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的丧失与重建

我们每天都有许多信息扑面而来，冲击眼球，冲击耳膜，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我们会选择吗？

我们每天都面临着选择，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选择，哪些是我们该做的，哪些是不该做的，我们有标准吗？

我们搞编辑的，文章10选6，我们选哪些，标准在哪里？

我看到有一篇短文，是讲炼丹的，前面讲它如何如何了不起，是世界上最早的化学，后面落笔说它是伪科学。为什么会这样？这说明我们思维混乱，失去了标准，没有了方向。

社会问题更扰心，富人钱多了不知道怎么花，富二代花1.5亿在缅甸买豪宅；有的开飙车，闯红灯，寻刺激；穷人报复社会，发泄情绪；年轻人盲目追星，生活无节制等等。这些，每天都在发生，都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影响着我们的孩子。

社会最重要的领域，最受尊敬的职业：医院、学校、法院成了重灾区，这些行业，他们肩上背负着道德传承的重任，人们对他们的期望值太高，诟病最重。复旦大学去澳大利亚行医的就接近百人；老师呢，对学生不管，怕管；打官司呢，打得赢，拖不起。腐败不可怕，怕的是大面积腐败，怕的是这些最引人关注、最受人尊敬、最需要坚守的行业的失守，怕的是知识精英（学术）操守的失守。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哪一个行业的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国家文化的失守，价值观的失守，是一个民族集体的浮躁。价值观丧失了，标准没有了，善恶不分，是非不明，行为失范。

什么是价值观？价值观是我们判断事物的善恶是非标准！是我们的行为准则！

一、价值观什么时候开始丧失的

中国古代在世界的位置，从来就是第一，没有之一。

有人说，明朝很黑。是的，但是明朝还不很偏激。文化方面，明朝虽专制，杀东林党人，但东林党的空谈误国和与阉党控权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经济方面，明朝初期虽然关门锁国，但只关公门，未关私门，民间对外贸易很发达，中期还有著名的“隆庆开关”，明朝在文化、教育、科技、贸易等方面仍是世界第一，在统一的文化及价值观的传承之下，还没有丧失核心，丧失凝聚力。明朝的对外贸易、白银储量世界第一，中华民族仍然立于世界之颠。

自清中期乾隆开始，在物质文明方面仍未完全落后于西方，但中华文化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衰落的迹象已很明显。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字狱。在乾隆手上爆发的案件就达到130余起；第二是关门锁国。乾隆22年（1757）的”一口通商”政策，关闭了除广州外所有与西方联系的通道。特别是后者，直接引发了鸦片战争。

我们现代学者，在认识历史时，始终把眼光盯在清中期以后的这300年，甚至停留在鸦片战争以后这段时间内，盯着这块伤疤不放，对五千年文明怀疑、诋毁甚至辱骂，在祖宗脸上拼命抹黑，丢失了最起码的温情与尊重。一人疑不要紧，一人骂也不要紧，大家都疑，大家都骂，文化精英疑，文化精英骂，民族自信心没有了，民族自尊心没有了。现代中国人的意识形态的混乱，价值观的迷茫就是从这时候开始。

没有古人的极力坚守，哪有今天的中华民族。

二、寻找原因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鸦片战争的洋枪洋炮惊醒了清王朝的美梦。这时，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一腔热血，寻找原因。首先，他们认为战争失败的原因，是我们物资的落后造成的，具体一点说是武器的落后才挨了打，也就是说是所谓“器”的问题。

于是知识精英，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于1860年发动了洋务运动，口号是富国强兵，发展科技，整整搞了30年，出现了“同光中兴”的景象。1888年我们正式建立了北洋水师，在德国购买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舰艇。但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中国战败。日军在旅顺屠城，杀死我同胞2万多人，清政府被迫鉴定了马关条约。

新式武器装备没有打赢，知识精英否定了物资落后才挨打受辱的观念，也就是说否定了“器”的问题。那么，鸦片战争的失败，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什么原因呢？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归结于组织结构的问题，也就是说是政治体制问题。

于是，1898年爆发了戊戌变法，企图变更政治体制。变法失败后，1905年，清政府派徐世昌、端方等五大臣出国考察，择善而从，准备政治改革，搞君主立宪。

当时的清政府，已经失去的核心凝聚力，政令上传而不能下达。就在政府组织内阁的同年，辛亥革命爆发，君主立宪流产，民国政府成立。之后，仍然战乱不止，民主革命并没有真正完成。

于是，上层建筑的精英们，又否定了组织结构问题，认为那一定是文化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是价值观问题，于是把矛头直接对准传统文化，传统价值观。

三、民国初期：强化对传统价值观的否定

五四以后，知识精英们在遭受西方殖minyun动冲击，面临救亡压力的时候，在所谓新文化运动里，已经失去了平常心。

在文化方面，知识精英几乎一边倒，否定传统文化，崇尚西方文化。主要代表人物胡适，他《整理国故》，主张全盘西化。还有一位疑古大师，是胡的学生，叫顾颉刚、写了一本《古史辨》，全盘怀疑古人及古文化，

整个学术界怀疑一切，就连《文选》中描写宫殿华丽都值得怀疑。

这时，反对派很少很少，似强弩之末，甚至被打入另类，遭人歧视。如辜鸿铭，陈季同。辜鸿铭是北大的一个怪杰，虽然遭人耻笑，但别人奈何他不得，他精通１３种语言，学识非常人可及。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他没有一丝媚气，他始终坚守中国传统文化，著作有《中国人的精神》等出版。

陈季同，在法国当大使16年，英法德拉丁文无不通晓。他是第一个介绍古文出国的人。

这个时候的执政党是亲美的，知识界屁股坐偏，主张全盘西化。西方文化是与中国文化完全不同的二元对立文化，违反国人文化心理，于是，最后以三民主义作为价值取向。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在野党方面，是亲苏的，崇尚暴力革命和唯物学说，也是西方的。

四、共和国初期：个人意志取代价值观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这一时期，政治上、文化上没有及时拨乱反正，延续沿用西方的阶级斗争和唯物主义价值观（排除了西方的有神论），并不断政治化，对传统文化继续打压，代之而起的是造神运动及个人意志，政治信仰填补了国人的精神空缺。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以个人为核心的价值打造，恰好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心理，理由是，中国人自古信神，崇尚官德，崇尚核心凝聚力。中国人不太推崇法，但如果没有核心，就会一盘散沙。这一时期，贫富差距小，加上老一辈传统价值观根深蒂固，人心向善，社会安定。

之后，从1957年反右到1967年wenge，政治信仰取代一切，知识界集体投降。像冯友兰这样的新儒家（理学传承人）都出现了摇摆，他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强化了封建意识形态，无产阶级可以借鉴。贺麟（心学传承人）1955年表示：“要和自己过去的反动唯心论思想划清界限”，第一次在唯心论前面加上“反动”二字。被树为旗帜的郭沫若更是“与时俱进”。郭写了很多歌颂“三面红旗”的诗作，当时有一句顺口溜，“郭老郭老，诗多好少”。

有一位不想跟潮流的北大教授，他是沈从文，于1949年被迫封笔，转入历史博物馆，为文物填写卡片。

这一时期，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点赞的只有荀子、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戴震、章太炎、鲁迅、张岱年等，只有这么少量几位唯物主义思想家，而且还并不满意，因为中国历史上讲心物平衡，几乎没有纯“唯物”的思想家，所以以上这些被点赞的人也都有瑕疵，都有“历史的局限性”，所以很少有效法的榜样。

五、改革开放时期：物资崇拜取代价值观

贫富不是善恶的标准，人与人的斗争不能带来和谐。到了这个时候，传统文化，传统价值观导致被动挨打的观念才基本否定。

自80年代之后，阶级斗争观念被终结，文化开始复兴，人们有得解放的感觉。随着政治信仰的崩塌，主流文化哲学重新聚焦西方，再一次与西方“接轨”，唯物哲学主导一切。

为了弥补其精神缺陷，信仰空位，上层建筑不断创新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补充。各级职能部门积非成是，无所适从，只能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和喜好各行其事，要么不作为，要么乱作为，人们再一次陷入迷茫。

延伸到本世纪初，国家经济上得到了空前发展。然而，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提升幸福指数，带来的却是疯狂的贪腐与巧取豪夺以及功利主义泛滥。尤其是官德的丧失，使得权力机制失控。师德、医德相继失守，互害、杀善情形显现。此时，道德标杆折断，价值体系崩塌，是非标准丧失，精神领域物化，社会基础动摇，人性开始堕落，人们像无头苍蝇，到处寻找正能量。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六、从堕落到觉醒

物资落后挨打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组织结构（社会制度）可以多元化，价值观的传统，才是一个民族的底色。只有统一的价值观，统一的是非善恶标准，才能上下一心，凝聚力量。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我国经济上已经不再落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具优势已被广泛认同。传统价值观导致被动挨打的观念虽然被否定，但文化上并没有来一个华丽转身，价值观被搁置。

这一时期，社会矛盾不断显露，主要表现在10个方面：

1、知识分子操守丧失：

北大教授说：堵车好，说明社会经济繁荣。经济学家说：灾难有利，可以拉动消费。

2、公信力丧失：官民关系恶化，核心凝聚力没有了。

3、法制标准丧失：顶层立法不公，基层民众丧失了。

4、师德丧失：教育成了培训机构，只赚钱不育人。

5、医德丧失：医院成了创收机构，医患关系恶化。

6、基层失守：农村以恶治恶，民德醇厚的环境没有了。

7、家庭失守：伦理丧失，婚床危机，责任感没有了。

8、家教丧失：孩子成了我们的忧虑。圣人的话有问题，老师的话可以怀疑，家长的话根本不听，敬畏心没有了。

9、民俗丧失：民俗大都承载一种道德教化的功用。现在婚事、丧事各搞一套，花样百出，优良的民风民俗没有了。

10、道义丧失：人人讲假话，人骗人，人害人，诚信没有了。

一个家庭，一个团体，因价值取向不统一，常常为一件小事争论不休，导致大分歧。是至今日，广大人民群众正期待价值标准的回归与重建。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顺势而为，在党的“十八”大及时的提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又提出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进一步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回归初心，完成中华民族复兴大业，我们依靠党相信党，相信党的执政能力。

从价值观的迷茫、丧失到觉醒与重建，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同时也感到，只有了解和熟悉了自己的东西，才能真正吸收到人家好的东西。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七、回归自我

故事：我的家住在南县。南县明山头镇有一位杨万才先生，解放前家境殷实，父母送他读了十多年书，可谓饱读诗书。他为人低调，乍一看像个书呆子，没有贪想，不管闲事，但十里八乡有什么事求他的，都会满意而归。邻里有困难的，都得到过他的接济。借米的借米，借钱的借钱，能还的就收，不能还的，他从不上门索要，遇到烂账的，他也不在意，从不在人家面前提起。他看到许多穷人家的孩子无钱读书，在自己家里办了一个私塾，把四邻的孩子邀到家里，发给他们书纸笔砚，教他们读书识字。还教他们读《弟子规》、《太上感应篇》、《佛说十善业道》等儒释道启蒙经典。有些家里较宽裕的，万才三嗲就收一点学费，家里穷的就都免了。有人问他，说：“人家教书是为了赚几个钱，你这是图个么子呢？”三嗲笑了笑回答道：“图个热闹啊！”

万才三嗲还开了一个轿行，租给那些办红喜事的姑娘坐。他出租的轿子总是打折，有时打到半折，实在没有钱的，也抬去坐。他家门前的叫花子也比别人家多。有一年冬天，万才三嗲家里接了裁缝师傅来做上门工，三嗲的妻子做了一条新棉裤。棉裤刚刚做好，恰遇一个妇女来到门前乞讨，三嗲见这个妇人衣裳单薄，全身哆嗦，心生怜悯，于是对妻子说：“你打发她一条棉裤啰。”妻子说：“要得，我就把身上这条换下来给她就是。”三嗲说：“唉，换么子啰，就把这条新的给她，几多聊撇。”妻子有些犹豫，说：“我身上的这条棉裤也还蛮好呀。”三嗲说：“你在屋里，可以烤火，人家在外头，北风吹，好冷呢！莫换，莫换。”三嗲的妻子也是一位慈善人，经常在家烧香念佛。她一边说一边拿起新棉裤给了那个讨米的妇女。

心是一杆秤，称人先称己。让别人走路路才会宽。万才三嗲经常这样说。

那个年代，像万才三嗲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很多，几千年的价值观埋进了骨髓，嵌入了灵魂，岁月的碰撞，一时难以抹去。如今，我们用开放的心态，重新审视自己本民族的千年文化，自己的传统价值观，竟感到格外亲近。

结论：只有民族的才是自己的，也才是世界的。

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价值观，根基在哪里？在儒释道。儒家讲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道家讲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还讲自由公正与法治（古代法家源于道家）；儒家偏柔，道家偏刚，刚柔互补。还有佛家，佛家讲平等与慈悲。浓缩起来就是：知伦理，明善恶，懂因果。知伦理是代表儒家的，明善恶是代表道家的，懂因果是代表佛家的，三家各有特色，自成体系。但三家合起来又是一家，像一个鼎。鼎之三足，缺一不可，它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完整的稳定的思想文化大系统。由于这个系统的主要内容是自律，因此，它超越“主义”，超越国度，普适于各种不同的组织结构即政治体制。

儒释道以儒家治国，道家治身，佛家治心。一以贯之，以做人为本，做人是做事的基础。儒家治国以忠孝治天下，要从孝顺父母开始，延伸到孝顺天下所有人的父母，延伸到尊敬所有老年人。“孝”走出家门就是“忠”，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孝与忠是不讲条件的。儒家“五伦”中最后一伦是朋友，对朋友我们讲诚信，讲道义，讲狭义，从善待朋友延伸到善待所有人。

中国儒释道三家文化浓缩起来就是一个字，和。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善恶是非标准，安身立命之所，是普世的价值体系。我们爱国爱什么？就是爱中华民族，以及这个民族所衍生乃至所依附的文化，这就是我们从小要树立的价值观，是我们几千年来正能量的源头。谁具备了这些，谁就能赢得人脉，一个国家弘扬这些，这个国家就能赢得人心，价值观统一了，国家就和谐了。

还有，教师、医生、法官要有悲悯情怀，想当教师，当医生，当法官就不要想发财。你的快乐、你的价值在你的职业中。想发财去经商，不要从事这些行业。

我们寻找的，正是我们曾经失去了的，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有人认为，中国文化太柔，不适宜今天世界发展的环境。

这种观念和中国文化障碍了经济发展是一个论调。中国文化是内刚外柔，讲究以柔克刚。中国人心理力量很强大，善恶是非标准很明确，对同胞和，对列强刚，对仁政和，对暴政刚。我们不看中国古代自强不息、刚健不阿，宁死不屈，前仆后继的一面，只要翻翻近代史，看看辛亥革命的那些富二代，尽管他们是处在价值观迷茫的年代，但这些受传统文化影响很深的人，在民族危亡之际，是如何舍弃家庭，如何置生命于不顾，看看他们的所作所为就知道了。可以想象，一个热爱自己民族文化的人，一个民族信仰很坚定的人，在困难面前，在国难面前会有怎样的表现。大家自己去体会吧。

四十年前，80多岁的日本学者池田大佐和英国学者汤因比对话时提出，基督教将会面临没落，新世纪将是中国文化的世纪，两位学者为西方敲响了警钟。

与先圣交，你的灵魂才会苏醒。

（涂世辉 长沙中南大学大数据中心的演讲整理  2016年5月）

编辑:李顺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