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邵阳历史上的昭陵和昭阳名称的由来一直属于未解之谜。
邵阳地区在汉代的昭阳国属于侯爵国。根据《汉书王子后表》记载，昭阳侯刘赏是长沙刺王之子。元始五年闰月丁酉日封侯国，四年免。根据《续汉书郡国志》记载，在昭阳侯刘赏被除国以后，又另外封有昭阳侯。但是，刘赏之外的昭阳侯姓名已佚，有待查补。
邵阳地区在汉代之所以会出现昭阳国，因为此前早就有一个著名的昭陵。昭阳国的名称源于昭陵。先有昭陵，后有昭阳。昭阳国、昭阳县、昭阳郡等名称均源于昭陵。昭陵的存在影响到邵阳近3000年历史。
在西晋时期改名邵陵和邵阳之前，昭陵和昭阳的名字存在已久。从行政区划历史看，邵阳地区从汉代到三国时期由昭陵县发展到昭陵郡，由昭阳国改为昭阳县。邵阳地区在西汉初期设昭陵县。三国时期吴宝鼎元年（公元266年），置零陵北部都尉辖地置昭陵郡，郡下设昭阳县。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武帝司马炎因避其父司马昭之讳改昭陵为邵陵。至唐代设邵州。
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更昭陵为邵陵，移郡治于资江北岸。为什么将昭陵更名为邵陵而不是其他名称？昭陵显然不是一般贵族的陵墓。湖湘地区的古代之陵都与帝王有关。如果为了避讳司马昭的名字而改变先前帝王级昭陵的名字，也不能随便取名。将昭陵改为邵陵一定要有历史依据。该依据存在于昭陵的陵墓葬主的名字之中。换言之，昭陵所葬的昭王曾经用过邵王之名或者名字用过邵字，将昭陵改为邵陵，才能说服众人。尤其是因为后世帝王避讳问题而要求改变前世帝王名称，原属不合理，政府则更需要谨慎注意名称变化的依据。
历史上称为昭王和昭公的人很多。春秋战国时期几乎各国都有过昭王或者昭公。除了一昭一穆的制度以外，周公旦和太师望辅助周成王时制定过宪法性法律即《谥法》。此后关于谥法解释的著作不断丰富和完善。《隋书·经籍志》、《大戴礼记》十三篇，注云梁有谥法三卷。后汉安南太守刘熙注：亡。《大戴礼记》本有谥法篇，在《白虎通》和《北堂书钞》卷三中均引用《大戴礼记》谥法，其时尚未亡。《太平御览》卷五百六十二引《大戴礼记》曰：周公旦太师望相嗣王，作谥法一段，与《周书》谥法篇同。
周公旦和太公望开嗣王业，对建功立业者将葬制谥，遂叙谥法。谥法的立法目的是赞赏和表功有德业者。谥才行之迹，号者功之表。古者有大功，则赐善号以为称。不同称号也表明死后的声誉待遇不同。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已，名生于人。谥法是让后人评论上至帝王下至士人等公众人物生前的行为。谥法的立法目的是鼓励和告诫各级政府领导生前努力工作，不忘为民服务。谥法的性质属于民主评议制度。该制度旨在迫使政府领导要不断律己，生前要顾死后名。生前的所作所为决定死后的声誉评判。对谥法的民主评议制度，暴君和独裁者往往害怕。谥法制度实行近八百年后被秦始皇废除。
根据《谥法》，昭陵之昭的意思有多种。一是容仪恭美曰昭。此处昭的意思强调仪表和态度，有仪可象，行恭可美。二是昭德有劳曰昭。此处昭的意思强调功德显著，劳苦功高。三是圣闻周达曰昭。此处昭的意思强调博闻圣言，传播善识。在评判一个人的生前行为时，商名也与昭字有关。昭功宁民曰商。根据《谥法》能够谥名为商的，不仅功业显著，而且能够起到宁民作用。商名重在昭功宁民。
由于《谥法》赋予昭字的美好含义很多，所以历史上有许多人取名昭字。在周朝近八百年历史中，许多方国的政府领导被谥名昭王或者昭公，还要许多王妃王后取名昭字。在众多昭王和昭公中要认定其中一人是邵阳昭陵的陵主，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若要对昭陵的陵主作出正确的推理和判断，不仅要有历史文献依据，还需要有考古发现的依据。
在历史文献依据方面，原本是有历史线索的。但是由于后人的注解有误，导致难以深入推断。历史上记载周昭王曾经大规模伐楚。周昭王十六年亲率大军南征虎方、荆楚、扬粤等地，经由唐、厉、曾、夔，在楚地大获财宝，铸器铭功。
关于周昭王的历史，《史记》记载的很简单。《史记》记载：“康王卒，子昭王瑕立。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在司马迁看来，昭王不值得重视。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此八字是司马迁对昭王的基本评价。昭王南巡不返，卒於江上，卒不赴告。连昭王死亡的消息都不报告给公众，是有所忌讳。关于周昭王死于那条江上，司马迁没有说。
根据《史记》记载，齐桓公伐楚时议论到周昭王之死。三十年春，齐桓公率诸侯伐蔡，蔡溃。遂伐楚。楚成王兴师问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楚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具，是以来责。昭王南征不复，是以来问。”楚王曰：“贡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复，君其问之水滨。”齐国管仲打着为周昭王之死问责的旗号伐楚，楚王也只是要管仲问之水滨，并没有说哪个水滨。《史记》一直没有说周昭王死于何处。
根据《左传》记载，管仲伐楚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师进，次于陉。夏，楚子使屈完如师。师退，次于召陵。《左传》的记载与《史记》的记载一样，没有说明周昭王死于何处，楚人只是要齐人问诸水滨。
认为周昭王死于汉江的说法是后来东汉服虔和三国时期宋衷提出的。服虔曰：“周昭王南巡狩，涉汉未济，船解而溺昭王，王室讳之，不以赴，诸侯不知其故，故桓公以为辞责问楚也。”宋衷云：“昭王南伐楚，辛由靡为右，涉汉中流而陨，由靡逐王，遂卒不复，周乃侯其後于西翟。”周昭王死于汉江的说法由魏晋时期的杜预所接受。杜预曰：“昭王时汉非楚境，故不受罪。”齐师进次于陉。夏，楚王使屈完将兵扞齐，齐师退次召陵。桓公矜屈完以其众。屈完曰：“君以道则可；若不，则楚方城以为城，江、汉以为沟，君安能进乎？”于是齐桓公乃与屈完盟约而去。关于楚方城的位置，服虔认为方城山在汉南。韦昭认为方城在楚北。杜预认为方城山在南阳叶县南。笔者认为楚方城在湘西。屈完的意思是北有汉水长江，西有方城险阻，齐军要深入楚地并不容易。
根据《左传》和《史记》的记载，周昭王死于何处水滨，没有结论。服虔等人认为周昭王死于汉水也属于泛泛推测，并无具体论证。笔者根据《寰宇记》等记载，认为周昭王死于湘江水系的湘潭地区的昭潭。昭潭位于昭山下。宋朝《寰宇记》记载：昭山“在县东四十里以周昭王南征至此故名。其地北界长沙。”昭山因周昭王南征至此得名。昭山在长沙以南，位于湘潭和邵阳之间。根据《明统志》记载，昭山之南有石穴，世传蛟匿其中。晋许逊逐之至此，因以立庙。根据《一统志》记载，昭潭在善化县东南昭山下。
《湘中记》记载：“昭潭其下无底，湘水最深处也。或谓周昭王南征不复，没于此潭，因以为名。”根据《永初山水记》记载，昭山下泉潭，昔有舟人覆舟于此。其槽并甑有名号，后于洞庭寻得。即知暗通也。可见昭潭深不见底是因为还有地下阴河，且与洞庭湖相通。
关于昭山下昭潭无底的问题，《水经注》也有说明。《水经注》记载：“湘水又北径昭山西山下，有旋泉深不可测。故言昭潭无底也。”《元和志》记载：“”昭山下旋潭曰昭潭，州之得名以此。”潭州得名于昭潭。
除了昭山和昭潭与周昭王有关以外，湘潭县还有昭陵滩。根据《一统志》记载，昭陵滩在湘潭县南百四十里，接醴陵县界，怪石岋立，水势汹涌，即渌水合湘江处。根据《旧志》，在昭陵滩，“舟多覆溺。乾隆二年衡山茹崧捐资凿石于洪口，铸铁桅导舟行旅便之。”显然，周昭王抵达昭山，在昭潭沉没。昭陵滩得名于周昭王尸体于此地运往昭陵。昭山、昭潭和昭陵滩的取名均与周昭王有关。
周昭王的尸体运往昭陵有水路通达。昭陵滩位于湘江口，水路很方便。湘乡河通邵阳和湘江。湘乡河在湘潭县西十五里。发涟源水出宝庆府邵阳县之龙山、安化县之珍涟山，经湘乡县下流合县境石潭、云湖二水入湘江。
尽管周昭王在《史记》和《左传》的评价中属于德衰者，毕竟他还是周朝天子。周人忌讳昭王之死，不愿讣告，更不愿举行葬礼。最后还是楚人将周昭王遗体葬于今邵阳地区的昭陵。邵阳与湘潭地区的诸多有昭字和邵字的地名基本上源于周昭王。
周昭王姬瑕乃周康王姬钊之子。周昭王姬瑕在出土青铜器铭文中多作卲王。记载周昭王伐楚的考古出土的青铜器有《过伯簋》、《史墙盘》、《安州六器》等。其中《史墙盘》底部铸有铭文284字。记载西周文、武、成、康、昭、穆、共（恭）七代周王的功绩以及微氏家族高祖、烈祖、乙祖、亚祖、文考和做本盘者自身六代的事迹。安州六器是北宋重和元年（1118年）在安陆即今湖北孝感出土的一组有铭文的西周青铜器。作器人是跟随昭王伐楚曾经担任先锋的中氏。
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周昭王也称卲王或者邵昭王或者王卲王等。如“玄普邵昭王，广能支楚荆，帷奥南行。”“用会卲(昭)王、穆王,盗政四方,扑伐楚荆。”西周青铜器铭文多称他为卲王。显然，周昭王也称卲王或者邵王。
至此，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晋改昭陵为邵陵，改昭阳为邵阳了。原来改名也是有历史依据的。依据的是周昭王自己的名字在当时可以是昭王，也可以是卲王或者邵王。笔者关于今邵阳地区的昭陵乃周昭王之陵的判断，不仅有史籍文献的依据，也有湖湘地区的一系列山水地名的支持，更有考古发现的青铜器铭文的释读为依据。
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促进会秘书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