复制件，现存于任弼时纪念馆。

1921年，任弼时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为赴苏俄学习做准备。5月4日，任弼时收到父亲的来信，父亲劝其“谋事上海”，但他决心已定。5月中旬，经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介绍，任弼时化装成理发匠，和萧劲光、任岳、周昭秋、刘少奇等一起乘邮轮从上海取道日本长崎到海参崴赴苏俄留学。启程之日，他致信父亲，表达抱负和决心：“只以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

在任弼时纪念馆，保存着一封任弼时家书，那是他1921年赴苏俄留学前写给父亲的，透过书信，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特殊的年代，一位青年俊才，怀着理想抱负，带着对家人的牵挂和不舍，毅然奔赴远方……

1904年4月30日，任弼时出生于风光旖旎的湘阴县塾塘乡唐家桥（今属汨罗市）。在塾塘乡，任家是有名的书香世家。每年春节，任家大门口总是贴着一副多年未变的对联：“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任弼时的父亲任裕道一生安于清贫的教书生活，并把自己的观念传输给自己的孩子。对于任弼时来说，父亲既是慈父又是严师。任弼时4岁的时候，就在父亲的指导下练习写字，因为人小，个子不高，经常从凳子上摔下来，但他一声不吭，爬起来继续抄写完。

1909年，任裕道受聘于离唐家桥二十余里的湖南公立作民两等小学堂任教，任弼时当时只有5岁，便开始随父寄宿课读。整个儿童时代，任弼时跟随父亲辗转求学，父子感情也愈来愈深厚。任裕道对儿子寄予厚望，在他身上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情感。在父亲的谆谆教诲和影响下，幼年的任弼时就关心国家大事，树立了挽救国家危亡的理想抱负。1915年，年仅11岁的任弼时考上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高等科。从此，从湘阴到长沙，多了一个踽踽独行的少年身影。

在长沙的几年里，任弼时接受各种新思潮，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强烈的爱国之心在他心中犹如燃烧的烈火，他曾在作文《我国割让地之痛言》中写道：“呜呼，我辈对之当如烈火之烧心，众镝之丛体，芒刺之负背。若能时卧薪尝胆之念，励精图治，何患不能收回割让之地乎！”1920年，任弼时加入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并由该会推荐首批赴上海入外国语学社作留俄学习准备。

任弼时共有兄妹5人，哥哥早年夭亡，剩下他和三个妹妹，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孩，按照中国传统古训中“父母在，不远游”的孝道思想，任弼时应该留在父母身边，然而从小受父亲爱国思想和民主思想影响，任弼时树立起远大的志向，即使离乡背井，远离亲人，也要勇往直前。

1921年春，任弼时即将赴苏学习，启程前几天，他接到父亲寄自长沙的一封来信。父亲在信中关切地询问儿子去苏俄的情况和在上海谋学的打算，拳拳父爱，感人至深，任弼时读着父亲的来信，泪水簌簌而下。想到国事紊乱，家乡连年战乱，经济衰败，出路何在？父亲已是半百年纪，仍在为家中衣食而奔波劳碌，没有一刻休闲时刻，而家境日趋窘迫，负担日益增加，作为长子，又是家中唯一的儿子，他很想为父亲接过重担，为父分忧，心中的悲苦和内疚，时时吞噬着任弼时的心。

奔赴莫斯科前夜，任弼时坐在窗前，展开信纸，心情十分复杂，在信中，一面劝慰老人家，一面表述自己的决心和抱负，他写到：

千里得家书，固属喜极，然想到大人来省跋涉的辛苦，不能说是非为衣食的奔走所致，若是，儿心不觉顿寒！捧读之余，泪随之下！连夜不安，寝即梦及我亲，悲愁交集，实不忍言。故儿每夜闲坐更觉无聊。常念大人奔走一世之劳，未稍闲心休养，而家境日趋窘迫，负担日益增加，儿虽时具分劳之心，苦于能力莫及，徒叫奈何。自后儿当努力前图，必使双亲稍得休闲度日，方足遂我一生之愿。但儿常自怨身体小弱，心思愚昧，口无化世之能，身无治事之才，前路亦茫茫多乖变，恐难成望。只以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惟祷双亲长寿康！来日当可得览大同世界，儿在外面心亦稍安。

在信中，任弼时一一解答父亲的担忧和疑惑，唯恐父母过分担忧，他宽慰道：“沿途一切既有伴友同行，儿亦自当谨慎，谅不致意外发生，大人尽可勿念过远……”

关于上海谋学之事，他告诉父亲，“儿前亦筹此为退步之计，不过均非久安之所”，赴莫即可成功，“彼即当作罢论”。

复信投邮，扬帆起航。

1921年5月中旬，任弼时乘坐邮轮从上海出发，奔赴遥远的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自此，任弼时在莫斯科一学就是三年。朝气蓬勃的莫斯科东方大学让任弼时的生活感到充实，但他也时时挂念家中的一切，一有机会便会写信回国，向父母汇报自己的学习生活状况。1924年2月，他专门用挂号信寄给父亲一封信并附照片一张，还没收到回信，有人回国，又托人带信给父母及妹妹。告知他们“我在莫身体如常，学识亦稍有进步”，也表达着对亲人的思念“在中国已是春季……可恨远隔异土，不能与你们共享这种幽乐！”“但我不惜！因为我们以后共享的日子还多！”

然而，在任弼时学成归国后，由于工作牵绊，一直未能回乡探望父母，1924年冬，带着对儿子的不舍，父亲撒手人寰。1938年3月，母亲也在任弼时再度赴莫斯科途中去世。任弼时的父母都未能等到与儿子共享“大同世界”，便抱憾而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