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莱布尼茨那里，中文（表意）是哲学语言的典范，……起着西方哲学的基石的作用。

——法国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莱布尼茨这个梦威胁到了“欧洲文化中存在真理”这一现代共识。

——美国罗德学院教授毕格罗（Gordon Bigelow）

一旦说明“中国”在这段欧洲历史中的实际存在，这就意味着把西方哲学的权威置于危险之中。……如果重新讲述“中国故事”，则必将把她置于德国及欧洲的文学与文化史的核心。

——美国鲍登学院教授陶茨（Birgit Tautz）

（在17世纪）中国资讯经过yesu会士的调和与输送，在欧洲流传开来，最终被同化（变成了西方“文化”）。……上述西方人从中国借鉴思想，若按照今天的标准，则是无耻的剽窃（scandalously plagiaristic）。

——美国历史学家蒙赫洛（David E.Mungello）

（一）中西哲学及文明的辩证关系

在哲学上（乃至整个的文明），中国与西方是“一元合分”，而不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像西方及希腊那种“主客两分、天人相对”只是最近现象，它缘起于如此客观丕变，即：郑和远航而开始联通世界、以致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颠倒；而幸遇“天时地利”（海洋地缘优势凸起）的西方人，则狂妄地要征服自然、征服世界。倘若在古代，人们囿于自身环境；那么，西方及希腊模式则意味着“自我否定”（自毁家园、自取灭亡）。所以，任何这方面的念头，都被当作人类的“固有愚蠢”，必须对它“万古封存”才对——宗教禁锢！

《道德经》曰：“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

中国与西方的哲学乃至文明是“正→反→合”：“正”〔传统中国、惟道是从〕；“反”〔现代西方、道隐无名〕；“合”〔未来中国、复归于道〕。

这同构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预言的世界大势：“正题”（传统中国）→“反题”（西方阳亢）→“合题”（中国仁静）。

古神州发祥文明，起伏前进，迤逦终古；随着陆海丝路、技术传播、蒙古征服、郑和远航而联通世界，中华文明衍生出全球文明，包括作为“文明的天敌”的现代西方和它所伪造的“古老、古典文明”。从今往后存在两种相反的“合”：

1.西方式（直线）之“合”——回归于“自然尘劫”〔人与生物圈同归于尽〕

2.中国式（曲线）之“合”——回归于“阴阳和谐”〔万物众生命运共同体〕

传统中国大抵是“体用不二、道器合一”，而现代中西及世界则偏重于“用”和“器”。

世界范围内的体用及道器之双双分裂，首先发生在近代欧洲。

冯友兰与泰戈尔曾关于东西方之“体用”及其关联，达成这样的共识，即：现代西方的快速之动是“用”，传统中国的相对之静是“体”；两者皆为世界性的“体用一元”——广义的“中体西用”。亦即，东方及传统华夏是“体”（体用合一），西方及现代世界是“用”（体用分裂）；由是，古今一脉、阴阳合离的“有机辩证”，昭然若揭！

进一步比较：

狭义的“中体西用”：只在20世纪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体”，西学（现代知识）是“用”，对立而排斥。

广义的“中体西用”：道器合一、体用不二的中国传统文明（体），派生或变异出来西方及现代文明和知识体系（用）。

（二）莱布尼茨开辟西方“新纪元”

现代早期的欧洲出现两个接应“东学西渐、中学西被”的枢纽人物——毕达哥拉斯与莱布尼茨：

毕达哥拉斯是东学西渐的“虚拟枢纽”：大量的东方新知在其名下被汇集，然后又被用于编造其他“古希腊”的名人名著。——详见诸玄识文《虚构的“古希腊哲学”是怎么炼成的？毕达哥拉斯是个关键人物》。

莱布尼茨是“中学西被”的真实枢纽：由在华传教士所提供的资料，被莱布尼茨转换成西方学术体系的真正蓝本。

先了解一下莱布尼茨之前（17世纪晚期之前）的西方的相关情况：

第一、缺乏能够书写哲学与知识的语言文字，亦即缺乏包含概念、定义、哲理和审美的表述形式；凡此，都是后来从表意的汉字——培根称为“真正的字”——里获取，从而在工具上奠基了西方的哲学与科学、文学与文艺。

第二、所谓的“古典经典、名人名著”，都是在18-19世纪被西方中心论伪造或改造的。先前问世的皆有名无实，均被后世学者在语言、哲理、审美和世俗等方面，翻新和翻倍。例如“莎士比亚”和《荷马史诗》（我们已发表了许多篇这类文章）。

第三、旧欧洲的意识与语言分为针锋相对的两端：教派神话与世俗土话，两者都是狭隘性与排他性，因而都是隔绝于那既真实又普遍的“人与自然”的思想境界；后者被莱布尼茨等人从中国撷取，称作“自然神”（自然神学）或“自然法”（自然哲学），它在思想上奠基了西方的新知识与认识论。

然而长期以来，莱布尼茨的上述角色或作用被欧美学术界有意或无意忽略。直到最近十余年，有多位国外学者开始探索和揭示如此真相。我们在此概述之。

美国新墨西哥大学教授斯特姆（Fred G.Sturm）的这一见解，算是“开了一个口”，即：

在17、18世纪之交，莱布尼茨与在华yesu会士的书信往来，显示莱布尼茨是欧洲接受外来知识的桥梁……。毫不夸张地说，在西方遗产中，莱布尼茨的成果是现代思想史上最具萌芽性质的……。如果是这样，莱布尼茨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果真如此，那么，是否有足够证据支持下面的判断，即：现代欧洲的科学与哲学中的大量新东西，基本上都是从中国借取的？……进而，我们有理由断言：在现代欧洲科学与哲学的发展中已经挪用了中国的成果，这可以从莱布尼茨那里查得到？……一个最基本的结论，可以肯定，莱布尼茨作为一座桥梁，把中国哲学——包括辩证法和有机论——引入了欧洲的主流思想之中，以致现代西方的哲学、科学和政治意识形态都深受其影响。

（三）“汉字密码”是哲学的潜意识

18世纪以前的西方没有书写知识（包括科学、哲学和文学）的文字。西方在15世纪左右，依靠四大发明（印刷和纸）锁定“发音符号”（字母）而产生的“表音文字”，却由于其语音和语义皆狭隘和混乱，造成了“普遍误解”，而加剧宗教战争。

根据《莱布尼茨、神秘主义与宗教》一书，笛卡尔（1596-1650）渴望有一种能够表达知识与学术的“哲学语言”，它与“真正哲学”乃相生相成；若是这样，人们就会很容易“获得真正的科学知识的秘密”。可能吗？果真如此，“农民比哲学家更能认识世界的真相”。然而较之似乎绝望的笛卡尔，“莱布尼茨（1646-1716）则雄心勃勃地朝这方面努力，尝试发明普遍通用的语言文字，大胆思考如何获得真正哲学与全部知识”。

中文（汉字）使莱布尼茨“美梦成真”！毕格罗（Gordon Bigelow）介绍：

（现代早期的欧洲精英几乎都认同：）汉语……这种基于“真正的字”的书写系统的语言，是完美的普遍通用语言的典范；它的每一个字不仅代表声音，更是传达一些基本的哲学原理。……可从汉语文献里发现完美写作的线索，它穿越距离与世代的口语变化。……莱布尼茨的结论是，汉字在本质上是哲学的，它不只是表达说话，主要则是基于“理智的考虑”。莱布尼茨提议将汉语当作“哲学语言”的楷模。……换句话说，莱布尼茨（按照“汉字模式”）设想了一种与思维直接相关的写作形式，它不受口音差异与事物变异的影响。莱布尼茨的梦想……“当务之急是，在名称与事物之间建立准确的对应关系”（像汉语那样的含义与定义）。然而，莱布尼茨这个梦威胁到了“欧洲文化中存在真理”这一现代常识。

早在17世纪初，弗朗西斯·培根提出：“汉字是真正的字，它所表达的，不是声音或土话，而是事物与概念。”

大卫·波特（David Porter）解释：“从培根到斯威夫特等人观察到，中文书写系统是一种理性的、基于哲学的表述方式；它不会被历史沧桑所变乱，不会被方言俗语所侵蚀。”

从培根、威尔金斯、莱布尼茨、约翰逊博士到歌德，西方经历了近两百年的基于“汉语模式”的语言文字改革；从汉语“借取含义、借鉴定义”，把欧洲诸文字从原先的“表音符号”，变成了“知性符号”。

与此同时，从汉字和汉语文献中汲取智慧元素、知识基因和思维工具；后者诸如：表意与写意、含义与定义、概念与理念、审美与唯美、抽象与形象、形而下与形而上、逻辑与逻各斯……。

“中国是神启的逻各斯的知识库”，这几乎是17世纪后期欧洲学者的共识。

美国语言学家费诺罗萨（Ernest F.Fenollosa，1853-1908）说：“通过将汉语作为一种模式，当成真正知识的工具，由此来修补我们（西方）的抽象语言的缺陷”；“汉语所代表的，是所有的西方逻辑和抽象系统的自然选择”。

美国圣母大学教授施莱勒斯（T.J.Schlereth）也说：“莱布尼茨使用中国‘表意文字’作为他的（哲学与科学）规划的基础，最终派生出普遍性的话语，由此开发出符号逻辑学。”

密歇根大学英语系主任大卫·波特指出：“书面汉语……体现了完美理性的哲学体系和所有科学的基本原理。在西方（17世纪的宗教战争）的危难之际，汉语作为赎回语言权威的象征，为合乎自然、普遍有效、绝对正确的知识交流，提供了可行性。”

陶茨（Birgit Tautz）揭示：“汉字密码”是西方知性与哲理的唯一来源，即：

中国字符的权威和认识方式都真的渗透到欧洲的知识形成中了吗？汉字的基础是指事的、合理的……。莱布尼茨认为在语言和表达之外没有真理，……并且除了对中国古籍阅读、破译和诠释之外，不存在其他的权威方法。说到底，莱布尼茨将汉字的内在因素视为建立西方知识体系的里程碑……。他相信世界上，欧洲与中国分享同样的原初逻辑与内在理性；因此，通过阅读中国古籍，也能够使欧洲发掘这方面的潜力。

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安戈（J.M.Unger）也说：在现代早期的欧洲，“如果任何人发现一种方法，能够解码汉字这种表意文字；那么，他就可能拥有非常宝贵的知识，他就可能获得全部的人类知识图像的钥匙。”

（四）“中国种子”栽培的希腊哲学

从文字上论证“希腊哲学”是基于中文（汉字）概念的伪造：

第一、“表音”本身不能形成文字，因为人的口音在空间上乃千差万别、在历史长河中乃千变万化。就是依靠外来“助缘”（指用印刷术锁定“字母”）而勉强形成“文字”，却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由于其语音和语义皆混乱，如此新生的文字造成了“普遍误解”，这是16-17世纪欧洲宗教战争的症结之一。

按照美国作家埃利森（Katherine Ellison）所参考的几位教授的研究，被吹捧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内战（1640-1649），实际上则是由“语言危机”（linguistic crisis）所挑起的毫无意义的教派暴力。

第二、现代西方各国的语言文字，亦即，能用于表达知识和哲学的语言文字，都是寄生于“汉字表意”。自从培根于17世纪初提出“汉字是真正的字”，欧洲经历了近两百年的“汉字模式”的语言文字改革，从汉字“借取含义、借鉴定义”，终于使其诸文字从“发音符号”变为“知性符号”。

所谓的拉丁语和希腊语原先都是纯宗教性的（不能表达真实的“人与自然”），因而在17世纪被视为“死亡的语言”，差一点被淘汰；幸亏它们均受到语言文字改革的影响，而被更新和升级，才在19世纪变成了伪造古典的专属工具。

第三、现在的哲学界（尤其是中国的）喜欢援引希腊语词汇来说明许多概念之由来，以致希腊文俨然成为“原创哲学”的法定载具。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能被用于书写学术或知识的希腊文并非古已有之，而是形成于“中文改造西方语言文字”之后。

丁内斯（Javier Martínez）主编的《古典文献的杜撰与杜撰者》一书，其中就有一篇意大利萨伦托大学教授沃克斯（Onofrio Vox）的论文《现代伪造的希腊文》；它揭示那胜任于书写“古典”（科学与人文）的希腊文，是最近在旧语言的基础上，通过借用或创造新词而形成的。

第四、“哲学语言”与“通用语言”是一体两面，它是超越方言土语和教派话语及其狭隘性与排他性，来传载和传达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共通认知”。

在17世纪后期，莱布尼茨和yesu会士都认同：“人类共通认知”源于《易经》，而它的媒介工具则是汉字；进而，他们都主张：作为唯一和真正的“哲学语言”的汉语，是欧洲语言文字改革的模板。

美国长岛大学教授帕丁森（Robert Pattison）说：“莱布尼茨把汉字当作哲学表述系统的理想原型”。

《莱布尼茨和沃尔夫论中国》一书称：“……在寻求普遍性的哲学语言的时候，莱布尼茨考虑接受中文的可能性，因为它的文字是基于万物原理，……这可以表达共通认知。”

第五、哲学与哲学语言乃相生相成。没有原创的“哲学语言”，哪来原创的哲学？另一方面，只有秉赋哲学智慧的民族，才会发明哲学语言。因此，鉴于汉语（汉字表意）是独一无二的哲学语言，西方及希腊哲学的源泉或原型在何方，不是很清楚了吗！

莱布尼茨赞同法国“国王数学家”白晋的这一说法，即：伏羲是“全人类的哲学之父和创始人”，《易经》是个“完整的形而上学系统”。莱布尼茨从汉字里发现表达形式与哲学构造。

《17世纪剑桥哲学史》写道：

在评估汉字作为哲学语言的潜力之后，莱布尼茨更是热衷于它。……与在华yesu会士的通信使莱布尼茨深入了解中国哲学。……yesu会士白晋提供了有关汉字及其历史的信息，这使莱布尼茨修正了自己的先前认知；他不再执著于象形文字那样的指事，而是关注汉字（表意）的哲学结构。

关于希腊哲学源于中国，除了上面从文字上证明之；在西方中心论于19世纪中叶开始炽盛之前，有不少西方哲学对此心中有数，例如：

坦普尔爵士（Sir William Temple，1628-1699）说：“可以在古代中国的知识和见解里找到‘古希腊文明’的种子。”

英国神学家沃顿（William Wotton，1666-1727）说：“‘古希腊人’确实是按照古代中国编造出来的‘现代人’。”

汉学家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1788-1832）说：“公元前6世纪中国哲学家老子的观点，通常被归属于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和其他‘希腊人’。”

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说：“伏羲……赋予古代社会法律、科学、文字和书籍等”；而所有的泛西方的“古哲”诸如托特、以诺、赫尔墨斯、苏格拉底、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学派），则“都是伏羲的化身或传人。”

现代法国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在其研究莱布尼茨时发现：书面汉语“起着‘欧洲幻觉’的作用”，“是哲学语言的模型”和“西方哲学的基石”；这就不能不令他思考西方哲学——尤其是希腊哲学——的真实来源，以致他在晚年大胆质疑：“我们强烈感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即希腊哲学是否起源于希腊或欧洲？是否可以说，它就是中国哲学！”

（五）全人类的知性与哲理的源头

我们来看认识论。旧欧洲在这方面有两个特点：一是拜神迷信、异想天开，一是族群碎片、方言林立；两者都是狭隘性与排他性，因而不可能真实而全面地了解“人与自然”。

人类的知识与哲学及认识论皆缘起于《易经》。法国东方学家德金（de Guignes，1721-1800）说：“《易经》的意图是全面的，它是所有种类的知识的源泉……。”

莱布尼茨所敬仰的中国人，不是孔子，而是……公元前3000年统治中国的伏羲。这个传奇帝王发明了八卦，它构成了《易经》的基本结构。伏羲是莱布尼茨与白晋通信的主要话题……。白晋称伏羲为“所有哲学家的王子”，……而且说，伏羲就是琐罗亚斯德、赫尔墨斯，或是以诺〔所有泛西方的“古圣”都是伏羲的异名化身。——引者〕。白晋致信莱布尼茨，回应了所有欧洲人对“中文密匙”（Clavis Sinica）的猜测。白晋相信，这些《易经》卦爻表明，伏羲发现了……所有知识的真正钥匙。他写道，伏羲的卦爻“以非常简单与合乎自然的方式，标识了一切科学的原理”……；通过再现易经卦爻的原始含义，能够重建所有科学均须遵循的自然方法……。在白晋看来，古代中国哲学就是普世哲学，是全人类的哲学的始祖。这些卦爻是多么令人兴奋！它们是远古人类智慧的遗迹；因此，它们使我们能够研究人类的创世，其思想比我们的头脑更清晰，其理性之光比我们的更纯正！……白晋还说，他把如此远古真知的启示……带给了欧洲人。

《易经》开启了人对于自然之“参与而参悟、互动而能动、契合而和合”，这样，才有可能对宇宙天地及万物众生和它们的关联与变化，全面了解与把握。

西方的认识论乃至整个的知识体系的雏形，均来自“体用”及“道器”的分裂；即通过翻译，把中国经书里的“人与自然”的部分（天道观和天人观的内容），撷出而“为我所用”，却又抛弃了其中的“道”（有关整体与和谐的思想）。在17、18世纪之交的欧洲，上述来自中国的“器用碎片”（西学雏形）被称之为“自然神”或“自然宗教”（而与宗教神学既区别、又妥协）。

按照伏尔泰和莱布尼茨等人的讲法，现代早期欧洲的知识体与认识论的“西学中源”如下：

自然神/自然神学 → 自然法/自然哲学 →（理论）科学、哲学和其他所有的针对自然的知识

莱布尼茨提议“中国应该派人来‘传教’，教欧洲人‘自然神学’及其实践。”这件事由yesu会士代劳了，他们也确实把几名中国信徒带到欧洲，一起推广中国知识。

英国哲学家和哲学杂志总编马丁·科恩似乎赞成“中西一元、源于易经”，并且质疑“古希腊”的存在。他写道：

……《易经》问世于五千年前，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书了。“古希腊人”当时在干什么？（甚至没有人质疑苏格拉底的存在，他留下任何书面记录了吗？）。考古学家认为，五千年前，北欧平原刚开始有农业，使用（原始）工具——嵌入燧石的木锯。然而，大多数书籍都会告诉你：“最早的哲学家是古希腊人”！……20世纪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荣格称《易经》，“这是一本爱智慧者的书。”……像《易经》和《道德经》这样的文献，包含了许多西方哲学的核心思想。……然而，欧洲人则倾向于淡化他们所欠东方的知识债务，一如他们把科技与发明的历史写成以西方为主导。……但事实上，东方的思想家（尤其是中国人）是数学、医学、印刷和天文学的开拓者；如果他们没有创作出哲学方面的核心著作，那才怪呢！

（六）中土移植的思辨是南橘北枳

本体论指的是形而上学方面的“存在”及其本源。形而上学应该来自《易经》之“形而上者谓之道”。它是在“普遍性”（普遍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

如上所述，旧欧洲是地方与教派的狭隘性与排他性，其表音文字也是如此；所以，西方在观念和思维上不可能原生“普遍性/普遍主义→形而上/形而上学”。它们都是莱布尼茨从中国借取，从而开发出西方哲学。这一事实已被掩盖。

以下是笔者阅读比吉特·陶茨书中《被淹没的中国哲学的效应》等篇章时，所做的摘抄和类编：

【第一、启蒙运动：中国思想的源泉与世俗哲学的萌芽。】通过阅读由yesu会士翻译的中国文献，莱布尼茨宣告了普遍理性的存在……。莱布尼茨使用中国哲学构建了启蒙运动的理性解放的基础。莱布尼茨实践方式的核心，旨在为世俗化的启蒙运动铺平了道路；……它与注释式的阅读模式相联系，让西方人通过翻译汉学、并且寓意发挥，从而在阅读中发明哲学。驾驭中国译文在欧洲所造成的效应，……中国概念的表达便随之展开。中国在启蒙运动的叙事中具有凸出地位，她是稳定性（有序性）的标志；其神与人的合一（无对）使中国象征着“自然秩序之合法化”；凡此，中国文化最终引导欧洲走向世俗化。

【第二、汉语文献成为塑造西方知识与哲学的资料来源。】yesu会士通过阅读了解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他们开始了语言与释义的学习。而yesu会士的成果在欧洲的传播，则影响了各种各样的哲学研究；由此，西方文本与神学经文、乃至欧洲社会，均与中国文化息息相关。……在整个18世纪，中国文献在欧洲的经历和作用，形成了这样一种互动，即：中国特色贯穿于被构建的德国及欧洲的文化之中。在18世纪，西方哲学界着迷于中国，大量阅读和挪用中国哲学。实际上，中国在认知形态上所起的作用，意味着现代世界的开端……。

【第三、“汉字密码”所包含的终古智慧被西方人提取。】18世纪的德国文本是以“中国故事”为其桂冠，它说明“中国”在新生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的重要地位。从该世纪初开始，这个遥远国度的复杂多样的图像，在德国被用“中文密码”这个抽象概念和修辞形式，进行“净化”和本质化。莱布尼茨相信，将欧洲与中国纳入同一“天下”，……再通过阅读古汉语在欧洲发掘新东西，包括原始逻辑和内在理性。……由博学领袖破译密码（“汉字密码”），更重要的是通过阅读与实践，将中国和欧洲融入同一结构和同样的文本关系。……援引中国上古圣君的典故，如此论述则为欧洲哲学家自我塑造铺平了道路，而使他们从读者和评论者，变成了社会政治的设计师。

【第四、儒学“普遍性”构成西方哲学的主要根基之一。】对莱布尼茨来说，在理性的驱使下，书面汉语则描述了字眼背后的事物；亦即，与古籍蕴藏有关的汉字体系，表达了万事万物的本质。……莱布尼茨的“普遍主义”的主张，根源于中国的文献传统。……他通过正确“阅读中国”，终于找到了世界固有的普遍主义。他的中国笔记标志着认识论上的转变：它通过锚定中国哲学中的普遍性概念，种下了启蒙普世主义的种子。……进而，让欧洲人通过“阅读中国”，把中式的启蒙普世主义本土化。……上述过程最终变成了一种哲学意图，欧洲哲学的主体性由此出现。

【第五、西方中心的知识与哲学权威开始受到严峻挑战。】（在19世纪）中国被强加于“停滞不前”之类的隐喻（例如封闭的长城、老旧的经典和僵死的木乃伊等等）；并且通常宣称，中国“处于历史进步之外”，是“哲学的门外汉”。……虽然迄今为止，有关西方知识的自诩镜像尚未受到挑战，神学说教也没有被抗衡；但是，一旦说明中国在这段欧洲历史中的实际存在，这就意味着把西方哲学的权威置于危险之中。长期以来，西方中心论宣称东方与西方乃截然不同……；但是，如此文化星座终究会遇到克星：如果重新讲述“中国故事”，则必将把它置于德国及欧洲的文学与文化史的核心。

（七）西方及希腊哲学使人变愚蠢

原本是万物一体的“道”在近现代发生了分裂，它的碎片在新形势下急剧膨胀，而成了无比庞大的西学体系；其中的“普遍性/形而上”的方面变为一体两面的哲学范畴——认识论与本体论，前者是征服者（人的潜能），后者是征服对象（客观存在）。

在西方的认识论与本体论、乃至哲学与科学的背后，有一个“神秘隐情”，那就是“本能崇拜”——崇拜“人的反克自然的无限潜能”。它是人作为“智能生物”所具有的一般生物本能之外的独特禀赋，即“第二本能”。康德和黑格尔都称为“第二天性”（second nature）。

人的第一本能（一般生物本能）：饮食男女、生息繁衍、趋利避害、亲疏有别

人的第二本能（智能生物潜能）：反克自然、无法无天、剖析大千、索取万物

技术与知识乃至科技百科都是根源于“第二本能”，但它却不能直接“变现”它们；这是因为：第二本能是双刃剑，兼具正能量与负能量，后者意味着人的自我否定、自我毁灭——非常危险！

那么，究竟如何开发“第二本能”、从而获得技术与知识乃至科技百科？古代与现代迥异：

先讲古代：占绝对优势的自然把人类分散和分隔在无数个狭小的“生态单位”之中；在此情况下，除非有“道的智慧”调和天人关系，否则的话，任何针对自然的轻举妄动，都很可能是自毁家园、自取灭亡。

所以在历史上，除了中国及其影响范围，其余的定居人类无不是依靠“神力”来禁锢“人的妄动”。因此，所谓的“古希腊”（科学与哲学）根本不兼容于古代环境。

近代之前的世界历史分为两种模式：

中华圈外〔神的社会：强制静态或无序运动〕→ 低水平的生生灭灭（自然律）→ 终古原始停滞

中华圈内〔人的社会：契合自然与有序运动〕→ 发展型的大起大落（周期律）→ 从量变到质变｛现代“井喷”——爆炸性效应 → 资本周期 → 世界大战……｝

再讲现代：由于陆海丝路、蒙古征服、郑和远航和四大发明等，开始联通世界，中国的物质～科技文明、及知识～物质文化均“从量变到质变”；由于中华文明的历史成就，人类破天荒地可以利用“全球性生态”作为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来支持其“物质爆炸、知识爆炸、人口爆炸……”。姑且不论这或许是人类史与生命史的尽头。

然而，如此“爆炸”（井喷）一定是发生在更通达的地理环境中的；那就是世界联通使其地理优势突起的西欧，它不仅成为连接西半球的捷径，而且开始长期具有地缘政治的战略优势。这样，西方就有可能绽放其内在潜能，并且使古今世界的物质与精神财富均向己方汇集，从而发生“人间奇迹”，尽管其余世界和地球生态皆深受其害。

由上面的分析可见，西方确实有理由崇拜“第二本能”。但是，从包括西方在内的全人类的长远利益来看，西方的如此思维倾向和行为方式是明智，还是愚蠢？我们认为是后者，分析如下：

第一、人对自然之“先胜一局”和风云际会之“千载一时”，使西方族群心生征服自然之狂妄，并且把它理性化、逻辑化和永恒化。不知道这是“以空间换时间”，而通向“人与生物圈同归于尽”。

第二、开发人的潜能（第二本能）是有条件、有代价的，切不可崇拜或执著它；万一条件改变怎么办？人的潜能是双刃剑，此时向外，彼时向内；西方只知前者，不知后者，也没有处理它的智慧。

第三、在有利于己方的有限时空得出的“规律”，把它当作“真理”，而应用于无限时空；不断破产与修正，变成文字游戏，自欺欺人。西方“理性”对外则变为非理性，倒也成了损人利己的工具。

第四、把局部从整体割裂开来，为了己方眼前的利益而牺牲“万物一体、依正不二”，这就是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自我中心）。因此，西方哲学与科学都是“非生命、反自然、害生态、祸人类”。

第五、把活物当死物，用逻辑和公式宰割之；其方法无异于守株待兔，刻舟求剑。《易经》云“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曲要，唯变所适。”其要点是不可执著于死公式。

第六、“古希腊”是愚蠢的杰作。古代，人与自然是一体，不能割裂和对立；再者，“自然科学”与“道”是一体，不能独立而成为显学。所以柏拉图云“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是典型的伪造。

第七、西方哲学与文化所看重的都是“潘多拉盒子”里的东西，例如黑格尔称“人性恶创造历史”。这些东西对己乃利而不害，对外乃洪水猛兽；凡此，都是有条件和暂时的，时过境迁，走向反面。

第八、西方哲学是狭隘性和排他性的，它对于万物众生是人类中心主义，而对于世界人类则欧洲中心的种族主义。

所以，英国曼切斯特城市大学教授斯特里克兰（Lloyd Strickland）评论《西方哲学如何成为种族主义的——从康德开始，西方哲学家将非西方思想家从历史中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