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建牺牲22年,其女求舅舅毛 泽东为母修墓,毛主席:现在还不行
1950年5月,陈国生收到一封寄自北京的双挂号信,又长又大的信封下,印着“中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缄”的字样,信中的内容写道:
国生贤甥亲览:
来信收到,甚慰,望你们在湖南设法求得工作,不要来北京,乡间情形可来信告我。
最后,信的末尾署名毛 泽东。
看到这里,想必大家都会感到疑惑,毛主席怎么还有一个外甥呢?他不是只有两个兄弟吗?这个名叫国生的人,到底和毛主席有着怎样的关系?
说起来大家可能不信,毛主席除有兄弟外,还有一个过继来的堂妹,叫做毛泽建,而陈国生就是毛泽建的养女。
养女?是的,就是养女。1922年,陈国生出生在湖南省耒阳县遥田乡石仙村的一个贫苦家庭,母亲叫做陈淑元,是毛泽建丈夫陈芬的胞姐。
她早年参加党的地下工作,搞过妇女运动,还结识了一些革命先驱。陈国生的父亲叫梁泽南,也是耒阳人,和陈芬是同学,两人关系非常好。
他为人聪明,又富有正义感,早年投身于学生爱国运动,参加革命,在革命斗争中遇到了陈淑元,两人相知相爱,并生下了一个女孩,叫陈国生。
战争年代,革命还要继续。陈淑元不得不把女儿送到娘家,交由母亲廖氏抚养。
当时,陈淑元娘家的情况尚好,弟弟陈芬和弟媳毛泽建在衡阳读书,时常回家看望廖氏,并给廖氏一些钱用。
毛泽建非常怜爱这个小侄女,特意给她取了一个名字,叫“国生”,还把国生收为养女,视如己出。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建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陈芬也英勇就义,陈淑元虽然花费大量金银财宝营救毛泽建,但都未能如愿。
那时,毛泽建在狱中生有一个男孩,取名陈贱生,由陈淑元从狱中领出抚养,但养到一周岁时,因病不幸夭折。
1929年8月20日,毛泽建被反动派枪杀于衡山城南门外,不久,陈国生的生父梁泽南也在耒阳牺牲。
亲人相继离世,让陈淑元悲痛万分,此后她亦遭到迫害,东躲西藏,漂泊他乡。从此,陈国生和外祖母相依为命,苦度时光。
陈芬牺牲后,廖氏为儿子立墓,特地将陈国生正式收为陈芬的女儿。墓碑上刻着:故父陈芬之墓,生女国生立。
陈国生作为陈芬的亲外甥女和养女,自然也是毛泽建的养女。同样,她也是毛泽建胞弟毛泽连的“外甥女”。因此,她自称毛主席的“外甥女”,也就不言而喻了。
毛主席在来信中称陈国生为“贤甥”,这是多么亲切的称呼啊!陈国生手里捧着毛主席的来信,热泪滚滚。
是啊,她怎能不激动呢?为了革命,陈国生一家已经牺牲了好几位亲人,而今,作为烈士子女的她,获得毛主席的关照,这是莫大的荣幸。
当时,陈国生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一方面,她是烈士的后代;但另一方面,她的丈夫又是国民党部队里的旧职人员。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在那个凄风苦雨的日子里,陈国生在外祖母的抚养下,好不容易长大chengren,于是外祖母便琢磨着给她找一户人家,并委托他们的邻居——药店老板杨济安代为物色。
有一天,杨济安在卖药时,见有一位身穿制服的青年双手被人刺伤,一打听才知道,这个青年是国民党军队宋希濂部的一个排长。
因为青年也是被国民党抓来的壮丁,所以对新抓来的壮丁十分同情,并放走了两名。这件事被营长知道后,将他的手刺得血肉模糊,以为惩戒,同时还将他做了开除处理。
杨济安见青年老实,就问他愿不愿意招郎,青年说:“只要有个安身的地方,别说招郎了,就是打帮工也行。”
就这样,陈国生在外祖母的安排下,嫁给了这位青年,也就是陈国生的丈夫宋毅刚。
1940年,陈国生和宋毅刚结婚,当时她只有18岁,而宋毅刚已经26岁。结婚以后,宋毅刚到外地挑媒换生活费,日子还算过得去。
1944年,宋毅刚又到攸县黄土岭当上了国民党政府的警察,并代替警察所所长三个月,尔后,又调到湘乡警察局。
1949年,宋毅刚任湘乡县警察局督导员时,就率领警察局200多人参加了姜亚勋的武装起义,被编入湘中纠察队。直到湖南和平解放后,姜亚勋部队被收编,宋毅刚才请假回乡……
解放初期,凡国民党部队里的旧职或者军职人员,都要向政府汇报,登记,交代过去所有的历史问题。由于这种关系,给陈国生很大的压力,而这个时候,毛主席的一封亲切的回信,无疑给陈国生带来了万道希望之光。
没过多久,陈国生就被安排在长沙茶厂上班,后又调到蔡锷北路肉食店任出纳。
1951年4月,陈国生格外地激动,因为她接到一个由省委交际处打来的电话。交际处的同志告诉她,说是中南海来电,邀请她去北京。
放下电话筒,陈国生简直有些难以抑制。去北京,意味着能见到毛主席,能见到从未谋面的舅舅。她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她的同伴,同伴们都替她感到高兴。
两天后,陈国生在省委交际处见到了两个熟人,他们是毛主席的表兄文运昌和文涧泉。三人将一同出发,上北京,去见毛主席。
4月24日,陈国生一行人来到北京,由中央办公厅的同志安排在前门饭店住下。
三天后的一个中午,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了饭店门口,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同志来到陈国生等人的住处,对他们说:“毛主席正在怀仁堂等着你们,快点收拾一下东西,跟我的车去吧!”
汽车缓缓驶向中南海,驶进怀仁堂,毛主席已经在那里等候。
当汽车停稳以后,毛主席快步上前,一双柔厚的大手伸向每一个客人,他非常高兴,因为今天见到的三位客人,都是他点名安排进京的。
其中,文运昌是毛主席的表兄,也是毛主席在东山学校读书的担保人,在毛主席的一生中,文运昌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第二位文涧泉,也是毛主席的表兄,对毛主席非常爱护,两人关系相处十分融洽。
而第三位,就是陈国生,她的背景以及和毛主席的关系,想必大家都已经了解。
等所有人都坐定以后,毛主席亲切地问:“你们来北京多久了?”
陈国生率先回答:“不久,才几天呢!”
毛主席看着眼前这个第一次见面的外甥,故意打趣道:“外甥第一次见舅舅,带了什么东西没有?”
陈国生听后一惊,不由得脸色一红,非常抱歉地说道:“三舅,我们什么东西也没带,您需要什么呢?”
毛主席笑了笑,假装在思索:“需要什么?你看我还需要点什么?”
这时,文涧泉四下打量了一番,发现“怀仁堂”并非居家之所,也没有他熟悉的锄头犁耙等物品。正要说什么,毛主席大笑道:“我是问你们带了什么书信、报告一类的材料没有!”
陈国生这时才恍然大悟。
解放初期,毛主席的亲戚、朋友、同学进京的很多,毛主席都会让他们准备一些材料,或者要求当地政府写一个调查报告,或带几封乡下的书信过来,以便从中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
这次陈国生等人进京,自然也准备了反应问题的信件,只不过被她忘在了饭店房间的枕头底下。
毛主席听到后,慈祥地笑着说:“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晏床,东西带来了,又放在旅舍里。这样吧,我派人去取来。”说完,便安排秘书开车去了前门饭店。
几个人交谈着,不知不觉就到了晚饭时分。毛主席高兴地请大家吃饭,还特意拿出了葡萄酒供大家品尝。
吃完晚饭后,大家意犹未尽,又坐在一起畅谈,他们聊到了毛主席乳名的来历。文运昌说:“只可惜七姑母死得太早,不然,他就会看到当初的‘石三伢子’如今做了主席!”
讲到这里,陈国生想起了为自己的舅母兼养母毛泽建立墓的事,便对毛主席说:“我的养母泽建妈妈的墓还在衡山金紫峰麓,墓上只有一块石碑。三舅,是否可以跟政府讲一下,让他们拨笔款,把墓修一修。”
毛主席听后陷入沉思,对于毛泽建的牺牲,他是清楚的,只不过修墓一事,目前还没到时候。
毛主席想了想,对陈国生说:“革命牺牲了很多先烈,他们的遗志、精神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烈士的墓肯定要修,而且还要修好,不过现在刚刚解放,政府要搞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哪有钱去修墓啊?”
见陈国生没有说话,毛主席继续说道:“泽建的墓要修,陈芬的墓也要修,其他烈士的墓今后都要修,但是,现在还不行。我父母的墓还是一个草坟,当地许多人建议我修墓,我都不让修哩!”
一席话,说得陈国生心服口服,她非常感动,说:“我听您的。”
毛主席满意地笑了,坐在陈国生对面,像关心自己女儿的大事一样,问道:“你爱人过去是做什么的?”
陈国生见毛主席问起了宋毅刚的情况,便如实回答:“当过警察局督导员。”
“有血债吗?”毛主席追问。
“没有,他只是一个督导员,是个小头目。”
“那他的民愤大吗?”
“没有民愤,他也是穷苦出身,是被抓壮丁抽出去的,所以做事还地道,没有做过什么坏事,甚至还保存了陈芬、毛泽建两位烈士的资料,解放后都积极地交给了政府。”
毛主席点了点头,以长者特有的亲切态度对陈国生说:“如果有民愤,有血债你就不要回去了,继续留在北京,把小孩也接过来;如果没有血债,民愤也不大,那你就可以回去……”
毛主席的这番话,体现了他对陈国生的关心,在他的潜意识里,已经将陈国生看作是泽建妹妹的女儿。
或许是怕陈国生不理解,毛主席继续解释道:“我们不是要把国民党的人全部镇压,而是只镇压那些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人,对那些没有血债,民愤不大的,我们要把他们好好改造过来。”
陈国生用心地听着,终于放心下来。这以前,她一直为丈夫担心,但听到毛主席这么一说,心里豁然开朗。
见陈国生脸上出现笑容,毛主席开始掰着手指说:“国民党部队投诚起义的人不计其数,湖南的程潜,就是和平起义的,他还是我的朋友哩!”
接着,毛主席又问起湖南的一些其他情况,不知不觉中,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这时,秘书走了进来,催毛主席休息,陈国生等人听到后,也不好再打扰,便起身告辞,准备离开。毛主席依依不舍地将他们送至门外,才转身回去休息。
自从陈国生进京回去以后,家里人总是问她在北京发生的事情,就连过门,乘车都有问到,结果这一问,还引出了一起乌龙事件,是怎么回事呢?
那时候,陈国生的大儿子宋阳正打听清楚去北京的一切后,心里也萌发了去北京读书的想法。于是在1953年的八月中旬,才9岁的宋阳正开始了他的壮举。
那天,陈国生让他去储蓄所熟人那里拿10元回来,宋阳正满口答应,实际上正计划着上北京。
当时他打着赤膊,穿条裤衩在地上玩,心想这么去北京可不行,于是便让妈妈陈国生丢了一件衣服下来。陈国生没有多想,随手拿了一件二女儿的花衣给他,宋阳正接过花衣,兴高采烈地往储蓄所跑。
午饭的时候,不见宋阳正回来,陈国生以为他只是贪玩,忘记了回家,结果到了晚饭的时候,还不见他回来,这可把陈国生急坏了,马上出去寻找。
经过一个晚上的寻找,仍不见宋阳正的身影,心急如焚的陈国生赶紧通知了公安局,满城寻找。一天,两天,三天过去,陈国生在焦虑和痛苦中煎熬着。
另一边,我们的小阳正,已经来到了武汉长江口,他望着滚滚的长江水,心里发窘。因为那时过江,需要有单位出示的证明,而宋阳正,一个9岁大的孩子,怎么可能弄到证明呢?
恰好这个时候,来了一队解放军家属,宋阳正脑瓜一动,想到了一个办法,他跟在队伍后面,大摇大摆地过了江,然后搭车直达北京。
到了北京,人生地不熟,可宋阳正不怕,他回忆起母亲来北京时的经历,正是由田家英负责接送的,于是他便四下打听田家英的下落。
湖南,找不到儿子的陈国生心急如焚,一刻也不得安宁,最后没有办法,写信到北京,请那边的人帮忙。
为了寻找宋阳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部长易礼容,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等人先后出驾,请公安广为侦探。
当然,这件事也惊动了毛主席,好在最后终于找到。
后来,田家英向毛主席汇报宋阳正来京的穿着打扮以及一些幼稚的行为时,毛主席宽厚地笑了。
毛主席知道陈国生在家里等得着急,便赶紧让张思德的弟弟张洪德护送孩子回去,并取出一百元让张洪德带着,作为给孩子添置衣服之用。
1955年5月下旬,陈国生又接到了一封信:让她去北京见毛主席。这封信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强调只让陈国生一人前往。
然而,这次前去的,却不止一个人,还有陈国生的女儿陈锋。
陈锋这次来北京,可是用自己的眼泪挣来的。那时候,陈国生正准备动身前往,小陈锋就缠住了她,非要跟着一起去,去北京见见“外公”。
尽管陈国生好话讲了一箩筐,但小姑娘就是不听,眼泪汪汪地求着陈国生,非要一起去。陈国生拿她没有办法,她知道毛主席嘱咐的“其他人不要来”,是指宋毅刚不要来,至于带个小女孩去北京,相信毛主席也不会有意见。
结果,陈国生猜对了。
当毛主席见到陈锋以后,满面笑容,如沐春风,尤其是陈锋那一声“外公”喊出来以后,毛主席更加高兴,他抚摸着陈锋的头,问道:“几岁啦?”
“九岁了。”陈锋仰着头,眼睛一眨不眨地回答道。
“上学了没有?”
“上学了,已经上二年级了!”
毛主席笑着鼓励道:“好啊,好好读书,等将来学了本事,为人民服务……”
接着毛主席问陈国生:“你们工人每个月的收入有多少?”
陈国生如实回答:“我们夫妻月收入80多元。”
“那生活够不够呢?”
“不够。”
“不够,怎么办?”毛主席继续问道。
“组织会照顾,单位给予了一些补助。”
“每个月能补助多少?”毛主席十分关切地问道。
“大概一二十元。”
说到这里,毛主席沉默了,他掰着手指算了算,转身对秘书罗光禄说:“这是典型的困难户,家里有4个孩子,只有两夫妇赚钱。”
毛主席继续问:“你们单位有多少人?大家过得怎么样?”
“我们粮店有12个职工,大家都有家属,小孩少的就过得去,多的就要单位补助了,”
依在毛主席身边的陈锋大概是因为听得没有意思,就向游泳池跑去了。毛主席见状,赶紧嘱咐道:“要小心啊,掉下去蛮深的。”
看着陈锋活泼的身影,毛主席又问陈国生:“你家里有4个孩子,你和丈夫都要工作,那孩子怎么办?请保姆了吗?”
陈国生骄傲地说:“没有请,我身体很好,自己做家务。”
毛主席听后很是赞赏,他对秘书说:“我想回湖南看一看。”
“太好了,我们都盼望您回去视察呢?”陈国生非常高兴,几乎要跳起来。
毛主席笑了笑,问陈国生:“你几时回湖南?”这句话大有一起回去的意思,可陈国生以为毛主席说“想回湖南看看”是一句寒暄的话,就回答说:
“还没有定下来,我们还要到十舅那里看看!”这里所说的十舅,指的是毛泽建的胞弟毛泽青,当时在阜新工作。
毛主席见陈国生要去看十舅,也就没有再提回湖南的事情,只是说:“你去那里有没有困难?如果有,就写信给我。”
陈国生高兴地点头答应。
这时,小陈锋从外面跑进来,跑到毛主席身边嚷道:“外公,我要买一辆单车!”
陈国生心里一惊,不清楚女儿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让她有些不好意思。
可毛主席却没有想这些,他依旧慈祥地抚摸小陈锋的头,说:“要你妈妈买。”
“我妈妈没有钱。”小陈锋嘟着嘴说道。
毛主席听后笑着说:“我给你妈妈钱,你妈妈不就可以买了吗?”
小陈锋高兴地又跑到外面玩耍了。
虽然陈国生和毛主席见面的机会不多,但每次的见面,陈国生都记在了心里,她始终记得毛主席慈爱的笑容以及毛主席对她的关心。
而毛主席也一直记挂着陈国生,知道她家里困难,每年都会让秘书寄去200元钱。这200元,是从毛主席的稿费中支取的,它不仅让陈国生一家人渡过了困难,也给了他们这个家庭无限的鼓励。
此后的日子里,陈国生兢兢业业为党工作,在她的操办下,毛泽建、陈芬等烈士的陵墓都得到了修葺。
供稿:胡玉明 影像: 佚名
编辑: 佚名 李顺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