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做你的绅士，我走我的独木桥。”——青年毛 泽东和萧子升的诀别之语

1921年7月的某一天，长江上山雨欲来、天空中乌云密布。这艘从洞庭湖出发的船上，载着两个同床异梦的年轻人，他们争吵了一夜，却谁也没有说服谁。

第二天早上，那位个子高的、名叫毛 泽东的那位年轻人早早地站在了甲板上，拿着一本名叫《资本主义制度大纲》的书仔细阅读，留给萧子升的只是一个决绝的身影。

两位曾经朝夕相处的好友从此分道扬镳，江湖渺远，此生再也不相逢。

毛 泽东随着长江顺流而下，参加了那桩开天辟地的大事，而萧子升则扭头去做了那“点滴”的改革，最终在地球的另一面的一个叫做乌拉圭的小国，结束了自己的青春、结束了自己的人生。

觉醒年代，不是所有人都是革命者。

萧子升其实是那个年代无数青年人的缩影。

萧子升曾经是毛 泽东的挚友，他们一起度过了人生中最青春的几年光阴。两人相逢之初就充满了学生年代的那种单纯和美好。

如果从年龄上看，毛 泽东比萧子升大了8个月，但后者在学龄上却比毛 泽东大了三届。这当然是因为毛  泽东家境贫寒耽误了上学，15岁那年他才被小学“破格”录取。

后来毛 泽东到长沙第四师范学习，没几个月，第四师范和湖南省第一师范合并，毛 泽东才和萧子升有了见面的缘分。尽管有一份同乡情谊，但两人“从未交谈”，只是偶然相遇的时候才寒暄一两句。按照萧子升的说法，那时候他们之间差了三届，他的功课很紧，所以“既没有时间也没兴致与低年级学生讲什么同乡情谊。”

早年的毛 泽东

但有一件事情让两个人联系到了一块：作文。毛 泽东在一师读书期间，英语很差、算数也不好、图画课上只画圆圈，只有作文课上他名列前茅，所以他对同学的作文也很感兴趣。那时候湖南一师有个规矩：每周会陈列三四篇优秀作文在一个教室里，萧子升称“他的作文常常获此殊荣”，而毛 泽东是萧子升作文“最热心的读者”。

后来毛 泽东主动向萧子升搭讪，认真地询问能否看看萧子升写的文章。萧子升欣然应允。通过阅读彼此的文章，他们逐渐熟络了起来。

萧子升和毛 泽东关系好到了什么程度呢？

他们同窗近2年时间，养成了每天在黄昏散步的习惯，两人最大的乐趣是在于讨论，在于聆听彼此的见解。他们饭后经常在江边讨论好几个小时，从古代的欧阳修、范仲淹讨论到当今格局，救国策略，争论经常没有结果，但他们还是乐此不疲。他们的关系就相当于现在朝夕相处的大学舍友，不好是不太可能的。

后来，杨昌济来到湖南一师范教书，这个孔子式风格的老师吸引了无数学生，也让毛、萧两人的友谊更加拉进了一步。杨昌济曾说，他自己教过最好的三个学生分别是萧子升、蔡和森、毛 泽东，这三人也被时人称作“湘江三友”。后来也因为杨昌济，毛 泽东和萧子升在北京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了一段时间。

1915年，萧子升从第一师范毕业，先后在修业中学和楚怡中学教书。两人虽然告别了同窗生活，但联系仍然十分频繁。毛私底下经常去找萧子升聊天，又经常写信，从1915年6月到1916年7月的一年时间里，毛给萧子升写了11封信，更是创下了一个月写3封信的“记录”，毛给萧的写的文字中常有“爱护身体，拳拳一腔，不能毕宣”等字眼，充分体现了两人“爱之深，情之切。”

1917年，二十三四岁的毛和萧俩人实在是闲不住，决定在暑假去过一种刺激的生活——“叫化”生活。简单来说，就是通过乞讨来度过漫长的三个月暑假。毛和萧决定不带一分钱“穷游”五县，期间有时候卖字、有时候讨饭、有时候甚至厚着脸皮逃票，这个新鲜刺激的旅程让两人看到了中国社会毛细血管，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们，所谓“身无半文，心忧天下”，即是如此。

萧子升说“（我们）这样做不过是想看看自己是否能适应困境，是否能在不备分文的情况下随心所欲的旅行和生活。一句话，我们锻炼着去克服困难。”这一段旅程成了两个人共同的美好记忆，maozedong后来回忆道：“所到之处，我们都受到很友善的欢迎和款待。”

1918年，在又一次闲聊中，两人突然萌发组织社团的想法，这就是后来名垂青史的“新民学会”。1918年4月，毛 泽东和萧子升组织了13名首批成员开了第一次正式的会议，地点就在蔡和森的家中，在这场会议上，萧子升被选为了第一任秘书，该会没有会长一职。

新民学会让两个人的理想很大程度上了有了施展拳脚的地方，但萧子升和毛 泽东毕竟是两类人，他们秉承的人生理想、救国道路都是不相同的，这个学会也成为了他们友谊分裂的起点。

“你是要跟我们走，还是要当一辈子绅士？”——毛 泽东开诚布公地对萧子升说

如果两人以朋友相处，求同存异，那可能是相当不错的。

但毕竟在那一个特殊的年代里，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悬挂在每一个青年人的头上。

似乎“时代”、“历史”、“命运”一定要让他们交出一份令后人满意的答卷似的。

但毛和萧可以说注定是两路人。

从性格上来说，毛 泽东更坚毅、更顽强、更适合做领袖；萧子升有些腐儒气，显得更温润。这个跟他们的家庭出身就有很大的关系。

毛 泽东出身于一个贫农家庭，尽管他的父亲通过努力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贫穷的生活，但年少时期挨饿、干农活的记忆一直深深烙印在毛 泽东的心中，就连他能够读书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但萧子升则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中。他的父亲一直从事教育工作，为人十分开明，也是在清末民初支持改良革命的地方进步人士，尤其是他秉承的教育救国思想，对儿子影响终身。

家庭的烙印满溢出来，影响了他们的整个人生。

毛 泽东的生活简单质朴、萧子升的生活则明显有小资倾向，甚至会被毛 泽东说是“布尔乔亚的臭习惯”。

1919年，两人开始撺掇起到法国勤工俭学，毛 泽东最后因为机缘巧合没有去，萧子升和蔡和森两人则在法国呆了一年时间。实际上这时候，两人的分歧就慢慢地多了起来。

在法国的勤工俭学团体中，实际上分为了两派。一派以蔡和森为首，一派以萧子升为首。两派的争论，在蒙达尼会议上达到了顶峰。

1920年7月，在法国的小镇蒙达尼，20余位新民学会旅欧分会和工学世界社的社员组织了一场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改造中国与世界”，实际上的议题是探讨中国救亡图存和改变世界的道路问题，在会议上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蔡和森认为，必须要组织共产 党、实行无产阶级专 政，要进行暴力的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萧子升则认为，要通过教育的手段一点一滴的改造社会，进行“温和的革命”。

我们这些后人可能会说，萧子升是没有认清楚时代，没有意识到，在那个令人绝望的年代里，不彻底打碎旧的制度、旧的国家，中国是没有出路的。但是，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的想想，我们自己就真能意识到，自己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应该算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吗？个体是很难预测未来的。

萧子升和蔡和森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那个年代许多年轻人内心的纠结。

蒙达尼会议会后的合影

蔡和森给毛 泽东写了一封长达2700字的信，希望毛 泽东能支持自己的主张。4个月后，毛 泽东的回信来到法国，他表示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明确反对萧子升主张的温和革命的理论。后来毛 泽东看到蔡和森要组建中国共产 党的信，毛 泽东说：“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萧子升后来回忆说，1920年以后新民学会的“分裂的现象”就开始出现了，“一些热衷于共产主义的会员，由毛 泽东领导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秘密组织”。一部分成员处于彷徨之中，其中何叔衡（中共一大代表，1935年牺牲）告诉萧子升，毛 泽东在其他会员面前批评萧子升，说他“是资产阶级，不赞成共产主义”。其实萧子升这样的说法颇有偏见，所谓单独的秘密组织其实并不秘密，新民学会中相当一部分成员信仰马克思主义早已经成为公开的事实。

1921年3月，萧子升离开法国，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而等待他的，则是一场激烈的争吵。当时在文化书社有一场关于“改造中国的方法问题”的讨论，萧子升和毛 泽东两人激烈争吵，甚至有人后来回忆说“毛 泽东在辩论中动了肝火，指着萧子升说：‘你去穿你的长袍马褂去吧！’”

毛 泽东和萧子升就这样慢慢疏远了，随后就在7月份的那辆前往上海的轮船上再次争吵，毛 泽东说要改造中国，仅靠办书店、办教育是不行的。但萧子升仍然坚持自己的说法，不希望牺牲，只希望通过文化和教育的逐步改良，来获得后代的幸福。

毛 泽东不得不讥讽他：“你这种理想，1000年也不可能实现”，而萧则回答，他愿意等1000年。后来萧子升回忆：“那是最后一个夜晚，我们同床而睡，一直谈到黎明，毛 泽东一直劝说我加入gongchandang，他说，如果我们全力以赴，不要一千年，只要30年至40年的时间，共产 党就能够改变中国。”

萧子升不相信，于是两人就此分道扬镳，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萧子升中途在武汉下了船，返回法国、毛 泽东则只身前往上海。

晚年的萧子升仍然不相信，还是认为毛 泽东的方法牺牲太大，“从理性上还是不能说服我”。

其实在那个年代，在那个“觉醒年代”，主张用一点一滴的方法改变中国的人，大有人在，甚至一度人数上占据了优势（最知名的就是胡适之了，他说要“多研究一些问题，少研究一些主义”）。毕竟革命是需要社会成本的，是需要死人的，那些软弱的小布尔乔亚当然害怕流血、害怕牺牲。

可在当时的那个年代，真正能救国的是横刀立马的革命者，而不是温润如玉的改良派。

当然，这些小资产阶级份子是做出了许多许多贡献的，最著名的恐怕就是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派了。晏阳初、梁漱溟等知识分子进入乡村，主张通过改良主义的办法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他们虽然失败了，不过如今，他们的精神被重启、行为被延续，这当然是因为我们这个稳定的时代更需要多一些的改良了。

1920年，杨昌济死前曾留下遗言“救国必先重二子”，说的其实是毛 泽东和蔡和森两人。有人称这两人是卧龙凤雏：毛 泽东是“卧龙”，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蔡和森是“凤雏”，像流星一般划过天际，在最美好的年华里为革命牺牲。杨昌济不会不晓得，著名的湘江三友明明有三个人，杨昌济唯独不说萧子升，看来这位孔子式的老师也晓得了自己的这位学生大概会有一个怎么样的未来。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萧子升并非是没有底线的人，他并不像周佛海一样，背叛了共产 党后反咬一口，成了fangong的急先锋，反而是对毛 泽东和gongchandangde种种行为表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同情和赞同。1930年，当毛 泽东的妻子杨开慧被捕时，已经身为国民党一员的萧子升奋力相救，但最终仍然没能救下曾经挚友的妻子。

萧子升和毛 泽东的分道扬镳，更像是个人理想上的争论，是救国理念上的不合。两个人分手之后，萧子升投靠了执政的政府，陆续出任了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民报》总编辑、中法大学教授、国立北京大学委员兼农学院院长、华北大学校长及国民政府农矿部次长、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等职，都是高官厚禄、名噪一时。

不过在九一八事变后，国破家亡的危机迫在眉睫，萧子升似乎也是快要绝望了。1932年，当时李石曾（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后来长期参与文化事业，是故宫博物馆、私立南通大学的创建者之一）在法国办了个中国国际图书馆，就请萧子升去法国当馆长。1951年，这个图书馆搬到乌拉圭，萧子升也跟着去了。余生就这样，飘摇在海外了。

20多年后，萧子升在晚年写了一本名叫《我和毛 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的书（原名：《我和毛 泽东曾是乞丐》）。书中不乏阴阳怪气的语言，但也形容毛 泽东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就我所知，毛 泽东对于他所从事的任何事情都会花大功夫去精心规划，他是伟大的战略家和组织者。第二，他对敌人的力量估计的非常准确。第三，他的说服能力的确很强。”

毛 泽东也还记得这个曾经的老友。建国后，毛 泽东要求重审“故宫盗宝案”（918事变后，故宫博物馆南迁，中途发生的文物倒卖案），从而洗刷了萧子升的冤屈。1955年，新中国已经成立6年多了。毛 泽东曾经通过当初新民学会的会员给老朋友萧子升写信，请他回新中国工作，却被断然拒绝。

萧子升那时在南美洲一个名叫乌拉圭的小国，安安心心做着自己的教育事业，可能要努力上一千年。当年，新中国派出一个文艺代表团到乌拉圭访问演出，团长正好是湖南人，当时这位湖南人是否收到主席的指令已无史可考，但这位湖南人曾通过华侨组织，想要见萧子升一面，亦被拒绝。

看来，萧子升确实没能忘记这个老朋友，却也真的不想再和这个老朋友见面了。晚年的萧子升对于中国在言语上也不客气，说了很多令人鄙夷的话，这也是不能原谅的。

1976年9月，毛 泽东逝世。2个月过后，毛 泽东少年时期的挚友萧子升亦在乌拉圭病逝，他生前曾留下遗嘱：“死后骨灰和萧夫人骨灰同放一处，如有可能，运回湖南湘乡祖坟处与原配夫人遗骨同葬一处”。

从1932年开始算起，飘摇海外44年的萧子升，人生就这么结束了，作为一个曾经经历整个风雨年代的个体，他留给后人咀嚼思考的可能是那个特殊的年代，许多青年人内心的挣扎与思考，是改良和革命之间究竟孰对孰错的真实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