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建牺牲22年，其女求舅舅毛 泽东为母修墓，毛主席：现在还不行
1950年5月，陈国生收到一封寄自北京的双挂号信，又长又大的信封下，印着“中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缄”的字样，信中的内容写道：
国生贤甥亲览：
来信收到，甚慰，望你们在湖南设法求得工作，不要来北京，乡间情形可来信告我。
最后，信的末尾署名毛 泽东。
看到这里，想必大家都会感到疑惑，毛主席怎么还有一个外甥呢？他不是只有两个兄弟吗？这个名叫国生的人，到底和毛主席有着怎样的关系？
说起来大家可能不信，毛主席除有兄弟外，还有一个过继来的堂妹，叫做毛泽建，而陈国生就是毛泽建的养女。
养女？是的，就是养女。1922年，陈国生出生在湖南省耒阳县遥田乡石仙村的一个贫苦家庭，母亲叫做陈淑元，是毛泽建丈夫陈芬的胞姐。
她早年参加党的地下工作，搞过妇女运动，还结识了一些革命先驱。陈国生的父亲叫梁泽南，也是耒阳人，和陈芬是同学，两人关系非常好。
他为人聪明，又富有正义感，早年投身于学生爱国运动，参加革命，在革命斗争中遇到了陈淑元，两人相知相爱，并生下了一个女孩，叫陈国生。
战争年代，革命还要继续。陈淑元不得不把女儿送到娘家，交由母亲廖氏抚养。
当时，陈淑元娘家的情况尚好，弟弟陈芬和弟媳毛泽建在衡阳读书，时常回家看望廖氏，并给廖氏一些钱用。
毛泽建非常怜爱这个小侄女，特意给她取了一个名字，叫“国生”，还把国生收为养女，视如己出。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建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陈芬也英勇就义，陈淑元虽然花费大量金银财宝营救毛泽建，但都未能如愿。
那时，毛泽建在狱中生有一个男孩，取名陈贱生，由陈淑元从狱中领出抚养，但养到一周岁时，因病不幸夭折。
1929年8月20日，毛泽建被反动派枪杀于衡山城南门外，不久，陈国生的生父梁泽南也在耒阳牺牲。
亲人相继离世，让陈淑元悲痛万分，此后她亦遭到迫害，东躲西藏，漂泊他乡。从此，陈国生和外祖母相依为命，苦度时光。
陈芬牺牲后，廖氏为儿子立墓，特地将陈国生正式收为陈芬的女儿。墓碑上刻着：故父陈芬之墓，生女国生立。
陈国生作为陈芬的亲外甥女和养女，自然也是毛泽建的养女。同样，她也是毛泽建胞弟毛泽连的“外甥女”。因此，她自称毛主席的“外甥女”，也就不言而喻了。
毛主席在来信中称陈国生为“贤甥”，这是多么亲切的称呼啊！陈国生手里捧着毛主席的来信，热泪滚滚。
是啊，她怎能不激动呢？为了革命，陈国生一家已经牺牲了好几位亲人，而今，作为烈士子女的她，获得毛主席的关照，这是莫大的荣幸。
当时，陈国生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一方面，她是烈士的后代；但另一方面，她的丈夫又是国民党部队里的旧职人员。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在那个凄风苦雨的日子里，陈国生在外祖母的抚养下，好不容易长大chengren，于是外祖母便琢磨着给她找一户人家，并委托他们的邻居——药店老板杨济安代为物色。
有一天，杨济安在卖药时，见有一位身穿制服的青年双手被人刺伤，一打听才知道，这个青年是国民党军队宋希濂部的一个排长。
因为青年也是被国民党抓来的壮丁，所以对新抓来的壮丁十分同情，并放走了两名。这件事被营长知道后，将他的手刺得血肉模糊，以为惩戒，同时还将他做了开除处理。
杨济安见青年老实，就问他愿不愿意招郎，青年说：“只要有个安身的地方，别说招郎了，就是打帮工也行。”
就这样，陈国生在外祖母的安排下，嫁给了这位青年，也就是陈国生的丈夫宋毅刚。
1940年，陈国生和宋毅刚结婚，当时她只有18岁，而宋毅刚已经26岁。结婚以后，宋毅刚到外地挑媒换生活费，日子还算过得去。
1944年，宋毅刚又到攸县黄土岭当上了国民党政府的警察，并代替警察所所长三个月，尔后，又调到湘乡警察局。
1949年，宋毅刚任湘乡县警察局督导员时，就率领警察局200多人参加了姜亚勋的武装起义，被编入湘中纠察队。直到湖南和平解放后，姜亚勋部队被收编，宋毅刚才请假回乡……
解放初期，凡国民党部队里的旧职或者军职人员，都要向政府汇报，登记，交代过去所有的历史问题。由于这种关系，给陈国生很大的压力，而这个时候，毛主席的一封亲切的回信，无疑给陈国生带来了万道希望之光。
没过多久，陈国生就被安排在长沙茶厂上班，后又调到蔡锷北路肉食店任出纳。
1951年4月，陈国生格外地激动，因为她接到一个由省委交际处打来的电话。交际处的同志告诉她，说是中南海来电，邀请她去北京。
放下电话筒，陈国生简直有些难以抑制。去北京，意味着能见到毛主席，能见到从未谋面的舅舅。她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她的同伴，同伴们都替她感到高兴。
两天后，陈国生在省委交际处见到了两个熟人，他们是毛主席的表兄文运昌和文涧泉。三人将一同出发，上北京，去见毛主席。
4月24日，陈国生一行人来到北京，由中央办公厅的同志安排在前门饭店住下。
三天后的一个中午，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了饭店门口，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同志来到陈国生等人的住处，对他们说：“毛主席正在怀仁堂等着你们，快点收拾一下东西，跟我的车去吧！”
汽车缓缓驶向中南海，驶进怀仁堂，毛主席已经在那里等候。
当汽车停稳以后，毛主席快步上前，一双柔厚的大手伸向每一个客人，他非常高兴，因为今天见到的三位客人，都是他点名安排进京的。
其中，文运昌是毛主席的表兄，也是毛主席在东山学校读书的担保人，在毛主席的一生中，文运昌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第二位文涧泉，也是毛主席的表兄，对毛主席非常爱护，两人关系相处十分融洽。
而第三位，就是陈国生，她的背景以及和毛主席的关系，想必大家都已经了解。
等所有人都坐定以后，毛主席亲切地问：“你们来北京多久了？”
陈国生率先回答：“不久，才几天呢！”
毛主席看着眼前这个第一次见面的外甥，故意打趣道：“外甥第一次见舅舅，带了什么东西没有？”
陈国生听后一惊，不由得脸色一红，非常抱歉地说道：“三舅，我们什么东西也没带，您需要什么呢？”
毛主席笑了笑，假装在思索：“需要什么？你看我还需要点什么？”
这时，文涧泉四下打量了一番，发现“怀仁堂”并非居家之所，也没有他熟悉的锄头犁耙等物品。正要说什么，毛主席大笑道：“我是问你们带了什么书信、报告一类的材料没有！”
陈国生这时才恍然大悟。
解放初期，毛主席的亲戚、朋友、同学进京的很多，毛主席都会让他们准备一些材料，或者要求当地政府写一个调查报告，或带几封乡下的书信过来，以便从中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
这次陈国生等人进京，自然也准备了反应问题的信件，只不过被她忘在了饭店房间的枕头底下。
毛主席听到后，慈祥地笑着说：“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晏床，东西带来了，又放在旅舍里。这样吧，我派人去取来。”说完，便安排秘书开车去了前门饭店。
几个人交谈着，不知不觉就到了晚饭时分。毛主席高兴地请大家吃饭，还特意拿出了葡萄酒供大家品尝。
吃完晚饭后，大家意犹未尽，又坐在一起畅谈，他们聊到了毛主席乳名的来历。文运昌说：“只可惜七姑母死得太早，不然，他就会看到当初的‘石三伢子’如今做了主席！”
讲到这里，陈国生想起了为自己的舅母兼养母毛泽建立墓的事，便对毛主席说：“我的养母泽建妈妈的墓还在衡山金紫峰麓，墓上只有一块石碑。三舅，是否可以跟政府讲一下，让他们拨笔款，把墓修一修。”
毛主席听后陷入沉思，对于毛泽建的牺牲，他是清楚的，只不过修墓一事，目前还没到时候。
毛主席想了想，对陈国生说：“革命牺牲了很多先烈，他们的遗志、精神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烈士的墓肯定要修，而且还要修好，不过现在刚刚解放，政府要搞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哪有钱去修墓啊？”
见陈国生没有说话，毛主席继续说道：“泽建的墓要修，陈芬的墓也要修，其他烈士的墓今后都要修，但是，现在还不行。我父母的墓还是一个草坟，当地许多人建议我修墓，我都不让修哩！”
一席话，说得陈国生心服口服，她非常感动，说：“我听您的。”
毛主席满意地笑了，坐在陈国生对面，像关心自己女儿的大事一样，问道：“你爱人过去是做什么的？”
陈国生见毛主席问起了宋毅刚的情况，便如实回答：“当过警察局督导员。”
“有血债吗？”毛主席追问。
“没有，他只是一个督导员，是个小头目。”
“那他的民愤大吗？”
“没有民愤，他也是穷苦出身，是被抓壮丁抽出去的，所以做事还地道，没有做过什么坏事，甚至还保存了陈芬、毛泽建两位烈士的资料，解放后都积极地交给了政府。”
毛主席点了点头，以长者特有的亲切态度对陈国生说：“如果有民愤，有血债你就不要回去了，继续留在北京，把小孩也接过来；如果没有血债，民愤也不大，那你就可以回去……”
毛主席的这番话，体现了他对陈国生的关心，在他的潜意识里，已经将陈国生看作是泽建妹妹的女儿。
或许是怕陈国生不理解，毛主席继续解释道：“我们不是要把国民党的人全部镇压，而是只镇压那些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人，对那些没有血债，民愤不大的，我们要把他们好好改造过来。”
陈国生用心地听着，终于放心下来。这以前，她一直为丈夫担心，但听到毛主席这么一说，心里豁然开朗。
见陈国生脸上出现笑容，毛主席开始掰着手指说：“国民党部队投诚起义的人不计其数，湖南的程潜，就是和平起义的，他还是我的朋友哩！”
接着，毛主席又问起湖南的一些其他情况，不知不觉中，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这时，秘书走了进来，催毛主席休息，陈国生等人听到后，也不好再打扰，便起身告辞，准备离开。毛主席依依不舍地将他们送至门外，才转身回去休息。
自从陈国生进京回去以后，家里人总是问她在北京发生的事情，就连过门，乘车都有问到，结果这一问，还引出了一起乌龙事件，是怎么回事呢？
那时候，陈国生的大儿子宋阳正打听清楚去北京的一切后，心里也萌发了去北京读书的想法。于是在1953年的八月中旬，才9岁的宋阳正开始了他的壮举。
那天，陈国生让他去储蓄所熟人那里拿10元回来，宋阳正满口答应，实际上正计划着上北京。
当时他打着赤膊，穿条裤衩在地上玩，心想这么去北京可不行，于是便让妈妈陈国生丢了一件衣服下来。陈国生没有多想，随手拿了一件二女儿的花衣给他，宋阳正接过花衣，兴高采烈地往储蓄所跑。
午饭的时候，不见宋阳正回来，陈国生以为他只是贪玩，忘记了回家，结果到了晚饭的时候，还不见他回来，这可把陈国生急坏了，马上出去寻找。
经过一个晚上的寻找，仍不见宋阳正的身影，心急如焚的陈国生赶紧通知了公安局，满城寻找。一天，两天，三天过去，陈国生在焦虑和痛苦中煎熬着。
另一边，我们的小阳正，已经来到了武汉长江口，他望着滚滚的长江水，心里发窘。因为那时过江，需要有单位出示的证明，而宋阳正，一个9岁大的孩子，怎么可能弄到证明呢？
恰好这个时候，来了一队解放军家属，宋阳正脑瓜一动，想到了一个办法，他跟在队伍后面，大摇大摆地过了江，然后搭车直达北京。
到了北京，人生地不熟，可宋阳正不怕，他回忆起母亲来北京时的经历，正是由田家英负责接送的，于是他便四下打听田家英的下落。
湖南，找不到儿子的陈国生心急如焚，一刻也不得安宁，最后没有办法，写信到北京，请那边的人帮忙。
为了寻找宋阳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部长易礼容，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等人先后出驾，请公安广为侦探。
当然，这件事也惊动了毛主席，好在最后终于找到。
后来，田家英向毛主席汇报宋阳正来京的穿着打扮以及一些幼稚的行为时，毛主席宽厚地笑了。
毛主席知道陈国生在家里等得着急，便赶紧让张思德的弟弟张洪德护送孩子回去，并取出一百元让张洪德带着，作为给孩子添置衣服之用。
1955年5月下旬，陈国生又接到了一封信：让她去北京见毛主席。这封信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强调只让陈国生一人前往。
然而，这次前去的，却不止一个人，还有陈国生的女儿陈锋。
陈锋这次来北京，可是用自己的眼泪挣来的。那时候，陈国生正准备动身前往，小陈锋就缠住了她，非要跟着一起去，去北京见见“外公”。
尽管陈国生好话讲了一箩筐，但小姑娘就是不听，眼泪汪汪地求着陈国生，非要一起去。陈国生拿她没有办法，她知道毛主席嘱咐的“其他人不要来”，是指宋毅刚不要来，至于带个小女孩去北京，相信毛主席也不会有意见。
结果，陈国生猜对了。
当毛主席见到陈锋以后，满面笑容，如沐春风，尤其是陈锋那一声“外公”喊出来以后，毛主席更加高兴，他抚摸着陈锋的头，问道：“几岁啦？”
“九岁了。”陈锋仰着头，眼睛一眨不眨地回答道。
“上学了没有？”
“上学了，已经上二年级了！”
毛主席笑着鼓励道：“好啊，好好读书，等将来学了本事，为人民服务……”
接着毛主席问陈国生：“你们工人每个月的收入有多少？”
陈国生如实回答：“我们夫妻月收入80多元。”
“那生活够不够呢？”
“不够。”
“不够，怎么办？”毛主席继续问道。
“组织会照顾，单位给予了一些补助。”
“每个月能补助多少？”毛主席十分关切地问道。
“大概一二十元。”
说到这里，毛主席沉默了，他掰着手指算了算，转身对秘书罗光禄说：“这是典型的困难户，家里有4个孩子，只有两夫妇赚钱。”
毛主席继续问：“你们单位有多少人？大家过得怎么样？”
“我们粮店有12个职工，大家都有家属，小孩少的就过得去，多的就要单位补助了，”
依在毛主席身边的陈锋大概是因为听得没有意思，就向游泳池跑去了。毛主席见状，赶紧嘱咐道：“要小心啊，掉下去蛮深的。”
看着陈锋活泼的身影，毛主席又问陈国生：“你家里有4个孩子，你和丈夫都要工作，那孩子怎么办？请保姆了吗？”
陈国生骄傲地说：“没有请，我身体很好，自己做家务。”
毛主席听后很是赞赏，他对秘书说：“我想回湖南看一看。”
“太好了，我们都盼望您回去视察呢？”陈国生非常高兴，几乎要跳起来。
毛主席笑了笑，问陈国生：“你几时回湖南？”这句话大有一起回去的意思，可陈国生以为毛主席说“想回湖南看看”是一句寒暄的话，就回答说：
“还没有定下来，我们还要到十舅那里看看！”这里所说的十舅，指的是毛泽建的胞弟毛泽青，当时在阜新工作。
毛主席见陈国生要去看十舅，也就没有再提回湖南的事情，只是说：“你去那里有没有困难？如果有，就写信给我。”
陈国生高兴地点头答应。
这时，小陈锋从外面跑进来，跑到毛主席身边嚷道：“外公，我要买一辆单车！”
陈国生心里一惊，不清楚女儿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让她有些不好意思。
可毛主席却没有想这些，他依旧慈祥地抚摸小陈锋的头，说：“要你妈妈买。”
“我妈妈没有钱。”小陈锋嘟着嘴说道。
毛主席听后笑着说：“我给你妈妈钱，你妈妈不就可以买了吗？”
小陈锋高兴地又跑到外面玩耍了。
虽然陈国生和毛主席见面的机会不多，但每次的见面，陈国生都记在了心里，她始终记得毛主席慈爱的笑容以及毛主席对她的关心。
而毛主席也一直记挂着陈国生，知道她家里困难，每年都会让秘书寄去200元钱。这200元，是从毛主席的稿费中支取的，它不仅让陈国生一家人渡过了困难，也给了他们这个家庭无限的鼓励。
此后的日子里，陈国生兢兢业业为党工作，在她的操办下，毛泽建、陈芬等烈士的陵墓都得到了修葺。
供稿：胡玉明 影像: 佚名
编辑: 佚名 李顺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