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玄识

导 言

按照“常识”，希腊首都雅典即“古希腊”城邦，是西方文明的直系源头，也是人类智慧与社会理想的原初圣地之一，它令亿万现代人趋之若鹜，五体仰慕和万里朝拜；这个两千多年前的古城，其神韵悠悠、神秘幽幽，其气势雄伟、气象万千，足以令任何一个东方名胜为之逊色。然而，如果我们这样想，那就大错特错了！

雅典果真如此吗？事实上，在一百多年前，它是个只有几千人的穷山村，加上其附近山上的一个由奥斯曼占领军修筑的小城堡；被欧洲列强武断地选定为希腊首都，并且按照“古典主义”的蓝图而精心打造，使之旧貌换新颜，才形成了这个举世闻名的人文地理景观！

同样是村庄变都市，“深圳速度”令“雅典奇迹”小巫见大巫。一个是现代科技，一个是西方伪史，真是极大的讽刺！

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文明的暴发户”的历史荣耀，呼之欲出。

（一）一个村庄被选为国都

1820年代，在欧洲列强的支持下，希腊人从奥斯曼—土耳其的统治下获得了“独立”（1830年）；不久以希腊本土内讧为名，列强乘机“输入政权”——1833年，17岁的德国巴伐利亚王子奥托 （Otto von Wittelsbach, 1815—1867）被派遣来做“希腊国王”。

次年，这个新国家把首都从纳夫普利翁迁到了一个村庄，并用传说中的“雅典”（Athens）来命名它（原先的村名是土耳其语的，叫法完全不同）。这个“凄惨的村庄”（miserable village），只有不到5千人；其交通状况乃泥泞不堪，简直无路可走。除了居民土屋和山上的一个土耳其军事要塞之外，那儿几乎没有一个建筑物；“只有400栋看起来像棚屋的房子”，“没有公共建筑、没有学校、没有医院……”。临时修建一些简易房子之后，奥托国王于1835年到达这里。

图 1834年定都之前的雅典——荒凉的村落。

为什么要选择如此糟糕的地点，来作为新生的希腊王国的首都呢？当时有两个基本理由：一是避开希腊本土的各派势力，表示“公正”；一是那里的地形颇具战略意义，可以抵御暴力进攻。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即当时希腊很落后，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城镇；前首都纳夫普利翁估计也只有几千人口（1981年是1.1万）。

当然，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才是最主要的，那就是：德国和别的欧洲强国撇开希腊民族及其领导层，单方面地否定了希腊政权和首都（1822—1832年）；而在该国选择一块“处女地”，实行“入主统治”和兴建“文明古城”。德国人早有预谋，提前准备，于1832年完成了城市规划全图；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进行地形勘察、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再说这个村庄根本不是一个“古城废墟”。罗姆斯（Andrew Roams）说：“一种现代废墟，……雅典在过去几千年中没有任何景点。”

达文波特（W. W. Davenport）说：“1834年，雅典被定为新独立的希腊王国的首都。最初是由一名叫肖伯特（Schaubert）的德国建筑师，受雇规划街道、公路和广场；这样，后来就有了现代的‘雅典’——从1834年仅有5千居民的村庄，到1936年变成了一座54万人口的城市。”

英国的安德鲁布斯爵士（Sir Edmund Antrobus, 1818–1899）说了大实话，即：“雅典在1834年才成为这个国家的首都。事实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雅典在百年前并不存在；那时，这座城市还是一个沉睡的土耳其村落。‘希腊有着悠久而光荣的历史’……只是最近才成为一个‘地理事实’。”

上图所示，第一个雅典城市建设的规划草案，由德国建筑师肖伯特（G. E. Schaubert, 1804—1860年）于1832年构思、绘制和刊印出来的。德国人未经过任何考古调查（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而是凭空想象，来兴建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城”。

为什么德国人热衷于打造“雅典古城”？这是与当时德国的“希腊热”密切相关。美国哲学家罗伯特·所罗门（Robert C. Solomon）指出：“德国人把古希腊当作他们的亲缘精神，奉为自己的完美典范。”再者，美国作家道格拉斯·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进一步说；“德国人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和古希腊连在一起，只有德国在全力以赴地传播希腊精神；由此，真正的思想来自德语，而法国人必须说德语才能思考。……当海德格尔纳闷‘希腊人在哪里’的时候，就会想到他的19世纪初浪漫主义的前辈们，都将古希腊视为他们的偶像。”

（二）了解一下相关的历史背景

上文所说的19世纪上半期德国的“希腊热”，应该是西方首次真正的“复兴古典”运动。但极为讽刺的则是，按照两位学者勃兰特（Bettina Brandt）和普迪（Daniel L. Purdy）主编的《德国启蒙运动中的中国》，就在几代人之前，即从莱布尼茨、沃尔夫到歌德，中国文化与物质文化及“汉字密码”，塑造了德国文明及其所有方面，包括文学、哲学和现代德文。

美国鲍登学院教授陶茨（Birgit Tautz）指出：“如果重新讲述历史故事，中国将会被置于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文学与文化史的核心地位”；“到19世纪前期，各种新型的中国式的学科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西方。”

而歌德（Johann W. Goethe, 1749—1832）则是转折点：他组织收集和翻译中国文献，形成德语资料库，并基于它来开发“古希腊”的成果。

概述一下总的情况：

18世纪西方是“中国化”（Sinicization），分为两个方面：

“中国热”→ 欧洲启蒙运动（世俗化、文明化）→ 引进中国思想与制度。

“中国风”→ 引进中国物质文化及文艺和工艺 → 浪漫主义与“新古典”运动。

然而到19世纪，即法国革命结束后不久，形势急转直下——“后启蒙”之全面反动，“去中国化”、掀起西方中心论、复兴“西方古典”和变本加厉地殖民扩张与帝国主义侵略。

西方的真实历史与我们从书本上所学到的，乃大相径庭、大异其趣；古代的西方伪史自不待言，让我们来看近现代：

19世纪初开始大张旗鼓地“复兴古典”（希腊—罗马），它是浪漫主义运动的主要内容；1855年发明“文艺复兴”（Renaissance）词语和概念，仅局限于法国“历史”；1860年定性为“（14—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随后的几十年则是精心设计和全面塑造之。

进而言之，“古希腊”从何而来？近代早期欧洲的神职学者使用不成熟的文字，杜撰了它的雏形或“皮毛”；而且都是反动的，例如那时的亚里士多德及“亚里士多德主义”被批评为“科学发展的大敌”（Aristotle……as the arch enemy of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19世纪初开始全面而系统地伪造“古希腊”——与现代西方同构或同质的“古代模式”，而“雅典古城”则是其中的最重要的物质文化之标识；这场闹剧的合乎逻辑的收场就是在该世纪下半期抛出了“意大利文艺复兴”，一个连接欧洲古代与现代、并把“一枝独秀、一往无前”的西方与其余世界区别开来的“历史枢纽”。

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希腊王国及奥托一世就被赋予了如此使命，即：配合欧洲列强来打造西方文明的摇篮和“古典招牌”，其内容分为两个部分：推行“希腊化”和“希腊语”。前者主要是按照新古典主义的想象，建设既古老、又现代的雅典（城市）。当然，这是经过了好几代人的努力，直到20世纪上半期才初具规模。后者指欧洲列强和西方中心主义在希腊国家推行“希腊语”，但最终是失败的（1976年后不再是官方语言）；它实际上则是一种“伪古典语言”（pseudo-Classical language），原本是宗教用语，近代依靠印刷术锁定“发音符号”（字母）而形成文字，但仅在19世纪被“现代化”（modernized）之后，才能成为伪造“古希腊”的专属工具。

（三）新古典蓝图建设“古城”

在评述首个雅典城市规划草案（1932年平面图）的时候，虽然雅典国立技术大学教授科洛尼亚（S. A. Kolonias）丝毫没有否定“古希腊”的意思，但她在论文中承认“雅典古城”是19世纪新古典主义的产物。从该论文的题目便可顾名思义，即《雅典遗产：新古典规划与现代视角》；其中心思想是：

肖伯特和克林斯提（Kleanthis）被要求设计第一个雅典城市规划（1832年）。他们介绍了其新古典主义的描述，包括宫殿、卫城、凯拉米克斯遗址和古代体育场。19世纪见证了大规模的公共建筑和住宅营造，它是希腊新古典主义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尽管雅典的新古典主义最初源自在欧洲学习的希腊人、（德国）巴伐利亚人和其他参与雅典重建的建筑师；但是，它（希腊新古典主义）很快就形成了现代希腊的独立形态，自成体系，从19世纪到20世纪已有70多年的传统了。……通过新古典主义的雅典的路径，就会发现和认识“古代雅典”。

另外，肖伯特还设计了雅典都主教座堂（1862年落成），它彰显“伪东方的富丽堂皇”（pseudo - oriental opulence）。

图解 建设中的“雅典古城”——不仅是按照图纸规划和使用现代手段“重建”，而且是挪用各地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废墟碎片来拼凑“古典元素”。

全是19世纪的西方人所构思的“古典”《希腊旅游历史》（Tim Boatswain）写道：“按照德国和法国建筑师的新古典主义观念，试图重现古希腊城市的整洁和优雅。几何形状的宽阔街道，包括广场和开放空间，两旁都是大学、学院和天文台等庄严的公共建筑。巴伐利亚建筑师加特纳（Gärtner）受命在辛达马广场（Sindagma Square）的北侧建造王宫，而法国人则为此处设计了一座合适的新古典主义建筑，作为国会大厦。”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城市地图集》写道：“1834年，雅典被宣布为新生的希腊王国的首都，并用现代城市设计和纪念性建筑对它进行了重建；欧洲的新古典主义将‘古典风格’传入此地，是一件值得庆祝的盛事；这是人为创造都城的最成功的实践之一……。通过对‘古典之雅典’的重新诠释和定向选择，欧洲开始树立‘希腊化’（Hellenism）的楷模；借用各种建筑和工具概念，试图塑造现代欧洲所想象的‘希腊身份’。”

从那以后，直到20世纪前期，这个既古典又现代、体现千篇一律的欧式风格的城市，拔地参天，而“垂名青史”。

（四）浪漫主义所憧憬的“历史”

《希腊建筑》（Janina K. Darling）写道：“奥托致力于建造这座新城市，是按照浪漫主义之新古典风格的设计，后者起源于希腊独立战争期间（1920年代）的欧洲。来自德国、丹麦和法国的建筑师开始实施这项工程，……要为雅典创造出一种‘希腊式’的新古典主义的风貌……。”

关于浪漫主义之新古典的来龙去脉及其在雅典的实践，雅典国立技术大学建筑史教授珂诺诗（Manolēs Korres）说：

在1800年左右，新古典主义是早期浪漫主义（在建筑美学上）的既定用语。它融合了法国启蒙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的方方面面，也兼容了稍后温克尔曼（Winckelmann）对“古典艺术”的诠释……。尤其是建筑方面，新古典主义追求一种新的方法，……其审美的基本原则是尊重材料的自然特性。这个任务集中体现于在希腊……。随着希腊获得独立，新古典主义很快就实现了其政治目标；那就是，让一个属于“古希腊人”后裔的新社会赫然屹立。在浪漫主义的氛围里，雅典从过去诸世纪一直是不重要的地方，现在变成举世闻名的城市，这多亏了它的古老遗产的光环。

重申一下，雅典古城建设的灵感之由来，不是真实历史，而是当代理想——19世纪的新古典主义，后者则衍生于的浪漫主义运动。《浪漫主义百科全书》写道：

19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雅典建筑师大多不是希腊人，但他们对希腊首都所描绘的愿景，都有助于定义和巩固希腊的身份认同。……对于这些外国的建筑师和他们所服务的希腊公民来说，现代希腊“传统”就代表了“古希腊”。而采用新古典主义形式的雅典建筑，实际上则是浪漫主义的一种表现，而与同时期的德国狂野的哥特式相媲美。……希腊的浪漫主义运动也是她的民族文学和民族身份的形成过程。希腊人吸收欧洲浪漫主义思想与实践的独特方式，构成了现代希腊历史上一个复杂而关键的阶段；它起到了浪漫主义运动中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包括雅典学院这座“古典”建筑……。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克劳文斯 （Stuart Klawans）评论：“如果说这样的（雅典）建筑完全是几代希腊人劳作的结晶，那么，只能说他们是对现代社会的贡献，而与古典式的希腊主义无关。……希腊诗人塞菲里斯（Giorgos Seferis, 1900—1971）指出：‘我们都知道雅典学院是伪古典建筑的一个例子。……虽然在智力方面，欧洲的希腊主义是被创造出来了；但是，真正的古典希腊主义，却没有出现，其传统也没有被恢复。’”

图 19世纪出现的“古典西方”的建筑理想和标准。

（五）新古典就是伪古典、伪希腊

打着“恢复”或“修复”的幌子，来塑造伪古典或伪希腊，再说除了各地的土耳其城堡废墟之外，希腊本来就没有任何古迹或遗址！

英国艺术评论家哈克特（George Roland Halkett, 1855—1918）揭露：以德国为主的建筑师“已经使雅典拥有了100座‘伪古典建筑’（a hundred native pseudo - classic architecture）”。

克萊格霍恩所著《建筑》（George Cleghorn: Architecture）书里批评：

……观看雅典卫城的最精美建筑的现代修复，包括帕台农神庙、密涅瓦神庙、埃雷赫修斯神庙和潘杜罗索斯庙，以及风之塔；……然而，这仅仅令人对现代建筑师的高级品味感到嫉妒，但对他们的“古典作品”产生质疑。不幸的是，当我们把这些“伪修复体”（pseudo - restorations）和想象中的原型进行比较时，我们不得不承认，除了被修改和换位之外，两者在形式、构图和特质上都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总之，如果我们检查一下所有的现代“修复品”、“仿制品”和模型，我们就会发现，它们组成了一个不和谐的整体。……更荒谬的是，仅仅用“希腊爱奥尼亚”和“罗马多立克”等名称，将这些结构转换成了“古希腊”的。”

甚至伪造的“希腊哲学”都体现在这些伪建筑风格之中。巴特利（Adam Bartley）著《我们时代的琉善》一书写道：“……雅典卫城似乎抓住了伪犬儒主义（Pseudo-Cynic）、伪柏拉图主义（Pseudo-Platonic）、伪亚里士多德主义（Pseudo-Aristotelian）和伪斯多葛主义（斯多葛主义）……。”

同样的道理，“意大利文艺复兴”也是如此；它的所有成果——尤其是意大利各城市的“古典建筑”——都是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前期的杰作。请读诸玄识有关“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几篇文章。

维克多·雨果批评：“……可悲的‘古典艺术’；把高卢的、旧欧洲的和境外土著的残垣断壁，改造为‘希腊’和‘罗马’的；把真实的、现代盖建的变成伪古典（pseudo-antique），如此的败坏现象就是文艺复兴！”

雨果还认为，“复兴希腊”陷于了自相矛盾。按照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塞尔（David E. Roessel）所著《拜伦的影子：英美想象中的现代希腊》的研究：

维克多·雨果把现代希腊，及英美文学中希腊，称之为“拜伦希腊”（Greece of Byron：浪漫主义之精神故园）；而与之相对的则是“荷马希腊”（Greece of Homer：历史主义的文明源头）。“虽然在地图上，两种‘希腊’占据同样的地理空间；但在西方的想象中，它们是截然不同的实体。正如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评论：‘我很努力地将旧希腊放在我的右手，将新希腊放在我的左手；说想说的是，两者格格不入。’……”

（六）几位西方名人的雅典观感

《身份的虚构和雅典的人类地理学》（E. N. K. Panourgia）一书写道：

如果你想要的是美，你就不要到雅典来；因为在那里，你可能会发现别的什么。——安德鲁斯（Kevin Andrews, 1924—1989，美国希腊主义者和考古学家）。

……安德鲁斯告诫我们什么？（倘若有一天，你来到雅典）有一件事肯定不会发生，那就是：你发现一座“古典城市”，那里有已发掘的未被时间所掩埋的“历史瑰宝”；从而确认人类社会的连续不断的过去，并揭示清晰可辨的欧洲文明之根。当然，我们希望雅典所展示的一切都是真的……。

巴林顿夫人（Mrs. Russell Barrington, 1841—1933，英国作家）在参观了哈德良拱门和奥林匹亚宙斯神庙之后，于1912年写下了访问雅典的感想；她完全不相信地说：“一个至今仍在想象中遥不可及的圣地，居然是如此离奇的鬼地方！”真的来到雅典时，眼前一切让她目瞪口呆……。

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1856—1939，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在1904年和他的兄弟参观了雅典卫城，与巴林顿夫人的看法大致相同；之后，他在1936年给罗曼·罗兰的一封信里讲述了这件事。弗洛伊德用完全不相信的语气写道：“当我们到达后的最后一天下午，我站在雅典卫城上，环顾四周的景色时，一个令人惊讶的想法突然进入我的脑海：‘所以这一切确实存在，真就像我们在学校学过的一样！’……”言下之意是，这场戏演的太真了。

以上不谋而合的两种观点都是否定古代景观与现代复原之间的关联。巴林顿夫人认为现代雅典是一个与“古代”完全脱离的的地方。

拜伦的希腊主义是现代性的……。雅典（“古城”）的确是19世纪浪漫主义的成果，也是意识形态的产物；那时的西方人试图把实际上是异质性的欧洲，打造成一个同质实体；后者的核心则是构建一个共同的历史。

因此，我们在谈论雅典这座城市时，我们指的是19世纪的雅典。那时，希腊独立战争之后不久，雅典人试图把自己的城市置于欧洲的大都市之列，因而按照主流欧洲的新古典主义风格来建设它。……因此，作为启蒙运动产物的新古典主义，浓缩了现代世界的思想；它在希腊，也就成为19世纪欧洲主义的具体化。

我们必须记住一个事实，即雅典城建于1832—1890年间，其在哲学、政治、理论和美学等方面都离不开现代欧洲；换言之，欧洲在艺术、政治和哲学上具有决定性。也就是说，雅典成为一个现代城市，就必须分享现代欧洲城市的内涵；沿着这条路线，实现启蒙运动的目标。

博桑奎特夫人（Mrs. R. C. Bosanquet）于1914年写道：“雅典是东方的小巴黎。”的确，雅典努力变成像巴黎一样的辉煌，没完没了的建设……。由钢铁和砖石建造的拱廊……，这再次印证了伯蒂彻（Bötticher）的观点，即通过新美学体系的艺术形式，来落实“古希腊风格”。

（七）新古典和浪漫主义的中国源

如上所述，雅典从无到有，从一个荒凉而凄惨的村庄，变成了一座标志“西方文明的摇篮”的现代都市（从几千人到现在的数百万人）。但实际上，与“古希腊”毫无关系的它，只是19世纪新古典主义的成果，后者衍生于浪漫主义运动，而总源于18世纪的“中国风”。

英国学者彼得·基森（Peter J. Kitson）著《中国塑造浪漫主义》（剑桥大学出版社，2013年）写道：“（美国哲学家）洛夫乔伊（Arthur Lovejoy）的论文《浪漫主义的中国起源》指出，18世纪的英国引进了中国的园艺自然主义的理念，在形式和内容上均满足了‘新古典主义’的渴望；它导致了对自然审美的新认识，最终诞生了欧洲浪漫主义。”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 1709—1784）说：“全部的中国历史都已变成了浪漫主义的素材。”即法国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所言：中国成为“欧洲幻觉”（European hallucination）。难怪英国坦普尔爵士（Sir William Temple, 1628—1699）称“可以在古代中国的知识和见解里找到‘古希腊文明’的种子”！

应该指出，所有的欧洲“古代”和“中世纪”的建筑，实际上都不会早于18世纪中叶；而且是滥觞于“中国风”——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 1717—1797）于1760年代把“中国风”建筑改造成草莓山庄，是第一个哥特式。〔详见大卫·波特著《18世纪英国的中国品味》（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

18世纪前的欧洲是个教派禁锢和部落混战的社会，从上到下普遍chiren肉和不洗澡，哪来文明与文化；要有，都是伪造的。再说，西方人是在现代早期（1700年左右）才学会如何制造建筑用砖和采石所用的钢，哪里会存在它自己的“建筑传统”和“古典风格”呢！

马尔索（Jo Marceau）著《世界艺术史》称：“进入19世纪，‘中国风’被其他的异国情调所取代，像是土耳其的、埃及的和哥特的……。”于是，哥特建筑在混杂越来越多的奥斯曼元素的过程中普及开来，并且衍生出“古典式”建筑，再后来才有“文艺复兴”的景观。

图 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想象的“雅典卫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