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封建社会，名义上是天皇，实际上是幕府统治的时代。19世纪中期，日本处于最后一个幕府——德川幕府时代。掌握大权的德川幕府对外实行“锁国政策”，禁止外国的传教士、商人与平民进入日本，也不允许国外的日本人回国，甚至禁止制造适于远洋航行的船只。在此期间，只允许同中国、朝鲜和荷兰等国通商，而且只准在长崎一地进行。此外德川幕府亦严禁基督教传播。
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显然，日本这样的上层建筑已经显得与经济基础格格不入。因为此时，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开始出现家庭手工业或手工作坊。作坊内出现了“guyong工人”制，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萌芽。它的出现，冲击了封建自然经济，从根本上动摇了幕府的统治基础。在商品经济形态的快速扩展下，商人阶层，特别是金融事业经营者的力量逐渐增强。商人们感觉到旧有制度严重制约着他们的发展，于是开始呼吁改革政治体制。具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大名（藩地诸侯）、武士，和要求进行制度改革的商人们组成政治性联盟，与反对幕府的基层农民共同形成“倒幕派”的实力基础。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和祖·阿博特等率领舰队进入江户（今东京）岸的浦贺，把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写给日本天皇的信交给了德川幕府，要求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和进行贸易。史称“黑船事件”（亦称“黑船开国”）。1854年，日本与美国签订了神奈川《日美亲善条约》，又名《神奈川条约》，同意向美国开放除长崎外的下田和箱馆（函馆）两个港口，并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由于接踵而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德川幕府再度成为日本社会讨伐的目标。
在经济中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同时，出现了所谓豪农豪商阶层。下级武士中的革新势力和出身豪农豪商的志士，联合与幕府有矛盾的西南强藩和皇室公卿等，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即：尊奉天皇，赶走外国侵略者。刺杀与西方势力勾结的幕府当权者；袭击在日本的西方国家商人和外交官；进攻西方列强船只等。
虽然尊王攘夷运动最终失败，但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要想改变日本现状，实现富国强兵，必须推翻幕府统治。于是，尊王攘夷运动演变为倒幕运动。
随着倒幕运动蓬勃发展。1863年6月，幕府被迫宣布攘夷，随之发生了美英荷法四国军舰炮击下关（下关战争），英国舰队进攻萨摩藩（萨英战争）的事件。此举并没有缓和国内矛盾，反而使幕府受到内外夹击。
1867年孝明天皇死，太子睦仁亲王（即明治天皇）即位，倒幕势力积极结盟举兵。1869年春，天皇军统一日本全境。1869年5月9日迁都东京。并颁布一系列改革措施：明治政府首先采取“奉还版籍”、“废藩置县”的措施，结束了日本长期以来的封建割据局面，为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奠定了基础。此后，明治政府实施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
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的一次政治革命，也是日本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它推翻德川幕府，使大政归还天皇，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实行大改革，促进日本的现代化和西方化。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是一些青年武士，他们以“富国强兵”为口号，企图建立一个能同西方并驾齐驱的国家。
明治维新使日本迅速强大起来，同时，日本也开始了对外扩张的野心。
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所谓“清国征讨策略”，逐渐演化为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其第一步是攻占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称霸世界，实现所谓的“八纮一宇”。而甲午中日战争就是日本实现“大陆政策”前两个步骤的重要环节，由于其自身实力资源都不具备相应条件，所以实行以战养战的策略来达到目标的实现。日本制订了详细的《征讨清国策》,提出了“以五年为期作为准备，抓住时机准备进攻”的计划，叫嚷要对中国进行一场以“国运相睹”的冒险战争。
1888年，日本产业革命出现高潮，因此急需对外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但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国内本身就资源匮乏、市场狭小，加之国内封建残余势力的浓厚及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的尖锐，因此以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集团急于从对外扩张中寻求出路。这场以“国运相睹”的冒险战争就显得迫在眉睫。
但战争总需要一个借口。
1894年，这个借口被日本终于找到了。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军节节败退，被迫向清朝乞援。日本认为发动战争的时机已至，向清廷表示“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我政府必无他意”，诱使清朝出兵朝鲜。清朝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淮军精锐2000人于6月6日后数日分两批在朝鲜牙山登陆，准备镇压起义，同时根据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通知日本。6月10日，朝鲜政府和起义军达成了全州和议，清军未经战斗起义就平息下去。6月25日，原定计划的第三批清军在牙山登陆，驻朝清军总数达到2465人。
当时的伊藤博文内阁正面临议会的不信任案弹劾，在朝鲜向清朝乞援的同时，日本通过其驻朝公使馆探知清廷将要出兵朝鲜的消息后，便如同抓住救命稻草，全力着手挑起战争。1894年6月2日，伊藤内阁决议出兵朝鲜。
全州和议达成以后，朝鲜政府要求中日两国撤兵。但日本不提不撤兵，反而增兵至8000余人，比驻朝清军占绝对优势；而清廷决策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则希望中日共同撤兵，既未向朝鲜增援军队，又未按袁世凯、聂士成等人的建议由清军先撤兵，最终给日本人以可乘之机。
日本之所以提出“共同改革朝鲜案”，其目的是一面使自己的军队以“协助朝鲜改革内政”为名赖在朝鲜不走，一面又拖住了驻朝清军，完全是为发动战争而采取的挑衅手段。清政府拒绝了“共同改革朝鲜案”，并强调日本必须撤兵，于是日本在6月22日向清政府发出了“第一次绝交书”。此后，李鸿章寄希望于美、英、俄等欧美列强调停，让日本撤兵。由于前述的各国利害关系，美、英、俄只是对日本表示“谴责”而已，并未采取强硬措施，加之日本灵活的外交策略，列强最后都采取了观望态度，调停均告失败。7月14日，日本向清政府发出了“第二次绝交书”，拒不撤兵，并反诬中国“有意滋事”，扬言“将来如果发生意外事件，日本政府不负其责”。至此中日谈判破裂。
清军驻朝将领纷纷请求清廷增兵备战，朝廷形成了以光绪帝载湉、户部尚书翁同龢为首的主战派，然而慈禧太后并不愿意其六十大寿为战争干扰，李鸿章为保存自己嫡系的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实力，也企图和解，这些人形成了清廷中的主和派。到7月中旬中日谈判破裂以后，一直按兵不动的李鸿章才应光绪帝的要求，开始派兵增援朝鲜。随着中日、日朝谈判相继破裂，列强调停均告失败，1894年7月17日，日本大本营作出开战决定；7月20日，日本编成了以伊东祐亨为司令的联合舰队，随时准备寻衅；同日，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向朝鲜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其”废华约、逐华兵”，要求48小时内答复，朝鲜继续敷衍日本，于是日本决定出兵控制朝鲜政府，以找到与驻朝清军开战的“委托”。
1894年7月23日凌晨，侵朝日军突袭汉城王宫，击溃朝鲜守军，挟持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解散朝鲜亲华政府，
扶植国王生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上台摄政。日本嗾使朝鲜亲日政府断绝与清朝的关系，并“委托”日军驱逐驻朝清军。控制了朝鲜政府后，1894年7月25日（农历甲午年六月二十三日），日本不宣而战，在朝鲜丰岛海面袭击了增援朝鲜的清军运兵船“济远”、“广乙”，丰岛海战爆发，海战中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的“浪速”舰击沉了清军借来运兵的英国商轮“高升”号，制造了高升号事件。至此，日本终于引爆了甲午中日战争。1894年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中日双方正式宣战。中日甲午战争正式爆发。
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政府任命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节制关内外各军对日作战。
热爱祖国的禹之谟于1894年年底参加了刘坤一节制下的军队。禹之谟对当时士气之弱，无比愤慨，一心想要冲到前线杀敌，以热血报国。但由于资格的限制，他没有被允许上前线，只被委以运送军饷的差使。强烈的爱国之心让禹之谟克尽职守。他多次冒险突破敌人的警戒线，出入山海关。他伪装成运货商人，在黑夜或不良天气，进行潜运，出色地完成运输任务。在每次军事保案中都获得优奖。1895年11月，由刘坤一奏请清廷，赏给五品翎顶，以县主簿候选。
禹之谟在甲午战争中的作为虽没有过多的文字记载，但以一介草民，在战争结束之后，由钦差大臣亲自向皇帝奏请，赏以五品官候选。五品，相当于今天省一级的政府官员。从此，可见其贡献之大。这也是禹之谟第一次受到来自官方的表彰，之所以有如此杰出的表现，完全是禹之谟内心涌动的爱国热情使然。
甲午战争的失败，让禹之谟的精神倍受打击。满清政府的腐败行为，让他切齿痛恨，特别是慈禧太后不顾军队死活，大搞60庆典的丑恶行径，更是让他切齿痛恨，对满清政府彻底丧失信心。因此，禹之谟没有为爱到清廷的奖赏感丝毫的荣耀，反而决心辞掉翎顶。从此，不再做满清的奴隶，要“冲决牢笼”，“破网高飞”。以国民和自由人的身份投身到救亡图存的爱国行列中去，干些虽然微小但很实际的工作，克尽匹夫之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在他心中根深蒂固。
“天不生我湖南人，近代百年如黑夜。”
正是有了如禹之谟这样的一群湖南人，才改写了近代百年的中国史。“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这是对湖南人在近代中国百年中所起作用的恰当评价。
禹之谟为了表示不再做满清奴隶的决心，毅然把象征清朝官衔的孔雀毛翎子当作扫灰尘的扫帚使用。
此举不觉让人联想到居里人，她把诺贝尔奖的奖牌给小孩子当玩具使用。
也让人想到萨特。1964年，当瑞典文学院宣布他获得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时，他拒绝领取。因为他拒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
1958年，瑞典文学院决定授予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奖。瑞典文学院此举的政治意图非常明显，他们试图通过此举向苏联渗透西方的意识形态。不出意外，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的消息在苏联国内引起了强烈反抗，当时的《真理报》指出：“反动的资产阶级用诺贝尔奖金奖赏的不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也不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诬蔑者和苏联人民的诽谤者帕斯捷尔纳克。”正因为苏联国内舆论和政府的强烈反对，帕斯捷尔纳克最终不得不拒绝诺奖并进行了自我检查。
美国作家也拒绝过诺贝尔奖。
2016年，瑞典文学院宣布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美国摇滚、民谣艺术家鲍勃·迪伦，以表彰他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歌表达”。整个世界都惊了，这是一个纯粹的文学奖第一次授予一个民谣歌手。
但更令人吃惊的是，第二天，鲍勃·迪伦通过经纪人宣布拒绝领取：“我们美国人的音乐，不需要欧洲人指手画脚！”
这不得不使们思考目前正争论的面红耳赤的莫言获诺奖一事。莫言获诺奖到底是中国的耻辱还是光荣？莫言的系列作品丑化中国的程度，远远甚于《日内瓦医生》丑化苏联的程度。但我们很多人都在为莫言欢呼。这是不是鲁迅批判的全民愚昧的闹剧又一次隆重上演？有理智的中国人，要不要为这种全民愚昧痛心疾首？民族是否觉醒，是否有希望，就看她对某些事情的态度。
如果禹之谟为获得清廷的奖赏而沾沾自喜，那他还有可能成为一个先知先觉者吗？还可能成为一个辛亥革命的先驱吗？
今天的文艺家中，也有不少为了获得官方的奖励和文艺界的职位而投机钻营的，他们的丑恶嘴脸和无耻用心业界皆知。当然，我并不反对在文艺界任职，并不反对领取官方的文艺奖，但这一切的获得，都应顺乎民意，水到自然成。而不能投机取巧，到处钻营！
1896年1月，禹之谟因父亲病危，回到青树坪。当他回到家里时，父亲已经奄奄一息。父亲说不出话，向他伸出三个指头。禹之谟一向厌恶道士做道场，但他明白父亲的心意，父亲也知道儿子的脾气，想要儿子帮他做好最后一件事。禹之谟不说答应，但他把父亲的心事挑明：“爹，你是想要做三天道场吧！”他父亲听了，瞌然闭眼。但禹之谟还是没有给父亲做道场，只举行了家祭。
办完父亲的丧事后，禹之谟再一次来到南京，结交爱国之士，谈论国家大事和时事。每每远远眺望国家的壮美山河时，禹之谟常常忍不住流下泪水。这么美好的山河，怎能允许豺狼来侵犯？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几十年后，诗人艾青的诗句，贴切地表达了禹之谟此时的爱国情怀。
但禹之谟深深知道，爱国必需要强国、兴国，而强国、兴国是需要每一个匹夫付出实际行动的。当时，谈爱国的人很多，但实际行动的人却很少。空谈误国，这又是禹之谟所深恶而痛绝之的。他立志要像堂吉诃德一样，克尽一己之力，为国家强大克尽匹夫之责。他认为要振兴国家，只有靠实业。于是，他潜心研究矿学，并组织人马到长江下游一带勘探，筹备了资金，准备开发矿业。
但由于他筹备的资金被他的亲弟弟禹蔚亭花掉大部分，致使未能正式开工。为此，两兄弟闹翻，分了家产，直到1904年禹之谟在长沙办厂时，两兄弟才重新和好。
作者袁杰伟 编辑 李顺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