铠 甲 红 妆

                  ——记湖湘女杰、胡耀邦夫人李昭

 

纳兰泽芸  著

 （173000字）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以客观且翔实的采访为依据，以严谨且真实的历史为准绳，主要讲述了湖湘优秀女儿、胡耀邦夫人李昭同志从出生，求学，到投身革命，再到含泪离家，到达延安，与胡耀邦相识、相爱，又在战火中辗转多地，短暂相聚，解放后为中国纺织与服装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直至离休后依然心系纺织、为国为党为人民发挥余热等一些重大的人生转折所贯串起来的人生故事。全景式地展现了优秀的gongchandang员、湖湘女杰李昭同志波澜壮阔、丹心忠魂的一生。本书图文并茂，资料详尽，是一部难得、生动、有血有肉的精彩作品。

    

前言（暂缺。由胡德平部长撰写二三百字即可。）

 

目录

第一章，童年时光

1，党的同龄人，取乳名阿凤

2，父母分手，在宠爱中变得坚强

3，品学兼优，她叫李淑秀

4，走出校园，投身抗日救国洪流

 

第二章，含泪离家

1，战地服务团，一腔热血为国土

2，要求参战，却被无情拒绝

3，含泪离家，加入中国gongchandang

4，参加游击队，路上虚惊一场

5，为了抗日救国，改名李昭

6，身在根据地，心向延安

 

第三章，投身革命

1，出发，向着梦想中的圣地

2，长途跋涉，李昭病倒

3，到达圣地，进入中国女子大学

4，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

5，团结的女大，进步的女大

6，与胡耀邦相识，成为革命眷侣

7，互相鼓励，挺过非常时期

 

第四章，烽火连天

1，为了胜利，主动要求去东北前线

2，为了理想，含泪将二儿子送人

3，路途凶险，随军东进北上

4，为了孩子，与胡耀邦发生争执

5，作为干部的妻子，我绝不能拖了后腿

6，分居两地，做一名坚强的革命军人

7，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8，心怀大爱，救养流浪女

9，母女重逢，为解放撑起一个家

10，有惊无险，李昭是坚强的后盾

 

第五章，基层岁月

1，全国解放，红旗如画

2，去川北，送养女参军

3，上肩无轻担，做一名知难而上的干部

4，与工人打成一片，与资方合作顺利

5，干工作，不忽视对孩子们的教育

6，下基层，去生产第一线

7，“上天入地”，只为全面了解工厂

8，鞠躬尽瘁，解决工人的生活问题  

9，关心工人健康，改善劳动条件

10，困难是暂时的，我们要相信国家

 

第六章，相濡以沫

1，次子刘湖归来，家人大团聚

2，公平并且包容，培养孩子的爱心

3，生产局长、化纤局长和产品局长

4，从北京到西安，只为看一眼胡耀邦

5，孩子们懂事了，长大了

6、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7，黎明之前，总是最黑暗的

8，形式好转，一切都会过去

9，干部妻子，也为钱发愁

10，不走后门，靠个人努力实现愿望和理想

11，铁面无私，对家人尤其严格

12，收留“养儿养女”们，家永远欢迎你

13，七封亲笔信，饱含深情厚爱

14，帮助更多人，为了我们的责任

 

第七章，无私无愧

1，不沾别人的光，只想为服装事业献力

2，对国家有益的事，我们都应该干

3，相濡以沫，你的健康就是我的健康

4，北京服装协会，追求文明雅致的中国特色

5，建设国际服装之都，让中国服装走向世界

6，爱人骤然去世，落絮细雨泪无声

7，《服装时报》办不成，我死不瞑目

8，21世纪中国服装会馆，缺憾也是一种美

9，翠兰，你终于回来了

10，经常下乡，只为农民脱贫致富

11，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历史会记住李昭

12，母亲像本家书，值得永远阅读

 

第八章，李昭语录

 

 

 

附录一：

母亲的心

 

附录二：

被采访人名单

 

附录三：

李昭身世

 

附录四：

李昭生平回顾

 

附录五：

李昭年谱

 

附录六：

后记

 

附录七：

参考文献

 

附录八：

鸣谢单位与个人

正  文：

 

第一章  童年时光

 

1，党的同龄人，取乳名阿凤

 

  1921年，对中国乃至世界来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1月，卢森堡gongchandang成立。

  2月，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宣布成立。

  3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决定派何孟雄参加少共国际代表大会；广州千余妇女集会，要求男女平权。

  4月，广东非常国会议决废除军政府，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10日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

  5月，孙中山在广州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

  6月，共产国际派人来华建议及早建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马林到达中国上海。

  7月，中国gongchandang成立。中国gongchandang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嘉兴举行。出席大会的有maozedong、何叔衡、董必武、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还有陈独秀的代表包惠僧。会议制定了党纲，通过了工作决议，选举了党的机构。从此，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

  11月，英、美、日、法、意、中、荷、葡、比九国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华盛顿会议”。

  12月，阳历年末，一年即将过去，一个此生注定不平凡的女性降生。

  1921年12月20日，农历辛酉(鸡)年十一月廿二，庚子月，丁已日，天气晴朗。安徽省宿县城里的高公馆，一派忙碌并且热闹的景象。高公馆里的二小姐高慧兰在这一天，生下一个健康的女婴。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高公馆里的所有人却并没有因二小姐生下的是一个女娃而歧视或者怠慢她。女婴躺在高慧兰身边，哭了一阵子，便偎依着母亲，安静地睡着了。高慧兰看着女婴，冥冥之中，她觉得这孩子长大以后，必会不一般。

  她这么想并非无中生有。昨夜她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站在院子里，突然之间，一只似鸽非鸽、似孔雀非孔雀的漂亮并且华丽的大鸟飞到了她家大枣树的树枝上。正惊愕间，大鸟从树枝上飞起，空中盘旋一圈，缓缓落下，来到她的面前，静静地看着她。她伸手抚摸大鸟，用手指梳理着大鸟的羽毛，大鸟依进她的怀里，歪着头，竟然特别温顺。高慧兰醒来以后，将这个梦说给外婆听，外婆闻后大喜，说这是个好征兆。果然，几个小时以后，高慧兰便顺利地生下一个女婴。外婆说外孙女是只凤凰，以后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一家人经过一番商量，将女婴取名阿凤。

这个阿凤，就是后来的李昭。

 

旧时宿县标识。

注：“宿县”下标注“南宿州”，因宿州古代和徐州读音相近，为区分，故称南宿（xu）州。

照片李昭1

(图片由宿州档案馆提供)

阿凤的父亲李仲侯是湖南省宁乡县楠竹乡人，家境殷实。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学的却是军事测绘。那时中华民国刚刚成立不久，年轻的李仲侯想干出一番大事业，毅然离开家乡，辗转来到安徽宿县。

宿县原名宿州，中华民国元年改名宿县，民国时期的宿县包括今宿州市埇桥区全部，今淮北市相山区大部分，今淮北市烈山区全部，今濉溪县全部，今蚌埠市固镇县一部分。宿县虽然不大，也并不繁华，但因处在江苏与河南两省的交界处，为京沪交通线上的一处重要城镇，交通发达，距离兵家必争之地的徐州也不远，李仲侯便在这里停留下来，并与高公馆的二小姐高慧兰相识、相爱，最终结为夫妻。阿凤的出生让这个家变得更加温暖热闹，生机盎然，其乐融融。那时候，谁都没有料到，不久以后，李仲侯会远走他乡。

 

中华民国二十年六月二十三日叶开鑫天赋等人增补任命书的申请封面

照片李昭2

(图片由台北国史馆提供)

 

那时候的中国，军阀割据，战乱不断。李仲侯有一个好友叫叶开鑫，此时他的军事力量逐渐发展起来。叶开鑫是湖南省宁乡人，江南将弁学堂毕业，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任安徽新军营长。1913年回湘任湘军第2师团长，1920年任湘军第1师1旅旅长兼长沙警备司令，后任第3师师长兼湘西善后督办。

 

中华民国二十六六月二十三日叶开鑫天赋等人增补任命书的申请正文

照片李昭3

(图片由台北国史馆提供)

 

 

阿凤出生后不久，叶开鑫写信给李仲侯，请李回湖南，助他一臂之力。李仲侯有着湖南人的男儿气概，不愿碌碌无为，希望能干出一番事业，因此，他在经过几天的思虑之后，决定弃笔从戎，投身到叶开鑫的队伍之中。可是带家属前去部队具有很大的危险，为了革命事业，李仲侯只好只身前往。李仲侯从军以后，先是当连参谋，后来一路往上，干到了师参谋长，他的军事才华深得叶开鑫的赏识。

然而，自李仲侯离开宿县，再也没有回来。

  丈夫离开以后，襁褓中的阿凤成为高慧兰唯一的精神寄托。她知道李仲侯的选择是为了自身的理想，但婚姻的失败还是让她久久不能从失落和伤悲中走出。不久以后，高慧兰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这或许与李仲侯的离开有关。

 

2，父母分手，在宠爱中变得坚强

 

 

  父亲李仲侯离开以后，外公成为家里唯一的男人。外公是宿县乡绅，在当地有着很高的声望与很复杂的人脉。家里虽然有钱，但外公和家里人过日子一直很节俭，从不挥霍。外公朋友很多，常有人上门拜访，有富人，也有穷人，不管富人还是穷人，外公都将他们都一视同仁。即使后来家道开始没落，外公也会用节省下来的钱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外公常常对年幼的阿凤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不仅是一个男人的行为规范，也是一个女人应该具备的品质。

  在外人眼里，外公不怒自威，但是在阿凤面前，他却从没有板过脸。他常常抱着年幼的阿凤，到院子里看那些花花草草，教给阿凤那些花花草草的名字。待阿凤长大一些，又教她怎样修剪花草，怎样写那些花花草草的名字，以及与那些花花草草相关的诗句。外公是阿凤的启蒙老师，阿凤从外公那里，不仅得到了最初的国学启蒙，还学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

  外公喜欢读书，家里藏书颇多。没事的时候，小阿凤喜欢缠着外公，让他讲书里面的故事。她最喜欢听外公给她讲《水浒传》、《三国演义》、《聊斋志异》等中国古典名著里面的片断，听外公讲那些精彩的故事，小阿凤常常忘记了吃饭和睡觉。长大后的阿凤喜欢读书，这离不开她年幼时外公的熏陶与有意的培养。

外公去世以后，高公馆里只剩下外婆、姨妈、母亲和阿凤。阿凤一天天长大，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双重性格——她既喜欢安静地呆在院子里看那些花花草草，也喜欢像男孩那样舞枪弄棒，满院疯跑。

有一次，阿凤的姨妈上街时，为阿凤买回一个小风车。风车是硬纸板做成的，上面涂抹了美丽的颜色，小巧精致，阿凤很是喜欢。没事的时候，小阿凤会举着小风车，在院子和门口跑来跑去。到了夜里，她会把风车插在外边的窗台上，想象着风车在夜风里旋转不停。有一天夜里下起雨，风车被淋坏，待第二天清晨阿凤发现时，已经晚了。阿凤非常伤心，问姨妈能否再为她买一个。当得知风车是姨妈从街上的流动商贩手里买的，姨妈已经没有办法为阿凤再买一个时，她伤心地哭了起来。母亲劝阿凤不要哭，可是阿凤仍然哭闹不止。

  母亲对阿凤说：“虽然咱们买不到风车，可是可以自己做啊！”那天母亲找来一张硬纸板，为阿凤做了一个风车，并让阿凤自己给风车涂上鲜艳美丽的色彩。看到自己动手也可以做出这么漂亮的风车，阿凤破涕为笑。母亲对阿凤说：“风车坏了，我们应该想办法补救，而不是缠着大人，哭闹不止。现在你哭闹，因为你知道家里人可以帮你。以后你长大了，遇到这类事情，还是哭闹的话，谁能帮你？我希望你长大以后，成为一个可以独立的人，而不要成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风车事件”让年幼的阿凤印象深刻，即使多年以后，阿凤也依然记得这件事，记得母亲的这句话。

  还有一次，外婆和母亲在厨房做饭，阿凤在院子里玩。玩了一会儿，阿凤感觉有些饿，就跑进厨房，问外婆饭做好了没有。外婆在案板上切着熟肉，她告诉小阿凤，还需要再等一会儿。阿凤顺手从案板上抓起两块肉塞进嘴里，然后再次跑到院子，直到饭做好了，外婆去院子里喊她，她才回屋。

  本来这件事对小孩子来说太过平常，然而母亲高慧兰却并不这样看。

  吃饭的时候，高惠兰对阿凤说，如果她饿了，可以帮大人们干点活，让饭快一点儿做好，而不是等在旁边，像一个事不关己的旁观者。阿凤说，我不会干嘛。高慧兰说：“不会干可以学，没有人天生就会干活。只要你肯学，这世上就没有学不会的事情。我希望你以后能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而不要成为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大小姐’。”

  这件事情，同样让年幼的阿凤印象很深。

  因为阿凤调皮好动，所以小时候的她常常受伤。大约六岁多的时候，有一次，阿凤踩着木梯在门口打枣，结果从高处摔下来，膝盖受了伤。恰好此时身边没人，小阿凤号啕大哭。哭了一会儿，家里却并没有人出来，阿凤只好从地上爬起，拖着流血的腿，一个人走进院子。让她吃惊的是，母亲正坐在院子里看着她。看到阿凤走进来，母亲站起来，牵起她的手，慢慢走回屋子，为她包扎。

  母亲告诉阿凤，她看到阿凤从椅子上摔下来，知道她摔得不算重，一个人完全可以走回院子。所以，即使阿凤躺在地上啕哭不止，她也没有理睬。“任何人都不会陪你一辈子，”母亲对阿凤说，“你不仅要学会坚强，还要学会自己解决问题，比如在受伤的时候，一个人走回来。”

  母亲的做法对年幼的阿凤来说，似乎有些残忍，但在多年以后，阿凤想起这件事情，认为母亲的做法很对。也许正是从那天起，阿凤开始尝试让自己变得坚强，这无疑让她受益终生。

  就这样，阿凤在全家人的宠爱中与严格要求中，一天天长大。

3，品学兼优，她叫李淑秀

 

  到了上学的年龄，母亲高慧兰给阿凤取学名李淑秀。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名字，普通到把这个名字与其他同学的名字放到一起，很难让老师一下子就记住。但是，教课老师还是很快记住了这个叫做李淑秀的孩子。

  因为她的聪明与勤奋。

  李淑秀就读的是宿县城里天主教所办的著名的启秀女校。由于在入学以前，外公和母亲就教会李淑秀认识了很多字，所以从上学的第一天起，李淑秀就基本能够自己阅读那些启蒙教材，这让她的老师很是惊讶。不仅如此，外公在世的时候，还给她讲了很多《水浒传》、《三国演义》、《聊斋志异》等古典名著里面的故事，这让她的知识和思考问题的能力远远超过其他孩子。有时候，老师会让李淑秀在课堂上代替他给同学们讲这些故事，李淑秀就会大大方方地站起，绘声绘色地给同学们讲起来，把大家听得如醉如痴。为此，同学们亲切地叫她“故事王”。

  李淑秀不仅在同龄孩子中知识渊博，并且聪慧好学。每天天不亮，她就会起床读书，待别人起床，她已经学习了很久。她的学习并不仅限于书本上那些知识，让李淑秀更感兴趣的，是外公的那些藏书。入学两年以后，她就能将外公书房里的所有藏书读懂，有些她喜欢的，还会读第二遍、第三遍……直至很多内容可以“倒背如流”。在课后，她常常与老师们交流，她的很多与年龄极不相称的想法让老师们大为赞叹。从小学到中学，李淑秀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不仅如此，李淑秀从来不以她是从高公馆里出来的“大小姐”这个“高贵”的身份自居，而是像其他同学们那样，见到老师主动问好，态度极为尊敬。每天清晨，李淑秀总会第一个来到教室，整理课桌，打扫卫生，将教室收拾得一尘不染。她对老师说：“干净整洁的学习环境会让同学们心情舒坦，能够帮助同学们更加专心地学习知识。”她的这些行为举止，让老师们更喜欢她了。

  虽然启秀女校是教会学校，能进入这个学校就读并不容易，但是相比之下，学校里还是有几个家境不太好的学生。李淑秀知道后，便想方设法去帮助他们。她联系到几个同学，每天放学以后，去那些家境不太好的学生家里帮忙干活。最初，她的这些行为背着母亲高慧兰，后来母亲知道了，非但没有责怪她，反而夸奖她做得很对，并拿出一笔钱，让她用这些钱接济那些需要帮助的同学。母亲的鼓励让李淑秀感觉到，原来帮助别人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李淑秀在启秀女校读书时，正是中国局势最为动荡的一段时间。

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2月，东北全境被日军占领。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建立。

那时候李淑秀与同学们虽小，但是已经能够隐隐感觉到中华民族所面临的灾难与重重危机。学习之余，同学们会经常凑到一起讨论国事。有一次，有两个同学因为看法不同而争了起来，直争得面红耳赤，谁都不肯认输。这时候，一直站在旁边听他们讨论的李淑秀站出来，让他们不要争吵，并告诉他们只有团结，才能想到办法。“就像我们的国家一样，只有每个人都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来犯之敌，中国才不会受欺负。”李淑秀说，“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努力学习，好好锻炼身体，心往一处想，等长大了，才能够救中国！”她的话不仅让两个争执的同学马上和解，而且开始专心学习，也让得知此事的老师对她大加赞赏。

  正因为李淑秀学习刻苦，对人尊敬，帮助同学，团结学友，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她，久而久之，大家便称她是“小天使”。对这个外号，李淑秀并不觉得有多骄傲。她认为她只是做了她应该做的事情，做了外公教导与母亲希望她做的事情。

  品学兼优的李淑秀，一天天长大。

4，走出校园，投身抗日救国洪流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一年，李淑秀16岁。

启秀女校虽是教会学校，但是抗日救国的声音仍然不断传进校园，加上李淑秀与几个进步的同学这几年一直在关注着中国的时局，一个重要的选择摆在李淑秀的面前。

  从背上书包一直到中学，李淑秀一直品学兼优，谁都知道假如她专心读书，个人前途将一片光明。然而，当看到神州大地处处燃烧起抗日的烽火，看到全国人民一心向敌，学校里的李淑秀再也呆不住了。她想早日走出校园，为抗日救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当然，她知道这不仅需要她彻底放弃自己尚未完成的学业，还极有可能献出生命。

  她的想法，首先遭到校长冯秀媛女士的反对。

  当冯校长得知品学兼优的李淑秀想要彻底放弃学业时，她觉得甚为可惜，她劝说李淑秀：“抗日救国、在战场上杀敌是军人的事情，你才16岁，还是一个孩子，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完成学业，为自己的前途着想。”

  李淑秀对冯校长说：“我觉得抗日救国不仅是军人的事情，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事情。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假如连国都亡了，对个人而言，还谈什么前途？”

  冯校长说：“可是多你一个人，战争并不一定会胜利；少你一个人，战争也并不一定会失败。你没有必要一定要冒着生命危险参与到战争中去——对你而言，完成学业，以后为国家出一份力，也是一种抗日救国。”

李淑秀说：“只要战争爆发，每一个中国人就不可能置身度外。我承认完成学业也是一种救国，但这需要时间，可是对现在的中国来说，我们还有时间吗？抗日救国，已经刻不容缓！”

冯校长被眼前这张坚毅果敢、英姿勃发的脸孔打动了。她深有感触地说：“既然你怀着一颗滚烫的爱国抗日之心，我这个当校长的还有什么理由反对你呢？我尊重你的选择。至于学业，如果战争结束得早，我希望你有机会可以补回来。当然，这件事情你还需要告诉你的妈妈。无论你做什么，她都应该知道。”

李淑秀激动得涨红了脸。她知道冯秀媛校长一定会答应她的请求。因为冯校长本人就是一位可敬可爱的爱国人士。

冯校长在宿州当地被称为“宿城女杰”，她是土生土长的宿州人，从小聪慧过人。1921年，冯秀媛从启秀女校毕业后考入南京汇文女中，之后又进入金陵神学院深造。毕业后任教于母校启秀女校，1926年后任校长。她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女士在宿州启秀女校任教时最喜欢的学生之一。

 

日军在古城墙上庆祝占领宿县

李昭4

(图片由宿州档案馆提供)

李淑秀回到高公馆，陪伴母亲度过两天。她将她的决定跟母亲说了，母亲一怔，然后陷入沉默。李淑秀有些担心，她想母亲肯定会反对，想不到母亲在长久的沉默之后，说：“阿凤，如果你决定了，就去做。从小到大，还从没有人能够阻止你想做的事情。”李淑秀说：“以后我回家的次数，会越来越少。”母亲笑笑，说：“我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了自己的选择，去吧！”

 

日军走在被炮火损毁满目疮痍的宿县街道

李昭5

(图片由宿州档案馆提供)

  李淑秀就这样结束了她的学生生涯，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之中。最初一段时间，她组织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学友，或者上街张贴抗日标语，或者大家编排一些抗日的小节目进行演出，或者为群众演讲、给他们分发宣传抗日救亡的报刊和传单，积极宣传抗战爱国的思想。后来李淑秀号召大家捐钱捐物，或者到处募捐，用募捐到的钱物直接支援前线。

  一段时间以后，当得知宿县有一个战地服务团，李淑秀非常开心。她知道，她终于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组织。

 

第二章，含泪离家

 

1，战地服务团，一腔热血为国土

  李淑秀参加的战地服务团的全称是“第五战区战地服务团”。李淑秀加入的时候，服务团里已经有了一大批如她一样的热血爱国青年。在李淑秀最初加入的时候，这些人给了她很大的帮助。

  之前李淑秀与几个学友虽然也写标语、搞宣传，但并不专业，并且多是在街头巷尾，从未接触到真正的前线。到了服务团以后，在罗秀珍、余秀兰、牛正中等有着同样抱负的年轻人的帮助下，李淑秀知道，仅凭一腔热血很难救国，她还需要讲究办法，变得更专业才行。于是，李淑秀开始与罗秀珍、余秀兰、牛正中等人排练《放下你的鞭子》、《松花江上》等节目。

《放下你的鞭子》是由《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改编而成的独幕剧，1931年由集体创作、剧作家陈鲤庭执笔写成了抗战街头剧。

 

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

李昭6

(图片由宿州档案馆提供)

该剧讲述了“九·一八事变”以后，从东北逃出来的一对父女流离失所，只得靠在街头卖唱为生的故事。有一天，女儿香姐刚要提嗓演唱，却因饥寒交迫晕倒在地。她的老父亲见状，举起鞭子欲打她，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名青年工人见状，非常愤怒，一边高呼“放下你的鞭子”，一边夺下老父亲手里的皮鞭。老父亲和香姐只得向群众诉说日军侵华、家乡沦陷等辛酸往事，在场的观众群情激愤，一起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放下你的鞭子》运用街头卖艺的形式演出，将国家、家庭与个人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让演员与观众可以互动并打成一片，借以展现出“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残暴奴役下的悲惨遭遇，使观众认识到必须团结起来，抗日才有希望。

李淑秀与服务团的另几位团员一起将《放下你的鞭子》演绎得催人泪下，每次演出，都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

《松花江上》则是1935年张寒晖在西安目睹东北军和东北人民流亡惨状而创作的一首抗日歌曲。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电令时任东北军参谋长的荣臻保存实力，消极对待日本关东军的挑衅，致使东北军官兵被迫流亡关内。张寒晖耳闻目睹了几十万东北军和人民流亡悲痛的声音与惨景，创作出《松花江上》的歌词，并以北方失去亲人的女人在坟头上的哭诉哀声为素材，写成了《松花江上》的曲调。

maozedong主席曾经这样说过：“一首抗日歌曲抵得上两个师的兵力。”《松花江上》在日寇大举侵华的紧要关头，唱出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乃至全国人民的悲愤情怀，唤醒了民族之魂，点燃了中华大地的抗日烽火。

 

《松花江上》词曲作者张寒晖

李昭7

(图片由宿州档案馆提供)

李淑秀他们每到一处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和《松花江上》都是他们必演的节目。有一次，他们去东北军张学良的部队慰问演出，当唱到《松花江上》时，周围的官兵们无一不被感染，很多士兵当场流下眼泪。那一天，他们将《松花江上》一连演唱了三遍，到最后，所有的官兵们一起随着他们演唱，场面极其悲壮。

还有一次，他们去西北军冯玉祥的部队演出，当《放下你的鞭子》演完，战士们一起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鬼子赶出中国！”的口号声响彻云霄，足足持续一刻钟之久。那一刻，李淑秀深深地感觉到什么叫做震撼，也深深相信抗战必会胜利，凶残的日寇迟早会被赶出中国。

  后来，他们又编排了《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歌曲以及另外一些抗战剧。每至一处，他们都会激励官兵们英勇杀敌，顽强抗日，李淑秀和她的队员们深受官兵们的欢迎。慢慢地，很多人都知道“第五战区战地服务团”有个小姑娘叫李淑秀。

  在战地服务团，李淑秀还充分运用她文字功底好的优势，创作了很多标语，这些标语，亦给了当时的抗日官兵与普通民众以抗日必胜的决心。可以这样说，战地服务团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服务团”，而是成为与抗日部队并肩作战的“战友团”。

  服务团除了创作和张贴标语、创作和演出节目之外，还需要学习一些战争知识，比如如何组织群众防空，如何救护伤员，等等。因为李淑秀他们经常在表演节目的时候，突遇日军飞机的轰炸。每到这时，他们就会马上组织那些慌乱的群众隐蔽，并不顾个人安顾，抬担架，救护伤员……

最为惊险的一次，是他们正在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突然传来防空警报的声音。那天李淑秀他们是在街上演出的，周围挤满了普通群众和少量士兵。李淑秀马上拿起喇叭，大声让群众有序撤离，然而由于群众太多，场面变得混乱不堪。

李淑秀将喇叭往同伴罗秀珍手里一塞，让她继续指挥，她跑到人群之中，背起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大娘，往最近的掩体处跑。一颗炸弹呼啸而下，在距离李淑秀不远的地方爆炸，几个无辜群众当场被炸死，李淑秀也被巨大的气浪掀倒。远处的牛秀兰与牛正中跑过来扶起李淑秀，幸运的是，李淑秀与她背上的老大娘安然无恙。

那是李淑秀第一次近距离目睹日军的baoxing，也是她第一次切切实实地体会到《放下你的鞭子》这部话剧里面的残酷现实。

  也许正是从这一刻起，悲痛并且愤怒的李淑秀不再甘心只做一名“战地服务团”的团员。她想拿起枪，走上战场，参与到真正的杀敌战斗中去。

2，要求参战，却被无情拒绝

 

回去以后，李淑秀将她的想法与服务团里面的几个好友说了，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

支持者的想法与李淑秀相同，认为只有拿枪杀敌，才是真正的抗日；反对者则认为他们现在还小，应该把“战地服务团”的事情做好，以激励群众和官兵们抗日。

大家各有自己的看法与打算，李淑秀也开始左右为难。而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沦陷的国土也越来越多，几乎每一天，都有国军前线战败的消息传进李淑秀的耳朵。李淑秀如坐针毡。

1938年春天的一天，一个老乡辗转找到李淑秀，告诉她父亲李仲侯在前线牺牲了！

李淑秀听到这个消息，愣了很久。父亲离开的时候，李淑秀尚在襁褓之中，虽然对父亲没有什么印象，但是血浓于水，李淑秀还是非常伤心。她决定回一趟高公馆，其一陪陪母亲，其二把她想上前线的事情告诉母亲，征求一下母亲的意见。

  回到家，李淑秀发现母亲气色很差。母亲告诉女儿，虽然早年父亲与她分离让她与年幼的李淑秀受了很多苦，但当年他离开是为了救国，现在亦是为国捐躯，父亲是值得永远铭记和尊敬的抗日英雄。

母亲告诉李淑秀，父亲战死在台儿庄会战中，后人必然会记得这场战役。

台儿庄激战

李昭8

(图片由台儿庄大战纪念馆提供)

  台儿庄大捷对于不可一世的日军来说，是第一次狼狈仓惶的败退。这不仅是兵力数量上的损失，更是精神上的挫败。从此以后，“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了。连日军《步兵第10联队战斗详报》都载文对台儿庄战役进行评价：“不识他人，徒自安于自我陶醉，为国军计，更应以此为慎戒”。

maozedong在《论持久战》中写道：“每个月打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

周恩来在评价“台儿庄大捷”时说：“这次战役，虽然在一个地方，但它的意义却在影响战斗全局、影响全国、影响敌人、影响世界！”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对中国抗战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母亲和李淑秀两个人坐在院子里，母亲神情郑重地对女儿说：“淑秀，你记住，你的父亲李仲侯，就是在这个重要的战役、在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的战斗中为国捐躯的，你是他的亲生女儿，应该永远记住他。”

李淑秀使劲点了点头，说：“我记住了。”想了想，又说：“妈妈，假如我想成为父亲那样的人，去战场上为国杀敌，您会答应吗？”

  母亲看着李淑秀，当确信李淑秀不是在开玩笑时，她说：“我只有你一个女儿。”

  “我知道。”李淑秀说，“可是那些被日本鬼子杀死的中国人，他们也是母亲、父亲、儿子、女儿……”

  母亲盯着李淑秀，不说话。

  “半年前我们服务团去前线慰问，有一名战士帮我们搬道具。我们聊了一会儿，他说他上面有三个姐姐，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他很喜欢我们的节目，说希望以后还能看到我们的演出。可是就在前几天，我突然得到消息，这名战士牺牲了。”李淑秀沉默片刻，说，“他才十八岁啊！他的父母也只有他一个儿子。”

母亲没说话。起身回屋。

那个下午，母女俩再也没说一句话。

  吃晚饭的时候，母亲捏着筷子却吃不下一口饭。良久，母亲轻轻地说：“阿凤，你是妈妈唯一的女儿，虽然妈妈心里真舍不得你，可是妈妈还是那句话：你决定的事情，任何人都不可能阻拦。想去的话，就去吧！”

  李淑秀说：“妈妈，您放心，我会好好照顾自己，我相信咱们都能够看到抗战胜利！”

母亲的支持让李淑秀非常感动。

又在家里呆了一天后，李淑秀回到服务团，与几个同伴一起要求去前线直接参战，并且，李淑秀还希望能够去农村宣传和组织群众抗战。因为她知道，抗战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农村和农民慢慢会对抗战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然而，她的要求却并没有得到同意。

  原来，服务团里有几个国民党顽固分子对李淑秀他们的要求百加指责和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去农村宣传组织农民抗战是“左”倾言行，与国民政府的抗日防共、溶共的政策严重不符，不予批准。李淑秀闻后非常气愤，说这是汉奸政策，汉奸语言。然而，不管她怎样据理力争，也没有说服那些人。最终，李淑秀和她的同伴们只能放弃“申请”这条路。

但放弃了“申请”，并不等于放弃“上前线”。

此时的李淑秀知道，要想达成自己上前线抗日的心愿，似乎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加入中国gongchandang。

3，含泪离家，加入中国gongchandang

  

李淑秀首先将她想加入中国gongchandangde想法偷偷告诉好友罗秀珍，正好罗秀珍也有这个打算。两个人又找到余秀兰和牛正中，巧的是，牛正中早有这个想法，并且这几天正在同一名中共地下党员接触。四个人一拍即合。

他们不仅希望能够加入中国gongchandang，还希望地下党能带他们去找新四军游击队或者带他们去革命圣地延安。李淑秀让牛正中带他们去找那个地下党员，牛正中告诉他们，虽然现在国共合作抗日，但实质上，国民党对gongchandang依然有着很强烈的防范意识，四个人一起去，目标太大，恐怕不太安全。“还是由我先去，你们安心在服务团等我的消息。”牛正中说。

  牛正中找到中共地下党员，谈了李淑秀他们的想法。地下党员在仔细了解了他们的情况之后，决定吸纳他们。不过为了防止意外，他建议牛正中他们千万不要声张，而是悄悄离开服务团，大家先各自回家，分头准备。等到三天以后，大家再到约定地点集合，然后一起行动。

牛正中回到服务团，将这个好消息告诉李淑秀、罗秀珍与余秀兰，几个人激动万分。特别是李淑秀，她恨不得三天时间眨眼而过。

牛正中说他们要去的地方可能是大西北，那里条件非常艰苦，让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李淑秀说：“只要能够杀小鬼子，艰苦些怕什么？”

罗秀珍说：“是啊！咱们是去打日本鬼子，又不是去享受。”

牛正中说：“既然这样，那大家各自回家一趟，把要离开的消息跟家里人说一声，然后好好准备一下。”

余秀兰说：“参加游击队是我们的梦想，我们早就盼望着这一天，没什么好准备的。”

牛正中说：“这是上级的安排。参加了游击队，咱们就是战士了。战士的首要职责就是服从命令。”

李淑秀说：“是啊！只有服从命令，才能够打胜仗，打漂亮仗！”

于是，四个人记住三天以后的集合地点，就此离开服务团，各自回家。

回到高公馆，李淑秀告诉母亲，上前线的事情已经有了眉目，她将会在三天以后离开宿县。母亲问她：“整个服务团都要去吗？”李淑秀告诉她，自己已经悄悄脱离了服务团，不再是服务团的人了。现在，她已经把自己当成了一名gongchandang员，当成了一名抗日战士。

没想到，她与母亲的对话被外婆听到了。

外婆听到“抗日战士”四个字，问李淑秀：“凤儿，你的军装和枪呢？”李淑秀告诉外婆，虽然她已经报名加入游击队并申请成为一名gongchandang员，但事实上，她还需要组织的批准。“所以，现在我既没有军装，也没有枪。”外婆说：“凤儿，我赞成你成为游击队员，可是……我心里舍不得你……”说着话，外婆哽咽了，抹起了眼泪。

李淑秀急忙安慰外婆，说虽然她走了，但妈妈还可以陪着她。并且只要有机会，她肯定会回来看望外婆和妈妈。说到这里，李淑秀的心也痛起来。——自从父亲离开，外公去世，高公馆里便只剩下她、母亲、姨妈和外婆。后来姨妈出嫁，跟着姨父远走他乡，她又去了启秀女校，随后去了服务团，高公馆里便只有母亲和外婆两个女人相依为命。而现在，她自己又要离家这么远，而且不知何时能够回来，甚至未卜生死。

  想着她们以后孤单的日子，那天夜里，李淑秀久久不能入睡。她觉得自己对不起外婆，更对不起母亲，可是她又深知，抗日救国免不了分别，假如国亡了，那么，就算侥幸保全了一个完整的小家，还有什么意义？

睡不着的李淑秀起身来到院子。坐在竹椅上，借着朦胧的月光，看着院子里的花花草草，李淑秀不由得想起小时候的事情。

那时候，她每天坐在外公的腿上，缠着外公给她讲各种各样的故事；又想起母亲在院子里陪她做游戏，她摔倒了，母亲却并不扶她起来，而是鼓励她自己爬起来。现在她长大了，要离家去到很远的地方，虽然壮怀激烈，然而，她的心中还是充满了不舍与惆怅。

  正想着这些，母亲出现在她身边。是啊！女儿即将远行，当妈的又怎能睡得着呢？

母亲紧挨着她坐下，说：“虽然妈妈不会拦着你，可是阿凤，我想知道你要去的地方是哪里？”李淑秀想了想，说她要和很多人一起去找游击队，等到了目的地，才能知道他们要去的地方到底是哪里。

“游击队好几个地方都有，所以到底去哪里，我自己也不知道。”从不说谎的李淑秀觉得去大西北离家太远了，母亲知道了可能会更加担心。长这么大，她第一次在母亲面前撒了个谎。但她不后悔，她知道这个“骗”是善意的谎言。

    到了临行的那一天，等外婆和母亲起床时，家里已经不见了她们的阿凤。原来为了不让母亲和外婆难受，李淑秀很早起来，趁着月色，背起行囊，哼着《木兰辞》，一个人怀着激动又怅然的矛盾心情，悄悄地离开家了。

“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薄雾弥漫的晨光里，在铿锵有力的《木兰辞》吟诵声里，少女李淑秀独自踏上行程。

她身后的故乡，在她的脚步声中，渐行渐远渐寂寥……

 

4，参加游击队，路上虚惊一场

 

这是李淑秀第一次出远门。尽管在服务团时，她也去过几次前线，但那时是去战地慰问演出，而这次是要参加游击队扛枪打仗，李淑秀突然有一种“天将降大任”的感觉。

她找到罗秀珍、余秀兰和牛正中，四个人一起前往约定地点。约定地点是河南永城一个农村，距那里尚有很远的路要走。

  路途中，他们险些出事。

  黄昏的时候，几个人来到一个村子，村子的前面，是一条小路通往一片荒郊野岭。李淑秀见天色将晚，建议大家不急赶路，而是找户人家休息，等天亮再出发，可是这个建议遭到牛正中的反对。牛正中说他查过地图，前方不远还有一个村子，他们赶到前面的村子再休息也不晚。大家知道牛正中赶路心切，加上心怀侥幸，也就听了他的。

  然而，在一个岔路口，他们却走错了方向。天黑下来，前方只有黑黢黢的山林而不见村落，几个人开始着急了。特别是从小就害怕走夜路的罗秀珍，她紧紧拽住李淑秀的手，不敢放开。

  李淑秀让她振作精神，不要害怕。“别忘了咱们是游击队员。”她对罗秀珍说，“连走夜路都害怕，还怎么拿枪打鬼子？”

  罗秀珍当然明白这个道理。可是她仍然恐惧。

  其实李淑秀的心里也有些害怕。虽然豪情壮志，但她毕竟是一个尚未成年的女孩子。

  “我看这样，大家一起唱歌吧！”李淑秀建议道，“就唱《松花江上》。唱起歌，咱们就不害怕了！”

  李淑秀清清嗓子，第一个唱起来。“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罗秀珍、余秀兰和牛正中跟着她唱起来。“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了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大，黑夜里，传出很远。

  突然，旁边的树林里窜出两个男人。两个男人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手里都拿着明晃晃的刀子。李淑秀知道，他们遇上了强盗。

  果然，其中一个男人说，他们专门拦路抢劫。今天遇上他哥俩，是李淑秀他们倒霉。他说着话，另一个强盗上来搜身。强盗不仅搜走了李淑秀他们身上的钱，还将几张服务团的证件也翻了出来。

  “你们是抗日服务团的？”其中一个强盗读过书，认识字。他在仔细看过证件之后，问李淑秀。

  李淑秀说：“你也知道抗日服务团？”

  “我当然知道。”这个强盗说，“服务团宣传抗日，看来你们不是一般人。”

  李淑秀说，他们四个人是学生，为了抗日救国，不惜中断了学业，进入服务团。现在，他们要奔赴另一个地方，继续完成抗日救国的使命。为了保密，她没敢把他们的目的地告诉两个强盗。

  不识字的强盗将信将疑：“你们不会是在撒谎吧？”

  识字的强盗说：“这些证件骗不了人！”

  识字的强盗告诉李淑秀，之前他们其实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只因鬼子的飞机将他们的房屋和土地炸毁，让他们无家可回，无地可耕，实在活不下去，他们才做了强盗。“我的老父亲和孩子都被鬼子的炸弹炸死了。”识字的强盗说到这里，竟然蹲在路边，“呜呜”地哭了起来。

  李淑秀对他们说：“血债要用血来还。我们中国人要做的，就是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上前线，杀鬼子，将鬼子永远赶出中国，而不是像你们这样做害我们中国人的事情，那不是跟日本鬼子一样了吗？”

  “可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识字的强盗边哭边说。

  “你们可以当兵啊！”李淑秀说，“拿起枪，去战场上打日本鬼子！”

  两个强盗虽然动了心思，却仍然犹豫不定。当然，最终他们不但放过了李淑秀他们，还主动为他们带路，将他们一直护送出那片荒郊野岭。临分手的时候，他们对李淑秀说，当兵的事情，他们会考虑，但不管当不当兵，他们都不会再做强盗害老百姓了。

  虽然只是虚惊一场，但李淑秀他们在随后的旅途中，变得加倍小心，不敢再有丝毫大意。

一路上风餐露宿，他们终于按照约定的时间赶到了指定地点——河南永城农村地下党员王凤梧家里。

一进屋，李淑秀就愣住了，屋里已经有了几名服务团的伙伴！原来，有加入中国gongchandangde打算并付诸行动的服务团成员并不仅仅只有他们四个人！见到他们，李淑秀非常开心，与他们一一握手拥抱，就像见到了并肩作战、久别重逢的老战友。

此时的李淑秀更加佩服中国gongchandangde严谨——即使是同一个服务团的人，也会分头行动，分批过来。如此一来，万一有什么突发情况，便可以从容应对，不至于造成更大的损失。

李淑秀加入中国gongchandangde心情，更加迫切了。

 

 

5，为了抗日救国，改名李昭

 

永城位于河南和安徽两省的交界处，北、东、南及西南部分别与安徽省的砀山、萧县、淮北、濉溪、涡阳、亳州毗邻，西部和西北部与河南省的夏邑县缘连。

抗日战争期间，永城境内国民党辖区仍属河南省第二行政督察区，抗日民主政府辖区先后隶属豫皖苏边区革命根据地、淮北第二行政区和苏皖边区第八行政区。在当时，永城是各种政治势力和各种帮会活动猖獗的地方。

 

河南永城抗日民主政府

李昭9

（图片由商丘永城市档案馆提供）

  李淑秀他们就住在河南永城的一个农村，并在这里等待地下组织的安排。年轻人难免好动，希望多出去转转，可是为了预防万一，组织上要求他们不要轻易出门，而是整天呆在王凤梧家里，等待下一步的集体行动。

  于是，李淑秀开始号召大家继续学习文化知识。她说虽然他们不再在学校里读书，但并不等于他们不再需要文化知识。日本的国土面积远远小于中国，人口数量也远远少于中国，为什么敢欺负咱们？就因为他们国力强大。他们的国力为什么强大？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他们重视教育。“教育的重要性甚至远超过枪炮，”李淑秀说，“我们中国之所以落后，从根本上讲，就是因为教育不如日本啊！”大家纷纷点头称是。

  那些天，在李淑秀的带动下，大家开始自发学习高中的课程。他们制定出严格的学习计划与作息时间，上课的时候，绝不允许做任何与学习无关的事情；下课的时候，大家也只是去院子里走一走，聊聊天什么的，绝不出门。大多数时候，屋子里静悄悄的，只有翻书声和有人轻声朗诵的声音。

  不仅如此，李淑秀还建议大家要强身健体，多参加体育运动——她深知只有拥有良好的体魄才能更好地上前线杀敌。为此，她与罗秀珍和牛正中为其他伙伴制作了简易的哑铃、杠铃、单杠等，并要求大家每天早早起床，在不弄出大的声音的前提下，到院子里跑步、跳绳。罗秀珍身体不太好，嫌太累，想要放弃，李淑秀就对她说，以后参加了游击队，常常会遇到急行军的情况，怎么办？“现在不把身体练好，恐怕将来很难做一名合格的游击队员。”李淑秀说。

  等待虽然漫长，但是因为学习与锻炼，大家并不觉得难熬。

  有一天课间，李淑秀、罗秀珍和余秀兰凑到一起聊天。说起以后马上就要成为天天行军打仗、打枪放炮的游击队员，几个人既兴奋且期待。她们从如何打枪谈到各自的名字，都认为她们需要把名字改一改。其一，游击队员仍然叫什么秀啊兰啊珍啊，难免有些柔软，不够硬朗；其二，万一将来她们出事，用另外一个名字，也不会连累到各自的家人。

  可是，改成什么样的名字好呢？李淑秀建议道，名字最好要响亮、简洁、寓意深刻并且过目不忘。

  罗秀珍说：“都说我又瘦又小，不像一名战士，我想改变我在别人心中的印象。从此以后，我要锻炼成又高又大、健健康康的游击队员，所以从今天起，我就改名叫罗健。健康的健！”

  余秀兰说：“罗秀珍要健康，我就要敏捷吧。做事果断，动作敏捷，上了战场以一当十，多好！我以后就改名叫余敏吧！”

  李淑秀想了想，说：“那我就叫李昭吧！‘昭’是明朗、光明的意思，是昭示天下的昭。第一，我要做一个心地光明、坦荡的人；第二，我要昭示天下，我是抗日游击队员李昭，不再叫李淑秀了！”

  那天，因为都改了名字，三个女孩非常兴奋。夜里，几个人憧憬着改名后的游击队员生活，很久也没有睡着。

几天以后，王凤梧终于带他们来到豫东游击队的根据地。

根据地的领导人就是后来的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他一定要亲自接见这几位新来的学生娃。

看到短短几天游击队就增加了李昭、罗健、余敏和牛正中等朝气蓬勃的新队员，彭雪枫非常高兴。因为游击队一直缺少有文化的年轻人，这些新生力量的加入，无疑让游击队的实力得到了很大的补充。

 

 

6，身在根据地，心向延安

 

根据地的生活非常艰苦，大家睡大通铺，吃粗粮和野菜，穿自己织的粗布衣，这让过惯了城里生活的李昭他们有些不适应。然而，这里抗战热情高涨，军民团结，每个人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为抗日救国做事情，艰苦的生活之下，反倒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慢慢地，李昭他们有了“回家”的感觉。更重要的是，这里大多是心怀抱负的年轻人，大家互相帮助，互相鼓励，真的如同一家人。

  而领导人彭雪枫的讲话，更是常常让李昭他们心潮澎湃。

  彭雪枫参加过第三、第四和第五次反围剿，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组织过土成岭战役，两次率军攻占娄山关，直取遵义城，横渡金沙江，飞越大渡河，进军天全城，通过大草原……他投身革命二十年，被maozedong、朱德誉为“gongchandang人的好榜样”。他经常给游击队员们讲话作报告，尤其是讲到抗日的指挥中心延安，讲到党中央和毛主席时，动情并且投入，好像延安就是圣地，每一个心怀革命的年轻人都应该去那里朝圣。

游击队员们很多人动了去延安的心思。特别是李昭，一想到延安，就觉得热血沸腾。很多时候她认为，假如不去延安，那她就是在浪费机会，甚至浪费生命。

  这天夜里，李昭做了一个梦。她梦见自己来到延安，这里山青水秀，景色秀美。很多人聚在这里，一边开垦荒地，发展生产，一边进行军事训练。这里不仅juji了很多如李昭一样的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还有很多gongchandangde高级将领。看着训练场上身穿军装、英姿飒爽的战士，看着漫山遍野红旗招展，李昭在梦里笑出声来。

  醒来后，李昭的心情仍然久久无法平静。

  第二天清晨，李昭将想去延安的想法告诉了好友罗健。罗健一听，马上举双手赞成。她说这些天她也在想去延安的事情，只是她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李昭说既然他们现在是游击队员，那么首先得游击队批准才行。他们读过书，有文化，又有服务团的经历，组织上应该会批准。罗健急切地说：“那咱们还等什么？”李昭说：“我再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

  李昭将她的想法跟余敏、牛正中和其他几个从服务团出来的团员说了，想不到大家都有去延安的打算。牛正中说，假如大家一起去找彭雪枫，难免会增加他的负担，不如从他们之间选一个代表出来，让这个代表跟彭雪枫谈。“我看就选李昭吧！”牛正中对大家说，“她口才好，有责任心，这个想法也是她首先提出来的。”就这样，李昭成了他们的代表。

当天李昭就找到彭雪枫，将他们想去延安的想法跟他说了，彭雪枫当场答应。他说革命青年就应该去延安接受教育、锻炼和洗礼，并且，全国各地的根据地都有责任向延安输送优秀的年轻人，让年轻人去那里学习和深造，以后成为我党的栋梁之材。

“去延安的优秀人才越多，培养出来的干部越多；培养出来的干部越多，革命事业就会发展得越快；革命事业发展得越快，胜利到来得就会越快。”李雪枫说，“我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都会欢迎你们，延安的百姓也都会欢迎你们。”

  李昭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牛正中他们，大家非常兴奋。当天晚上，几个当初服务团的伙伴主动为根据地的游击队们表演了《放下你的鞭子》和《松花江上》，那是一年多来，游击队员们第一次看到这么精彩的节目。李昭他们精湛的演技与动情的演唱让战士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当天夜里，根据地处处回荡着游击队员们《松花江上》的歌声。

  虽然已被批准去延安，却不能说走就走，李昭他们仍需要在根据地耐心等待。等待的那些日子里，李昭他们并没有放弃文化知识的学习与军事方面的训练，因为他们深知，只有把自己锻炼成真正的合格的战士，才有资格去到延安，才有能力抗日救国。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李昭距离她的梦想圣地，一天一天接近。

 

第三章，投身革命

 

1，出发，向着梦想中的圣地

 

1939年的元宵节，是豫东平原这一年中最冷的时候，李昭他们终于得到了延安方面“出发”的批准。

他们非常兴奋，准备行李，与游击队员们告别，写家书，似乎延安近在眼前，转眼即达。

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全，彭雪枫专门安排几个游击队员将他们送出很远，并一再嘱咐李昭他们，为了安全，路上绝对不要告诉任何人他们的目的地是陕西延安。如果遇到有人盘问，就说他们是学生；如果对方继续盘问他们要去哪里，就说去关中上大学。

同行去延安的共10位同学，7男3女，7名男生是于敬宗、夏遐年、石笑北、方正平、贾纯青、牛正中、王景湖，3名女生是李昭、罗健和余敏。带着彭雪枫的嘱咐，他们穿着臃肿笨重的棉衣棉裤，背着非常简单的行装，冒着凛冽刺骨的寒风，向西行进。

游击队员们将他们护送到指定地点就返回去了，剩下的路，只能靠这几个学生娃自己来走。很快就有人走不动了，特别是年龄最小的罗健，两只脚板全都磨出了水泡和血泡，每走一步，便疼痛难忍。李昭用粗树枝为她做了一根简易的拐杖，说：“我搀着你走吧！”罗健咬咬牙，说：“不用。”她拄起拐杖，一个人忍痛走到前面。

 

风餐露宿长途跋涉奔赴延安的有志青年

李昭10

（图片由延安大学档案馆提供）

  李昭想起他们去根据地的时候，曾经在夜里一边赶路一边唱歌，就建议大家还是唱歌。“那次唱歌是为了壮胆，现在唱歌是为了提神，歌声就是我们最好的装备！”李昭大声说，“咱们先唱《毕业歌》吧！有了咱们的歌声，再大的困难也不用怕！”说完，李昭第一个唱起来。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

  众人跟着李昭，也唱起来。

  “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断地增长！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果然，唱起歌，罗健、方正平和几个走不动的队员好像马上有了力气，行走的速度变快了很多。

  这一次，他们吸取了上次路遇强盗的教训，尽量不在夜里赶路。为了节省开支，他们能借宿就借宿，实在不能借宿，就住环境最差的宿店，吃店里最便宜的饭菜。吃住可以将就，个人卫生却很难保证。去延安的队伍里，女娃很多，她们爱干净，然而路途遥远，大家又没有条件洗澡，时间久了，很多人的身上生了虱子。

  罗健对李昭说，挨饿，她可以忍受；脚痛，她也可以忍受。可是，她无法忍受身上的虱子。“一想到它们每时每刻都在我的身上乱爬，都在吸我的血，我就忍不住发抖。”她说。

李昭也没有办法。她只能安慰罗健说：“现在条件就这样，咱们只能接受。相比那些在战场上牺牲的游击队员，我们现在的生活算是很安逸了。学着与虱子们和平共处吧！”

见罗健还皱着眉头，李昭笑道：“你越在意它们，它们越折磨你。你别太在意它们，很多时候，反而会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游击队员们不是一直把虱子叫做‘革命虫’、‘光荣虫’吗？咱们是为了心中的梦想去延安，为了抗战生的这些虱子，我看就把它们叫做‘抗战虫’吧！”她的几句风趣幽默的话把罗健逗笑了，罗健说：“那就叫‘抗战虫’吧！我觉得这个名字还挺好听。”

  乐观一直是李昭革命生涯中的一剂良药。即使在以后那些更为艰难的日子里，李昭也一直保持着这种乐观的心态，并用这种“革命乐观主义”感染她的战友们。后来，有游击队员说李昭的“革命乐观主义”是“盲目乐观主义”，李昭当即反驳了他。

李昭反驳道：“革命乐观主义”绝不是“盲目乐观主义”。“革命乐观主义”继承和发展了历史上的乐观主义，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之一。由于“革命乐观主义”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和对人民群众力量以及新生事物必胜的基础上，对实现共产主义抱必胜信念，所以“革命乐观主义”是指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乐观、开朗的心情，始终具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和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也就是说，“革命乐观主义”与“盲目乐观主义”最根本的区别是， “革命乐观主义”是科学的、唯物的、是在抱有必胜信念的基础上的。

她的话，不仅让这个游击队员茅塞顿开、心悦诚服，并且更坚定了大家对抗战必胜的顽强信心！

 

2，长途跋涉，李昭病倒

  几天后，李昭一行人走到了河南驻马店。在当时，驻马店是中国gongchandangde豫南抗日根据地所在地，城市里有很多地下党员，可以偷偷照顾李昭他们。可是李昭他们在驻马店并没有停留——他们太想早一天赶到延安了。他们只是匆匆走进一家饭馆，每个人吃了一碗热汤榨菜面，就算是对他们顺利到达驻马店的犒劳了。

  吃完饭，几个人来到火车站，打算先坐火车去洛阳，然后再转西安。然而，等到了火车站他们才发现，车站遭到了日军的轰炸，眼前满目疮痍，火车已经停开。有游击队员说看来他们只能先在驻马店停留几天，等火车重新开通，他们再走。他的建议遭到李昭和牛正中的反对。李昭的理由是：其一，谁也不知道火车什么时候可以通行；其二，夜长梦多。万一他们在驻马店有什么闪失，就得不偿失了。可是没有火车，怎么去洛阳呢？李昭心一横：步行！

  驻马店到洛阳，足足有三百多公里，这对已经走得筋疲力竭的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可是事已至此，李昭的建议成为他们快点到达洛阳的唯一可能。于是，几个年轻人重新背起行囊，抖擞精神，互相鼓励，踏上前往洛阳的行程。

  但其实，他们还是低估了一路上的困难。

  长途跋涉，天气严寒，风餐露宿，饥一顿饱一顿，这对游击队员们的身体是一个极为严峻的考验。还没到洛阳，就有人生病了。这次生病的不是别人，而是李昭。也许是急行时出一身汗，停下休息的时候汗水又很快变冷，这样忽冷忽热，李昭患上了重感冒，不仅头重脚轻，浑身无力，咳嗽不止，还发起了高烧。然而，为了不影响大家行进的速度，李昭一直强忍着，就这样，他们经过河南周口、许昌、郑州、荥阳，最终坚持走到了洛阳。

到了洛阳，李昭的病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他们去往西安的形式变得更加严峻。原来，此时的国民党顽固派为了阻止革命青年投奔延安，在沿途设置了很多关卡。因为从洛阳可直达西安，所以洛阳就成为他们的重点防范区域，军警盘查得很严，假如没有关系，极难通过。

这一次，多亏了牛正中。牛正中带着贾纯青找到他的舅舅葛云龙，让葛云龙帮忙想办法。

葛云龙原是西北军的一名师长，时任河北省主席鹿仲麟驻洛阳办事处主任。葛云龙带牛正中他们参观了龙门古迹，并开了一张去西安的通行证，还给了他们200元路费。不仅如此，葛云龙还给西北军驻洛阳办事处的主任写了一封信，要他务必尽一切能力帮助这些去关中考学的年轻人平安到达西安。

葛云龙曾是冯玉祥的参谋部人员，恰好沿途都是西北军冯玉祥的势力范围，盘查的军警见到通行证，马上放行。特别是洛阳西北军办事处主任，他不仅亲自将李昭他们送上直达西安的火车，并且吩咐火车上的巡查，说这些学生娃要去关中考学，会途经西安，所以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千万不得有任何闪失。

在火车上，李昭看着窗外疾速而过的风景，总算松了一口气。她知道，等到了西安，形式会变得好很多——因为西安有八路军办事处，能够安排他们去延安。

然而这时候，她的病情仍然没有好转，反而有了加重的迹象。罗健和牛正中担心她的身体，说到了西安以后先想办法让她休息治病，李昭却担心大家的安危，说她的身体没事，火车上休息一个晚上就好了，让大家到了西安以后马上行动，千万不要误了大事。

  李昭的担心并非多余。自张学良在西安发动的兵谏被平息以后，蒋介石嫡系部队所控制的西安就成了国民党的“剿共”指挥中心，宪兵和特务很多。他们跟踪、逮捕、囚禁甚至杀害要投奔延安的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绝不允许中国gongchandang在延安的队伍发展壮大。所以，西安虽然是他们到达目的地最后一站，但也可能是最危险的一站。

  下了火车，果然到处都是宪兵。李昭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说彭雪枫特意嘱咐过他们，这里除了宪兵，还有很多化装成百姓和商贩的特务，他们才是最可怕的。几个人快速离开火车站，住进一个有些偏僻的小旅店里。牛正中让大家呆在这里不要出门，他独自去寻找八路军办事处。李昭也想去，被牛正中劝住。他说去办事处，人多了不但没用，反而让目标太大，容易暴露。李昭还是安心在旅店休息，他很快就会回来。

牛正中以上街买东西为名，很快找到了位于七贤庄一号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牛正中返回旅店，把去八路军办事处的路线图告诉大家，让大家分头赶过去，路上千万小心宪兵和特务。他问李昭：“你还能行吗？”李昭咬咬牙，擦擦额上的虚汗，说 ：“没有问题！”

于是，几个人分头行动，来到了八路军办事处。等所有人到齐之后，牛正中把从豫东根据地带来的介绍信拿给办事处的同志，恳请办事处尽快安排他们去延安。办事处的负责人在仔细看过他们的介绍信并确保无疑后，给他们发了军装和115师的胸章臂章，并决定安排他们马上行动。

然而，去延安的车刚刚开走，下一趟车还得等上好几天。

大家去延安心切，再一次决定步行。然而，此时的李昭病情加重，高烧到了三十八度多。尽管她坚持要与大家同行，但办事处的负责人却不允许她这样做。他说革命需要健康的身体，带病上阵绝不是聪明之举，只有把身体养好，才能更好地革命。他为李昭找到一个安全的旅店，并亲自把李昭护送到那里。

最终，办事处派一位干部作为连长，集中了100多名青年学生，打着前方医疗队回后方的旗号，步行走到了延安。

  而这时的李昭，只能极不情愿地与游击队员们暂别，一个人留在了西安。

 

3，到达圣地，进入中国女子大学

独自留在西安的那几天，李昭心急如焚。躺在病床上，想象着伙伴们应该已经到达了延安，李昭的心仿佛也随着他们来到了延安。那里到处红旗招展，那里juji着来自五湖四海的爱国志士和热血青年，那里有善良并且团结的老百姓，那里有党中央和毛主席。

想到这里，李昭更着急了，恨不得插上翅膀，马上飞到延安，见到毛主席，见到罗健、牛正中和其他伙伴们。然而，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她的身体虽然开始恢复，但恢复得很慢。

  每一天，李昭都度日如年。

  有一天，办事处的负责人过来看她，对她说罗健、牛正中他们已经安全到达了延安，并进入抗大第五期，成为第五期的学员。李昭闻后，更加着急了。她对负责人说：“我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现在就走没有问题。”负责人笑笑，说：“不是说过革命需要健康的身体吗？你安心养病，等身体真的完全恢复了，我会安排你以最快的速度去延安，我也相信你会以最快的速度进入抗大，成为一名抗大学生。”

抗大的全称是“抗日军政大学”。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中国gongchandang于1936年6月1日在陕北瓦窑堡成立了中国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校址迁至延安，改名抗日军政大学，maozedong任教育委员会主席。学员主要来源于从部队抽调的干部，并zhaoshou了一些知识青年，学习政治、军事、历史、minyun、统战等课程。

 

 

1937年的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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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延安大学档案馆提供）

 

maozedong为该校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在当时，能够进入抗大学习，是很多年轻人的心愿。

 

maozedong为抗大的学生们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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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延安大学档案馆提供）

 

  终于，李昭的病彻底痊愈，办事处负责人为她安排了一辆去往延安的运输车。临走之前，他一再嘱咐李昭，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接近延安之前，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她的目的地。兴奋的李昭爬上车，冲负责人使劲挥手。“知道啦！”她大声说，“谢谢您，我终于能去延安啦！”

  到了延安，还没下车，牛正中、罗健他们就围过来。见到久别重逢的战友，李昭非常开心，抱着他们，又蹦又跳。正如办事处负责人说的那样，牛正中、罗健他们早已进了抗大第五期，成为一名光荣的大学生。李昭当然也想进入抗大第五期，成为他们的同学，然而第五期已经开学，想成为“插班生”，并不容易。

  延安的政治审查关很严格，这是为了延安、为了我党的安全大局着想，刚到延安的李昭当然也得过政审关。等到她的政治审查下来，已经到了七月。巧的是，筹备已久的中国女子大学正好七月份开学，李昭于是被分到女大，成为女大的第一期学员。

  中国女子大学的创立，缘于毛主席的建议。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爱国志士和热血青年纷纷投奔延安，要求参加抗日队伍。这其中，既有家资钜万的豪门闺秀，也有住洋楼、坐洋车的大军阀之女，还有名牌大学的天之骄女，当然，也有来自沦陷区的知识青年，以及从各根据地来的女干部和从陕北各县前来的劳动妇女。

见延安一下子涌来那么多女青年，maozedong于是提议，创办一所中国女子大学，由王明担任校长。因为学员们的文化基础参差不齐，所以女大设有两个班：研究班和高级研究班。

  李昭因为有一定的文化底子，就进入到高级研究班，学的是俄语专业。

4，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

 

延安位于陕西省北部，地处黄河中游，黄土高原的中南地区，北连榆林，南接关中咸阳、铜川、渭南三市，东隔黄河与山西临汾、吕梁相望，西邻甘肃庆阳，被誉为“三秦锁钥，五路襟喉”。延安古称肤施、延州，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人文始祖黄帝曾居住在这一带，是天下第一陵——中华民族始祖黄帝的陵寝。

 

革命圣地延安的宝塔山

李昭12

（图片由延安大学档案馆提供）

 

1913年，延安属榆林道。1928年，延安撤道，各县由省直辖。1926年初，李象九、谢子长等创建中共宜川军队第一、第二特别支部；春夏，陕西省立第四中学（延安）建立中共延安特别支部，为延安最早的中共地方组织。30年代，刘志丹、谢子长等在延安境内开展武装斗争，创建陕甘边和陕北两个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延安南北各县分属国民政府陕西省第三、第二行政督察区。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成立。10月，成立延安市政府，直隶于边区政府。

1939年7月20日下午，中国女子大学的开学典礼在延河边新建设的校园广场上举行。

身穿蓝灰军装的近千名女同学坐满会场,各班互相拉歌，歌声一浪高过一浪，会场一片欢腾。

 

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校长王明

李昭13

（图片由延安大学档案馆提供）

 

在雷鸣般的掌声中，maozedong、周恩来等中共高层领导，八路军代表dengxiaoping、新四军代表张鼎丞等鱼贯走上主席台。此时的毛主席身材瘦削，目光炯炯，浓密的黑发很长并向后掠去，裤子上缀着补丁，旧上衣显得有些宽大，口袋里塞了些书报。

终于见到了毛主席，李昭激动万分。在同学们雷鸣般的掌声中，她目不转睛地盯着毛主席，仿佛看到了抗战的胜利。

紧接着，由校长王明给同学们作报告。他说：“maozedong、朱德、周恩来、博古、洛甫、陈云、邓颖超等领导同志，将他们担任重庆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薪水捐献给女大以购置图书，林伯渠同志捐赠了一批油灯，dengxiaoping同志还捐赠了十几匹战马”。

 

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刊载中国女子大学校长王明的女大开学典礼报告

李昭14

（图片由延安大学档案馆提供）

 

会场一次次响起热烈的掌声。李昭知道，有了中央领导的关心和无私奉献，女大的前景一定会一片灿烂。

  随后，maozedong给女大的学生们讲话。他的著名论断“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就是在这次讲话中提出的。他的讲话再一次让全场掌声如雷。李昭随身带了个小本子，那一天，她将小本子记录得密密麻麻，里面全都是maozedong等中央领导的讲话内容。

  晚饭是难得的大会餐。有馒头、“国共合作饭”(大米和小米混合饭)、猪肉、牛肉、羊肉，还有又香又脆的“列宁饼干”(小米锅巴)。李昭知道延安的条件非常艰苦，在平时，甚至过年过节，这些东西都难得一见。为了这一顿“开学餐”，中央领导肯定没少费心思。

  饭后，舞台上举行了歌舞晚会,不少陕北的老乡也围拢过来看热闹。一个女同学表演口琴独奏，有老乡惊异地说：“这个啃骨头的节目真好听咧!”著名红军女将领、女大教务长张琴秋穿一身红绸衣，抱着一个穿西服戴礼帽的稻草人，手舞足蹈地跳起交谊舞，席地而坐的maozedong和全场观众笑得前仰后合。

那天的李昭与几个同学为大家表演的是《放下你的鞭子》。当李昭带头喊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鬼子赶出中国！”时，全场的同学、战士以及前来看热闹的老乡们也随着她喊了起来。

那一天，毛主席对这个来自宿县、满脸坚毅的女娃娃印象很深。

女大校舍是沿杨家岭延河东岸新挖的窑洞。窑洞层层叠叠，排列齐整，大约一百余孔，对岸是中央党校和青干校。

 

中国女大宿舍旧址

李昭15

（图片由延安大学档案馆提供）

 

每天清晨五点，伴着嘹亮的军号声，女孩们迅速到延河边集合跑操、习武，喊杀声回荡在延河岸边，宝塔山下。然后她们端上脸盆，带上牙具到河边洗漱。身穿蓝灰军装的女孩们袅袅婷婷地下山，远远看去，就像一条蓝色的小溪顺坡而下，在贫穷并且火热的延安，形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女大的窑洞每孔不足二十平方米，八至十人挤一条长长的板铺。常有女娃夜里出去上厕所，回来以后常常就没有空位了，需要拱进去慢慢挤几下才能躺下。女大的厕所建在山坡上，有些女孩不怕日本鬼子，却害怕有“鬼”，天一黑就不敢上山解手。

一天夜里，一个女孩出去方便，刚蹲下，猛地发现对面草丛中有一个模糊的白影，吓得汗毛倒竖，喊了一声“有鬼”，便吓得瘫软在地。没有睡安稳的李昭听到声音，一个激灵蹦起来，一边招呼大家，一边操起旁边的一把扫帚，独自跑出窑洞。然而等她跑近一看，所谓的“鬼”，原来是另一个窑洞的女生。这个女生夜里上厕所，因为天太冷，便从头到脚裹了一条毯子。知道实情后，女孩笑得前仰后合。

  不过那一次，很多同学对李昭的勇敢与果断产生出由衷的钦佩。以后，遇到什么事情，也都喜欢找李昭商量。

李昭最喜欢的，就是听课。女大采用课堂讲授、自学、军事训练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深得学员们的喜欢。在当时，这也是最适合她们的教学方法。

 

中国女大同学们在学习捻棉线做布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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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延安大学档案馆提供）

 

女大的教员队伍绝对超一流，maozedong、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张闻天等领袖人物都来讲过课，教员也都大名鼎鼎，比如讲哲学的是艾思奇，讲革命理论的是陈伯达，讲音乐的是冼星海和郑律成，讲文学的是丁玲。

 

中国女大学生在听教员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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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延安大学档案馆提供）

 

讲课最能“蒙”人的是王明。每次他总让警卫员抱来一摞马列著作，讲课时倒背如流，引用了哪一段，见同学们匆匆忙忙地记笔记，便说不用记了，你们去查第几卷第几页。有些同学就真去查了，结果跟王明讲的一模一样！女孩们佩服得五体投地，都以为遇到了“真马列”。只不过，后来通过整风运动，她们才明白，那其实是不管用的“教条主义”。

 

5，团结的女大，进步的女大

 

  当然，这些女孩们因为初来，还不懂得太多革命道理和组织纪律，因此也发生了许多趣事。

  比如湖南姑娘艾森，她的原名叫欧阳中道，是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的后裔。她聪慧勇敢，中学时就读了很多进步书籍，成为当地学运领袖。当初地下党组织悄悄接近她，动员她加入中共，一直做着“延安梦”的艾森不屑一顾地说：“我才不入你们的‘杂牌军’呢，要入我就入延安那个正宗的gongchandang。”来到延安以后，她常常给李昭她们讲起这些，每讲一次，就会逗得同学们开怀大笑。

  爱国将领杜汉三的女儿翟颖投奔延安以后，表现极为优秀，却长期没有提出入党申请。组织上问她为什么，她认真地说：“gongchandang员必须是不怕死的英雄，砍头枪毙我肯定不怕，但万一受到敌人的严刑拷打，我到底能不能挺住？眼下我正在锻炼呢。”这期间翟颖患了重病，需要做脊髓穿刺手术，“锻炼”的机会来了。手术的时候，她坚决拒绝打麻药，让几个护士死死按住她，结果痛得汗流满面，几乎昏过去。到了冬天，她还跑到延河边凿开一个冰窟窿，把双手伸进去冻，以此来锻炼意志。结果她的手背上长出两个大冻疮，并伴随了她一辈子。

  对她的行为，李昭并不赞成。李昭说革命要有坚强的意志这不假，但锻炼意志的方法很多，而绝不是自残。她的话得到了绝大多数同学的赞同。

除了研究班和高级研究班，女大还创办了陕干班和特别班。“陕干班”主要负责培养当地女干部，“特别班”则给没上过学的长征女红军扫盲。

陕干班有个同学叫折聚英，六岁起就给附近的一家皮匠当童养媳，挨打受骂，吃尽苦头。红军来到陕北以后，折聚英从村里带出十多个童养媳报名参军。因为折聚英独特的经历，参军以后，她被推荐进入女大。进入女大以后的折聚英不怕出操，不怕拿枪，也不怕劳动，却最愁学习文化知识。一见那些横横道道的汉字，她的手就哆嗦得握不住笔，浑身也痉挛不止，有那么两次，甚至严重到一头栽倒，昏厥过去。

有一天，后来成为贺龙夫人的指导员薛明拿来了一张地图为同学们讲长征，想不到折聚英一见地图，吓得转身就跑。那些长征过来的女战士找到她，不满地说：“我们爬雪山过草地，走了二万五千里都没有逃跑，甚至连逃跑的念头都没有过一次，怎么到了你这里，几条小线线就把你吓跑了？”折聚英说：“我不是真想跑，我是控制不住。”一个女战士更生气了，说：“控制不住也得控制！党中央给了咱们这么好的学习好机会，一句‘控制不住’就是理由？”到最后，折聚英“见到地图逃跑”这件事从态度问题几乎上升到了思想问题。

李昭闻知此事后，主动找到折聚英和那几个女战士。她对那几个女战士说：“折聚英同志既不是态度问题，也不是思想问题，她以前给别人当童养媳，受了很多欺凌，吃了很多苦，从来没接触过学文化这件事，现在真要她守在教室里学文化，一开始不适应是正常的，大家要宽容地给她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

女战士们也觉得李昭说得有道理，李昭又说：“大家不要着急，连党中央和毛主席都没有放弃她，咱们还有什么理由放弃她呢？”

就这样，折聚英再一次回到课堂，在李昭她们的帮助下，努力让自己克服学习上的困难。只不过，她的成绩仍然不如其他同学。她也深知这一点，在之后，她一直做了几十年的幼儿保育工作，组织上几次要提拔她，她都以她的文化水平太低而坚决不接受。

 

中国女大的同学们在联欢

李昭18

（图片由延安大学档案馆提供）

 

虽然陕北生活的艰苦外人无法想象，但女孩们爱美的天性却没有改变。生活安定下来以后，女孩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有一面可以照照自己的小镜子。

有一个女同学叫苏菲，她当过电影演员，带到延安一面漂亮的镜子，于是，她住的那个窑洞就格外热闹，不时有女孩们跑过来照镜子。一段时间后，苏菲说：“既然咱们是gongchandangde大学生和战士，就让这面镜子也‘共产’吧！”然后，在同学们目瞪口呆的表情中，把唯一的一面镜子摔碎，然后将每一小块分发到每个窑洞，让每个女孩都尽可能方便地照镜子。

即使多年以后，李昭对这件事情的印象仍然非常深刻。她说，从苏菲对待这面镜子的行动就可以看出来，在女大中，没有“小我”，只有“大我”。而这种“舍小我助大我”的行为，正是gongchandang人的优良作风。

 

中国女大的同学们合影（前排右二为李昭）

李昭19

（图片由延安大学档案馆提供）

 

女大期间，李昭不仅努力锻炼身体，刻苦学习文化，第二年夏天，还和几位女同学成为延安的“服装设计师”。

原来，因为条件艰苦，她们在夏天的时候只发了一套军装，没有衬衣。女孩们穿上军装以后，都觉得脖颈处空空荡荡，不好看，于是李昭灵机一动，跟她的同学说：“咱们可以用白线织成一条领衬，缝在领子里面啊！这样看起来，就像在军装里面穿了一件白衬衣。”

说干就干，当天晚上，李昭就找来白线，织起领子。几天以后，领子织好了，李昭率先穿起这种“新潮装”，果然既整洁，又好看。同学们一看，纷纷效仿，几天以后，几乎每个女大同学，都穿起这种自己改制的“新潮装”。

艰苦的条件下保持乐观，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努力改善自己的处境，这是李昭与她的同学们在女大期间一直保持的精神与作风。

 

中国女大旧址简介

李昭20

（图片由个人拍摄）

1941年9月，为了贯彻精兵简政方针，中央决定将女大与其他几所大学合并，成为延安大学。

 

延安大学新貌

 

延安大学原党委书记、副校长、校友总会名誉会长马海平（中）与陕西胡氏宗亲会秘书长胡明英（左）会见

李昭21，李昭21A

（图片由个人拍摄）

至此，延续了两年多的“中国女子大学”，圆满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6，与胡耀邦相识，成为革命眷侣

 

在“中国女子大学”期间，由于李昭品学兼优、热情助人，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特别是有个叫白皓的女同学，与李昭熟识后，很快成为几乎形影不离的好友。

白皓原名叶明珠，别名叶磊，湖南省汝城县城郊乡锦堂叶家村人。白皓从小天资聪颖，八岁那年跟随母亲到长沙随父生活，同年进入长沙崇实小学读书，并在那里长大。

十四岁时，有个富户人家要订聘她为媳妇，虽然家境贫困，但是她坚决反对，表示要继续上学。后来白皓来到衡阳女子中学继续就读初中，并考入长沙南华女子中学初三班。在读初中的这三年时间里，她开始接触一些进步人士，阅读了《新青年》、《gongchandang宣言》以及鲁迅著作等许多进步书刊，逐渐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

1937年下半年，白皓积极参加了“长沙寒假服务团”、“长沙歌咏团”等进步组织，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同年，经她的舅父介绍，结识了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负责人刘恕和中共地下党员朱秋、朱琦等同志。1938年7月，白皓与汝城同乡朱萍、李忠两位女同志一道，奔赴延安。同年8月，组织安排她在陕甘宁边区栒邑县陕北公学高级班学习。（注：栒县即现在旬邑县。旬邑县原名三水县，因与广东三水县重名，因盛产栒木后改为栒邑县。栒字生僻，1964年改为旬邑县。）

12月19日在陕北公学学习时，白皓被批准加入中国gongchandang，并于1939年转入延安女子大学高级班继续学习深造。

与白皓同时期的还有一个同学名叫孟于。孟于多才多艺，1937年，15岁的孟于就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参加了抗日救亡宣传队，她百灵鸟一样的歌喉慷慨激昂地唱着《延安颂》、《中国不会亡》等抗日歌曲辗转来到革命圣地延安，进入中国女子大学学习，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孟于人长得娇小玲珑，歌又唱得动听，大家都很喜欢她，李昭也成了孟于的好朋友。

后来孟于在冼星海鼓励下考入鲁艺，并在他的指导下排演《黄河大合唱》。1945年孟于又在张家口首演歌剧《白毛女》。成为第一代《白毛女》喜儿扮演者之一。另两位是郭兰英、王昆。

如今，孟于已99岁高龄，仍精神矍铄，为培养中国的音乐人才尽心尽力。

 

奔赴延安的青年孟于

（（图片由孟于提供）

 

 

胡明英秘书长与虚岁100岁的孟于（1922年生）

李昭22，李昭22A

（图片由个人拍摄）

 

当时，白皓比李昭来得早，入党早，又是李昭的好友，自然成为李昭的入党介绍人。与白皓同为介绍人的，还有一位叫做黎岩的同志。

成为gongchandang员的那一天，李昭几乎彻夜未眠！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她知道，她在革命的道路上，踏出了最踏实、最重要、最正确的一步。

也就是在入党这一年，李昭认识了影响她一生的人——胡耀邦。

胡耀邦是经历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小鬼”，因为他作战英勇，思想活跃，刻苦好学，乐于助人，曾多次受到过毛主席的表扬。

那时他担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有时会来女大作讲演或者作报告。他不仅会给学生们讲演和作报告，还会参加学生们的文娱活动，比如唱歌或者表演。虽然当时的胡耀邦只有24岁，但讲台上的他妙语连珠，思想深邃，舞台上的他多才多艺，光芒四射，所以从他第一次来，李昭就留意并且暗暗喜欢上了他。

那年十月的一天，由于要过“苏联十月革命节”，中国女子大学放假一天。那天李昭应邀去参加老乡们的聚会，但由于路途不熟，路上耽误了一段时间，等她赶到的时候，其他人都已到齐。

李昭进了屋子，一眼就看到正在与大家谈笑风生的胡耀邦。李昭一边忙着与大家打招呼，一边走向屋子里唯一的空位，而那个空位恰好就在胡耀邦身边。胡耀邦看到李昭，转过身来，说：“我认识你，你叫李昭。走了这么远的路，累了吧？先坐下来休息一下，吃点东西。”他一边说，一边把自己面前的核桃、花生、红枣、柿饼等分出来一部分，拿到她的面前。得此“厚待”，李昭受宠若惊，忙说：“谢谢，谢谢……”竟再也想不出说什么好。

见李昭有些羞涩和难堪，旁边一位年龄稍长的陈大姐打趣说：“耀邦你可真有眼力，小李一来你就主动献上殷勤，抓得好紧啊！”胡耀邦说：“战友加老乡，亲上加亲嘛！别说献殷勤，献颗红心也是应该的。李昭同志，你说对吧？”他这么一说，李昭把头垂得更低了，不知道该接什么话好。陈大姐又好像是故意大声说：“耀邦，你和小李遇得巧啊，这也是缘分嘞！”她的话引来一阵笑声，屋子里的气氛顿时更活跃了。

那是李昭第一次听见有人把她和胡耀邦联系在一起。她的心里一热，表情再一次变得不自然了。

夜里，李昭躺在窑洞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胡耀邦的音容笑貌总是浮现在她面前，挥之不去；好不容易睡过去，他那忙碌的身影又出现在她的梦里。李昭知道，现在，她是真的喜欢上了胡耀邦，并且这种喜欢，已经超越了革命同志的那层关系。

那几天，李昭的心里既紧张，又甜蜜。

 

在延安时的李昭

李昭23

（图片由延安大学档案馆提供）

 

几天以后，胡耀邦再次来女大作报告。休息时间，两人目光对视，目光里皆充满关心与爱意。作完报告以后，胡耀邦主动来到李昭面前，问她能否一起出去走走。

就这样，两人开始了第一次约会。他们谈理想，谈革命，谈未来，两颗年轻的心，越来越近。

对胡耀邦和李昭来说，恋爱是甜蜜的，也是神圣的，但更多的却是思念。因为即使同在延安，但胡耀邦是干部，工作忙碌，加上他总是自己主动找事做，能够见到李昭的机会并不太多。

与当时的延安青年一样，两个人在约会的时候，常常一起演唱抗大校歌和苏联抒情歌曲，比如《三套车》、《小路》等，这让他们的约会变得“革命并且浪漫”。胡耀邦每每谈论起革命、理想、情操、未来，总是既充满豪迈的jiqing又饱含着浪漫的诗情画意，将李昭听得热血澎湃又如痴如醉。

有一次，胡耀邦对李昭说：“李昭同志，共同的理想和统一的奋斗目标把咱们联系在一起了，我们更要互相帮助，不断进步，这才是建立感情和组织家庭的基础。你说对吗？”李昭说：“你是年轻有为的干部，觉悟高，才华横溢，我可差得远着呢……”不等她说完，胡耀邦接过话，满怀jiqing地说：“你是中国青年中的佼佼者，是献身革命的gongchandang员，只要肯努力，不存在谁比谁差的问题。今后的日子，就让我们在为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的过程中携手共进，相濡以沫，创造幸福生活吧！”

1941年，26岁的胡耀邦和20岁的李昭结婚了。婚前他们约法三章：首先是志同道合的同志，然后才是夫妻；虽然建立了小家庭，但不忘终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大方向；要经得起各种环境的考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互相帮助，互相鼓励，相敬相爱，携手前进。

刚成立小家，条件是简陋甚至是艰苦的，破旧的土窑洞里面，只有一张木板搭起来的床，两只矮凳和一些粗糙的锅碗瓢盆，连个吃饭写字的桌子都没有。陕北的冬天是寒冷彻骨的，经常大雪飞舞，朔风卷起鹅毛大雪，打着唿哨往窑洞里钻。

但艰苦的物质生活挡不住爱情的欢欣。1941年冬，新婚燕尔的胡耀邦写下一首小诗表达对新婚妻子深深的爱恋：

花下徘徊二载零，

甜酸苦辣岂常寻。

今日折得奇蕾在，

那堪秃笔和冰凝。

 

1941年冬，新婚燕尔的胡耀邦写给李昭的寄情小诗

李昭26

（图片从共青城耀邦陵园纪念馆资料拍摄）

 

李昭读到这首小诗，心里幸福翻涌。是啊，女大这么多女大学生，胡耀邦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在这里工作也不短时间了，他却一直心海无波，直到遇见李昭，他的心海才泛起爱的巨浪。条件艰苦算什么？一支秃笔和着寒冰冷雪也能描绘出爱情的幸福模样！

 

 

7，互相鼓励，挺过非常时期

 

延安条件艰苦，结婚的时候，李昭反复向胡耀邦表明：“我没有想到会找了你这样一个大干部，不过，我绝不沾你的光。”

李昭说到做到，结婚以后，胡耀邦吃小灶，李昭吃大灶，各吃各的。小灶和大灶的区别不大：小灶会有一点油水，大灶是几乎一滴油也不放的。初到胡耀邦身边工作的张成海看到李昭要哺育孩子，有一次，把从小灶打来的菜拿给李昭，但她坚决不要，她坚持吃大灶的小米饭和熬土豆。胡耀邦知道了，也告诉张成海，不要搞特殊，要严格遵守条令规定。
    虽然胡耀邦和李昭已经结婚，可是他们的住处却非常简陋。当时军委总政组织部在王家坪办公，胡耀邦的办公室同时也兼了卧室。他办公、吃饭、睡觉都在那间屋子里，每天忙忙碌碌，除了睡觉，几乎一刻也不得闲。李昭从女大毕业以后分配到党校工作，住在清凉山招待所。李昭与胡耀邦分开的时间多，相聚的时间少，节假日和星期天休息的时候，两人难得相聚一次。那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光，两人可以安静地享受爱情的甜蜜与家的温馨。

然而，仅仅一年以后，他们的生活就被“抢救运动”所搅乱。

1942年，在延安整风运动后期的 “抢救运动”中，李昭突然成为被怀疑和被审查的对象。因为让某些人不能理解的是：李昭这位大户人家的小姐、教会学校的学生，竟然主动放弃“养尊处优”的生活来到延安过起艰苦的生活，恐怕是另有目的。更有甚者，提出了李昭投奔延安的疑点。

原来，李昭当年投奔延安途经洛阳的时候生病了，同伴情急之下，找到一位在洛阳的亲戚请求借宿。这位亲戚热情接待了他们并安排李昭休养，李昭的病情由此好转。审查者说，接待李昭一行的人是国民党某军队驻洛阳办事处主任。李昭的这段经历引出了一些人猜疑，在整风审干中成了大问题。

最初得知自己被怀疑，李昭既伤心，又愤怒。的确，她主动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来到了延安，但这一切，都缘于她的信仰，缘于她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救国救民，难道这有错吗？难道这也成为被怀疑的理由？她想不通。尽管她一遍又一遍地向调查人员解释，但是，调查人员仍然不肯相信，有关她的调查也仍然没有结果。那时的李昭已有身孕，身体的变化加上沉重的思想包袱，让她患上了严重的失眠。

那时胡耀邦身居军委整风领导小组成员，还兼着党中央社会部的处长，权力不可谓不大。很多了解李昭底细的人劝胡耀邦替李昭求情，说按照他的地位，去说一说，这件事就过去了。但是，胡耀邦并没有这么做。他说他反对无端的怀疑，但是他也绝不会利用党赋予他的权力去为任何人开脱，包括自己的妻子。为了减轻李昭的心理负担，他对她加倍关爱，并经常对她进行心理疏导。

有一天，他在忙完工作以后，对李昭说：“你思想进步，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也毋庸置疑，所以你千万不要有太多的顾虑。”李昭说：“你当然相信我，可是调查的同志能相信我吗？”胡耀邦说：“你要相信党，相信组织，他们绝不会冤枉你的。你要不是思想进步，能16岁就参加抗日救亡的服务团，能参加革命吗？千里迢迢来到延安就是你最大的革命行动。我了解你，相信你，你也要经得住各种环境的考验。这次‘整风运动’，就是为了让我党变得更加纯粹。革命嘛，总会有不被人理解的时候……”随后，胡耀邦给李昭讲了当年苏区肃反扩大化，自己被怀疑为AB团分子，并险遭厄运的往事。

原来，1932年11月，湘赣苏区肃反运动进一步扩大化，一大批干部被当成“AB团”fangeming分子被抓了起来，甚至惨遭杀害。根据逼供信中有人的口供，胡耀邦的名字也被列入“AB团”的名单。虽然最终胡耀邦被还以清白，但他对这件事印象很深。胡耀邦对李昭说，当时有个叫冯文彬的同志一直鼓励他要相信党，耐心等待，有话就找领导和同志谈，不能闷在心里。不久，冯文彬被派去福建工作，胡耀邦没了主心骨，眼泪汪汪地去送他，他还安慰胡耀邦说：组织上会做出正确结论的，不要急，更不要想不开。后来果如他所言，组织对胡耀邦作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冤案得以昭雪。

胡耀邦之所以跟李昭讲起这段往事，除了让她相信组织、相信党，还要她不要害怕，让她相信自己很快就能得到组织的信任。李昭说：“我不是害怕，我只是觉得委屈。不仅我，我认为来延安的青年人都是为了抗日救亡，为了革命，都不是坏人。”

在那段难捱的日子里，胡耀邦的话给了李昭挺下去的动力和决心，那以后，李昭果然放下了心理包袱，人也重新变得开朗。终于，一段时间以后，组织给她做出了正确的结论。

李昭曾多次说过，那段时间，她最需要感谢的人，就是胡耀邦。胡耀邦不仅支持她、鼓励她，也敢于实事求是地为那些被“抢救”的人鸣不平，讲真话，从而避免了很多“冤假错案”的发生。

  调查人员找胡耀邦谈话，询问李昭的情况。胡耀邦说:“李昭来延安的时候还是小孩子。她上的中学是教会学校，这是事实。但我从她的历史，看不出任何问题。你们如果不相信，可以进行调查。”

那段时间，其实胡耀邦自己也很苦恼。因为他对“抢救运动”持否定态度，又反对“逼、供、信”，从而被一些人扣上了“糊涂主义”的帽子。这时候，李昭站出来，劝他不要多想，更不要否定自己，要坚持自己的信念与做法。“只要你的想法与做法是对的，组织上就会看到。”李昭这样说。果然，几天之后，胡耀邦突然接到maozedong交给他的一项特殊任务：调查“抢救运动”的真实情况。

这正是胡耀邦一直想做的事情。

之后的一段时间，胡耀邦克服重重困难，深入地调查了四个“失足者”。他经过详尽的走访、调查和取证，向maozedong证明“抢救运动”中挖出的这四名“失足者”所交待的复杂的社会关系、险恶的用心以及fangeming历史，其实都是被逼出来的假话和凭空的捏造。

他的工作为maozedong终于下决心停止“抢救运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43年冬，中央发现了“抢救运动”出现的偏差。12月，中央着手纠正销误。1944年春，maozedong针对已经造成的危害，向受到委屈的同志道歉。根据他的指示，开始了大范围的平反甄别工作。

当“抢救运动”结束，胡耀邦第一个想要感谢的，便是他的妻子李昭。

就这样，胡耀邦与李昭相濡以沫，互相鼓励，度过了延安的这段特殊时期。

第四章，烽火连天

 

1，为了胜利，主动要求去东北前线

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裕仁天皇亲自下达并广播了乞降诏书。

当天下午，盟国的广播全都宣布了日本天皇下诏投降的消息。

 

报纸报道日本投降的新闻

李昭24

（图片由延安大学档案馆提供）

 

胜利的消息很快传到重庆，重庆市民举行了盛况空前的胜利大游行。消息传到延安时，中央军委总部正在召开会议。会议室里的人们抑制不住喜悦的心情，兴奋地跑了出来，尽情欢呼，庆祝胜利。

  当天晚上，延安举行了几万人同时参加的火炬欢庆大游行。只见城里城外，张灯结彩，人潮涌动，火光成龙。没有火炬的人们纷纷寻找一切可以燃烧的东西当成火炬，扫帚、木柴、干草捆……偏偏延安是一个缺少柴禾的地方，哪里来那么多的木柴？于是，有些兴高采烈的人们居然把辛苦生产的草帘子也翻出来，点着了就跑。副总参谋长叶剑英看见后大叫：“你们干什么？把好东西都烧掉了!”然而兴奋的人们哪里在意他的话？此时此刻，唯有点着火炬，才能表达他们欣喜若狂的心情。

叶剑英的身边，胡耀邦也表现得很兴奋，只不过他没有加入到通宵达旦、载歌载舞的欢庆游行队伍之中。

 

延安军民欢庆日本投降

李昭25

（图片由延安大学档案馆提供）

 

那天，回去以后的胡耀邦表现得异常冷静，他对李昭说：“抗战虽然胜利了，但内战也许快要开始了！咱们必须做好思想准备。”

随后的形势果然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很快，中共中央就制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进军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这是抗战胜利后党中央根据形势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因为此时，东北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如果国民党占领这一地区，就能够利用东北雄厚的工业基础，同华东、华中相配合，南北夹击中国gongchandang领导的各根据地，我们的形势就会变得异常被动。反之，如果中国gongchandang控制东北，则可以依靠那里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建立巩固的战略基地，并可以继续往华北甚至南方发展。

maozedong在党的七大的讲话中多次指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直至抗战胜利，国民党的精锐主力仍然远在西南和西北大后方。相反，九·一八事变后，中国gongchandang领导人民抗日武装在东北坚持了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有着较为坚实的群众基础。同时，党领导的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与东北相连、相望。这些都是我们进军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有利条件。

得知党中央的战略方针之后，胡耀邦第一时间与李昭商量，说他想上前线。李昭说：“只要是你决定的事情，我都支持你。不过，我也要去。”胡耀邦说：“你要想去的话，得组织批准才行。”李昭说：“咱们是夫妻啊！组织上肯定会批准的。再说我上前线又不是仅仅为了你，而是想为咱们的部队服务。”胡耀邦说：“可是我担心你的身体……”。

那时李昭正怀着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加之在中央党校二部一边学习一边接受调查，心情特别不好，加上有病，实在无力照顾两个孩子，这让她和胡耀邦非常为难。打掉这个孩子吧，不仅会影响到李昭的健康，李昭与胡耀邦也于心不忍；生下来吧，又会影响上前线，毕竟在战火硝烟的前方照顾一个婴儿几乎是不现实的事。

终于，两个人几经商量，暂时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等孩子生下来，送给当地老乡。

在那种情况下，这是李昭与胡耀邦的唯一选择。

得知胡耀邦要去前线的想法，他在军委组织部的部下也纷纷报名要上前线，其中有个叫杨寿亭（后改名林谦）的同志，热切地期望上前线干一番事业。胡耀邦支持他的决定，但提醒他说：“虽然我们应该一起上前线，可是最好等一等。现在毛主席到重庆谈判去了，一切大事都在待定之中，等毛主席从重庆回来了，咱们再一起去。”

10月11日，maozedong回到延安。得悉领袖安然返回，胡耀邦马上打报告给参谋长叶剑英，说出他与李昭想去前线的想法。叶剑英随即向maozedong转达了胡耀邦的要求，他的要求得到了领袖的批准。

这个消息很快就被刚从苏联养伤回来的linbiao知道了。linbiao一直非常欣赏胡耀邦的才华与勤奋，他主动找到胡耀邦，说他知道胡耀邦搞政治工作搞得好，不妨跟他去东北。那里可能马上要打大仗、打硬仗，胡耀邦到部队去做政治工作，肯定会助他一臂之力。得知能去东北前线，胡耀邦当然愿意。于是，他在第一时间向总政提出了申请。

很快，总政批准了胡耀邦去东北前线的请求，同时又交给他一个特殊的任务——带队。当时为了适应东北的形式，中央从各部抽调出来四百多名干部组成了东北干部队，简称“东干队”，这支“东干队”，就由胡耀邦率领。

李昭与胡耀邦要去东北前线的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2，为了理想，含泪将次子送人

 

此时，东北前线的任务突然变得紧张起来，linbiao准备带着妻子叶群提前出发。

叶群曾在抗大读书，是抗大学员中的活跃分子，对李昭也非常熟悉。李昭有孕在身时，她就鼓励李昭把孩子生下来，然后带孩子上前线。

李昭对她说：“生第一个孩子时我的奶水就不足，可能没有办法带着他（她）。”当时叶群刚生下女儿林豆豆不久，就对李昭说，她的奶水多，可以匀一点给将要降生的孩子，路上再找个有奶水的女同志帮忙照顾就行了。叶群的这番话虽然使李昭很受感动，但她还是没有采纳这个建议。因为她知道，如果身边有一个刚刚降生的需要照顾的婴儿，她就成了真正的“军人家属”，不能为部队服务了。

在此前后，李昭就经常对胡耀邦说：“我希望到前方做一些工作，不希望关在屋子里当家属。这是我们说好了的，你一定要支持我。”

他们后来商量的结果是：如果生了男孩就送人抚养，如果生了女孩，不管多么困难，都自己养着。因为陕北重男轻女思想比较严重，男孩送人一般不会太受苦，女孩送人就不一定了。加之胡耀邦老家的唯一妹妹不幸嫁了一个酗酒的丈夫总被殴打，妹妹不堪折磨zisha了，这个事情对他打击很大，因此他对女孩格外怜惜。

不久，李昭和胡耀邦的第二个孩子在延安的窑洞里降生了。是个健康的男孩。

  生下孩子，就将孩子送人，对于一个母亲来说，这是一个多么痛心的决定。但是战争是残酷的，不得不做出不得已的决定。后来李昭这样回忆说：“耀邦要上前线，我也想去，因为一旦和耀邦分开，彼此就不知道死活，我希望和他在一起。至于孩子，第一打仗不能带孩子，第二把他养在当地的老乡家会更安全一些。”

在胡耀邦的支持下，李昭找到了在同一个支部的陕甘宁边区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李瑞山。她对李瑞山说：“你帮我找个人抚养孩子吧，我要跟着耀邦上前线去，没办法带孩子。”李瑞山说：“把自己的孩子送人不是小事，你和耀邦考虑好了吗？”李昭咬咬牙，说：“考虑好了。”

  本来胡耀邦还打算给他取个名字，但李昭说，既然注定要送人，这名字就不能自己做主，而要和他的养父母商量。胡耀邦想想，也是。于是，第二个孩子，就暂时没有取名字。

热心的李瑞山很快帮他们找到了延安城里南区合作社的副主任刘世昌。

刘世昌是陕北横山人，是个纯正的农民出身的老革命，为人很正义，毛主席曾经在高岗的办公室接见过他，他也上过老版的《maozedong选集》。刘世昌与妻子生过几个孩子，除了一个女儿，全都夭折了，这几年，他们夫妇一直有收养一个男娃的打算。听说胡耀邦和李昭的儿子要送人，他马上答应了。因为对于刘世昌来说，能够收养胡耀邦与李昭的孩子，不仅完成了他几年以来抱养一个男娃的愿望，也算是为革命做一份贡献。

月子里，李昭的身体非常虚弱，胡耀邦决定等李昭出了月子再出发，这个月里，也好让李昭悉心照料刚刚降生的孩子。那段时间，李昭的心情极其复杂。一方面，她沉浸在与孩子共处的幸福之中；另一方面，亲生骨肉马上就将送人，她的心里，充满不舍与内疚。

孩子生下来大约四十天左右，刘世昌过来抱孩子。胡耀邦对他说：“把孩子送给你，我只有三个要求：一、要讲卫生，每天给他洗一个澡，眼睛、嘴巴每天都要用干净的淡盐水洗一下，别用不干净的手去摸；二、孩子长大了，一定要让他上学读书，培养成一个对党对国家有用的人；三、日后要让娃自由恋爱。”刘世昌满口答应：“行行。没问题。”胡耀邦说：“既然你是孩子的养父，就给孩子取个名字吧。”刘世昌说：“这怎么行？名字还是由你们来取。”但胡耀邦有自己的原则，坚持让刘世昌来为孩子取名。刘世昌想了想，说：“我姓刘，你姓胡，我看就叫刘胡吧。”胡耀邦说：“行。”

  但胡耀邦思虑片刻，觉得以“胡”为名字中的一个字比较罕见，似乎有些不妥。“这样吧，还是叫三点水的‘湖’吧。刘湖，听起来像个名字。”他说。

“行!”刘世昌说，“就叫刘湖！这个名字好听！”

刘湖的名字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临走以前，刘世昌对胡耀邦和李昭说：“你们就要上前线了，这一路上肯定会遇到许多难处。我还有一点钱，给你们留着路上用吧。”胡耀邦和李昭急忙推辞。李昭说：“我们都是革命军队的人，不讲这个。你的钱也不多，今后要用钱的地方多着呢。”

当刘世昌抱起襁褓中只有四十天的刘湖告辞时，李昭和胡耀邦的心里难受极了。怕李昭送得太远情绪失控，胡耀邦便让警卫员去送刘世昌。李昭和胡耀邦站在屋门口，泪光闪闪地目送着抱着刘湖的刘世昌，直到他们的身影消失在远方的峁塬上。

送走刘世昌，李昭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孩子是娘的心头肉，她又何尝不想把孩子留在身边？何尝不想陪着孩子长大？与孩子这一别，不知何时再能相见，她又怎能不伤心？可是，为了神圣的革命，为了心中的理想，她只能这么做。

母亲李昭与儿子刘湖这一别，就是漫漫十六年光阴。直到1961年的8月11日，刘湖才回到北京上学。

解放后，发生了不少在延安寄养给老乡的孩子又被要回来的事情，但李昭却始终恪守着她的诺言。建国后的五十年代初期，安定下来的胡耀邦和李昭才多方辗转与刘世昌联系上了，但只字未提刘湖的事情，只是时常托人带些东西到他们青海的家里。

把刚生下来的二儿子送人，可是大儿子胡德平怎么办呢？胡耀邦和李昭经过商量，决定把胡德平交给警卫员林汉成照料。他们的想法是，只要孩子平平安安，有一个单位管着就行了。自1940年以来，林汉成一直跟在胡耀邦的身边，胡耀邦和李昭早已经把他当成了自家人了。林汉成说：“你们就放心吧！有我和总政在，德平会生活得很好。”

就这样，胡德平没有跟随胡耀邦和李昭，而是留在了林汉成身边。

  林汉成在胡耀邦当军委组织部副部长时就调来当警卫员了。他是四川人，小胡耀邦几岁，出身贫苦，没上过学。红四方面军长征从大别山西进四川，林汉成在这段长征路上参加了红军。1936年秋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的西路军远征河西走廊，遭遇到惨烈的失败。李先念率领余部打出星星峡进入新疆，保存下来的700余人最后回到延安，林汉成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为人质朴忠诚，做事尽心尽力，胡耀邦和李昭都非常信赖他。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李昭与胡耀邦一直在为去东北做准备。等终于要起程了，李昭开始牵挂起刘湖——他一定要进城看儿子一眼。

由于身体不太好，李昭是骑马进城的。到了延安城里，这匹马突然见到这么多人，一下子就受惊了。一旁的勤务员急忙去拉缰绳，可是没有拉住，马在延安城的街道上四处狂奔起来。很少骑马的李昭心中一惊，心想：“这下坏了，还没有上前线就死在马蹄子底下了!”

正在危急关头，她听见路边有好心人喊：“快死死抓住马鬃！千万不要别撒手，”此时李昭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紧紧抓住马鬃。果然，又跑了一会儿，马跑累了，渐渐地收住了步子，李昭转危为安。这时警卫员气喘吁吁地跑过来，看到差点受伤的李昭，心中既害怕，又内疚。李昭急忙安慰警卫员，让他不要自责，又说自己这种小不顺经历得多了，肯定会迎来大顺——此去东北之行，肯定会一路顺利。李昭这样说，警卫员心里的那块石头，终于落了下来。

  来到刘世昌家里，李昭才真正放下了心。不必问，仅凭观察，她就知道刘世昌夫妇真心把刘湖当成了自己的亲生儿子——不长时间不见，刘湖胖了很多，穿得也干净整洁。欣慰之余，李昭又有些伤心，她想：孩子成了陕北娃，等他长大了，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会不会埋怨离他而去的亲生父母？

从刘世昌夫妇那里回来，李昭又对警卫员林汉成千叮咛万嘱咐，请他务必照顾好胡德平。李昭对林汉成说：“等我们到了前方，安顿好了，只要有条件，就通知你，那时还得烦你把德平带过来。”林汉成拍拍胸脯，说：“把德平交给我，你们就放心吧！”

 

3，路途凶险，随军东进北上

 

就在胡耀邦忙着为奔赴东北前线做准备的时候，有一天，他的老警卫员张成海找到他，问他能不能带上自己。原来，在军委机关负责会议勤务的张成海，有一次听到朱德和叶剑英在商量，要组织一支干部队伍到东北去。这支干部队伍的成员首先是机关人员，要到东北开展工作，开辟局面。叶剑英当时提议由年轻且有经验的胡耀邦带队，朱德同意了。

张成海也想到前方去，于是，他找到了李昭。他对李昭说：“听说胡部长要带队去东北，也带上我走吧。”李昭说：“去东北不仅仅是换了一个环境那么简单——那里不但条件很艰苦，并且很危险。”张成海说： “您都不怕，我一个男人怕什么？”李昭说：“这不一样，我是他的爱人，理应跟着他。再说，我也不是以‘家属’的名义去东北的，而是要去为部队做事情。”张成海说：“那我更应该去了，我也想为咱们东北前线队伍做事情啊！何况我跟了胡部长这么多年，只要能够跟着他，我这心里就踏实。”李昭说：“既然这样，我觉得你还是直接找耀邦说吧。我相信他会答应你的。”

就这样，张成海找到胡耀邦，说出他的请求。胡耀邦说：“行！只要朱总司令、叶参谋长那里放你走，你就到我这里来吧。”张成海马上回去，再次找到叶剑英。这一次，叶剑英要求张成海明确答复：到底想要留在军委机关，还是想要跟随胡耀邦去东北？张成海肯定地回答道：“我要跟随胡耀邦，去东北，上前线！”就这样，在军委秘书黄华的安排下，张成海在当天就赶到胡耀邦那里报到，几天以后，就跟随着部队出发了。

队伍出发以前，在李昭的提醒下，胡耀邦又想起了另一位老警卫员：李柱。

李柱是陕北人，不到十五岁就给胡耀邦当警卫员，曾救过胡耀邦的命。那是1936年4月初，在队伍撤回瓦窑堡的途中，胡耀邦一行遇到了敌机轰炸。当时胡耀邦大病初愈，行动不便，眼见胡耀邦有危险，李柱情急之中，用自己的身体将胡耀邦压在身下，令胡耀邦非常感动。

1938年，李柱从延长师范学校学习结束后去了县警卫五团宣传队。1942年，胡耀邦担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时候，曾打算上前线，就把一直想再次上前线的李柱调到身边。后来胡耀邦上前线的任务被取消了，李柱就转到后勤保健部当营业员。

李柱曾多次对李昭说，当营业员绝非他的理想，他想跟着胡耀邦上前线。现在有了上前线的机会，胡耀邦应该带上他。

李昭把李柱想上前线的要求跟胡耀邦说了，胡耀邦觉得，虽然前线条件艰苦，但还是应该带上他。于是，胡耀邦让警卫员林汉成通知李柱：“东干队”将于10月启程，请他务必在此前赶回，回来的时候请买一头毛驴和几百个鸡蛋。李昭刚刚生育没多久，路上需要补充营养，鸡蛋几乎是那时候能够买到的唯一的营养品。

李柱听说胡耀邦要带上自己，非常兴奋，马上为出发做准备，可是由于后勤保健部有一笔营养款没有收上来，不得不耽误了几天。等他终于将一切办妥，牵着毛驴赶来，时间已经到了10月20日。而那时的胡耀邦和李昭，得不及他，已经渡过了黄河。

李昭和胡耀邦出发在即，突然对已经生活了十年的陕北和延安分外留恋起来。是啊！他们在这里谈理想，谈革命，谈未来，他们在这里相识，相恋，相爱，组成一个家庭。他们在这里生下了胡德平和刘湖，他们早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啊！

恰好在临行以前，一位战友带着照相机赶来，于是，李昭和儿子胡德平匆匆留下了一张合影。拍完照片，李昭和胡耀邦把胡德平留给了林汉成，踏上了东进的征程。

 

李昭奔赴东北前线前匆忙与大儿子胡德平留下珍贵合影

李昭27

（图片由延安大学档案馆提供）

 

然而，此时的国民党军已经切断了我军往东北开进的通道。胡耀邦率领的“东干队”虽然总人数有七八百人，但其中多是医生、作家、艺术家、老干部、青年学生……总之是政治工作者多，女性多，战斗人员少，战斗力很弱，这使得胡耀邦肩头的责任变得格外重大。“东干队”不仅需要长途跋涉，还必须时时绕过有国民党军重兵把守的地带曲折而行。

东北之行，将会变得异常艰险。

临行前，胡耀邦再次提醒李昭此行注定不会顺利。李昭说：“放心吧！你挺得住，我就挺得住。”看着李昭坚定的眼神，胡耀邦的信心，也变得更足。

10月14日，“东干队”终于从延安出发。因为天气转冷，临行前下发了延安生产的棉衣，每人还领到一双新鞋。领到棉衣和新鞋的队员们都很开心，但李昭知道，这是为路上的艰苦条件所准备的。如胡耀邦所言，他们的东北之行，注定不会顺利。

果然，当队伍行至山西省兴县，国民党军横在前面，对队伍进行了疯狂的阻拦。没有办法，胡耀邦只得命令队伍折向北行，这使得行程变长了很多。

在接近内蒙古的时候，有一天，队伍遇到了骆驼队。有人建议胡耀邦搞几匹骆驼，这会让队伍负重减轻，队伍行进的速度也会加快。但是胡耀邦说：“咱们把骆驼买过来了，老百姓怎么办？骆驼是老百姓的，咱们革命队伍应该为老百姓服务，而不是为他们增加负担。”一位年轻女队员因为好奇，上前牵骆驼玩，结果因为不懂骆驼的脾性，被骆驼踢折了腿。见她不能前行，秘书王春和建议把她留下来，但胡耀邦绝不允许一名队员掉队。只见他手一挥，果断地说：“抬着她走！”

队伍继续北上。

一路上，李昭因产后不久身体虚弱，骑着一匹组织上分配给她的马。即便如此，她还是常常将马让给那些体力不好或者受伤、生病的队员，她的平易近人与对队员的关心，让队员们深为感动。

胡耀邦也是如此，时常将他所骑的大骡子让给需要的队员，自己却选择步行。不仅如此，到了驻地，队员们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他却要就着昏暗的油灯，把这一段路上要注意的问题认真详细地写下来，装进信封，交给兵站，传给后续队伍，以便他们能够预知情况，从容应对。

11月中旬，“东干队”一行终于到达张家口，他们总算可以稍微休整几天。

然而，这几天的李昭却没有得闲。她不仅参与照顾那些生病的队员，还与其他队员们一起去采购路上所需。胡耀邦心疼她，让她多多休息，李昭开玩笑说：“如果我像个官太太一样天天在旅店里躺着，那我随军前行还有什么意义？咱们还算什么革命伴侣？”

胡耀邦深受感动，也就不再劝她。

 

4，为了孩子，与胡耀邦发生争执

 

在张家口的那几天里，看到市场上那么多小孩子的衣服、鞋袜之类，李昭想起还留在延安的不满三岁的大儿子德平和其他孩子们。于是，她用组织上发给她的很少一点零用钱，买了几件小衣服和鞋袜之类的东西，准备送给留在延安的孩子们。

 

胡耀邦与李昭夫妇在张家口

李昭29

（图片由耀邦故居纪念馆提供）

 

李昭将东西带回去，高兴地给胡耀邦看，说，这件衣服是给谁谁谁的，那件衣服是给谁谁谁的，还有给陶斯亮的（陶铸的女儿），等等。她认为胡耀邦肯定会夸她有爱心，没有忘记延安的那些孩子。

果然，胡耀邦一看到这些东西，说：“我同意你托人把这些东西带回延安，这是你做妈妈和阿姨的一点心意，像亮亮、丰丰、和平这些孩子一定很高兴。”然后，他又仔细地查看捎给孩子们的东西，发现李昭给自己的儿子德平多买了一件小绒衣。

胡耀邦拿起小绒衣，笑着问李昭：“为什么自己孩子的衣服比别的孩子多一件呢？”最初李昭并没有意识到这竟然也算个问题，就随口答到：“孩子小，给他多买一件算不了什么，也是妈妈的一点心意嘛，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李昭开心地将衣服和鞋袜一件件分类，一旁的胡耀邦又认真地说：“买东西带给后方的孩子们，这是可做可不做的事情，因为要托人，由前方到后方要过封锁线，带这些东西的人很麻烦。当然，我也不必过多苛责你们这些做母亲的人，只是太啰嗦了点就是了。”

他沉吟了一会，像是在思考该怎样说比较妥当。他说：“可是你为什么要多给自己儿子一件小衣服呢？你这个人还真有点不大的私心呢，这不好啊……这些孩子都是前方干部留在后方的，他们收到妈妈、阿姨带的东西是高兴的，但当他们发现自己的东西比你儿子少一件时，他们一定会想到要是我妈妈捎东西回来，一定也会给我多发一件。而你自己的孩子也会无意识地、高兴地认为我妈妈多爱我，还给我多发了一件小绒衣，这就有点突出了，给孩子心中撒下一种莫明其妙的羡慕心和自豪感，这不好！如果有人说，看，组织部长对干部们的孩子，还有亲疏之分，这个影响多不好。古人云：幼我幼以及人之幼。我们是gongchandangde干部，更应该比古人强！”

胡耀邦这么一说，李昭本来挺好的心情，马上变得差了。她说：“这算什么大问题，也值得你说这么一大通？！”

李昭觉得自己反驳得当然有道理——花自己的零花钱为孩子们买东西，不过为自己的孩子多买了一件小绒衣而已，却被胡耀邦一顿上纲上线地批评，李昭当然接受不了。

看李昭不以为然的样子，胡耀邦有点生气地说：“好吧，你可以想想，看哪个意见更好。”说完，胡耀邦就继续忙自己的工作去了。

胡耀邦离开以后，李昭认真地衡量了一阵，觉得还是胡耀邦说得更有道理。或者说，在这件事情上，她自己处理得不够理智。她想：我们都爱自己的孩子，但也都记挂着别人的孩子，我做到了幼我幼以及人之幼，但两相比较，我还是少带一件小绒衣比多一件要更有意义。

可是，小绒衣已经买好了，怎么办呢？李昭决定，绒衣照常带回延安，只不过不是专门为自己的儿子买的，而是为“表现最好”的孩子买的。那些留在延安的孩子们，谁表现得好，这件绒衣就奖励给谁。至于谁表现得最好，则由留在延安照顾孩子们的大人来判定，她已无权过问和干涉。

这件小事使李昭认识到，虽然她和胡耀邦都有一颗爱子之心，但由于各自的经历和受党的教育不同，就会出现处理问题上的水平的差异。

在李昭的记忆中，这是她与胡耀邦唯一的一次“争执”。

李昭感谢这次“争执”——因为这次“争执”，她更加了解她的爱人胡耀邦了。

 

5，作为干部的妻子，我绝不能拖了后腿

 

队伍在张家口休整了几天，继续东行。

在路过延庆以后，又折向了承德。然而，队伍刚刚顺利进入承德，前方就传来报告：国民党的十三军已经从葫芦岛登陆，切断了解放军向东北开进的通道。

这等于说，“东干队”暂时走不了了。由于形势所迫，“东干队”只能返回张家口。

胡耀邦真的急了。东北去不了，谈何去前线？不过，他转念又想，既然大队人马走不了，那他能不能带领一支小队，出其不意，突袭敌军，然后插向东北呢？他将这个想法首先对李昭说了，李昭有点担心他的安全，但随后就开始支持他。李昭说，军事上的事情，她不太懂，不能过多参入意见，只要胡耀邦认为对的，放心大胆去做就是了。她不仅不会反对，还会全力支持胡耀邦，做他坚强的后盾。

11月下旬的一天，胡耀邦带领几个随从来到承德平泉县的八沟视察军情，那里驻扎着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的部队。然而，就在胡耀邦向东去的路上，李运昌的部队已经和扑过来的国民党军接上火了。

李运昌是河北唐山乐亭县人，出身于黄埔军校第四期。虽然是黄埔生，但他在大革命时期和红军时期主要是搞农运和地下工作的，担任过工农武装的党代表、地下工作的县级负责人等职务，是我党最早的一批地下工作者之一。

此时的李运昌任中共冀热辽区党委书记兼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得知他的队伍正在与国民党军激战，胡耀邦带着警卫员张成海和袁凤鸣迎着枪声迅速向前赶。然而走了没有多远，他们就遇到后退的部队，那是我军正在撤退的一个营。

胡耀邦找到这个营的指挥员，经过询问，得知他们之所以撤退，是因为敌人太多顶不住了，而非奉命撤退。胡耀邦闻后非常生气，令正在撤退的队伍马上停下来，重新整顿队伍。率部撤退的营长虽然不认识胡耀邦，但他被胡耀邦的气势震慑住了。

在经过袁凤鸣的提醒之后，他才知道原来站在面前这个气质不凡的小个子就是胡耀邦。营长向胡耀邦道出他的苦衷：敌人火力太猛，人数太多，我军不仅人数少，并且装备落后，假如不撤退，恐怕会损失惨重。胡耀邦在仔细观察完地形、了解完战况以后，认为这个仗必须要打到底。于是，他果断地下达命令：部队立即重整旗鼓，准备反击!

当时胡耀邦的警卫员是袁凤鸣，袁凤鸣不仅打过仗，而且作风硬朗。胡耀邦问他：“给你一个连，能顶上去吗？”袁凤鸣听说要他率人打头阵，非常兴奋，连声说：“没有问题！”胡耀邦说：“我不是让你逞匹夫之勇，而是让你打一个胜仗！”袁凤鸣说：“你就放心吧！”于是，在胡耀邦的亲自指挥下，袁凤鸣挥舞着手中的驳壳枪，带领一个连，冲了上去。

袁凤鸣和他所指挥的连负责从正面袭敌，其他两个连则从两边迂回包抄，很快，他们就占领了两个山头，并夺下了敌军一个重机枪阵地。敌军不知我军人数多寡，不敢贸然再战，只得退守原有阵地，于是，我军的战线重新变得稳固。

类似的战斗，胡耀邦打过多次，李昭都知道。其实胡耀邦完全不必冲在第一线，但每一次，他都是舍生忘死，身先士卒。

战场上子弹不长眼睛，像胡耀邦这样的干部，更是敌军重点“关照”的对象，生死只在一瞬之间。但对此，李昭从未劝阻过胡耀邦。虽然她非常担心胡耀邦的安全，可是她知道，让胡耀邦专心打仗，专心做工作，才是她作为一个干部的妻子最应该做的。

她绝不能拖了爱人胡耀邦的后腿。

 

6，分居两地，做一名坚强的革命军人

 

    1945年12月，为加强热河和冀东的工作，中央军委指示，由程子华、肖克、胡耀邦等人组成热河前线指挥部，指挥热河独立旅、冀东纵队等部队，主要任务是与从山海关方向来的国民党军抗衡。

这等于说，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东北肯定是去不成了。 

胡耀邦就这样留在了前线指挥部，指挥我军的战斗。

几个月后的一天，热河前线部队突然接到中央军委的指示：就地停战，与国民党第十三军谈判。很快，国共两党的高层也开始了停战谈判。为了这次谈判，刚刚退役的美国总参谋长、五星上将马歇尔也来到中国，“调停”国共两党两军之争。

在北平，成立了以叶剑英、郑介民、罗伯逊为首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整个北方地区的停战事宜。中共代表是中共军委副总参谋长叶剑英，国民党代表是政府军委调查统计局局长郑介民，美方代表是美国驻华大使馆经济参赞罗伯逊。

  至此，冀东的战局慢慢稳定下来。

东北去不成了，“东干队”的干部只能驻留原地。这时候，中央军委根据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电报请示，任命胡耀邦为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代理主任，同时指示东干队的干部就地分配，以稳定地方局势，为我军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挺进东北做好保障。

 

1948年，转战华北战场的胡耀邦与李昭

李昭28

（图片由耀邦故居纪念馆提供）

 

与此同时，作为“东干队”的成员，李昭被分配到承德的冀热辽贸易公司工作。

胡耀邦担任政治部代理主任期间，他废寝忘食，夜以继日，满腔热情，完全不顾自己的身体。他一方面躬亲调查，了解、掌握冀热辽军区所属各军分区、各部队、以及过往军政人员的思想政治动态，有的放矢地进行了摒弃麻痹思想，提高革命警惕，执行中央方针，有序挺进东北，巩固解放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等方面的政治教育工作；另一方面积极配合罗瑞卿卓有成效地整顿承德铁路的运营秩序，从而非常顺利地完成了输送十万大军、两万干部挺进东北的艰巨任务。

“热河保卫战”爆发后，胡耀邦又参与部署、指挥了有关战斗，并曾抵步滦平、平泉等地，亲自视察前线，查探敌情。与此同时，他还在短暂的时间内，认真调查了当时的社会情势，初步了解了群众的生活状况，对承德大地的凄凉、对人民群众的困难，给予了深切的同情与关注。

当时的承德大地饱受抗战之苦，千疮百孔，满目疮痍，承德人民苦难深重，饥寒交迫，加之承德军民为准备反击蒋介石军队的进攻，部队整编、整训，群众备战，十分忙碌和紧张。

这种情况下，分居两地的李昭与胡耀邦，虽然相隔不远，却久不能见面。

1946年初，冀热辽贸易公司有过一次短暂的假期，李昭思念胡耀邦心切，便去看望他。

然而到了胡耀邦那里，见他与几个同志正在谈工作。他面前的桌面上，各种资料堆成了小山。见李昭来了，胡耀邦一愣，问她怎么不提前打个招呼，李昭说，如果提前打招呼了，怕胡耀邦反对。——她太了解胡耀邦了，为了工作，他经常通宵达旦，除非工作上的事情，否则他谁也不见，包括自己。

胡耀邦为李昭倒了一杯热水，让她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说自己现在太忙，没空陪她，等一会儿忙完了再说。李昭去外屋，一边喝水一边休息。可是直到警卫员张诚海连给她续了三杯水，胡耀邦仍在忙着工作。

李昭放下空杯，对警卫员说：“我先回去了。”张诚海让李昭再等等，说胡耀邦忙完工作就会出来。李昭笑笑说：“他的工作远比我们聊一会儿天重要，我岂能为了自己，耽误了党和军队的工作？”又说：“能看到他，我的心就安了。”

张诚海搓搓手，说：“我有个事情，想托您帮帮忙。”原来，张诚海一直想下连队，去前线，跟胡耀邦说了，胡耀邦答复他说，这得组织的批准。张诚海想让李昭帮他在胡耀邦面前说一说。李昭说：“耀邦不是说了吗？这得组织上批准，我说了也不算数。不过，只要你真的有下连队的决心，我相信组织上很快就能批准。”听李昭这么一说，张诚海也就放心了。他说：“那您和他打个招呼再走吧！”李昭说：“算了，他那么忙，就让他安心工作吧！”李昭就这样离开了，临走之前，也没有跟胡耀邦说声“再见”。

对李昭和胡耀邦来说，分居两地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在这段日子里，李昭不断地鼓励自己：要做一名坚强的革命军人，而绝不是随军家属。

1946年4月的一天，正在工作的李昭突然接到上级的通知：因特殊情况，她的工作要从承德调到张家口，并且要马上出发。李昭心生欣喜：张家口正是胡耀邦工作的地方，这等于说，他们夫妻终于可以结束分居两地的生活了！

然而，等到了张家口，李昭才知道上级调她来的真正原因：原来胡耀邦积劳成疾病倒了，并且病得很重。把她调过来，一是为了张家口的工作，二是为了她可以更好地照顾胡耀邦。

来张家口的那天，警卫员张诚海一见到李昭，就求她帮忙。他说胡耀邦一天到晚为工作，不仅休息不好，吃饭也是冷一顿热一顿，饥一顿饱一顿，即使发烧闹肚子，也要坚持下部队，见下属，做计划，调查工作，有时一连两天不睡觉，日子久了，就算是铁打的人也受不了。他要李昭一定要帮自己好好劝劝胡耀邦，哪怕不为自己，为了革命的胜利，也要注意休息，爱惜身体。

李昭见到胡耀邦，一下子红了眼圈。只见胡耀邦躺在病床上，脸色蜡黄，说话无力，整个人的气色非常不好。李昭知道，胡耀邦肯定是患上了难缠的疾病，因为以她对胡耀邦的了解，这么多年，不到熬不住的地步，胡耀邦是绝对不会躺到床上休息的。

原来，胡耀邦在长征的时候，因卫生条件不能保障，患过一次疟疾。当时红军的形势异常严峻，加上长征途中的医疗条件极其匮乏，他的疟疾没有及时得到好好医治，让虫卵进入到了肝脏。近段时间，由于压力太大，劳累过度，导致旧病复发，使得疟原虫在肝脏中大量繁殖，于是就患上了急性阿米巴肝脓肿。

其实胡耀邦生病已有很长时间，并且住过两次医院，因怕李昭担心，便一直瞒着她。军调小组在北平谈判期间，上级还专门安排胡耀邦去北平的翠明庄和军调部治过病，然而由于谈判破裂，政治形势不断恶化，胡耀邦不得已又转回到张家口军区医院继续医治。张家口军区医院是日本投降后我军接收过来的日本陆军医院，医疗设备比较好，技术也比较高，经过前段时间的治疗以后，此时胡耀邦的病情，已经有了初步的好转。

分居两地，短暂团圆，李昭与胡耀邦这对革命伴侣的心贴得越来越近。

有了李昭的贴心照料，胡耀邦的身体恢复得很快。十几天以后，他就可以重新投入工作了。李昭怕他太过劳累，每天吃完晚饭以后，便强行让他停下工作，逼他休息，然而，胡耀邦总是假装睡着，然后在李昭睡着以后，偷偷爬起来。

有一次，李昭夜里醒来，见胡耀邦正在忘我地看着文件。就连李昭来到他的身边，他也没有察觉。待他发现李昭时，李昭已经将一杯热水放上他的桌面。见自己的小“伎俩”被李昭拆穿，胡耀邦搓搓手，有点不好意思地说：“白天没处理完，我睡不踏实。”李昭说：“我从没有反对你工作，我只是担心你的身体。”胡耀邦说：“处理完这些，我马上睡觉。”李昭笑笑说：“那我陪你。”她亲自为胡耀邦做了两个荷包蛋，让他吃完再工作。

看胡耀邦津津有味地吃着荷包蛋，李昭坚信，有这样的好丈夫，她以后的生活必然是幸福的；有这样的好干部，我党我军解放全国的目标，指日可待。

 

7，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1947年秋天的一天，因思念李昭心切，胡耀邦给李昭写了一封短信，信中说：“战斗很激烈，战士们也打得很英勇。我托马克思保佑，还没什么事。但子弹不长眼睛的，牺牲流血在所难免。要是我光荣地牺牲了，你千万要坚强镇定，永远做一个生活的强者……”

信很快来到李昭手里。李昭读着信，心不禁狂跳起来。胡耀邦的来信让她温暖，也让她平添出几分担心：平时那么忙碌的胡耀邦为什么要写来这封信？“光荣地牺牲”是什么意思？“你千万要坚强镇定”有什么言外之意？难道胡耀邦身负重伤了？难道他们马上就将与敌军进行一场凶多吉少的恶战？

李昭越想越怕，越想越不对劲，想到胡耀邦两次因病住院都没有告诉她，她更加不安了。

几天以后，胡耀邦所在的部队在附近休整，李昭知道以后，急忙请了探亲假，前去看望胡耀邦。

她刚刚到达驻地，恰好遇到胡耀邦与警卫员张诚海下部队回来，胡耀邦走在前面，步履很快，神采奕奕，精神抖擞，英姿飒爽，张诚海跟在后面，也是春风满面，一看两人的神情，李昭就知道肯定是部队打了大胜仗。

看到李昭，胡耀邦又惊又喜，说：“早知你会来的话，我就不写那封信了。”李昭说：“就是你的那封信把我给催来了！”胡耀邦不解，问：“写信给你，是为了让你不要担心我，安心做自己的事情，怎么反倒变成催你过来的信了？”李昭说：“你的这封信里，什么‘牺牲’啊、‘镇定’啊、‘永远’啊，这些话连在一起，怎能让我不为你担心？”胡耀邦听后恍然大悟，笑着说：“好嘛，谢谢李昭同志！关心人民子弟兵呀……”见他如此风淡云轻，李昭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

李昭追问胡耀邦为何突然要写那封信，又为何要那样写，胡耀邦沉默了一会儿，说，最近他们虽然接连打了几场大胜仗，但每一场战斗，其实都打得异常艰苦；每一场战斗，又都充满了危险。

最险的一次要数清风店战役。当时我军三纵两个旅在保定以北地区打阻击，敌第九十四军、第十六军一起从北面扑过来，对在漕河边防御的那个团压力很大。为了控制局面，胡耀邦带着警卫员和两个通讯员匆匆往火线上赶，刚进村，恰好遇上部队后撤。胡耀邦不顾个人安危，马上投入指挥。

正在这时，敌人的机枪扫了过来，一颗子弹穿过胡耀邦的皮大衣和棉袄，从他的腋下射了过去。“那颗子弹跟皮肉就隔着件衬衣，吓得我眼都直了。”胡耀邦说，“幸好只是伤到一点儿皮肉，如果再偏一点点，可能就凶多吉少了。”

类似险情在战场上早已司空见惯，胡耀邦并不以为然，可是为了不让李昭太过担心，胡耀邦幽默地与她开起了玩笑。他说：“我能大难不死，这难道不是托福马克思的在天之灵吗？”李昭说：“是啊！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胡耀邦马上说：“有福同享嘛！和人民同享，和李昭同志同享！”话音刚落，旁边的张诚海和几个战士便一起笑了起来。

    “革命乐观主义”是李昭和胡耀邦所共同认同的对付困境的办法。在那些最为艰苦、最为危险的岁月里，正是这种精神，支撑着他们一路携手走向胜利。

此后，革命形势不断好转。1947年11月，华北野战军攻占了被国民党吹嘘为固若金汤的华北重镇石家庄，而攻克石家庄的主力之一，就是以郑位三为司令员、胡耀邦为政治委员的华北野战军三纵队。石家庄的解放使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解放区的发展壮大，为日后解放全中国，打下了坚实有力的基础。

攻克石家庄以后，三纵集结在唐县整顿，胡耀邦的警卫员张诚海下连队的请求也被批准了。得到通知后，这个跟了胡耀邦五年的警卫战士不禁号啕大哭。那时逢李昭再次去看望胡耀邦，见此情景，李昭笑道：“你看你，走是你自己要求的，让你走了，你又哭。”张诚海泣不成声地说：“我舍不得离开你们啊。我要走，一是想打仗；二是首长打仗不注意安全，万一有个好歹，我负不起责任……”

张诚海偷偷告诉李昭，首长一打仗就往前跑，有时一头就扎到营连阵地上，弄得他的心老是提在嗓子眼儿里。他希望走以后，新来的警卫员能够好好保护首长的安全。

张海诚的话让李昭心里很是忐忑不安。

在解放战争的进程中，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是中国进步力量和反动势力的大决战。辽沈战役则是三大战役的第一战。辽沈战役早有酝酿，maozedong是观察战局大势，捕捉每一战场动向的战略家，他在1947年5月20日就曾致电司令员linbiao，说明中央解决东北问题的战略设想，并要求其早作准备。

1947年6月，我晋冀鲁豫野战军一举突破黄河天险，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我军全面战略反攻的新局面。太岳兵团、华东野战军、西北野战军相继转入外线作战，东北野战军更是把握了东北全境的战役主动权，捷报频传。

但晋察冀战区仍在内线与敌军周旋，8月发起的大清河北战役，我军伤亡六千，歼敌五千，郑维山司令员认为此役“是个得不偿失的消耗战”，但中央军委考虑到华北战场的特殊情况，仍来电鼓励：“虽未获大胜，战斗精神极好，……只要有胜利，不论大小，都是好的。”

1947年10月，敌我双方在保定以北的固城、徐水、容城地带形成了激烈的会战局面。战事正酣，野战军司令部突然给参战的各纵队首长来电，让各部撤出战场，改攻涞水。三纵的郑维山、文年生和胡耀邦却有不同意见，三人年轻气盛，没有顾忌上下级关系，由耀邦同志急拟电文回复野战军司令部，大意是：现场坚持，争取情况变化。

  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情况果然发生变化。驻守石家庄的敌三军罗历戎部一万四千人贸然出动，增援保定，结果在定县清风店全部被歼。我军立即南下解放了敌军盘踞的石家庄。这是在解放战争中，我军攻占的第一座大城市。至此，晋察冀战场战略反攻的序幕才算正式揭开了。

清风店之役，我军要围歼敌军，至少要行军240华里，敌军只要走100华里就能进入安全区。为何敌军走不过我军？因为我军得到根据地人民的支持。人民战争的海洋，已陷敌军于四面楚歌之绝境。相较于敌军每走一步都有我方民兵和地方武装的冷枪、地雷、袭扰、坚壁清野，我军的长途奔袭则有解放区群众敲锣打鼓欢迎。老百姓们在村口路旁摆着大缸、小缸，里面装满热汤、小米稀饭、玉米面粥，桌子上、篮筐中放着大饼、白薯、鸡蛋等食物。

另外，沿途支援的民兵1万人，民工10万人，牲口近1万头，大车5400辆，担架1万副。有些大胆的年轻姑娘甚至趁机想在我军队伍中寻找心中的恋人。解放军是姑娘们心中的杀敌英雄，不少年轻的战士常被路旁的姑娘追问：“你叫什么名字？能当英雄吗？”英勇杀敌的英雄，就是当时姑娘们心中的白马王子。各乡各村的剧团边扭秧歌边打竹板。

  这边唱：

   蒋介石，靠老美，

  我们胜利靠双腿！

  那边应：

   同志们，快快行，

  能走才算是英雄！

   古人笔下的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画面，今日在解放军的队伍里得以成真。

在部队敢于决战、敢于胜利的战斗信念和提高军事指挥艺术的基础上，郑维山、胡耀邦所在的三纵队又于1948年1月中旬，在唐延杰、李葆华、王平指挥的一纵队配合下，于涞水庄疃消灭了傅作义的王牌三十五军的虎头师——新编三十二师师部及三个团共7000人。

1948年2月7日，maozedong明确指示东北我军不休整，抓紧冬季作战，争取主力早日南下北宁线，完全控制阜新、义县、兴城、绥中、榆关、昌黎、滦县地带，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以“应对蒋军撤退”。

1948年3月，胡耀邦在晋察冀三纵队任政治委员，司令员是郑维山，政治部主任是陆平。晋察冀军区的战略反攻第一场战役就是察南绥东战役。

就在胡耀邦准备上察南绥东战役前线时，3月3日他收到了妻子李昭写来的词曲一阙：

一去一来三百里，

五日以为期，

六日归来已是迟。

但愿相烦喜鹊儿，

先报那人知！ 

李昭参加革命前，是宿县启秀女中的学生，已是高中一年级水平，而且李昭自小就打下了很好的古典文学基础。但胡耀邦的古典文学底子也不弱，虽然他只有初中一年级水平，但他一生“手不释卷”，哪怕在炮火连天的战争间隙也要读几页书。长期的博览群书，也让他打下了良好的古文底子。

李昭与胡耀邦夫妻感情很好，琴瑟和鸣，鹣鲽情深，无奈无情的战争炮火让夫妇二人天隔一方，牵肠挂肚。当时胡耀邦33岁，李昭27岁，李昭当时还怀着身孕，大儿子托付给了警卫员林汉臣，二儿子在遥远的陕北，丈夫在枪林弹雨的前线，子弹可不长眼睛啊！现在自己又身怀六甲，不能跟随在丈夫身边……李昭越想越害怕，越想越着急，忍不住给丈夫写了一阙小词，以慰挂念之苦。

胡耀邦读到妻子的小词之后，很是感动，就立刻把自己即将再次出征的情况也用一阙小词告诉妻子：

 连去连追将千里，

 胜利必可期。

 三月虽归竟大迟，

 但愿娓娓燕，

 及时伴春飞。

三天以后的1948年3月6日晚间，胡耀邦感觉前几天写给妻子的小词没有表述清楚，似乎不足以纾解妻子心结，于是他又写了一首七律给妻子：

一纸命令往北征，

  十万熊罴似潮涌。

  兴师已定云霄志，

  雪恨那堪儿女声。

  寄语虽嫌情意短，

  跨鞍顿觉马蹄轻。

  叮咛及时读新报，

频频捷语亦消魂。

 

1948年3月6日，胡耀邦在察南绥东战役打响前向李昭报告自己动态的一首七律

（原诗散轶，照片中是胡耀邦于1951年补记）

（图片由李昭家人提供）

这首原诗因为战争环境散轶。建国后的1951年1月，胡耀邦又回忆起这首七律，在一张“川北人民行政公署公用笺”上再次写下来.因为事隔三年，他把原诗的写作日期记错了，记成“一九四八年一月”。日期稍有出入，但并不影响原诗抒发的情怀以及对妻子的殷殷叮咛的深情。

解放战争期间，胡耀邦在晋察冀军区、华北军区的野战军中工作，聂荣臻元帅是当时华北战区的最高军事首长。

1989年4月胡耀邦去世之后，聂帅曾给李昭写过一封慰问信，信中聂帅如此评价在战场上的胡耀邦：“耀邦同志参加了华北解放战争的全过程，经历了各个主要战役，直到战争的最后胜利，为华北人民立了大功！”丈夫的戎马生涯与功绩得聂帅如此肯定与褒扬，李昭也心怀堪慰。

因为石家庄刚刚解放，急需干部，同年，李昭被调到石家庄，开始了她新的工作。

1948年秋，傅作义见中共中央机关所在的河北省西柏坡附近的解放军不多，便在蒋介石的授权下，企图用骑兵偷袭中共军事首脑机关。情报被我军在北平的地下党截获以后，中共中央以新华社的名义发表了一篇评论，向全世界揭露了蒋介石试图偷袭中共的计划，最终让这个偷袭计划没能得逞。但是为了预防万一，党组织还是动员部分党政机关干部和人民群众疏散转移。

李昭也参加了这次转移。然而此时的她，已经接近临盆，行动不便。最终她在战友的掩护下，上了一辆运煤车，并在途经河北省西部边陲的井陉县时，生下了她的第三个儿子胡德华。

为了不让胡耀邦分心，李昭没有将三儿子胡德华出生的消息马上告诉他。一周以后，当胡耀邦得知自己又多了个孩子，忙打电话给李昭，问：“男孩女孩啊？”李昭说：“是男孩。”胡耀邦兴奋地说：“解放军的行列里又多了一名战士！”

“胡德华”这个名字，既非李昭所取，也非胡耀邦所取，取这个名字的是胡德华的爷爷。那几年，因李昭和胡耀邦一直忙于工作，没有给胡德华取个学名。老人说，按家谱他是“德”字辈，大哥叫胡德平，干脆依“平安发财”取名。他的上面有个二哥，轮到他，老人就给他取了个学名叫“胡德发”。那个年代用的还是繁体字，“发”的笔画太多，上幼儿园的胡德华总是写不好这个字。那时新中国刚成立，大街上随处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标语，老师就自作主张给他改为“胡德华”。“胡德华”这个名字就定下来了。

因为战事太紧，胡耀邦没有能够在第一时间赶来看望李昭和刚刚出世的胡德华，而是在放下电话以后，直接上了前线。

 

 

8，心怀大爱，救养流浪女

时间回到1948年的1月，石家庄的天气刺骨寒冷。李昭下班回来，在街角的背风处，发现一个小女孩。女孩十几岁的模样，穿得非常单薄，光着两脚，脸上也脏兮兮的。她躺在地上，脸上、手上和脚上都是冷疮，正瑟瑟发抖。凭感觉，李昭想，这个小女孩应该是流浪至此。

李昭上前问小女孩遇到什么难处，女孩见到她，不说一句话，却想要跑开，然而被冻伤的赤脚让她根本迈不开步。李昭猜测女孩之前肯定受到过惊吓，不再敢相信任何陌生人。

李昭轻声细语地对小女孩说，天很快就要黑了，她如果留在这里，恐怕会被冻坏甚至冻死。然后李昭自我介绍，说她在这里工作，姓李，希望能够帮助女孩。女孩这才细细打量起面前的这个女人。她见李昭穿得干净整洁，又慈眉善目，不像坏人，就问她：“你是女干部吧？”李昭笑笑说：“你叫我李姨就行了。”又说：“天这么冷，到我家去暖和一下吧。”就这样，忐忑不安的小女孩跟随李昭，来到她的家里。

到家以后，李昭先是给小女孩洗了一个热水澡，又找来干净的衣服给她换上，随后，她亲自为小女孩做了一顿饭。后来据小女孩讲，那是她这辈子吃过的最香的一顿饭。吃饱以后，李昭已经为小女孩铺好了床。躺在干净暖和的被子里，小女孩对李昭彻底没有了戒备，很快就睡着了。醒来之后，听着窗外“呼呼”的风声，看着整洁温馨的屋子，小女孩觉得自己是在梦里，而此时的李昭，已经为她准备好了早饭。

吃着热气腾腾的饭菜，小女孩终于向李昭说出自己的身世。

她叫陈翠兰，从小没有父母，也没有兄弟姐妹，从她记事时起，就住在山西太原一户姓陈的人家里头。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里人，也不知道自己是哪年出生的，更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后来她听别人说，在很小的时候，自己就被卖到太原的这户陈姓人家。

陈姓人家两个儿子，大儿子因与家里闹矛盾，前几年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来。小儿子大她十几岁，眼睛看不见，所以从记事时起，她就是陈家小儿子的“拐杖”，他到哪里她就牵着他到哪里。后来陈家小儿子说了门亲事，结婚娶媳妇了，她这个“拐杖”就没用了。于是，陈家就将十二岁的她卖掉了。至于卖了多少钱，她也不知道。

人贩子带她上路，她害怕极了。她听说人贩子经常会把女娃卖到窑子里去，她就趁着天黑人贩子不注意逃跑了。她也不知道自己要逃到哪里，只知道拼命地跑，跑得越远越好。一段时间以后，她逃到了一个城市，问别人，知道是河北省石家庄。怕坏人欺负，她就把脸抹得漆黑，头发弄得一团糟，别人一看到她又脏又臭，都躲得远远的，这样就不会有坏人欺负她了。

到了石家庄以后，她已经两天没吃饭了。一个馒头铺的老板看她可怜，就拿了两个小馒头给她吃。她狼吞虎咽地吃完，还是没有地方可去，就在街上流浪。就这样，她遇到了李昭。

看着眼前这个叫陈翠兰的小女孩，李昭再也舍不得让她继续流浪。她问陈翠兰：“愿不愿意留在我这里？”陈翠兰听李昭这么说，知道她流浪的日子即将结束，感激得泣不成声，连声说：“愿意，愿意！”李昭说：“那以后你就住在我这里吧！把这里，当成自己的新家。”

陈翠兰到李昭家不到一个月就到了1948年的春节了。2月9日的除夕夜，对石家庄全体人民来说都是一个不寻常的除夕。经过多年的兵荒马乱，刚刚从战火和饥饿中走出来的石家庄老百姓是多么盼望着安定而幸福的生活啊。当时的中共石家庄市委、市政府也把“解决市民的温饱缺粮、保障群众的日常生活”列为首要任务。

1948年2月1日，石家庄市政府专门下发了一则通知，中心内容是务使石家庄人民过年能吃上饺子。

那年除夕，陈翠兰也吃到了香气四溢的饺子。这是她有生以来过的最温暖的一个除夕。

由于那时李昭的工作非常繁忙，胡耀邦忙于在前线指挥，所以，绝大多数时候，家里只有陈翠兰。最初李昭让陈翠兰去读书，可是陈翠兰对读书毫无兴趣，无论怎么努力，都读不进去。她真正喜欢的是做手工活，比如让她学习那个年代极其罕见的缝纫机，她能够很快学会，并用缝纫机缝出各种各样的东西，织出各种各样的图案。最终，只上了几天学的刘翠兰干脆不再上学，而是每天留在李昭家里，缝缝衣服，做做家务，一天就过去了。

那时候，解放后的石家庄刚刚成立了福利院，以便救助那些流浪儿和老弱病残者。李昭知道以后，问陈翠兰：“你想不想去福利院？”陈翠兰知道那时李昭已经怀孕，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她会变得非常忙碌，加之福利院会有很多同龄的孤儿陪伴，不孤单，生活上也有人照顾，就说：“想去。”李昭马上联系到福利院，将陈翠兰送了过去。

两人分别之时，陈翠兰紧拉着李昭的手，哭成了泪人。李昭笑着说：“傻孩子，李姨会经常过来看你的。如果你以后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也记得跟李姨说。”陈翠兰说：“知道了。”李昭又叮嘱陈翠兰：“在这里也要好好学习啊。”陈翠兰使劲点点头：“嗯。放心吧。”

陈翠兰从小没过什么好日子，身体很弱。在李昭的鼓励下，她在福利院每天早上起来跑步锻炼身体，身体慢慢变得健康起来。李昭虽然很忙，并且第三个孩子也即将出世，不过她还是恪守诺言，经常去福利院看望陈翠兰。每次李昭前去，陈翠兰都特别兴奋。她告诉李昭，她在这里不仅生活得很好，还学会了照顾别人，帮助别人。

李昭的大爱情怀，在陈翠兰这里得到了传承。

 

9，母女重逢，为解放撑起一个家

 

虽然被调到石家庄的李昭在市委秘书处当科长，但刚刚解放的石家庄百业待兴，又要防止国民党军的反扑，李昭的工作非但并不轻松，甚至其繁忙程度并不亚于在前线打仗的战士。很多时候，李昭每天只能睡上四、五个小时。

时间转眼来到了1949年1月。有一天，李昭忙完工作，已是凌晨两点多钟。她拖着疲惫的身体上床休息，刚迷迷糊糊睡着，就听到有人在耳边轻声唤她：“阿凤，阿凤……”细听，竟是母亲的声音！

这样的梦，李昭做过很多次。自离家到现在，算来已有十年时间，这十年里，她时常梦见小时候的自己，梦见高公馆的院子、外公的书房、儿时的伙伴、教会学校的老师和同学……而她梦见最多的，就是妈妈。

有时候，从梦里醒来，她会发现自己湿了眼睛。是啊！哪个女儿不想留在妈妈身边？哪个女儿不想一辈子守着妈妈？然而在当时，为了革命，为了心里的理想，她只能选择离开宿县，离开母亲，奔赴延安，投进革命的洪流。只是每当想到母亲，李昭还是充满不安、内疚与自责：远在宿县的妈妈还好吗？女儿十年不归，妈妈会责怪她吗？

梦里的声音还在继续：“阿凤，阿凤……”声音如此清晰和熟悉，李昭甚至听到母亲近在咫尺的呼吸。

突然李昭意识到，这不是梦！是妈妈！妈妈来了！李昭睁开眼睛，她真的看到了自己的妈妈！

妈妈就站在床头，怜爱地盯着她。见李昭醒来，妈妈笑了。笑起来的妈妈，比十年之前，苍老了很多。

李昭马上爬起来，紧紧抱住母亲。多少次在心里，李昭想，等见到妈妈，一定有很多话要说，然而此时，兴奋和激动让她什么也说不出来。

妈妈告诉李昭，前一段时间，她突然得知女儿去了石家庄并在那里驻留下来。她知道石家庄已经解放，此时形势平稳，便产生了去看一看女儿的想法。自从有了这个想法以后，她变得寝食难安，恨不得马上将这个想法变成现实。

于是，她找到了一个远房表哥，想让她带自己来石家庄，见见李昭。表哥劝她说，虽然石家庄解放了，形势也看似平稳，但因其距离太原、北平和天津很近，而当时太原、北平与天津均在国民党军的控制之下，随时可能发生新的战争，她还是尽量不要去。然而妈妈知道，如果此次错过，她不知何时能够再见到女儿。

她对远房表哥说，这么多年，虽然她没有见女儿一次，但她每天都在牵挂女儿，特别是得知女儿将要开赴东北前线以后，更是无时不在担心她的安全。这一次，无论如何，她都要见到女儿。远房表哥见她决心已定，就答应了她。于是，两人从安徽宿县出发，历经曲折，终于来到石家庄。

 

一家人与外婆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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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耀邦故居纪念馆提供）

 

母亲前来，除了想念女儿，还想见一见胡耀邦这个她从没有见过面的女婿。得知胡耀邦在前线带兵打仗，李昭也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他的面，母亲不禁有些担心。她问李昭：“在前线很危险吧？”李昭说，自从她与胡耀邦认识，胡耀邦所从事的都是危险的工作。母亲说：“那我们去前线看看他？”李昭说：“耀邦现在肯定非常忙碌，咱们还是先不要去打扰他。他会照顾好自己的。”话虽这样说，但李昭不仅担心胡耀邦的安全，更担心他的身体。她知道，忙起来的胡耀邦，其实最不懂得爱惜自己的身体。

李昭的担心并非多余。自从1948年8月胡耀邦被任命为华北第一兵团政治部主任以来，就在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的领导下，在太原进行一场大战。胡耀邦深知此时形势的重要：稍有不慎，我军就将损失惨重，战局就会朝着有利于敌军的方向发展。所以，身兼兵团十万大军政治思想工作的胡耀邦，工作时间与工作强度倍增，压力也骤增。

此时形势变得非常明朗，石家庄解放以后，太原、北平和天津成为华北的三个孤岛，蒋介石为了保住太原，特意把驻扎在西安的第三十军一万多人调到太原，归属阎锡山指挥。第三十军战斗力很强悍，加上阎锡山长期打造太原的工事，使太原变成为华北的“fangong堡垒”。如果在军事上不能占据主动，那么，势必会影响到解放全中国的速度。

为了胜利，每一天，胡耀邦都在忘我工作。

母亲理解这个见不到面的女婿的伟大工作，就像她当初理解女儿参加救国服务团，理解女儿参加游击队，理解女儿奔赴延安……她对李昭说：“那你一定嘱咐他不要牵挂家里。我来，除了想看看你们，还因为我知道你和他都忙，以后，照顾孩子的事情，就让我来好了。”李昭说：“等全国解放了，我一定让耀邦好好陪着咱们，好好逛逛石家庄城。如果有机会去北平，再好好逛逛北平城。”妈妈开心地说：“一定会的，一定会的。”

就这样，母亲在石家庄住了下来，全心全意地照顾年幼的胡德华。工作繁忙的李昭这下更能安心干自己的工作了。

外婆常常逗着年幼的胡德华说：“爸爸说，革命队伍里又多了一名战士，你长大以后，会是一名好战士吗？”那时胡德华不足两周岁，尚不懂“革命”和“战士”是什么意思，但是，他长大以后，真的成为一名军人，并且是胡耀邦三个儿子中唯一的军人。

 

10，有惊无险，李昭是坚强的后盾

 

作为华北第一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对国军党军采用的不仅是强大的军事打击，还有分化和瓦解的政治攻势。

1948年，解放军包围了太原，阎锡山急忙向蒋介石求援，蒋介石调遣胡宗南所辖30军空运援晋。

时任30军军长的是黄樵松。黄樵松是河南尉氏人，极具有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在抗日战争中，他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参加了娘子关、台儿庄和保卫武汉等战役，屡建功绩，也曾是1945年邯郸起义著名将领高树勋的部将。

在解放太原的外围战中，我军俘虏了黄樵松部队的一名排长，胡耀邦于是想到了劝说黄樵松起义。

 

国民党军第30军军长黄樵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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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耀邦故居纪念馆提供）

经过与徐向前缜密计划，两人让高树勋将军给黄樵松写了一封信，劝他弃暗投明，并让被俘的排长亲自把信交给黄樵松。

黄樵松早就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不满，此番权衡再三，决定在火线率部起义，站到人民方面来，并派联络官王正中、王玉甲与我军接触。作为徐向前的全权代表，胡耀邦亲自与王正中和王玉甲商谈。王正中和王玉甲代表黄樵松向胡耀邦提出要求：为了起义的起功，恳请我军派出一名代表入城，以协助黄樵松起义事宜。胡耀邦答应了两人的要求。

胡耀邦马上向徐向前司令员“主动请缨”，希望他能够作为我军的代表，去太原协助黄樵松部起义。

徐向前说：“你的心情我理解，你不怕死的精神我也很钦佩，可是作为政治部主任，这里还有重要的事情需要你来做。进入太原城协助黄樵松部起义的事情还是由别人来完成吧！”胡耀邦还想坚持，徐向前说：“平时你是怎么教训别人的？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革命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是不是？”这句话让胡耀邦再也说不出话来。最终，徐向前派出晋夫前往。

晋夫原名吕金印，河南省洛阳人。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参加抗日游击队。1938年5月，加入中国gongchandang。1939年5月，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0年被调到太岳军区，历任军区通讯参谋、队务股股长、作战科科长、参谋处处长。解放战争时期，太岳军区改称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八纵队后，任纵队参谋处处长。

因不能暴露身份，晋夫以宣传部长的身份前往，八纵队的侦察队副队长翟许友则以警卫员的身份，与他一起带着徐向前的亲笔信进入太原。

 

太岳军区参谋处处长晋夫（左三）与战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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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耀邦故居纪念馆提供）

 

见到徐向前的亲笔信，黄樵松一直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放下了一些。他召集了几个信得过的军官，不仅向他们宣读了徐向前的密信，也公布了自己马上要起义的决定。他的决定得到所有军官的支持。

但是令黄樵松没有想到的是，军官里一个叫戴炳南的师长却将他出卖了。戴炳南跟随黄樵松16个年头，深得信赖和重用，黄樵松对他毫无防范。

听了起义计划之后，戴炳南马上赶到绥靖公署，唤醒已经入睡的阎锡山，说出了黄樵松的起义计划。阎锡山立刻派车将黄樵松接到绥靖公署，并从他的身上搜出了徐向前的密信。次日早晨，入城谈判的晋夫和翟许友也被捕。阎锡山断定晋夫就是胡耀邦，第一时间用飞机将他们押往南京。

“中共高级将领胡耀邦在太原被俘”的消息很快通过国民党在南京的报纸和广播，传得沸沸扬扬，以至于很多人信以为真，李昭亦有所耳闻。

只不过，从一开始，李昭就坚信这个消息是假的。别人问她为什么，她说，凭感觉。是啊！她与胡耀邦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虽然聚少离多，但她太了解胡耀邦了。以胡耀邦的机智与对我党的忠诚，他绝不可能被俘。果然，这个消息很快得到澄清。但李昭知道，虽然这次胡耀邦有惊无险，不过，身处他的位置，危险无处不在。

而她能够做的，就是胡耀邦最坚强的后盾，让胡耀邦放下一切家庭包袱，安心在前方指挥战斗。

几天以后，国民党特别法庭判处黄樵松和他的谍报队长王震宇、以及解放军代表晋夫sixing。二十天以后，三人被枪杀于南京江东门外中央军人监狱刑室。此次黄樵松起义虽未成功，但在国民党守军内部产生了很大影响。在随后的外围战斗中，共有5400多名守军起义。

太原解放以后，胡耀邦派人将李昭接到了城里。到了太原，李昭问起胡耀邦这件事情，胡耀邦心痛地说，黄樵松、王震宇和晋夫是为解放而死的，他们理应被后人永远记住。虽然他们没能看到全国解放，但是他们的鲜血不会白流，他相信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他与李昭都能够亲眼目睹全国解放的盛况。并且，从现在的战争形势来看，这一天指日可待。

他问李昭，当得到自己被俘的假消息，她怕不怕？李昭还是那句话：从一开始，她就坚信这个消息是假的。胡耀邦说：“假如是真的呢？”李昭想了想，说：“正如你说的，咱们都会等到解放的那一天。”

信任，鼓励——不管条件如何艰苦，时局如何变化，李昭永远是胡耀邦最坚实的后盾。

 

第五章，基层岁月

 

1，全国解放，红旗如画

 

历经千辛万苦，人民解放军终以犁庭扫穴之势横扫国民党百万军队，迎来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

1949年9月，有一天，李昭突然收到胡耀邦的来信。让她感到吃惊的是，这封信不是来自前线，而是来自北平。

原来那时的中国绝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1949年10月1日，将会在北平举行盛大的开国大典，同时，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也将在北平召开。因为胡耀邦是我党我军的高级将领，战功显赫，所以他将会以青年代表的身份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还会参加声势浩大、盛况空前的开国大典。他希望能够与李昭在北平团聚，一起分享这个激动人心的幸福时刻。

接到来信的李昭，兴奋得一夜未眠。她十几岁就参加革命，不就是为了看到胜利的这一刻吗？如今，革命已经胜利，自己的革命伴侣就在北平，她怎能错过这个机会呢？

李昭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妈妈，妈妈也非常高兴。李昭说，胡耀邦现在在北平，一是要参加政协的会议，二是准备与她一起分享开国大典的盛况，她需要离开一段时间。这段时间，胡德华只能由妈妈帮忙照顾。妈妈说：“这么好的事情，别说照顾一阵子，就是一辈子，我也高兴啊！”

于是，李昭请了探亲假，准备起程去北平。

临走之前，李昭再次去看望还在福利院里的陈翠兰。陈翠兰听说李昭要去北平参加开国大典，她很替李姨高兴。她对李昭说，希望李姨拍一张天安门的照片回来，她想看看天安门到底是什么样子。李昭一口答应了她。

几天以后，李昭终于到达北平。让她惊讶的是，有几个女大的同学也来了。老友相聚，回忆起延安的时光，李昭感叹时光的流逝、革命的不易。好在现在革命胜利了，把青春留在延安的女大校友们，终于可以尽情地享受胜利的甜蜜和豪情了。

那天，在繁华的北平大街上，几位校友再一次唱起在延安时她们常唱的歌曲。后来李昭建议，大家一起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吧，这首歌更有气势。于是，大家就一起唱起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唱着唱着，李昭红了眼圈。她想起了那些为了革命而牺牲的战友们。

终于，时间来到了1949年10月1日。李昭早早起床，来到大街上。街上到处是鲜花、旗帜、彩绸，到处都是欢乐的人群，李昭很快加入进欢乐的海洋。待李昭到达天安门广场，已近下午三点。此时大地欢声雷动，只见maozedong和朱德一前一后，沿着城楼西侧的古砖梯道，最先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当林伯渠宣布开会后，在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乐曲声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就位。

历史性的庄严时刻来到了——maozedong用他那充满力量的湘音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开国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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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报摘新闻图片）

 

然后，maozedong亲手按动电钮，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

 

与此同时，代表着五十四个民族的五十四门礼炮齐鸣二十八响，如报春惊雷回荡在天地间，它标志着中国gongchandang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英勇奋斗二十八年，终于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

 

新中国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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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报摘新闻图片）

升旗仪式之后，maozedong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紧接着举行了规模浩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庆祝活动到晚上九点多钟结束，但欢乐的人群依然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

那天夜里，李昭彻底未眠。

她知道，过去的已经过去，中国即将迎来一个完全不同的灿烂明天。

 

2，去川北，送养女参军

 

  1949年底，川北解放，组织上派胡耀邦去川北工作，担任川北行署主任、行署党委书记、军区政治委员。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四川省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为便利行政管理，中央将四川划分为川东、川西、川南和川北四大行署，均由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直到1952年8月四大行署区撤销以前，川北行署辖有4个专区共36个县级行政单位。胡耀邦要去的地方，是四川南充。

 

新中国成立后的川北行署地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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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四川省南充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据《太平寰宇记》卷86果州南充县称：“取古充国为名。”《郡县释名》四川卷下：“汉名充国县，取充实之义。盖当时民物富盛，故云。东汉析置南充国县，以其在充国之南也。”后去“国”字，即为南充县，今南充市以此而得名。南充隶属川北行署区，境内辖区治南充市、南充、西充、南部、仪陇、营山、蓬安共1市6县，属南充专区。1950年南充专署驻岳池县，辖岳池、南充、蓬安、营山、武胜、西充、南部、仪陇等8县。1952年南充专区属四川省领导，原由川北行署直辖的南充市划归南充专署领导，辖1市和8县。

 

南充白塔，建于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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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四川省南充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胡耀邦要去川北，李昭随后也会前去。夫妻终能团圆，李昭内心欣慰。

然而，让她放心不下的是在福利院里的陈翠兰。虽然现在她在福利院里生活还算不错，但是她在石家庄没有一个亲人，让人牵挂。最重要的是，当她慢慢长大，走出福利院，能做什么呢？已经把她当成了自己孩子的李昭于是产生出一个想法，带上陈翠兰，一起去南充。

李昭跟胡耀邦商量，说她看陈翠兰无依无靠，想带上她。胡耀邦说，他也正有这个想法，只是考虑到了南充，她和李昭的工作肯定会非常繁忙，怕都没有时间和精力来照顾她。李昭说：“她已经这么大了，并且这么懂事，会照顾好自己的。”胡耀邦说：“那就带上她。”又说：“其实我知道，陈翠兰虽然叫你‘李姨’，在她心里，早已经把你当成她的妈妈了。妈妈要远行，哪有不带上宝贝女儿的道理？”

胡耀邦的一番话，让李昭一下子想起了她托付在陕北刘世昌家里的刘湖。革命时期，她无力照顾自己的孩子，将自己的亲生骨肉送给别人抚养；和平时期，她却将一个流浪儿视作自己的孩子并带她远赴四川。别人会怎么看她？

  但她确信，不管别人怎么看她，假如再有一次，她仍然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把二儿子留在延安，是迫于当时革命形势的无奈之举。而将陈翠兰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则是一个革命军人、一个军人干部的妻子、一个三个孩子的母亲最本能的反应。这么多年干革命，求胜利，不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吗？而救助并收养流浪儿，让街上的每一个流浪儿都能有一个温暖的家，让所有无家可归者都有一个温暖并且安全的家，不正是革命的目的之一吗？

本来陈翠兰听说李昭和胡耀邦要去很远的四川工作，觉得自己以后又是孤零零一个人了，心里正暗自神伤。突然听到李昭和胡耀邦要带她去四川，她开心得跳了起来。

就这样，胡耀邦、李昭、李昭母亲、胡德平、胡德华、陈翠兰，还有警卫员林汉成来到四川南充，并在南充安顿下来。

到南充不久，有一天晚上，李昭对胡耀邦说：“耀邦，跟你商量点事。”原来，李昭到南充之后，看到新中国成立了，她和胡耀邦在南充的工作生活都基本安稳下来了。胡耀邦从十几岁离家，这么多年都是南征北战，根本无暇顾及老家的父母双亲。这么多年父母都是由大哥胡耀福在安顿并照料着。战争年代，胡耀邦未尽人子之孝，可以理解，但现在胡耀邦安稳下来了，是该尽人子之孝的时候了。“我想去湖南老家把二老接到我们身边来生活，大哥照顾了他们这么多年，也该由我们尽尽孝道了。”李昭说。

胡耀邦深情地看着深明大义的妻子，一时竟感动得有些语塞。

 

胡耀邦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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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耀邦故居纪念馆提供）

就这样，几天之后，李昭就亲自带着8岁的胡德平，以及警卫员林汉成赶到了湖南浏阳苍坊村，把二老接了出来。

  浏阳地处湘赣边界，湖南东部偏北，古为“吴楚咽喉”，是省会长沙副中心和湘赣边区域性中心城市。浏阳在古代九州中属荆州，战国时属楚国，秦汉时属临湘县。东汉建安十四年，析临湘县地始置刘阳县，为周瑜四俸邑之一。隋大业三年，刘阳县并入长沙县。唐景龙二年，复设浏阳县。元元贞元年，浏阳县升为浏阳州。明洪武二年，浏阳县复降为浏阳县，属长沙府。民国元年，浏阳县属长宝道。1914年，长宝道更名为湘江道。1926年，浏阳县属第一行政督察区。1949年7月19日，浏阳解放；8月，浏阳县属长沙专区。1952年9月，浏阳县改属湘潭专区。

在浏阳之行前，李昭对胡耀福说：“这么多年大哥照顾父母亲辛苦了，现在我和耀邦生活稳定一些了，该轮到我们来尽孝了。”胡耀邦的父母都不会说普通话，担心到了外面之后不方便沟通，耀邦母亲就提议说把胡耀福的女儿胡素贞带上。胡素贞当时12岁，正在上学，会讲一些普通话。李昭答应了，并让胡耀福放心，她会像待亲生女儿一样对胡素贞好。

就这样，胡耀邦与父母阔别多年之后，又团聚到南充了。

胡耀邦和李昭的工作都走上正轨之后，就特别繁忙起来。陈翠兰呆在家里，做做她喜欢的手工，做些家务。李昭和耀邦商量说翠兰还年轻，这样下去不行的，还是得想个办法找个出路。

有一天，吃过晚饭以后，李昭突然问陈翠兰：“翠兰，你想不想参军？”陈翠兰说：“当然想了！”李昭说：“我和你耀邦叔叔准备送你去参军。参军不仅能保家卫国，还能学到不少东西，将来对你有用。”陈翠兰兴奋地说：“太好了！我也能成为一名战士了！”这时候，胡耀邦从屋子里走出来，亲切地对陈翠兰说：“到了部队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记住，这里就是你的家，每个礼拜，只要有空，你一定要回一趟家。”陈翠兰使劲点头：“嗯！记住了！”

最终，陈翠兰从一个街头流浪儿，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她参军的是南充军区，就在南充市里。

去部队那天，李昭早早起床，不仅为陈翠兰做了一顿营养丰富的早餐，还特意给她穿上了那时候特别流行的苏联“布拉吉”连衣裙。两人站在镜子前，看着镜子里面的陈翠兰，李昭笑着说：“翠兰长成大姑娘了，真漂亮！”陈翠兰兴奋地给李昭行了一个并不标准的军礼。

到了部队以后，陈翠兰牢记胡耀邦的话，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并且，每个周末，只要部队允许，她肯定会回一趟家。每次她回来，李昭都会嘱咐外婆多做几个菜，然后，一大家子人围在一起，听陈翠兰说部队里的趣事，有说有笑，其乐融融。每当这时候，陈翠兰就感觉特别幸福，除了李昭和耀邦，外婆和爷爷奶奶也对她非常慈祥，她是多么感谢李姨和耀邦叔叔给了她一个温暖的家啊，让她这个没有一个亲人的孤儿也感受到家的温暖。

 

在南充参军后的陈翠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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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陈翠兰本人提供）

陈翠兰那时候特别依恋这个家，一到周末她就想家。记得有一次周末的时候她打摆子，身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部队卫生室的同志对她说要好好休息，不要再出去了。但是她不舍得不回家，她就趁卫生室的同志不注意偷偷溜了出去，边往外跑边说：“我跑跑步出出汗就把摆子吓跑啦！”

陈翠兰至今还记得她第一次从部队回家时的情景。她穿着军装，特别神气。胡耀邦和李昭看着神采奕奕的陈翠兰，开心得不得了。胡耀邦说：“来来来翠兰，给你照张相！”随后，他找到一个有照相机的同志，为陈翠兰照了一张照片。只可惜这张照片没有能够保留下来，这也成了陈翠兰人生的一大憾事。

在南充，陈翠兰度过她人生中非常快乐的一段时光。

 

3，上肩无轻担，做一名知难而上的干部

 

  去南充，其实并不顺利。

  1950年2月18日，胡耀邦顶着凛冽的寒风，率第十八兵团部分干部和一个警卫连，驱车从成都前往南充。南充是川北的中心城市，当时还有很多土匪，车队刚过三台县，就遭到了土匪的袭击。胡耀邦立即命令队伍停止前进，指挥就地反击。在短暂并且激烈的对射之后，警卫连一个反冲锋打得敌匪溃不成军，被赶出了好几里。

由于公路多被国民党溃败时破坏，不到二百公里的路，胡耀邦一行走了整整三天，直到20日黄昏，他们才赶到了南充。尽管日暮天寒，成千上万的南充人民还是热情地等候在城郊西河桥头，夹道欢迎车队进城。人群中不时爆发出阵阵欢呼：“gongchandang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肩负着振兴一方的重要使命，胡耀邦夜不能寐。到达南充的当晚，他不顾车马劳顿，连夜听取了川北临时工委负责同志的情况汇报，研究社情。第二天，在他主持召开的全区县以上干部会议上，讨论通过了《川北区初期工作纲要》，宣布正式成立中共川北区委员会、川北人民行政公署和人民解放军川北军区。胡耀邦任川北行署主任、行署党委书记、军区政治委员，领导川北人民减租退押，剿匪反霸，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振兴经济，重建川北，工作千头万绪，纷乱如麻。胡耀邦忘我工作，川北的形势一天比一天好。他始终牢牢把握两条：一，充分发动干部群众；二，严格执行党的政策。

这一切，后来去了南充的李昭都看在眼里。她能够做的，就是不但要干好自己的那份工作，还要照顾好胡耀邦，协助好胡耀邦，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为川北的重建和发展做贡献。

那时候，李昭还担任着南充市委副书记一职。她肩上的担子，并不比胡耀邦轻。

刚到南充不久，李昭就遇到了一件麻烦事。那是在城区一个饭馆里，一个男人喝多了酒，耍起了酒疯，不仅掀翻了桌子，还砸碎了盘子和碗，甚至差点动手打了上前劝阻的服务员，在南充当地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于是有人开始调查这个男人，调查的结果是这个男人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竟然做过中共地下党员！这一下麻烦大了，一些南下的junzhuan干部听说了这件事，说，这是什么地下党啊？尽是地痞、流氓！于是，几个junzhuan干部一起联名，要求把他开除。

李昭听说以后，认真调查了事情的经过，认为此人虽然犯下错误，但是还不至于开除，应该再给他一次机会。正好这时南充的城乡结合部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伙散匪因不满我党的政策，开始寻机闹事。他们散发反动传单、张贴反动标语、抢劫百姓的粮食、甚至攻击来往的干部……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严重的fangeming事件。

军区经过两次会议，认为这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行为，绝不能姑息，否则后患无穷。于是，军区不仅开始展开详细调查，还派出一个连来协助。

然而一个多星期过去，调查毫无进展。正在这时，那个耍酒疯的前地下党员站了出来，说他对当地的情况了如指掌，可以让他来试试。经过讨论，组织允许他前去。果然，三天时间过去，他就凭着做地下党员多年的经验，不仅成功地将那些散匪引诱出来，并且将这些人的幕后主使也深挖了出来。

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李昭对他这次做出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是，对他之前给人民群众造成的恶劣影响，也给予了严厉的批评。最后，李昭根据党的干部原则给他安排了适当的职务。

此次事件，不但让他对李昭心服口服，也使得南充的干部对李昭的工作能力，深为佩服。

然而，李昭在这个职位上并没有做多久，因为对她来说，还有更重要、更适合的事情等着她去做。

眺望巴山兮古木森森，放眼渝水兮碧波清清。喜看绸乡兮遍布茧庄，桑田阡陌兮行行织机。南充自古盛产蚕丝，是成都蜀绣丝绸原料的重要供应基地。早在1915年，南充liuhe“金鹿”牌生丝就荣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南充丝绸有“享天宝物华之誉，胜苏杭品质之优”的美誉。

 

南充丝绸厂的工人在挑选蚕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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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四川省南充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建国初期，丝绸业是南充的重点产业，把丝绸生产抓好了，不仅能带动南充的相关企业，还可以搞活整个川北的经济。当时流行着这样几句顺口溜：“幺妹幺妹快快长，长大好进丝绸厂。伙食巴适工资高，军官干部随便挑。”

有一天，市委领导找到李昭，想让她担任南充第三丝绸厂党委书记，李昭说：“无论组织安排我做什么，我肯定都是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安排。只不过，对丝绸行业，我几乎完全是陌生的，怕辜负了组织的期望。”市委领导说：“做任何事情都会有困难。有困难不要怕，迎难而上，有信心，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困难自然会迎刃而解。再说，不是还有耀邦同志助你一臂之力吗？”一说起胡耀邦，李昭真的似乎有了力量，也不那么担心了。她说：“那么，就让我做一个知难而上的丝绸厂干部吧！”

李昭最初的担忧并非多余。之前，她虽然在承德和张家口的贸易公司工作过，但战争年代，贸易公司多是为战争服务，以筹集军需物资、提供后勤保障为主，与现在不大相同。现在，这个丝绸厂是为人民服务、以经济建设为主的，这对李昭来说，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和新的开始。

李昭打电话给去重庆参加西南军政委员会议的胡耀邦，说她已经被调到了丝绸厂。胡耀邦说：“好啊！恭喜李昭同志也从干革命转入到经济建设了！”李昭说：“可是我之前没有做过这些，有些担心。”胡耀邦说：“谁没有第一次？我一开始就会带兵打仗、就会做政治工作吗？还不是边做边学？”然后，胡耀邦不忘在电话里嘱咐李昭，“边做边学”绝不是乱来，而是要胆大心细。“不管什么事情，都有它本身的规律，”胡耀邦说，“只要抓住这个规律，按部就班地来，世界上绝没有做不好的事情。”

就这样，李昭知难而上，成为南充第三丝绸厂的党委书记。

4，与工人打成一片，与资方合作顺利

 

进厂那天，李昭很早就起床了。她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情，穿上她认为最干练的列宁服，又梳了个最简单最低调的“干部发型”。

她问母亲：“这样行吗？”母亲说：“挺好。不过你看起来更像个职工，不像个干部。”李昭笑道：“干部与职工本来就只有工作性质的区别，而没有身份的区别。像个职工，更好。”

来到工厂，李昭向迎接他的厂领导和资方代表说：“我是李昭，希望大家以后把我当成一名普通的干部，而不是胡耀邦同志的爱人。更希望能够在以后的工作中，与大家好好合作，共同把厂子搞好。”看有些人似乎有些紧张，李昭又说：“如果是在战场上，按咱们的关系，就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了。既然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那么，咱们就得互相帮助，互相掩护，遇到危险时，一起冲锋，是不是？”她的这句话马上令现场的气氛变得轻松起来，大家一起说：“是。”

这时有人提出要带李昭去办公室喝喝茶，先休息一下，李昭马上说：“我来可不是为了休息的，而是为了工作。咱们还是先到车间里去看一看吧！”

李昭随一行人来到车间，边走边看，又不时在随身携带的本子上记录着什么。工人们知道李昭原来是胡耀邦夫人，马上围过来，让她给大家讲两句话。李昭清清嗓子，大大方方地说：“工友们、同志们，现在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非常时期，咱们工人阶级一定要团结起来，全厂职工一定要团结起来，劳资双方更一定要团结起来，积极劳动，争取超额完成生产任务，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支援国家建设……”话音未落，车间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第一天，李昭就给工厂里的所有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但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容易的事情，几天之后，李昭就遇到了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

因为刚刚解放不久，工厂里的很多人对党的政策理解出现了偏差。有的工人对“工人当家作主”的理解是：无限放大工人的权力，彻底剥夺资方的管理权，工厂里的一切都由工会说了算。有的工人甚至来到办公室门前，高呼“打倒资本家”、“剥夺资本家的管理权”等口号。一时间，资方无心经营，工厂的生产停滞不前，产品质量也严重下降。见工人们情绪激昂，资方代表也有些害怕了。

李昭经过一番调查和思考，很快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她先是找到资方代表，让他不要害怕。她说现在刚刚解放，很多人对资方不理解、对我党的政策不理解，这些都是正常现象，要解决这些问题，一需要时间，二需要沟通，三需要办法。作为厂党委书记，她会全力支持资方，给予资方最大的权力。她的这些话，让资方代表终于放下了心。

然后，李昭当机立断，召开了全厂工人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她先是为工人们讲解了民族资本家在发展中国民族工业上的重要作用，以及党和政府对待他们的相关政策。随后，她对工人们说：“在我们中国，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是国家的主人，是最有觉悟的阶级。工人阶级要从国家利益出发，发展生产，搞好经济，这也是一切的前提和基础。资方代理人肯为国家出力，为建设我国的经济出力，为人民出力，我们为什么不支持他呢？”听完李昭的话，会场上响起持久的掌声，很多曾经想不通的工人马上就想通了。

但李昭知道，仅仅一次会议，肯定不能让所有的工人想明白，这也是人之常情。而搞好工厂的前提，首先就是要让工人们的思想过关，如果思想不过关，不仅什么也做不好，类似的事件肯定还会发生。于是，她让工会经常举办这样的会议：有时是大会，有时是小会，有时是她来讲，有时是她请别人来讲。不长时间以后，工厂果然恢复了常态，不仅生产上去了，工人们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

 

南充丝绸厂的工人在编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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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四川省南充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李昭在南充第三丝绸厂任职期间，工厂一直超额完成目标。工人们都夸李昭领导得好，可是李昭总是说：“我一个人的力量微乎其微。工厂之所以能够欣欣向荣，靠的是咱们工人和资方的团结，靠的是咱们每一个人的努力！”

 

5，干工作，不忽视对孩子们的教育

 

1952年2月，李昭的第四个孩子出生了，取乳名满妹。

已经有了三个儿子，胡耀邦一直盼望再有一个女儿，得知李昭生了个女孩，他非常开心。虽远在外地，但他第一时间给李昭打电话，风趣地说：“祖国建设的队伍里，又多了一个女建设者啊！”

 

女儿满妹出生不久，与爷爷奶奶以及外婆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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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耀邦故居纪念馆提供）

 

女儿出生仅仅三个月，李昭就重返工作岗位。很多人劝她不急上班，应该留在家里照顾女儿，李昭说，女儿可以由婆婆和妈妈帮忙照顾，但她的工作是别人代替不了的。只要她还在丝绸厂，就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将丝绸厂的生产和工人们的积极性搞上去。

很快，胡耀邦接到上调中央的命令，并让他务必赶在7月20日以前到北京报到。这一次，他要到政务院任职。接到调令，胡耀邦马上开始了进京的准备工作，同时也让李昭做好准备。他知道，自己去北京，李昭应该也会很快调到北京，她必须抓紧时间把第三丝绸厂的工作交接好，以免影响到工厂正常的工作安排。

马上要去北京的李昭，再一次牵挂起陈翠兰。

陈翠兰在部队当了一段时间的兵之后，部队上把她安排到部队的幼儿园当保育员，照顾幼儿园里的孩子们。就这样，陈翠兰小小年纪，也算是参加了工作。

1952年的10月份左右，部队幼儿园里一个孩子得了传染病，被隔离，因为陈翠兰是他的保育员，也被同时隔离。

那时胡耀邦已经离开四川去了北京，李昭也即将起程。她不放心将陈翠兰一个人留在南充，就想办手续把她一块儿带走。然而陈翠兰正在传染病房隔离，李昭走得又急，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把陈翠兰暂时留在南充。

李昭虽然离开了南充，但她没有将陈翠兰彻底“放弃”。几天以后，她和胡耀邦将陈翠兰托付给了当时担任川北军区副政委的王贵德将军。

 

王贵德将军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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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陈翠兰本人提供）

 

后来，陈翠兰随王贵德一家人从南充到重庆，从重庆又到了云南昆明。在昆明工作了一段时间后，王贵德将军调任贵州省军区政委，陈翠兰便随他来到贵州贵阳。到了贵州之后，王将军本要送翠兰去上学，但当时附近只有一个中学，陈翠兰的底子太差，进中学根本跟不上。王将军就说，那你还是进幼儿园当保育员吧。就这样，陈翠兰成为贵州军区幼儿园的一名保育员。

不管到哪里，陈翠兰始终惦记着李昭，李昭也始终牵挂着陈翠兰。

 

胡耀邦(二排左五)和李昭（前排左六）离开南充进京前与南充同事朋友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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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南充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胡耀邦是6月30日离开的。他特意避开了区党委为他筹备的隆重的欢送大会，黎明时分带着秘书曹令中、警卫员兰田禄和大儿子胡德平，悄悄离开南充，由重庆乘飞机到武汉，停留一夜后转机飞往北京。

10月，李昭带着全家由重庆坐船顺长江而下，经武汉转车，北上京城。

可是他们的旅途，并不顺利。船至长江的一个夜里，突然狂风暴雨，电闪雷鸣，浪头一个接着一个，那条不大的木船眼看就要翻倾。胡素贞本来就胆小，吓得哭了起来，一家老小慌作一团。

这时候，只有李昭特别沉着，她让老人和孩子呆在船舱里别动，并一定要抓牢身边坚固的东西。她安慰大家说：“别慌！要坚强！咱们一定要挺住，一定要抓紧，风浪有起来就有下去的时候，等挺过这一段，就没事了！”说完，她和其他年轻人一起来到甲板，她对他们说：“就算我们牺牲，也要保护好老人和孩子们！”

正是李昭这种刚强、遇事不慌张的性格，让他们安全度过了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终于，风雨停了，浪涛小了，船平安地抵达了武汉。

后来，大家一直对这件事情心有余悸——万一那天出什么事情，一大家子人就全没了！所以，李昭的沉着、冷静、克制，在那个时刻，显得难能可贵。

到了北京以后，李昭被分配到全国总工会工作。胡耀邦听说以后，对李昭说：“我在青年团工作，你在总工会工作，咱们都是群众团体。记住，咱们是服务于群众的，不能把自己当成官老爷。”李昭说：“放心吧。无论在哪里，我都把自己看成一名普通的工作者。”

胡耀邦一家最早住在一个叫牛角湾的地方，是一进四合院儿，一个月的房租两块多钱。后来牛角湾拆掉，他们就搬到了西堂子胡同。在李昭来到北京之前，胡耀邦一直带着胡德平住在团中央里头，那里实际上就是他的办公室。后来李昭来北京之后，带着胡德平和还有一些工作人员住在大甜水井胡同1号。直到1954年8月，胡耀邦一家才搬到了迺兹府大街关东店胡同。1965年整顿地名，迺兹府被改称为灯市口西街，关东店胡同被改称为富强胡同，胡耀邦家位于富强胡同6号。

这个时期的李昭，工作相对比较轻松，业余时间较多，对孩子的教育，下得功夫就多一些。

空闲时，她喜欢带着胡德平去串串门儿，看看她的那些老同事、老同学，还带着胡德平看了不少剧，比如《上海屋檐下》、《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张羽煮海》，等等。《张羽煮海》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打柴的青年名叫张羽，吹得一手好笛子。有一次，他站在海边吹笛，优美的笛声把东海龙宫里的公主深深地感动。后来，张羽与公主就相爱了，并私订了终身。东海龙王知道了这事以后，大为震怒，就把公主关进了黑牢。然而，公主的丫鬟偷出了龙宫的镇海之宝，交给张羽，这个宝物可以把海水煮沸。龙王受到震慑，无奈之中，只得答应了他们的婚事。

直到如今，胡德平还清晰地记得这部戏的内容。

李昭还经常给胡德平和胡德华讲挪威作家易卜生笔下的娜拉的故事，讲完之后，还向两个孩子提问，比如“娜拉该不该出走啊？”这些事，给了胡德平和胡德华深刻的记忆，对他们的健康成长，也有着很大的影响与帮助。

1956年，胡德平上了中学，胡耀邦认为要提高孩子的古典文学修养，就让李昭得空时教教胡德平古文。

于是，难得空闲的时候，李昭就教胡德平《五柳先生传》、《归去来辞》、《春夜宴桃李园序》、《阿房宫赋》等等古文。

在讲《五柳先生传》的时候，里面有这样几句话：“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李昭讲到这里的时候，胡耀邦听到了，总是笑得很开心。

当时的胡德平并不知道父亲为什么听到这句就这么开心？后来他才知道，胡耀邦在延安的时候酷爱读书，maozedong主席就说“耀邦同志好读书，不求甚解。”所以每次李昭一讲到这一处的时候，胡耀邦就忍不住会心地笑起来。

而胡德平少年时代因母亲对他的古典文化熏陶，让他对历史和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考上北大后他选择了历史系，而且后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还致力于“红学”研究。为了寻访曹雪芹的踪迹，掌握第一手史料，他经常头戴草帽，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深入山村寻访，有时步踏京郊香山，寻残碑，访破庙，并走访周汝昌、王昆仑、冯牧等文彦硕儒。

 

胡德平的著作《说不尽的红楼梦-曹雪芹在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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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资料）

他还多方奔走筹备红学研究会，终于，1983年12月红学研究会在香山脚下成立，这里成了一处开展红学研究、弘扬红学文化、保护相关文物的地方。

当有人赞扬胡德平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出力的时候，他谦虚地说：“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历史做嫁衣裳，为文化做点儿事而已。”

 惠特曼说：“全世界的母亲多么相像，她们的心始终是一样，每一个母亲都有一颗极为纯真的赤子之心。”谁说不是呢？李昭虽是一位充满革命理想，为国家、为人民、为事业能够舍弃很多的女性，但首先她是一位母亲，她对孩子们的心是纯真而慈爱的。

 

6，下基层，去生产第一线

 

在全国总工会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一天，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全国纺织工会主席陈少敏找到李昭，问她这段时间工作得如何。

李昭说，好是好，就是觉得有点太闲，事情不是太多。陈少敏说：“是啊！你这么年轻，不要在机关里，更不应该天天在办公室里坐着，要下去深入实际啊！马上要进行全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了，156个苏联援建项目，要干的事情很多啊！在北京的有国棉一厂、国棉二厂、国棉三厂，还有印染厂、针织厂、毛纺厂，你可以去看看啊，那里一定会有让你施展拳脚的机会。现在你在总工会，虽然清闲，每天都可以回家，但对你的成长和发展是不利的。”

李昭说：“我也想下基层，去生产第一线，可是这得组织上安排啊！”陈少敏说：“小李啊，你跟我说实话，你真的想下基层吗？”李昭说：“对，我很想！”陈少敏说：“好啊！那我尽快安排一下。我听说过你在南充的事情，早就知道你会在基层大有所为。”

陈少敏原名孙肇修，山东寿光孙家集街道范于村人。1927年投身革命，1928年加入中国gongchandang。maozedong曾称赞她是“白区的红心女战士，无产阶级的贤妻良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沙场上，她也是一员杰出的女将。

 

陈少敏与邓颖超在天安门城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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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北京服装纺织行业协会资料室提供）

李昭将她想下基层这件事跟胡耀邦说了，胡耀邦极为支持。他说李昭现在还年轻，应该到基层多锻炼，发挥她的长处，为祖国建设做贡献。有了胡耀邦的支持，李昭立刻有了动力，再大的困难，也不觉得是阻力了。

于是，1954年，李昭走马上任，成为北京东郊十里堡国棉一厂的副厂长。

解放初期，北京满目萧条，百废待兴。

1951年11月12日，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在北京筹建棉纺织厂，厂址就选在了北京东郊十里堡村西侧。1953年元月，筹建工作由北京市划归到了国家纺织工业部，正式命名为“国营北京第一棉纺织厂筹建处。”

从1953年4月破土动工，到1954年9月25日建成投产，只用了一年零五个月的建设时间。建厂初期的国棉一厂，拥有51632枚纱锭、1152台织布机、2800余名职工，年产棉纱39000多件，棉布3000多万米。

走马上任那天，李昭上身穿着列宁服，下身穿着蓝裤子，梳着两条精神的短小辫儿，戴着一顶帽子。快到工厂的时候，她才把两条小辫儿拢进了帽子里。李昭希望自己能给别人一种亲近感、老成感，给人一种有些年龄、有些资历，比较成熟的感觉。

 

在国营北京第一棉纺织厂时的李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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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北京服装纺织行业协会资料室提供）

 

自来到工厂，李昭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为了更好地下沉工厂，她干脆搬进单身宿舍，不再每天回家。每天她都会很早起床，去车间看望工人，了解工人们的工作状态；每天她都很晚才能睡觉。有人担心她的身体，劝她不要这么拼命，李昭说，工人们尚且在努力工作，她岂有不努力的权力？很快，她就被提升为厂长兼党委书记。李昭知道，她肩上的担子，变得更重了。

有时候，两个儿子想她了，她又不能回家，妈妈或者婆婆就会带着胡德平和胡德华来到厂门口，有时也会抱着年幼的满妹，匆匆见李昭一面。每到这时，李昭的心里既温暖，又难受。是啊！她又何尝不想天天陪着自己的孩子们，陪着自己的妈妈和婆婆，可是，这么大的工厂，需要一名有担当、有能力的一厂之主啊！

李昭的勤勉被工人们看在眼里，暖在心上。很多女工于是不再叫李昭为“厂长”，而是亲切地称呼她为“李姐”，就像一家人一样。

李昭知道，生产要发展，国家要富强，除了需要“大干特干”的精神，还需要科技的支撑。于是，她在厂里设立了业余教育机构，让那些喜欢学习的青年工人能够一边生产，一边学习。这一举措让国棉一厂工人的文化素质得到了全面提升，并且涌现出很多自学成材的年轻人。

 

上世纪五十年代，maozedong视察国营北京第一棉纺织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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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北京服装纺织行业协会资料室提供）

 

国棉一厂的发展，让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看在眼里。maozedong主席就曾特意把细纱车间的工人刘惠英请进中南海机械厅，仔细观看她的操作情况。周恩来、朱德、叶剑英、dengxiaoping等领导也都曾亲临国棉一厂指导工作。特别是周恩来总理，他不仅关心工厂的生产活动，还亲自深入职工食堂和工人家里嘘寒问暖，详细了解广大职工的生活，对李昭也是谆谆嘱咐：一定要安排好职工生活，把职工食堂办好。

 

中央领导关怀北京纺织

李昭50A，50B，50C，50D，50E

（北京时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资料室提供）

正是在李昭的全身心付出、中央领导的关怀和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之下，国棉一厂才得以一步一个脚印迅速成长壮大起来。

 

7，“上天入地”，只为全面了解工厂

 

其实，这一切来的并不容易。

李昭刚来工厂时，非常虚心地告诉别人，对于纺织行业，她就是一张白纸，什么都得从头学起，边战争边学习战争，边生产边学习生产。“首先我得了解情况，工厂是什么样的工厂，什么工序，什么机器，什么设施，这些我都得了解，”她说。

所以，她从第一道工序开始，直到最后成品入库，每道工序她都深入了解。

看设备、看操作、看流程、看人员配备，一步一步地调查了解，直到把纺部从清花、梳棉、并条、粗纺、精纺。织部从络经、整经、浆纱、整理到成品入库，她都深入解，全部搞清楚了才罢休。

很快，她就对整个工厂生产车间的情况，了如指掌。

 

上世纪六十年代，国棉一厂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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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服装纺织行业协会资料室提供）

 

这还远远不够。对工厂辅助部门的情况，她也要了解清楚。当时负责辅助部门的是机动科科长孙建勋同志，李昭就让他领着自己，到处看看。孙建勋问她具体想看哪里，李昭说：“你这犄角旮旯里都让我看看。”

孙建勋笑着说：“犄角旮旯多了，你去不了。”

李昭说：“哪还有不能去的地方啊？”

孙建勋说：“第一个，水塔你就上不去。”

李昭说：“那不行！你们都能上，我为什么不能上？”

孙建勋说：“第二个，烟囱你也上不去。”

李昭说：“只要你能领着我去，我就能上。”

孙建勋说：“水塔和烟囱这么高，会很危险的。”

李昭说：“既然我想把情况了解清楚，就不能怕危险。再说了，能有多危险？”

孙建勋说：“烟囱是43米，水塔是38米。你说有多危险？”

李昭说：“那你说说，比我当初去延安的路途中危险吗？比我当初要去东北前线的路途危险吗？”

她的话让孙建勋无言以对，只好带着她上水塔。

水塔虽然高，但可以从里头贴着墙壁的旋转台阶爬上去。进了水塔之后，孙建勋嘱咐李昭说水塔太高，一口气爬上去恐怕太累，他们可以走一段休息一段，但李昭说：“没事，你们男同志能上，我就肯定能上。”那天正好是十月一日国庆节，李昭兴致勃勃地说：“正好在水塔上可以看飞机检阅呢！”

那时候的国庆节有飞行阅兵，飞机从东郊机场起飞之后，飞过天安门，会正好经过水塔的上空。

见李昭如此执着，孙建勋就一直带着她爬到塔顶。站在水塔顶上，他们果然看到了国庆阅兵式上的飞机从头顶飞过，甚至可以清楚地看到飞机里的飞行员。

李昭不仅要“上天”，还要“入地”。

所谓“入地”，就是钻下水道。当时，国棉一厂所有的下水道，李昭都会亲自前去察看。

纺织厂的下水道不是圆的，而是方的，里面很大，可以开卡车进去，因为是空调下水，是用来洗涤空气的，所以下水道里面的水很干净，可以养鱼。

下水道不仅大，还长，一直通到北京的通惠河。通惠河是元代工程水利专家郭守敬主持修建的，不仅是北京一条经济命脉，还是著名的风景区。当时通惠河里的鱼可以返游到国棉一厂的下水道里，所以，有时李昭察看完下水道以后，就组织工人们在下水道口抓鱼，然后将抓到的鱼拿到锅炉房，用蒸气蒸熟，淋上酱油，就可以给工人们“打牙祭”了。

 

北京通惠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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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服装纺织行业协会资料室提供）

“为了工作，不怕危险，不怕脏，深入实际。”这是孙建勋和全厂工人对初来国棉一厂的李昭的最贴切的评价。

全面了解工厂只是一个开端，从这以后，李昭开始重视产品的数量、质量和品种。这三项她都要亲自检查，每个月的调度也都会亲自过问。她提出来要抓扩建，扩大再生产，由5万锭扩大到7万锭。除了在工厂内部见缝插针地搞扩建之外，她还想办法到外边建分厂。于是，一段时间以后，在平谷的韩庄和密云，都纷纷建了分厂。

当时密云因为修建了水库，分两批搬迁了库区内65个村庄，5万多人。这么多人失地失业，就需要建一个工厂安置。在李昭的努力下，一个5万绽的工厂很快建了起来，帮助解决了不少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后来，李昭又在通县土桥建立了分厂。分厂的增加，让产值随之增加，产量和效益也是同比增长，每年都会增加5%到10%。

为了提高产品质量，国棉一厂除了从日本吸收新技术，还开始搞起“内外三结合”。什么叫“内外三结合”？里面的三结合就是工人、管理干部、技术人员；外边三结合就是高校、研究机关和工厂。

当时李昭请到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数学研究所的专家来指导国棉一厂的质量控制。这里面有个专家叫刘源张，青岛人，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和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后来回国了，在中科院工作，是中科院的院士。

李昭决定请他来搞全部质量管理。

后来证明，李昭的做法绝对是个聪明之举。刘源张来到以后，专门用数理统计的方法来进行质量管理，不仅让国棉一厂的产品质量有了长久的保障，也使刘源张成为中国全面质量管理领域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8，鞠躬尽瘁，解决工人的生活问题

 

自从来到国棉一厂，李昭艰苦朴素的作风，一直感染着别人。

她是领导干部，有权力吃小灶，可是从来到工厂的第一天，她就要求与大家一起吃大食堂，买饭票吃饭。那是几千人的大食堂，需要排很长的队，每一次，李昭都是耐心地排在队尾，从不插队。有时会有职工主动提出要给她代买饭，但李昭从来都是拒绝。她坚持自己买，说别人不知道她想吃什么。——其实，李昭是不想搞特殊。

  那时候，国棉一厂只有一辆小卧车，除非很重要的公事她会偶尔坐一下，平时都不坐，上下班都坚持坐电车。为此李昭买了通用月票，市内的3块5，郊区7块，再加上自行车，除了这些，李昭这个一厂之主，没有别的交通工具。

李昭来到国棉一厂以后，除了管经营之外，就是管生活。她对职工非常关心，包括工人的生活、干部的生活、知识分子的生活，她都要亲自过问，亲自了解。

 

上世纪五十年代，任国棉一厂厂长的李昭与职工开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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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服装纺织行业协会资料室提供）

 

当时职工生活中有两个最大的问题：一个是住房问题，一个是吃饭问题。而住房问题是纺织厂最大的难题。因为纺织厂女工多，占到了70%，这些职工结了婚就需要房子。当时北京有个习惯，也不是明文规定，是约定俗成，就是男方不负责房子，房子需要女方想办法。

当时首钢的男职工多，女职工少，而国棉一厂的女职工多，男职工少。在十里堡那条街上，东边是纺织厂，西边就是首钢，所以一直有一个说法“东有白花花，西有黑乎乎”。国棉一厂新招进厂的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除了努力工作生产，没什么机会和时间谈恋爱，过几年年龄也大了，就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李昭看到这种情况，马上想到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举办交谊舞联谊活动。

她找到了首钢的一把手周光武，要与他们联合举办交谊舞。周光武一听，举双手赞成。周光武也是个老革命，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来担任首钢党委书记兼厂长。

交谊舞除了可以丰富工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最主要的作用是“联谊会”或者说“相亲会”——让这些青年男女们有机会相识、相恋、相爱。据当时的总工会统计成绩，每年三四场的交谊舞举办下来，就可以成功一百对到两百对。

当时的国棉一厂在北京市总工会的协助下，每年都要举行两次集体婚礼，这也是李昭提出并最终采纳的建议。她说集体婚礼其一可以杜绝浪费，其二也有意义。

国棉一厂的女工都很优秀，一是她们长得漂亮，二是年轻，三是有文化——当时纺织属于朝阳产业，有文化的高中生都愿意进入到纺织行业。

婚礼上，男女双方都要出主婚人，总工会主席是证婚人。集体婚礼设在北京饭店，每一场集体婚礼都被李昭安排的井井有条，温馨、热闹并且神圣。其中有好几次请孙建勋同志做了主婚人。因为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主婚人、证婚人都要是“全须全尾儿”的人。什么叫“全须全尾儿”？旧时玩蛐蛐儿的时候，蛐蛐的须子要全的，尾巴也要全的，这个用来形容人的话就是说这个人要上有老下有小，甚至四世同堂，这是中国的老习惯，它需要这么个良好的祝愿，祝愿这些即将走进神圣婚姻殿堂的新人们，未来能够开枝散叶、儿孙满堂。而孙建勋就兄弟姐妹众多，父母健在，家庭和谐温馨。

接下来，就到了最难解决的住房问题。

起初，国棉一厂的职工宿舍完全是按照单身宿舍来设计的，这就造成了老少三代挤一间房子的局面。因为房子太小，有了孩子之后，家里的空间显得太过拥挤，非常不便。

李昭了解到这些困难之后，召开了几次厂领导会议，最终决定盖房子。盖房子需要钱，李昭就亲自去申请经费。经费申请到一部分，仍然远远不够，李昭就试图说服上面，以便把厂里要上缴的利润留下一点。“盖房子也是为了扩大再生产，扩大再生产一个是物质的扩大再生产，还有一个是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啊。”李昭的话果然起了作用，从此后，国棉一厂被批准可以将上缴的利润留下一部分，以便解决工人们的住房问题。

就这样，这里抠一点儿，那里抠一点儿，国棉一厂在几年以后，果然盖起了一些“妈妈宿舍”？

什么叫“妈妈宿舍”？通俗来讲，就是有孩子的女工的集体宿舍。这样的“妈妈宿舍”盖了几栋之后，结婚有孩子的女工“住”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一个房间里住了四位带孩子的新妈妈，一个孩子饿了，只要一哭，其他孩子就会跟着哭，于是，一个楼道里好几间房一起“大合唱”，声音很大。另外，孩子爸爸有时候过来看看孩子、帮媳妇做做家务、做做饭、送送饭什么的，因为是四家合住，爸爸白天来了，晚上就必须得走，这也不利于小两口的婚姻生活和感情稳定。

后来李昭就想办法，把一个房间从四个人减少到两个人，今天是这对夫妇团圆，明天是那对夫妇团圆。后来这样还是不方便，那怎么办呢？那就拉布帘。但是，拉布帘久了也不行，治标不治本。

问题只有一个：房子少。房子少怎么办？李昭当机立断：“还得盖房子！”

于是，李昭排除万难，到处筹钱，到处“化缘”，终于又为工厂盖起了几栋楼房。是那种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的一居室，房间比较小，楼道里搭一个小灶就是厨房，厕所是楼道里共用厕所。其实就是那种“筒子楼”，但在当时，能把问题解决成这样，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为了搞好这些事情，鞠躬尽瘁的李昭在那大半年里，极少回家。

解决了“住”的问题，还有“行”的问题。

那时候，北京112路公共电车的停车点在距离工厂门口一百米以外的地方，夜里下班的女工赶乘这班车，这一百多米的夜路让她们很害怕。李昭得知以后，几次去公交管理局交涉，终于，公交管理局同意将112路公共电车的停车点移到了工厂门口。

自李昭来到国棉一厂，职工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大家对李昭佩服之余，更多的是感激。

但李昭知道，职工们的健康，更为重要。

 

9，关心工人健康，改善劳动条件

 

其实，从李昭一进厂，就非常关心职工的工作环境。因为她知道，工作环境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职工的健康。

那时候职工的思想觉悟都很高，即使工作条件不好，也几乎没有人埋怨。

女工们早中晚“三班倒”很普遍，上夜班非常熬人，大家又住着集体宿舍，白天睡不好觉，整个人的精神就不好，就会影响工作，甚至影响健康。李昭将这个问题向上级反映，但反映情况需要数据证明，于是，在李昭的倡导下，卫生部和妇联组织了一个纺织女工健康大调查。大调查之后，果然发现有几个指标不太理想。

 

职工们的冷暖牵动着李昭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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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服装纺织行业协会资料室提供）

 

李昭马上着手解决三大问题。

一个是工作面的照度不够。

车间晚上工作得有照明，所谓工作面，就是织布机上布匹的运行平面。当时的国际标准照度是200勒克斯（LX），而苏联的标准是150勒克斯（LX）。国棉一厂的是50到78勒克斯（LX），连苏联的标准也达不到。不仅灯暗，还会经常停电，如果增加照度的话，用电量会增加很多。

虽然困难重重，但是职工的健康更重要，这个问题，李昭从进厂的那天起，就下决心要解决。最后，经过多次研究，最终权衡下来：照度一定得达到100勒克斯（LX）以上。虽然这与国际差距仍然不小，不过比从前好多了。并且，为了增强照度，李昭经过开会研究，还制定了两条规定：一，将所有的白炽灯换成了日光灯。二，纺织机上纱线的密度原来过于稀疏，现在要加密；

基本解决了照度之后，另一个就是改善空气。

车间里的温度和湿度本来就高，再加上含尘量特别高，对人的健康危害很大。“含尘”一个是尘土，但主要是纤维，纤维飘浮在空气之中，所以必须加强空气调节这个措施。李昭马上成立了一个技术小组，利用空气当中加湿的办法，把车间的通风量由原来的每小时20次增加到每小时30次。除了通风量，他们又将原来用过滤网过滤空气的办法改为用水过滤，即用喷头将空气中的尘埃和纤维洗掉，如此一来，车间里的空气就好多了。

第三个问题，就是噪音。

最初织布车间的噪音最高能达到110分贝，这样的噪音不仅影响人的听力，更重要的是影响神经。

于是，李昭与技术小组搞了一个“明视时间表”：就是写一个“品”字，上面一个口，下面两个口。女工们上夜班的时候，每隔半小时看一次这个表，如果一个“口”在上面，表示是正常的；如果看到的是两个“口”在上面，那表明不正常了，需要马上休息。最初一段时间，上夜班的女工看到两个“口”在上面的情况达到了30%到40%，这说明女工的健康有很大问题。经过李昭的一些有力举措，比如降低车间噪音，增加女工的休息时间等等，这种情况慢慢改善了很多。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女工的生理周期紊乱，这些都会一一登记并进行统计。总之，如果太多问题过于集中，最终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女工们总是倒夜班，身体过于疲劳，生物钟发生了变化。

对这些，李昭忧心忡忡。

后来，当李昭听那些出国考察的领导回来，跟她说英国和日本的工厂根本没有夜班，法律上也没有夜班时，吃惊之余，也深感国外工业上的进步以及法律上的完善。“我们中国不少职工因为上夜班，闹得家庭不和打离婚，这就成了社会问题了。”李昭说。

 

 

10，困难是暂时的，我们要相信国家

 

正当国棉一厂迎来它的鼎盛时期，“大跃进”来了。

1958年5月，在社会主义改造与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伟大胜利的背景下，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通过了15年赶超英国的目标，通过了提前5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目标，通过了“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会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从各方面开展起来。

起初，情况并没有那么严重。

1958年下半年，早已跻身于纺织系统红旗厂行列的国棉一厂，却在北京纺织局开展的一次细纱单位产量评比中出现了“白旗”，这对全体职工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李昭仔细找原因，发现细纱车间的变速马达容量小、速度低才是症结所在。事不宜迟，李昭不等不靠，马上成立了专题小组，大胆对马达进行攻关改造。可是当时工厂的机器设备都是从民主德国进口的，厂里的技术力量又相对薄弱，增加容量、提高速度，谈何容易？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小组成员们日夜拼搏，以百折不挠的毅力刻苦攻关，先后提出了300多项技改方案，实验、失败，再实验、再失败，直至成功，最后他们以双马达的方式，稳定提高了细纱车间的动力负荷。

在这之后，李昭率领工厂的技术人员发现21支纬纱最适合高速生产，于是又成立专题小组，向既定目标发起冲击，终于解决了断头率居高不下等难题，进而使单位产量雄踞全国第一。

在此鼓舞下，其它重大革新项目也相继拿下，产量与日俱增，捷报频传。到1959年第四季度，国棉一厂终于荣获了全国红旗厂的光荣称号，还有四位代表走进了人民大会堂，出席全国的群英大会。

一段时间以后，“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后果开始显现。

李昭发现工厂陷入了困境：首先是没有原料，不能保障工厂的正常生产；其次是粮食和副食开始短缺，供应出现困难。一开始大家认为这种情况很快就会过去，就自己想办法。先是“瓜菜代”，就是把蔬菜和瓜果代替粮食。但是后来瓜菜也没有了，怎么办？就去挖野菜，剥树皮……可是，随着形势越来越严峻，连野菜都搞不到了。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百姓剥树皮果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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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报摘新闻）

由于饥饿，很多人出现了浮肿。李昭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其实这时候的李昭自己情况也很不乐观。她老是觉得嘴里甜乎乎的，这其实是吃不饱导致肠胃功能失调的原因。吃不饱怎么办呢？那就多喝水。但喝水不顶事，还是饿，腿发软，连楼梯都没力气上。

李昭连开了几次会，想办法解决职工们的食品短缺问题。终于，他们想到了一个办法——用棉杆皮磨淀粉。

李昭就指挥专门的人员到棉花产地把棉杆买回来，厂里专门搞了一个车间，工人们将棉杆皮剥下来，掺火碱泡软，然后磨出淀粉，和一点点棒子面混在一起做窝窝头。

李昭亲自主持这个事，她亲自尝亲自吃，大家伙儿也一块吃。吃完以后肚子倒是没那么饿了，可是最大的问题是便秘，拉不出来。因为泡棉杆的时候水里要放工业火碱，用碱以后棉杆才容易泡软，才容易撕下来。胀肚子这个事情不是小事，当时听说外地有饥饿的人们吃观音土，最后腹胀而死。李昭感到这个棉杆皮也坚决不能再吃了，对职工身体损害太大。

在最艰难的那段时间里，李昭一直住在工厂里，与大家一起共患难，从不单独开小灶。职工们非常感动。

棉杆皮不能吃了，怎么办呢？全厂职工总得吃饭，不能眼睁睁地饿死人吧。李昭作为当家人，每天急得睡不着觉。后来她想，还是得去农村想办法。

国棉一厂以前支过农，在农村有一些关系户。李昭想办法跟怀柔、三河、香河的农民联系上了，她派人到怀柔种了一些边角地，又养了一些羊，职工们的吃饭问题得到了一些缓解。

后来她又派人去香河，跟那边的农民一起打鱼、摸虾，以改善职工们的生活。那时候香河的潮白河水很大，河面很宽，鱼虾也不少。甚至，为了打鱼，国棉一厂还专门买了一条木船。

其实那时候农民的生活也很困难，为什么还愿意帮助李昭他们呢？因为在1958年之前，国棉一厂为这几个地方修建过电气灌溉站，电气灌溉站把河水吸过来浇地。正是因为有了这层关系，当地群众对国棉一厂很是感激，现在国棉一厂遇到困难了，当地老百姓也愿意提供一些副食品帮他们度难关。

除了鱼虾、瓜菜等副食品，当地老百姓杀了羊也愿意分一些，但李昭他们就说羊肉我们不能要，给我们一些骨头、下水之类的就行了，那样困难的时候，羊肠羊肚这些下水也是极难得的好东西。

那三年里，在“吃”的问题上，李昭几乎被逼成了“样样通”。就这样，她带领国棉一厂的职工，千方百计，向内挖省粮潜力，向外拓展食品渠道，硬是挺过了那艰难的三年，没有饿死一个人。

当时京郊的潮白河水面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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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服装纺织行业协会资料室提供）

除了生活上的问题，还有工作上的问题。

1959年到1961年的那三年里，我国的棉花产量急剧下降，厂里的开工率骤减到了10％，连职工的工资都难以支付，工厂告急。关键时刻，李昭迅速召开职代会，群策群力，广开生路，很快就在全厂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投亲访友、上山下乡采集野杂纤维的热潮。

    一时间，在北京的城市、乡村、山坡、水岸，到处都有国棉一厂职工的影子，有人还回到外地的老家寻找资源。生长在荒郊野外的荆条，他们一根也不肯放过；造纸厂弃之不用的棉杆皮，他们也会拿回来用……为了把这些五花八门的原料切断、粉碎，工人们将农民使用的大轧刀、石碾子抬上了汽车，拉进了工厂。为此，厂里还专建了一座300多平方米的半机械化野杂纤维脱胶车间。

很快，在闯过了原料关、脱胶关、工艺关等重重关卡之后，国棉一厂硬是成功地纺出了纱、织成了适销对路的产品，市场反应良好，工厂的产值也得到了提升。

李昭经常对工人们说：“困难是暂时的，我们要相信国家。在大灾面前，我们的党和政府，一直是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

在一次上级召开的为棉纺织行业寻找出路的会议上，李昭听说电子行业的“二极管”供不应求，遂动了心思，她认为他们厂完全有能力生产。

虽然隔行如隔山，但是李昭认为，只要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件事情就可以完成。没有车间，李昭就带领工人把宿舍楼改造成车间；不懂技术，他们就走出去、请进来，虚心学习。在闯过了重重关卡之后，棉纺厂真的生产出了电子管，而且产品质量稳步提升。

这些奇迹，都得益于李昭“迎难而上”的顽强作风！

最让李昭难忘的是1960年，由于贯彻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纺织行业要减少职工11000人，其中5000人回农村，6000人分流到各服务行业。

听到这个消息，很多职工都哭了。

虽然他们知道国家的政策是宏观调控，是正确的，是顾全大局的，但是让他们离开这个付出太多心血，流下太多汗水，甚至献出了青春的工厂，他们是真的舍不得啊！于是很多职工提出减少甚至暂时不发他们的工资，只要能够留在工厂里就行。

职工们对工厂的感情，令李昭非常感动，同时心里也很难过。回家时，她对胡耀邦喟叹地说：“他们才是我国经济建设领域最可爱的人啊！”

作为党的干部，李昭当然坚决拥护党的决策，但是作为一厂之长，她又实在舍不得那些与她同甘共苦、并肩作战的兄弟姐妹。

在工厂送别离厂职工的大会上，李昭动情地说：“这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大家要体谅国家暂时的困难。这个工厂是你们参加建设的，这些机器是靠你们的双手运转的，这些产品是靠你们的辛苦生产出来的，工厂将永远记住你们的功劳，记住你们流过的汗水！”

说到这里，李昭哽咽了。很多职工也是泣不成声。

事实上，不仅工人们要离开很多，由于纺织行业贯彻国家调整和压缩方针，李昭也将要告别这个倾注了她太多太多汗水和心血的国棉一厂。

 

第六章，相濡以沫

 

1，刘湖归来，家人大团聚

 

1961年，李昭被调到北京市纺织局，担任副局长。来到纺织局初期，李昭的工作在白天多可以完成，回家与家人团聚的时间多了起来。

这一年的夏天，与他们分别多年的刘湖也回来了。

解放以后，刘世昌被分配到青海工作，他们全家随后也都搬到了青海。实际上，50年代初期，胡耀邦和李昭就与刘世昌联系上了。他们常常与刘世昌书信来往，还时常托人给刘世昌一家捎东西。

刘世昌一直牢记着胡耀邦“要让娃读书”的嘱托，即便家里连吃饭都困难，还是坚持让刘湖上了学。13岁时，刘湖小学毕业，各门功课成绩优良。当得知胡耀邦已经在北京任职后，刘世昌和妻子对刘湖读初中的事情开始举棋不定。

那时西宁没有高中，刘湖初中毕业以前，刘世昌曾建议他认真考虑到哪儿读高中：是到离家较近的西安市呢，还是去北京考最好的高中？

同时，夫妇俩认为孩子大了，也有权知道自己的身世了。为了尽可能减小孩子知道真实身世后对他可能造成的伤害，夫妇俩经过仔细商量和权衡之后，选了一个适当的时机，将刘湖的身世说了出来。

刘世昌的想法，是让刘湖去北京求学，并且他一直坚持这个决定。他对妻子说：“孩子像生父，学习那么好，绝不能耽误了孩子。”最终，两代人商量的结果是：刘湖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在北京接受更好的教育。

刘世昌将这个决定写信告诉了胡耀邦和李昭。但胡耀邦和李昭却不同意，他们回信说道：“我们要恪守当初的承诺，况且刘湖到北京来，你们和孩子离得太远，时间久了，感情就会淡薄的。”

然而，刘世昌坚持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孩子只是去北京上学，与胡耀邦李昭夫妇当初的承诺并不矛盾。况且这是为了孩子有更好的前途。至于与孩子感情会淡薄，刘世昌认为不会，他夫妇俩会与孩子保持密切的沟通，养育了孩子16年，孩子早就是他们夫妇俩的亲生骨肉。回北京上学，不仅对孩子前途大有裨益，而且孩子也多了一对父母。

看到刘世昌极为恳切的言辞，李昭和胡耀邦不禁动容。他们知道这是刘世昌夫妇对孩子的未来负责。于是，他们同意将刘湖的户籍迁至北京，以便入学。

就这样，刘世昌带着16岁的刘湖来到了北京。

在车站，胡耀邦一见到他，就说：“老刘，你大概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刘世昌说：“也许是错误的，但为了孩子的前途，我和孩子妈妈不会后悔。他妈妈知道孩子要回北京，已经哭了一个多月了，我心里也不好受，从小一把屎一把尿养大，我们肯定不舍得。但是我想我们不会后悔。”

刘世昌在胡耀邦家住了两个多星期，临别时这个淳朴的陕北汉子对胡耀邦和李昭说：“这孩子是在西北小地方长大的，千万别让他觉得自卑，也别笑话他的西北话，他会慢慢改过来。天冷时让他及早穿上棉衣，这棉袄样子不好看，但是他妈妈一针一线缝的，很暖和。”说罢，他抹了一把眼睛，转身就走，没敢回头再看孩子一眼。

刘世昌走后，李昭也难受了很久。作为母亲，她能够深切体会刘世昌妻子那锥心的痛。

晚上孩子睡着了，她默默地坐在床边盯着孩子看。她的二儿子左耳边有一个小肉揪揪，右耳边有一个小坑坑，这个秘密只有她这个母亲知道，连耀邦都不知道。从离开延安之后就再也没见过自己的亲骨肉，漫漫十六年，她的内心常常默默地思念孩子却不能表露出来。没想到今天还能再次见到自己的孩子，怎能让她不心潮起伏？

虽然刘湖并非刘世昌夫妇的亲生骨肉，但这么多年在一起，那份亲情，早已深入到他们的骨髓里了，如此分别，谁不是心如刀绞？

此后，李昭经常对刘湖说：“记住，从此以后，你有两个家，一个在北京，一个在青海。”

 

幸福团聚一家子（后排左二为刘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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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浏阳耀邦故居纪念馆提供）

 

刘湖回到了这个大家庭，就像远游归来一样，没有任何生疏感。此后每到假期，李昭和胡耀邦就送刘湖去刘世昌家里，就连他后来的婚假，也是在刘世昌家里度过的。刘湖工作以后，也常回去看望他们，并一直给他们寄钱，以感谢养育之恩。

胡耀邦和李昭曾在家里立过规矩：对孩子们一视同仁，不搞偏袒。学业到什么程度，就给什么样的待遇。他们认为：孩子们上初中买自行车，读高中可以有一块手表，这些是需要的。

胡德平上初中时，胡耀邦和李昭给他买的是一辆25块钱的旧自行车，骑上就“吱吱嘎嘎”地响。这辆自行车胡德平骑了整整六年，上大学时又传给了在清华附中的胡德华。

而刘湖一回到北京，胡耀邦和李昭就给他买了辆新自行车。那是一辆淡绿色的二六型“飞鸽”牌自行车，并且是当时少见的线闸，这在当时，不论款式还是颜色，都是最新潮最漂亮的。

当时，满妹和胡德华常围着那辆自行车转前转后，眼馋地看着那辆漂亮的“飞鸽”，咂着嘴赞叹不已，羡慕至极。

也许，多年的离别让李昭和胡耀邦对二儿子心有愧疚。所以，就连孩子们也能看出来，他们对刘湖这个在陕北长大的二儿子，格外多些疼爱和关照。

 

2，公平并且包容，培养孩子的爱心

 

不仅对刘湖，对侄女胡素贞，胡耀邦和李昭也是关心有加。

胡素贞在川北上学的时候，因为学校路有点远，胡耀邦怕她上学迟到，就把自己戴在手上的一块瑞士欧米茄手表送给她。那块手表被胡素贞戴了一辈子，至今还存在胡耀邦纪念馆里。在当时那个年代，一块欧米茄手表非常珍贵，况且还是胡耀邦的随身之物，足见他对胡素贞的好。

胡素贞在川北上学的那段时间里，李昭喜欢把她打扮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她扯了一块红灯芯绒的布，亲手给胡素贞做了一件漂亮的上衣。别的同学见到胡素贞穿得这么漂亮，就问她：“你这漂亮衣服哪来的？”胡素贞就特别自豪地说：“是我家里人给我做的。”

但绝大多数时候，李昭也没有条件给胡素贞买新布，只能用旧布料之类的拼一拼、凑一凑，却仍然能给她做出好看的衣服。李昭的手很巧，心也很细，她对服装之美的感觉，绝对是有天赋的。——这也是她到北京以后，非常愿意从事服装和纺织的部分原因吧。

回到北京，胡素贞上的是北京26中，胡耀邦和李昭对她更加关心。很多时候，甚至对她比对自己的孩子都好。

胡素贞从小胆子小，不爱说话，有点内向，所以李昭就特别照顾她的感受。也许正因为胡素贞并非李昭的亲生骨肉，李昭生怕她觉得受了委屈。胡素贞上大学的时候，胡德平上中学，两个人都住校，李昭就派秘书每个月给他们每人送生活费，两个人数目一样，绝不偏袒。

经过几次搬家，李昭一家搬到了富强胡同6号。那时刘湖已经回来，胡素贞也生了孩子。巧的是，刘湖回来的那天，正好是胡素贞的女儿徐晓鸿的生日——1961年8月11日。

 

徐海初胡素贞结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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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徐晓鸿本人提供）

 

富强胡同有一棵很大的海棠树，每年海棠果成熟的季节，调皮的徐晓鸿都要爬上墙，然后攀上海棠树，摘海棠果，或者在树枝上吊过来晃过去，就像猴子一样。每一次，只要被警卫发现，她就会被警卫喝斥赶快下来——毕竟这么小的孩子，万一从树上摔下来，后果会很严重。

有一次，徐晓鸿再一次爬上墙并在墙头乱跑，警卫发现她，喊她下来，结果徐晓鸿吓得钻进了锅炉房。

锅炉房里到处都是是煤，徐晓鸿被警卫找到以后，全身除了牙齿和眼白是白的，其他地方全都成了黑的，就像一个活动的小黑煤球。

警卫把徐晓鸿带到李昭和胡素贞面前“告状”，李昭一见到小晓鸿调皮狼狈的模样，就被逗笑了。胡素贞嗔道：“晓鸿这孩子跟个孙猴子一样，又是爬墙又是上树的，应该狠狠教训一顿，揍一顿才行。你竟然还笑，还鼓励她？”李昭笑笑说：“小孩子嘛，淘一点很正常。调皮的孩子将来才有出息嘛！”

 

少女时期的徐晓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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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徐晓鸿本人提供）

 

不仅爬墙上树，淘气的小晓鸿还常常去胡同里追猫。有时她将从外面抓到的猫带回家，李昭见到了，觉得不忍心，就会养在家里。甚至，有时李昭在外面看到流浪猫，也会带回家。李昭的家里长年饲养着两只猫，一只乌黑色，一只咖啡色，都被养得健康壮硕，就像两只小老虎。

有一天，小晓鸿突发奇想：这两只猫能不能像马一样给我骑一下呢？于是，她抓住猫，就要往它的背上骑。李昭看见了，笑眯眯地对她说：“猫是不能骑的，要把猫儿压坏的，那可怎么办啊？”对小晓鸿，她总是耐心并且轻言细语地跟她讲道理，在徐晓鸿的记忆里，李昭从没有跟她发过一次脾气。只是那时候徐晓鸿太小，太淘，经常听不进去，经常听着听着，就一溜烟儿不知道野到哪里去了。

对孩子们，李昭不仅仅只是口头教育，还会刻意培养他们的爱心。她经常说，教育孩子其实很简单——得给他们做榜样。因为，你怎样去做，孩子们便会怎样去做。

 

1987年暑假，徐晓鸿从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回国探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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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徐晓鸿本人提供）

 

 

在富强胡同那些年，每年海棠收获之后，李昭都会有一个惯例，就是把海棠弄成一堆一堆的，然后把最好的送给别人。有一次，小晓鸿看上了个儿最大的一堆海棠，李昭说：“这一堆是送给陶斯亮家的。”小晓鸿说：“可是现在还没有送，他们也不知道，咱们就把这堆留给自己吧。”李昭说：“这怎么行呢？既然决定把最好的送给别人，就不能食言，是不是？对自己也要讲诚信。”她在别的事情上，可以对小晓鸿“网开一面”，但在这件事情上，还是没有“惯”着小晓鸿。

时至今日，徐晓鸿对这件事依然印象深刻。

 

3，生产局长、化纤局长和产品局长

 

由于李昭在国棉一厂的时候，一方面抓党的工作，一方面抓生产工作，所以她到纺织局以后，大家给她起了个外号叫“生产局长”。后来她又专注于化纤，又叫她“化纤局长”。再后来她专注于产品开发，又有了个 “产品局长”的外号。那时候，大家总会根据她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给她起不同的外号。

北京当时不产棉、不产毛、也不产麻，这些都得靠外面。没有棉花，得上河北省、河南省买；没有毛，就得上新疆、内蒙买，还要攒外汇上澳大利亚买。当时除了国内的棉花，还得进口印度棉、美国棉，这让李昭整日为这件事发愁。她说：“这不行，需要解决，咱们不能老是仰着头要饭吃啊！”想什么办法呢？终于，李昭说：“要不咱也去种地、种棉、养羊试试？”

李昭打算和首钢联合起来，一起搞羊绒。很快，她找到了首钢的党委书记兼厂长周冠五，她说她调查过，内蒙的地挺多，但是羊不太多，没有达到饱和。她希望能与首钢联合起来，到内蒙去发展牧场，一起养羊，这样的话，羊绒的问题就解决了。

周冠五也是个老革命，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解放后担任了首钢党委书记兼厂长。周冠五厂长也是一位非常严谨务实的领导，他立刻从首钢抽调人手和纺织局的同志一起去内蒙去调研考察，结果发现这条路走不通。因为纺织用的羊绒得是山羊绒，不能用绵羊绒。但山羊吃草有个特点，不是从草上面啃着吃，而是连根拔，这对草原的生态是一个严重的破坏，李昭知道，万不能为了一时之需而破坏了环境。最终的结果是，打消了养羊这个念头。

 

首都钢铁厂党委书记兼厂长周冠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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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北京服装纺织行业协会资料室提供）

 

 

后来，李昭又想到跟别人合作种棉花，试验了以后，发现这条路也走不通。一是棉花产量很低，第二是棉花的灾害也频繁，一个是干旱，一个是蚜虫。棉花上的蚜虫虽小，但对棉花却是毁灭性的打击。一遇灾年就歉收，一歉收就赔本儿，这也行不通。

李昭善于抓方向，抓战略性措施。对于北京市纺织生产的“无米之炊”导致京棉一厂实行“关停”有切肤之痛。为了摆脱北京“四无” 的局面(无棉花，无羊毛，无蚕丝，无麻)赢得了纺织生产的主动。她认真分析了北京市特点，认为:必须下定决心，狠抓发展化纤工业，才能促进首都纺织工业的发展。

可是，搞化纤怎么搞？就要发动群众，搞群众运动，搞小化纤。李昭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她开始分配任务：北棉搞晴纶，国棉一厂搞绦纶，制呢厂搞丙纶……就这样，搞了四五个点。

群众运动，土法上马，可是质量都不过关，最终，唯独国棉一厂的绦纶成功了。绦纶的提炼程序比较复杂，首先从石油开始冶炼，一工序，二工序，三工序，四工序，到第四个工序，产生对苯二甲酸，这就是作为小化纤的原料。将对苯二甲酸和乙二醇这两种液体混合，脂化成胶状物质，然后再把它缩聚，让它们分子链紧密起来，然后注袋，切片，这一系列过程，就叫“造粒阶段”。到了这一阶段，就可以生产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李昭与市政府秘书长贾星吾参观化纤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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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北京服装纺织行业协会资料室提供）

 

但当时国棉一厂的生产规模太小，达不到需求，李昭就提出要扩大规模。为此，她亲自跑立项，亲自跑批地，亲自跑筹建，最终把化纤厂的厂址定在大兴。然而，建一个化纤厂谈何容易？从开始筹建到最终投产，用了整整四年半的时间。厂址地比较荒凉，但这四年半里，李昭起早贪黑，经常往工地上跑，有时候忙起来，干脆将自己的一日三餐也在工地上解决。终于，化纤厂正式投产，李昭也累得病倒了。

十几年来，她身体力行，时刻关心着化纤工业的成长，精心培育，在时任北京市规划局领导(曾任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同志帮助下，她领导制订了发展化纤规划，除了重大项目进行决策外，为了落实每个项目，经常亲自冲锋陷阵解决发展化纤工业前进中遇到了种种困难，做到逐个落实。

李昭领导组织培训化纤骨干力量。在初期纺织系统的化纤技术力量十分薄弱，为了发展化纤工业，决定从培养人材抓起。在李昭同志的倡导下，从1978年由北京化纤学院主办了二期化纤专业和机械专业的“七，二一”大学。李昭同志任校长。同时还积极向市委科教部门争取在化纤学院增设化纤机械专业。这批学生毕业以后，在各化纤科研、生产单位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李昭在涤纶厂听取技术科长的工作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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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北京服装纺织行业协会资料室提供）

 

她亲自领导组织化纤会战。为发展聚氯乙烯纤维和涤纶树脂，曾组织纺织系统机械制造厂等单位，自力更生， 制造设备，采取分工包干，限期完成。这些单位及时形成了化纤生产能力。

她十分关心化纤机械厂发展化纤设备和喷丝板。为了发展涤纶长丝纺丝机，她曾亲自组织局化纤处，机械公司，化机厂联合到上海纺织机械行业取经。还调兵遣将，到上海第三纺织机械厂学习长丝纺丝机设计。

此外，为了发展小型的涤纶抽丝设备，曾多次请化纤学院配合化纤机械厂完成VC405纺丝机的设计，制造任务。

在发展北京制造化纤机械过程中，李昭同志经常下厂，督促，帮助，在她有力的支持下，北京化纤机械厂发展迅速，在短期内开出了“五朵金花”。(VD405纺丝机， 扁丝成套设备，喷丝板，雕刻印花，变频器等).

为了化纤项目的落实，经常不辞辛苦的到北京市纺织部，国家计委等领导机关争取项目，取得上级的支持.

尤其是新建化纤骨干企业——北京化学纤维厂，她亲自多次到国家计委，向计委主任余秋里、副主任顾秀莲同志汇报，取得上级部门的支持。

为了发展晴纶和尼龙66，也是千方百计积极争取，得到了纺织部的大力支持。

李昭在领导发展化纤工业中，十分注意国内外新技术的应用推广。对新鲜的事物，十分敏锐。要她的积极支持下，引进国际先进技术设备，涤纶长丝高速纺丝机，成为我国引进的第一台先进设备。先进的设备引进以后，李昭同志又十分关心，支持并经常督促，对新技术，新设备的吃透，消化，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进行设备翻版，制造。从此给全国发展涤纶长丝，采用什么工艺设备起到了示范作用。

她还积极支持北京涤纶厂采取先进工艺技术，发展有色涤纶直接制条.这些新设备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为发展化纤生产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定期到化纤厂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帮助解决问题。李昭同志还经常去一厂涤纶树脂车间参加劳动。

为发展化纤工业，积蓄化纤技术力量，多次亲自找北京市委从外地引进化纤技术人才。

在发展化纤工业过程中，李昭同志还十分注重提高化纤质量和开发品种，如网络丝，有色丝，变形丝等， 总是热情关怀和支持。经常教育各化纤企业领导，一定要坚持把提高质量放在首位，

她在领导全系统化纤生产建设的同时，也十分关心，爱护，培育纺织局化纤管理机构的成长，亲自选择配备干部，及时帮助解决前进中的困难，当系统的化纤生产发展到具有一定规模时，积极支持组建北京化学纤维工业公司，（原为化学纤维管理部）统一领导“四厂一所”的化纤生产技术业务。

通过近十多年的开拓，化纤公司除了发挥管理职能外，也适当注意了自身的建设，逐步办成为独立的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除公司本部外，和德国巴马格公司合资建立了京马化纤有限公司，和美国杜邦合作建立了合资企业超羽纤维制品有限公司，并相应建立了两个技术服务中心，在经济体制的大变革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其中京马化纤有限公司业务已走出亚洲，面向太平洋地区；超羽纤维制品有限公司与美国杜邦合作生产高级寝具已连续三年翻番，人均劳动生产率达到60万元以上。

北京的化学纤维工业从1970年到1996年止，这26年中生产建设有了较快的发展，累计生产各种化学纤维50万吨，产值50亿元，利税5亿元以上，并形成了四厂一所的格局( 即北京涤纶厂，北京涤纶实验厂，北京化纤厂，北京维尼纶厂，北京化纤研究所)化纤工业有过辉煌的年月。应该说在历史上对于北京的纺丝工业作出过重要贡献。

 

1986年，李昭同志视察北京化纤工业公司，听取四厂一所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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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北京服装纺织行业协会资料室提供）

 

这些成绩的取得，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李昭作为局主要领导人，党组书记，起了重要作用。为化纤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而“产品局长”这个外号，则是因为李昭特别注重新品种的开发而得名。她很清楚没有适销对路的品种，产品就卖不出去，企业就会亏损。因此，她就动员全厂努力开发和生产出群众喜欢、市场畅销的产品。

纺织和服装，没有好的品种，就跟不上形势发展，东西就卖不出去。那时候，中国人除了一身蓝就是一身灰，甚至有国外媒体把中国人比喻成“灰蚂蚁”，虽然听上去有点刺耳，也算比较形象地描述了当时中国人的穿着。

所以李昭上任以后，特别注重抓新品种的开发，尤其是毛纺和羊绒的品种，创造了好几个非常知名的棉纺品种。

如：国棉一厂和北京印染厂共同生产的的确良布；国棉二厂的“铜亭牌”精梳纱棉和纯棉府绸；国棉三厂的人造棉布；北京毛纺厂的“天鹅牌”高级纯毛单面花呢；清河毛纺厂的“马踏飞燕牌”羊绒花呢；北京绒毯厂的“双羊牌”毛毯；第二毛线厂的“双鹿牌”毛线；羊绒衫厂的“雪莲牌”羊绒衫等等。

除了棉纺、毛纺的知名品牌，服装方面也开发了不少知名品牌。

 

风靡多年的长城牌风雨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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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北京服装纺织行业协会资料室提供）

 

如：长城牌风雨衣、天坛牌衬衫、友谊牌女装、雷蒙牌男西服等等。这些都是在李昭的带领下开发的新品种或巩固提高的老名牌。

由于李昭的高度重视，那段时间北京的纺织工业发展得非常快。

 

4，从北京到西安，只为看一眼胡耀邦

 

1964年11月，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西北局（辖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省区）第三书记兼陕西省第一书记，同时保留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一职。

11月29日，胡耀邦带着三名秘书和一名公务员一行五人，坐上了北去的列车。胡耀邦对随行的工作人员说：“我们都不带家属，这样工作起来方便。”他还把上任前中央主任嘱咐他“到任后一年不要说话”的劝告，转告给他们，以此互勉。

这时候，正是李昭任纺织局长最忙碌的一段时间。胡耀邦离京去西安的那天，两位老人想全家在一起吃顿饭为胡耀邦送行，李昭却因工作太忙没有按时赶回，等她回到家，胡耀邦已经离开。李昭有些遗憾，想胡耀邦这样的“工作狂”一离开，不知何时才能回家。还是两位老人安慰她，说耀邦虽然工作起来很投入，但秘书会照顾他的，让李昭放心。

胡耀邦赴陕上任时，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市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因病已无法工作，日常工作暂时由省委第二书记和省长分别主持。

那时，正是三秦大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左”倾思潮蔓延最烈之际。陕西省在1964年社教运动中，粮食总产量由1956年的108亿斤下降到87亿斤，单产比西藏还低；棉花132万担，单产只有40斤；多种经营被“以粮为纲”而“割了资本主义尾巴”；据有八百里秦川富庶之地的社员们过得比河北、山西的农民还苦。

但全省在一期社教中共清出“四不清”问题的竟达17560人，逮捕6470人，拘留了5000人，平均每天抓人30余名，高于全国各省。受到开除公职处分的干部和教师有1450余人，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有3200余人，被整死的有600多人，基层干部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在长安、延安和西乡三个社教试点县，共清查应退赔现款达813万元，平均每个基层农村干部183元，比当年全省人均收入122元还多61元；就连上山砍柴和进城当保姆的收入也要退赔。三县zisha事件430多起，死亡364人，致使许多社队生产无人过问。

到了西安，胡耀邦就为这难以置信的情况急得夜不能寐。他夜以继日地听取了47个厅、局的汇报，轻车简从，深入工厂、农村、院校进行调查，直接和基层干部、群众见面座谈。

很快，胡耀邦走遍了关中、陕南的4个地区20多个县，平均每天处理10多封群众来信。通过一系列的实地调查，他对陕西的总体情况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

同年12月14日，胡耀邦返回北京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同时出席了研究制定全国社教运动文件的中央工作会议。胡耀邦因深感陕西生活落后、农民生活困苦和社教运动过火，于12月14日给党中央、国务院递交了《走马上任报陕情》的书面报告。

那次胡耀邦抽空回了一趟家。李昭向他询问陕西的情况，胡耀邦面色凝重地说：“非常复杂。”李昭说：“工作的事情可以慢慢来，但是你在那边，一定要注意保重自己的身体。”胡耀邦说：“放心吧！陕西的工作搞不好，我不会病倒的。我病倒了，工作怎么办？”那天，他向李昭说出他的疑虑。说起陕西的社教运动，他说：“社教运动是育人，不是整人。但是现在，情况好像有些过激了。”又说：“对阶级斗争情势要具体分析，有多少说多少。”他的话，多多少少让李昭替他担心。

果然，三个月以后的一天，李昭突然听到胡耀邦挨批判的消息。她吃了一惊，忙打电话给胡耀邦的秘书戴云，戴云告诉她，胡耀邦挨批判的原因是与西北局的主要领导有不同的意见。李昭问他：“什么不同意见？”戴云说：“‘两手抓’。”

原来，在进一步了解到安康地区人均17亩山、2.5亩耕地以后，胡耀邦提出了“两手抓，双丰收”的口号。他强调一手抓农业增产粮食，一手抓林业、副业发展山货土特产；要求“在关中，一手抓粮食，一手抓造林和畜牧业。”

然而，当时西北局的主要领导对提出这两点的胡耀邦很不满意，批评他说：“一个人只有两只手。如果一手抓粮食，一手抓棉花，哪只手来抓阶级斗争？”于是，他们开始清查胡耀邦的“老底”，胡耀邦在各地的讲话，也很快被搜集起来，摘录汇编成两大本“言论集”，供大批判用。

1965年3月11日，西北局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拿出准备好的发言稿，批判胡耀邦。后来形势愈演愈烈，开始有人上纲上线，说他反对国家领导人。一时间，批判会的温度直线上升，发言的措辞越来越激烈，胡耀邦处于漩涡之中。

听到胡耀邦被批判的消息，李昭更加担心了。可是她又安慰自己说，这件事也许很快就会过去。是啊！胡耀邦是为工作去陕西的，他的话、他的行动，都是为了三秦大地的百姓，为了新中国更加富强，怎么就变成错误并受到批判了呢？怎么就上升到反对国家领导人了呢？李昭虽想不通，但她相信形势很快就会好转，相信胡耀邦的工作很快就会顺利展开。

然而，一切并非李昭想象中那样简单。胡耀邦在陕西工作的大半年时间里，只工作了99天，却被批判了100多天。批判大会甚至开到了县团级，每一名公社以上的干部都必须在大会上表态批判胡耀邦。

最开始胡耀邦不理那个碴儿，硬着头皮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继续工作。他每天早上6点准时起床，晚上12点以后才睡觉，白天没有午休，节假日从不休息。由于工作强度太大，工作又不顺利，心情也比较压抑，1965年3月下旬，他终于病倒了。

医生诊断：蛛网膜下腔出血，有生命危险！

然而，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对胡耀邦“不搞阶级斗争的路线错误”仍然越批越烈，直到召开了13次批判会，把胡耀邦批至彻底住院。

胡耀邦住院以后，戴云想把这个消息告诉李昭，却被胡耀邦制止。他说：“千万别让她分心，她在北京的工作远比我的身体重要。”

然而，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戴云还是将胡耀邦生病住院这件事打电话跟李昭说了。李昭听到以后，先是很吃惊，然后便是一阵心痛。

她问戴云：“他还在工作吗？”

戴云说：“表面上他在治病，但他其实一天也没有放下工作。我对他说，你都病成这样了，而且还在受批判，应该休息一段时间，先把病治好了再说。可他总是说，这点小病算什么？无论是在长征途中，在延安的时候，还是在石家庄的时候，他都患过比这严重的病，也都没有放下工作，不都挺过来了吗？我怎么劝他，他都不听。”

戴云给李昭打电话，其实是想李昭能够抽空过来。其一可以照顾一下胡耀邦，其二是劝他安心治病。戴云想：胡耀邦不听他的，但如果李昭劝他，他或许就听了。

其实，李昭又何尝不想马上飞到他的身边，照顾他，安慰他？可是，正如胡耀邦所言，那段时间，她的工作非常忙碌，根本抽不开身。

可是几天以后，她还是决定去一趟西安——毕竟这次的情况很复杂，胡耀邦不仅身体有恙，心理上也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煎熬。这样下去，恐怕要出大事的。

1965年4月9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柯庆施在四川视察三线建设工作时因病去世，4月11日,柯庆施骨灰护送到北京,李昭还在百忙之中，到北京饭店看望了他的家属。

把一切工作安排好，李昭独自一人乘飞机来到西安。

到了医院，见到胡耀邦，她的心都碎了——胡耀邦半躺在病床上，脸色蜡黄，又黑又瘦，整个人的气色非常不好。虽然他已经知道了李昭要来，但当他看到李昭，还是故意板起脸来，说：“北京西安隔这么远，就为了过来看一下我，你值得吗？”李昭也故意板起脸，说：“我来看的不是你，而是一个一心为了陕西人民、即使生病受批判也不愿意休息的干部，看的是陕西人民的明天。”

胡耀邦对李昭说，他真的没事。生病是小事，被批判也小事，只不过，他担心陕西的形势会阻碍发展生产。李昭说：“我理解你的话，也理解你的苦衷。可是我只有一个要求——你先好好治病。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啊！”胡耀邦说：“这句话，咱们在延安的时候经常说。”李昭说：“是啊！你不是最不喜欢‘说一套，做一套’的作风吗？怎么到你这里，就可以？”胡耀邦说：“那就听李昭同志的！以后，我保证爱惜自己的身体！”说得李昭再也不好“发作”，说：“光说没用，我得看你的实际表现。”

其实李昭知道，待她离开以后，胡耀邦又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胡耀邦的性格和作风就是这样，谁也改变不了。

说来也巧，那天，正好张爱萍将军视察工作来到西安。他在得知胡耀邦生病以后，专程去医院看望了他。张爱萍将军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加入中国gongchandang，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一位性格耿直的老革命。看到胡耀邦人瘦头发长，他感慨地摇着头，说：“我进了潼关以后，看到关中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今年要大丰收。陕西肥了，耀邦瘦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劳的啊！”

叶帅视察西北的时候，胡耀邦颅压正高，整天头痛不止。叶帅去医院看他，说：“我听贺老总说，陕西这个地方在整人哪。”

胡耀邦说：“我在会上检讨六次都没过关。”

叶帅说：“老弟呀，你在旧社会少吃了几年饭，你斗不过他们啊！你在西北谈不清楚，就回北京谈吧。”

胡耀邦摆摆手说：“我走不脱啊！前些天主席派了北京的医学专家来看过我，现在感觉好些了。”

叶帅沉重地说：“你的身体看来不妙哇！”

  叶帅临行前，要胡耀邦送他去机场。到了机场，他对胡耀邦说：“再聊一会儿嘛！”就将胡耀邦拉上了飞机。胡耀邦跟他进了机舱，刚坐下，舱门就关了。叶帅命令：“起飞！”胡耀邦这才明白叶帅的良苦用心，说：“叶帅啊，你看，我还什么都没带呢！”叶帅得意地说：“这我不管，回京治病重要。”

1965年6月20日，胡耀邦回到了北京。回到北京以后的他，顺理成章地回到团中央，仍然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

虽然胡耀邦在陕西任职不满7个月，但这年陕西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一年。为此，周总理多次表扬他，说他“半年就把陕西的农业生产搞上去了”。

1965年深秋，在一次有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各大区第一书记列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maozedong问胡耀邦在西北工作怎么样，西北局第一书记说：胡耀邦背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maozedong又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对胡耀邦怎么看，李井泉和陶铸实事求是地说了肯定胡耀邦的话。

  就这样，胡耀邦在北京与李昭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时光。

然而，一年以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突然爆发，他与李昭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搅翻。

 

5，孩子们懂事了，长大了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此文正是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写作和发表都是jiangqing秘密策划的，文章点名批判了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实际上涉及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北京各报在十多天内没有转载。于是，北京市被批评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1965月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文章；5月8日又发表了由jiangqing主持撰写、署名高炬的《向fandangfanshehuizhuyi的黑线开火》的文章；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同日，新华社播发了经康生授意、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撰写的诬陷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张大字报，并向全国广播。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为全面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前，maozedong对会议的议题、文件作了具体指示和安排。会议期间maozedong在外地，刘少奇主持会议，康生负责向maozedong请示汇报。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76人，其中包括“文件起草小组”，即会后正式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jiangqing、张春桥等8人。

会议有两大主要议题。主要议题之一是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所谓“fandang错误”。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二，是通过由maozedong主持起草并亲自修改的《中国gongchandang中央委员会通知》。

16日，会议通过了这一通知。这一文件简称《五•一六通知》。

之后《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把《五•一六通知》的内容向全国公布，从此，一场全国性的、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了。

很快，北京市委被改组，纺织局也受到了冲击。身为纺织局副局长的李昭被莫名其妙地隔离审查，挨批挨斗。

看到妈妈被带走审查，几个孩子很害怕。那时候胡耀邦还暂未受到冲击，他安慰孩子们说：“你妈妈的历史我还不知道吗？除了好胜心太强，有时过于主观主义，没有什么问题！运动来了，冲击一下也好。”实际上也是这样，对李昭的批判，归纳起来只是一个问题，那就是：不抓革命只抓生产，只强调‘革命要落实到生产上’。整个wenge十年，李昭也弄不清楚，革命不落实到生产上，那革命又是为了什么？

形势愈来愈紧迫。

那个特殊时期，很多人迫于形势和压力，不要说朋友之间、就连家庭内部亲人之间有时候都会搞什么“揭发”和“出卖”。当时在这种情境下，还有朋友的子女找到李昭家，把他们家最珍贵的东西托付给李昭家保管，足以看出他们认为李昭家是最有安全感的，胡耀邦和李昭是最值得信赖的朋友。

8月的一天，《北京日报》负责人范瑾的两个女儿俞慧生和俞慈生带着一个包裹来到胡耀邦家。包裹里，是两样物品，一样是她们的爸爸黄敬的裘皮大衣，还有一样是水獭皮帽。当时黄敬已经因为长年工作压力过大而导致精神疾病，于1958年zisha过世。

俞慧生对李昭的妈妈说：“这是我爸爸留下来的，也是我们家最值钱的东西、最好的东西，可是现在北京的形势非常紧张，我们担心我爸的这些遗物被人抄走了，所以就拿到你们这里，求你们家帮我们保管一下。我们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耀邦叔叔和李昭阿姨一家人是最可靠，最正直的，你们不会出卖我们。”

就这样，这两件黄敬的遗物被李昭一家人好好保护了起来。即使在wenge期间，李昭自己遭受不公正待遇，遭受抄家，也千方百计地保住了黄敬的遗物。wenge结束后，这两件遗物完璧归赵。范瑾一家感激不已。

李昭被隔离审查的时候，她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她不想连累他人，特别是在团中央的胡耀邦。于是，她清理好自己的衣物和行李，并告诉胡耀邦，她暂时不与家人往来，等所有的事情搞清楚了，再与家人见面。“反正我不是fangeming，我也写不出自己的fangeming事实，更揭发不出别人的fangeming行为，我鄙视损人利自己地乱揭发，我要对党、对同志，还要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责。”李昭对胡耀邦说，“襟怀坦白，实事求是，这不就是你经常对我讲的吗？”

虽然李昭的话让胡耀邦稍有欣慰，但他仍能感觉出李昭的心理波动。于是，胡耀邦开导她说：“你是gongchandang员，做了错事就认真检查，争取领导和群众谅解，接受党组织的审查，不要像过去那样懵懵懂懂，要多思考，要实事求是。你之所以会犯错误，都是同你平素不认真学习分不开的，要很好地接受教训。至于对家庭的影响，可能有一点，但也不大，各有各的账，主要是你自己的事情搞清楚，别吓傻了。”

胡耀邦的话，虽有些严厉，不过还是让李昭的心，稍稍放宽了一些。

 

李昭与大儿子胡德平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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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家人提供）

在送她回机关的路上，儿子胡德平安慰她说：“妈妈，现在这场运动刚刚开始，你又是一个单位的领导干部，可能要经过一个挺长时间审查的困难阶段，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多多保重，不要为我们挂心。我和刘湖已经是大学生了，年纪也不小了，我们会认真对待将要发生的事，但不管发生多么坏的情况，我们仍然知道你是我们无愧的妈妈！我们都不相信你是fangeming，也希望你能实事求是地相信自己，不要烦恼和急躁，要相信你领导下的群众是有鉴别力的。你的身体本来就不好，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还有当你一想起外婆、爸爸和我们这些孩子时，你应该更坚强地生活下去。如果可能，也要常回来看看我们和还十分年轻的弟妹！”

听了大儿子胡德平的话，李昭的心中多了一丝暖意。孩子们长大了，懂事了，不仅懂得事理，还懂得分析形势，并且知道安慰她了，她还有什么理由不坚持下去呢？就算为了这些懂事的孩子们。

 

6、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被隔离审查的李昭也需要干活。那时她的工作主要是刷厕所、扫楼道。每一次，李昭都会把厕所刷得干干净净，把楼道清扫得干干净净，以至于红卫兵都经常表扬她。

当时，原纺织局李昭的下属肖凯是zaofan派的头儿。肖凯是肖劲光大将的女儿。很多时候，肖凯会对李昭给予“特别关照”，比如她会在李昭打扫女厕所的时候，赶紧把她吃的窝头、咸菜偷偷换成白菜、豆腐、馒头，尽量让她的营养能够好一点。肖凯为什么这么做？因为肖凯一家与李昭一家有着深厚的情谊。

 

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肖劲光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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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肖凯提供）

肖凯父亲肖劲光是长沙人，母亲也是宁乡人，与李昭的父亲李仲侯是同乡。肖劲光大将与胡耀邦也是亲密战友。

肖凯出生在延安，是“马背摇篮”里长大的孩子。现在很多人已经对“马背上的摇篮”不甚了解了。

残酷的战争年代，革命军人忙于战争，无法自己养育后代，就成立了保育院。1946年解放战争之前，延安是相对安全的地方。解放战争爆发之后，延安就不安全了，孩子们就要转移到华北解放区。

1946年11月，按照上级的指示，延安保育院全体人员以骡马为交通工具，每头骡马背上驮着两个摇篮，把孩子们放进摇篮里，护送136名革命军人的后代告别延安，守着“大人在，孩子在；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的誓言，冒着枪林弹雨，经过两年零十个月的艰苦跋涉，行程三千多华里，终于将所有革命后代安全带到华北解放区。

肖凯就是这些孩子中的一个。

1959年，肖凯考入中央工艺美院学习染织绘画专业，毕业后正巧分配到了北京市纺织局，成了李昭的下属。肖凯刚到纺织局的时候在人事部门工作，后来慢慢地挑起了业务的担子。

肖凯与丈夫李海涛结婚之后两地分居，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河南。李海涛当时在河南工艺品研究所，后来通过组织调到北京来了，在李昭领导的纺织研究所搞设计。这件事李昭也出了不少力。

wenge爆发之后，肖凯成了zaofan派的头儿，zaofan的对象就是像李昭这样的“走资派”。

李昭每天要写反省报告，反省她的错误在哪儿，接受工农兵的教育。到中午的时候就要打扫厕所，男厕所女厕所都要打扫。等到李昭打扫到女厕所的时候，肖凯就赶紧进去把李昭吃的窝头、咸菜偷偷换成白菜、豆腐和馒头。肖凯这么做，除了对李昭有着深深的感情之外，她就是觉得李昭不是走资派——那么热爱毛主席的一个人，那么好、那么平易近人、那么可亲可爱的一个老人家，而且低调做人高调做事，怎么可能会是走资派呢？

肖凯还记得，wenge前，李昭上班的地方在王府井东单三条，每次上下班都是走路去走路回，经常加班加点到晚上八九点才下班，单位里除了值班人员几乎都没有人了。一个那么矮小瘦小的老太太，一个人从办公室出来，从王府井大街走到自个儿家，从来没有什么车接车送之类的。

肖凯1959、1960年在中央工艺美院上学的时候，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她饿得得了浮肿病，又得了内分泌失调的病，在协和医院打黄体酮。

有一段时间肖凯就住在李昭家里。有一天早上，肖凯起床的时候李昭已经去上班了，肖凯的床边放着一个布袋，那是个粗布的、非常朴素的，不怎么漂亮的布袋，里面装的是喷香的炒黄豆，布袋旁边还放着一个小苹果，很小，干巴巴的，估计放了很久李昭自己都不舍得吃。这些东西看着不起眼，但是在那个饥饿时期是非常奢侈，非常珍贵的东西。

肖凯吃着炒黄豆和小苹果的时候，眼里泛着泪花，心里感觉无比温暖。她虽然与李昭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那一刻，肖凯在内心深处把李昭当成了自己的亲人。

随着wenge运动的发展，李昭被押送到了通县土桥的五七干校。刚开始去的时候，那里几乎什么都没有，就是一块空地上几间破房子。纺织局那些被“打倒”的走资派们到了土桥也没地方住，只有自己来盖房子。肖凯当时是土桥五七干校的人民代表，自然也是一同前往。

肖凯特意把李昭安排和她睡在一起，对外声称“便于更好地对走资派进行zhuanzheng”。李昭睡下铺，肖凯睡上铺。大家白天劳动，各忙各的，到晚上肖凯才能跟李昭见面。到了晚上以后，她们两个经常是最晚休息的。

休息前她们就到食堂里，那里有一口大铁锅，是给大家烧水洗洗涮涮用的。每次等她们俩去的时候，锅底就几乎全是泥了，还剩上面一点儿清水，肖凯就把仅剩的清水都给李昭舀去，她自己就在那泥巴水里洗洗就算了。

躺下后，肖凯就跟李昭讲：“李昭阿姨，明天他们要问你什么问题，我告诉你，你提前做一点准备。我深信你不会是反对毛主席的，我自己从小在延安出生的，睡过马背上的摇篮，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不就是爱党、爱人民吗？这个运动呢，说到底也是人民群众为了捍卫maozedong思想，这个你要理解。你想想，明天该怎么向群众交代吧。”李昭听了，就轻轻地说：“我知道”。

在五七干校的时候，肖凯是人民代表，如果要斗李昭的话，她得带头斗，否则会被人说你这人民代表怎么当的，不名副其实。当时zaofan派专门有一个组织，就是在一起讨论明天该让李昭交待什么，后天要让李昭坦白什么，肖凯就特意定下一些李昭容易解答的问题，而且会提前告诉李昭，这样李昭就会有思想准备。

在别的学校或别的单位，打老师、打校长、打党委书记、打厂长的事情非常多，但是李昭在肖凯的用心保护之下，几乎没怎么挨打。

肖凯对李昭的感情是根深蒂固的，因此她下决心一定要尽力保护她。但肖凯自己又是人民代表，她有她的职责，不能表现得太明显，要讲究方式方法。于是肖凯想出了一个不动声色保护李昭的办法：每当批斗李昭到了关键时候，比方说眼看要挨打了，肖凯就会不让zaofan派再动了，肖凯说：“别动，今天就到这儿结束吧！”李昭在五七干校被批斗时也快六十岁了，白天要劳动，要写检讨材料，还要挨斗，肖凯就设法创造一些力所能及的条件让她歇一歇。

肖凯觉得除了因为自己的用心保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使李昭没怎么挨打，那就是李昭本来就在人民群众当中威信很高。从李昭到纺织局那天开始，她一点架子都没有，不像个局长，就是一般的工作人员，比一般的工作人员还朴素。她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到了顶点，她没有自己的休息时间，没有自己的娱乐时间，她就是在工作岗位上。经常下工厂，亲临工厂一线和工人们在一起，了解一线工人的生产情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样一个好领导，又是女同志，就是zaofan派也下不了手，不忍心打她。

wenge期间，无论是在纺织局还是在五七干校，肖凯都用心保护着李昭。她认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每个人都要懂得感恩。

李昭去世的时候，肖凯和爱人李海涛一起去悼念。当时李海涛因病坐轮椅，他感念当初李昭为了让他们夫妻团聚而出大力帮他调回北京，以及以后的种种善举，李海涛悲从中来，嚎啕大哭。本来院子里好多人都已经不再哭了，结果李海涛和肖凯这一哭，其他人也跟着哭了。

这就是心的共鸣。就像自己的一位至亲亲人永远离开了一样悲恸。

胡耀邦与李昭对自己的家人和孩子们都严格要求，有着良好的家风。肖凯家也是如此。

肖凯父亲肖劲光一直教导子女们要“低调做人，高调做事”。肖凯在纺织局的时候，父亲问她：“你们办公室有几个人？”肖凯说：“三个人。”父亲嘱咐女儿：“单位要是有提级、提工资等事情你都不要参与，他们生活困难些，是普通老百姓。”肖凯就有点不服气地说：“爸爸，我工作也不错啊，我也辛辛苦苦工作，应该得到合理公平的待遇呀。”

但不服气归不服气，肖凯最终还是听从父亲的，因为她认为这就是他们的家风，她当然就得遵守。她不管在哪个人生阶段，都是努力去做，问心无愧，她也是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的典范。肖凯的几个子女也都非常不错，在她的家风传承和熏陶下，个个都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

肖凯是一个非常有情怀的人。她从纺织局出来之后，就去从事电影工作了，主抓全国电影的审查和宣传。当时像刘晓庆、斯琴高娃这些名演员都算肖凯的下属。

 

83岁的肖凯，“我比夕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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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肖凯提供）

一部影片审完之后，肖凯还要主导宣传。比方说著名影片《闪闪的红星》，当时肖凯就带着这部影片到少年儿童多的地方去给孩子们放映。孩子们看完影片之后，她再组织孩子们坐下来，谈谈对影片的想法，受到了什么教育，今后怎么做人等等。

肖凯经常是忙到夜里两三点才能回家，她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在夜里走回去。有时候走着走着就困得睁不开眼，砰，碰树上了！但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又马上要准时上班。但那时候她心里就是装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就算辛苦，还是愿意认认真真去干。

肖凯已83岁的耄耋之年，还经常去许多地方去讲一些红色基因的传承故事以及中国历史上优秀学者的故事。2020年武汉新冠疫情，她就带头捐了一百万。她认为这是一种情怀，国家有难的时候，大家就要团结起来一起跨过去。

不仅肖凯，在那段日子里，很多人都偷偷帮助过李昭。那时候流行佩戴毛主席纪念章，可是李昭由于被定为“走资派”，不准佩戴。有一次扫楼道的时候，纺织局的干部杜哲荣偷偷找到李昭，把一个毛主席纪念章给她戴上。“你千万要保重身体啊！”杜哲荣说，“我们都相信你。”

听了杜哲荣的话，李昭非常感动：一个走资派、黑帮，很多人都不敢靠近，但杜哲荣与纺织局的很多同志仍然想办法接近她，给她送纪念章，给她鼓励。李昭对他们，也充满了感恩之心。

也许李昭的言行感动了zaofan派，也许她的为人让zaofan派们不忍对她太过残酷，总之，在流行给女同志剃“阴阳头”的wenge期间，李昭竟然逃过这一劫。

 “wenge”期间，李昭还被下放到北京市毛巾厂劳动，毛巾厂的职工在了解了李昭的为人之后，也挺照顾她。

他们对李昭说：“目前这个时候，不斗争你，那斗争谁呢？你是执行路线下的领导者，当然得斗你了。但是你一定要想清楚，你有罪，你就说；你没有，你就别说。”李昭说：“那当然。我一直是这样做的。”职工还嘱咐李昭：虽然现在的处境非常困难，但一定要争取每天做到“三个饱，一个倒”。“三个饱”就是三顿饭都一定要吃饱；“一个倒”就是睡觉要睡好。这样才能应付批斗。李昭何尝听不出来这些话里的殷殷关切之情？ 

——“wenge”虽然混乱疯狂，但还是有温情的。那温情，仿佛是凛冽朔风里的一簇火苗，虽然小，也带给人心无尽的暖意。

当时，为了避免局面进一步混乱，刘少奇和dengxiaoping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八条规定”，决定由团中央负责向北京市中小学派遣工作组。

胡耀邦等共青团中央领导人于6月3日召开团中央书记处紧急会议，按照中央的部署立即成立“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工作组”，希望在党的领导之下，将混乱的局面平定下来。这样，团中央从北京和全国各地抽调一千八百多名团干部，组成三百多个工作组，陆续向北京市八个区的中学派出工作组。

很快，派驻的工作组与中学的红卫兵发生冲突，北师大女中、清华附中等校的红卫兵贴出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并给中央写信，控告工作组进驻学校以后压制学生运动，搞折衷主义。

1966年7月28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布《关于撤销各大中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宣布工作组从北京市中小学校撤出。刚刚有所安定的局面，变得更加混乱。

7月27日和7月28日，jiangqing派人出席海淀区、西城区中小学师生代表大会，挑动学生反对共青团中央，把共青团组织搞垮。

在jiangqing、康生等人的支持下，7月29日晚，北京石油学院附中等八所中小学校的学生红卫兵冲进共青团中央机关。他们在共青团中央的院子里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他们高呼口号，声讨共青团工作组的“罪行”，对工作组的人员进行批斗。第二天，中央“wenge”小组张春桥和关锋、戚本禹来到共青团中央，对石油学院的红卫兵表示声援，并指责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等人“怕革命、怕群众、怕青年”，共青团脱离政治，搞“生产团”。

在家养病的胡耀邦听到这些消息以后，指出“派工作组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中央wenge小组的做法很不正常。”胡耀邦指示胡克实要将这些情况反映给dengxiaoping。

不过，这时“文化大革命”的风潮日益汹涌，形势的发展已非胡耀邦、dengxiaoping所能掌控的了。

 

7，黎明之前，总是最黑暗的

 

1966年8月13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一个10万人“声援外地zaofan派批斗小流氓的红卫兵大会”，当时北京中学工作组撤销以后，整个形势变得非常紧张，开始出现“炮打团中央”的大字报。

大会前半段是兰州大学zaofan派控诉省委书记裴孟飞、马继孔所谓镇压wenge的“罪行”、批斗小流氓等，最后一项是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的讲话。他说：“我代表党中央宣布，团中央书记处‘三胡一王’，停职反醒。”“一王”是指王伟，“三胡”就是指胡耀邦、胡克实和胡启立。

很快，共青团中央被改组，两名出身工农的书记组成团中央临时书记处，胡耀邦被停职反省。1968年3月中共中央又派军事代表进驻团中央。胡耀邦等共青团中央负责人不断地被红卫兵揪斗批判，团中央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工作完全处于瘫痪状态。

 

1966年夏，胡耀邦在团中央机关大院被批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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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家人提供）

 

从1966年8月开始，到1968年10月之前，胡耀邦长期被批斗、劳动改造，要求其写检查，交待问题，经常被打得全身红肿。但对于红卫兵和专案组强加在他身上的不实之词，仍然坚持据理力争，拒不妥协。

自从胡耀邦被批斗，他的家就从革命干部家庭变成了黑五类的fangeming家庭，孩子们也从干部子女变成了黑五类的“狗崽子”。二十多岁的胡德平被当成与父亲有牵连的fangeming关了起来，没有成年的满妹也受人歧视，经常受人欺负。一时间，这个曾经温暖幸福的家庭，阴云笼罩。

很长一段时间，胡耀邦、李昭和胡德平都被分别关了起来，家里全靠满妹照顾两位老人。当时胡耀邦、李昭和胡德平被关押在郊区不同的方向，那些地方都不通公共汽车，所以满妹不得不骑着自行车分别给他们送东西。那些日子，为了给他们送东西，满妹天没亮就得起床，晚上很晚才能回家。

对这些，李昭痛彻心扉。

此时的她，多么渴望能够与耀邦见上一面啊！她不想让耀邦安慰自己，而是想要安慰耀邦。她想对耀邦说：不要怕，多少大风大浪咱们都熬过去了，这一次也能很快熬过去。可是她有什么办法呢？那时的她，也在被天天审查和批斗。zaofan派让她交待问题，可是李昭仍然只有一句话：我的问题，就是“革命要落实到生产上”。“革命不落实到生产上，要革命有什么用呢？”

1967年初夏的一天，胡耀邦的母亲突患脑溢血栽倒在地，再也没有醒来。当时只有满妹和外婆在家，外婆叫满妹到门外找辆三轮车，先将胡耀邦的母亲送到离家最近的公安医院，然后让她四处打电话，把父母和哥哥们找回来。

满妹把电话打到团中央机关“革命zaofan军团”，他们却答复说：“你父亲正在隔离审查，不能回去处理私事。”一向胆小内向的满妹一下子急了起来，在电话里跟他们吵：“你们还是人不是？你妈要死，你们也不回去见一面吗？”

是李昭最先回到家，那是她自“wenge”开始被隔离一年多之后第一次回家。看到这个不像“家”的“家”，看到自己的母亲和女儿，李昭既心酸，又内疚。

李昭的母亲看女儿被折磨得面黄肌瘦，心疼地给她下了一碗素面条，说：“你先吃两口再去医院吧。”李昭却什么胃口也没有，说：“我还是赶紧去医院吧。”

那次回家，李昭连一口水都没有喝。

后来，据满妹回忆说，这是她自wenge后第一次在家里见到妈妈。

第二次在家里见到妈妈，是国棉一厂与团中央的zaofan派把李昭拖到自家院子里联合批斗的那次。

“我看见母亲被剪得乱糟糟的头发蓬乱着，人很瘦，脸浮肿，胸前挂着块沉重的大牌子，被连推带搡地逼上我家的一张藤桌。藤桌又小又单薄，我怕母亲摔下来，想冲上去扶桌子或给她送杯水喝，却被外婆一把拉住了。我和外婆含着眼泪，站在离她仅几步之遥的屋里，隔着玻璃看着zaofan派批斗她长达一个多小时，相互却不能说一句话。也许在落日映照下的母亲，因为屋里黑，并没有看到玻璃窗后面的我们，也许被折磨得不成样子的母亲，那时更希望我们没有看到她那副人鬼难辨的样子，但是，直到今天，只要我想起这些，就能清晰地看到那残阳的余晖是怎样冷冷地洒在母亲那单薄瘦弱的身躯上……”

满妹的回忆，让人动容。

那时候的李昭，已经独自在牛棚里熬过了一年多屈辱的日子。然而，她还是最早赶到了公安医院。看着昔日一直照顾她与四个孩子的善良淳朴的婆婆已经去世，李昭心如刀绞，泪如雨下。

待到晚上9点多钟，胡耀邦终于被两个zaofan派押送来到医院时，老人已经躺在太平间里了。

胡耀邦来到阴冷的太平间，在母亲身边静静地肃立了一会儿，突然放声恸哭。他哭得完全控制不住整个身体的剧烈颤抖。这个在枪林弹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无论怎么受伤都一声不吭、未曾流过一滴泪的硬汉子，此时此刻面对母亲的永别，他哭得如此委屈、如此辛酸。

十多分钟以后，他又被那两个铁石心肠的zaofan派带走了。临走前，胡耀邦给一动不动的母亲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那次李昭与胡耀邦的见面，是在“wenge”受审查被改造期间仅有的几次之一。四目对视，他们发现对方都变得憔悴不堪。

两人虽有一肚子话要说，却不能有太多交流。但他们知道，两人一直牵挂着对方，只要对方安然无恙，对明天还心存希望，就是对自己最大的鼓励，就是对自己能够熬过这段屈辱的日子的最大动力。

——黎明前的那段时间，总是最黑暗的。

 

8，形势好转，一切都会过去

 

1968年10月，中共中央准备召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八届十二中全会是中共九大召开前的一次预备会议。按照党章规定，全会决议必须有半数以上中央委员表决通过，但是八大选出的九十七名中央委员中，除了去世的以外，大部分已经在“wenge”中被打倒，他们被剥夺了出席中央全会的权利，剩余的四十人不足半数。

为了能够使“九大”顺利召开，需要解放几个被打倒的中央委员。就这样，胡耀邦被解放出来，并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候选人。

1969年4月，胡耀邦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一次小组讨论会上，jiangqing示意胡耀邦，只要做一个“检查认错”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却被胡耀邦拒绝。由于不“认错”，在选举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时，胡耀邦成为为数不多的几个落选者之一。

李昭知道了这件事情，对胡耀邦说：“你做得对，我支持你。不管为了达到何种目的而出卖灵魂，都是不对的。”胡耀邦说：“是啊！‘高官厚禄’这个东西要看透，如果为了‘高官厚禄’而出卖灵魂，活着有什么意思？长征的时候死了多少人，那时候哪里会想到能有后来的‘高官厚禄’？我还能劳动，能自己养活自己。得自己努力，不能靠天恩祖德过日子，靠天恩祖德就没出息了。”

他拒不签字，“四人帮”岂会放过他？开完九大，胡耀邦就被发配到河南潢川黄湖团中央“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去了。

而李昭，则被发配到通县土桥“五·七”干校劳动。

 

胡耀邦在河南潢川五七干校农场插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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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原《中国青年》杂志编辑、摄影记者刘全聚提供）

在潢川“五·七”干校，胡耀邦被安排从事挑粪、脱坯、拉石头、扛麻袋等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然而劳动之余，他总是充分利用闲暇时间读书和思考问题。胡耀邦的行为深深地影响和带动了周围的干部群众，很快，“全连读书成风”，胡耀邦也成为大家的“精神领袖”。

但是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上营养不良，1971年2月，胡耀邦得了急性乙型肝炎，同年10月，被批准回京养病。这期间，周恩来趁linbiao事件发生的契机，千方百计地解救了一批被打倒的老干部，将许多老干部从干校、农场等地接回北京。在这期间，胡耀邦虽然再次短暂回到干校，但不久又重新被“解放”。

从此，胡耀邦的干校生活结束了。

由于胡耀邦迟迟不肯在审查结论上签字“认错”，复出的工作安排就被搁置起来。

那段时间，他除了参加“学习会”，定期向军代表做思想汇报外，其余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埋头读书上。为此，胡耀邦自嘲自己为“三门”干部，即：只逛街，不串门——怕串门连累别人；有人来，不关门——接待有求于他的人；好读书，不入门——保持自己的独立见解。

对这些，不管是思想上还是生活上，李昭都给予了胡耀邦最大的支持。她说：“你觉得自己没有错，就不要迫于压力签字。签字容易，拿起笔，写个名字就行，但却是你放弃了自己的原则。‘有罪认罪，没罪认什么罪？’，是不是？”至于胡耀邦的“三门”，李昭则开玩笑地说：“你这个‘三门’干部好，不用出门，尽知天下事。”

事实上，正如李昭所言，那段时间胡耀邦虽然大多时间闷在家里，但对于中国乃至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充耳不闻。相反，因为有了更多的时间来思考，对国内与国际形势，分析得反而更加透彻。

此时，李昭也结束了被隔离、被审查和被发配的生活。她被任命为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并再一次回到了她所钟爱的纺织局，担任领导岗位。  

1975年7月17日，胡耀邦开始主管中国科学院的全面工作。而此时，将近十年靠边站、没有工作的胡耀邦，已经是六十岁的花甲之年了。只不过，他仍有一股“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豪气和热情，将党分配给他的这次工作看作是自己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干革命的机会而倍加珍惜。

他到任之后三个月，写出了《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受到dengxiaoping的表扬，却被“四人帮”诬蔑为fandang的三株大毒草之一。

李昭坚信胡耀邦的《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是正确的，却很为他担心：“wenge”以来，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身体上，胡耀邦都受了太多的苦楚，此番又被“四人帮”诬蔑，接下来还会有针对他的迫害在等着他吗？

果然，因“反击右倾翻案风”，胡耀邦再一次被批判。只不过，此时的人民群众已经不甘受到愚弄。一次批斗会时，群众要求胡耀邦他们绕场一周，让大家仔细看看，可是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响起热烈的掌声。批斗会只好草草收场。

1976年，在“天安门”事件以后，胡耀邦的胃出了大问题，痛得厉害的时候，竟然连一口饭都吃不下去。然而，他刚刚住进协和医院，zaofan派便追过来，要求胡耀邦出院接受批斗。他们不顾医护人员的反对，强行将胡耀邦拖出医院，以便能去大连全国科技会议上被批斗。

这让胡耀邦病情加重，在大连几次虚脱，被批斗的当天不得不住进当地的医院。然而，zaofan派仍不罢休，常常不等胡耀邦一瓶葡萄糖输完，就拔掉针头，将胡耀邦拖出病床。

得知这些情况，李昭非常担心。她连夜写了一封信，并有意让中科院zaofan派转呈党中央。信里反映：胡耀邦被押到大连批斗一事，不知经中央哪位领导批准，我们家人对此一无所知……那时的李昭只想让胡耀邦早些返回北京。她知道，只要胡耀邦回来，就会有办法，这一切就都会过去。

因为她看到了形势的变化。她坚信所有的一切都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或许团中央过问了此事，zaofan派后来决定将胡耀邦送回来。

可是火车刚进山海关，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唐山大地震。京沈铁路唐山段多处中断，胡耀邦乘坐的那趟火车只得返回大连。

又过了一段时间，胡耀邦终于乘飞机回到北京。

 

9，干部妻子，也为钱发愁

   

1976年10月，“四人帮”终于被打倒。

1977年3月末，胡耀邦复出。

复出后的胡耀邦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常务副校长、中组部部长、中宣部部长、中共中央秘书长。

在这些工作岗位上，他一直忘我工作，实事求是，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勇气，在平反冤假错案时，贯彻了几个“不管”：不管什么年代的案子，不管是哪一级定的案子，不管是谁定的、谁批准的案子，只要是冤、假、错案，一律推倒重来。他的勇气与原则，让大家深感敬佩。

这期间，李昭一直呆在北京，在纺织局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这期间，发生了三件有关“钱”的事情，让很多人对李昭、对她家的经济状况，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

胡耀邦从“五·七”干校刚回北京休养的那段时间里，有一个叫王金锐的同志，常常来到他家，与胡耀邦一聊就是大半天。

王金锐1949年进入北京公安系统，10月参加了开国大典的保卫工作，不久入了党。“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市公安局很多人被诬蔑“反对毛主席”而受到迫害。王金锐想不通，“保卫毛主席”怎么就成了fangeming了呢？于是，他亲自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的困惑，想不到这封信却落到了zaofan派的手里，从而成为“阶级异己分子”，不仅被开除了党籍与公职，并且还经常遭到批斗与毒打，最后被赶回了农村。对王金锐的非人折磨令他痛不欲生，那段时间，他几近失去生活的勇气。

到了“wenge”后期，环境相对宽松了一些，农闲时节王金锐被批准可以回城里看看孩子。王金锐趁这个机会在街道上找一些零活，比如糊糊火柴盒，修剪服装的线头等，以便维持一家老小的开支。然而，最让他伤心的不是经济上的窘迫和身体上的折磨，而是别人对他的歧视和冷漠。因为他被定性为“阶级异己分子”，以前的熟人、朋友和同事唯恐牵连到自己，都对他躲得远远的。

极度迷惘、困惑和痛苦之中，他突然想起了之前他有一位在团中央工作过的亲戚曾经在他面前多次说起过胡耀邦。他称赞胡耀邦人品高尚，做事光明磊落，看待问题入木三分，更重要的是，胡耀邦乐于助人。于是，王金锐想，何不找胡耀邦谈谈心呢？

这天，王金锐来到富强胡同胡耀邦的住所，令他非常意外的是这里竟没有森严的戒备，他看到胡耀邦正在专心读书，他小心翼翼地说：“我叫王金锐，十七岁参加公安工作，现在挨了批判，连工作都没有了，很苦恼，想找您聊聊。”

虽然素不相识，但胡耀邦还是起身相迎。他给王金锐倒了一杯水，说：“不用急，咱们慢慢谈。我现在也是闲居之人，是个‘三门干部’，有人来聊聊天更好，让我能多知道一些外面的事情。”胡耀邦的和蔼可亲让王金锐不再感到拘谨，他打开了话匣子，向胡耀邦说出自己的困惑和痛苦，说到最后，他长叹一声，说：“心里这么苦，我都不想活了，可是又舍不下几个年幼的孩子。”胡耀邦说：“我刚从干校回来，可能帮不上你什么忙，不过我诚心奉劝你，无论如何都要挺住，并且要坚强地活下去。”

沉思一会儿，他又接着说：“不但要活下去，并且要做好遭受更坏打击的准备。只有活下去，你才能等到是非对错的那一天。”最后，胡耀邦鼓励他说：“别人躲着你，有些是害怕受到牵连，你应该理解他们。毕竟，他们也有一家老小；当然，也有的人可能不了解情况，你需要给他们一些时间。只不过，你得相信自己，遵从自己的内心才行！”

自“wenge”开始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这样对王金锐说过如此毫无防范、推心置腹的话，王金锐非常感动。从胡耀邦那里回去以后，他打消了轻生的念头，勇敢并坚强地面对生活。此后，王金锐每次回到北京，总要去胡耀邦那里去坐一坐，聊聊天。

有一次，王金锐前来看望胡耀邦和李昭。他与胡耀邦聊了一会儿天，到了中午要离开的时候，李昭挽留他，让他在这里吃完午饭再走。王金锐告诉李昭说，他六岁的小女儿因感冒患上急性肺炎，他得快些赶回去。

李昭问他：“孩子问题大吗？”王金锐说：“现在在东单三条儿童医院住院。”胡耀邦说：“住院需要不少钱啊！”王金锐说：“钱的事等我回去再想办法。”李昭说：“既然孩子病了，我们就不留你了。不过你先稍等一会儿。”

李昭去了另外的房间，很快回来，将一个装了钱的信封塞进他的手里，说：“人都有急事，这点钱你先救一下急。”王金锐急忙说：“这可不行！我哪能要你们的钱？”李昭笑道：“我们虽不富裕，但好歹有份工资，你没有工作，哪来的钱？”王金锐还想推辞，李昭说：“这是我和耀邦的一点儿心意。如果你把耀邦当成朋友，就拿着吧！给孩子治病要紧。”王金锐离开以后，打开信封，见里面装了四百块钱。在当时，四百块钱可不是一个小数目，王金锐感动得热泪盈眶。

孩子的病治好以后，王金锐带着孩子前来致谢，李昭说：“你们遇上困难，恰好我们能帮上，当然要帮一把。孩子没事，对咱们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还有，你以后别再灰心丧气了，也千万不要对生活失去信心，你得相信咱们的国家，咱们的党，所有的一切，都会变好的。”

 

朴素简洁，家风醇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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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北京服装纺织行业协会资料室提供）

 

不少人认为李昭是干部家庭，生活肯定挺富裕，但事实并非这样。那时候，胡耀邦和李昭要养活一大家子人，工资本就吃紧，加上胡耀邦喜欢抽烟和读书，这两大爱好又会花去他很大一部分工资。再加上胡耀邦的朋友多，几乎每天都有人在他家吃饭，所以，他们的日子，常常捉襟见肘。

1973年的春节，李昭的母亲高惠兰去世。那段时间家里的开支突然增大，经济入不敷出，无奈之下，李昭找到已经升任北京市纺织局财务处长的柯鉴明，希望他能帮助想想办法。

听到李昭想要借钱，柯鉴明愣住。他问李昭：“这些钱家里也拿不出来？”李昭只好如实相告，说前阵子花销比较大，家里经济比较困难。现在老人去世了，她需要钱来办丧事。柯鉴明了解李昭的性格：不是遇到了真正的困难，她绝不会向任何人开口。

1970年，全家与外婆的最后一张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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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昭家人提供）

柯鉴明说：“那这样吧，我替您写个申请。咱们这里有规定，生活有困难的家庭，可以申请补助。”李昭说：“我只是暂时有点困难，不能要补助，补助还是留给真正需要的家庭吧。我是想借点钱。”柯鉴明说：“这就难办了。咱们的财务制度上没有‘借"这一项。”李昭说：“不是有互助金吗？我想借点互助金。”柯鉴明说：“好，那就借互助金。”于是，李昭打了条子，从这里借到了七百块钱。

那七百块钱救了李昭的急。后来，李昭省心俭用，将那七百块钱提前还上。

1981年冬天里的一天，李昭急匆匆赶去银行，却不是为了工作，而是私事。原来，她不小心弄丢了自己存折，来银行挂失。

当工作人员得知她就是胡耀邦的爱人李昭、并且这四百钱是她全部的存款以后，先是惊讶，然后发出由衷的赞叹。她说：“身居大领导之职，却只有四百块钱，这样的领导，才是老百姓所敬重的好领导啊！”

是啊！谁能够想到，四百块钱，竟是李昭这个纺织局大领导唯一的存款？

节俭，清廉，这就是纺织局期间的李昭。

 

10，不走后门，靠个人努力实现愿望和理想

 

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的中国，正是参军的高潮时期，一个人能否参军被看成是政治上是否“解放”的象征，也是是否革命的表现。在这种大环境下，胡德华和满妹也都想参军。

最初，胡耀邦并不是特别同意两个孩子参军。于是，满妹自作主张，找到了父亲在晋察冀野战军三纵队时的搭档、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郑维山。她托警卫员带话：“我是胡耀邦的女儿，想请郑司令员帮我去当兵。”然而，当胡耀邦知道以后，马上将这件事情给“搅黄”了。他对满妹说：“正因为你是胡耀邦的女儿，才没有这样的特权。你如果真想当兵，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而不是使用你所谓的‘特权’。”

实在没有办法，满妹与胡德华开始从妈妈李昭这里想办法。

李昭说：“现在是和平时期，我觉得你们还是好好学习，做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更符合咱们的现状。”但胡德华和满妹表示：在家庭被阴云笼罩的困难时期，他们对家庭没有任何怨言和要求，现在妈妈解放了，又恢复了工作，他们只希望妈妈能帮助他们参军，再多受点教育和锻炼，这不是坏事，又不违法，大家都是这样办的。“哪怕违心你也帮我们这一次吧！”满妹对李昭说。

看到两个孩子从没有过的乞求的眼神，李昭的心动了。她第一次像一个普通的妈妈那样，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给部队写了一封送孩子参军的信。很快，部队方面就有了回音：同意满妹和胡德华去当兵锻炼。

作为胡耀邦的女儿，能当上兵，满妹深感不易。她根本不在乎兵种如何、部队驻在何地，只要能当上兵，她就心满意足。于是，她兴高采烈地来到当时全军最大的柏各庄农场，在师医院当了一名卫生兵。

 

德华和满妹都穿上了军装，全家都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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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昭家人提供）

胡德华和满妹去了部队之后，经常给李昭来信。信中多是好消息，比如他们自我感觉又进步了，又受到表扬，受到嘉奖等等，当然，也有不解与苦恼。满妹来信说：“在部队，上级和同志们对我都很好，我的工作、学习、劳动都常受表扬，但为什么有些同志竟能毫不费劲地入党和提干，而我多次申请入党怎么都排不上队？”

对满妹的“牢骚”，李昭最初半信半疑。她回信给满妹，鼓励她要向前看。“你应该深刻地认识到，对你来说，这是难得的锤炼。”李昭说，“你没有得到你渴望的东西，说明你的努力不够。所以你还要继续努力，不要灰心，不要把个人的事情看得太重。要在工作、生活、学习中让领导和同志们了解你，便于今后统筹安排。再说你不是已经超期服役了吗？不是可以申请fuyuan吗？如何选择由你自己决定。”

不久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李昭出差去唐山，恰好见到了满妹的师领导。为了证实满妹说的情况是否准确，李昭便将满妹的话说给了这位将军。对方听完以后，直言不讳并且深表同情地说：“你女儿的表现在卫生员中是众所公认的优秀，如果是一般工农子弟的话，她早就完成参军三步曲了，可惜因为是你们的女儿，有点困难！让我们再努把力吧！或者干脆fuyuan也可以……”

听了将军的话，李昭一下子明白了。满妹之所以“有些不顺”，不是因为她个人的原因，原因在她和胡耀邦这里。当然，对这位领导，她得给予谅解。不过，这件事坚定了李昭督促满妹fuyuan的决心。

然而，满妹特别想去上大学。因为几年兵当下来，她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地被推荐上了大学。苦闷至极的她不敢再给母亲写信，因为她知道，母亲“绝不会站在她的这一边”。她将信写给了胡耀邦，希望父亲能托托关系，让她有一个上大学的机会。

她不知道的是，这封信，很快被胡耀邦读给了李昭。

胡耀邦很快回信了：“你原先分配在工厂，后来当兵我是不知道的，内心也是不赞成的……现在又提出想上大学，我认为你应该靠自己的能力。咱们家的人不应该走后门，而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理想……”

读完父亲的来信，委屈的满妹将信撕得粉碎。她为人处事一向低调、内敛，至此以后，她再也没有寄希望于家里能为自己的前途“铺路”。

李昭的小儿子胡德华，十五六岁时读的是清华附中，特别能吃苦，喜爱理工科，性格活跃，任何事都不服输。

高中刚读了一年，wenge爆发，胡德华被分配到北京市政二公司修公路，重体力活，肚子总饿，那时候市政公司每月定量是49斤粮食，不够吃。修完公路之后就去建设东方红炼油厂，就是后来的燕山石化总公司。辟山开石，体力消耗比修公路还大。不过工资还行，胡德华当时一个月能拿33块多，49斤的粮食定量是额外的，工资是工资，定量是定量。

原本胡德华还觉得自己的劳动量很大，后来才知道他当时还不算最辛苦的，他有些同学被分配到砖瓦轮窑厂，干脱坯、烧砖、出砖的活儿，特别辛苦。那些同学一个月有79斤粮食的定量，那样的超重体力活，不吃就太饿了。胡德华这么一看，就觉得工宣队师傅对他还是不错的了。

1971年，胡德华就去参军了。当时是在天津的66军198师592团。66军也是野战军，胡德华是工程兵，主要就是干工程为国家搞建设，修工事、修隧道、修路，甚至修地铁，反正只要是工程，什么都干，当时天津地铁一号线开始动工了。

1973年全国进行了一次工农兵考大学的考试，也不叫“恢复高考”。胡德华在一位同学的帮助下也参加了考试。他是清华附中上完高一的人，考那些初中小学水平的卷子，觉得很简单，当时他就考了个第一名。

没想到那一年辽宁发生了“张铁生交白卷”事件。辽宁兴城县一个叫张铁生的知青考理化的时候，只做了三道小题，等于交了白卷，但他在试卷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他为了不使集体利益受损失，认真干农活，导致文化考试不过关，而不像有些人为了考大学、为了一己私利躲到小屋里复习功课。

 

1973年，媒体对张铁生事件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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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为历史报刊资料拍摄）

“四人帮”就拿这件事大做文章，指责高校招生进行文化考试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反扑。对张铁生交白卷的行为赞不绝口，说他是“反潮流斗士”，得到四人帮的接见。

由于张铁生这么一闹，全国就开始审查这些参加高考的人。查到66军的第一名是胡德华，审查的人说：“这是谁啊？胡耀邦的儿子！原来是走资派啊，那哪成啊，拉下来！”胡德华就这么被拉下来了。

胡德华很不服气，找到师里的领导，说：“我光明正大考了第一名，为什么把我给拉下来？”领导说：“小胡啊，这是王曼恬书记把你拉下来的。”

当时王曼恬是天津市的革委会副主任，是当时“四人帮”在天津的代理人，权力很大。领导就对胡德华说：“小胡啊，你就在咱们部队好好工作吧，不要上大学了，在部队一样有前途。”考试是1973年7月份，放榜和审查都在8月份，这样胡德华就放弃了上大学，又在部队继续干工程兵。

到了1973年10月份，胡德华的人生迎来了转机。

wenge时期，linbiao主张把军队院校撤销，他说：毛主席说过，“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往往最有才干最聪明的是普通战士。linbiao就主张技术干部要从普通战士里面来挑选。1971年9.13事件发生之后，全国就开始逐步恢复军事院校，因为毛主席在《毛选》里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从而认识到用知识武装军队的重要性。

但恢复军事院校就必须配备足够的师资力量，于是经研究决定从1973年参加高考成绩最拔尖的战士里面挑选。当时66军参加考试的有不少人，最后选拔了三个人，胡德华就是其中之一。

通过了选拔，还要经过一道招考程序。胡德华一考即中，被重庆通信学院录取。上级领导对胡德华说：“小胡啊，你赶紧走，这天津不是你久留之地，你老在这儿提干也会受影响的。到了重庆好好学习，你会有前途的。”

 1977年2月，胡德华从重庆通信学院毕业之后被分配到南京工程学院当教员，在南京工作了近十年。

1986年胡德华调回北京，进入中科院软件研究中心工作。当时他是想去深圳的，但父亲胡耀邦不同意，父亲认为儿子还是搞科研对国家的贡献大。正好胡德华自己也有一个科学救国的梦想，觉得当个科学家对国家是最大的贡献。

1989年胡耀邦去世之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单位领导对胡德华说：“你看现在又反自由化，我们都觉得耀邦同志是个好人，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你在中科院得到提拔的机会估计不大。你还不如下海，凭着你的本事，一定能闯出一片天地来。”

胡德华也知道当时领导是为他好，说的是实打实的真话。他自己也清醒地看到，在当时那种情况，他在单位上升的空间的确不大了，所以他也萌生了下海的想法。

但他准备下海的想法却引起了家人的反对，大哥胡德平就说：“你搞科学技术的，哪会做买卖？”胡德华就不服气，说：“那么多农民企业家都会做买卖，我还是上过大学的，我就不信我不会。”他就办了停薪留职下海了，后来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从事金融和办公室软件系统的开发。

“不走后门，靠个人努力实现愿望和理想。”对子女，李昭和胡耀邦一直是这么要求的。

 

11，铁面无私，对家人尤其严格

 

李昭的侄孙媳妇叫张宇兰。

张宇兰就是胡耀福的儿子胡德资的儿媳妇。

 

胡耀福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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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耀邦故居纪念馆提供）

 

2005年，二胎政策还没有放开，计划生育政策还很严的时候，张宇兰怀上了二胎。她因为自己家里是两姐妹，没有男孩，从小在农村受了不少气。生了大女儿之后，张宇兰还想要个男孩。怀孕后，张宇兰决心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知道张宇兰怀了二胎之后，当地计生部门几次找到她，希望她能把孩子打掉。恰好那时当地的市委书记到北京学习，就去拜访了李昭，并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她。

他对李昭说：“首长，计划生育是咱们国家的基本国策，是大事啊。”这话一说出来，李昭就知道他的用意了。当时李昭没有就这件事发表任何意见，只是跟他聊了些别的。——在任何人看来，既然没有意见，就算是默许了。

市委书记从北京回来以后，张宇兰不得不去医院引产。当时是只要孩子还没有生出来，就必须进行流产或引产；而孩子一旦生出来了就是一条完整的人命。

当时张宇兰已经怀孕八个半月，这么大的胎儿引产可不是一件小事，所以引产之前，要进行仔细的身体检查。就在检查的过程中，张宇兰趁人不注意，偷偷跑掉躲了起来。十几天以后，她违规生下了孩子。

当时张宇兰的丈夫胡厚文在浏阳大瑶镇交通局的一个下属单位上班，他单位的领导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找到胡厚文，对他说：“我们不想开除你，还是你自己写辞职报告吧！”胡厚文写了辞职报告以后，不久报纸上发出通告，说胡厚文因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胡厚文被双开了。

  2009年李昭88岁大寿的时候，胡厚文去北京为她祝寿。胡厚文有点委屈地对李昭说：“就因为生了一个孩子，公职和党籍都被开除了。”李昭说：“厚文呐，你是违反了国家政策啊，你就得接受处罚，这没有办法！做人就是这样，你得到一样就得失去一样，得失是相并存的。你非法得到了这个孩子，你就得失去工作和党籍，那是没办法的事。”

听了李昭的话，胡厚文的心中平衡了很多。是啊，自己违反了国家政策，就应该接受处罚。他被双开，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对家里人铁面无私，胡厚文和张宇兰并非特例。对李昭和胡耀邦来说，越是自家人，要求的越是严格。

胡耀邦的侄子胡德资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去岳阳买物资，结识了岳阳的一个领导。胡耀邦在湘潭工作的时候，与这位领导有过一些交集，算是老故交。领导在得知胡德资仍然在农村务农以后，问他想不想进城找个工厂上班，胡德资说：“当然想。”就这样，这个领导好心地将胡德资从农村安排到岳阳的物资局上班。

胡德资去物资局上班一个多月以后，这位领导的妻子生病了，领导陪妻子去北京治疗，因为与胡耀邦是老故交，他就抽空去胡耀邦家中拜访，闲聊中，聊到了胡德资去物资局上班的事情。

虽然当时胡耀邦并没有说什么，但其实在心里已经很不高兴了。等这个领导离开以后，胡耀邦马上给湖南省委书记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里，胡耀邦严厉地说：“你们湖南出问题了，歪风还刮到我这里来了！”省委书记忙问何故，胡耀邦就说了胡德资的事情。最后，他说：“对普通人，咱们要严格要求。对咱们的家人或者亲戚，更绝对不能搞特殊化啊！”

省委书记马上找到相关领导，了解并处理这件事情，相关领导为难地说：“可是招工手续都已经办好了。”消息传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说：“办好了也不行，马上把胡德资退回老家！”

很快，胡德资就离开物资局，回农村去了。

为这事，胡耀邦的哥哥、胡德资的父亲胡耀福到北京以后，拍着桌子跟胡耀邦大吵了一架。胡耀福说：“你自己不帮我的忙也就算了，别人好心帮我的忙你还这样，你也太不讲人情了吧！我就两个儿子，都在农村当农民，你就帮帮他们怎么了？再说他们还都是初中生，还有些文化，又不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

  胡耀邦说：“那你先让他们评劳模，评上劳模我就有理由帮忙，不然的话我没有任何理由去帮他们！”

评劳模有多难啊！其实都看得出来，这是胡耀邦特意设的坎儿。可是如果当时他不这样说，也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假如他真的利用特权，跟下面的人打打招呼，将自己的侄子都从农民搞成了国家工作人员，别人会怎么看他？他和李昭以后还怎么服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再说，他说得也有道理。假如一个人没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拼搏就轻而易举地得到一个好成果，那么，对这个成果，这个人必然不会珍惜——这是要犯错误、出乱子的。

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李昭从来不去干涉胡耀邦，只会维护他，支持他。

 

胡耀福和胡耀邦兄弟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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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耀邦故居纪念馆提供）

 

别说侄子了，就算自己的孩子也一样。当初胡德华从重庆毕业以后分配到南京，只要胡耀邦稍微暗示一下，胡德华就能够去北京，然而，李昭和胡耀邦并没有这样去做。大儿子胡德平、女儿满妹，也同样没有沾过胡耀邦和李昭的光，他们靠的都是自己的努力。

李昭与胡耀邦的性格与处事方式有太多不同之处，但是，对家人铁面无私、不搞特殊化这一点上，两人总是能够保持完全一致。

 

12，收留“养儿养女”们，对胡素贞和徐晓鸿深情

 

除了刘翠兰，刘昭与胡耀邦其实还有好几个“养儿养女”。

其中一个，就是徐运北的儿子徐念沙。

徐运北是山东堂邑县人，1935年春起参与组建中共鲁西特委并先后任鲁西特委书记、鲁西区党委minyun部部长等。1939年底起先后在北方局、中央研究室、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工作。1945年冬起先后任中共冀鲁豫区党委副书记、冀鲁豫军区副政委等。

1949年3月起历任南下渡江临时区党委书记、赣东北区党委副书记等。1949年11月起先后任贵州省委副书记，兼任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卫生部副部长、党组书记等。

 

原保利集团董事长徐念沙（左一）、原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左三）、徐晓鸿（左四）与李昭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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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徐晓鸿提供）

1965年2月，徐运北从卫生部调到轻工业部。不久以后“wenge”爆发，徐运北的夫人沙晓鲁于1969年不堪折磨zisha身亡。当时沙晓鲁的儿子徐念沙和女儿徐喃喃年纪还小，只有十岁左右。沙晓鲁还有一个侄子叫沙犁，当时年纪也不大。

看到本来幸福的一家人突遭厄运，李昭非常同情徐运北与沙晓鲁，更同情这些孩子们。虽然当时李昭自己也遭受磨难，但她仍然关心这些孩子们。她想办法将他们接到家里来，让他们不要害怕，给他们做饭吃，像亲人一样对待他们。

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不仅是徐念沙、徐喃喃、沙犁他们，其他那些没人照顾的孩子们，也把李昭的家当成了自己的家，经常在家吃饭、玩耍，甚至晚上也住在李昭家里。李昭的家成了他们的“避难所”，只要来到这里，他们就不再害怕。

当时，胡素贞有些不太理解。她问李昭：“收留这么多孩子，你有那么多钱养吗？”李昭笑笑说：“他们失去了家，失去了亲人，在这时候，最需要帮助。如果我不帮助他们，怎么能心安呢？至于钱，咱们可以省下一点。记住，帮助别人，救助别人，远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而李昭对胡素贞的关心，有些时候甚至超过了对自己的亲生儿女们的关心。别人问她为何，李昭说理由很简单，就因为胡素贞非她亲生，她担心生活在她家的胡素贞有受到“冷落”的感觉。

 

徐海初和胡素贞恋爱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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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徐晓鸿提供）

1961年5月，胡素贞从河北师大毕业之后，被分配在河北雄县教书，那时候的她，已经有孕在身。北京至雄县之间的交通不方便，胡素贞经常挺着大肚子坐着大卡车在路上颠簸，李昭非常担心。——她既担心胡素贞被颠得早产，又担心待孩子生下以后还要去这么远上班太过辛苦。于是，李昭找到胡素贞的丈夫徐海初，说：“作为一个军人，一个丈夫，你应该对你的妻子负责，要想办法别让她这么辛苦。你可以打听一下军婚单位有没有什么照顾的政策。”

胡素贞的丈夫徐海初是个非常实诚的人，并且特别讲究党性原则。经李昭这么一提醒，他才开始体谅起胡素贞的不易，才想起来跟单位打听。后来，胡素贞被调到北京崇文区59中学来，并在那里做了一辈子中学教师。

1961年8月11日，胡素贞生下了女儿徐晓鸿。徐晓鸿出生那天，正好是刘湖从青海回到北京的那天，似乎冥冥之中有某种注定似的。

徐晓鸿后来就在59中附近的龙潭湖小学上学。那时她们已经搬离了胡耀邦家，住到崇文区的光明楼。每一天，胡素贞都要与女儿一起步行半个多小时，先把女儿送到小学，然后再去上班。

徐晓鸿大学毕业后准备去美国留学，并于1983年申请到了美国大学。她对胡耀邦说：“我想去美国学点新的东西。”胡耀邦说：“好啊，扩大扩大我们的海外影响，洋插队也很好啊。”徐晓鸿说：“我不怕吃苦，我就想自己出去闯一闯。”胡耀邦说：“好啊！好啊！我支持你。”

后来，胡耀邦经过一番深思熟虑，问徐晓鸿：“你刚一毕业就马上去美国，国家培养了你这么多年，你给国家做贡献了没有啊？”徐晓鸿说：“很多人都是大学毕业后直接到美国去读研究生啊，我同学都走了好多了。”胡耀邦说：“我觉得你还是要为国家做些贡献才好啊！”徐晓鸿说：“国家也没有这方面的规定啊！”胡耀邦说：“那这个规定就从你开始吧，大学毕业后必须在国内工作三年才可以出国，这个新政策就从你这里开始！”

后来国家真的出了这样一个政策，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并没有真正执行。

 

1987年，徐海初、徐晓鸿父女与李昭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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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徐晓鸿提供）

 

别人都走了，就徐晓鸿不能走，徐晓鸿当时的情绪很大。她对胡素贞说：“这太不合理了，凭什么我朋友我同学都可以出去，就我不能出去？我们都一样是人嘛！这是耽误我三年时光啊！为什么要耽误我三年啊？”

为这事，徐晓鸿生胡耀邦的气，整整一年没跟他说话。李昭劝慰她说：“也不是不让你去，只是让你等一等，先为国家做点贡献嘛。”徐晓鸿说：“为什么不让我与他们一样？为什么这个政策要从我开始？我不想理他，我觉得他这人不讲道理！”李昭又柔声说：“他是领导，要带头做出榜样，所以他可能对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家人比较严格一点，咱们大家就委屈一点，支持他的工作吧。”徐晓鸿说：“那你呢？你支持他，还是支持我？”李昭笑笑说：“在这件事情上，我支持他。”

李昭可以在生活上“纵容”孩子们，但在原则问题上，她的严厉，常常让孩子们不适应。

李昭让胡素贞劝劝徐晓鸿，说当妈的劝她，她应该听得进去。于是，胡素贞也让徐晓鸿不要再生气了，说先在国内积累一些工作经验再出去也好，而且人也长大成熟一些。

后来，徐晓鸿真的在冶金部的一个设备研究所工作了三年，然后才去了美国。去美国的时候，她已经25岁了。

 

徐晓鸿即将临盆，李昭把挂念带到大洋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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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徐晓鸿提供）

 

1996年，徐晓鸿在美国快生孩子的时候，丈夫尚在中国。她一个人在美国生孩子，她挺害怕。李昭估摸徐晓鸿会害怕，就给她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晓红：

近来身体还好吗？念念！

祝贺你很快要做年轻的妈妈了，这是你们婚后又一件值得庆贺的喜事。让我在远隔重洋的祖国，遥祝你们母子幸福、健康！

母子平安是大家的心愿，所以不管是男是女都是家庭的新增成员，都是大家高兴的。但你毕竟是位初产妇，又无家人帮助，望你一切注意保重自己和孩子的健康。要注意科学喂养，特别注意让孩子吃一定时间的母奶，对孩子身体和智力发展，对你产后恢复都是有利的。只要产后保护得好，这对以后干什么工作都有利。

美国的生活条件比较好，我将见到第四代人心中也十分高兴，但不知你们的需要，我随便买了几件小衣服，就算是太婆婆的一点心意吧！你们收到信及时告知。

李昭  11/5/96

 

后来，徐晓鸿的女儿两岁时，因为各种原因，她与丈夫分手了。

 

徐晓鸿带女儿、小侄子与李昭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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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徐晓鸿提供）

 

作为一个单亲母亲，又要工作，又要照顾女儿，李昭特别担心她。有时她也会打越洋电话给徐晓鸿，问她的工作情况，身体情况，以及她女儿的情况。最后，她一定会嘱咐徐晓鸿，国外不像国内，一切都要靠自己。如果累了，就回国呆一阵子，“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家永远欢迎你。

她的话，常常让徐晓鸿忍不住流泪。

 

 

13，七封亲笔信，饱含深情厚爱

 

徐晓鸿与母亲胡素贞，一直被李昭视为自己的家人。

胡素贞结婚以后，李昭仍然始终记挂着她，并常常给胡素贞和她丈夫徐海初写信。

这里选取了其中七封亲笔信。其深情，跃然纸上。

 

第一封：

 

1961年元月，李昭关心徐海初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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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在胡素贞家里采访拍摄）

 

 

海初：

你的病近来好些了吗？念念。

经过详细检查病情已经弄清楚，这个让人放心，当然也要提高警惕，应认真按医嘱办事，好好休养一段时间，使症状恢复得彻底一些，这对以后的工作更有利些，因为你还是你们家的一个壮劳力，千万不能等闲视之。

给你捎去两盒人参蜂乳精，让小徐托里面的同志单独给你加工一点小点心，他认为这里的质量和卫生条件都比较好，这也算他的一点心意。因未找到合适的铁罐，只好用纸给你包去。

祝你早日痊愈。

李昭22/元月

  信的背景：

  这封信写于1961年元月底。

从1959、1960年开始，徐海初身体一直感觉不舒服，但没有引起太大重视。1961年初症状加重，去医院彻底检查，查出是肝炎。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肝炎算是不小的疾病，因此立刻住院治疗。李昭非常关心徐海初的病，经常问询并托人捎营养品。

 

第二封：

 

1961年3月份，李昭鼓励胡素贞克服困难、努力工作

李昭84A，84B

（图片在胡素贞家里采访拍摄）

 

 

素贞：

你的信已收到一个礼拜了，我看了，又给你叔叔看了。在此前，海初在上礼拜日来看我，互相交换了意见。他的信可能已早寄出了，其中有些意见是我的主张。

看到你的信，知道你血压仍这样高，需要很好地注意。在这里自己要努力克服开始独立生活的不习惯，学会好好工作，打开小家庭的圈子，把学到的知识贡献给培养你的党和人民。

当然在开始工作也有很多不方便，也会遇到很多困难，你要学得顽强些，要心情舒畅地主动适应，不要只看到自己和孩子、丈夫（虽然应该关心），要把亲人与事业联系起来，应该相信党和政府是会适当地安排这些的。你能想通、能鼓起勇气敢于克服困难，心情舒畅了，血压也可慢慢地降下来，不要太紧张，免得增加病情的发展。

海初的生活已安排好，有秩序了，他身体也好了些，这些你不要太操心，因为你也不健康，他如有病组织上也会有适当的安置，你操心也没用。

关于能否换地区的事，是否还是不动好些？因为你到雄县还没正式工作呢，这样提问题是要注意影响的，当然如确有把握 也不妨试试，但千万不能坚持，更不能影响情绪，波及到身体，希你注意。

已经开课了没有？工作一段时间就习惯了，叔叔说要你好好工作，这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望你很好地成长为一个好干部。

这里的生活条件有可能你要尽量改善一些，但不要吃动物油类，多吃些蔬菜，对血压更好些。

你还有些什么困难请来信。

祝你好。   

李昭18/3月

信的背景：

这封信写于1961年3月份。

1961年5月胡素贞从河北师范大学毕业，毕业之前几个月就被实习分配在河北雄县党政业余干校上班。

丈夫徐海初1959年海军部队转业之后分配在情报研究所，当时徐海初还没有分到房子，住在单位单身宿舍。胡素贞每个星期六挺着肚子回北京，礼拜天下午返回雄县。当时北京到雄县交通不发达，路况很差，胡素贞坐在大卡车上一路颠簸好几个小时。

  北京和雄县之间的交通不便和对未来孩子出生后的担忧和考虑，让胡素贞迫切想要立刻离开雄县调回北京，回到丈夫身边，一来夫妻不用分居，二来孩子出生后可以夫妻共同抚育和照顾。

胡素贞怀孕时候血压偏高，李昭就叮嘱她注意血压。

胡素珍从小跟着李昭一家共同生活，从小有老外婆、老爷爷老奶奶以及李昭、耀邦等人在身边，而且毕竟是高干家庭，家里有警卫等工作人员，所以从小生活条件还是相对比较优越一些，她没有独立生活过，所以李昭在信中嘱咐她“要努力克服开始独立生活的不习惯。”

  李昭还鼓励她要把眼光放宽，不要只看到孩子、丈夫这个小格局，要把亲人与事业联系起来，心情舒畅，鼓起勇气克服困难。而且劝慰她刚刚毕业还没有开始正式工作呢，这么快就要调回北京，可能会造成影响不太好。李昭和胡耀邦都认为胡素贞应该抓住这样一个锻炼机会，磨炼一段时间再考虑其他事情。

 

第三封：

 

1963年，李昭嘱咐胡素贞在工作调动之前安心工作

李昭85A，85B

（图片在胡素贞家里采访拍摄）

 

 

素贞：

你的来信我看到了，你的心情可在信上看到一斑。

换了工作环境就会带来许多新问题，正因为是这样的环境，组织上才分配了你们去帮助他们学习的，希望你在一刻没离开这里之前，就一定千方百计的把你最好的课和想法传授给学员们，这是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不能随大流。

爱人有病，孩子也可能有些毛病，不过这在人的正常生活中也是很寻常的一件事，重要的是应该帮助病人，使他身心都是健康的、乐观的，这点精神作用很重要。虽然慢性肝炎可能恢复得比较慢些，但这并不是不治之症，况且住在北京条件应该说是好的，你应该相信经过治疗病也一定可以治好的。不过你首先不能增加病人的负担 ，也不要跟着着急，这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关于你的工作，我已和人事局说好可以调回北京，我的意见还是教完这一学期有始有终地告一段落，再做转移会好许多。

同样你要注意身体和休养，在这点你的自理能力还不强。仅此。

祝你好。   

李昭20/4月

 

信的背景：

  这封信写于1963年。

胡素贞1961年从河北师范大学毕业之后在雄县上班了两年。1961年8月11日女儿徐晓鸿出生之后，胡素贞就带着新出生的婴儿在雄县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女儿。

工作的压力和照顾婴儿的辛苦让胡素贞很焦虑，而且当时胡素贞又怀孕了第二个孩子，徐海初已经在北京分了房子，所以胡素贞盼望调回北京一家人团聚。于是1963年她再次请求调回北京。

这时候请求的理由有三：

  第一，丈夫是转业军人，国家有这方面的政策倾斜和规定。

  第二，丈夫患了肝炎，要回北京照顾。

  第三，本人已有身孕，又要照顾一个小婴儿，再加上工作，夫妻两地分居，一个人实在无力应对。

有这些充分而正当的理由之后，李昭就跟有关部门沟通协调了，合情合理合法，就同意把胡素贞调回北京。

 

第四封：

 

1981年元旦，李昭挂念胡素贞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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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在胡素贞家里采访拍摄）

 

 

素贞、海初：

新年过去五天了，没有看到你们和孩子，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没找到你们，甚念！

你们全家都好吗?素贞身体是否有什么新情况，望告。

我们都还好，唯有我的身体情况差些，也正在检查中。

接信后请即来信或电话，以释挂念！

祝你们全家好！

李昭5/1月

 

  信的背景：

  此信写于1981年元旦期间。

以往每年元旦，胡素贞都会带上全家去李昭家中庆祝元旦，就算是遇特殊情况胡素贞徐海初夫妇去不了，徐晓鸿也会代表一家人坐挺远的公交车去李昭家中，从来没有一年间断过。

但1981年这年元旦胡素贞一家人都没有去。因为女儿徐晓鸿大学组织去外地实习去了，没在北京。而当时胡素贞和徐海初还有儿子忙着趁元旦搬家，当时从崇文区光明楼搬到海淀区的公主坟。当时胡素贞家里也没有电话，通讯不方便，所以就没能及时告知李昭。

李昭一看新年都过去5天了，胡素贞一家突然不见一个人，就有些紧张了，担心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是不是素贞身体出了什么大问题？就打了好几次电话去徐海初他们单位，单位也放假，联系不上徐海初。李昭就很着急，赶紧写了一封信询问。

 

 

第五封：

 

1974年7月，给胡素贞谈生活琐事

李昭87A，87B

（图片在胡素贞家里采访拍摄）

 

素贞：

你现在身体好吗？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向学校、向公用电话打过去找你，有的说你病了，有时就很难接通。我想天气热了，也许血压心脏又不好了，现在怎么样了？海初是否正常上班了？我这里也没有他的电话。

前些时候由东北回湖南的胡素南来北京时，阿姨告诉她可以在这住三四个人，全住下有困难，我不知是谁说是你妹妹，所以我也让她先告诉你一下，结果他们走了以后就没来了。我告诉你叔叔，他也记不起来是谁。这次收到你父亲来信我才知道。

你父亲处，在六月间我寄去三十元钱，他来信说要去县、省住医院治疗心肺病，不知他告诉你没有？这么治会不会见成效？是否保守疗法在家吃些中药？

搞好营养，年纪大了，儿子都工作了，自己不劳动、少劳动也可以了。这样可能还会好一些，因为这是慢性病，又无特效药（毛主席就是这个病）。往返疲劳，医药也不是所有地方都是充裕的，因此效果恐怕不会大，因为这类病主要是调理营养更为重要些。如若住院人力、物力都是很大的。此事他向你们说过没有？

叔叔很忙，他每周回家两次，现在身体较之过去好多了，人也胖了一点，我也还好，就是血压心脏还是老毛病。

你们全家夏天要特别注意身体。海初是上全班还是半班？你自己和孩子都要注意过好夏天，天气热就不要多跑。也可来电话。你要打电话，二、四中午12：30左右我可能在办公室。电话：554818。

祝你们全家好。  

李昭17/7月

信的背景：

  此信写于1974年7月。

信的前半部分提到的胡素南是胡耀邦堂弟的女儿。胡耀邦虽然和这个堂弟走得比较近，但胡素南毕竟是小辈，胡耀邦就不太记得这个堂侄女。

当时胡素南二十来岁，带了一帮子她的家人朋友估计有七八个人，来北京找胡耀邦。当时胡耀邦家里的工作人员就对胡素南说，家里最多只能住下三四个人，这么多人住不下。因为当时经常会有自称胡耀邦亲戚的人来访，为保证领导人的安全，防止发生意外，一般会证明身份之后才予接待。当时胡素南说她是胡素贞的妹妹，所以就让胡素南先跟胡素贞打个招呼沟通一下，结果胡素南可能觉得受了怠慢，心里有些不舒服，走了之后就没再回胡耀邦家。

后来李昭把这事告诉了胡耀邦，因为胡素南是小辈，胡耀邦当时也没想起来这位胡素南到底是谁。过了一阵子胡耀福给李昭来信提到这件事，李昭才知道，应该是胡素南回湖南后跟胡耀福抱怨过这事。

  信的中间部分是胡耀福患了心肺病，他想去大地方的大医院去住院治疗，李昭的意思就说这种心肺病是慢性病，主要靠自己调养身体，光靠医院是不太可行的，毛主席也是这个病，毛主席的医疗条件够好了吧，都不能彻底治好。所以劝胡耀福少操劳，多调养。况且住院治疗人力、物力、财力都消耗很大，家里孩子们也不太宽裕。

信的后部分是说胡耀邦和她自己的近况。

另外徐海初当时刚从湖南潢川五•七干校回北京。徐海初在1960年的时候就觉得身体一直不舒服，但并不知道得的是什么病。1961年3月份经过仔细检查，确认是患上了肝炎。

徐海初患肝炎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三年自然灾害全国大饥饿期，1960年正好胡素贞怀孕，当时徐海初海junzhuan业军人有少量粮食补贴，徐海初为了保证妻子和妻子腹中胎儿的营养，就极力克扣自己的口粮导致自己身体虚弱营养不良，身体抵抗力下降患上肝炎。后来wenge爆发，徐海初又受到身体和精神的摧残，先是坐牢，后是押到远离北京的河南五•七干校干苦力，受了八年折磨，对身体和精神都造成很大创伤，导致肝炎加重。

  离开北京八年后回到北京恢复工作，因为肝炎治疗等原因，当时有一段时间休病假，单位准许他上半天班，休养半天。

 

第六封：

 

1983年元旦，李昭关心胡素贞一家

李昭88

（图片在胡素贞家里采访拍摄）

 

海初、素贞：

天气太冷，风也大，您们在春节期间就不要来拜年了，过些时候天转暖，客人少了您们再来。

知您们已做春节准备，再送去一点瘦肉和半盘虾，您们补充调剂着用吧。

祝春节愉快、健康。

李昭3/1月

 

 

信的背景：

  这封信写于1983年元旦期间。

  当时元旦期间天气寒冷，李昭怕胡素贞一家受冻，嘱咐他们等天气转暖再过来新年相聚。而且当时胡耀邦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元旦外面来客也多。

李昭关心胡素贞一家，特差人送去一些吃食。

 

 

 

第七封：

 

1989年11月，李昭让胡素贞带衣服给胡耀福

李昭89

（图片在胡素贞家里采访拍摄）

 

 

素贞：

找了半天找到这条叔叔没穿过的毛裤捎回去给您爸爸用，再也没有什么可送了。

请让他保重。

李昭1/11月

 

信的背景：

  这封信写于1989nian11月。

  这一年因为胡耀邦过世，胡素贞担心胡耀福伤心过度，准备回湖南老家去看望父亲并陪他过春节。李昭把胡耀邦一条从来没有穿过的新毛裤给了胡素贞，让她带给胡耀福。

  因为胡耀邦母亲生了12个儿女，最后只剩下5个。而男孩中只剩下耀福、耀邦两兄弟，所以两兄弟感情一直很好。

耀邦过世之后，李昭把很多耀邦的衣物都给了胡耀福，说“你们哥俩穿同一件衣服，心连心。”耀福、耀邦两兄弟相貌上长得很像。耀邦过世后李昭非常怀念丈夫。

 

 

14，帮助更多人，为了我们的责任

 

在政治方面，李昭很少发表自己的见解，但这并不等于她不敢发言。

1974年，我国的形势刚刚稍有好转，岂料随后又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

有一天晚上，李昭让胡德平帮她整理一下她的“批林批孔”发言稿，母子俩句句推敲，字字斟酌，不觉到了后半夜。旁边的胡耀邦越听越担心，就对李昭说：“言多必失！言多必失！尽量不要发言，就算要发言也要少讲。” 

 wenge结束以后，我国进入到新的经济建设时期。人们为了打破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思想枷锁，从而更好地投入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其中一项工作就是正确处理wenge以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很多问题，解决党内外的冤、假、错案问题，以及落实政策的问题。

自从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后，他的家里就总有人来递交材料。遇到来人，李昭总是热情接待。

有一天，一个自称“刘实”的人来到胡耀邦家。当时胡耀邦正在与别人谈事情，李昭就接待了他。她给刘实倒了一杯热水，说：“刘实同志，请喝水。”刘实很久没听到别人用“同志”来称呼他，听到李昭叫他“同志”，非常激动，就与李昭谈起了他的“右派”问题。李昭说：“你放心，组织上会按现行政策处理的，请您耐心等一下。”然后，李昭就陪他聊起他的家庭和子女的情况。

突然间，刘实说：“李昭同志，lida姐！你真的一点都不认识我了？”李昭一听，愣住了，问他：“你认识我？”刘实说：“我是邓洁啊！”李昭盯着眼前的人细看一番，惊喜地说：“哎呀，原来是您啊！这么多年过去，您的变化实在太大了！”

刘实原名邓洁，以前是在北平搞地下学生运动的党员。解放前夕，他调任石家庄市市委任书记柯庆施的机要秘书，李昭当时是秘书处的人事科长。

后来邓洁调到政务院兵器工业部工作，改名刘实。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受了不少苦，朋友和熟人也不敢与他打交道。这么多年过去了，岁月的霜风刀剑把邓洁摧残得模样变了不少，而且他又改名了，所以李昭一下子没认出他来。

刘实说：“您是大干部，又是耀邦同志的夫人，我是‘右派’，怕给您添麻烦，凡是大干部家我都不去。”

李昭笑着说：“您是不登豪门呀！可我家不是豪门，我们是同事嘛！”

两个人打开了话匣子，一聊就聊到了吃饭的时间。在李昭的挽留下，刘实留在李昭家中，吃了一顿午饭。

刘实离开以后，将李昭待人热情、主动帮助他人的事情跟别人说了，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更多人知道李昭是个热心肠、负责、效率高、没架子、有求必应的好干部。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北京市纺织局，东单三条三十三号的门口，竟然成了“第二xinfang站”。

那时候，李昭每天步行上班，途经八面槽和王府井大街，然后在王府井大街南口拐弯，进东单三条。路途虽然不远，却总会有一些人在路上等着李昭。他们多是在见到李昭以后，将一封信塞给她，然后扭头就走，一句话也不说。写信人有时将她的名字错写成李超、李姣、李招、李照……他们都是一些与李昭没有任何个人关系的基层群众。

当然，偶尔也有要求面谈的人，李昭从没有拒绝过他们。她总是耐心地听完他们的叙述，如果有必要，她还会用一个本子将她认为有用的部分记录下来。

有一次，李昭在上班途中，被一位乡下人打扮的老先生拦住。老人六十多岁的模样，说他听说李昭这里可以解决问题，就专程从乡下过来找他。

李昭说，她这里并不能解决问题，她只是将群众所反映的问题转交给能够解决问题的地方。老人说：“能转交就行。”原来，他的儿子“wenge”以前是公社供销社主任，却在“wenge”中被错误地批判，不仅丢了工作，身体也被打残，他想替儿子“讨个说法”。李昭问老人：“您有信吗？”老人说他不识字，就没有写信。当时距上班的时间已经非常紧迫，李昭便对老人说，等她下班，还是这个地方，他们可以好好谈谈。

到了中午下班时间，李昭饭也没顾得上吃，就赶到他与老人约好的地方，老人果然还等在那里。于是，李昭掏出自己备好的纸和笔，将老人所说的话一五一十地记录下来。记录完以后，李昭说，如果想要落实政策，老人还需要准备一些材料。

她又将需要的材料列了个目录，然后告诉老人回去以后按照她写的目录把这些材料准备齐全，她就会替老人全部转达上去。最后，李昭不忘安慰老人说：“既然国家有了这个政策，您就应该把心放宽，一切都会解决的。”

后来，老人的儿子果然得到了“平反”，不仅回到了原单位，身体也得到了治疗。老人亲自过来，对李昭千恩万谢。可是李昭说：“我也没刻意做什么，只是做了一名gongchandangde干部应该做的事情。”

是啊，李昭理解那些人的心情，同情那些人的处境，所以那几年里，她总是会把收到的信转送给有关部门，如果有特别重要的信件，她还会亲自转送给胡耀邦。那段时间里，连李昭也记不住她到底帮多少人转送了信件，与多少人面谈过，帮助了多少陌生人。

 

胡耀邦习仲勋，老友相见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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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共青城耀邦陵园提供）

 

因为这些，1978年以后，李昭被人称为“中办第二xinfang局”。其实这个称谓里面有着人们对她深深的尊敬与感激。

那时，全国大规模落实政策的工作开始了，北京市纺织系统也在同时展开了这项工作。

在李昭的努力下，纺织系统共给170多名知识分子平反了冤假错案，提拔了580多名知识分子担任中层以上的领导干部，全系统落实冤假错案共1600多件。之前有1400多人被错误地停发了工资，平反后都为他们补发了全部工资，并给系统内的23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套改了技术职称，为1500多名知识分子晋升了技术职称。

这个“工程”，不可谓不浩大。其难度，更是可想而知！

但李昭做到了。她凭的就是“要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的顽强信念！

这么多年，李昭一直“雄心勃勃”，希望能为北京的纺织工业贡献出更多力量。

然而， 1980年的一天，胡耀邦突然对李昭说，他从培养年轻干部、要进行新老干部交替的长远考虑出发，真诚希望李昭能够从第一线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为年轻干部做些咨询辅助的工作。李昭一愣，说“我还没到年龄呢。打倒‘四人帮’了，改革开放了，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呢。”

胡耀邦说：“我知道。在我国的很多岗位上，有很多老同志已经六七十岁了，尽管他们任劳任怨的精神可嘉，但我还是觉得应该让年轻人上来了。虽然你现在还没到年龄，但你退了，对我工作或许有更大的帮助。”

 

刚退休的李昭邀请纺织局党委办公室成员聚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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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服装纺织行业协会资料室提供）

 

 

虽然当时的李昭心理准备不足，但她仍然能够理解胡耀邦的良苦用心。

于是，她听从了胡耀邦的建议，退出北京纺织局，并在不久后办理了离休手续，从而告别了她所钟爱的工作岗位。

 

第七章，无私无愧

 

1，不沾别人的光，只想为服装事业献力

 

1981年6月，胡耀邦被全党推举为中共中央主席。这是全党的选择，是中国人民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

而那时，距李昭重返北京市纺织局，已有十年时间。十年时间里，李昭一直奋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着自己的份内之事，从没有想过调离或者升任。

但其实，有人多次提议，说李昭在纺织方面已经算得上是大专家了，应该去纺织部当部长。还有人提议说，为了胡耀邦工作的方便，应该把李昭调去中共中央办公厅任副主任。可是这些，都被胡耀邦和李昭否定了。

在家里，两人也曾认真谈过这方面的事情。

胡耀邦对李昭说：“我不是不相信你的工作能力，但是，我还是不想让你去中央办公厅。知道为什么吗？”李昭说：“当然。你是总书记，我怎能沾你的光？”胡耀邦说：“是这样。虽说‘举贤不避亲’，但你的工作能力并非唯一，我相信其他人也能做好。而你在纺织局做了这么多年，假如现在离开了，肯定对北京的纺织工业有影响。”

李昭说：“我知道。我也不想离开纺织局，不想离开我热爱的这份工作。”胡耀邦说：“是啊！咱们这个年纪的人，是该扎扎实实地在自己的岗位干上几年了。等年纪再大些，就把这份事业交给后面的人，这才是咱们为国家、为人民做出的大贡献啊！”

的确，在纺织局的这些年，李昭甘心做一名“奠基人”。她不仅“抓生产、抓质量、抓品牌”，并且非常重视培养年轻技术干部、经济管理人才以及年轻专业技术工人。1978年，李昭创办了北京工业学院第一分院，她亲自兼任党委书记。后来，学院更名为“北京商务学院”

2005年，李昭视察北京联合大学纺织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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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服装纺织行业协会资料室提供）

1980年，李昭以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的身份应邀访问日本，这是她生平第一次出国。顺利地完成了访问任务之后，李昭还利用空隙时间，请我国驻日本使馆的商务处联系并陪同她专程去日本东丽化纤公司所属的涤纶长丝厂参观、考察。

涤纶长丝厂自动化程度很高，李昭在参观完工厂以后，深感国内的落后与肩上的责任。那一次，她从纺织机械的性能、价格、操作原理到设备保养、使用年限等，都做了全面的了解，并学到了很多东西。回国的时候，她还带回了这个工厂的一些样品，以便进一步研究。

 

李昭同志视察涤纶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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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服装纺织行业协会资料室提供）

 

作为纺织局局长和“第一夫人”，很多人以为李昭肯定常常“出去”，但事实并非如此。胡耀邦工作期间，只带李昭出去过两次：一次是去广东，一次是去山东。

去广东那一次，是1979年的春节。当时刚刚改革开放，祖国日新月异，而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窗口，广东的变化更是以“天”甚至以“时”来计。最大的变化，就是人们的穿着，那时的广东百姓已经告别了“灰”和“蓝”的时代，而变得五彩缤纷。身为纺织局局长的李昭，很想去广东看一看。她把想法跟胡耀邦说了，胡耀邦说：“为了工作，没有问题！”于是，趁春节期间放假，李昭与胡耀邦一起去了广州。

 

1991年10月份，李昭同志参观广东新会化纤厂高速纺丝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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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服装纺织行业协会资料室提供）

 

那年春节，正逢dengxiaoping访美。邓家没有大人，胡耀邦家也没有大人，邓朴方就过来找胡德平，说：“干脆咱们两家凑一块儿过年吧！”因为那时候dengxiaoping刚刚解放，邓朴方比较谨慎，胡耀邦一家人也比较谨慎，所以，两家的小字辈就凑到一起，过了一个虽不太热闹却是安心祥和的春节。

去山东的那一次，则是因为李昭生病了。那时她刚刚从她热爱的工作岗位退下来，总觉得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完，心里就有一个结，加上生活习惯的突然改变，就病倒了。李昭生病以后，胡耀邦有些内疚，因为在决定李昭退休这件事上，他的建议或许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那段时间恰好他需要去山东的胜利油田视察，于是在经过一番考虑后，胡耀邦带上了李昭。

然而，就算出去散心，李昭也没有得闲。只要一有时间，她就会跑上大街，看过往行人们的衣着，或者跑到商场看柜台里的纺织面料。而对其它的事，她似乎没有什么兴趣。

 

1991年，李昭同志视察广东新会化纤母粒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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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服装纺织行业协会资料室提供）

 

——人虽退职了，但李昭把心，仍然留在了纺织行业。

 

2，对国家有益的事，我们都应该干

    

促使李昭在服装行业废寝忘食地工作的，除了她对党、对国家的忠诚以及她的性格使然，有一件事不得不提。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李昭买了一块很好的布料，这块料子她一直保留了很长时间。

“wenge”结束以后，她将这块料子翻了出来，想给胡耀邦做一件大衣。胡耀邦找到一家服装店，付了钱，并仔细地量了尺寸。服装店的大师傅告诉胡耀邦，几天后过来拿大衣就行。到了约定的日子，胡耀邦去将那件大衣拿回来，李昭一看，大吃一惊，说“你这衣服的料子怎么换了？”胡耀邦说他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衣服是服装店的人给他的，他就拿着就回来了。

李昭拿着这件大衣，找到服装店，说应该是服装店大师傅的活太多，这件衣服的料子换了也没有在意。然而，一个大师傅很不以为然地说：“不可能搞错的！我们是国营服装店，那种料子只有我们有，你们不可能有的！”

这家服装店虽是国营服装店，却是上海一家服装店的分店，所以店里的大师傅就傲慢地认为北京不可能有那样的好料子——因为在当时，北京的服装业还不是很发达，比较薄弱。然而，李昭是做纺织的，是专业人士，并且那块料子是她珍藏了许多年的好料子，不可能弄错。尽管李昭再三强调那块料子的来龙去脉，但大师傅就是不相信。这件事在当时，对是纺织局领导的李昭是一个不小的刺激，也促使她下决心要把北京的纺织业和服装业搞上去。

即使后来退休的李昭，对纺织行业的关心，也是有目共睹。并且，她的关心绝非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的，而是真正向有困难的企业伸出援助之手。

1992年，有人向李昭反映，说江西宜春的一个棉纺厂因为管理不善，技术落后，已经到了濒临破产的边缘。李昭听后，彻夜难眠，心想如何帮他们一把，让他们挺过难关。于是，李昭在第二天找到了纺织局的总工程师卢荣亚，希望他能够亲自赶到江西宜春，去那个工厂看一看，为那个濒临的工厂“号号脉”。

卢荣亚和另一个高工亲赴工厂考察，几天以后，他们就找到了工厂的诸多问题：比如工厂对设备的使用不当，比如原材料的浪费，比如规章制度不严厉，比如管理松散，比如产品单调，等等。卢荣亚回到北京后，派了两名高工在那里常驻两年，以改变工厂的面貌。

两年以后，工厂果然变了样子，不仅原材料节省了不少钱，产品的品种也变得越来越多，供不应求，工厂重新变得欣欣向荣。宜春的有关领导专程来到北京，当面向李昭表示感谢，但李昭说：“不用谢，对国家有益的事，我们都应该干！”

 

李昭同志离休后仍牵挂纺织事业，作为顾问应邀出席纺织总公司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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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服装纺织行业协会资料室提供）

 

李昭退休以后，并非像有些老干部那样把时间都用在种花遛鸟，照看孙子、外孙等事情上。她虽然退了下来，但是对纺织局的工作，仍然非常关心，放心不下。并且，正如胡耀邦说过的“你退了，对我工作或许有更大的帮助” ，她果然做到了。

1982年的时候，胡耀邦讲内需，讲人们的生活需要。他说人们的生活应该更丰富起来，穿着上应该更好一点，能吃得上鸡蛋、牛奶、肉食品、水果等。后来他又说，现在搞消费搞内需，服装业也是个重点，“穿着”这个事情很重要。北京服装业有工人30000人，做毛料衣服有12000人；天津有15000人，做毛料衣服有2200人，所以北京的服装业还要大发展，现在北京搞服装业起码还需要三百万人。

“我们现在不是还有很多人没有就业吗，这是多么大的就业市场啊！”胡耀邦说，“人们可以开服装店，可以做衣服，可以办服装培训班。”

于是，胡耀邦就去跟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宋平谈，跟商务部部长刘毅谈，还有财政部的领导以及几位经济学家谈。他说得非常详细，比如北京的工人有多少，天津的工人有多少，这些详细并且准确的数字他不是从国家计委获得的，而是从李昭那里获得的。

 

原中华全国工商联纺织服装商会副会长谭安撰文刊发于《百年潮》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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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谭安本人提供）

——李昭对胡耀邦的工作从来不干预，也从来不看他的文件，她知道作为一名干部的家属，这是应该具备的素质。但是，在服装业提升内需方面，她对胡耀邦的工作是的确是有促进和帮助的。

 

 

 

3，相濡以沫，你的健康就是我的健康

虽然胡耀邦已经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但李昭从不以“第一夫人”自居。她非常低调，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在外交场合，更是极少出现。

李昭唯一的一次以总书记夫人身份出现在外交场合，是1984年3月24日在中南海设家宴招待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一家。

 

李昭同志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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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服装纺织行业协会资料室提供）

 

1983年胡耀邦曾出访日本，当时的中曾根首相就是偕夫人设家宴招待他，作为国际外交礼仪，这次中曾根首相来华，胡耀邦当然也要偕夫人设家宴招待他。那次家宴非常成功，即使多年以后，中曾根首相对胡耀邦的这次家宴，也是印象深刻。

 

胡耀邦同志和李昭同志会见中曾根康弘与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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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服装纺织行业协会资料室提供）

 

1983年，《人民日报》记者金凤想要采访李昭。李昭听后，连声说：“我一个老太太，平平常常，采访什么？有什么好写的？”不管金凤如何劝她，她就是不肯接受采访和宣传。正当金凤有些失望，她说：“这样吧，我给你介绍一位毛纺专家吧！你多写写她，她可是大工程师、大专家啊！”

李昭说的大工程师、大专家，就是戴秀生。戴秀生生于1928年12月生，河北省博野县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50年毕业于北洋大学纺织工程系，1957年赴苏联纺织研究院研修了两年。曾任北京毛纺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北京毛纺研究所所长兼总工程师、北京纺织工业总公司副总工程师，并兼任北京市第二和第三届科协副主席及第四届荣誉委员。

戴秀生于1954年、1980年、1984年先后3次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1979年和1983年先后两次被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1991年被授予北京市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后来，金凤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报告文学《一个女工程师的道路》，就是采访戴秀生之后写成的。那篇文章，不管在业内还是在普通群众中，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纺织专家戴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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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服装纺织行业协会资料室提供）

 

1984年，李昭以玩具协会副会长的身份与会长宋汀出访香港。宋汀也是个老干部，曾任北京市纺织局局长、北京市第二轻工业局副局长、北京市科委副主任、主任兼书记，北京科技小组和市纺织工业总公司顾问、北京玩具协会会长等职，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干了大半辈子。

由于香港媒体的宣传，记者们自然就知道了李昭是总书记夫人这一身份，这让她自然成为了焦点。很多记者围住她，拍她的照片，吓得李昭连连躲闪。最后，只得把宋汀推到那些记者面前，说：“你们应该多拍拍她，她是会长。”又说：“我又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拍我的照片干什么？”她的话，让在场的记者们“哈哈”大笑。

1987年1月16日，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那段时间，他的家里，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信和慰问电报。也有人打来慰问电话，亲自给予胡耀邦和李昭问候、安慰、感谢以及祝福。对这些，李昭深为感动。

那段时间，李昭考虑得最多的，是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给情绪有些低落的胡耀邦以安慰。这么多年，胡耀邦一门心思搞工作，几乎没有任何兴趣爱好。于是，李昭想，何不带他出去走一走呢？以往，胡耀邦出门，都是带着工作，带着任务，压力大，根本无瑕顾及其它。现在，已经卸任的他终于可以放下包袱，一览祖国的大好河山了。

于是，李昭对胡耀邦说，以前他没有时间，想到处走一走、转一转几近奢望，现在，他完全可以去他一直想去的地方看看，顺便调养一下他的身体。胡耀邦知道李昭的良苦用心，说：“行。正好让我一直紧绷的神经彻底放松一下。”李昭说：“那我陪你。”那之后，李昭挤出时间，特意陪着胡耀邦去了湖南、广西和山东等地，一为旅行，二为疗养。

但其实，说是旅行和疗养，胡耀邦和李昭都没有彻底放下自己的工作。每至一处，胡耀邦就对当地展开调查，他最关心的就是当地的民生问题：比如粮食的产量、人们的生活水准、医疗健康和教育等等问题；而李昭，则更多关心当地的纺织与服装问题。

1988年4月，胡耀邦在河北保定易县的农村旅行调查，住在涿县的一个宾馆里。离开涿县的时候，他和李昭意外、欣喜并感激地看到，宾馆里的所有员工以及附近的群众百姓，都出来送别他们。胡耀邦非常感动，他怎么也不会料到，一次低调的出行，竟会出现四千多人站在街道两侧，一起为他送行的场面。看着那些可亲可敬的人们，胡耀邦知道，之前他为群众做过的任何事情，群众们都看在眼里，感谢在心上。

 

河北易县，李昭带孙子孙女在胡耀邦住过的房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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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李昭家人提供）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和调理，胡耀邦的情绪慢慢恢复了不少，身体也好起来。看着胡耀邦脸上的笑容慢慢多了起来，李昭也很欣慰。

是啊！相濡以沫大半辈子，她已经把胡耀邦的健康看成是自己的健康，把胡耀邦的生命看成是自己的生命了。

所谓“革命眷侣”，正是如此吧。

 

4，北京服装协会，追求文明雅致的中国特色

 

1984年7月，北京人民大会堂，北京市服装协会在此宣告成立。

这是中国纺织服装业建立的第一个协会组织，由李昭发起，得到了北京市领导同意而创立的，这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一个创举，对全国服装产业起了示范作用。

 

1984年10月7日，北京服装协会在人民大会堂成立大会。左一原中央书记处书记宋任穷，左二原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左三李昭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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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服装纺织行业协会资料室提供）

话得从头说起。为了响应胡耀邦同志提出的干部年轻化号召，1983年，李昭带头提出退居二线，得到了时任北京市委书记段君毅等的认可。

段书记对李昭说：“您是位有事业心闲不住的老大姐，在二线干点什么好呢？”李昭感到了组织的温暖，也拨动了她的心弦。她想起1980年的时候，她随中国妇女代表团访问日本，中国驻日本大阪总领事馆陈富美陪她访问日本纺织业振兴会，坂仓常务副会长为她介绍了通过办协会推动纺织服装发展的经验，李昭认为可以借鉴。

回国后，李昭安排翻译了日本协会的章程，组织了一个座谈会，请来了服装企业和拉链、化妆品公司的代表，特别邀请了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夫人朱仲丽、驻美国大使韩叙夫人葛漪云、驻日本大使宋之光夫人李清出席座谈会。

会上，与会者争先恐后，各抒己见，一致认为，这个协会与时代大背景对接，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对号。

有的说：耀邦同志倡导美化人民生活，这只是眼下问题的一个侧面，实质上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突破口选在哪里的问题，耀邦同志突出抓振兴轻纺工业，就是“农轻重”大方略的抓“中间带两头”。轻纺工业需要农业提供材料，又反馈人民大众消费品，服装业是中国出口创汇的第一大户，积累资金，支持重工业。这是耀邦同志的经济方法论啊。

有的大使夫人说：民间协会组织配合官方推动纺织服装行业发展是国际上成功经验，建议北京尽早成立一个服装协会。

后来，李昭对段书记说：“我也觉得有道理，可以试试。”段书记听了李昭的汇报后，笑着说：“办个服装协会好，不变的是您的老本行，变的是由官方到民间。”于是李昭便加快了筹建北京服装协会的步伐。后来市委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和走访，再次找到李昭，说李昭将成为北京服装协会会长候选人。李昭赶快说：“还是让年轻人上，我愿意辅助年轻人做好工作。”市委表示那就尊重群众的意见，假如群众最终选上她，就由她来任担服装协会的会长。

1983年10月7日，经过严格的选举流程，李昭被当选为全国首家服装协会“北京服装协会”的会长。胡耀邦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开心，晚上还准备了丰盛的家宴庆祝，然而那时的李昭，内心却有些忐忑，她说：“当年我去丝绸三厂、去国棉一厂、去纺织局，你都没有刻意为我庆祝，怎么现在我去了协会当会长，你反倒要‘大摆宴席’？”胡耀邦说：“那时你是为工作，是组织上安排你的。现在你虽然也是为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却是群众选出来的，这说明你在群众心中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嘛。就为这事，咱们也要干上一杯！” 李昭有点忧虑地说：“协会不像纺织局，属于社团组织、民间组织，工作方面的开展，与纺织局完全不同，她怕做不好，让组织和群众失望。”胡耀邦说：“是你顾虑太多了。组织信任，群众拥护，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我觉得你完全可以在协会干一番事业。”李昭说：“再说我年纪也不小了。”胡耀邦笑着说：“年龄不是问题。老有所为嘛！”见胡耀邦如此支持她，李昭说：“那行，就听你的！只要我当选，就会好好干！发挥余热嘛！”

就这样，李昭又充满信心地步入了她人生的第二个轨道。

 

李昭同志参加北京服装协会第三届第一次理事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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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服装纺织行业协会资料室提供）

一石激起浪千重。北京服装协会成立的消息传开，许多省市登门取经，上海、天津、武汉、南京、成都、大连、深圳、安徽、山东等十二个地市也相继成立了各自的服装协会或服装商会，一时间，民间或者半民间服装团体的成立大有“雨后春笋”之势。。

经过两年的实践摸索，李昭察觉到一个协会的局限性，各省市各有其特长，如果能有一个方式，取长补短，联动发展会更好，于是她便邀请了上海、安徽、广东，山西省服装协会负责人进京一起座谈，探讨合作之道。

李昭说了成立一个松散的省市协会联合会的想法，大家一拍即合，最后共同理出了约法三章：这个弹性松散的协会，名称就叫全国省市服装行业协会联合会，是民间协会，不搞“二政府协会”。实行轮流坐庄，不搞一言堂。在信息互通、经验交流、互通有无、拓展市场等四方面开展活动。这是成立服装协会后的再创新。

 

1996年4月份，李昭同志参加各省市兄弟服装协会信息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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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服装纺织行业协会资料室提供）

李昭常常请省市协会的同志到家里做客，自己也走出去搞调研。

上海是著名的全国纺织基地，人们的服装、发式均领全国风气之先，李昭在上海纺织服装界的朋友很多，这也为“北京服装协会”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很多的方便。

上海曾经举办过一次“天琴”服装大奖赛，当时对能不能举办这样的比赛，大家的心里都没有底，李昭却热情地出席了这次活动，大胆支持上海“重振纺织工业，创新服饰工艺”的生产活动。她的无畏与热心，让上海方面非常感动。

一次，李昭到上海纺织局找上海服装协会秘书长徐秀清没有找到。到了苏州后又派人回上海找，得知徐秀清外出在美国，李昭越洋电话打到了美国，徐秀清一听李昭亲自登门找她，连忙说马上回国，被李昭婉拒。

不久徐秀清回国后立即去北京回见李昭，徐秀清深情地说：“虽然联合会是个轮流坐庄的松散组织，但李昭大姐能把35个会员单位紧紧地凝聚在一起，并不是因为她是胡耀邦夫人，而是因为她崇高的人格魅力！”

李昭的眼光不仅仅放在国内。自1984年到1994年的10年中，李昭以“北京市服装协会”会长的身份，先后会见了日本、法国、比利时、英国、美国等国家来华交流团体，参与了30多次国际服装交流活动，并且与这些国家的服装设计师建立了友好的业务往来。在全世界很多地方的服装设计师，都知道中国有个“北京服装协会”，协会里有个非常负责、非常热心并且非常有能力的李昭会长。

 

李昭同志参加庆祝北京服装协会10周年大会。左一原纺织局局长宋汀，左三原北京市市长焦若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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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服装纺织行业协会资料室提供）

1986年，李昭提出举办Ｔ台的模特表演的设想，并与北京服装开发公司于1987年试办成功。在她的倡议下，北京市先后办了十二所服装职业学校，六所高等院校开办了服装专业，国家纺织工业部又把“北京化纤学院”改办成“北京服装学院”，北京市的服装行业有了源源不断的后备人材。

从此，各地服装业迅速兴起发展，群众衣着时尚的打扮和春夏秋冬多样化的男女服装日新月异，自然而然地把什么“奇装异服”，“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等等论调，消弭于无形之中。

 

1986年7月，李昭响应北京市政府“为把首都建成时装中心”的号召，接受了《北京日报》的采访。她说：“服装业是‘七五’期间重点发展的三大类消费品之一，市人大八届五次会议提出把首都建成时装发展中心，是符合北京城市特点和具备有利条件的。如北京交通方便，国际交往多，情报、信息快，以及本市服装、纺织的技术设计力量有一定基础等等，只要大家同心协力，这个愿望是可以实现的……

她还表示，要使首都的服装业呈现新面貌，必须切实发挥服装、设计人员的积极性，我们的方针是‘创新为主，古为中用，博采各国之长，追求文明雅致的中国特色’，我们要把服装、服饰与人的体型美结合起来，使其格调高雅，有风度，去除低级庸俗的东西。”

 

2004年10月份，李昭出席北京服装协会成立二十周年座谈会（从左至右：孙建勋、楼景康、陈富美、李晗、于宗尧、谭安、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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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服装纺织行业协会资料室提供）

 

那两年，“北京服装协会”先后举办了两次国际服装技术交流、讲座，三次服装展销会，为的就是让服装、纺织业的设计、技术人员对服装面料、款式、花色互相观摩，切磋技艺。群众对这些活动反映非常好。同时，也从中发现了很多人才，特别是中青年设计新秀。

 

2000年11月8日，北京服装协会正式更名为北京服装纺织行业协会，李昭同志揭牌。左一为原北京市经委主任、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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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服装纺织行业协会资料室提供）

在提到服装销售问题时，李昭说：“要注意抓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内外销并重。在服装行业发展方面，北京具有双重地位，它既应成为出口服装和旅游产品生产基地，又应在国内服装工业发展上发挥重要作用。当前，有一种倾向，有的服装企业对国内市场不够重视、不动心，缺乏研究。其实，国内市场有很大潜力，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论城市还是农村，都对服装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打开销路的关键是提高企业素质，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和规格号型，只有这样才能逐步满足广大城乡人民要求。下一阶段，我们要进一步调动科技、设计人员的积极性，推出更多的新款式、新花色的服装 ，以适应国内外市场需要。逐步做到北京服装业的水平和首都地位相称。”

展望今后的首都服装业，李昭充满了信心。

 

2009年，建国60周年之际，北京服装纺织行业协会为李昭同志颁发“庆祝建国60周年杰出人物”荣誉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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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服装纺织行业协会资料室提供）

她认为北京的服装业前景广阔，不过，还是希望上级领导对两个问题予扶植和支持：一是抓服装、纺织，要从原料抓起。京郊山地广阔，应该实行有效的经济政策，解决林牧矛盾，大力发展养兔、养羊、养蚕业，建立一些纺织业需要的天然原料基地；二是为了发展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穿”的工业，在当前纺织业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政府在税收、贷款和外汇使用方面对它们应实行特殊优惠政策，以帮助它加速技术改造和新产品开发的步伐 。

 

 

 

 

5，建设国际服装之都，让中国服装走向世界

1986年2月上旬，“建设北京国际服装中心”的座谈会在北京饭店举行，这是中国第一个响亮地打出“建设国际服装之都”旗号的城市。这份倡议就是李昭向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出的。

“重振衣冠王国雄风，建设北京国际服装中心”是李昭的夙愿。她曾不止一次说：“我国服装历史悠久，服饰文化灿烂辉煌。盛唐时长安成为世界交流中心，不就是世界服装中心吗？近代我们虽然落伍了，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纺织服装业正在起步，人们的衣着也有变化。北京是祖国的首都，应该有当仁不让的勇气，亮出建设国际服装中心的旗号，团结各方面力量，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件事儿，一步步走向既定的宏大目标。”

因此她提出了这富有远见的倡议，得到了北京市人民政府的认同。张健民副市长出席了在北京饭店召开的“建设北京国际服装中心”座谈会。座谈会上李昭的倡议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肯定，纷纷表示积极参与，有人出人，有钱出钱。

1980年，李昭应邀出访日本，就住在中国驻日本大阪总领事馆副总领事郭平坦及夫人陈富美家里。

李昭与陈富美交流得十分投机，她特别吩咐陈富美，要多接触日本服装界的人士，争取他们到中国来，到北京参观访问，带来先进的服装设计技术与理念。

后来陈富美登门拜访日本著名服装设计师小蓧顺子，因为小蓧顺子对中国陌生，多少有些隔膜，经过陈富美的反复介绍与沟通，小蓧顺子于1982年来北京参观，对中国的服饰文化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还在王府井买了一件大号中山装，并且当场穿了起来。加上1979年法国著名服装设计师皮尔·卡丹捷足先登，来北京作时装表演的轰动效应，也促进小蓧顺子到北京作专场时装表演的念头。李昭得知这个信息，觉得时机成熟了，决定以她个人的名义向小蓧顺子正式发出来京专场展示的邀请函。

 

 

1985年5月15日，小蓧顺子前卫的宇宙系列时装表演在北京饭店举行，这是继皮尔·卡丹，伊夫·圣·洛朗之后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场高层次的外国服饰展演交流活动。李昭观看演出后登上舞台向小蓧顺子祝贺演出成功。演出结束后，李昭设宴款待小蓧顺子，赠送由陈富美设计制作的一件黑色龙凤绣旗袍。小蓧顺子特别珍爱李昭相赠的这袭旗袍，此后她到世界各地在正式场合，几乎都要穿它展示风采。

 

1985年，李昭同志出席日本著名服装设计师篠条顺子的时装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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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服装纺织行业协会资料室提供）

 

 

自从北京专场表演结束后，小蓧顺子成了中国的常客，先后来华二十多次。她与北京市服装公司和北京市服装研究所合作，在珠市口开设了柜台、设计、价格“三开放”的专卖店。李昭亲自造访门店，赞扬这是改革开放一朵示范花朵。

 

1990年9月，李昭同志与日本大阪服装设计师联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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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服装纺织行业协会资料室提供）

 

小蓧顺子先走一步，接下来，日本高级职业装定制的君岛一郎、高级婚纱的桂由美，高级成衣的森英惠相继来京展演，李昭均亲自关注，要求从细节上确保演出成功。每一场表演，李昭均出席观看，亲切会见设计师。她伟大中国女性的风范，深深地打动了日本友人，所以，李昭逝世的消息传开后，有不少日本友人也送来鲜花表示缅怀，就顺理成章了。

 

1987年3月，李昭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参加日本婚纱礼服设计师桂由美的婚纱礼服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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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服装纺织行业协会资料室提供）

 

 

 

1998年9月，李昭同志参加森英惠服装设计之后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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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服装纺织行业协会资料室提供）

 

 

 

北京是中国首都，是中国的象征。中国改革开放十八年来的巨大发展，以及北京国际服装建设的显著进步，深深地吸引了国际社会的目光。

1995年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纪念联合国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五十周年，决定开办“21世纪服装设计大赛”，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89个国家1905名青年踊跃响应，最终，来自五大洲28个国家50名年轻的设计新秀获奖，我国的北京的肖渝、上海的钱欣榜上有名。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将这50名获奖设计师的作品送到巴黎，纽约、东京，北京巡回展出，也就是说北京与巴黎、纽约、东京这三个老牌服装之都“并驾齐驱”。而老牌世界时装之都米兰、伦敦均不在其列。

当时作为此次大赛的中方评委的中华全国工商联纺织服装商会副会长谭安，对这个好消息也是喜出望外。他反复核实这个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出的明确回答是：北京“在时尚领域所起的作用日益重要”、“北京将成为世界服装中心”。

这个巡回展由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国纺织总会联合举办，中国服装研究设计中心承办。当谭安去邀请李昭出席在国家博物馆的北京巡回展开幕式和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的庆祝晚会东方之星服装表演时，李昭脸上露出激动灿烂的笑容，她连忙说：“去，我一定去，这是难得的历史机会！”

 

1999年10月份，李昭同志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女外交官服装表演。李昭同志身后是国家计委副主任郝建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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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服装纺织行业协会资料室提供）

虽然1995年9月2日天公并不作美，下起了大雨，但李昭依然冒雨准时出席，并饶有兴趣的仔细品味每一件作品。当参观结束时，她紧握着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程来京出席北京巡回展的助理总干事的手说：“谢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北京的信任，给北京的殊荣。我们知道自己的差距，定会继续加倍努力。”

后来，李昭觉得，“北京国际服装中心”这个称谓不如改成“北京国际服装之都”，这样更便于与国际接轨，向已有的巴黎、米兰等国际时装之都学习、交流、合作，她的这个构想得到了北京市领导的赞许。

 

2005年，李昭同志受邀出席爱慕服装时尚之夜。左一原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会长杜钰洲，左二原北京市副市长、台盟中央主席林文漪，左四纺织工业部部长吴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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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服装纺织行业协会资料室提供）

因此，在2004年举行的北京服装协会成立二十周年座谈会上，她明确地提出了这次座谈会的主题是“怎样进一步加强建设北京国际服装之都的力度”，北京市副市长陆昊，老市长焦若愚等及首都纺织服装界人士争先恐后建言献策，会议开得十分热烈。

 

2006年，李昭同志受邀出席北京爱慕服装时尚之夜，与原北京市副市长陆昊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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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服装纺织行业协会资料室提供）

就在这次会上，李昭把北京服装协会会长的班交给了北京市经委常务副主任徐和谊、常务副会长张培华。并且她一再叮嘱两位新会长：协会的事情千头万绪，但无论如何要抓住重点，抓住纲，纲举目张，事半功倍，这个纲就是建设北京国际服装之都。

徐和谊和张培华始终牢记李昭的殷切厚望，踏实苦干，不辱使命，2005年，按照李昭名誉会长的“增强北京时装之都建设力度”的要求，提出中国纺织联合会与北京市人民政府合作共建北京时装之都的建议，两个上级机关达成共识，于是便轰轰烈烈地开展了2005年共建北京时装之都大型系列活动。从此以后，在更大范围汇集力量，北京国际时装之都的建设一直在稳步前进。

 

 

6.爱人骤然去世，落絮细雨泪无声

 

1989nian4月15日7时53分，胡耀邦永远停止了呼吸，六十年的革命生涯至此终止。

当天上午，就有人赶到胡家吊唁和探询。中南海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军队的、老干部以及老知识分子……都纷纷赶来。李昭把那间四十多平方米的会客厅设置成一个灵堂，将胡耀邦的遗照披上了黑纱。

 

dengxiaoping吊唁并亲切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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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李昭家人提供）

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是从哥哥王光英香港打来的电话中获悉的，她赶紧去花店选购花篮，花店的人听说这是祭奠胡耀邦的，执意不肯收钱，说这花篮也代表他们老百姓的心意。

九十高龄的聂荣臻元帅，亲自给李昭写了一封慰问信，让自己的夫人张瑞华和女儿聂力到胡家吊唁、慰问。他在慰问信中说：“耀邦同志先我而去，令我非常痛心！我已年迈老残，常寄希望于年轻或较年轻的一代，今耀邦同志逝世，确使我痛惜。”聂帅还特别提到胡耀邦在解放战争时期“为华北人民的解放立了大功”。

中央苏区的老战友张爱萍写了一首《诉衷情·痛悼耀邦同志》：“突闻噩耗哽咽喉，往事涌心头。少年战场携手，长征喜同俦。肩重任，为国谋，谱春秋。感君勋业，造福人民，光耀神州。”

楚辞专家文怀沙在胡耀邦遗像前对李昭说：“耀邦同志应该留在人间，我已经七十八岁了，我多么愿意替他去死啊！”

更多的人在留言簿上表达了他们对胡耀邦的热爱和敬意：“说实话，人民知音；办实事，一代伟人”；“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络绎不绝的群众连续吊唁了好几天。李昭一直守在灵堂，对前来吊唁的人表示致谢。

李昭并不建议追悼会开得太大。她说：“耀邦年轻啊，许多老同志还要来，不好。”追悼会的前一天，她还给dengxiaoping写了一封信，说：“请你保重身体。身体不好，请不要来参加追悼会。”

——即使在她悲痛欲绝的时候，她仍然想着别人。

4月22日10时，胡耀邦追悼大会隆重举行。尽管李昭劝说dengxiaoping不要来，但他还是来了；九十高龄的聂荣臻元帅坐着轮椅来了；九十五岁的包尔汉老人坐着轮椅来了；许多老同志也来了……他们同四千多名来自各条战线的代表，向胡耀邦致哀，向他的遗体告别……

李昭在子女的搀扶下来到告别室。在追悼会前，她强忍悲痛，叮嘱子女不要哭。但在此刻，向爱人诀别，她再也忍不住了。她泣不成声地说：“耀邦，你走完了人生最后一个里程。现在我们为你送行。你走过多少大好河山，为了你所忠诚的事业，为了你为之奋斗的决心。你与祖国同在，你与青山共存……”

胡耀邦去世以后，李昭代表家属向中央提了两点建议：一是追悼会挂他生前最后拍的照片；二是胡耀邦的骨灰不入八宝山，而是安葬到江西德安的共青城。在安葬之前，他的骨灰存放在家中的灵堂内。

下午，当宋平、温家宝陪同胡耀邦的子孙，将胡耀邦的骨灰捧回家中时，李昭站在大门口连声说：“耀邦，你又回家来了。”还是他乘坐的那辆国产红旗车将他接了回来，迎入昔日他的会客室。周围摆满了翠柏、鲜花，四壁挂满了诗词、挽联……

李昭率子孙举行了一次家祭。默哀后，李昭说：

“耀邦：你和我们永别了，尽管我觉得你还和往日一样，同我在一起一个东边一个西边地看书，你却走完了自己革命的历程，到了你应该去的地方。前几天，孩子们在我面前不敢哭，我对他们说，你们找个地方放声哭吧，哭了，可以抒发胸中的郁闷，哭了，心里就可以平静些了。

耀邦，你光明磊落，无私无愧，你是一个无愧的gongchandang员。你活着想着人民，你死了人民想念你，人民同你一起喜怒哀乐。人民这几天都在悼念你，送你的灵车你看见了吧，人流似水三十里，天涯何处不招魂！人民同你的心是相通的。我看到了人民对你的怀念，我很受感动，我感到安慰。假如你有灵的话，我想你也会含笑九泉……你得到了多少人民的眼泪呀。灵车到处肝肠断，无限哀思悼忠魂，人民事业人民爱，革命自有后来人。”

说到这里，李昭再一次泣不成声。

李昭接着说：

“你死了不能复生，这是自然规律，但是，人民会永远怀念你的……

有人说，你是火炬，有人说，你是红烛。我说，红烛伴随红泪尽，留得余辉照人间，你人死了，精神不死，你的理想一定能为人民群众接受。人生自古谁无死，忠魂丹心慰后人，你的忠魂丹心路人皆知，你的余晖和宏伟遗愿同照人间。人民对你的无限悲痛，人民对你的真诚哀思，将化为巨大的力量。他们会记着你的音容笑貌，记着你的忠实理想和你从事的宏伟事业，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好好劳动，为我们的国家、民族振兴出力！

耀邦，你是农民的儿子，还应该回到祖国母亲大地的怀抱。党中央已经同意我给你的安排了，你会高兴的。我们将把你送到江西共青城垦殖场。那里木已成林，人已成才，荒滩已逐渐成为现代化的小城镇。古代将领出征时常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我们也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都进八宝山呢。让你同那里的青山、红梅和坚强的共青人一起存在。

你的理想同你种的树和草一样，都在茁壮成长，都会结出丰满的人民需要的果实，你会在青山绿树丛中长存，我们一家感到安慰，你也会含笑九泉……你的灵魂会保佑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的。

耀邦，我对孩子们说，党的事业，你爸爸的榜样，让你妈妈懂得了自立、自重、自爱、自强。你常说，革命伴侣岂需朝朝暮暮，年轻夫妻为理想比赛、共勉；对家庭的感情淡淡的——来日方长，对党的感情浓浓的——人生有限。你的少年壮志，终生力行，对我教育至深。我没有辜负你，我是你无愧的妻子。我教育我们的孩子，你们要无愧地工作，勤奋地学习，健康地前进，不准走歪一步，要无愧于这个家庭，无愧于做耀邦的子孙。

悲痛四月送君去，家庭五月新长征。新长征是你在科学院提出的。5月1日以后就得工作了，我们的孩子都要记住，努力工作就是对你最好的悼念。

耀邦：

独秀红梅随冬去，

落絮细雨泣无声，

人生自古谁无死，

忠魂丹心慰后人。

耀邦：

人民理解你，你安息吧！”

此时，胡耀邦的子孙和亲属全都泣不成声——就在几天前，胡耀邦在北京医院突然大面积心肌梗塞过世后，家人想找一件好一点的衬衣给他换上，但在家里翻箱倒柜没找到一件没有打补丁的衬衣！在场的所有人都潸然泪下——一生鞠躬尽瘁的他竟然找不到一件没有补丁的衬衣穿着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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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李昭家人提供）

1990年12月5日，李昭带着她的子女们，在当时中办主任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陪同下，把胡耀邦的骨灰安葬在江西德安共青城。当灵车通过共青城时，一万余名自发的送葬群众佩戴白花、肃立在十里长街两旁。共青垦殖场党委成员和200名工人代表、干部代表、老垦荒队员代表和40名少先队员在墓前迎候。

11时40分，安葬仪式在墓区举行。

 

齐心和女儿乔乔以及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在富华山缅怀胡耀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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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共青城耀邦陵园提供）

安葬仪式开始后，李昭代表全家讲话。她说：“耀邦，你这个农民的儿子，为了党和人民鞠躬尽瘁，人民不会忘记你。经过我的请求，经过党中央的批准，把你送回了革命的发源地江西。这里也是你走向革命生涯的第一站。你在这里和勇敢拼搏的共青人在一起了。安息吧！”

 

胡耀邦安息之地富华山，由李昭题名，意为富我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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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共青城耀邦陵园提供）

 

安葬仪式结束之后，李昭将胡耀邦的遗像交给了共青垦殖场党委书记于维忠。她说：“现在耀邦就是共青城的一名成员了，你们怀念他，他也会记住你们，我们也会永远记住你们。” 

 

7，《服装时报》办不成，我死不瞑目

1994年7月1日，《服装时报》在北京正式创刊，这既是中国服装行业的第一张专业报纸，也是第一张非官方的三家股份合作联办的报纸，这张报纸是李昭倡导发起创办的。用她自己的话说，这是改革开放的产物。

 

1993年《服装时报》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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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服装纺织行业协会资料室提供）

北京服装协会成立后，李昭在想，怎么能够兑现协会成立时提出的，传递服饰信息、引领服装潮流、弘扬服饰文化、推动服装行业发展的宗旨，不放空炮，不只是套话。

她不由得想起胡耀邦同志无论在战争年月，还是在建设时期，为打开工作局面总是先办刊物的经验。她让协会副秘书长冯卫国对全国服装行业主办的服装刊物进行调研，冯卫国告诉她，北京服装研究所出版发行了一本《现代服装》杂志，轻工业部中国服装研究设计中心办了一本《中国服装》杂志，经贸部办了一本《时装》杂志，就差一张服装报纸。李昭听后，用不紧不慢商量的口吻说：“咱们协会就来填补这个空白怎么样？”

第一次申请报告送上去，退回来了，理由是协会力量太单薄，不具备办报条件，况且没有刊号。李昭让冯卫国找合作单位，找到了正在筹建中的中国服装研究设计中心联合办，再次上报，又退回来，理由仍然是办报力量单薄，没有刊号。后来又找《经济日报》社合作，再申报，又退回来，理由是停发刊号，只减不增。

 

1994年4月27日《服装时报》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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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服装纺织行业协会资料室提供）

当然，李昭仍不死心，派协会副秘书长杜玉芬等工作人员经常登门催办，却一次次被“无刊号”堵回来。三个合作办报单位的相关负责人——经济日报副总编辑宋静存、中国服装研究设计中心副主任谭安、北京服装协会副会长徐青伟等多次在李昭家开会商量对策，也总是忍受着这种无奈的冷水。

一次会上李昭说：“一刀切”停发刊号是不合理的，服装行业是个大行业，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服装大国，却没有一张服装专业报纸，我们办张专业报纸，填补空白的理由是站得住脚的”，一贯谈吐平静和蔼的她，此刻放出一句狠话：“《服装时报》办不成，我死不瞑目！”

于是她亲自出马找国家新闻出版署领导，终于用“填补空白”的理由，说服了“一刀切”的官腔。

前前后后整整八年，《服装时报》终于有了户口。李昭一直把这八年奔走号呼戏称为“八年抗战”。

《服装时报》没花国家一分钱的，其办报难度可想而知。

《服装时报》创刊成立的第一次会议是在李昭家召开的。那个客厅是当年胡耀邦总书记接待宾客的地方，胡耀邦面带微笑的照片依然挂在墙上，下面环绕着一束束鲜花。

一波刚平，一波又生。《服装时报》创刊号到手了，北京市有关部门主张北京市自己办，说辞是：《经济日报》社和中国服装研究设计中心是中央单位，运行头绪多，合作不便利。李昭虽然口气平和，意涵却一针见血，她反问：“一家是国家级的大报，一家是国家级的服装科研单位，怎么就不能合作？改革开放与外国人都可以合资、合作，怎么和自己国家的中央单位就不能合作？”李昭的一句话，这个结解开了。

 万事开头难，必须从头起。三家合作单位商定，成立领导机构社务委员会，一致推举李昭任社长，宋静存、谭安、徐青伟等任副社长，并决定《经济日报》仲建春任总编辑，副总编辑由《经济日报》孙毅、中国服装研究设计中心王晓梵担任。

李昭对大家说：“《服装时报》已经‘抗战八年’了，一直没有办起来。今天新班子成立了，我想大家的心情都和我一样兴奋。我已经到了这样的年纪，办不好《服装时报》，死不瞑目。”

从“办不成，死不瞑目”到“办不好，死不瞑目”，李昭的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肃然起敬，内心感受到一种强烈的震撼和千钧的重托。

李昭接着说：毛主席当年赞扬王国藩“三条驴腿办合作社”的穷棒子精神，我们是三条驴腿办报纸，要艰苦奋斗，锐意改革，办好《服装时报》，《服装时报》正式出版发行的时间就定在7月1日吧，时间虽然紧了点，但是这个日子好记，也是向党的生日献一个礼。

王国藩是河北省遵化县西四十里铺村人。1952年，他带头组织本村23户贫雇农办起只有三条驴腿的“穷棒子”合作社，被maozedong誉为“整个国家的形象”。李昭将办报比喻比“三条驴腿办合作社”，足见当时办报之难与她不怕困难的勇气。

《经济日报》总编辑杨尚德之前在政研室做秘书，后来到国务院任副秘书长，他感动于李昭的精神，表示愿为创办《服装时报》腾出他的办公地点。那次会议不仅解决了《服装时报》的办公场所，还确立了《服装时报》的领导体制和办报方针，为《时装时报》今后的发展和创新，构建了一个基本的框架。

刚刚组建的编辑部有二十几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办公，不少人是两个人用一张桌子。这里的工作不分节假日，不分白天黑夜，不管职务高低，总编辑副总编辑带头干“全活”，包括装卸报纸物资，背着报纸四处分发。

1995年6月28日，在《服装时报》周年座谈会上，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梁衡赞扬《服装时报》有专业报特色，突出了服装已超越实用功能的文化性，读者喜欢看，有了一席之地。

 

时尚靓丽的《服装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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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服装纺织行业协会资料室提供）

在以后的日子里，每一年，李昭都会在这个房间里主持召开《服装时报》的社委会。她精心呵护着《服装时报》这棵嫩芽，倾注心血，直到让它长成为参天大树。在她的心中，这也是她革命生涯中为服装纺织行业所做的又一件文化大事。

《服装时报》在国内服装媒体中艰苦创业、敢于创新是出了名的，并且创造出很多第一：

在全国地方服装行业协会里，北京服装纺织行业协会是第一个创办了有正式出版资质的报纸，《服装时报》出乎意料地成为一张影响乃至引领中国服装时尚的全国性报刊；

《服装时报》是第一份率先进入北京报刊零售市场、面向普通百姓读者的专业报，其销量一直名列全国同类报刊的前茅；

《服装时报》是第一份走出国门，参加巴黎、意大利、伦敦、纽约等国际时装周的中国服装报刊。那些年，在巴黎时装周卢浮宫时装秀记者摄影席上，外国记者们总把《服装时报》的总编辑仲建春误以为是日本人或者韩国人，这让他不得不一遍遍骄傲地重复说：“我是中国人，来自北京。”世界时尚媒体第一次惊异地发现，中国人竟然闯入了他们垄断的时尚圈子；

《服装时报》是第一份打破传统新闻纸而改用高端铜板纸印刷的专业报刊，每期版面由对开四版飙升至48版的最高数量，令同业叹服……

可喜可敬的是，这些“第一”又常常被敢于创新的《时装时报》自己所改写，所超越……

然而，《服装时报》的创业，其实并非一番风顺。

只说办公地点这一项，就经历过数次的迁址。

创报初期，《服装时报》的办公地在西单辟才胡同的一间平房里，全部家当不过几张旧桌椅。正式出刊时，《经济日报》社社长杨尚德在寸土寸金的王府井腾出的一间颇有来历办公室，那曾经是《经济日报》社的张颂甲和刘树烈两位副总编辑办公的地方。

《服装时报》早期创业时，二十几个工作人员挤在这里，三个人使用一张办公桌，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编出了第一期《服装时报》。之后，《服装时报》的办公地点又搬到了《经济日报》汽车库上面的基建木板房。

到了九十年代末，由李昭亲自出面斡旋，《服装时报》终于搬到了官园南小街70号。官园是个历史福地。清代时是两大王府，东边是果亲王府，西边是诚亲王府。十年动乱时期，此地被jiangqing相中，成为中央“wenge”办公地。

那里高墙环绕，闹中取静，有门卫把守，《服装时报》社是两排二十几间修葺一新的灰色平房，煞是气派。

 

2007年2月23日，大年初六，《服装时报》社的同志们与李昭同志一起欢度春节。左一中华全国工商联纺织服装商会副会长谭安，左二副总编辑孙毅，左三北京纺织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徐青伟，左四副社长方玉根，左五总编辑仲建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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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服装纺织行业协会资料室提供）

在官园的那些年，《服装时报》的发展达到了最辉煌、最鼎盛的时期，也成为发祥的福地。这期间涌现出一大批风云人才，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称一时之雄，以至常常被服装业界誉为“培育服装媒体人才的黄埔军校”。

那些年甚至至今仍活跃在国内时尚服装媒体各有建树的知名人物，很多是在那个时期走出来的。

当然，《服装时报》的辉煌，离不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

1993年12月10日的第一期试刊号上，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岚清亲自题词祝贺，这是任何一张地方报无法企及的最高礼遇。

创业中，曾有两位国家领导人躬身亲临参与活动，这对一张地方专业报纸来说是极为罕见，珍贵难得的。

一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当时，《服装时报》周年庆在南长街的中央警卫局的小礼堂举行，大家正在忙着签到，出乎意料地看到习仲勋微笑着来到现场，亲自在留言薄上签名。他与李昭亲切地握手，还风趣的说：“李昭大姐办报纸，我是来捧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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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题词

（图片由服装纺织行业协会资料室提供）

另一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服装时报》五周年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王光英在主席台上即兴发言。他满怀深情地回忆起当年胡耀邦邀请他到家里，诚恳地举荐他出来重新为国家效力的事情。“我这个被打倒的资本家代表人物，想都不敢想……”说到这里，王光英已是泪流满面，不能自已。此时，台下三百多名嘉宾感慨唏嘘，无不动容。

 

1999年7月，《服装时报》创刊五周年活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李昭同志与原国家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王曾敬（左）、原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右）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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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服装纺织行业协会资料室提供）

王光英是国人敬重的工商界泰斗，他说：“李昭大姐五年来殚心竭虑创办《服装时报》，振兴中国服装业，令人敬佩，我是深受感动前来助阵的。”随后，他与参会代表集体合影留念，那张历史性的照片也见证了《服装时报》巅峰时期的无限风采。

 

1999年7月，《服装时报》创刊五周年活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合影。李昭同志与原国家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王曾敬、原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等领导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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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服装纺织行业协会资料室提供）

所有的这些，都离不开李昭的辛苦付出。

正如李昭自己所说：“我们是三条驴腿办报，为国家争了点光，为行业填补了空白，给人民美的享受，这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八年奋斗的结果。我们要继往开来，再接再厉，为再创中华服饰文化辉煌而尽我们《服装时报》的一份应有的责任！”

即使在为《时装时报》奔忙，李昭也不会忘记共青人。

 

对共青人的祝福与叮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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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服装纺织行业协会资料室提供）

1990年12月13日，她给共青人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共青人经过35年的拼搏奋斗，终于用自己的智慧头脑和勤劳的双手锤炼出一支忠于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拓者，培养出‘创一代新风，建万世基业’的共青精神，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相信一代共青人所形成的光辉思想和巨大业绩定会代代相传，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更要动员全体同志团结奋进，在不同的岗位上孜孜不倦的探索前进！我衷心祝愿共青精神永远鼓舞着有志的中华儿女奋勇前进！”

 

 

 

8，21世纪中国服装会馆，缺憾也是一种美

在服装协会的那段日子里，李昭仍然如在纺织局一样，对工作饱含热情，对每一位同事和下属充满关爱。

当时纺织局的办公室在8楼，服装协会在9楼，只要在空闲，李昭就会去纺织局的几个办公室坐一会儿。那里有太多她的老同事，她可以得到很多纺织与服装方面的最新动态。

 

老朋友看望李昭。左三李昭同志。左一统战部部长万绍芬，左二纺织部部长吴文英，左四副总理吴仪，左五国务院副秘书长闫颖，左六纺织局办公室机要秘书杜玉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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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服装纺织行业协会资料室提供）

 

有一次，李昭原同事、“wenge”时的机要秘书杜玉芬去李昭家里看望她。见到杜玉芬，李昭非常开心，她拉着杜玉芬的手，问她：“杜儿，最近你忙什么呢？”杜玉芬说：“我退休了。”李昭非常惊讶，问：“怎么着？你怎么退休了啊？”杜玉芬说：“我都六十多了还不退休啊？人家50多岁就退了，我是从局里退了又去的协会才退的。”李昭问她：“你退了那你干什么呀？”看她的表情，似乎比杜玉芬还要着急。

停顿了一会儿，李昭又接着说：“退了也好。有时间，可以多学点东西啊！”接着，她又向杜玉芬问起纺织局的老领导、老同事、老工程师等等，问他们现况如何。杜玉芬说：“都挺好的，您就放心吧。”

李昭就是这样，虽然从纺织局退休，却仍然牵挂着局里的同志。而对杜玉芬，李昭则有着特殊的感情。

李昭的工作热情，很少有人能比得上。她在纺织局的那么多年里，很少有晚上九点以前回家的时候。那时候李昭就常常对杜玉芬说：“杜儿，只要领导没走，办公室不能断人。”

那时李昭仍然住在富强胡同，因为回家太晚，管行政的领导有些担心她的安全。领导找到杜玉芬，说：“小杜，李昭大姐下班晚，你得盯着点儿，保障安全。”于是，晚上李昭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杜玉芬就经常悄悄跟在她的身后，直到看她进了院门才离开。

有那么几次，李昭看到了杜玉芬，非常惊讶地问她：“杜儿，你怎么在这儿？”杜玉芬就随便编个理由搪塞过去。不能让李昭知道有人跟着她，暗中保护她，否则她肯定不让。说不定以她的性格，还会把“盯梢”的人和出这个主意的领导批评一顿。这件事情最初除了杜玉芬和纺织局管行政的领导知道，其他人谁也不知。

后来满妹知道了，有一次在李昭面前说漏了嘴，李昭就找到那位领导，说：“我又不是小孩子，不用保护。”领导急忙解释说，考虑到胡耀邦同志的位置，保护李昭大姐的安全是有必要的。但是李昭说，假如杜玉芬继续跟着她，她就住办公室，不回家了。这件事情的最终结果是，杜玉芬以后不再偷偷跟着李昭——在倔强的李昭面前，也只能如此。

 

后来杜玉芬退休以后，也去了服装协会，两个人又能并肩作战了。李昭常常对杜玉芬说，待人，待工作，都一定要满腔热情。待人满腔热情，就会感化别人；待工作满腔热情，就会把工作做好。在杜玉芬的记忆里，这么多年，除了工作，李昭极少与她谈别的。

可是，对工作、对人满腔热情的李昭仍然有遗憾。这个遗憾就是：她想搞一个21世纪中国服装会馆，最终却功亏一篑。

李昭过世之后，杜玉芬每谈及此事，眼中泛着闪闪的泪光。杜玉芬说：“这是她最大的遗憾，为这个会馆，她付了多少心血啊，到最后还是一场空。她走得不安心啊。”

1999年初，李昭提出了建设“21世纪中国服装会馆”的构想，这又是中国第一个服装专业会馆的美好蓝图。

李昭经常说：“我们中国人穿衣服，不能一味强调穿老祖宗的衣服，或者一味模仿西方的舶来品，两种偏向都要不得。中国服装的风格，既要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又要有与时俱进的花，这样才能在世界上站得住，走得远。承担这个光荣使命，要靠全体服装人，但主角应该是服装设计师。培养一支富有创新才华的设计师队伍是一件头等大事儿。”

经过几年的观察思考，她有了一个建设一处既环境优美、宽松自由，又设施现代完善的创作园地的想法。她认为这个地方既有类似传统会馆的一些功能，又具鲜明时代特征。

李昭特别強调,北京是中国首都，会馆面向全国服装设计师是它的一条基本义务。所以她见了京外的设计师就主动约他们等会馆建成后，进京一起为振兴中国服装大业而奋斗。

四川的设计师梁明玉至今仍记忆犹新李昭曾经向她发出的邀约。

对于会馆名称，李昭特别强调要在名称上冠以“21世纪”字样。她说：“这是建设北京服装之都的一个基础工程项目，务必办成。”

 

1997年12月，筹备中国21世纪服装服饰研究会的全体成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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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服装纺织行业协会资料室提供）

李昭亲自调研，广泛征求意见，集思广益。组织国务院原副秘书长徐志坚、中国服装研究设计中心副主任谭安、中国工业联合会行业部部长赵纯生等人具体策划框架思路。然后，她向北京市张百发副市长当面做了汇报。张百发副市长很赞赏这个既富有远见又很务实的构想，断然决定从北京市朝阳区青年公园的一角挤出几亩地，建设这座现代美好的设计师创作园地。选好址后，她又立刻开始找资金、做分析、做计划、做设计……花费的心血不计其数。

这个项目的名称有“中国”两字，按规定需要国务院批准，为争取获得批准，李昭想求助政治局常委liruihuan同志的支持，她让谭安代拟了给瑞环同志的信，然后她亲自反复推敲修改。

liruihuan同志被李昭虽然年事已高却依然执着追求的历史责任感所感动，很快做了支持这个项目的批示，并且把批件直送民政部处理。此时，李昭似乎看到了这个项目的希望。

可是后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随着时间不停的流逝，这个项目如同石沉大海，无声无息了。李昭又进行了多方努力，还是回天无力。

将这个21世纪中国服装会馆建起并使用，一直是李昭未了的心愿。后来她病危住院，躺在病床上，杜玉芬前去看望她，她还问杜玉芬：“杜儿，咱们那会馆怎么样了？”杜玉芬听了，眼泪差点流下来。她说：“会馆的事情您就甭管了。现在您病了，需要养病。会馆的事情有别人在管着呢！”但其实，这仅仅是杜玉芬在安慰李昭。那时候，会馆的事情已经停摆许久了。

李昭为纺织事业做了这么多事情，但21世纪中国服装会馆却没有完成，的确是她最大的遗憾。她在病床上的时候，思维已经不太清晰了，但她还对杜玉芬说：“一定要把会馆弄起来，这样咱们服装协会就有自己的窝了。”

虽然这件事没成，但李昭对那些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都记得清清楚楚，即使在她病重的时候，也不忘嘱咐杜玉芬：“杜儿，凡是原来支持过帮助过咱们的人，你一定要在过年过节的时候给人家打个电话，别到时候让人家觉得要用人家的时候就想起来，不用的时候就忘了人家。做人要懂得知恩图报。”

杜玉芬一直记着这些话，直到现在，只要是那些健在的帮助过她们的人，她都会逢年过节时给他们打个电话，问候一声。

“所以说李昭这个人啊，就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杜玉芬一直这样感叹。

21世纪中国服装会馆成了李昭心底的遗憾甚至痛苦，但仔细想想，人的一生总会有一些缺憾。或许缺憾也是一种美。

 

 

9，翠兰，你终于回来了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李昭一直惦念着一个人。这个人不是她的女儿，却胜似她的女儿。这个人就是她的养女陈翠兰。

李昭当初离开南充去北京，不得不将陈翠兰托付给王贵德将军。后来王将军去了贵州，陈翠兰便随他去了贵阳。再后来，王贵德将军来到北京，而陈翠兰已经在贵阳成家。

王将军调走以后，陈翠兰与她丈夫的工作也变动了，时间久了，便慢慢与王贵德将军以及李昭一家失去了联系。

但李昭并没有将陈翠兰忘记。相反，她常常对家人说，不知道翠兰现在过得怎么样。

到了1974年，李昭开始到处托人，希望能够找到陈翠兰。终于，她托的人几经辗转，终于在贵阳找到了陈翠兰的工作单位，并联系到陈翠兰。当陈翠兰得知这些年李昭一直在打听自己的消息时，当时就感动地流下眼泪。她说：“想不到这么多年过去，李姨还惦记着我这个流浪儿。”

陈翠兰很快来到北京。为了给李昭一个惊喜，她并没有将进京的消息提前告诉李昭，而是来了个“突然袭击”，当陈翠兰出现在李昭面前说：“李姨，你看我是谁？”李昭见到陈翠兰，稍稍一愣就认出来了，她激动地一把抱住翠兰，说：“翠兰，你终于回来了！”两个人相拥很久，全都流下眼泪。

回到家，胡耀邦看见突然出现的陈翠兰，也十分高兴，急忙让李昭安排陈翠兰先住下来。李昭说：“多少年没见了，我俩得好好说说话。”两个人坐在椅子上，亲热劲儿就像一对多年未见的母女。

 

陈翠兰从贵阳赶往北京看望李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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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陈翠兰本人提供）

李昭问陈翠兰这些年过得好不好，爱人对她好不好，有没有钱，有没有粮票和布票，能不能吃饱肚子……那时候，中国物资短缺，很多东西需要凭票供应，李昭这样问，足以证明她对陈翠兰的关心。“没有钱和布票，就跟我讲，我这里还有一些。”李昭说。陈翠兰急忙说：“不用不用，我都有。”总之，李昭就是问这问那，问东问西，恨不得把这些年要对陈翠兰说的话，一股脑儿全说出来。

从那以后，每隔几年，陈翠兰都要专程去一趟北京，看望李昭和胡耀邦。陈翠兰的孙子还小的时候，她就带上孙子一起去。这也是李昭的想法，她说正好让小孩子看一看北京城，看一看天安门，不仅扩展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也会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

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咔叽布和的确良都是很时髦的东西，陈翠兰在贵阳买不着，也买不起。李昭知道后，就会专门买一些料子，然后给陈翠兰寄过去，让她和她的家人做衣服穿。——李昭知道，假如当面给她的话，她肯定是死活不肯接的。

  相识这么多年，李昭从没有对陈翠兰说过一句过分的话。陈翠兰没有读过什么书，文化底子浅，可是不管她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李昭绝不会大声训斥她，而是耐心地告诉她这个事情错在什么地方，今后需要怎么改正，等等。对陈翠兰，李昭真的就像对待自己的女儿，甚至在有些方面，比对自己的女儿还要贴心。

  2016年上半年，李昭的身体变得不是太好。陈翠兰听说以后，非常想去北京看她。贵阳离北京太远，加上陈翠兰年纪也大了，儿子们都有些担心她的身体。然而，陈翠兰却坚持要去。她对儿子们说：“我李姨待我这么好，如果她生病了，我怎么能不过去看看呢？她已经九十多岁了，我还能看几次呢？”儿子们被她的执着所感动，说：“那我们陪您去。”就这样，在儿子们的陪同下，陈翠兰长途跋涉，来到了北京。

那时候，李昭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她又瘦又小，耳朵不太听得见，眼睛看不太清楚，走路也不利索了，就连思维也不清晰了，不太认识人。

见到李昭，陈翠兰的眼泪差点流出来。她想李昭肯定不会认出她来，想不到她一站到李昭面前，李昭就开心地说：“翠兰。”听到这熟悉的声音，陈翠兰的眼泪终于忍不住了。她紧紧握住李昭的手，再也不舍放开。

两位老人四目相对。她们的脑子里，几十年光阴一闪而过。

 

陈翠兰和孙子孙女看望李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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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陈翠兰本人提供）

2021年9月份，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笔者采访了胡德华。采访期间，胡德华与陈翠兰有过一次简短的电话交流。电话里，仍见陈翠兰对李昭的深情：

  胡德华：喂，翠兰姐姐你好，我是德华，您身体还好吧？

  陈翠兰：我还好，谢谢。

  胡德华：我听您讲话底气还挺足，就知道身体一定不错，那太好了。是这样，有这么个情况，今年是我妈妈诞辰一百周年，我们委托了一位纳兰作家来写一本关于我妈妈的书。现在她想了解一下当年我刚刚出生时的情况，以及您与我妈妈之间的一些故事。您就抽时间回想一下，年代久远了，也不知道您还记得多少事情了？

  陈翠兰：有一些事情是记得的，有一些事情还要回忆一下。

  胡德华：没关系，那您在家就好好回忆回忆，我把您的电话给纳兰作家，到时候她跟您通个电话，你们商量一下采访的事儿。另外您家里有没有什么老照片老旧物什么的，如果有，就找一下。

  陈翠兰：李姨就像是我的妈妈一样，我很想念她。

  胡德华：是啊，所以这次就趁着这个机会，把这些都说出来，比方说你怎么到我们家来的，怎么得到李姨的关爱，另外我出生之后的情况，你了解的一些事情，你怎么到了川北，在川北军区的生活等等，还有一些比方说我妈妈的生活起居啊等等都可以跟纳兰作家说说。

陈翠兰：我这里有几张和李姨在一块的合影照片，还有李姨过世的前几年，我带着两个孙子去北京看李姨，一块儿照的照片。李姨一晃就走了这么些年了……

说到这里，陈翠兰几度哽咽，说不下去了。

胡德华：好好，不多说了，我知道一说到李姨您就说不下去了，好，我们先不说了。别哭了，本来挺好的事儿，别这样子，我知道翠兰姐对李姨的感情深。那好，先就这样，回头我让纳兰作家跟您联系，再见。

后来，笔者采访陈翠兰时，说到动情处，陈翠兰亦是数次落泪。

 

10，经常下乡，只为农民脱贫致富

 

2004 年 8 月 16 日，李昭来到河北保定易县，只为看看那里的白松林。

号召当地种植白皮松树，还是当初胡耀邦的建议。看着漫山遍野郁郁葱葱的白松林，李昭想起一句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是啊！能够让几粒树籽、几棵树苗变成一片树林况且不易，何况要培养出国家的栋梁之才，更是难上加难啊！

李昭问随行的林业工人：“这片白松林的收入如何？”林业工人回答说：“这片白松林经过我们的悉心培养和照料，现在的价值大概在一百万以上。”李昭一听，非常高兴，说：“好啊！看来耀邦鼓励你们种树是个非常好的建议啊！既绿化了环境，又改善了空气，还增加了收入。”

旁边的一位林业局干部说：“是啊！有些树的种子，还是胡耀邦总书记送给我们的。你看看——”林业局干部指着不远处的一片树林说，“那一片树林，就是多年以前用胡总书记送给我们的种子种成的，现在长势多好！”李昭说：“植树造林，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这得感谢你们的勤劳付出啊！”

李昭的那次易县之行，让易县的农民对种树栽树更有信心了，也让易县林业局为今后易县的山林发展，做出了一个完整的规划。

去易县，并非偶然。

北京门头沟、昌平、密云、怀柔等县的农民，甚至比城里人还要熟悉李昭。事实上，从1985年开始，李昭就经常下乡，帮助这些地方的农民发展养羊、养兔、养蚕等副业……通过发展这些副业，农民发家致富，赚到了钱，改善了生活，日子有了奔头，北京的纺织业也因此有了源源不断的天然纤维原料。

有一次，李昭到怀柔走访一个“养兔村”。之所以这个村子被称为“养兔村”，是因为村里几乎户户都饲养长毛兔。养兔本来就是这个村子的传统，加上李昭来过几次，提出只要兔毛的质量达到要求，每年都会有专人前来以不低的价格收购，这样就免除了当地农民的后顾之忧，使得养兔成为每个农户的副业，规模也越来越大。然而，当李昭与众多养兔户站在村头交流时，却有一户人家的男主人站在不远处，只往这边观望，却不肯过来。

李昭心生纳闷，一打听，得知这家农户的女主人体弱多病，干不了农活。这不仅让家里的农活全都落到了男主人身上，而且让家里的经济条件变得越来越差，生活拮据，甚至拿不出购买种兔与建造兔舍的钱。李昭听后，主动来到男人身边，说：“你的情况我了解了，我会帮你把长毛兔养起来。”

回去以后，李昭拿出一些钱，不仅为这个农户购买了长毛兔，还购买了兔笼，然后亲自给这户人家送过来。男人看着这些，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只知道一个劲地说：“谢谢，谢谢！”李昭说：“你不用谢我，我得谢谢你们才对。因为你们，北京的纺织业才有了原料的供应。”

临走以前，李昭对男人说：“以后遇到什么难处，记得跟我说。我虽然没有什么大能力，但是我保证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帮助你。”男人握着李昭的手，已经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那以后，男人在自家庭院开始养兔，在四邻八舍的帮助下，男人的养殖规模越来越大，终于成为远近闻明的养殖大户。

李昭鼓励农民养兔、养蚕，不仅给予他们物质帮助，还会提供技术上的指导。为此，李昭还专门找来一支技术人员小组，每隔一段时间就下乡走访，遇上养殖户有技术难题，小组人员耐心讲解，无私帮助，从而保证了兔毛、羊毛和蚕茧的质量，养殖户的积极性也得到了提高。

李昭常说，只有农民脱贫致富了，国家才算真正富强了。为此，她将晚年的很多时光，用在了下乡走访和考察上。

 

 

11，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历史会记住李昭

 

现在，李昭所为之操劳奋斗的北京市纺织局虽已不在，但是，由北京市纺织工业局、北京市纺织工业总公司、北京纺织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纺织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为前身的北京时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于2016年6月，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正式成立。

 

中国纺织工业联会副会长孙淮滨（左一）、北京时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吴立（左二），北京市委副秘书长余俊生（左三）、中共通州区委书记赵磊（左四），共同开启2021北京时装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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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北京时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资料室提供）

公司以“笃行求精，逐美求真”为企业精神，以“领动时尚，编织美好生活”为使命，以“打造国内领先、具有卓越竞争力的时尚产业集团”为愿景，以“创新至上，品质至臻”为核心价值观，高擎时尚大旗，坚定转型信心，不断夯实产业基础，加快布局时尚产业，努力提升时尚产业集团竞争力、影响力，积极致力于北京国际时尚之都建设。

 

北京时尚控股展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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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北京时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资料室提供）

 

回顾历史，至今公司已走过了60余年的光辉历程：1958年，成立北京市纺织工业局；1983年，更名为北京市纺织工业总公司；1996年，改制为北京纺织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999年，北京市政府授权组建北京纺织控股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市政府批准更名为北京时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李昭的几十年的努力，得到了良好的延续与发展。

 

现在，北京时尚控股旗下拥有北京铜牛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雪莲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光华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京棉纺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京工服装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清河三羊毛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华时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方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纺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北京市新媒体技师学院、北京市纺织党校等企事业单位百余家；拥有雪莲、铜牛、雷蒙、天坛、绿典、伊里兰、PURE TOUCH 、ArtFusion ACE等十余个服装品牌；拥有燕阳软质装备、佳泰新型材料、泰科斯曼可溶性止血纱布等功能性纺织品品牌；拥有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铜牛电影产业园、怀柔杨宋视觉工业园、京工时尚创新园等十余个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北京时尚控股旗下的北京时装周公司是北京市人民政府特批的一个专门运营时装周的机构，致力打造时尚产业发展新平台，重点运作北京时装周时尚文化系列活动。

 

2021北京时装周之桃红柳绿

李昭127

（图片由北京时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资料室提供）

 

2016北京时装周、2017北京时装周、2018北京时装周、2019北京时装周先后在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中国国家博物馆、凤凰中心、方恒国际中心、王府井、水立方等地成功举办，在国内外引起良好反响，成为北京建设国际时尚之都的靓丽名片。旗下北京时装之都文化传播公司主导运营的《时尚北京》杂志，已成为展示首都时尚文化、时尚潮流发布的时尚传媒平台。

 

2021北京时装周之金粉世家

李昭128

（图片由北京时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资料室提供）

 

未来，北京时尚控股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坚决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战略决策部署，主动适应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坚持时尚发展方向，以品牌运营为核心，与文化、科技相融合，奋力打造国内领先、具有卓越竞争力的时尚产业集团，努力做首都时尚产业发展的探索者、引领者。

在主业方面，大力发展服装纺织业，包括以设计研发与品牌运营为引领的品牌服装业，以功能性纺织品研发及绿色生产为主导的应急产业，以服装纺织全产业链相关贸易为代表的商贸服务业，以服装纺织及相关领域检验、检测、标准及服务为核心的科技服务业。

 

2021北京时装周之陌上树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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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北京时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资料室提供）

 

在培育业务方面，重点培育文化创意产业，包括文化创意、文创服务和文创地产；重点培育信息科技产业，包括互联网接入及相关服务、信息系统集成和软件开发应用业务。

这所有的一切，李昭功不可没。她所呕心沥血开创的宏伟事业已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全体时尚控股人必将继承她的革命遗志与奋斗精神，继续锐意进取，开拓创新！

 

2006年，历届北京纺织局（北京时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前身）领导祝贺李昭同志85岁寿辰。

前排：左一原国棉一厂党委书记杜茂衡，左二原北京市纺织工业总公司党委书记陈莹，左三原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生官，左五原北京市副市长陆昊，左六原北京纺织工业总公司总委书记孙建勋，左七原北京纺织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徐青伟。 

后排：左一北京时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老干部处处长马广新，左六原北京服装协会会长张培华，现任北京时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老干部处处长马广新，左八现任北京时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吴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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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北京服装纺织协会资料室提供）

 

北京时尚控股将记住李昭。历史也会记住李昭。她身虽已远，她的事业却与她的精神永续、永存、永在！

 

12，母亲像本家书，值得永远阅读

 

2017年3月11日下午4点18分，李昭在北京协和医院西楼603病房，走完了她95年的人生道路。尽管之前她已住院数月，但离去的时候，非常安详。

李昭130A，李昭130，李昭131，李昭132，李昭133

（图片由李昭家人提供）

消息传开，人们纷纷送来花圈、挽联，寄托哀思。

李昭的灵堂设于胡耀邦当年的会客室，她的肖像与胡耀邦的肖像共同悬挂于一屋。

 李昭的灵堂庄严肃穆，简洁大方。正厅上方悬挂着李昭的遗像，这是李昭在1984年担任北京服装协会会长时拍摄的照片。李昭妈妈面带微笑，慈祥亲切。她上身穿的格子外套，是她在担任北京纺织工业局局长期间大力进行技术革新，用自己企业生产的第一批毛布料制作的。据工作人员回忆，李昭这套服装穿了好多年，经常穿着上下班，还出席各种活动。 

李昭的肖像前摆满花圈，最前面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母亲齐心送来的花圈，上面写着：“沉痛悼念李昭同志 齐心敬挽。”

李昭134

3月17日，李昭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

上午8时，八名礼仪人员缓缓将她的遗体抬入八宝山大礼堂，安放在鲜花翠柏之中。大礼堂的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李昭同志”的横幅，横幅下方悬挂着李昭的遗像，遗体前摆放着李昭的子女、孙辈们敬献的花圈。长子胡德平率家人敬献的挽联上写着“母亲像本家书，值得永远阅读。”

尽管李昭一生低调，但在此时，还是有太多人，前来与她告别。

上午9时，遗体告别仪式正式开始，在低缓的哀乐中，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马凯、王沪宁、刘延东、刘奇葆、孙春兰、孙政才、李源潮、汪洋、张春贤、孟建柱、赵乐际、胡春华、栗战书、郭金龙、韩正、杜青林、赵洪祝、杨晶、王胜俊、陈昌智、严隽琪、王晨、沈跃跃、吉炳轩、张平、向巴平错、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张宝文、陈竺、常万全、杨洁篪、郭声琨、王勇、周强、韩启德、帕巴拉·格列朗杰、董建华、万钢、罗富和、张庆黎、李海峰、陈元、卢展工、周小川、王家瑞、王正伟、马飚、陈晓光、马培华、刘晓峰、王钦敏，以及jiangzemin、hujintao、李鹏、朱镕基、温家宝、吴邦国、liruihuan、贾庆林、李岚清、曾庆红、吴官正、李长春、罗干、贺国强、田纪云、姜春云等向李昭妈妈三鞠躬，并一一与家属握手慰问。

前来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还有：钱其琛、王乐泉、王兆国、刘淇、曹刚川、曾培炎、王汉斌、何勇、王丙乾、邹家华、王光英、布赫、铁木尔·达瓦买提、彭珮云、周光召、曹志、李铁映、司马义·艾买提、何鲁丽、丁石孙、许嘉璐、蒋正华、顾秀莲、热地、盛华仁、路甬祥、wuyunqimuge、华建敏、陈至立、周铁农、司马义·铁力瓦尔地、蒋树声、桑国卫、唐家璇、戴秉国、肖扬、韩杼滨、贾春旺、叶选平、杨汝岱、任建新、胡启立、赵南起、毛致用、李贵鲜、孙孚凌、张思卿、罗豪才、张克辉、郝建秀、徐匡迪、张怀西、李蒙、白立忱、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李兆焯、黄孟复、张梅颖、张榕明、钱运录、孙家正、李金华、郑万通、厉无畏、陈宗兴、房峰辉、吴胜利敬献了花圈。习仲勋夫人齐心同志、李先念夫人林佳楣同志、杨成武夫人赵志珍同志、秦基伟夫人唐贤美同志分别率子女及阎明复、阮崇武、王蒙、徐运北、向守志、郑必坚、梁金泉、傅杰、葛振锋、罗志军、朱小丹、刘源、刘亚洲、李小林、聂力、丁衡高、刘婷、刘潇潇等，他们也敬献了花圈。敬献花圈的还有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共青团中央、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北京市政协、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政府等。

李昭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3，144，145，145，147，148，149，150

（图片由李昭家人提供）

党和国家领导人俞正声、刘延东、张春贤、杜青林、周强等，曾经担任领导人职务的田纪云、曾培炎、王刚、贾春旺、顾秀莲等陆续前来吊唁。3月14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闭幕式刚刚结束，俞正声主席就赶来吊唁，并亲切慰问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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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李昭机要秘书杜玉芬提供）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同志在李昭妈妈病危期间就去探视过，3月15日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刚闭幕，就立即赶往家中吊唁。中央政治局委员张春贤同志在吊唁时深情地说，耀邦同志对人民深切的感情，以及他优良的家风激励着我们，今天特意来送送李昭老人家。李先念夫人林佳楣也率子女敬献了花圈。

101岁高龄的李锐、94岁高龄的何方、 93岁高龄的朱良、87岁的高尚全、82岁的高占祥等，他们不顾年老体弱，或在家人搀扶下，或坐着轮椅，亲自前来送李昭最后一程，并表达对胡耀邦同志的思念。

 

李昭170

（图片由李昭家人提供）

 

87岁的原江西省委书记、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万绍芬同志，抱病从医院前来送李昭最后一程。她在遗像前痛哭不已，诉说耀邦和李昭对她工作的关心和帮助。一位李昭在北京国棉一厂和纺织工业局时的老同事，已经不能自理，靠家人推着轮椅来看望几十年来一直关心他们、挂念他们的李昭最后一眼。

邓朴方不顾行动不便，亲自前来吊唁，邓楠也是深情缅怀。

 

 

李昭169，171

（图片由李昭家人提供）

 

 

一位悼念者在留言簿上写下：“深切悼念李昭阿姨：她的信念和宽容，仁德与热诚，与世共存！”

人们爱戴李昭，如同人们爱戴胡耀邦一样，是因为他们承载着人们的期望：他们都有坚定的信念、宽广的胸怀、高尚的仁德、持久的热忱。无论是在遭受迫害的“wenge”时代，还是身居总书记的高位，他们都不忘初心，不忘对人民的承诺，不记仇恨，不减热忱，他们无愧于人们的怀念爱戴！

遗体告别仪式于11点30分结束，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再次向李昭三鞠躬。

 

李昭151

李昭153

（图片由李昭家人提供）

 

老共青人后代80余人打出写着“情深志远，我心永怀”的横幅，沉痛缅怀这位几十年来不断给予他们呵护，给予他们鼓励的老妈妈。

 

李昭152

（图片由李昭家人提供）

 

灵车缓缓移动，吊唁观众依旧紧紧围绕灵车，目送李昭离去。

   14时40分，李昭的骨灰被迎回她曾经居住了30多年的地方，进行了短暂的家祭。

周秉德、陈伟华、陈小鲁、徐小岩、贺捷生、王雁南、杨晓明、杨小平、万伯翱、朱和平、王敏清、宋克荒、李晓雪、肖凯、乔宗淮、李铁林、苏斌、谭戎生、陈知进、王晓黎、罗点点、马晓力、徐念沙、刘小丽、李和平、胡冀燕、罗援、罗振、伍安娜等及徐海东的后人、李志明的后人、李达的后人、刘思齐等，纷纷来到家中追忆他们在富强胡同六号、会计司胡同25号与耀邦同志和李昭交往的往事，追思他们对后辈亲人般的关怀。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徐喃喃，在花圈中镶嵌的留言：“在我年少时姨姨对我们的严格，青年时姨姨对我们的关爱，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她的坚韧自强，她超越一般人的包容慈悲，她对事业的执着深深影响我的成长，她是我心目中的母亲，也是我人生的楷模。”叶向真从广东也打来电话，表达深切的哀思。

  李昭的高风亮节、宽广胸怀，深受少数民族、民主党派的爱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雪克来提·扎克尔，在“两会”紧张议程中，专程来到家里吊唁。他对着李昭遗像三鞠躬，表达新疆各族人民对胡耀邦和李昭的怀念。全国政协副主席阿不来提的儿子、全国政协副主席包尔汗的女儿也来到家中吊唁。知名藏族学者降边嘉措先生，在李昭灵前献上洁白哈达，用藏文化最淳朴的方式表达对她的敬意。老一辈民主人士后人黄方毅（黄炎培之子）、张皓霆（张治中之孙）等都来到灵前致哀。胡耀邦和李昭在拨乱反正期间，真诚对待他们的申诉，使这些受到极左路线迫害的民主党派领导或家人沉冤昭雪。1982年胡耀邦又提出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党制度基本方针，温暖激励了大乱之后惊魂未定的民主党派人士的心。

最后，长子胡德平对曾经为李昭服务过的勤务人员表达深切谢意。他深情地说：“你们也是会计司二十五号的主人。”勤务人员恋恋难舍，大家含着热泪再次向李昭的骨灰盒三鞠躬。

那天，前来参加告别仪式的各界人士共计约2000余人。大家神情肃穆，有的在遗体前深深鞠躬，久久回望；有的泪流满面，痛感失去了一位楷模、一位良知的典范。

一位吊唁者手捧李昭的遗像，遗像两旁书写挽联：“披荆斩棘追随光明肝胆赴国难，力挽狂澜匡扶正义龙凤楚天昭”；

另一位吊唁者将李昭当年怀念耀邦同志的诗作工工整整抄写在宣纸上：

独秀红梅随冬去，

落絮细雨泪无声。

人生自古谁无死，

忠魂丹心慰后人。

这首诗正是胡耀邦和李昭一生的真实写照。

多年的革命生涯，李昭始终以党性为原则，以事业为己任。无论在残酷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风云变幻的和平建设时期，不论是身居高位还是身陷囹圄，她始终坚定追求着不曾动摇的理想和信念，对党、对事业始终怀着无限忠诚，对国家、对人民始终充满无限热爱。

2017年4月15日，根据李昭生前嘱托，她的骨灰来到了江西共同青胡耀邦陵园。

 

李昭154，155，156

（图片由李昭家人提供）

 

上午9时，李昭的骨灰下葬于胡耀邦的骨灰安葬处旁边。10时15分，悼念仪式开始。参加仪式的有李昭的子女胡德平、刘湖、胡德华、李恒，江西省政协主席黄跃金、江西省委统战部长陈兴超、原江西省政协副主席王林森，中国保利集团董事长徐念沙，以及九江市委书记杨伟东、市长林彬杨等。87岁的万绍芬不顾年老体弱，专程从北京赶来送李昭最后一程。耀邦红军小学少先队员首先向胡耀邦和李昭敬献鲜花，行少先队礼。

 

李昭162，163，164，165

（图片由李昭家人提供）

 

然后，共青城市委书记王丰鹏致悼辞，王丰鹏回顾了李昭的一生，追忆了她对共青城几十年如一日的关怀，表达了共青人民对李昭的爱戴和思念。李昭的长子胡德平同志代表家属致辞。他说：“今天您将和父亲长眠于此，永远相伴，我们认为这是您和父亲最好的归宿地，您是一位家国情怀极深的母亲，您的无我、善良给我们树立了永久的榜样，我们每年都会来看望您和父亲，请您安息吧！”最后，与会人员环绕胡耀邦陵墓一周，表达对胡耀邦和李昭的敬意。

 

李昭157，158，159

（图片由李昭家人提供）

 

 李昭要在共青城安葬的消息，虽然家属低调保密，不愿惊动当地百姓，但是当天一早，胡耀邦陵园门口仍然juji了数千共青城和各地赶来的群众。这其中，既有年过八旬的共青城第一代垦荒队员，也有曾经目睹1984年胡耀邦视察共青的垦殖场职工，更有敬仰胡耀邦廉洁、民主精神的年轻一代。他们或手持鲜花，或自制花篮来看望胡耀邦和李昭。虽然他们与胡耀邦、李昭素昧平生，但是都深深钦慕他们的人格，感激他们对共青城普通群众的关怀。

 

李昭160，161

（图片由李昭家人提供）

 

李昭95年的人生，是自强不息的一生，奋力拼搏的一生，谦逊质朴的一生，忘我奉献的一生！

铠甲红妆，忠魂丹心！

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人民的好女儿——李昭！

 

 

 

 

第八章：李昭语录

 

我希望到前方做一些工作，不希望关在屋子里当家属。这是我们说好了的，你一定要支持我。

                                     ——1945年，李昭得知胡耀邦要去东北前线时

胡耀邦要上前线，我也想去，因为一旦和耀邦分开，彼此就不知道死活，我希望和他在一起。至于孩子，打仗当然不能带孩子，我想，要把他放到当地的老乡家去。                   

——1945年，李昭得知胡耀邦要去东北前线时

要做一名坚强的革命军人，而绝不是随军家属。

     ——1946年，李昭与胡耀邦分居两地时

他的工作远比我们聊一会儿天重要，我岂能为了自己，耽误了党和军队的工作？

                             ——1946年，李昭去探望担任政治部代理主任时的胡耀邦

我一个人的力量微乎其微。工厂之所以能够欣欣向荣，靠的是咱们工人和资方的团结，靠的是咱们每一个人的努力！

                                      ——1951年，李昭在南充第三丝绸厂任职期间

困难是暂时的，我们要相信国家。在大灾面前，我们的党和政府，一直是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

                                            ——1961年，李昭任国棉一厂厂长期间

我是一张白纸，什么都得从头学起，边战争边学习战争，边生产边学习生产。

                                            ——1961年，李昭任国棉一厂厂长期间

扩大再生产一个是物质的扩大再生产，还有一个是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

——李昭任国棉一厂厂长期间

我鄙视损人利己地乱揭发，我要对党、对同志，还要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责。

                         ——1966年，李昭被隔离审查期间

他们失去了家，失去了亲人，在这时候，最需要帮助。如果我不帮助他们，良心上过不去，并且一辈子都不会心安。

                                                ——1970年前后，帮助失去依靠的孩子们

北京服装协会是个社会经济团体。为了实现上为市政府当助手、下为企业当参谋，促进首都两个文明建设，美化人民生活的目标，我们就要抓好服务、协调、规划和提高这几项工作。

                                                    ——李昭任纺织局局长期间

你没有得到你渴望的东西，说明你的努力不够。

                                         ——上世纪七十年代，李昭给女儿李恒的信

我一个老太太，平平常常，采访什么？有什么好写的？

                  ——1983年，《人民日报》记者要采访李昭时  

我们要把服装、服饰与人的体型美结合起来，使其格调高雅，有风度，去除低级庸俗的东西。

                                 ——1986年7月，李昭接受《北京日报》的采访时

要使首都的服装业呈现新面貌，必须切实发挥服装、设计人员的积极性。

                                 ——1986年7月，李昭接受《北京日报》的采访时

这是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不能随大流。

                                            ——1963年，李昭给胡素贞的家信

对国家有益的事，我们都应该干！

                                     ——1994年，李昭任“北京服装协会”会长期间

创新为主，古为今用，博采各国之长，追求文明雅致的中国特色。

                                     ——1986年，李昭对中国服装设计的期待和要求

我们中国人穿衣服，不能一味强调穿老祖宗的衣服，也不能一味模仿西方的舶来品，两种偏向都要不得。
                                                       ——李昭任纺织局局长期间

只有农民脱贫致富了，国家才算真正富强了。                                           

——李昭任“北京服装协会”会长期间

做人就是这样，你得到一样就得失去一样，得失是相并存的。

——2009年，在得知胡厚文被开除之后

 

 

 

附录一：

 

母亲的心

李昭

 

一提起母亲，总使人立即浮现出慈祥、善良、无私的形象。而母亲对子女，又总是充满无限的关怀与希望。这不论哪个时代，怎样的处境，她们好像都有着这样一个共同的特点。至于我由于朴素的抗战jiqing驱使，根本不懂得怎样做一个年轻的母亲，也不懂得怎样对待孩子，特别在那战争年代，对待家庭和孩子都不敢有什么奢望，只希望孩子小时能有温饱，长大了能有学校可以读书，这就是最大的安慰和满足，其它呢？则考虑甚少。但在不同的环境下，对孩子的关怀与爱护也本能地有所变化。

 

一、都有一颗爱子心

 

1945年，党的“七大”提出了，加速迎接新胜利的到来，大会后代表们都要重返前线、努力扩大根据地的伟大历史任务，我们也都做好充分准备，可就在这时，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将要出世，这对我们去前方是有影响的。因此我们商量，如生男孩就送给延安同志或群众，如是女孩就千方百计克服困难留下来，因为当地人民有着严重的重男轻女的习惯。后来果然生了个男孩，耀邦同志看我身体不好，他试探性地问我说：“你身体不好，反正要休养，孩子还是自己辛苦点带着吧。”我当时被好强心引起的家庭与事业的矛盾严重地冲击着，很痛苦，但我很快就平静下来，还是选定了预先想走的路——送人吧！

这时耀邦同志就鼓励我说：“孩子是我们的，我们要对他负责，但他也是党和人民的后代，由于战争需要，我们都要去前方，孩子送给喜欢孩子的人家，可能比我们养得更好，更安全些。这样对孩子，对我们，对收留他的新家都是有益的。”

因此，我托人找到一位当地南充合作社的副主任刘世昌，他是个老游击队员，他为人忠厚，为群众办事热心，虽生过几个孩子至今只活了一个女儿，因此他决定把这个孩子收为养子。就这样孩子生下七天，他就高兴地亲自来接孩子了。

见面后，我们并没有马上给他孩子，耀邦和他说：“孩子小，他母亲身体不好，我们也可能离开延安，孩子就归你了。”世昌同志忙接着问：“那么孩子呢……我可以送你们点钱……。”我们猜他是怕我们以后变卦，不给他孩子。耀邦同志马上说了三条意见：

1、孩子送你，你就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要养活好，要讲卫生，每天要给他洗一个澡，眼睛、嘴巴每天都要用干净的淡盐水洗一下，别用不干净的手去摸。

2、孩子长大了，一定要让他上学读书，培养成一个对党有用的人。

3、为了使你放心，孩子就叫他姓刘吧。

世昌同志说：“这不好，还是把你家的姓也用上，做个纪念吧。”耀邦同志说：“好，就把两家的姓都用上，叫做刘湖吧，加上三点水更有意义些。”

就这样孩子被抱走了，当然做母亲的免不了又难过了几天。有些朋友来劝慰我说：“没有想到你真的把孩子送走了，我们还当你是说说玩的呢，有困难大家帮一帮不也就过去了嘛。”

过了几个月的时间，我们真的要去前方了，心里还是放心不下这个送走的孩子，也许这就意味着永别！我再也按捺不住了，决定还是要向这个不懂事的儿子告别，长时间心里总翻腾着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要到前方了，虽然我们这样做是对的，但这也是为了你好呀！心里总常常泛起一种说不出的歉意和怀念！同时又看到他们对这个男孩的疼爱，我也感到某种安慰和宽恕了。

日本投降了，多年为之奋斗的目标实现了，我们是星夜兼程地赶向前方，去迎接新的任务，开拓新的事业。到了前方的第一站张家口，这个刚从蒙疆自治政府手中解放出来的第一个大城市，大家都兴奋、愉快地忙碌着。我抽空去逛了一下市场，看到市场上有很多东西，立即又想起还留在延安不满三岁的大儿子和其他的孩子们，就用发给的很少一点零用钱买了几件小衣服和鞋袜之类的东西。

我高兴地把买来的东西给耀邦同志看，他首先说：“同意你托人把这些东西带回延安，这是你做妈妈和阿姨的心意，像亮亮、丰丰、和平等小孩一定很高兴。”但他又仔细察看捎给孩子们的东西，发现给自己的儿子多了一件小绒衣，他拿起小绒衣笑着问：“为什么自己孩子的衣服要比别人多一件呢？”我开始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随便答到：“孩子小，给他多买一件算不了什么，也是妈妈的一点心嘛，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本来都在愉快地议论着小衣服、小零碎东西这个给谁，那个给谁的时候，这时曾做过八路军组织部长的耀邦同志又很认真地说：“买东西带给后方的孩子们，这是可做可不做的事，因为要托人，由前方到后方要过封锁线，带的人很麻烦，当然，我也不必过多地苛求你们这些做母亲的人，只是太啰嗦了点就是了。可是你为什么要把小衣服多给自己儿子一件呢？你这个人还真有点不大的私心，这不好，因为这些孩子都是前方干部留在后方的，他们收到妈妈、阿姨带的东西是高兴的，但当他们发现自己的东西比你儿子少一件小花绒衣时，他们一定会想到要是我妈妈捎东西回来，一定也会给我多发一件，而你自己的孩子也会无意识地、高兴地认为我妈妈多爱我，还给我多发了一件小绒衣，这就有点突出了，给孩子心中撒下一种莫明其妙的羡慕心和自豪感，这不好！如果有人说，看组织部长家对干部的孩子，还有亲疏之分，这个影响多不好。古人云：幼我幼以及人之幼。我们是gongchandangde干部，更应该比他们强呀！”

我听了觉得有道理，但感情上一下接受不了，就说：“这是什么大问题，也值得说这么一大通？！”当时他看我不以为然的样子和明显的矛盾心情，就说：“好吧，你可以想想，看哪个意见更好。”之后，我的确认真地衡量一阵，觉得我们都爱自己的孩子，但也都记挂着别人的孩子，我做到了幼我幼以及人之幼，但两相比较我还是少带一件小绒衣比多一件要更有意义！

这使我认识到，我们虽然都有一颗爱子之心，但由于各自经历和受党教育的不同，就出现了处理问题上的水平差异。当然他过去说的这些话，已经很难适应于今天了，想当年大家都过着共产主义的生活，实行的是供给制，他又做过组织部长，仔细琢磨这番话我觉得是符合人情，朴素自然，有道理，所以一晚的争吵终于愉快地统一了。

 

二、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可随波逐流

 

1、父母受审查，也冲击到子女

 

十年浩劫，首先在北京发难，而我所工作的单位又被列入黑司令部的分支机构，是重点对象，在学习5.16通知时，我竟不知道自己已被列入黑名单，一场严重的惩治序幕正在开始，当时的处境使我茫然不知所措——为什么昨天我还是党的干部，今天竟成了fangeming、阶下囚？！为什么我为党辛苦操劳 ，想尽量为党多做些工作，现在却成为犯罪行为？！为什么过去在工作上，或历史上表现不够好的倒成了革命派，甚至过去共同工作过、关系还比较好的同志也横眉冷眼地把我当成敌人————划清界限。

这一系列的问题把我弄得头晕脑胀，这时我突然感到我一直是独立工作的女干部，我的错误我自己负责，决不能连累家庭和孩子，幼稚地暗下决心，清理好自己的衣物、行李，暂不同你们往来，等事情搞清楚了再见面，反正我不是fangeming，我也写不出自己的fangeming事实，更揭不出别人的fangeming行为，我鄙视损人利自己地乱揭发，我要对党、对同志，还要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责。我是个老党员，要襟怀坦白，实事求是，但内心的痛苦也是深沉的。

我的这些不寻常的表现被耀邦同志察觉了，他多次开导我：“你是gongchandang员，做了错事就认真检查 ，争取领导和群众谅解，接受党组织的审查，不要像过去那样懵懵懂懂，要多思考，要实事求是，你之所以会犯错误，都是同你平素不认真学习分不开的，要很好地接受教训。至于对家庭的影响，可能有点，但也不大，各有各的账，主要是你自己的事情搞清楚，别吓傻了。”

当我带着我准备好的东西去机关时，我的大儿子在送我的路上对我说：“妈妈，现在这运动刚开始，你又是一个单位的领导干部之一，你可能要经过一个被审查的困难阶段，我们都不相信你是fangeming，你可要多多保重，不要为我们挂心。我和刘湖已经是大学生了，年纪也不小了，我们会认真对待将要发生的事，但不管发生多么坏的情况，我仍认为你是我无愧的妈妈！也希望你能实事求是地相信自己，不要烦恼，急躁，你身体本来就不好，你要相信你领导下的群众是有鉴别力的。还有当你一想起外婆、爸爸和我们这些孩子时，你应该更坚强地生活下去，要常回来看看我们和还十分年轻的弟妹！”

没有想到那场空前的浩劫，连我那十二、三岁未成年的小女儿，也难幸免。在学校她被weigong，这是在她父亲被点名并隔离示众、批斗后发生的事情。孩子突然瘦下来了，不愿意到学校去，我问她怎么啦，孩子忍着内心极大的痛苦不说，也不埋怨父母，但她却忍辱负重地每天给被关押的“黑帮”父亲送饭、送药。

经过两年多急风暴雨的困难过程，我虽然逐渐适应了那种屈辱的生活，但也十分渴望有一天能把这被颠倒过来的历史重新颠倒回来；多么期待着对无辜人们无罪审判——解放啊！正在这时，我在北大历史系的大儿子，被聂元梓派人盯了稍，并不加分说地把人抓走，关入黑帮大院，还抄了家！这使我再一次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gongchandang领导的国家，gongchandang员也没有人身安全的保障，相反地，奇灾大祸却随时可以袭向任何人？！

就这样，我们与被关押的儿子失去了联系，我反复思考这个还未走上社会的年青人有什么罪过？这明明是对准老子来的嘛！是要从孩子口中捞到他们所需要的材料，我相信孩子是不会胡来的，但也担心他的身体和精神上的更大折磨。

外祖母疼孙心切，催促我千方百计地找他的同学，后来有同学捎来信息知道他关押的地方，就让这个十三、四岁的妹妹胡乱地给她缝了件裤衩，拣了几件旧衣服从城内一人独自骑车闯入黑帮大院。我在衣物中给他夹了个纸条，鼓励他要实事求是，相信党最后会把我们家全部审查清楚的，并告诉他我们都很好，以此来安慰这个无辜的受害者。

 

2、我们都是编入另册的人

 

fangeming分子的屈辱生活，已经使我承担了极大的痛苦，没有想到反动的血统论却紧紧地摧毁着未成年孩子的幼小心灵，更加使人不能理解的是耀邦同志作为“九大”代表，参加“九大”之后，反而又成为未被解放、仍需下放劳改继续接受批判的对象。

在六十、七十年代时期，正是参军高潮时期，对能否参军被看成是政治上是否“解放”的象征，也是革命的表现。可能还掺杂一些什么幻想，憧憬着能找到一个“好”的出路等复杂心情驱使下，两个年幼的儿女也要求参军。

我和耀邦同志是不同意的，孩子们表示：“在家庭被阴云封闭的困难时期，我们对家庭没有任何怨言和要求，现在妈妈解放了，又恢复了工作，我们只希望妈妈能帮助我们参军，再多受点教育和锻炼，这不是坏事，又不是违法，大家都是这样办的，哪怕违心你也帮我们这一次吧！”我看到孩子从没有过的乞求，我心动了，我第一次像一个普通的妈妈那样，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写了一封“走后门”送孩子参军的信，有幸得到同意的回音，他们分别入伍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孩子们寄回不少受表扬的信息，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烦恼。女儿来信说：“在部队，上级和同志们都对我很好，我的工作、学习、劳动都常受表扬，但为什么有些同志竟能毫不费劲地入党、提干、上学，而我多次申请入党怎么都排不上队？”她觉得有被歧视的苦恼。

我对她的反映开始是半信半疑，我总是多方鼓励她向前看，要她认识这就是接受锤炼，要继续努力 ，不要灰心，不要把个人的事看得太重，要在工作、生活、学习中让上级和同志们了解你，便于今后统筹安排。实在有困难你不是已经超期服役了吗？不是可以争取fuyuan吗？如何选择由你自己决定。

为了证实她反映情况的准确性，有一个偶然机会出差唐山，看到他们的师领导，这位将军也直言不讳深表同情地对我说：“你的女儿表现在卫生员中是众所公认的，若是一般工农子弟她早就完成参军三步曲了，可惜因为是你们的女儿，真困难！让我们再努把力吧！或者干脆fuyuan也可以哟！”这下我明白了一切，我也同情和谅解领导的困境，我更坚定了督促她fuyuan的决心。

我的小儿子，十五六岁的清华附中学生，参军前是建筑工人，参军后是工程兵，能吃苦，喜爱理工科，性格活跃，在七三年全国恢复招生时，他被好心同志安排参加天津大学考试，正在他满怀信心等待通知时，四人帮在天津的代理人王曼恬声色俱厉要审查天大招生中学员的政治情况，这是一次有目的的断然措施，这对孩子的挫折是可想而知的。

被聂元梓关入黑帮大院的大儿子，在关押期间一无所得，定不出他的罪行，但到毕业分配中不分配他的工作，不给文凭（证书），而是把他送到塞外部队农场去了。经过几年曲折，终于解除劳动锻炼，可以分配工作了，这已是linbiao叛国以后的事了。

 

3、互相鞭策，决不能随波逐流

 

在这些难忘的日子里，我除了重新学习、努力工作外，逐渐对孩子们的心理状况引起注意，要关心他们健康成长，要他们真正理解自己的父母，沟通我们相互间的思想。我决定每个礼拜日是我给孩子写信的时间，他们也按时给我写回信，我的信总是一再向他们说：“你们的爸爸妈妈是无罪的，我们做的事，是对得起党和人民的，也是对得起你们的，你们在任何情况下，也要对得起党和我们这个家，对得起父母对你们的一片心意。我们没做一点亏心事，要相信党总有一天会审查清楚的。希望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不同的条件下，坚强地生活下来，在困难时期特别要想到光明，这是革命者的乐观精神！”

我们就这样不断地交流思想，交流对问题的看法，互相鞭策，让他们坚定对党的信念，决不能随波逐流。我们就这样在共同勉励中度过一段极其困难 ，又极其难忘的岁月。

 

三、要有奋发图强、走自己路的志气

 

几年的严峻考验，深刻地教育了老一代，我万没想到，作为一个gongchandang员，要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工作，都是如此困难，备受惩罚，但的确也从中锻炼成长了年轻一代，使他们增长了知识，明确了目标，坚定了信心，这也未尝不是一个意外收获。

 

1、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要留恋过去，要有最坏的思想准备。

 

在我们与子女通信中或偶尔见面时，我虽担心孩子对骤然来到的突变承受不了，有意地说这次运动的广泛性、深刻性似乎难以避免，我们要自觉地接受教育，你们要做最坏的准备，物质上的困难我相信你们是能克服的，但精神上的打击你们要做最充分的准备，也许有一天你们就突然听到没有了爸爸或妈妈，这都是可能的，你们不必悲伤，也不要听信什么谣言中伤的传闻，还是一句老话：我们不会做对不起你们的事，让你们以后抬不起头，见不得人，对不起党。当然环境对你们可能更困难些。

当时我最不放心的是两个没有成年的小儿女。女儿很镇定地说：“你放心，在你们正常工作时，我们生活在比较好的环境中，现在虽然处在极端困难情况下，我们还是走过来了。我们从没因现在的困难处境有过什么怨天尤人的悲观失望，因为我们了解你们。我们也没有在你们困难时期落井下石、假积极，我们更没有随着社会上的气候学些坏的东西。虽然我最小，家庭的突变使我慢慢地懂得了许多道理，我也有迎接最大困难的精神准备！”

 

2、要像普通老百姓一样选择赖以谋生的职业

 

有一天晚上，我同女儿一道在回家的路上，我对女儿说：“过去我们属革命家庭，现在变成fangeming家庭，你们是可教育的子女，不管我们是否存在，今后怎样，你们都要奋发图强，凭着自己的努力 ，做好当工人、农民的准备，因为我们本来就属于普通老百姓，你们就是这样的后代。要努力依靠自己的双手，开拓出自己应该走的路，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别的捷径。譬如你父亲，他出身寒微，很小就离开家，他的知识就全凭在工作中锻炼、学习取得的，人贵有志啊！希望在这一点上你们能理解我们，向你爸爸学习，坚定地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样我也就放心了。”孩子也说了文化大革命对她的深刻教育，并说她已早下决心，不能靠任何人过日子，要艰苦奋斗，自食其力，不管今后多么困难和劳累，一定要自强不息，奋发向上。

我们的大儿子是学历史的，在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组织上决定派他到澳大利亚工作一年，同时也有去“五•七”干校的锻炼任务。孩子征求我们的意见，我说：“去澳大利亚当然也可以，也比去五•七干校容易，但你是学历史的，最好还是要多接触点中国的实际，你又是gongchandang员，你要响应组织的号召，起模范作用。”于是，孩子下决心去干校，受到了一次与农场截然不同的劳动锻炼。

令人难忘的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种种严重创伤，都被粉碎四人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节节胜利的喜悦所冲淡，国家步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看到四届六次全国人代会上提出的新的、更加扎实的宏伟规划，怎不叫人由衷地相信马列主义的历史规律，在中国曲折的过程中取得的辉煌胜利和对马列主义的新发展呢？！

这证明了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最终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民族求解放的灯塔，正义的事业终将是会胜利的！

我们党经过四人帮的严重摧残，又经过坚持马列主义，党纠正了我们犯过的严重错误，更加朝气蓬勃！为重建和发展我们的党和党的事业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它将把我们伟大祖国建设得更加宏伟壮丽，它将使千千万万个母亲和孩子们沐浴在这充满阳光、令人奋起的征途中，加倍努力做出各自应有的贡献！

我也祝愿千千万万个母亲和孩子们能更加健康和幸福地生活！！

 

附录二：

 

本书被采访人名单：

 

胡德平（李昭同志长子，原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刘湖（李昭同志次子，原华润集团常务董事）

胡德华（李昭同志三子，原中科院软件中心负责人）

李恒（满妹）（李昭同志女儿，中华医学会理事）

杜玉芬（李昭同志同事、机要秘书）

肖凯（李昭同志同事，肖劲光大将之女）

徐念沙（原保利集团董事长，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党委书记。原第二轻工业部部长徐运北之子。）

徐喃喃（徐运北之女。）

沙犁（徐运北之侄）

罗抱一（李昭同志同事，原国务院副秘书长兼商务部顾问。106周岁）

金生官（李昭同志同事，原北京纺织工业总公司党委书记，北京人大副主任）

孙建勋（李昭同志同事，原北京纺织工业局党组书记）

谭安（李昭同志同事，原中华全国工商联纺织服装商会副会长）

张培华（李昭同志同事，原北京服装协会会长）

仲建春（李昭同志同事，原《中国服装》杂志总编）

吴立（北京时尚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长）注：北京纺织局是北京时尚控股有限公司前身

马广新（李昭同志同事，北京时尚控股有限公司老干部处处长）

徐海峡（李昭同志家中原工作人员）

严映明（中共四川省广元市委党史研究室干部）

姜华（中共四川省南充市委党史研究室干部）

孟于(李昭同志延安女大同学，歌唱家，《白毛女》演唱者。99周岁)

马海平（延安大学原党委书记、副校长）

胡明英（陕西胡氏宗亲会秘书长）

胡显金（江西胡氏宗金会会长）

胡幼春（江西南昌市总商会副会长，江西省东阳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海初（李昭同志亲属，侄女婿）

徐晓鸿（李昭同志侄孙女。美国麻省交通部官员）

陈翠兰（李昭同志亲属，养女）。

胡厚文（李昭同志亲属，侄孙）。

张宇兰（李昭同志亲属，侄孙媳妇）

胡厚谊（李昭同志亲属，侄孙）

赵友芳（李昭同志亲属，侄孙媳妇）

胡美玲（李昭同志亲属，侄孙侄女）

胡正春（李昭同志宁乡故居邻居。当地中学校长）

 

若有遗漏，敬请指出并见谅。

（排名不分先后）

 

 

附录三：

 

李昭身世【由湖南宁乡李氏家谱提供】

 

李昭是官人后代富人家庭。

李昭的高祖父李秉珖于道光二十年生李公茏。

李公茏是将军花翎。

李公茏配唐氏生长子李良知。

李昭的爷爷五品翎顶李良知配喻氏生子四。

李昭的父亲湖南陆军第三师中校参谋李启菘（字仲侯）抗日阵亡，李启菘是李良知的次子。

李昭的伯父中校参谋李启茂，李启茂是李良知的长子，李启茂也是抗日阵亡。

李昭的丈夫是胡耀邦，胡耀邦1982年至1989nian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李昭的母亲是高氏（字慧兰）。

李昭同父异母（陈氏）的大弟叫李佑发、小弟叫李佑鸿。

李昭（谱名佑昭）有一个同父异母（陈氏）的妹妹叫李阿凤。

 

附录四：

李昭生平回顾

 

中国gongchandangde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原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北京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原北京市纺织工业局党组书记、离休干部李昭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7年3月11日16时1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李昭同志1921年12月25日出生，祖籍湖南省宁乡县，曾用名李淑秀。1937年10月李昭同志在家乡参加皖北战地服务团，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担任第一战区豫东保安三总队政治干事，随后奔赴延安，1939年就读于延安中国女子大学(简称女大），进入高级研修班学习。1940年3月李昭同志加入中国gongchandang，1941年女大毕业，同年与胡耀邦同志结为夫妻。

 解放战争期间，李昭同志先后在冀热辽贸易公司、晋察冀贸易公司及华北贸易公司做商业贸易工作，1948年至解放战争结束，任石家庄市政府人事科科员、副科长。

 新中国成立至1952年，李昭同志先后担任川北行署南充市市委组织部长、市委副书记，南充市第三制丝厂监理；1952年至1954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干部科科长；1954年调至北京第一棉纺织厂，先后任副厂长、厂长、党委书记；1961年至1966年先后在北京市纺织工业局任副局长、政治部主任、党委副书记。

   wenge初期受到改组北京市委的牵连，李昭同志1966年6月被打倒、批斗，失去人身自由直至1969年；1969年4月解除劳动改造，恢复人身自由；此后至1974年先后任北京市纺织工业局生产组副组长、组长，领导小组副组长。

 wenge后期至改革开放初期，李昭同志先后担任北京市纺织工业局党组副书记、党组书记。她为响应党中央号召，1983年5月，61岁的她主动退居二线，离开工作30年的北京纺织，同年当选为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1997年1月离休。

李昭同志的革命一生，从抗日战争开始。她毅然放弃高中学业，离开相依为命的母亲，女扮男装不畏艰险，在战地服务团宣传抗战爱国思想，积极组织爱国救亡活动。随着抗日战争的不断深入，在党组织的号召下，她长途跋涉奔赴延安随即被安排进入女大深造。

1940年3月8日加入中国gongchandang。在湖南同乡会的活动中她认识了胡耀邦同志，1941年与其结婚，之后相伴一生。解放战争时期李昭同志自觉服从组织安排，积极投身党的经济和地方工作。

   和平年代建设时期，李昭同志先后两次要求从工作相对轻松、办公环境较好的机关调到工作繁忙辛苦、生产任务重的基层单位。1950年至1952年李昭同志为发展当地支柱产业，放弃南充市委副书记职务调到南充市第三制丝厂担任监理。进京后李昭同志为建设祖国离开全国总工会，于1954年调入北京第一棉纺织厂(简称国棉一厂）。

北京是国家“一五”计划的重要纺织工业基地，国棉一厂是排头兵。李昭同志带领广大干部和职工群众艰苦奋斗，不辞辛劳，拼命工作。为掌握第一手资料，她徒手攀上38米高的水塔、下到只有工程维修人员才去的地沟、钻进难以走人的风道，走遍全厂每个角落。她努力钻研生产技术和工厂管理经验，跟班作业，虚心学习，逐步熟悉掌握了现代纺纱织布工艺流程的每个环节，从外行变成内行。她以厂为家，吃在大食堂，住在单身宿舍，周末只回家半天，日夜工作生活在生产第一线，工人干部可以随时推地找她谈话。她关心干部、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想方设法为他们解决工作和生活上的各种困难。

李昭同志重视职工教育。她发现国棉一厂的干部和职工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就积极想办法办夜校。她从北京“红旗业大”挑选有办学经验的人来厂办学，成立了教务室；她亲自从厂里挑选出有文化、有专业知识的干部当老师，解决没有师资的问题；找到临时工棚当教室，在职工饭堂上大课，解决没有校舍的困难。夜校学员由开始的几百名发展到1957年全厂职工的70%以上，出勤率高达90%。国棉一厂为全市各类企业创办职工教育开了好头，提供了经验。

李昭同志领导全厂干部职工同心同德，苦干实干，短短几年就把国棉一厂建设成为全国闻名的标杆红旗纺织厂。maozedong、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多次视察并给予很高评价。

 李昭同志担任北京市纺织工业局领导后，认真贯彻落实党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经济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注重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的有机结合，充分发挥党组织的作用，及时宣传教育职工，坚定信心，克服困难，树立先进典型，弘扬劳模精神，团结带领干部职工，实现了行业的快速发展。

李昭同志高度重视行业进步，不断学习和研究新的专业知识和技术。为改变产品质量落后的状况，她亲自组织带队到上海纺织系统学习先进经验，通过反复对比找出差距，使400多项上海纺织先进成果在北京开花结果。她带领机关干部深入基层下厂蹲点，到生产一线和最脏最累的岗位参加劳动，帮助和引导职工开展技术革新，提高产品质量和水平，改善生产管理能力。原北京毛巾厂在李昭同志亲自带领的蹲点小组帮助下，研制成功灯芯绒松式染色开幅轧花机，变人工操作为机械开幅，既解放了劳动力，又提高了产品的水平和质量。

 为解决棉花与粮食争地的矛盾，她力主发展现代高新化纤工业。1962年北京纺织在国内首先研制生产出棉涤纶和毛涤纶，1964年率先生产出维纶纤维和维棉布，为发展中国化纤纺织品生产开辟了先河。这两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被业内人士誉为“两纶起家”。李昭同志不满足取得的成绩乘胜前进，推动创建北京化纤工业基地，以进一步解决纺织原料来源困难的老大难问题。即便是在最艰难的wenge后期，刚出来工作的李昭同志仍抓住化纤不放，使北京的化纤纺织品和化纤产品有所发展，在国内首先生产出中长化纤仿毛织物，化纤产品研制出维纶纤维、涤纶纤维、丙纶纤维等，随后又研发生产出以“的确良”、“涤棉布”为代表的一批全国知名的名优新品。北京纺织的化纤工业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大家敬佩地称李昭同志“化纤局长”。

 李昭同志重视产品的质量和标准，重视行业的技术革新和新品研发。为全面满足市场需求，她大力推动北京纺织向高、精、尖、新方向发展。1962年新建的北京第二毛纺厂投产，形成毛条、纺纱、织染、粗纺、精纺配套的毛纺织工业体系。北京棉纺织行业生产出精梳纱、布。筹建中的北京印染厂生产出印花布，结束了北京没有机器印花布的历史，产品水平步入全国先进行列。

1964年研制出我国第一批羊绒衫。1965年北京生产的纺织品已有棉纺织品、毛纺织品、印染布、棉针织品、毛针织品、染织复制品、丝织品、麻织品、化学纤维、纺织机械器材等10大类产品，4000多个品种，其中高、精产品1300余种。北京生产的纯棉布、纯毛薄花呢、毛涤呢、中厚花呢、人造棉绸、人造丝美丽绸等已赶超日本同类产品水平。涤纶色织花呢、仿毛灯芯绒、粘锦华达呢等进入国内先进水平行列。

 1965年北京纺织品出口额占到北京工业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成为我国纺织品重要的出口基地之一，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和美化人民生活做出了贡献，在国际市场上为国家赢得了荣誉。

 李昭同志重视培养年轻技术干部和经济管理人才以及年轻专业技术工人，鼓励工厂企业开发业余文化和技术教育，支持企业办学。北京纺织于1978年建立了北京工业学院第一分院(后改名“北京纺织工程学院”现更名为“北京商务学院”），李昭同志亲自兼任党委书记。该校开办几十年，为北京纺织工业培养了一大批专业技术人才和生产管理人才。

 改革开放时期，李昭同志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消除“左”的影响，集中力量“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政策；亲自接待来信来访，认真听取申诉，对有争议的案件亲自调查核实，妥善处理，使一大批纺织系统的干部、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李昭同志在纯洁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加强党的建设，培养提拔年轻干部，发挥知识分子和老干部作用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有力促进了干部制度改革和新老干部交替，为北京纺织拨乱反正和发展生产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国营企业开始关停并转，纺织工业陷入重重困境，北京纺织面临生死存亡的局面。李昭同志虽早在1983年已退出工作岗位，但依然高度关注北京纺织的生产经营、改革调整、发展规划。她多次勉励在职领导要坚定信心、知难而上，抓住机遇，直面挑战。她建言献策，前瞻性地提出开发服装业并以其为龙头，抓好品牌建设和科技创新，不断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核心竞争力；在调整结构的同时，实现纺织、服装的联动和国际化；抓好创新项目，实现部分产品高端化；抓好平台建设，实现产品生产信息化，加快构建适合首都经济特点的纺织发展新格局。她支持新领导班子打造时尚、科技、服务新纺织，构建时尚产业集团的工作方向，不遗余力地为北京纺织摆脱困境、寻求发展。

为适应经济发展的转变，李昭同志发起并主持纺织和服装业组建专业协会。1984年10月7日北京服装协会在人民大会堂宣告成立，创建了中国服装业界的第一个专业协会组织，成为载入中国服装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对北京服装市场发展、品牌建设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开始形成纺织与服装良性互动、相互促进的新局面。

 北京服装协会开办以来积极开展信息交流和对外合作交流，适时组织全市服装纺织展览会和国际服装技术交流讲座，组织和举办服装设计评比等大型活动，有力推动了北京与国外服装业的交流，提高了服装、服饰设计人员的素质和制作管理水平，也培育了国内的服装市场。1986年她应邀答记者问，提出把北京建成时装中心的设想。她的具体意见和建议，成为建设北京时装之都《纲要》的雏形。

 北京服装协会的成立，在全国起到了示范和引领作用。上海、武汉、安徽、山西、天津等省及大中型城市服装协会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李昭同志马上意识到创办全国性服装类报纸势在必行。她运筹帷幄，身体力行，埋头苦干八年，创办了中国服装第一家报纸，1994年彩色印刷的《服装时报》终于面世。创办初期非常困难，李昭同志迎难而上破例担任报社社长，《服装时报》办成了中国服装纺织业界最具影响力的媒体，推动了北京乃至全国纺织和服装业的深入发展。她在纺织服装业界享有崇高的威望，大家都亲切地称她“李昭大姐”。 

李昭同志在纺织服装界辛勤耕耘45年，对纺织业一往情深。她的开拓性、创造性和前瞻性对大纺织的布局和发展影响极深，至今引领着北京纺织服装业的发展。她临危不惧，大胆创新，吃苦耐劳，坚持不懈的精神，一直是北京纺织十几万干部职工学习的榜样。她兢兢业业，做事低调，从不发脾气搞特殊，从不说大话空话；她克己奉公，不断进取，团结同志，从不言功的作风，每每令人感动。她为北京纺织服装业做出的贡献和功绩足以载入史册。几十年的实践和成就证明了她非凡的勇气和智慧，谱写了一位女gongchandang人不平凡的纺织服装人生画卷。

 李昭同志平易近人，热情好客，乐于助人，经常接济生活困难的人，对自己和子女却克勤克俭。她公私分明，清正廉洁，不谋私利，对子女和身边人员要求很严。1973年1月李昭同志母亲去世，当时她没有钱办理后事，只得到单位去借。财务处长提醒她可以申请生活困难补助，李昭同志坚决不同意并婉言谢绝，年底还清了单位互助金700元。

 在耀邦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六年中，李昭同志照常步行上下班，照常在职工食堂吃饭，照常加班加点。在wenge结束后大规模平反期间，李昭同志对找到她办公室或尾随她进家的shangfang人员总是热情接待，从不嫌烦，以致北京纺织局被民间称为“第二xinfang站”。由于拦截她的人太多太乱，1981年开始单位坚持派车接送李昭同志上下班，她婉拒无果就按月支付汽油费。1984年搬进与中南海一墙之隔的会稽司胡同前，李昭同志为方便工作联系群众，坚持把家门开在胡同里与社会相连。在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李昭同志始终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表现出一位老gongchandang员的博大胸怀和忠贞本色。

60年的革命生涯，李昭同志始终以党性为原则，以事业为任。无论在残酷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风云变幻的和平建设时期，不论是身居高位还是身陷囹圄，她始终坚定追求着不曾动摇的理想和信念，始终充满着对党、对事业的无限忠诚，对国家、对人民的无限热爱！

她95年的人生，是自强不息的一生，奋力拼搏的一生，谦逊质朴的一生，忘我奉献的一生！

 

 

 

附录五：

 

李昭简要年谱

注：黑体是同时期胡耀邦的人生踪迹

1921年12月20日（这是根据农历推算出的日子）出生于安徽宿县。小名阿凤。原名李淑秀。

1928年9月，李淑秀走进学堂，就读于宿县城里天主教所办的著名的启秀女校。

1937年抗战爆发，李淑秀父亲李仲侯从军北上，置身于抗击日寇入侵第一线。

1937年“七·七事变”后，到处燃起抗日烽火，16岁的李淑秀正念高中一年级，她毅然放弃学业，投身战地服务团，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春天，抗日战争，在正面战场台儿庄会战中，李淑秀父亲李仲侯牺牲。

1938年夏秋，考虑到加入了抗日队伍，不能给家里带来麻烦，改名李昭。

1938年至1939年在皖北战地服务团，豫东保安三总队参加抗日工作。

1939年，李昭由组织介绍来到延安。

1940年3月20日，在“延安女子大学”学习俄文期间由黎岩、白皓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gongchandang。

1940年，认识胡耀邦并相爱。

1941年，26岁的胡耀邦和将满20周岁的李昭结婚了。婚前约法三章：首先是志同道合的同志，然后才是夫妻；建立了小家庭，不忘终生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大方向；经得起各种环境的考验，在任何情况下都互相帮助，互相鼓励，携手前进！

1942 年，在整风后期的所谓“抢救运动”中，李昭成为被怀疑被审查的对象。

1942年11月5日，大儿子胡德平降生。

1945 年，李昭同胡耀邦一道从延安来到华北，就一直战斗、工作在石家庄等华北广大地区。

1945年2月5日，李昭生下第二个儿子。

1945年10月，为了执行党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指示，胡耀邦带领一支几百人的干部队伍，还有一支规模不大的警卫部队，赶赴东北前线作战，李昭同往参加战斗。无奈，胡耀邦夫妇将次子送给当地供销社主任刘世昌，改名“刘湖”。

1945年年底，形势发生了突变，国民党十三军在美国海军的帮助下，从秦皇岛登陆，抢占了山海关、绥中、锦州一带，并派重兵把守，去东北的通道被堵了。根据指示，干部们在河北就地分配，胡耀邦去张家口下部队。李昭被分配在承德的冀热辽贸易公司工作
1946 年 4 月，李昭突然接到通知，让她从承德调到张家口去工作，而且必须马上出发。原来是胡耀邦长征时患的疟疾没有得到彻底根治，疟疾虫卵深入到了肝脏，由于过度劳累旧病复发，患上肝部阿米巴脓肿。李昭到张家口一边照顾胡耀邦一边工作。

1946年6月26日，国共和谈失败，内战爆发，当时日本教授团和所有的医疗人员全部参加了八路军，并随部队转战晋察冀及广阔的华北战场，由此人民军队第一所完整的医科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建立起来了。即今天的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部。

1947 年秋天，李昭收到胡耀邦的信就流泪了，胡耀邦在信上说，战争是残酷的，身为军人，随时准备牺牲，要是我光荣地牺牲了，你千万要坚强镇定，永远做一个生活的强者。

1947 年 11 月，华北野战军攻占了被国民党吹嘘为固若金汤的华北重镇石家庄。石家庄一解放，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李昭也调到了急需干部的石家庄。

1948年3月，李昭曾给在前线奋战的胡耀邦写过这样一首诗：“一去一来三百里，五日以为期，六日归来已是迟，但愿相烦喜鹊儿，先报那人知！”

1948年11月，李昭第三个儿子胡德华出生。

1949年，李昭随胡耀邦沿江而上去川北工作，开启了胡耀邦主政一方的历程。胡耀邦和李昭亲政爱民、播撒正义，在川北很得民心。

1949年麦收时节，李昭母亲高惠兰从安徽宿州到石家庄和女儿一家一起生活。

1949 年 9 月，李昭收到胡耀邦发自北平的信，说他以青年代表的身份从前线来北平参加开国大典和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并邀李昭来京参加开国大典。

1949年,李昭去石家庄市长柯庆施家看望刚生孩子的于文兰和婴儿，由于灯光暗，把女孩看成了男孩，成为笑谈。1950年，为发展南充当地支柱产业，李昭放弃南充市委副书记一职，成为南充第三丝绸厂党委书记。

1952年2月，女儿李恒出生。小名满妹。

1952年10月，李昭带领全家人进京。

1954年，李昭进京后响应建设国家号召，离开中央机关全国总工会进入国棉一厂工作。

1956年，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国棉一厂办起了有20多名教职员的职工教育学校，李昭参与了这所学校的创建，负责落实教学设备和资金。

1958年，“大跃进”高潮骤起，纺织企业中也出现了诸多“放卫星”的情况，李昭是其中比较冷静的一个，她在这段非常时期负责国棉一厂的安全生产，抓出了成效。

1959年，国棉一厂职工教育学校发展为大专层次的专科学校，宋汀任校长，李昭为副校长。这所学校所设的棉纺、棉织、印染三个专业先后培养了五十多名技术骨干，后来大部分都成为工程师，有的还担任了厂长。

1960年，“大跃进”开始不久，由于棉花生产急剧下降，工厂库存用尽，只好于停工减员。李昭负责做回乡女工的工作，这项工作难度很大，但因为是李昭出面负责，她的工作细致和蔼，整体上是顺利的。

1961年春节前后，饥饿笼罩着中国大地。李昭和大家商量，想办法解决工人的食品短缺问题。李昭带领人员到棉花产地把棉杆买回来，将棉杆皮磨出淀粉充饥。

1961年，李昭升任北京市纺织局副局长，这时纺织原料棉花短缺，她转而积极推动化纤业的发展。

1964年10月, 柯庆施手术后在北京养病,胡耀邦和李昭前去看望。

1965年4月9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柯庆施在四川视察三线建设工作时因病去世，4月11日,柯庆施骨灰护送到北京,李昭到北京饭店看望家属。

1966年6月4日，时任北京市纺织局副局长兼党委副书记的李昭和局长、党委书记宋汀一起到北京市委礼堂开会。宋汀、李昭刚刚回到纺织局，就遭到批斗。

1967年夏天，胡耀邦的母亲刘明伦脑溢血去世，胡耀邦赶回来告别，看到也在经受批斗煎熬的李昭，情不自禁地说，李昭，你受苦了，是我不好，连累了你和孩子。

1969年，李昭获得了“解放”，停止了对她的审查。纺织局的干部，敲锣打鼓把她从北京通县土桥“五•七干校”接回来，并成为北京纺织局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不久担任了生产组副组长、副书记的职务。

1969年初夏，胡耀邦作为团中央第一书记被放逐到河南潢川五•七干校，1971年年底才回到北京。这段时间，李昭支撑了风雨飘摇的家，先后经历了婆母和自己母亲两位老人的辞世，还有子女们的分离。

1971年秋，胡耀邦从河南潢川干校回来，嘱咐李昭代他看望两位老同志，一位是伍绍祖的母亲熊天荆，一位就是陈少敏同志。

1973年春节，李昭的母亲高惠兰去世，家中开支吃紧，李昭通过已经升任北京市纺织局财务处长的柯鉴明，从单位互助金中借了700元应急。

1974年，国家形势稍有好转，全国又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

1977 年，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主持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那些受冤屈多年要求平反，要求落实政策的人向李昭申诉冤情，李昭尽其所能给予帮助。

1978年，李昭恢复了北京市纺织工业局党委书记兼局长的职务。

1978年，李昭重视培养年轻技术干部和经济管理人才，创办了北京工业学院第一分院（现更名为“北京商务学院”），她亲自兼任党委书记。

1980年，李昭以全国妇联执委的身份应邀访问日本，还专程到日本东丽化纤公司所属的涤纶长丝厂考察。这是她第一次出国。

1981年起，胡耀邦任中共中央主席、总书记达6年之久，李昭始终没有“第一夫人”的颐指气使，她也从不在公众场合露面，只默默干着自己的工作。

1981年冬，李昭去银行挂失四百元的存折，这是她唯一的存款。

1981年底，李昭满六十岁了，胡耀邦从年轻干部的培养、新老干部交替的长远考虑出发，希望李昭能从第一线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为年轻干部做些咨询辅助工作。

1983年，李昭退出了北京纺织局的工作岗位，不久办理了离休手续。

1984年3月24日，胡耀邦和李昭在自己家中设家宴招待来访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这是李昭第一次与胡耀邦一起会见外宾。举行家宴接待外宾也是第一次。

1984年，李昭发起成立北京服装协会，创建了中国服装业界的第一个专业协会组织。

1984年10月7日，李昭被选为全国首家服装协会“北京服装协会”的会长。

自1984－1994年的10年中，李昭以北京服装协会会长的身份，先后会见了日本、法国、比利时、英国、美国等国家来华交流团体，参与了30多次国际服装交流活动，还和这些国家的服装设计师建立了友好的业务往来。

1984年初春，景德镇客人送了套瓷器，李昭硬是退回，江西客人又请北京服装协会副秘书长冯卫国转交。

1984年深秋，李昭将那套瓷器折合chengren民币给了江西客人。

从1985年开始，李昭经常下乡，帮助一些地方发展养羊、养兔、养蚕。农民们为卖羊绒、兔毛、蚕茧赚钱开心，李昭则有更深一层的考虑：如此发展下去，北京的纺织业才会有源源不绝的天然纤维原料。

1985年，一位香港女企业家提着五十万现钞来到李昭面前，说是支持她的事业，只要她收下，不需要任何手续。钱既然带来了，退回去不礼貌，李昭表示了感谢，立即打电话叫来财务人员入纺织协会帐，并给女企业家打收条。

1986年，李昭提出举办Ｔ台模特表演的设想，并和北京服装开发公司于1987年试办成功。

1986年7月，李昭响应北京市政府“为把首都建成时装中心”的号召，她产生了一个新的设想，即要办一张服装专业性的报纸。

1987年的中秋节,柯庆施遗孀特别选了盒上印有“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月饼,给李昭送去,李昭收到后来即电话,十分动情。

1988 年5月14 日，李昭再一次来到河北易县搞调查研究。

1988年8月，胡耀邦和李昭在烟台疗养，收到解放军兰州军区女作家姜安来信，李昭看了信很感动，把姜安的信拿给胡耀邦看了，也触动了胡耀邦的情怀，为此赋诗三首。

 （一）霜月皎皎到中庭，弱女浓妆理素琴。窗前戛然一声响，料是孤鸿落寒汀。

 （二）世事匆匆各沉浮，风云叱咤多女英。死神面前犹奋笔，君是巾帼罕见人。

 （三）沧桑变化平常事，人间悲欢最牵魂。谁能偷得蟠桃果，怜取卿卿锦绣文。

 胡耀邦把手书的七言诗交到李昭手上，由她回信寄给了姜安。

1988年秋，柯庆施遗孀和女儿去看望李昭和胡耀邦。

1988年冬，李昭陪胡耀邦回长沙疗养，没想到此行竟然是胡耀邦与故乡的诀别。

1989 年 1 月，胡德平、李恒来长沙看望父母，李昭随同家人一起冒大雪去岳麓山参观中国古代著名学府岳麓书院。

1989nian4月15日，胡耀邦猝然去世。

1990年12月5日，在胡耀邦骨灰安放仪式上，李昭郑重地将他的遗像交给共青垦殖场党委书记于维忠手中，说:耀邦同志现在就是共青城的一名成员了,你们怀念他,他也会永远记住你们。

1990年12月13日，李昭给共青人写了一封信，言辞恳切，令人动容。

1992年的迎新茶话会上，李昭倡议改进我国外交官夫人以及女性外交官的服饰打扮。

1992年4月9日，就改进女外交官的服饰打扮做出工作布署，建议女外交官的服饰要融汇中西，推陈出新，使女外交官员既履行外交使命，又成为中华服饰文化的传播使者。

1994年，年逾古稀的李昭，又创办了中国服装第一家报纸——《服装时报》，并将其办成中国服装纺织业界最具影响力的媒体。

1998年，百年不遇的长江流域大洪水袭击了共青城，李昭时刻关注共青城的汛情，亲自打电话询问受灾情况。

1998年7月26日，李昭嘱咐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胡德平来到浙江大陈岛，看望老垦荒队员,向他们致敬。

1998年9月14日，大陈岛老垦荒队员去北京家中看望李昭。

1999年，准备创办21世纪服饰会馆。

2000年，李昭为共青学院十五周年校庆写了“李昭致共青学院的贺信”。

2004年4月27日，李昭嘱咐胡德平在宿州参加“光彩城大市场美庐花园”开工奠基仪式后，看望了外婆和母亲生活的旧址，探望了高家后人，表达问候和怀念之情。

2004 年 8 月 11 日，李昭参观河北保定直隶总署。

2004 年 8 月 16 日，李昭与易县林业工人交谈，谈到多年前胡耀邦提出“绿化太行山，易县要先行”、“立下愚公志，枣满太行山”的嘱托。

2005年11月20日，胡耀邦诞辰90周年前夕，卸任已久的中曾根康弘，致信给李昭对这段历史和友谊进行了美好的回忆。

2009年3月，摄影师在家中给李昭拍肖像。

2010年12月20日，李昭九十寿辰。

2014年，询问杜玉芬21世纪会馆事宜，杜玉芬安慰她。

2015年，李昭糖尿病加重，行动不便，思维不太清晰，胡素贞因病去世。

2016年8月，不慎在家中摔倒，送协和医院住院治疗。

2017年3月11日下午4:18，李昭在协和医院西楼603病房走完了她95周岁的人生道路。

2017年3月17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告别仪式。

2017年4月15日，李昭与胡耀邦在江西共青城合墓。

附录六：

 

后记：（暂缺。由作者纳兰泽芸撰写）

 

 

附录七：

 

参考资料：

 

《记胡耀邦夫人李昭：一个不平凡的女性》  肖祖石 《人物》杂志2006年

《母亲的心》  李昭

《回忆母亲李昭》 胡德平

《华北战场上父亲的一首七律——家庭、战场、胜利》胡德平

《难忘的wenge岁月》  胡德华

《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  满妹 著

《走进天下一第庄——台儿庄》  中国旅游新闻网·旅新社

《父亲回忆与李昭投奔延安》  舒云

《延安女大  那许多的难忘》  蒋巍 雪扬  金台资讯

《从延安奔向硝烟弥漫的战场》  钱江

《胡耀邦逆风千里上战场》    钱江  《党史博览》

《殷殷深情溢山庄——胡耀邦同志关怀承德纪事》  高思文著

《京棉一厂的峥嵘岁月》  十南社区《承芳园》小组

《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  郑仲兵 主编

《wenge时期的胡耀邦：“十年动乱”被打倒》  《文史天地》 2011年第3期

《胡耀邦夫人——李昭二三事》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2007年

《耀邦订下的老规矩》  《新民晚报》 2005年11月19日

《胡耀邦的“忘年交”》 陈利明

《1978：大记忆——北京的思考与改变》  苏峰 编著

《为把首都建成时装中心而努力 北京服装协会会长李昭谈看法和建议》  《北京日报》  1986年

《改善衣妆，感谢耀邦——记胡耀邦、李昭夫妇服务人民美化生活的杰出贡献》  冯卫国 2008年10月15日

《时尚教头》 仲建春 著

《李昭大姐的四个第一》 谭安

《胡耀邦（1915——1989）》  张黎群 张定 严如平 唐非 李公天 主编  严如平 撰

《胡耀邦的“共青”情缘》  岳果  《党史纵览》2015年12期

《李昭华北行》  肖祖石 《中华散文》 2005年第5期

《北京时尚控股》   北京时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公众号

《李昭妈妈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 习近平等参加》  闵远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2017年04月11日

《李昭妈妈骨灰安放仪式在共青城举行，数千人自发送行》  闵远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2017年04月16日

 

若有遗漏，敬请指出并见谅。

 

 

有感于李昭同志的嘉言懿行，此次百年诞辰活动得到了各方力量的大力支持，特此感谢。

鸣谢单位及组织：

 

北京时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原北京市纺织局）

北京服装纺织行业协会（原北京市服装协会）

北京威吖文化有限公司

亚州华盛际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文化产业委员会

北京润泽天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北京蓝海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荷适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荷适信息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镭宇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湖南浏阳耀邦故居纪念馆

湖南奇人奇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湖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

湖南省爱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湖南正德天下农业科投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正德天下农贸有限公司

湖南乡村振兴促进会

湖南省新业态研讨创新工作委员会

湖南红瑞长寿矿泉水有限公司

湖南省汉星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湖湘文化研究会

湖南省就业创业研究会

湖南省众善公益基金会

湖南长沙子丹鑫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湖南省天下湖湘文化产业有限I公司

湖南◎扬大道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健康公益基金会

湖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舜福文化研究院

湖南省名优特产商贸协会

湖南长沙子丹鑫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陕西延安大学档案馆

陕西西安英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中共四川省南充市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四川省广元市委党史研究室

四川省广元市军民艺术团

四川飞翔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台北国史馆

安徽宿州市档案馆

河南商丘永城档案馆

山东枣庄台儿庄大战纪念馆

上海陆家嘴-外滩金融城研究院

深圳市新摩尔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赣森集团

深圳圣可积智能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江西共青城市国光书画院

江西共青城耀邦陵园管理处

江西省东阳铝业有限公司

（以地域排序）

 

鸣谢个人：（此名单未包括被采访人名单）

1、金薮李氏8人（姓名待定）

李微微、温诰臣、杨泰波、陈叔红、李钢、李顺平、李仲祾、李梅、李劲夫、李滢汝、李梁罡、李小平、李应富、李木生、李正德、李璞、李锦润、唐耀坤、刘杰、陈景贤、王贵平、刘冠凡、杜长平、程大琥、陈智、旷師、文竹、谭海涛、汪必成、刘泽众、苏醒、孙芝叶、韩承德、徐国朝、阮海航、张金、张润清、刘峰、张一君、钟粒、钟珺、杨光、王耿、袁五一、谢小毛

（排名不分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