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遗址

三星堆遗址地图三星堆遗址位于中国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南距四川省省会成都40公里，东距广汉市区7公里，是一座由众多古文化遗存分布点所组成的一个庞大的遗址群，1988年1月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考古学家将该遗址群的文化遗存分为四期，其中一期为早期堆积，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二至四期则属于青铜文化。遗址群年代上起新石器时代晚期，下至商末周初，上下延续近2000年。 

三星堆遗址群规模巨大，范围广阔，古文化遗存大多分布在鸭子河南岸的马牧河南北两岸的高台地上，遗址群平面呈南宽北窄的不规则梯形，沿河一带东西长5～6千米，南北宽2～3千米，总面积约1200公顷，是四川古代最大最重要的一处古文化遗存。已确定的古文化遗存分布点达30多个，其中以南部的“三星堆”，中部的“月亮湾”、“真武宫”，北部的“西泉坎”，东部的“狮子堰”，西部的“横梁子”，以及向西延续的“仁胜村”、“大堰村”等遗址最为重要。三星堆遗址群的年代范围前后延续2000年，所出土的大量陶器、石器、玉器、铜器、金器，具有鲜明的地方文化特征，自成一个文化体系，已被中国考古学者命名为“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遗址是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4世纪世界青铜文明的重要代表，对研究早期国家的进程及宗教意识的发展有重要价值，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中国西南地区一处具有区域中心地位的最大的都城遗址。它的发现，为已消逝的古蜀国提供了独特的物证，把四川地区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

三星堆博物馆(Sanxingdui Museum)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星堆遗址东北角，地处历史文化名城广汉城西鸭子河畔，南距成都40公里，北距德阳26公里，是中国一座现代化的专题性遗址博物馆。博物馆于1992年8月奠基，1997年10月建成开放。三星堆博物馆馆区占地面积约530亩，第一展馆面积4200平方米，第二展馆面积7000平方米，游客接待中心建筑总面积2600平方米。

详见词条：三星堆博物馆

三星堆古遗址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昭示了同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  

三星堆遗址的惊世发现，始于当地农民燕道诚于1929年车水淘沟时偶然发现的一坑玉石器。1931年春，在广汉县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董笃宜(V·H·Donnithorne)听到这个消息后，找到当地驻军帮忙宣传保护和调查，还将收集到的玉石器交美国人开办的华西大学博物馆保管。根据董笃宜提供的线索，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David C·Graham)和助理林名钧于1934年春天组成考古队，由广汉县县长罗雨仓主持，在燕氏发现玉石器的附近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发掘。发掘收获丰富，根据这些材料，葛维汉整理出《汉州发掘简报》。三星堆遗址自1934年首次发掘以后，发掘就长期停滞。  

5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又恢复了在三星堆的考古工作。当时还没有认识到三星堆遗址的巨大规模，所以将三星堆遗址北部的月亮湾地点和南部的三星堆地点各自当作一个遗址，分别命名为“横梁子遗址”和“三星堆遗址”。1963年，由冯汉骥领队，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再次发掘了三星堆遗址的月亮湾等地点，展现了三星堆遗址和文化的基本面貌。当时，冯汉骥教授曾认识到，三星堆“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就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

三星堆遗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三星堆遗址迎来了大规模连续发掘时期，前后长达20年。1980～1981年的发掘，清理出成片的新石器时代的房址遗迹，出土标本上万件，还发现了具有分期意义的地层迭压关系。这次发掘的发掘报告《广汉三星堆遗址》中指出，三星堆是“一种在四川地区分布较广的、具有鲜明特征的，有别于其它任何考古学文化的一种古文化”，已经具备了夏鼐提出的命名考古学文化的三个条件，建议命名为“三星堆文化”。1982年和1984年，考古工作者分别在三星堆地点西南和西泉坎地点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三星堆遗址最晚期的遗存。1986年出土了大量遗物和复杂的地层迭压关系，根据这年的发掘材料，一些考古研究者开始了三星堆遗址分期的尝试。也正是在1986年，两处埋藏有丰富宝藏的长方形器物坑被意外揭露出来，其包含的大量金属器的出土，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对位于中国西南的古蜀文明的重视。在三星堆遗址大规模发掘的同时，1985～1987年对成都市区的十二桥遗址进行了发掘，该遗址最下层的文化面貌与三星堆遗址最晚期遗存相同，为三星堆文化的去向等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

1990年开始，对三星堆文化和文明的探索从成都平原延伸到了渝东地区和陕南地区。由于早于三星堆文化的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的初步揭示，并且有多处龙山时代的古城遗址和若干处具有新石器时代文化向三星堆文化过渡阶段遗存的发现，为三星堆文明研究的深入进行提供了更广阔的前景。 

2012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三星堆遗址北部和东南部3.2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进行考古勘探，发现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群。该建筑基址群位于三星堆遗址西北部的二级台地上，均系人工夯筑而成，现存面积约16000平方米，并在该建筑基址群发现有掩埋玉璧、石壁和象牙的现象。 

2021年3月20日，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中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已出土了500多件重要文物，其中3个坑中发现有象牙。3月21日，三星堆考古“上新”继续进行中，4号坑一根重达100多斤的象牙被完整提取。[1]

发现三星堆遗址对历史学的重要意义有以下各点：  

因为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长期以来历史学界对巴蜀文化的认识大相径庭，有些地方甚至完全不同。例如历史学界一向认为，与中原地区相比，古代巴蜀地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与中原文明没有关联或很少有交往。而三星堆遗址证明，它应是中国夏商时期前后，甚至更早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并与中原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验证了古代文献中对古蜀国记载的真实性。

以前历史学界认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是黄河流域，然后渐渐的传播到全中国。而三星堆的发现将古蜀国的历史推前到5000年前，证明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证明了长江流域地区存在过不亚于黄河流域地区的古文明。

有观点认为三星堆代表了古羌人、彝人、濮人文化，或与骆越文化有密切相关。  

广汉市三星堆遗址是古代蜀国的都城之一，70多年来，一直是考古工作者探索古蜀文化的重要目标。1986年7～9月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两坑上千件蜀国珍贵文物面世，顿时轰动中国，震惊了世界。据学者研究，两个大型祭祀坑内的文物，大部分都是古蜀国王室的宗庙重器，可能是遭遇改朝换代，新王朝将前代王室的宗庙重器全部焚毁，在举行祭祀仪式后而埋入坑中的。

在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上千件青铜器、金器、玉石器中，最具特色的首推三四百件青铜器。其中，一号坑出土青铜器的种类有人头像、人面像、人面具、跪坐人像、龙形饰、龙柱形器、虎形器、戈、环、戚形方孔璧、龙虎尊、羊尊、瓿、器盖、盘等。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器有大型青铜立人像、跪坐人像、人头像、人面具、兽面具、兽面、神坛、神树、太阳形器、眼形器、眼泡、铜铃、铜挂饰、铜戈、铜戚形方孔璧、鸟、蛇、鸡、怪兽、水牛头、鹿、鲶鱼等。三星堆面具

器形高大、造型生动、结构复杂是三星堆青铜器重要特点。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立人像高达2.62米，重180多公斤，人像头戴兽面形高冠，身着衣服三层，最外层衣服近似“燕尾服”，两臂平抬，两手呈持物献祭状(图31)。这样高大的青铜铸像在商代青铜文明中是独一无二的。同坑出土的大型兽面具宽138厘米，重80多公斤，造型极度夸张，方形的脸看起来似人非人，似兽非兽，角尺形的大耳高耸，长长的眼球向外凸出，其面容十分狰狞、怪诞，可谓青铜艺术中的极品。青铜神树高384厘米，树上九枝，枝上立鸟栖息，枝下硕果勾垂，树杆旁有一龙援树而下，十分生动、神秘，它把有关古代扶桑神话形象具体地反映出来了。

三星堆青铜器以大量的人物、禽、兽、虫蛇、植物造型为其特征。青铜的人头像、人面像和人面具代表被祭祀的祖先神灵；青铜立人像和跪坐人像则代表祭祀祈祷者和主持祭祀的人；眼睛向前凸出的青铜兽面具和扁平的青铜兽面等可能是蜀人崇拜的自然神祇；以仿植物为造型特点的青铜神树，则反映了蜀人植物崇拜的宗教意识。以祖先崇拜和动、植物等自然神灵崇拜为主体的宗教观念，这是早期蜀人最主要的精神世界。

两坑出土的这些青铜器，除青铜容器具有中原殷商文化和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文化风格外，其余的器物种类和造型都具有极为强烈的本地特征，它们的出土，首次向世人展示商代中晚期蜀国青铜文明的高度发达和独具一格的面貌。  

值得注意的是：在三星堆出土文物中，表现人“眼睛”的文物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这些文物本身珍贵、奇特，如一件大面具，眼球极度夸张，瞳孔部分呈圆柱状向前突出，长达16.5厘米。又如此件突目铜面具，双目突出的圆柱长9厘米。此外，还有数十对“眼形铜饰件”，包括菱形、勾云形、圆泡形等十多种形式，周边均有榫孔，可以组装或单独悬挂、举奉，表现了对眼睛特有的重视。

古蜀人为什么如此重视刻画眼睛？铜面具眼睛瞳孔部分为什么要作圆柱状呢？原来，这与古蜀人崇拜祖先有关。前面提到，《华阳国志》记载：“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其墓葬称为“纵目人冢”。据学者研究，所谓“纵目”，即是指这种铜面具眼睛上凸起的圆柱，三星堆出土的突目铜面具等，正是古代蜀王蚕丛的神像。

据史书记载，蜀王蚕丛原来居住于四川西北岷山上游的汶山郡。而这一地方“有碱石，煎之得盐。土地刚卤，不宜五谷。”直到近代，此地仍是严重缺碘、甲亢病流行的地区。我们知道，甲亢病患者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眼睛凸出。因此，蜀王蚕丛很可能是一个严重的甲亢病患者，生前眼睛格外凸出。而他的后人在塑造蚕丛神像时，抓住了这一特点并进一步“神化”，这就是蜀王蚕丛神像被刻画成“纵目”的原因。

随着现代商业的发达，三星堆博物馆附近的仿真工艺美术品应有尽有。

三星堆创造和打破了许多的世界纪录，其中多项纪录入选世界纪录协会世界纪录。

世界上最早、树株最高的青铜神树。高384公分，三簇树枝，每簇三枝、共九枝，上有27果九鸟，树侧有一龙缘树逶迤而下。具推断可能为古神话传说中扶桑树。

世界上最早的金杖。长142公分，直径2.3公分，重700多克，上有刻划的人头、鱼鸟纹饰。

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青铜大立人像。通高262公分，重逾180公斤，被称为铜像之王。

世界上最大的青铜纵目人像。高64.5公分，两耳间相距138.5公分。

世界上一次性出土最多的青铜人头像，面具。达50多件。

三星堆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将辉煌的古蜀文明真实而又让人匪夷所思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其中最神奇最令人惊叹的，便是众多青铜造像了。这些青铜像铸造精美、形态各异，既有夸张的造型，又有优美细腻的写真，组成了一个千姿百态的神秘群体。

戴冠纵目人青铜面具在众多的青铜人面像里有三件著名的“千里眼、顺风耳”造型，它们不仅体型庞大，而且眼球明显突出眼眶，双耳更是极尽夸张，长大似兽耳，大嘴亦阔至耳根，使人体会到一种难以形容的惊讶和奇异。而它们唇吻三重嘴角上翘的微笑状，又给人以神秘和亲切之感。其中最大的一件通高65厘米、宽138厘米，圆柱形眼珠突出眼眶达16.5厘米。另一件鼻梁上方镶嵌有高达66厘米的装饰物，既像通天的卷云纹，又像长有羽饰翘尾卷角势欲腾飞的夔龙状，显得无比怪诞诡异，为这类揉合了人兽特点的硕大纵目青铜人面像增添了煊赫的气势和无法破解的含义。

北大考古文博院副院长孙华先生根据三星堆不同类铜像间眼睛的差别来区分通向的身份，将它们分为三种类型。眼睛的瞳孔如柱形突出于眼球之外的这一类是神而不是人；眼睛中间有一道横向棱线，没有表现瞳孔的，应该不是普通的人；眼睛中或有眼珠或用黑墨绘出眼珠的才是普通而真实的人的形象。

三星堆的铜人像很多都没有瞳孔，这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注意，但是对于这些人像为什么不表现瞳孔，学者们也有着不同的解释。根据民族志的材料，许多民族的神职人员在通神做法的时候，往往要服用某些令人致幻的药物，凭借这些药物的力量达到，他们是一群很特殊的人，掌握着较高的文化，但是眼睛是失明的。难道在三星堆王国的神圣阶层中，果真有一群瞎子吗？这仍是个未解之谜。 

青铜直立人立人像面部特征为高鼻、粗眉、大眼，眼睛呈斜竖状，宽阔的嘴，大耳朵，耳垂上有一个穿孔。脑袋后端有发际线。立人像身躯瘦高，手臂和手粗大，很夸张，两只手呈抱握状。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青铜立人像，身高1米7左右，连座通高2.62米，重180公斤，被尊称为“世界铜像之王”。铸造历史距今已有3000多年，如此庞大的青铜巨人，迄今为止，在国内出土的商周文物中，尚属首例，因此被誉为“东方巨人”。

大立人青铜像的头顶花冠的正中，有一个圆形的代表太阳的标志。从它所在的位置看，这个大立人像也许就是代表太阳神在行使自己的职能，也许他本身就是太阳神的化身。这是太阳崇拜的直接表现。

青铜大立人不是一件写实风格的雕像，从人物的骨骼上分析，他的躯体不符合正常人的比例。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长有这般躯体的人。也就是说，这件雕像表现的不是一般意义的人。在孙华看来，那么粗那么大的手，那么细的身体，那么长的脖子都无法和现有的人种联系起来。只能把它解释为一种艺术造型，一种抽象、一种程式化的东西。这是古蜀人喜欢的一种艺术形式。

那么，这尊青铜立人像代表的可能是谁呢？当年的发掘者陈显丹先生认为他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宗教领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段渝先生从立人像的体量推测它是蜀王的象征。赵殿增先生同样从制造者选取材质的角度考虑，认为立人像在众铜人像中指挥着全局。

这种全身青铜雕像在中国地区是罕见的，它的出现显得十分突然，于是，有的学者在近东地区寻找着这一特征的渊源。美索不达米亚在公元前30世纪初便开始使用青铜制造雕像。古代的爱琴文明像也有大量的青铜雕像。今天的人面对这尊雕像时，疑问的目光往往会落在那双夸张的大手上。这双大得出奇的环握状的手与身体的比例极不协调。那么这双巨大的手里面原本是空空的吗？如果不是，他可能把握着什么呢？这两只手握成的圆形并不是同心的，也就是说，这尊大立人把握的器物应该是两件或者是一件弯曲的东西。那会是什么东西呢？

有的学者认为，立人像手中握着的应该是玉琮。玉琮是一种极富地方特色的玉器，流行于5000年前中国东南地区的良渚文化中。澳大利亚学者诺埃尔·巴纳德认为，立人像双手的位置几乎不可能抓住像琮这样外方内圆的物体。由于上方的一只手握成孔的直径要大一些，双手的位置清楚地表明所执物体必须有一定的弯度，所以他推测立人像双手中的物体可能是一支牙尖向下的象牙。而钱玉趾先生认为立人像应该是古蜀人的宗教首领像，铜像双手所握的是类似彝族巫师的法具神筒。孙华先生分析说，立人像的衣冠饰件均为青铜铸就，如果他双手果真要持通天柱或神筒柱这样的法器，那也应该由青铜铸造才是，不应偏偏是这个物件要拿木头或竹子来制作。赵殿增先生从三星堆的许多器物中归纳出奇特的手的造型。所有人物的手都特别大，特别突出。我们从立人像同期出土的其他人像上，也能看到双手环握的手型。陈显丹认为它还是一种手势，他手里并没有拿东西，好像巫师在做法时的一种动作，就是在不停的比画的。

图腾似乎笼罩了整个三星堆文明，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鸟及鸟形器，著名的青铜纵目面具一直被考古界认为是先王蚕丛的写照，近来，四川教育学院教授龙晦先生认为，纵目面具代表的其实是人鸟合体的一种正式表现形式，面具两个尖尖的耳朵是杜鹃鸟的两只翅膀。它的勾啄般的鼻子则象征它是鹰隼一类的鸟。

古蜀国的第二代王叫鱼凫。凫就是鸟，具体指的是水上的鱼鹰。距离三星堆遗址很近的地方有一条大河叫鸭子河；也有人认为，花山岩画中也有关于鱼鹰及鸟的绘画，且特别大而显眼，显示了它的重要性，故鱼鹰崇拜与骆越文化中的三界观有密切相关，古时没训化的鱼鹰也许能飞，因此它代表一种可“上天、下地、入水”的三界之神。现在，依然有打鱼的人在这条河上豢养鱼鹰，广西、云南等地也多处有之。这种能战胜鱼的鹰也许在远古时代被人们仰慕，所以从三星堆出土的器物中，可以看到许多和鱼鹰或者和鸟类似的造型。  

青铜太阳轮青铜太阳轮形器恐怕是三星堆出土器物中最具神秘性的器物，大多数人们认为它是“表现太阳崇拜观念的一种装饰器物”，也有人认为它是与古骆越文化之花山壁画中的太阳轮图形极其相似。然而众所周知，自然界和人类都喜欢“对称”，因为对称不但美观、稳定，而且简洁。制造四道、六道、八道或十二道芒的饰物不是更美观简洁吗？为什么三星堆人要舍简求繁？要知道，在测量技术还很落后的时代，要将圆周等分成五等份该是多么困难的事。或许又与骆越文化中大自然的三界观演变为五行观，即人们常说的“三界五行”“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等成语的文化根源。

考古专家、四川大学教授林向先生认为，轮形铜器应该是一种盾的装饰物。它是一种舞蹈仪式进行时的一种法器。它上面的花纹可以表示它是代表太阳，但是不排斥它本身是一种干或者盾的这种判断。  

大约在3000年以前，三星堆的工匠们进行了一项伟大的工程，复杂的项目中包括制造许多颗青铜树，耗资之大足以伤及国力。三星堆的人们相信他们祭祀的场所一定是世界的中心。

神圣的树木耸立起来的时候，膜拜的人们实现了天与地的沟通。

公元1986年8月，四川省的考古者在三星堆二号器物坑发现了6件由青铜制造的树木。发掘者将其命名为一至六号青铜神树。人们在重新修复它们时，仅能比较完好地恢复一件，即一号大铜树。

一号大铜树残高396厘米，由于最上端的部件已经缺失，估计全部高度应该在5米左右。树的下部有一个圆形底座，三道如同根状的斜撑扶持着树干的底部。树干笔直，套有三层树枝，每一层三根枝条，全树共有九根树枝。所有的树枝都柔和下垂。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纹的小圆圈和花蕾，花蕾上各有一只昂首翘尾的小鸟；枝头有包裹在一长一短两个镂空树叶内的尖桃形果实。在每层三根枝条中，都有一根分出两条长枝。在树干的一侧有四个横向的短梁，将一条身体倒垂的龙固定在树干上。在世界所有考古发现中，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都称得上是一件绝无仅有极其奇妙的器物。

一号青铜神树分为3层，树枝上共栖息着9只神鸟，显然是“九日居下枝”的写照，出土时已断裂尚未复原的顶部。传说远古本来有10个太阳，他们栖息在神树扶桑上，每日一换。复原后的青铜神树上残留着9只鸟，神树的最顶端却没有神鸟。推测还应有象征“一日居上枝”的一只神鸟，同时出土的还有数件立在花蕾上的铜鸟、人面鸟身像等，很可能其中的一件便是那只居于神树上枝的铜鸟。

三星堆的二号铜树仅保留着下半段，整体形态不明，下面为一圆盘底座。三条象征树根的斜撑之间的底座上，各跪有一人，人像的双手前伸，似乎原先拿着什么东西。能够复原的树干每层伸出三根树枝。它的枝头有一长一短叶片包裹的花蕾，其后套有小圆圈，与一号大铜树基本相同；但枝条的主体外张并且上翘，鸟歇息在枝头花蕾的叶片上，这却不同于一号大铜树。

这两颗大铜树体量巨大，尤其是一号大铜树上还有龙盘绕，它们应当不是普通的树木，而是具有某种神性的神树。神树在中国的古代神话传说中不止一种，例如建木、扶桑、若木、三桑、桃都等。曾经在三星堆的天空中伸展的青铜树更接近以上的哪一种神树呢？学者们对照相同的文献，得出的却是不同的解释。于是，人们企图在古籍与神话之中寻求答案。

很多学者都认为它们代表扶桑和若木，是古蜀人幻想成仙的一种上天的天梯，这种天梯是同太阳所在的地方相连接的，在东方叫扶桑，在西方叫若木。而有些学者认为，三星堆发现的青铜神树可能是建木或者和建木有关。英国学者罗森在《古中国的秘密》一书中写到，三星堆的青铜树使用了贵重材料，即用青铜来铸造，也许是暗示了它所表现的是人世以外的一个非物质的世界。三星堆大铜树以树的躯干、鸟、花和神树之上供人们想象的太阳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通天的主题。

在青铜树的枝干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有一些用以垂挂器物的穿孔。考古者从三星堆的器物坑中发现了一些小型青铜器件。这些由青铜制作的发声器也许是悬挂在铜树上的。3000年前，当风吹过三星堆的时候，整个王国的人们都可以聆听那些由金属的摇曳和碰撞奏出的音乐，那一阵阵清脆的声响证明着一个伟大的青铜时代在四川盆地达到顶峰。

现在的疑问是，如此巨大的青铜神树会由于重心的上移而倾斜，现在看到的复原青铜树是由几条钢制缆绳斜拉固定的。空心的青铜树干里面也是用钢管加固支撑的。有学者认为这棵青铜神树如果全部按原型组装竖立起来，原来的三足底座根本无法承受其全部重量。由此推测这棵青铜神树应该是为一次大型祭祀而临时铸成，而不是作为长期陈列而设置的。

用青铜铸造许多颗带有神意的树木在当时是要下很大的决心的，因为那是一项十分庞大复杂的制造过程。

从青铜神树的铸造过程来看，三星堆的工匠们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和手段，目的仿佛是完成一批不朽的祭祀礼器。但是，如果“一次性使用”的猜测成立的话，我们会问：当时的工匠们在制造这批作品之前，知道作品在完成后即将被焚烧、损毁和掩埋吗？如果知道，却仍然消耗大量的精力，以至于对任何一个细节都孜孜不倦？

也许，神树的制造者认为“制造和完成”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只有依照祭祀的终极仪式“彻底砸碎”，才算真正“完成”！

金面罩、金杖多见于古埃及和西亚的墓葬，当人们发现它们时，便很自然地想到了西亚与北非的同类器物。难道他们是外来的产物？段渝认为：全世界用杖代表权力的传统首先是在西亚发生的，根据外国学者的研究，西亚的权杖产生以后，向西传播到埃及，后来是古希腊继承了传统。还有从艺术角度来看，这几大文明它都是相似的，而且其中有一个就是发展的方向，比如说近东它向埃及发展，然后向南亚、向印度发展，印度也出现了类似的文化因素，我们中国在这个一长列的文化序列里边，在年代是处于比较晚的。

古埃及的艺术家制作出金面罩，也许是为了用不朽的金属遮盖住死者一定会变形的脸，以达到法老们灵魂不朽的目的。三星堆的金面罩是附着在青铜人头像上面的，其目的是什么呢？孙华先生认为，三星堆的金面罩不是面罩，它是古蜀人为青铜头像装点的黄金的皮肤，这些人可能具有特殊的身份，就跟那些最大的铜像，它用铜作为整个人的脸面一样，这种用黄金来表现除了眼睛、眉毛以外的皮肤这些部分，可能是要说明这个铜人头像具有不同于其他人头像的特殊身份。

被解读为“鱼凫王杖”的金杖，被视为三星堆之主的信物。这支金杖全长142厘米，直径2.3厘米，黄金净重约0.5千克，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最长的金杖。金杖下端为两个人头像。上部刻有相同的四组纹样，上下左右对称排列。图案中的每一组纹样，都由鱼、鸟、箭组成。

一种观点认为，金杖是蜀王的权杖。一种观点认为，金杖是古蜀神权政治领袖集王权、神权、财富垄断权为一体的标志，象征古蜀王至高无上的权力。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金杖与神树同义，均为古蜀人的神树崇拜。

为方便游客前往三星堆游览，在2009年10月1日三星堆博物馆管理中心在成都开通旅游直通车，旅游淡季每天一班，发车时间每天早上指定地点上车，都需要提前预订；旅游旺季根据人数多少，可以开发多班。  

成都汽车客运总站乘坐前往什邡的长途客车，中途在三星堆下车，车程约1个小时，票价为6元。自驾：可走成绵高速公路，沿途经过德乐大件路到达广汉。三星堆遗址离成都市区非常的近，自高笋塘、梁家巷等处乘汽车至广汉，再换乘中巴前往。

2017年5月，成都市文广新局报请审定《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实施意见（送审稿）》透露，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如若金沙遗址和三星堆联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这将是四川考古遗产类世界文化遗产的第一份。

对于申遗工作，目前三星堆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当中，已经进入国家文物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录中。“申遗”工作有一个较长的过程，金沙和三星堆本来就是世界级的文化遗产，申遗成功将得到业界的认可和尊重，也可以更好地对中华文明尤其是古蜀文明进行传承和保护。[2]

2020年11月18日，当选“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新地标”[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