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几乎所有的地名都是“远方”。从桂林到广东，“我在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拿到旅美签证，旋即飞向更远更远，远到地球另一端的远方”。美国圣-彼得大学江岚博士作品《四十年，人远天涯近》，满满亲情故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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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先，“出远门”这个词，并不在我的常用词汇表当中。生活的车轮日复一日旋转，缓慢而规则。轮子上的纹理是固定的，碾压过的地标很少很简单。祖父母家、学校和外祖父母家，都在小小的桂林城中，公共汽车顶多两站路的范围之内。此外，所有的地名都是“远方”。比如广播里听到的“自治区首府南宁”、比如祖父提起的“永定老家”和“你爸爸上大学的广州”……一个比一个远。只能停留在故事的某一段情节里或地图的某一点上，任凭想象，无法抵达。小姑有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我有了一个崭新的，白底起大红牡丹花的搪瓷脸盆；祖父做了一套崭新的中山装……日子似乎不再像过去那样捉襟见肘，祖父母手中可以花的钱除了人民币之外，还多了一种东西叫做“侨汇券”；一直被下放在偏远山区的父母即将调回附近的县城；小叔和小姑先后去参加什么培训，准备换工作……1978年，新鲜的元素从四面八方加入，却不是那种摸不着头绪的一团乱麻，而是冰河解封，万物复苏的逐渐蓬勃，希望的田野上一派生机盎然。“出远门”也随之变成实实在在的事。首先是祖父返回“永定老家”省亲。老家在闽西山区，祖父说过很多很多次。要回去的话，得从桂林坐火车先到江西的鹰潭，然后转车到福建龙岩，再坐长途汽车到永定县城，然后走几十里山路回乡下。整个旅程要两天？三天？我没有很清晰的概念，只记得祖父此行一去月余。他回来之后，家里连续好几年有过要送我回永定的提议，总因这一段旅途太长太复杂而一再搁浅。
不过，虽然不能回老家，没多久我自己也“出远门”了。因为在市里的朗诵比赛中获了奖，我被送往“自治区首府”南宁参加决赛。在当时的“南站”上火车，同行的都是不同年龄组的参赛者，我年纪最小。除了带队老师以外，大家都是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去南宁。汽笛一拉响，蒸汽机车冒着呼呼白烟，敲打着“咣当咣当咣当”的节奏，四百多公里跑十一个小时。无边田野无数峰峦房屋向后掠去，总有些新奇被我们叽叽喳喳地发现；将座位旁边的窗户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尖叫着穿过一个又一个隧道，一路上兴奋得不得了。印象最深的是还是吃。乘务员推过来的小车上，一个个叠加的铝饭盒散发着相当诱人的香味——家里的饭菜都没这么香！大家说。可谁也没买，因为还是觉得贵。那时候我们没有在外面买饭的习惯，连带队老师也自备饭盒。我们用的铝饭盒比列车上的大，每人都带着满满一大盒，打开来大家分着吃，感觉简直像过年。到1982年，家父因落实政策调往广西大学任教，我随父母前往，离开了祖父母，离开了桂林。此后数年每到寒暑假期，我必定在南宁-桂林之间的火车上往返。这穿山越岭的四百多公里铁道线，我无论朝着哪头跑都是“回家”，都算不得“出远门”。车次多了，回家的火车从普快换成了特快，行程从十一个小时缩短到九个多小时。车站里人越来越多，尤其是开学或放假那几天，一开始检票就必须赶紧往站台上跑，否则根本上不去。硬座车厢里越来越挤，人们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从旅行袋到编织袋，将行李架塞得满满当当。到后来座位底下、行李架上、过道里、厕所里，一层一层地都是东西，都是人。小桌边靠窗的位置固然是首选，可一旦坐下，不见得能出来。我从那个时候起锻炼出忍渴耐饥的一流功夫，整整一个旅途不吃不喝，只为了不要去上厕所。沿线停靠大站的站台上，兜售的东西和兜售东西的人也越来越多，起先还能下车去买，后来根本下不去。车一进站台，还得赶紧关好车窗，只怕有人背着行李从窗户外面爬将上来。推小车的、打扫卫生的乘务员在车厢过道里的挪动越来越困难，后来终于不再出现。而人们自带的食物五花八门，面包、火腿肠、烧鸡加啤酒和各种水果，还有方便面！和普通的面条相比，当时的方便面可是奢侈品。只要车厢里有一个人泡开了方便面，所有的人肚子都饿了，开始坐立不安，蠢蠢欲动。列车“咣当咣当咣当”的行进，一摇一晃的节奏不再新奇。窗外猛扑进来的热浪一阵一阵，搅合着车厢里人的汗味、烟味、厕所味、方便面和各种食物的气味，统统混在一起，构成了绿皮火车上黏黏糊糊，令人昏昏欲睡的特殊气味。
我一直相信，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遇见。一个人要在茫茫人海中遇见另外某个人，抵达另外某个地方，一定都有一些未可知却必然存在的因缘。当“南宁”已经不再是“远方”，命运借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将我推送到童年遥不可及的，家父曾经的就学之地，广州。八十年代中期的高中校园，悄然兴起了学生社团。我们的“白鸽文学社”在广西的评选中胜出，我因此被选送去参加“中南五省中学生文学夏令营”，营地在广东惠州。于是，1986年盛夏，我跟着带队老师和桂南各县市的几位学生代表一起，从南宁到了桂林。在桂林与桂北地区的一组老师同学会合，一行十一人坐火车去广州，然后再转往惠州。那真是中国人民全线起跑的时代。改革开放凝聚起最广大的共识，激发出亿万人的活力，繁花渐欲迷人眼，新生事物不断涌现，不断扩展我们的词汇量。“夏令营”这个词已经够时髦，通往“夏令营”的这一趟“旅游客运特别快车”也时髦。桂林是全国最早开放境外旅游的两个城市之一，这趟每天一班对开的专列，中途只停靠衡阳和郴州两个大站，为桂林这个西南小城运送着成千成万的港澳游客。这趟专列不出售站票，当时虽然还没有空调，车厢里的舒适度和乘坐普通列车已不能同日而语。推小车的乘务员过来了，边走边喊“香烟、瓜子、可口可乐！”可口可乐，这种和咳嗽糖浆没太大差别的汽水，当时可是稀罕饮料。可口可乐公司作为改革开放之后进入中国的第一家欧美企业，在北京、上海、广州分设工厂生产出的这种碳酸饮料，很长一段时间里只准卖给外国人，不准卖给中国人，普通市场上是见不到的。桂林的大酒店里有，一瓶售价十几元人民币，而家父当时一个大学讲师的月薪才七十多元人民币。火车上卖6元人民币一瓶，有同学买来试，喝得一脸苦瓜相。我没买，倒不是嫌贵，而是此前已经试过，并不喜欢。我直到现在也不喝任何一种用机器加工过的饮料，只喝茶。所以记得那天的火车上，南宁带队老师用的那个茶杯。那是一个广口的玻璃杯。杯身套着手工编织的银绿色胶线套子，比一般的杯子高，且厚，到中间收窄一点，恰好方便用手握住。这种不怕开水烫的玻璃杯其实不是茶杯，而是刚刚进入大陆市场的“雀巢”速溶咖啡的外包装瓶。通常是一对，与咖啡相配的那种蛋壳色粉末叫做“咖啡伴侣”。
到这一年的年底，1986年10月，英国女王首次访华。英国BBC广播公司为此拍了一部纪录片。可口可乐公司斥资20万美元，赞助中央电视台买下这部纪录片的汉语版权，条件是在片子播放前后插入“可口可乐”的广告。 1988年，“雀巢”公司进入东莞设厂。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思想一旦解放，封闭国门随之打开。“可口可乐”、“咖啡”、和“咖啡伴侣”，外来的这些新名词携带着异域的生活方式，异构的文化意象，从此走入中国的千家万户。夏令营的半个月里，在开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我们见识到的新事物、学到时髦词汇还不止这些。广州市区内，刚开业不久的“东方乐园”是改革开放后国内第一个大型现代“游乐园”，同时也是“国际游乐场协会”的第一个中国会员。乐园里有“摩天轮”、“过山车”、“太空漫游”等等一系列让当时很多胆敢去尝试的人吓得尿裤子的娱乐项目。还有“高第街”，后来遍布全国各地的“步行街”之鼻祖，整整一条街的各种服装鞋帽、日用杂货，品种丰富到令我们瞠目结舌。在深圳，我们进入改革开放后中国创建第一个“旅游渡假村”，广有五湖、四海的“西丽湖渡假村”。全国“第一长廊”总长千余米，蜿蜒于青山绿水之间，链接起亭台楼阁的雕梁画栋，点染千顷碧波照影，万树繁花争艳，挑战我们对于“风景区”粗浅的认知。在蛇口码头，我们登上了九层高的“明华轮”，由dengxiaoping同志亲笔题名，集酒店、娱乐为一体的中国第一座综合性海上旅游中心“海上世界”。“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历史的宣示正以燎原之势燃遍全国，这一艘首次为全国人民打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标语的大船上，凭栏放眼，望出去的世界那么大，手边触摸到的一切都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到1993年夏天，当我在遥远的太平洋彼岸的电视频幕上，看到第七届全运会的圣火在“海上世界”引燃，还记得当时这艘大船上喝到第一杯“生果鲜榨”葡萄汁那种深紫色的，无法形容的新鲜甜香。
此行之后又过了数年，九十年代的第一个早春，广州成为我生平第一次坐飞机的目的地。还是从桂林出发，里程比坐火车缩短了一半，一个多小时就抵达。此时开始出现“婚纱”和“旅游鞋”的高第街已不再稀奇，新兴的步行街不仅多，且开始趋向商品的高质量、分品类相对集中。市区里通行着双层大巴士，老友们腰间别着久不久骚动一下的“BB机”，我们和珠江边上通宵达旦的“夜市”上吃炒螺、喝啤酒，不醉不归。第二次广州之行，是我生命轨道上最为关键的分岔点。时代的变革，终于将我推入出国留学、异域寻梦的大潮。我在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拿到旅美签证，旋即飞向更远更远，远到地球另一端的“远方”。江岚 教育技术学硕士，中国古典文学博士。加拿大籍，现执教于美国圣-彼得大学。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域外英译研究、海外华人文学创作与研究。学术专著《唐诗西传史论：以唐诗在英美的传播为中心》中文简体字版于2009年第一次出版，先后获得学术界好评。英文版被收入“中华学术经典文库”，于2018年在美国纽约出版。江岚博士业余创作，已发表文学作品逾两百万字，出版有长篇小说《合欢牡丹》、短篇小说集《故事中的女人》等。
编辑 李顺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