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大转折：2019年中国文化史上几件诡异的事

——别了，西方历史学

 

100余年前的1919年，中国发生五四运动，某些人提出打倒孔家店，主张中国走全盘西化之路，从此道术为天下裂，中华文化渐渐花果飘零，而中国亦改天换地，是为“两千年未有之巨变”。100年后的2019年，中国同样发生了几件文化大事，引起核弹式的冲击波，震惊了国人。然而庚子国难，举世同悲，兼之中美斗法跌宕起伏，一波三折而步步惊心，世界重回战国纷争，令人目眩而撕裂人心。世易时移，国人也快把那几件事给忘了。本人则以为，那几大文化事件具有足以改变历史进程的划时代意义，如闪亮的星光划破黑夜的苍穹。然而学术界做看客的多，深入研究的少，今天留下的文字记录亦少，故那几大文化事件亦堪称中国文化史上最诡异的一幕，有必要再次揭开其神秘面纱。2021辛丑年，时局稍稳，故重叙往事，不忘历史，以启后人。

2017年 前，大陆学界的主要旨趣还在“大陆新儒学”。因为五四以来打倒了孔家店，改革开放后中国学术界首先是恢复儒学的真面目，直面西方文化霸权的冲击，保守中国文明，同时融合西方文化价值的有益成分，以守为攻。2012年大同思想网创办，新的国家元首上台后，更加重视儒学的恢复和发展。2012年到2017年这五年，是大陆新儒学的高光时刻，有很多文化事件，比如大陆新儒家和港台新儒家的对话和辩论，引起媒体和社会高度关注，足以载入学术史册。以蒋庆、杜钢建、陈明、秋风等为代表的大陆新儒家，当然称得上守护中华文明和儒家学术的英雄人物，值得国人敬重。而那些攻击新儒家的风光一时的自由主义大V，已渐渐被时代遗忘，真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2017年5月28日大同思想网在长沙熬吧举行“现代人与世界文明起源于长江流域”、10月21日举行“古希腊文明到底是虚构的，还是由古代中国人移民创造？”的主题活动后，一方面我感觉大同思想网格外受到某种势力关注，每次活动后都有相关的恶意攻击与抹黑如影随形，另一方面我也感觉得大陆学界的旨趣已经转移到史学领域了，文明起源和西方伪史这两大学术主题登台亮相，成为引领学术风潮的话题。2019年1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在京成立，2019年5月16日秋风领衔的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成立，正好也印证了这个判断。古人用“经史”概括了很多学科领域，经史不分、经史互补，把史单列出来，抬到与经并列的高度，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人的智慧。

 

一，诸玄识的北外演讲：法英德语都源于欧洲方言和汉语雅言的结合

 

2019年3月5日，最先登场的是“西方伪史”辨伪学派的代表人物诸玄识和董并生、孟晓路等。他们受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邀请，以“大英博物馆馆藏的西方史——综合国外研究：现代西方是华夏派生的‘子文明’”为主题开展讲座。我的印象中，这是诸玄识和董并生两位先生出版《虚构的西方文明史》、《虚构的古希腊文明》后，第一次登上大学殿堂讲演，颇受一些朋友关注，但这毕竟是个学术话题，想必掀不起多大的风浪。

董并生先生把主要讲演内容发给我，我以《西方伪史论轰动京城：法、英、德语都源于欧洲方言和汉语雅言的结合》为题发表在大同思想网公众号。“轰动京城”本只是一种修辞手法和媒体传播的惯有手段，但想不到的是，通过互联网的放大传播，这次演讲竟然真的是“轰动京城”了！在某些人眼里，这两位先生的思想犹如洪水猛兽了！一些人说，原来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那些泰斗级学者教的西方作品，竟然是伪造的或者编撰的，那以后还怎么教学生？另一些人，则把英语、法语、德语看作是无比神圣的，也认为一定有其神圣的起源，反过来有点鄙视自己的母语——汉语。如今这几位学者揭示英语、法语及德语等原来不过是欧洲的方言土语，经过汉语雅言的改造才登堂入室成为通用的书面语，这让某些洋奴情何以堪？

按理说，在中国的大学，这本来应该是很“政治正确”、很“文化自信”的，举办者的初衷大抵也是如此。但我们都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一方面，网上的各种议论、攻击来了，有海外留洋博士加入进来冷嘲热讽，但不是针对讲演本身的内容，而是泼各种脏水，认为北外举办这样的讲座不是体现了“学术的自由”，而是会让中国的大学臭名昭著云云，这让举办活动的大学压力骤升。另一方面，据说从白天到晚上，北外的某些教授或校友及各地外院同行轮番打电话给北外的领导，说这有损本北外的声誉云云，在强大的舆论压力面前，大学领导都把持不住了。而北外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田辰山教授受到的压力最大，说不删除相关的言论，有关方面就要撤了他的职务。通过制造舆论干涉学术自由甚至禁止某种学术的传播，也算当今一大特色了。

而且，有人还施加政治压力了，说北京正在举办两会，要营造“和谐氛围”，你们大学里传播这样的奇谈怪论，还“轰动京城”，成何体统？这会犯政治错误的，所以不准我们说“轰动京城”。最后这种压力施加到我身上，强调一必须删掉大同思想网发表的文章，因为大同思想网是始作俑者；二不能提北外，似乎这样一番操作讲座就和北外没关系了。最后，大同思想网第一次不是因为政治问题，删掉了一篇纯属学术争鸣的文章。而我也耍了个小聪明，因为文章已经在各大媒体平台广泛传播开了，我故意在公众号发表一个删文公告，告诉大家这是应相关人士的要求忍痛割爱删掉的，造成一种欲盖弥彰、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既然不能“轰动京城”，那就“轰动海外”，我以《西方伪史论轰动海外：法、英、德语都源于欧洲方言和汉语雅言的结合》再次发表。就是留个见证，功过是非留待后人评说。

大学的“学术自由”何在？媒体的“言论 自由”何在？我也相信中国人是热爱自由的，我自称我比某些“自由主义大V”还热爱自由，大同思想网就是中国最追求自由的学术网站！但是，某种力量不“准”我们有自由，我们一定犯了某种忌讳。这种力量不见得就是来自官方，而是一双隐藏在中国乃至世界背后的无形的手，能够肆意操控中国的文化学术。

西方崛起肆意侵略中国后，中国人即使站起来了并在朝鲜战胜了美帝国主义，国人还是对西方诸民族有一种无明的恐惧：欧美列强科技发达，军事强盛，经济繁荣，政治民主自由，而且这些欧美种族人高马大粗蛮野性，迥异于中国人，更重要的是，西方人也拥有一套完整的逻辑自洽的文化体系，据说其文化渊源比中国的历史文化还悠久……大多数人是自觉拜倒在西方人脚下。五四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是老老实实学习西方文化典籍，亦步亦趋崇拜不已，言必称希腊罗马，确实也学有所成；但很少有人用心钻研，英法德民族的起源以及英法德语言文化的起源。古希腊汗牛充栋的哲学著作到底怎么来的？近代西方文化到底是如何文艺复兴的，复兴的是何种文化？谁去揭一下西方人的老底，他们是如何在短短几百年迅速崛起为世界霸主的？

中国人不仅要学习西方文化，也要研究西方文化的来龙去脉。何 新发其先声，最早质疑古希腊罗马历史。诸玄识、董并生更进一步，尤其是诸玄识先生常年泡在老大英帝国的图书馆里，坐了几十年的冷板凳，搜罗出很多原始史料，注明出处，都是“西方人揭西方人的老底”甚至自曝家丑：欧洲人作为偏居一隅的野蛮落后民族，原来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但文艺复兴后如何学习、“剽窃”甚或“复制”中华文明，借海洋文明盛行的“西风”，打得世界狼烟四起，西风压倒东风，成为世界文明的后起之秀，终成一代世界霸主。诸玄识甘于坐冷板凳，不为稻粱谋，少了大陆学者的浮躁气，博通古今中西，勤奋著述，卓然成一家，不愧为这个时代的文化英雄！伟哉诸玄识！

世易时移，夷狄衰则中国强。亦是机缘成熟，让中国人有了这份底气——人格自尊、文化自信和学术积累的底气，从过去盲目地学习西方文化典籍，到平视西方，乃至克服对西方文化的恐惧感，诸玄识是先行者。诸玄识又是那个揭开皇帝新装的童言无忌的孩子，只是中国目前多看客，当然更有不少人恼恨他，所以他到中国大陆的大学讲演后，竟有人威胁他以后不准发声，有人要删大同思想网的文章！让人甚觉滑稽不堪。但是皇帝的新装毕竟是皇帝的新装，中国人已经看穿了西方人的虚伪！

我在大学时，也曾认真读了一些西方的哲学著作，言必称“海尼”，海是海德格尔，尼是尼采。海有时也指海子，因为他已经超越了一般的诗人，很多学者阐述海子诗歌背后的哲学或文化意义。那时我们有个读书会的圈子，如夏可君、柯小刚等诸位老师，就常常讨论这些哲学家和诗人。当大家讨论海德格尔尼采的时候，我精神大振、聚精会神地听，而后陆陆续续地读了几大本海尼著作，尼采的诗人激 情和海德格尔的严密思辩感染了我。然而，当大家讨论柏拉图的《理想国》的时候，我却无法打起精神。

直到“西史辨伪派”崛起后，我才恍然大悟：

首先，《理想国》的翻译版本实在不好读，不合我们中国人的胃。不似《论语》语言精美，很多语句都成了汉语中的名言警句或成语，读起来朗朗上口，《理想国》则完全是零零散散的大白话，毫无古韵。

其次，《理想国》啰嗦拖沓，铺陈细节，试问，古希腊哲人若用羊皮写作，哪有这么多羊皮，记录这么多流水账式的细节？好像愈是繁琐愈显古希腊哲学“高大上”。古希腊哲人也真是太豪了，挥霍这么多羊皮写成这些皇皇巨著。即使写成了，如何保存这些大部头的羊皮著作？一场兵火就可能毁于一旦，无法复原。而《论语》、《道德经》等都是择其精要，三言两句高度概括其哲理。这才符合当时人们使用竹简时的写作情境，中国古人讲“敬惜字纸”，若写在竹简或羊皮上，更会惜墨如金，绝不会大肆铺陈。即使柏拉图文思泉涌不可遏止，也恐不能得心应手下笔如有神啊。用龚鹏程先生的话讲，古希腊哲人是“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如果说中国古代哲人显得精炼、节制、深沉而睿智，古希腊哲人则有点像絮絮叨叨的老妇人。而其中不少啰嗦的对话，又让人觉得是“卑之无甚高论”，没必要浪费古希腊珍贵的羊皮。

再次，《理想国》虚构了苏格拉底与其他人的对话，这也露出了马脚。这书本不是柏拉图对古希腊时期哲人对话场景的再现，而是文艺复兴时期西方人虚构了古希腊哲人的对话场景。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理应直接对话并记录对话，何必费一道周折，像写作小说一样去虚构哲学对话？这也印证了，古希腊文明是“虚构”的。据西人说，柏拉图以继承苏格拉底大业为己任，前后共著对话二十五篇。除最晚出的《法律篇》之外，其余二十四篇均以苏格拉底为主要对话者。其中对话六篇经后人考证乃伪作。柏拉图书札第七、第八大致可靠。第一、第十二不能尽信，其余诸札，众说纷纭，迄无定论。可见，西方人也承认柏拉图著作有虚构杜撰的嫌疑。只是还没有扯下最后一块遮羞布，认定西方哲学大名鼎鼎的开端之作《理想国》亦是伪作。若古希腊历史上确有这部作品，也是经过后人反复翻译反复编撰最后铺排扩张而成。（类似例子如《黄帝内经》，也虚拟了对话，但我们知道这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人虚拟了至少5千年前的黄帝岐伯之间的对话。文艺复兴时期《理想国》这种对话体有可能就是模仿中国古籍的。）文艺复兴后，中国纸的传播才让西方人有了虚构故事、铺陈细节、激扬文字的条件。董并生说，西方人不但虚构古希腊著作，还虚构中国古代的著作，比如《孔子弟子与鲁公子对话录》，让人忍俊不禁。

再再次，近现代哲人尼采和海德格尔的著作，读起来明显感觉到主体人的诗人激 情或思辩激 情，有着强烈的个性色彩，让读者有强烈的共鸣共振，尤其是尼采颠覆西方形而上学反柏拉图反基督（尼采反柏拉图，实际上就是反伪史反伪哲学。柏拉图的理念论、至善论，在尼采看来是并不高明的，是虚无缥缈脱离大地的。），打倒上帝后人类却又陷入虚无的深渊，于是人要经历骆驼、狮子和孩子三种精神之变，在轮回中凭借权力意志迈向超人的精神历程，引起巨大的世纪回想也深深震撼了我！这种诗化的言说更契合中国人的诗意人生。而那些后世编撰的著作，因为是集体创作，没有强烈的个性色彩，所以读起来很乏味，甚至觉得滑稽。

后来我重读诸玄识的《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在第十章第二节的《古希腊哲学是中国翻版》中，他指出，柏拉图的原型是文艺复兴前期的卜列东。后费奇诺等人使用卜列东杜撰的著作，加上新观点、新材料，编造了柏拉图和普罗提诺的“著作”。文艺复兴时期的卜列东，古希腊时代的柏拉图，古罗马时代的普罗提诺，好比是同一个人物的三个化身，读音相似，真假难辨，有待深入考究。现在也许到了彻底揭开西方伪造历史作品、打破《理想国》“哲人王神话”的时候了，也就是砸烂“古希腊神庙”的时候，有心人图之！

《道德经》仅有5162字，《论语》仅有11750字，而《理想国》有303000字，《柏拉图全集》则有400多万字。董并生讲，凡是公元前西方超过10万字的著作，基本上是伪作，都是后世编撰的。实际上，中国的《道德经》、《论语》、《黄帝四经》等都有公元前后完整的竹简或帛书版本出土，而所谓的古希腊著作至今没有一个完整版本出土，哪怕是一两万字或几千字的残本。这些著作来路不明，不可稽考其来龙去脉，却又突然在近代横空出世。翻译家苗力田先生翻译《亚里士多德全集》时，就表达了这种疑惑，然而主流学界无人深入质疑，才有今天“西史辨伪派”的崛起。西方的绝大部分著作，包括《荷马史诗》、希罗多德《历史》等都是文艺复兴以后定型的。如今西方人却把文艺复兴时候的著作托古成古希腊人的著作。即使莎士比亚的风靡世界的悲喜剧，也是层累积淀集体创作而成，而莎士比亚本人不过一文盲尔。真让人大跌眼镜？！

诸玄识、董并生认定古希腊是伪史，而近代西方的文艺复兴是“复制中国文明”，其中有一个重大线索，可称得上一个伟大发现：在文艺复兴之前，西方人没有明确的时间概念，即没有真正的“历史观念”， 后世编撰的《历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都是一些故事汇编，只有“翌日”、“昨日”、“前天”、“起初”、“后来”、“同时”这样相对的时间概念。这些古希腊历史著作没有明确的纪年，却有大量的细节铺排和人物对话，类似于小说虚构，也是怪哉！中国史书则相反，从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开始，有明确纪年，凡事必强调发生的确切时间，细节甚少，字句铿锵，话不多却可信！到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历史造假的一个关键人物斯卡利杰（Joseph Scaliger，1540-1609年），参照中国的干支纪年和史书，才构建了“圣经编年”和“普世历史”。也就是说，西方在17世纪才形成系统的“公元纪年”（特别是“公元前”这个概念）。中国有很多研究西方文史的大家，为什么就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呢？

我想起我读大学时风靡一时的著名学者刘小枫等等大肆鼓吹西方古典文化，为那些大部头的古希腊哲学著作进行注疏和诠释，包括我的一些朋友时常举办柏拉图的读书会，心里不觉一笑。

 

二，杜钢建北京二外演讲：英人英语源于大湘西

 

巧事成双。2019年3月20日，也就是同一月，杜钢建教授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举办的第三届中国“一带一路”博士论坛上，发表演讲《不但英语来自华夏古汉语，英国人也来自大湘西》 ，也是讲西方语言起源的问题。

演讲内容也是先发表在大同思想网公众号。我知道这演讲内容具有一定的爆炸效果，但没有预估到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后面有人对我讲：“要充分预估这次杜钢建教授言论的后果。”又有人对我说：“不知枕戈先生悔不悔，勿谓言之不预也。”我现在才明白其中的弦外之音。

文章发表后，自由主义大V、我的湖南同乡于建嵘先生立马在微信圈和微博里转发，并肆意嘲讽，著名大V方舟子也出来兴风作浪，引来各路人马倾巢而出，形成网上更大的舆论漩涡。同时，北京的学界和政界，也立即炸开了锅。举办方通过杜教授本人，要求大同思想网作删改处理，比如把举办者的信息一概删除，甚至也不能提“北京演讲”，就像诸玄识的演讲不能“轰动京城”，只能视作是杜钢建教授孤零零的个人演讲。我反复斟酌修改了几次，把相关信息删得干干净净，才算通过再次发表在大同思想网公众号。当然这都是欲盖弥彰的做法，因为几乎全社会都在关注这个事了！

和诸玄识的演讲一样，同样的遭遇，同样的套路。本来这就是两个纯学术类型的讲演，不就是个“文化比较”领域的学术话题么，而且属于官方机构邀请，理应“很政治正确”，结果也应该是皆大欢喜，为提升吾国文化自信又做出了一大贡献。但某些人则不可能仅仅把它看作一场纯学术讲演，或者他们更深刻地看到，学术其实是更高级的政治，能够起到统摄人心的作用。既然堵不住杜钢建教授的嘴，那就泼脏水使其污名化，让别人觉得杜钢建是个疯子！当然，历史上的天才思想家大多也被人当作“疯子”。那次演讲让我深刻体会到，我们身边深藏不露的那双无形之手，足以让官方打自己的嘴巴，足以对一位学者生杀予夺，足以左右大陆学界对重大学术问题的看法。历史领域，本就是文化斗争你死我活的一大战场。好在，当局并没有对发表演讲的学者进行封杀或定罪，也算是时代进步吾国开放自信的一种表现了。

诸玄识、董并生们的学术研究，主要讲西方文艺复兴并不是复兴了古希腊文化，而是大量吸收了中国文化，是西方社会文化的“中国化”。相反，因为古希腊文明本来是“子虚乌有”，或者如西方人自己所言已在历史长河中湮灭了，西方人度过了漫长黑暗的千年中世纪，早不见古希腊罗马的影子，所以西方人虚构了古希腊文明，反过来把近代西方著作托古为古希腊著作。西方人自己言古希腊文明假手于阿拉伯的翻译运动而在欧洲大放光彩，大可质疑。概言之，西方近代化的源头在中国，西方崛起为世界霸主的根本原因是复制中国文明，学习了活的中国文化。诸玄识在演讲中说原本西方只有方言土语，经过汉语雅言的改造，才诞生了高大上的法英德语，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而杜钢建则更进一步，既认同近代西方崛起是向中国学习的结果，比如他根据英国学者孟席斯所著《1434 ：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认为西方文艺复兴是因为受了郑和下西洋时《永乐大典》的馈赠，更重要的是，西方的主要族群也是来自于中国，英法德诸民族就是中国白狄赤狄等演化的结果，他们最早使用的语言亦即欧洲的方言土语也是大湘西的古汉语。所以杜钢建更加彻底地，认为西方人从语言、宗教乃至到人种，其源头都在中国的大湘西。另一方面，则形成一种认知结果，中国人和欧洲人本就是“天下一家”，都是炎黄后裔。他的研究主旨就指向“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西方人在近代的崛起和强大，可以解释为，几千年前迁徙流落到欧洲一隅的炎黄后裔的支裔，在获得中国文化的馈赠后，奋发图强反超母国，成为后起之秀世界霸主，“中国衰则夷狄强”。这样从根本上消解了西方文化有其独一无二的优秀基因和神圣起源，克服了近代以来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恐惧感。

杜钢建这样的历史叙述，不可谓不惊世骇俗，简直是“破天荒”了。然而，一方面是中国人自己震惊不已，一时接受不了；另一方面我们的洋大人也不可能充耳不闻：这不是撼动我英美帝国数百年建立起来的称霸基业么？杜钢建教授在书斋里干革命，建构“纸上的大一统”，也正好应和了中美近几年在贸易战和文化战方面的大动干戈。

真实的历史是一回事，书写出来的历史是一回事，书写出来被人接受的历史又是一回事。很多中国人惊诧于杜钢建教授的历史叙述，是因为多数人早就被西方人古希腊罗马的古典叙事和发现新大陆的现代叙事所折服，却忘了自己祖先的辉煌历史——弱者天然屈服于强者的历史叙述，恨不得自己的黄种人脸面变身为西方的白种人脸面。

在杜钢建的北京演讲震惊国人之际，谣言即已四起，流言蜚语恶语中伤无处不在。其中有个叫“叙拉古之惑”的人，自称“天不生英美，万古如长夜”，在攻击杜教授时一马当先，影响尤为恶劣，其毒辣阴损的手段堪称教材级别。其一，其人不用真名，藏在暗处损人放箭，让人防不胜防又无法追责；其二，伪装成学术青年，本来具有不错的文学才华，但师出无门亦无须爱惜羽毛，毫无顾忌专干人身攻击的勾当，我称此人“卿本佳人，奈何做狼”？其四，善于制造概念和扣帽子，发明“学术战狼”一词，似乎就给别人套上一个紧箍咒，或成功树立一个靶子，吹响集结号引得更多战狼群起攻击；其五，从不和你正面讨论学术问题，而是从头至尾甚至引经据典贬损你，让人以为你全是缺点毫无优点，从而消解了你严肃的学术观点、学术问题意识。其五，不惜虚构杜钢建和廖凯原的故事，编造一个“资本 baoyang学术”的故事，让人信以为真。用这种花边类的故事，来抹黑一个严肃认真而人格高尚的学者，其无后乎？

廖凯原是何许人？他坚信黄帝是信史，而且立志弘扬黄帝文化；他希望和爱因斯坦一样，用数学公式来建立一个“宇宙统一场”，或者表达世界的源初发生，也就是他自称的“凯原量子信息学”，其实是有一定的学术渊源的，比如中国人就用天干地支60甲子循环建构了一个宇宙能量场；更关键的是，他作为美籍华人，赚了美元不远万里来支持中国大学建设，是可忍孰不可忍？廖凯原的表述方式确有其滑稽可爱之处，但这其实是次要的，只是构成了别人攻击他的花边笑料。对于这样一个本性善良的人，叙拉古之惑之流及其背后的西方势力痛下shashou，彻底抹黑抹杀他，可以说是毫无人性，更奢谈人权自由。

叙拉古之惑认为杜钢建是廖凯原引为奥援的“学术特洛伊木马”。我则发现，此人正是西方势力安插在中国的一个“学术特洛伊木马”，且已有无数个这样的学术木马隐藏在中国。我甚至认为，西方人虚构历史是有传统的，从叙拉古之惑的叙述可见一斑，为了抹黑他人怎么写都可以嘛。中国古人早就说过，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西方人倒是深得其精髓。能够把行善的弘扬圣道的廖凯原、杜钢建，塑造成 人民公敌、“学术大门外的野蛮人”，甚至让人信以为真，西人操控学术舆论之强，不得不让人叹为观止。

学术之争一开始就演化成舆论之战，成为一种谣言的播散、笑料的狂欢、恶毒攻击的逞强。相反，把真正的学术问题给遮蔽了。“英人英语源于大湘西”，英语到底是怎样起源的？和古汉语到底是否有关联？英国人到底是否可以追溯到大湘西来？没有人追问这些问题的可能性。

从现有考古发现来看，甘桑石刻文、三星堆文、古彝文当中，已经发现了英语中的字母文字，它们的历史远远早于现在英国人英语的历史，大湘西就是人类诞生的伊甸园，古汉语是伊甸园人类最初使用的语言。从文字的起源来看，象形文字和字母文字同时起源于上古中国，同样古老悠久。但是，诚如杜钢建所言，上古人类系统掌握文字的人本来极少，战争动乱后人类迁徙过程中，丢掉了伊甸园的源初文字尤其是象形文字，只记得结构简单的字母文字，所以，在沙漠纵横的西方和苦寒蛮荒的北方，绝大部分民族都使用字母文字。倒是上古语音还保留下来一些，很多人就发现不少汉语和英语可以对音，尤其是不少苗族人或彝族人在学习英语时，感觉英语和他们的本族语言太相似了，“讲英语就如讲苗语或彝语”。

据红河白沙先生的考证和杜钢建的“重大发现”，最初英文字母和象形文字一样也是一字一意，并不以组合单词的面貌出现。但是字母数量太少，字母文字的表达能力极其有限。后来在发展书面语的过程中，才以字母组合形成单词，来记录口语，同时表意，简单的字母逐渐形成丰富的语言系统，词汇越来越丰富。相比伊甸园源初语言即古汉语的创造，抽象的字母组合同样是一个伟大创造过程，使西方文明朝另一个方向发展。但直到文艺复兴开始之前，蛮荒的欧洲文明程度还很低，自然其语言表达能力还是很弱，词汇贫乏，难以胜任深刻的哲学表达。而且，不似象形的汉字其意义内涵非常固定，可以保持几千上万年不变，字母组合词汇赋予的意义随意性较强，在历史长河中难以固定其意义，中古英语和现代英语就差异巨大。所以，诸玄识和董并生认为，英语、法语和德语等欧洲的方言土语，经过汉语雅言的改造（以《康熙字典》为参照，编写英汉词典、德汉词典来固定其意义）才登堂入室成为通用的进化的书面语，经由西方霸权英语也成为全球的强势语言。比如中国的“士大夫”转化为英语中的公务员或行政人员“staff”。

我认同这是英语诞生、发展和繁荣的基本过程，也符合人类迁徙和社会变迁的规律。也正是从语言发展的角度，杜钢建认为，在迁徙过程中，英人在中国建立古英国，在印度建立鸯伽国，在中亚西亚建立恩屈国，在英格兰建立英国，里面不但有语言学的联系，而且人种也是一致的，属于中国古代的赤狄。不列颠人Britanni一词表明这是红色人种，即绯类夷人。不列颠岛是绯类Biri的地盘。绯类夷人在历史上属于赤狄。不列颠一词表明英国人中赤狄曾经是主体族群。而今天四川三星堆和湖北石家河出土的玉石人像或青铜像表明，中国古代存在大量华夏白人，所谓的印欧人种其实是地道的华夏人种，迁徙到西方才被命名为印欧人种，当然华夏白人≠西方白人，人类族群在不同自然环境以及血缘融合过程中，始终在改变自己的形貌特征。面部夸张奇形怪状的三星堆人有点类似白人，但并不完全像现在的欧洲人种。华夏本一家，世界本大同。这是中国的气度，也符合人类人种诞生的最初状况：四大人种都诞生在中国大湘西即大西南，在伊甸园里生活了数万年后，才陆续迁徙到世界各地。

所谓英人英语源于大湘西，具体起源于中国的古英国，即今天的湖北英山县一带，并不是说中国的古英国一路搬迁到大不列颠岛的英国。古英国在湖北英山县，但古英人的祖先追溯到少昊，又在湖南茶陵县、在云阳山，祖先源头在不断变化，所以“英人源于湖北英山县”只是一个方便说法。人类迁徙和族群的分化融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无法完全还原具体的历史场景，“圣人亦有难言之隐”。杜钢建从语言学，从人种上，从各种风俗习惯，发现了中国古英人和现代英国人存在着某种关联性，这种关联性表明了族群迁徙、文明起源和演进从东往西的大致方向，而不是某种具体历史事件的呈现。但这和西方人所谓的“现代人出非洲”、“中华文明西来说”是相反相悖的。于是引起了巨大争议，并被人无下限地恶毒攻击。

我则说，杜钢建所言“英人英语源于大湘西”，可谓直捣黄龙，具有扭转乾坤的神力，是化解和反击“西方中心论”最直截了断最有力量的一句话，比多少学者的理论文章更有震撼力。这让中国的知识分子耗费百年时间建立的对西方尤其是英美的偶像崇拜，瞬间崩塌。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在国家权力面前追求民主、自由、独立，但在西方文化霸权（西方历史叙事）之下却不自觉沦为思想奴隶，甚至竭力维护其文化理论霸权，诚乃痛心！

 

三，西方文明起源于中国，英语英人起源于中国

 

第三件事同样是关于语言起源和文明起源的事。是前面两个事件的延续。但是其烈度却远远超过前面两大事件。这三大事件共同构成了2019年的标志性文化事件。

我感觉，暗藏在中国的一种势力，眼见诸玄识、杜钢建们形成了一种风气潮流，虽然前两次狙击构成了一定的打击力度，但对他们毕竟没有伤筋动骨，所以他们在积蓄着力量，等候着机会，准备来一次彻底的清算乃至摧毁。如果任由这种气候发展下去，那“崇洋媚外”在中国就成为历史了，未来的世界就是“崇中媚华”了。这种舆论战的爆发，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蓄意为之的。这不是阴谋，而就是阳谋。

舆论战起于学术，但又不是纯粹学术之争，而是争夺信众，成王败寇。宗教是一种信仰，历史也是一种信仰，所谓“信仰史学”是也，人类会因为历史信仰之争，产生“文明的冲突”。

事情起因于一位记者对世界文明研究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翟桂鋆先生的采访《西方文明起源于中国 英语英人起源于中国》。翟桂鋆先生并不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但他身上具有某种为信仰献身的赤诚狂热，这篇采访具有启蒙普罗大众而争夺信众的味道。虽然不够严谨，但综合了新近的学术成果仍旧说出了某些历史真相，自有一定的价值。大抵没有中国人会怀疑翟先生的真诚。

这篇采访很快在上百家知名和不知名的媒体传播开了，形成了一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而这种燎原之势，终于引来某种势力的强烈反扑。

2019年8月30日，爱思想网的蒋湘陵兄弟给我转来一篇文章《这是一个神奇的圈子：致力于证明全世界文明都起源于中国》。所谓舆论舆情，天生具备的特点就是“选择性失明”、“倾向性描述”，还“以黑为美”，只有抹黑一个人一件事，形成网上争吵械斗，才能引起吃瓜群众围观。舆论是因翟桂鋆先生而起，但该文作者故意不去攻击翟桂鋆，却选择攻击杜钢建；明明那些略显滑稽的话是翟桂鋆说的（比如商铺是英文shop；黄色在英语里是yellow，原因是“叶落”），却偏偏张冠李戴送给了杜钢建。整篇文章和叙拉古之惑的套路是一样的，绝不和你讨论真正的学术问题，而是故意用花边笑料来消解严肃的学术问题，然后通篇就是挖苦讽刺你，讲你全是缺点毫无优点。读到这样的文章，真是碰到鬼了？！没错，就是碰到了假洋鬼子或真洋鬼子。

很快，网上10万+阅读量的公众号文章如下饺子一般批量生产了，引起国人巨大震动。当然全是抹黑杜钢建的文章，大有将杜钢建从地球上抹去的气概。什么《史记·杜钢建列传》这样的文言文四处传播，真真假假，徒增笑柄。坊间又有说法，美国大使馆的大使看到杜钢建“英人英语源于大湘西”的说法，大为震怒，指使美国人的媒体情报网络，对杜钢建进行批斗。《南方窗》一记者联系我，说想采访杜钢建本人，杜钢建老师让我替他回答记者提问，我对记者强调如要发表须经我审读，记者谎称资料缺乏文章发表不了，但第二天《人类起源于湖南？湖南人知道吗》就让我看到了，其中不乏嘲弄。甚至官方媒体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也来凑热闹，批评杜钢建：英语起源于中国，哪来的“迷之自信”？一四川社科院院长也站出来，断章取义，说搞学术证明“英国起源于湖南”沦为笑柄要不得。一时间民间和官方硝烟四起，似乎地球都在围绕杜钢建转。最后呢，有人虚构一篇“杜钢建是杜十娘后裔”这样的文章，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以一个笑料结局。

为了对付一个学者，西化势力暗藏的“学术特洛伊木马”几乎倾巢而出了，作死围剿杜钢建。hexin说有一个叫“共济会”的组织在操控世界，是不是一定叫共济会不得而知，但一定有个这样那样的组织在围剿杜钢建，我算是看见了，真是三生有幸。也足见西方势力重视杜钢建，足见杜钢建学术核弹的威力。

在众人一片浑浑噩噩唯唯诺诺之际，有一篇《为杜钢建老师说几句话》的文章显得有点清醒。“一言可以兴邦，一笑足以祸国，一书足以传世”，他说魏源的《海国图志》深远地影响了日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奠定了伟大的美国的基础，杜钢建的《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未尝不可能是一本开山立派影响后世的学术著作？他戏称杜钢建的“大湘西起源论”为“杜氏欧罗巴始祖学说”，书中洋洋几十万言论证白人中的古希腊人、日耳曼人、高卢人都来自我大中国，再次印证“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即世界优秀民族都起源于我大湘西，那以后国人还崇啥洋，媚啥外，哪有老子去羡慕儿子的？他还发现，早期杜钢建还写有《首要人权与yanlunziyou》、《中国行政成本是世界最高的国家》，作为大陆新儒家、儒家宪政的首倡者，一位儒家学者推动中国改革是本份之事、应有之义，而他认为杜钢建写《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就有点身处江湖之远的凄凉之境中奋力一搏的味道，但不知孔子晚年著《春秋》，“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以阐明春秋大义。历史学的伟大就在于此。《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同样有颠覆世界历史、改变全球政治格局的宏愿伟力。文章末尾说，按照墨菲定律，大多数人越不想发生的事情，越有可能发生。大家等着后人研究杜氏欧罗巴始祖学说吧。留待后人评说，以此警示世界。此人的预言几乎很快得到验证。

网络攻击杜钢建的核心是围绕《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一书。然而大部分攻击者并没有读完这书，甚至也没有读正文的任何一个章节，仅仅只是看了封面、扉页摘要和目录，就大放厥词起来。因为攻击的目的不是为了讨论学术，只是为了黑这本书和作者嘛。这本书的宗旨是什么？它的立论逻辑是什么？没有人追问。

研究“文明源头”，无外乎三种方法：

第一种是考古的方法。西方的考古事业起步比中国早，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发掘河南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了大量彩陶。这些彩陶与东南欧的特里波里、中亚安诺等遗址发现的彩陶存在相似之处，于是他提出“中国彩陶西来说”。但实际上黄河流域的彩陶可上溯到8000年前，早于西方的彩陶，恰恰证明彩陶可能是由东往西传播。而中国最早的陶片发现于湖南道县的玉巉岩，距今有20000年以上的历史，也远远早于西方的陶器。还有稻作文明，距今20000年左右诞生在湖南。文字的创立在大湘西地区有万年历史。湖南城头山距今6200年，是世界上已知年代最久远且颇有规模的城市。最古老的文明因素几乎都诞生在中国南方。而且完全现代形态的人类，也已经发现于湖南道县福岩洞，距今8-12万年前。

“青铜西来说”也是学术界的一大公案，早期西方考古发现的一些铜刀、铜勺，年代比中国的青铜礼器要早一些，就有人囔囔中国的青铜技术源于西方。后一知名网友著文《假装自己有过“青铜器时代”的西方》，提出整个西方地底下挖出来的青铜器总重量不超过70斤，让人有醍醐灌顶之感。西方博物馆展出来的，无非就是一些青铜耳环、戒指、耳勺、牙签，而中国的一个大型青铜礼器在体量上可以碾压整个西方。一个三星堆的青铜器，就可以秒杀整个西方，让世人不得不下跪膜拜！这也是三星堆如今火遍中国的原因，也是某些人强词夺理说三星堆人包括青铜技术源于西方的原因，三星堆可以撬动整个世界！谁清楚解释了三星堆，谁就能掌握整个上古人类文明的来龙去脉。杜钢建认为三星堆的惊世骇俗之处，就在于它能破除三大中心论——西方中心论、黄人中心论、北方中心论。

中国学术界长期把青铜器的发源地锁定在黄河流域，而中山大学郭静云、郭立新则认为中华文明发源于长江流域，青铜技术也源于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我在大同思想网发表其文《重磅：中国青铜文化起源于长江中游，“西来说”彻底破产》，该文认为中国青铜技术是原创的，时间上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青铜器的故乡在中国，辉煌而伟大的青铜文化也发生在中国。如果说三星堆青铜因数量众多造型诡异而惊动世人，那湖南的四羊方尊技术精湛美轮美奂，可谓举世无双达到了世界青铜器历史的巅峰。所谓青铜西来说是绝对站不住脚的。合理的解释是，中国南方拥有悠久的铜铁冶炼技术，历史可能长达万年，但是因为南方气候湿润（这是人类生存和文明延续的必要条件）甚至有时会阴雨连绵，早期的青铜器易被腐蚀所以极少发现，也可能被反复投入溶炉成为新的铜器（秦始皇收天下之兵器铸成铜人）。相反，西方气候比较干燥，且地理越是偏僻，遗留而保存下来几件小青铜器反而容易。但是，向西方迁徙的民族（主要是游牧民族）并没有掌握青铜重器的铸造技术，也很难把中国体量庞大的青铜器搬运到西方（近代掠夺过去的青铜器不算），所以在西方几乎看不到造型精美、工艺精湛且体量庞大的中国式青铜器。

青铜铸造技术是世界上3000年前的高科技，甚至文艺复兴以前的绝大多数高科技都发明于中国，业已奠定了世界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西方考古最多的是一些石头如石器、石壁、石雕、石刻和貌似宏伟的一些石头城市的断壁残垣等。但石头的高级版本的玉器，西方人不会玩，玉器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高度的技术含量。还有泥巴：比如所谓的刻写楔形文字的泥块，和泥巴的升级版本陶器等坛坛罐罐。但泥巴的高级版本的精美瓷器，西方人要等文艺复兴后才从中国盗窃其机密技术。更不用说大国重器的青铜器，四大发明等等。埃及金字塔再厉害也是一堆石头和混凝土的堆砌，也比不过中国长城的宏伟嘛。所以，从考古上可以确定“文明源头”在中国南方。

第二种方法是文献考据。现在基本可以确定的是，公元以前世界上唯有中国有可靠的系统信史文献，大量著作定型于春秋战国时期。阿拉伯世界离中国近一些，较早接触到中国纸，在公元以后的中世纪有一些可靠文献，欧洲大部分著作定型于15世纪以后的文艺复兴时期，但被假托为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作品。后世所谓的6000年前的苏美尔文明、5000年前的古埃及文明、4000年前的古印度文明，都是通过考古追溯和重塑的，并没有现成的历史文献记载，即使发现了文字，比如所谓的苏美尔楔形文字、埃及象形文字，今人解读也多是猜测，莫衷一是。这是所谓的“重构型文明”，和中国的信史文明有巨大差别。

历史文献既是对当下真实事件的记录，更多是对古代人物和事件的回忆。比如《史记》记载了秦汉时期乃至当朝汉武帝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但开篇却是从黄帝写起。杜钢建发现，中国历史文献记载的三皇五帝多在5000年以前，三皇五帝之前还有众多帝王姓氏，伏羲朝最早在6万年前，而更早的华夏历史记忆在200万年以前，《春秋元命苞》曰：“开辟至获麟，凡三百二十六万七千岁，分为十纪。”这看似夸张，却与旧石器时代始于200多万年前大致符合，说明中国古人早就认识到人类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化。苏美尔文明有6000余年，但《苏美尔王表》记载，王权从天而降，他们的王动辄统治几万年。苏美尔人是黑头人，他们的故乡在东方的某地，其实就是在中国，《苏美尔王表》保留了上古中国的历史记忆。西方人把世界最早的文明或文明的源头定位在两河流域，具有6000多年历史，殊不知中国史书阐明华夏历史有200多万年。欧洲人历史太短，充其量也就3000年，没见过世面，没读过真正的史书，需要向杜钢建教授学习。而希伯来文献和伊斯兰文献关于人类历史的记忆，从“上帝造人”算起也只有不到7000年，保留了大洪水之后人类迁徙的历史，但大洪水之前的历史却要追溯到中国。希罗多德的《历史》成书于文艺复兴时期，托古于古希腊时期，是西方人对古希腊2000年前的历史记忆，并不全然是“虚构的”。如果我们相信人类共有一个文明源头，晚近的文明历史是从更远古的文明历史派生的，显然，中国是“文明源头”，西方各大文明是中国的派生文明。

人类共有一个文明源头，这是杜钢建著《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的逻辑出发点。2万年前的历史较模糊，而从伏羲时代、70代炎帝、10代黄帝以来2万年内的历史比较清晰，伏羲炎黄源流史基本可以涵括古华夏、古埃及、古苏美尔、古希伯来、古希腊以及欧洲诸民族的历史。杜钢建得出盎格鲁撒克逊人皆炎黄后裔并不稀奇了，因为欧洲文明是最晚近成熟的，欧洲人主要系古代中国北狄西戎演化而来。所谓华夏子孙皆是炎黄后裔，并不是说那个时代只有炎黄两个祖先及其血缘子孙，而是通过联姻、臣服，所有子民尊炎帝或黄帝为共主，形成政治文化共同体。再加后来各民族频繁通婚融合，弱势族群被强势族群同化，所有中国人在血缘上或多或少沾亲带故，可以反向追溯到炎帝和黄帝，说华夏子孙皆是炎黄后裔并无多少问题。

从这样一个基础逻辑出发，杜钢建在中国古代文献、希伯来文献、伊斯兰文献、古希腊罗马文献中穿越，分析各大族群的体貌特征、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文化图腾、姓氏谱系、民族性格等，然后得出哪支民族属于炎帝系，哪支民族属于黄帝系，梳理出一个全球民族的姓氏支裔谱系，这叫“华夏生四裔”。杜钢建似乎是在建立一种全新的学术范式，或可称之为“全球大一统历史叙事”，这种叙事从“三代以上，天下大同”而来，更有神农大九州黄帝小九州的远古历史图景的影响，《绎史·黄帝纪》曰：“自神农以上有大九州，柱州，迎州，神州之等，黄帝以来，德不及远，惟于神州之内分为九州，黄帝受命，风后受图，割地布九州，置十二国。”这种工作的开展需要阅读浩如烟海的史籍，掌握5门以上的语言，具备惊人的记忆力，更需要天纵其才、天赐灵感，最后得出很多先知预言式的判断。杜钢建的很多结论超出常人想象，今人可能无法理解，也只有等待学术的深入研究和历史的检验。湖南还有一位历史大家何光岳，也做了类似的天量工作，惜乎未得主流学界认可，需要吾辈学习和继承其学术精神。

相较而言，判断历史的有效性，应当是文献第一（当然作伪的文献不算），考古第二。真实的历史文献虽然无法还原每一个历史细节，但对历史的面貌有一种总体性把握，不会遗漏重大的历史事件，比如夏商周前后相继的历史演进，夏朝绝对不是所谓的传说。而考古出来的，仅仅只是历史的冰山一角，且不说仅有少部分历史信息埋存在地下，能挖出文物几乎全凭偶然性的运气，辛辛苦苦挖出来还得慎之又慎保存完好，对其解读又是莫衷一是乃至大相径庭（甚至至今还无法解释或释读！），全靠今人独具慧眼的文化造诣，中国每个重大的考古发现几乎都引起了巨大争议，比如三星堆二里头。文献为主考古为辅，两者各有边界，当然也可以相互印证，但某些没文化的“考古学家”常以考古来越界评判文献，动辄以无法实证故认为夏为传说，真是大言不惭而大谬也！

第三，研究文明起源还会借助所谓的“分子人类学”。所谓“现代人出非洲说”，是指西方科学家假设了一个“非洲老祖母”是全人类的共同祖先，她繁衍的后代在10—20万年之间走出非洲，灭绝或替换了欧亚大陆原来的人种。这种学说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据说有分子基因学的支撑，头顶现代科学的帽子，竟在近30年风靡全球，几乎成为定论，不容质疑。西方人似乎也学到了中国人的大一统叙事，从人种起源到所谓的普世价值观，都由西方人设定一个标准，不合标准的都是异端，需要摧毁。

但这种学说在湖南，在大同思想网的学术平台，遇到猛烈的狙击、辩驳，几乎功败垂成。先有杜钢建发扬“世界文明起源于大湘西”，后有黄石力倡“现代人出东亚”，其他有郭静云郭立新刘俊男周行易流波等倡导中华文明起源于长江流域，更有大湘西地区包括两湖云贵川粤桂的大量考古证据为辅助，三重证据法证明中国南方是世界的“文明源头”。大同思想网几乎挑战而颠覆了世界上的几大主流学说体系，尤其与什么西来说、非洲说针锋相对，无怪乎得到某些人的特别关照，这几年网站几乎成了一个思想爆炸和交锋的火药桶。

黄石认为，非洲起源说所依赖的中性理论、无限多位点假说以及分子钟假说已经被普遍认为是错误不切实际的。他提出了一个新的分子进化模式，即遗传多样性上限理论，并重新构建了一个新的人类起源模型，这一模型与多地区起源说基本吻合，并进一步把现代人类起源地定在了东亚，即中国大西南。非洲说与东亚说在线粒体进化树上的主要区别是单倍型N和R的关系，非洲起源说认为N是R的祖先，东亚说则反之。湖南道县发现8-12万年前的现代人牙齿化石，贵州毕节发现距今17.8万年的现代人牙齿化石，为黄石的出东亚说提供了考古化石证据。有意思的是，中国鼓吹“出非洲说”的金力、李辉被认为是复旦派，黄石早年也就读于复旦大学后留学美国并任教授，却成为复旦派的反对派。朋友们都期待金力和黄石能来一场面对面的公开辩论，可惜我们至今也没有看到这场精彩的关于现代人起源的华山论剑。

黄石也认为欧洲人起源于中国，只是离开中国的时间比较久远。近期英国桑格研究所的克里斯·泰勒·史密斯教授（ChrisTyler-Smith）等撰文指出，非洲以外的现代人都源于东亚或东南亚。由最新Y染色体分析得出的最新版出非洲说，认为欧亚大陆的现代人都是从非洲走出来的，但这个走法是相当奇怪相当令人诧异，不是由近及远从中东到远东，而是舍近求远，直接长征到东南亚并随后休整壮大，然后部分人再杀了个回马枪返回中东和欧洲。其它的可能性也很奇怪，走进中东和欧洲的非洲人全部灭绝了，只有长征到东南亚的人种活下来了并重新进入中东和欧洲。如果这个版本在出非洲说提出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被意识到，在今天则已完全是业内公开的秘密了。西方人在这个问题上绕来绕去，只是不想扯下“出非洲说”这块遮羞布。直接说所有现代人都来自东亚不就没这么多弯弯绕吗？一些客观的西方科学家实际上已承认，欧洲人祖先源于中国。那么杜钢建的“欧罗巴始祖学说”就有了“科学的支撑”。果如此，世界历史将改写，且正在改写。先行者的思想酝酿着改变世界的风暴雷霆！

 

四，世界历史大转折：将迎来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

 

2019年9月27日，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促进会发表关于“英人英语源于中国”事件的声明，认为西方编撰的、目前通行的世界历史是一部为西方文明优越论服务、充斥着谎言的历史，中国人应该建立自己的能反映世界历史真实面目的新的世界历史叙述体系。中国人民已经觉醒了，中国人民不满意西方学术的那一套说教，中国人民迫切需要知道答案。

凡是大地震前自然界都有异常现象，而世界大变革前夜，也有很多诡异的事情发生。比如煽动民粹的川普上台后，不再把那套崇高而又虚伪的所谓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挂在嘴上，不再从道义上担负起领导世界的责任，置天下公理于不顾，而是大肆鼓吹“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意谓美国已不再伟大），赤裸裸地与各国争利，今天退群明天又威胁谁谁谁，“世界狂人”四面出击发动贸易战，打得世界狼烟四起，搅得天下鸡犬不宁，活脱脱一副小人得志便猖狂的模样。这已经是世界政治格局的“异动”。

2019年在中国大陆发生的那三大文化事件，明显属于一场“思想异动”，是对西方人垄断世界历史话语体系的“zaofan”。于是“西方伪史论”愈演愈烈，古希腊罗马文明是“虚构的”，西方文艺复兴是复制中国文明，英语源于古汉语后又受了汉语雅言的改造，欧罗巴始祖竟源于中国，这些观点对大多数国人来说是闻所未闻的，已属非常可怪之论；而在话语争论背后形成的刀光剑影、暗箭伤人、谣言杀人，发生在华夏大地也属咄咄怪事，可谓是“黎明前的暗战”。

果不其然，2020庚子年一场空前的新冠疫情，让原本业已离心离德的世界文明共同体更加雪上加霜，揭开了掩藏在这个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太平盛世的诸多伤疤，赤裸裸呈现在世人眼前。在现代科技之路上狂飙的人类竟然对病毒无能为力，反过来要向古老的中医智慧求助。而号称世界上最民主自由强大繁荣的美国，在抗击新冠疫情方面却乏善可陈，相反那个最自恋最狂妄的川普大总统让世界人民看够了笑话。西方人治病毒外行，但在甩锅和攻击诬陷中国人方面绝对是内行，活脱脱体现了这些赤狄白狄蛮夷后代的野蛮粗鲁。新冠病毒专治欧美白人的各种傲慢，是上帝投掷下来的骰子，用来给世界重新洗牌。从世界政治格局来看，中西攻守之势已经易位，庚子年是一个真正的转折之年。世界已回不到过去，也不会回到西方人逞强称霸的世界。未来世界只会更加动荡不安，人心思变，最终否极泰来，重归华夏。

可以预见，西方人不管是学习、复制、抄袭了中国文明，还是虚构了古希腊罗马文明，加上自身的原创发明、勤奋开拓和攻城略地，积五百年之力构建起来的“西方中心论”的文明大厦，即使以军事霸权美元霸权加以维护，业已显得分崩离析摇摇欲坠。

一百年前，中国人全面向西方学习，脱胎换骨全盘西化，言必称希腊罗马，大有认西方人为老祖宗的势头。一百年后的今天，新冠疫情实现乾坤大挪移，杜氏欧罗巴始祖学说横空出世，也算是浪子回头再次认祖归宗，实现世界历史学的大转折，也必将推动世界历史的大转折，迎来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

供稿:胡玉明 编辑:李顺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