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番邦，四处两眼一抹黑......亲人啊故园啊，都在天涯尽头的“远方”，总想回去总是回不去。美国圣-彼得大学江岚博士作品《四十年，人远天涯近》，满满亲情故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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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篇）
那一天，家父陪着我坐上从桂林开往上海的列车，来送别的亲朋好友几十号人，挤满了我车窗前的站台。去美国，此后我的前路是他们无法帮扶、无从呵护的了。一个接一个，他们和我握手告别，只说今后万事要自己当心，都不敢说“再见”，因为根本不知道我这一去究竟几时能再见，甚至于，还能不能“再见”。
从当时正在扩建的虹桥机场起飞，我离开了我的骨肉家园。那时候的飞机要在阿拉斯加停留加油，才能飞过辽阔无比的太平洋，整个旅途要二十几个小时。到了番邦，四处两眼一抹黑，少不得见风使舵、逢桥落蓬，一切从头学起。学说话、学开车、学端盘子打工学自己做饭，等到遇见犹太裔的汉肯老太太，又跟着她学做生意——从国内进口羊绒毛衣。
刚开始真的不容易。从美国打电话回去费用很高，从国内打过来更贵，联系最重要的工具是传真机。传真机“唰唰唰”地打印，一叠叠纸，要联通的不仅是时差，更有许许多多原先根本不知道会成问题的细节障碍。比如我们交出去的毛衣设计图纸，国内厂家的设计师很负责任地说不能照此开工，认为衣长和袖长的比例是错的。要反反复复很多遍以后，工厂才终于明白，美国成衣的袖子就是特别长，和港澳、日本等其他亚洲地区的“外销”订制是不一样的。又比如单件毛衣包装的透明塑料袋，我们这头出具厚度和重量标准，还要标注“非玩具，请勿吞噬”一类词句的字体、字号，和国内的度量方式又对不上；还有指标，出口的每一件衣服都必须有指标，还要清关……真的有千头万绪，每一张订单都是一场煎熬。
为了出口创汇，国内的厂家非常坚韧，非常耐心，全力配合。样衣一次不行再做一次，染整、织造的工艺一再调整，为了赶船期全厂上下连夜加班——那种工作态度和效率，时常让汉肯老太太惊叹。在这个富商家庭出身的老太太从前的观念里，“中国”就是一大片偏远蛮荒的土地，她有责任有义务保护在此地举目无亲的我，不再回到那里去被冻饿而死。当她把柔软、轻薄，做工精良细致的羊绒毛衣成品拿到手上，惊叹之余，她也明白那片土地不仅并非她想象的那样荒凉，更充满了莺飞草长的活力，布满了无限商机。
于是，她决定送我回国。1995年春天，我从纽约直飞香港，再转往广州，参加第77届春季“广交会”。
过去，进出口贸易权由国家掌握，广交会上取得的订单统一分配给各省生产。到这一年，深化改革、加快开放的政策由南向北推进，金融、财税、投资、外汇、对外贸易等等重点领域的体制改革方兴未艾。“广交会”正式结束了专业总公司组团的历史，与外国人做生意的主角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逐步到了企业，中国外贸进入腾飞时代。“中国制造”的崛起创造了巨大财富，广交会场馆数天内人潮汹涌，川流不息，成交额以上百亿美元计。虽然还有不能正式参展的民营企业家守在大门口花钱买代表证，出价300-500人民币不等，但农民企业家邱继宝迫不及待地翻墙进入广交会找外商，被罚款罚站的故事已经成为永远的过去。被思想禁锢和计划经济压抑已久的活力和创造力一旦释放，一大批“邱继宝”从这个平台起步，民营企业直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汇成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洪流。与此同时，当全球的商家朝着低端廉价的“中国制造”纷至沓来，很多中国企业却已不再满足于世界低端产业链上加工车间的地位。这一届广交会一楼辟出了重点展区，两百多个展位，从纺织服装、电子仪器到自行车、摩托车，全是高附加值的国内名、优、新品牌商品。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后来声名鹊起的“鄂尔多斯”牌羊绒毛衣，从款式设计到编织工艺都可圈可点。——“中国制造”从此不再单纯依靠廉价抢滩，国际市场上的“中国智造”和“中国创造”崭露头角。那时的广交会堪称花城最盛大的节日。展馆门外，卖小吃的摊贩和倒卖摊位的“黄牛”吆喝声此起彼伏，大学生们排长队寻求当翻译的机会，星级大酒店也摆开了阵势卖盒饭。出租车司机嘴上抱怨：都怪你们这些人，每年广交会这几天都害我们缺水、停电、堵车！可脸上是喜悦的，生意好得做不过来，日子如芝麻开花，一节比一节高，怎么能不喜悦！广交会结束之后我重新去美国总领事馆办理签证，然后飞回桂林。哥哥手里提着板砖大小的“大哥大”，借了单位的车，叔叔姑姑、堂表弟妹们浩浩荡荡来接机。我这个人是稀罕的，老祖母老外婆拉着左看右看：胖些了，在美国没生病啊？姑父和叔叔舅舅们只一个劲儿地追问：今天要吃什么？我带回去的拉杆箱也是稀罕的，姐妹们翻开我的行李箱逐件检视：整片斜裁、两层交错的真丝连衣裙、方格毛呢的大斗篷、印花缀水晶珠的大围巾、香水和化妆品、项链和各种小饰品……被她们瓜分一空。还有更稀罕的事儿：当医生的婆母在这几天里确认我已怀有身孕。我是我祖父母、外祖父母的第一个第三代，我腹中的婴儿就是第一个第四代。这个消息可把家里炸开了锅了，每个人都兴奋得不得了，从上到下比过年还热闹。寥寥数日的相聚之后我再飞走，那天桂林下大雨。这一次送我，不在火车站的站台上了，改到机场的候机厅，还是乌鸦鸦几十号人。我在雨中走向飞机，哭得抬不起头，因为还是不知道下一次能回来是什么时候。
家父退休以后的某天，过去的老学生开车来接他，到附近县城新开发的游览区去参观。在那里遇到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据说精通易理。家父对这一类事情无可无不可，当下为了凑趣，报上了我的生辰八字。老人掐指一算，说：这是个丫头。她要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才能吃饱肚子。家父闻言大惊，急忙问：“她现在在美国，够不够远？”其实在异邦一步步摸着石头过河，我自己倒未觉得生活有多“苦”，除了不断堆积，有时候会突然变得十分尖锐，解不开的乡愁之外。为人母之后离开了汉肯老太太的贸易公司，我重返校园念书。签证、钱、时间……客观的羁绊多如牛毛，亲人啊故园啊，都在天涯尽头的“远方”，总想回去总是回不去。目光短浅又缺乏想象力如我，绝没有料到就在不远的将来，自己以及所有海外游子这种“却问归期未有期”的集体焦虑会被迅速消解。先是绝大部分国内的家人都有了电话，国际长途的电话费也着实便宜下来。联系方便了，千山万水间阻给人的感觉就没那么强悍。有一阵子国际机票特别贵，周围朋友们的父母申请旅美探亲的签证还是很难，可学校中国同学联谊会的活动却多了一项过去从未有过的活动：欢送毕业生学成归国。计算机专业、电机电信专业的预备硕士、博士们当中，“国内机会”和“美国就业”之间的比较成为每次聚会的热点话题。国内各地的“高新技术园区”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给拥有高学历、掌握了先进技术的学子们提供了广阔的自我实现空间。
“海归”们陆续回国大展身手之际，中国经济总量增长的速度之快令全球瞩目，也惠及每一位海外游子。世界对中国和中华文化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兴趣，“汉语热”全球蔓延，2004年，我接受圣∙彼得大学的教职，负责设立该校“古典与现代语言文学系”的汉语课程，开始进入高校教书。
2007年，我被威廉∙柏特森大学延聘，执掌联邦政府和新泽西州政府在该校联合建立的“关键语言研究中心”，受命设置并教授“执照汉语教师培养”项目的课程，为新泽西州公立中小学培养合格的汉语教师。
当年曼哈顿的街头上，我和上海籍的女服装设计师因被人误认是“日本人”而七情上面一类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在大学校园的课堂里，面对那些肤色各异的脸上求知若渴的眼睛，讲汉字结构，讲李白的唐诗鲁迅的小说；在百老汇的剧场、加州的葡萄园，讲“广州十三行”的联保旧例和清末徽商“汇通天下”的理想……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的静水流深，成为我在异邦安身立命的依靠。再也不用像老一辈移民那样，被人圈拘在城市的一角匍匐求生存，我和整整一代新移民，对于自己是中国人这一点，相当骄傲，相当快乐，相当有优越感。与此同时，作为地球表面最大的一片水体，太平洋水域依然浩瀚无垠，而回家的路却迅速缩短。一家接一家的航空公司开辟了中美之间直航的新航线，到香港、到北京、到上海、到广州……不过是十四、五个小时的飞行而已。从国际航班联往各地的航班数不胜数，又有了动车，又有了高铁，又有了高速公路四通八达。从前读诗读到“天涯若比邻”，只感慨王勃胸襟开阔，气度宏大，意境旷达。天涯就是天涯，迢遥就是迢遥，迢遥的天涯怎么可能“若比邻”？！可天涯真的就在比邻了。随着中国越来越充满信心地走向世界，随着中美之间文化、教育领域越来越深广、越来越频繁的交流互动，我因公回国的机会渐多。多到自己的笔下再也没有了化不开的乡愁，多到当年火车站台上、机场候机厅内浩浩荡荡的家人接送场面再也不会有。姐妹们利用长假期动不动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国内国外，游山逛水，见多识广，对我回国行囊逐渐失去了瓜分的兴趣。而回国之于我，也不再是单纯的探亲访友。陪新泽西州政府的商务代表团去上海，走遍江浙一带，因为他们考察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情况需要翻译；陪加州农业协会的代表团去广州，因为纳帕谷地的葡萄酒瞄准了中国市场需要咨询……“经济特区”已经逐渐模糊了严格的地域划分，到处都在发展，到处都可以发展，“自贸区”、“免税港”为外来投资提供越来越高效、便捷的贸易环境。带着孩子们回桂林、回南宁自然不在话下，这两个城市之间的高铁往来只要4个多小时而已。甚至连带她们回到闽西山区已经成为“世界物质文化遗产”的永定土楼，也易如反掌，因为再也不用辗转换车，长途颠簸了，二级公路已经通到了我家祖屋的小溪边。还有，带着我的学生们逛故宫、爬长城、访秦俑、登黄山、下扬州……行程紧，我们就用宽敞、整洁的高铁车厢做课堂；没有无线网络，移动数据也一样可以分享课件，完成教学任务：一千九百多年前，蔡伦完善造纸术；古琴音乐有三千年历史；中国水墨画讲究以形传神……点点滴滴，最终铺垫成他们当中一个接一个，到中国的大学留学深造，专攻中国历史的决心……
“21世纪始于中国的1978年”，英国知名学者马丁·雅克多年前的判断，如今是当今世界的普遍共识。而我脚下自己生命的旅途，也始于中国的1978年。40年来无数大事件波澜壮阔的演绎，成就了几亿中国人个人生活轨迹的由近及远、脱贫致富，成就了中国作为一个体量庞大的经济体的世界影响力。当所有“远方”的时空概念因此而被压缩，当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用中英双语总结出“中国赢了”的赞叹，炎黄子孙不论身在何处，都将juji在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之下，总结经验，砥砺前行，以更加开放、更加自信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正在形成的多元经济文化格局当中去。
江岚 教育技术学硕士，中国古典文学博士。加拿大籍，现执教于美国圣-彼得大学。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域外英译研究、海外华人文学创作与研究。学术专著《唐诗西传史论：以唐诗在英美的传播为中心》中文简体字版于2009年第一次出版，先后获得学术界好评。英文版被收入“中华学术经典文库”，于2018年在美国纽约出版。江岚博士业余创作，已发表文学作品逾两百万字，出版有长篇小说《合欢牡丹》、短篇小说集《故事中的女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