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文人，开始读书的时候，无不以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最终目的，无不以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作为自己的最高人生理想。
年幼时，自然是由长辈们向他们灌输这一思想；等年龄稍大一点，他们便自觉地以治国为己任，认为凭个人的才能取卿相之位易如反掌，辅佐天子、平一天下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以杜甫为代表的“诗圣”们的理想自然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但以陶渊明为代表的一群隐居文人照样念念不忘“大济于苍生”；一生没有当过官的孟浩然也曾向丞相张九龄递上一首《临洞庭湖赠张丞相》，以表达自己“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的艳羡之意；就连迷恋神仙的李白也立志“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
文人们少年时气盛，不知世道的艰难，幻想以布衣直取卿相；待到仕途初步，才发现原来四面皆壁。
他们屡起屡蹶，屡蹶屡起，直到焦头烂额，幸运的士子方谋得一官半职；然而宦海沉浮，危机四伏的仕途生涯又使他们战战兢兢，提心吊胆。
与世俯仰、同流合污非良心所安，坚持孔孟之教而又举步维艰。仕途成功后的幸运文人这才发现，梦寐以求的宦海，原来也是一片苦海。
以崇儒著称的杜甫晚年就曾发出这种不无愤激的呼声：儒冠多误身。
面对这些抱怨，孔老夫子如果地下有知，他一定也会委屈。因为孔子为士人设计的人生道路，除了“出”之外，还有“处”。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有人说，西方的文人zisha的多，而中国的文人zisha的少，形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有庄、禅 ，而西方没有，西方文人在精神领域里缺乏一块像庄子、禅宗这样的缓冲地带。
应该说，这种看法绝对是有道理的。不过，不光是庄、禅，其实孔、孟也开辟了这样一个缓冲地带，只不过他们的“缓冲思想”被他们积极进取的思想言行所掩盖了而已。
人生的道路是艰难的，仕途是险恶的。面对这样一种客观现实，任何人，特别是多愁善感的文人，在生活中应该多一些伸缩性。如果，只知伸而不知缩，或只知缩而不知伸，注定要在社会中到处碰壁的。
“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
自视甚高，是知识分子的通病，而在屈原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屈原看来，整个社会中，只有他一个人是清醒聪明的，别人都是糊涂愚蠢的；只有他一个人是清白高尚的，别人都是污浊肮脏的。
当一个遍体洁净无纤尘、且患有洁癖症的人不得不生活在一群脏如泥猪的生物之中时，那种痛苦之情是可想而知的。
贾谊的遭遇也与屈原相似，所以司马迁把他们二人合为一传。不仅如此，他们二人的才能、志向和心胸也差不多，用苏东坡的话说，他们都是：
“不善处穷”，是“志大而量小”。
也就是说，他们有才有志而没有一个宏阔的胸怀。屈原爱哭，贾谊也爱哭，一个动不动就流眼泪的男子汉，充其量可以成为一个多情的诗人，不可能成为一个坚强的政治家。
屈原受到北方文化的影响，在他的作品中，看不到他用庄子思想进行自我安慰的痕迹。而贾谊有点不同，在他最为苦恼的时候，写了一篇著名的《鵩鸟赋》，借庄子思想来发泄心中的郁闷。
实际上，苏东坡本人的遭遇比屈原和贾谊更惨，屈、贾都只是被贬到长沙一带，而且贾谊还是长沙王太傅，可苏东坡却是一贬、再贬、三贬，最后被贬到了海南岛。
但苏东坡一生都能保持一种比较乐观的生活态度，这实在是因为他得力于庄子和儒家的独善思想。
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
“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
苏轼对庄学、佛学皆有极深的研究，尤其对庄子的齐万物、片面观运用自如，在他不高兴时，总能借庄子的一只眼看世界，总能在无边的痛苦中找到快乐，哪怕这种快乐只不过犹如寂寞荒凉、茫茫无边的沙漠中的一根小草，他便视黄沙而不见，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这根小草上，于是心中就充满了绿意和希望。
相较之下，屈原苦恼得zisha了，贾谊苦恼没有zisha，苏东坡苦恼少而愉快多。所以，他们的心态好坏是与他们心中庄学的多少相一致的。而庄子思想就是儒家“穷则独善其身”思想的一个变种。
屈原的生活态度是宁肯撞南墙也不愿拐弯，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虽九死其犹未悔”。这种执著而不知变通的处世态度可敬并不可取。因为，执著得不是地方。
屈原的一生是可敬的，也是可悲的。当然，渔父的生活态度显得太灵活了一些，有同流合污之嫌，也不是一种很好的生活原则。
社会把你安排到了公卿的位置上，你就想公卿该想的事，做公卿该做的事；社会把你安排在塾师的位置上，你就想塾师该想的事，做塾师该做的事；社会把你安排到农夫的位置上，你就想农夫该想的事，做农夫该做的事。
一个塾师或一个农夫，做好了塾师或农夫分内的事，也就算是尽了“匹夫”之责。如果身为塾师或农夫，却非要去想公卿的事情，去做公卿的工作，这不仅是在为难自己，也是在为难社会。
屈原和贾谊的不明智之处，就在于他们身为“匹夫”，却硬要去承担帝师、丞相的责任，别人拒绝他们承担，他们就痛苦，就流泪，就投河去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对自己有清醒的定位，免得徒增烦恼。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我所好。”
“执鞭之士”是指手拿皮鞭在市场上维持秩序的人，在古代，这种人的地位非常低下，被视为贱役。而孔子坦率地承认，如果能够得到财富，即使执鞭之士自己也愿意当；如果不能，就去干一些自己喜欢干的事情。
在孔子那里，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定要做成的，除了弑君弑父之外，也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定不能做的，所以孟子称赞他是“圣之时者”。
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
孔子和孟子，都把“修齐治平”作为人生目的，但他们同时又做好了另外的思想准备，并没有把治理天下看作唯一生活乐趣和生活目的，这就使得他们在政治失败之后，能够很快适应新的环境，不会产生绝望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