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山里的孩子有书读

——记扎根村小40载的模范教师杨应权

杨辽珪

“我们农村条件苦，但是不能苦了教育，山里的娃娃也要有书读。”这是十多年前念小学时班主任常对我们说的话。我的小学名为“金庄小学”，位于遵义市红花岗区金山镇的大山深处，距镇上5公里，班主任是数学老师，学校的校长，扎根在农村小学40载的杨应权老师。

用生命教书，40年如一日

2004年夏天，我们照常来到学校，却没有看到平日里最早到校的杨老师，一打听，才知道他周末干农活不小心被毒蛇咬伤。

下午放学，几个同学相约到杨老师家中探望。十多年过去了，我至今仍清晰记得那时的场景。

杨老师右手被蛇咬伤，全身红肿，整支右胳膊皮肤出现瘀斑、溃烂，他躺在床上，非常虚弱。医生说中毒很深，需要慢慢用药疗养，最少得一个周才能勉强下床走动。

学校6个年级6个班，100来号学生，总共就10位老师，杨老师这一倒下课程根本就调不开，学生上课有一节没一节，成为大问题。

第二周，右臂包着草药、吊着纱带，身体依然非常虚弱的杨老师出现在了课堂。他右手动不了，就用左手写板书，用左手批改作业。起初字都是歪歪扭扭，没过多久，一笔左手的好字、一幅工整的板书就让我们叹服。

 （杨老师重伤未愈用左手批改作业）

1981年任教以来，40年如一日，杨老师几乎没有因为个人事情耽误过一次课，就连受了重伤也只是短短疗养一周。期间肾结石严重，他一推再推，直到放假才动手术。

40年的时间，杨老师获誉无数，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师德标兵、优秀教育工作者、模范班主任、优秀教练员、精品课教师……珍藏的荣誉证书装满一箱，但他从未提起；40年的时间，杨老师默默奉献，如今已是两鬓斑白，但仍奋战在农村小学最艰苦的一线。

从大山深处到大山更深处

2014年，全国劳动模范徐德光老师临近退休，他执教的扇子林教学点面临着急缺老师的困境。扇子林教学点，建在偏僻的山区，两个老师，十多个学生，到镇上得走16公里的山路。有老师曾说，给一个全国劳模称号，去那里任教三年也不去。

徐老师请杨老师去扇子林教学点看一看，这一看，就是七年。杨老师说：“看着那些孩子渴望有老师上课的眼神，我心里难受啊，苦了谁，也不能苦了孩子，不能苦了教育。”从那以后，通往扇子林教学点的路上又多了一位老师的脚印。这一年，杨老师已经50岁。

杨老师家距离扇子林教学点很远，无论冰天雪地，还是雷雨交加，每天早上五点就起床，草草吃个早饭就开始赶路。

前些年，通往学校的全是泥泞小路，校舍破烂不堪，成为严重危房，学生上学难、上课难，尤其是安全问题得不到保证。到学校后，杨老师立即找到领导反映问题，多方筹集资金，经过一年的努力，泥泞的山路变成了水泥路，学生住进了清洁明亮、冬暖夏凉的新教室。 （杨老师在打扫学校）

“学校迎来崭新面貌，学生们自然也就更能把心思放在学习上，我这个校长打个60分吧!”

山里娃也能享受高质量教育

从国防科大毕业后，我到了北京工作，期间到扇子林教学点看望杨老师，教室里摆着一架天平和几个量杯，他正在给学生们上体积和质量的课。 （杨老师正在做实验讲课）

思绪一下回到了我的小学时光，那时候杨老师的数学课总是那么精彩，第一次接触“千米”，他带着我们用脚步丈量1千米到底有多长；第一次接触“毫升”，他带着我们用量筒测量多少滴水是1毫升；第一次学统计，他带着我们发豆芽，统计每天增长多少厘米……这样的教学模式在幼小的心灵里播下知识的种子，让学生在实践中感悟知识、爱上学习。

今年6月习主席到青海考察时就指出：“孩子们放学后，得有人接得住啊。首先这件事要由学校来办，学校不能把学生的课后时间全部推到社会上去。”

十多年前，杨老师便组织全校10位老师课后无偿开展兴趣班培训，每天一小时，一个老师负责一个兴趣班，有学电脑的、有学绘画的、有学音乐的、有学篮球的……没有教学设备，杨老师就向辅导站打报告申请设备；没有师资，杨老师就到镇里、市里学校请老师来做指导。

我对学弟们讲，我和他们都是幸运的，杨老师的课堂绝对是走在小学课堂的最前列，生在农村的大山里，我们仍然享受着城里孩子才能拥有甚至都不曾拥有的高质量教育。

学生时刻都在心里

我们村位于贵州的山区，经济不发达，特别扇子林教学点的几户学生家庭，非常贫困。

孩子们穿的衣服破破烂烂，杨老师就向上级申请，让学生们穿上新校服；孩子们在学校没饭吃，杨老师就自己找块地种菜，带着米面粮油，架一个电磁炉、一个电饭煲，给学生们做一顿午餐；孩子们头发长了没人剪，他就买一个理发推，亲自给学生们理发；家里条件贫困的，杨老师亲自掏腰包给他们捐钱、送生活物资，先后资助了数十户学生家庭。

我到扇子林教学点的时候，听那些学生称呼杨老师“伯伯”，喊得异常亲切。每每谈到杨老师为他们做的那些点点滴滴，他们眼里都噙满泪水，满满的感激。 （杨老师为困难学生家庭赠送生活物资） （杨老师在学校空地挖土种菜）

临别时，杨老师对我说：“政府精准扶贫，山上的人家都搬了下去，这些娃娃就能去镇上念书，这个学校也就不办了，我今年58，教不了几年了，下一步也去镇里小学。”

我坐上车离去，他和他的学生在校门口向我挥手告别，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

供稿 师自伟 编辑 李顺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