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2日，中国内地本土新增新冠病例再度清零，28日中高风险区也清零，在世界各地肆虐的德尔塔病毒，此轮7月20日从南京机场引入后，中国再次只用了40天完成围剿！
面对十分疯狂、日益升级的德尔塔病毒，中国防疫以社会隔离、中医主治为独特方法，感染率全球最低，特别是本轮南京机场引发的本土疫情中死亡率极低，堪称一枝独秀。与此同时，以现代医学科技著称的美国和西方却陷入水深火热、分裂动荡之中，这种天壤之别的反差，令不少以西方为尊的人觉得不可思议！
更令当今世界医学主流——以科学“著称”的西方医学尴尬的是，与西医在新冠面前迄今没有特效药、更多只发挥技术维生作用之际，中医却能够迅速将重症转为轻症，轻症较快治愈。对此，很多西医人士不敢面对，更无法解释。
有趣的是，立下大功的中医自己也有点糊里糊涂，说不清楚其内在原理是什么。就像一句很流行的话——西医让人明明白白地死，中医让人糊里糊涂地活。
现在，是时候讲清楚这其中真相了。其最大的奥秘是——面对新冠病毒，中医所代表的中华系统思维对西医所代表的西方孤立思维、中医所代表的人体“气和谐”思想对西医代表的身体“物敌人”思想具备压倒性优势了。
中华社会系统思维VS西方个人自由思维
在防疫新冠病毒中，中国与西方的天壤之别，至关重要的区别是，中国采取了政府主导、全民配合的隔离政策，而西方则因为个人自由至上，只能放任病毒的肆意传播。
在一些西方和西化人士看来，中国的这种政府主导强势隔离、民众自觉配合、社会互相帮助，是因为政府过于威权，是中央集权的体现。在某些西化人士有色眼镜看来，这种威权是“极`权”，甚至是“独`裁”，是落后、愚昧的表现。而西方防疫，不能限制个人自由，就是“民主、自由、人权”，是先进、现代。由此，他们不仅容忍美国3700万人痛苦，近70万人死亡，上百万家庭解体，甚至还赞赏有加！最可笑的是，他们以美国悲惨灾难结果，仍让中国向其对标——“与病毒共存”。
其实，这些西化大脑不明白的是，中国这种社会整体思维、集体主义观，是一种民众普遍接受、已沉淀入国人基因的系统整体思维。而西方个人自由主义是个体孤立思维。前者是高级社会思维，后者是低级社会思维。
中国人的整体系统思维，起源于《易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因而世间万事万物，都是一体的各种变化——可以从一分为万，也可以万归于一。易经的64卦，均是这个整体世界千变万化的某一阶段状态，每一卦都不是孤立的，都是相互联动的。由此，“天下大同”成为了中国人最高理念。
这种整体系统思维，被西汉末年以来传入中国的大乘fojiao进一步强化，因为大乘fofa的核心理念是“宇宙世象，万法唯心造”“众生是未觉醒的佛、佛是觉醒的众生”“众生平等”“万法归一”“因果循环、报应不爽”等等，它把人类社会看成是既有大众共缘共业的整体命运，也有个人缘分因果的循环报应。因此，人若向善，提升精神境界，必须约束自我、服从整体、利益终生。
而真正使整体系统思维深入广大普通民众基因的，还是中医！中医将四季、十二时辰等外在自然变化与人看成一个系统联动的整体；把人的内在身、心、灵看成一个系统联动的整体；把身体不同层面的子系统看成一个系统联动的整体。它从来都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个头痛能够找出几十种原因，病因解除，则病症自消。普通中国人虽无法都明了这种内在系统联动是怎样具体运行的，但他们从头痛治脚、头痛治心的各种体验中，感知并逐渐服从了中医系统论。
西方则不同，西方现代主流文明的源头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只认个人意识通过五官的感知，不承认人有共通的神性。它如尼采所断定——“上帝死了”，天堂去不了，则个人意识自由、物质感官享受就成了至高无上的价值观。由此，个人没有义务为了整体利益约束自己、为了长远利益牺牲短期利益。故此，即便西方政府试图通过紧急状态法来约束民众，也基本不可能真正实现，因为自私文化基因、个人主义思维使然。
西方的这种个人利益至上的物质享乐取向，若内部相互争斗伤害很严重，为了避免几败俱伤，西方形成了一套内部妥协的民主投票机制，进而一致向外对其它国家文明侵略掠夺，进而内部分配。这就推动出一种极为强大的进攻性文明，为了更快战胜对手抢夺资源，也催生了以武器为龙头的物质科技进步。
在地球人口较少、资源丰富的时代，西方这种进攻性文明，对中国这种“以和为贵”文明，形成了巨大竞争优势。由此，个人自由至上的社会思维也一度遮蔽了中华系统整体思维的高贵。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文明、各国都“师夷之长以制夷”，使得西方式进攻优势的边际效应不断递减。
当人类文明演进到如今的“地球村”时代——人口爆炸、资源严重匮乏、大国核威慑随时可以摧毁整个人类，个人享乐主义的社会思维必然导致好莱坞电影《生化危机》式的悲剧，新冠疫情下的西方即是电影噩梦的现实化。
简言之，在新冠疫情充分暴露了个人孤立思维的弊端后，中华的社会整体系统思维的高贵光芒又重新照耀国人和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必然未来引领人类发展。
面对新冠病毒，我们说中医治疗效果碾压西医，并不是说要全面否定西医。
毋庸置疑，西医是其独特优势，比如对不少细菌的特效药，最典型的是青霉素能快速有效地治疗葡萄球菌、链球菌、白喉杆菌等。由于它在治疗肺结核、伤口感染上的优势，在百年来对中医形成了压倒性，并以此为支点，逐渐在中国确立了西医的绝对主流地位。
然而，西医思维与西方主流社会思维一样，它有着个人物质享乐主义的共同源头：即一是“物思维”，它不承认人的灵魂具有超越肉体的神性潜能，不承认灵魂对于肉体的强大影响力。它更重视研究物质，典型如《元素周期表》，在西医中的具体表现就是找到各种可以作为消灭病菌的物质武器；二是“敌思维”，也就是说，西医的“治病”主要是发现并找到身体内敌人的特征，用武器去消灭它，这个特征表现为西医特别重视消灭各种疾病治标上。西方在社会上也同样思维，当印第安人成为他们物质利益的阻力后，他们就消灭他们，甚至动用了“天花病毒”的生物武器。
“物思维”+“敌思维”，西医可概括为“物敌人”思维。用药品消灭病菌，从而身体康复，这在对手主要是细菌的时代，它是相当有效的，比如青霉素和后来升级的各种抗生素。因为细菌也是一种细胞，即它是有自己较为明显特征的“物”，药物、免疫系统容易将病菌与人体正常细胞区别开来，因此，药品能够比较容易找到这个敌人，并杀死它。
然而，随着上百年来抗生素的持续、过度使用，细菌的耐药性不断增强，如今已经出现了超级细菌，甚至让最先进的抗生素束手无策，这就使得西医在最强项也出现了危机。其实，这是西医“物敌人”的必然结果，因为敌对思维，就必然导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狠我更狠”的战斗升级，从而使药品战胜病菌的成本越来越高，而战斗收获越来越少。
在人类社会上也是一样的，西方式“武器至上”和“胜者为王”思维，不断刺激着武力竞争的升级，武器和战斗的落差越来越小，甚至使用超限战手段，胜者收获越来越小，甚至得不偿失，如今连最强大的美军都不得不从阿富汗败退。
面对病毒，西医的“物敌人”思维有效性更差，尤其是在新冠病毒上，它几乎完全束手无策。原因在于：1.病毒比细菌小的多，它的物特征更加不明显，它基本采取寄生于人体正常细胞的模式；2.新冠病毒尤善伪装，它的突刺蛋白与人体正常细胞异常亲和，能迅速搭桥，将病毒RNA侵人体正常细胞，大量复制，再侵入更多细胞。如此一来，连人体免疫系统都很难分辨新冠病毒和正常细胞，甚至对病毒和正常细胞一起攻击，造成“自伤”，导致肺炎等症状。在人体免疫系统都无法辨别敌我的情况下，指望药物快速找到病毒的物特征，并杀死它们很微小的个体，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再考虑到新冠病毒的快速变异——越来越强的伪装力，这会让最聪明的西医科学家深感绝望。
疫苗曾经一度被西医寄予厚望，它希望通过把病毒的“毒牙”拔掉，在对人体损害有限可控的情况下，让人体免疫系统适应无毒牙病毒，识别并引发防御有毒牙活病毒的能力。但问题是，一、无毒牙病毒并不意味着疫苗完全无害；二、即便打了两针，疫苗的有效期也仅仅6-9个月。三、德尔塔病毒出现，让疫苗的感染防护率大打折扣，重症保护率也面临严峻挑战。在疫苗接种率已接近60%的美国，德尔塔病毒让疫情卷土重来，8月26日，确诊高达26.8万人，死亡1605人。四、一个潜在的重大隐患是，疫苗本身是被阉割了活性的病毒，如果接种疫苗的人，再次感染新冠病毒，疫苗、新病毒和免疫系统之间，会不会发生更严重“误杀”（ADE风险），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正被某些部门和专家有意无意地忽略。
不仅对新冠病毒，西医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如心脏病、糖尿病和癌症等方面，都是很难找到“敌人”，结果只能治标不治本。比如心脏血管淤堵，就开膛剖心加个支架撑起来；如果是肝癌，能割就割掉，割不掉就化疗，杀死部分癌细胞，但也易误伤更多的身体正常细胞；对高血压和糖尿病，无法根治，就想方设法压指标，时间越长副作用越大。
更要命的是，西医对疾病的治疗升级，都意味着成本巨大增长，就治疗癌症而言，常规的化疗、放射疗法，已经动辄几十万元，常让普通中国家庭倾家荡产。而目前最先进的重离子治疗，一个疗程三个周期超过百万元人民币。只有很少人能负担。越来越昂贵的西医费用，让世界上最富有、能直接印美元的美国都无法承担——2020年，美国医疗总费用接近GDP的20%，已经成为压垮美国财政的巨象。
简言之，西医从青霉素（1928年）以来，在短短不到100年的时间，在其最擅长的抗生素领域已经力不从心；在病毒，特别是新冠病毒面前，更是有心无力；在心脏病和癌症等慢性病方面，只是勉强维持。而最糟糕的是，它越来越高的治疗和社会成本，已经成为压垮美国世界领袖大国地位的最重负荷！更遑论其它国家。
与西医越来越窘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医越来越展现出它的优越性。
与西医想方设法杀死新冠病毒不同，中医是完全不同的思路——扶正气、祛邪气。
简单而言，中医不管新冠病毒如何变异，它的核心思维是“扶正气、祛邪气”，面对新冠病毒引发的免疫系统混乱，它不是要试图杀死新冠病毒，而是去扶持、维护免疫系统和正常细胞的正常秩序，即增强免疫系统和正常机体的内部和谐正气，避免免疫系统发疯，去攻击正常机体。即中医主要着眼于维持自身机体和免疫系统的常态和谐关系，凡对此是异类或捣乱的就是邪气，并加以遏制祛除。
这种思维就是“气和谐”，西医和西化人士往往无法理解。就像他们无法理解十二经络里的“脉气”一样，因为按照西医和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标准，这种脉气看不见、摸不着、无法证明，因此就不存在，甚至是“迷信”、“愚昧”。
其实，这个“气”很好理解，气是生命在具体物质基础上的高一层活性能量存在。如树木冬天枯萎，春天阳光、温度、雨水合适，气就生发，树木迅速抽枝发芽，很快满树绿荫；一粒稻米种子，可以长成稻谷，结出几十粒稻粒，每一粒再种下去，还能发芽衍生；人的精子、卵子结合，在适宜条件下，可以子子孙孙无穷尽……这都是其中的“生气”在作用。
相比较于一般的动物、植物，作为地球上唯一具有“神性”潜质的动物，人的气是最复杂的。在fojiao、道家思想里，气的具体分层分类方法很多，包括已经成神的圣气（三禅天及以上）、先天气（遍身息以上）、后天气等。
后天气也就是常人口鼻呼吸状态下身体里的气，它遵循的是后天八卦的运行规律，在人体内部以睾丸（男）、卵巢（女）为主要气源，以三脉七轮、奇经八脉和十二经络相联通，与地球自转、公转、五大行星、二十八星宿、紫薇九星（北斗七星+左辅星、右弼星）内外相互联动，规律有序地运行。如果人体内部不同层次的气动态均衡和谐有序，人正气则足，且能与四季、十二时辰等和谐作息相应的话，则内、外气和谐平衡，人自然健康而不生病。
然而，有正气必然有邪气，邪气也分为内邪和外邪，内邪主要是因为人的内在思想矛盾、欲望焦灼、心情烦躁抑郁而产生，导致某种难以纾解的情结，这就会造成某个气轮萎靡或气脉淤堵，导致某些器官和机体缺乏生气，病气积累，乃至死气沉沉，成为致病的内因；而外邪则分为个人性邪气和集体性邪气。个人性邪气比如某人吃了腐败食品导致腐气入侵，或者冬天被北方寒气侵入后背等。集体性邪气则是由于星球运行所带来得地球空间气流变化，给某一地区或整个世界造成邪气影响，也包括时空变化对某些人心智产生影响而释放出心中毒气，以人造病毒的方式祸害世间。
对于集体性邪气，西医从来就没有思考过，更谈不上任何的预防，所以历史上，无论面对“黑死病”还是“西班牙流感”，均以毫无还手之力的惨败而告终。但中国伏羲易道文明中的“五运六气”就是专门研究这个集体性邪气规律的，它与五大行星的运行+地球自转、公转、木星轨道公转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前准确预测了两轮新冠疫情的印度男孩阿南德，他所使用的“占星术”，本质是与“五运六气”同理的。
简言之，在中医的“气和谐”思维中，疾病不仅仅是某种疼痛或不适的表征，它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人体内部灵（灵魂或潜意识）、心（意识或情绪）、身三层间是否产生冲突内耗；连接意识、神经、内分泌、血液、呼吸、系统等子系统的三脉七轮、奇经八脉和十二经络是否内乱或淤堵；人体内部系统与外部构成时间、空间和环境的自然系统是否有对抗。不和谐，则因气混乱、气对立或气淤堵而致病，而治病则是通过禅修、调心、运动、睡眠、中药、艾灸、推拿等多层次方法来调和内外气和谐、通畅，则病患治愈。
在中医“气和谐”看来，任何疾病都是某种内外气不和谐积累而来的，因正气生气缺乏、病气邪气严重积累，被人长期忽略，而突然爆发人疼痛不能忍受时，则其严重的病症表征——疼痛、窒息、吐血等，也必须快速压制的。这时候，西医在某些并病症上，就可以发挥救急特效治疗的效果。比如这次在治疗新冠病毒上，西医的器械，比如氧气仪、呼吸机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药“扶正祛邪”发挥疗效争取了时间。
由此，我们有机会重新认知中医主导治疗新冠肺炎背后高级“气和谐”思维重大价值的同时，也不能由此过分贬低和忽略西医的作用。
诚然，对于当下的中国人和人类而言，认识到中医所代表、显示的高级思维，对于人类已经在西方、西医思维下加速钻进死胡同，才是巨大的现实意义。
其实，中华以伏羲易道文明、大乘fofa所代表的高级思维，不仅仅是“气和谐”思维而已。
伏羲易道文明，它是六层的全息立体思维体系，从下到上是“音、空、风、火、水、土”；而西方物质思维只有三层，即“火、水、土”。“火、水、土”是三种低级粗糙物质、是能被当今人类触觉和仪器能感受到的物质。我们理解，音（超弦、弦或佛pusa咒语）、空（量子或阿赖耶识）是精微物质与意识一体两面的存在。而风就是一种“生气”，这种气不仅植物有、动物有、人有，地球也有、宇宙也有。就人而言，它是连接意识与粗糙物质的中间结合部。它还能连接人的灵魂、心念和肉体活动的生命能量。从而构成了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相互联动的气场。
西方唯物主义文明，以“我思故我在”的源头，它承认的科学或规律，必须是能够被一般人的五官共同认知到的，即能够被他人所重复验证的。而目前人类能够被五官所观察到的，要么是具体有形状的复合属性物质，比如土地和身体等，这在伏羲易道文明中都属于“地”；要么是具有液体形态，可以流动的物质，这属于“水”；再就是火、太阳光、电流和辐射等，这属于“火”。而更精微和高级的物质，比如暗物质、量子、夸克和弦（超弦）等，西方科学就很难用物的标准观察且锁定。特别是弦和（超弦）更仅仅是一种假设，根本无法证明。
而佛学《楞严经》早在2500多年前，就非常清晰地说明了宇宙与人的意识的起源。也可以参考说明，在宇宙形成之初，音、空、风、火、水、土的能量是如何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展开而一层层降级的。若试图简单解释为：此宇宙和人类社会，是主要以佛pusa的愿力为源头，他们以咒语（音层面，源于如来识，咒语或弦）超级能量，相互组合作用，形成了空间和时间（空层面，宇宙量子结构或阿赖耶识）；进而引发了生命气流（风层面，引力或生气）；再降级形成具体的光和辐射（火层面，纯物质能量辐射）、液体流动（水层面，流动物质）和具体有形态的物质（土层面，综合固态物质）。而人是唯一有机会通达此六层能量体系的生命。
上述思想必然为很多信奉西方科学的人士而排斥，甚至污为“迷信”。但恰恰是西方顶尖、前沿的科学家，他们的大胆猜想，正开始验证伟大的佛陀和伏羲思想。
现代西方宇宙物理学的最前沿假想是“生物中心主义”，它的提出者罗伯特·兰札冷静而客观地指出，鉴于西方科学无知——对于人类和宇宙的十二个基本问题的答案都是“不知道”（注1），必须要有新的假说。
这十二个问题是：大爆炸是怎样发生的？什么是大爆炸？如果真有大爆炸，在那之前有什么东西存在吗？暗能量这种宇宙中的主导实体的性质是什么？暗物质这种第二普遍的实体的性质是什么？生命是如何产生的？意识是如何产生的？意识的性质是什么？宇宙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宇宙常数的成因是什么？不知道！一个人的身体死亡之后，他的生命还会有体验吗？
在承认这些不知道的同时，是西方科学家们已经认识到，目前的宇宙和人类社会，是一种极小概率的存在，就如同天文学家休·罗斯（Hugh Ross）把这种概率比喻为“与龙卷风在袭击废车场时凑巧完整地装配了一架波音747飞机的可能性（注2）。”那么，是什么一种伟大的力量精准地演绎出来人类社会呢？
基于“薛定谔的猫”现象，科学家们相信普通人的意志能够影响到量子层面的生灭，由此，扎兰做了大胆的猜想——宇宙的中心（源头）是一种伟大的生物，它的意志可以控制并形成我们这个极小概率的人类社会。
这个猜想，有点开始靠拢（或回归）佛学《楞严经》、《华严经》和伏羲易道文明的思想知识——宇宙和人类起源于“伟大灵魂”（如来藏）。就此而言，佛学是让普通人如何超越低级物质形态生死（肉体生死），而升级为高级纯灵魂存在（神仙），最终重新与伟大灵魂融为一体（成佛）。而伏羲易道文明就是中华古代圣人在深层静坐中，以天眼看到这六层全息立体系统的相互联动关系，并用数理逻辑描述为全息立体知识体系。前者为了灵魂超越肉体，后者是为了世俗社会应用。
伏羲易道文明起源于七千年前，佛学成熟于2500多年前，他们一度是中华文明的主流，但在最近一百多年来被西方进攻性物质文明所压制。
如今，当西方物质文明穷途末路、当西医在新冠病毒面前束手无策。那么，我们中国人和世人是否应该去复兴伏羲易道文明的精华，并和西方现代科学互相验证，进而能够为人类文明突破现在的生死攸关带来新的启发和思路呢？
从这个角度而言，新冠病毒疫情的作用，就符合了辩证法了——它虽然给人类带来了恐惧和痛苦，但同时也带来了反思和机遇，让国人与世人思考，如何避免在西方“物敌人”思路上一条道走到黑，有没有新的思维和道路，让我们可以选择和探索呢？
痛定思痛、祸福相依，这或许才是过去两年来人类为疫情付出重大代价的真正价值所在（命运之道 | 黄开河）。
注1：[美]加来道雄《平行宇宙》第八章宇宙意外
注2：[美]罗伯特·兰札、[美]鲍勃·伯曼 著《生物中心主义》第16章 这是什么地方？生物中心主义对宇宙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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