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有不有奇妙的缘分？我相信有。2015年，我在市政府任副秘书长，协管教科文工作，接待江西省文史馆调研组时，其中有位老先生向我打听万骊（字癡山）的后人现况。因我平时留意民国时期衡阳人物，对万骊略知一二，但不晓详情。2019年，我在衡阳西湖公园西门旧书市场，意外淘到一册台湾出版的《万癡山先生传》，封底有署名李长丰的手书题诗。顿时眼前一亮，收入囊中。
今年春节期间，有闲翻阅《衡阳文史资料》，有多篇旧文提到万骊。尤其是原衡阳中统负责人张 蔚所写的《中统在衡阳的罪恶历史》，对万骊多有介绍。
张蔚从1942年到1947年这六年中担任中统衡阳区区主任，是个老牌特务。他写了篇回忆录，全景式介绍了衡阳的特务组织。他就回忆所及，记实如下：
一、中统特务窜进衡阳前后
CC为了加强各省的特务组织力量，1932年成立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特务室（后改为调查室，1945年扩大为调查统计处）。省特务室就向各县发展特务组织。衡阳县党务指导委员万骊被指派兼任衡阳县肃反专员。
万骊是衡阳县甲派的头头，发展了钟少航、曾又荃、欧炳堃、曾宪政、包毅、冯钧等第一批中统特务。万骊又是衡阳中统特务的头头。肃反专员改为调查员，省派钟少航担任，后来派包毅担任。1945年日本投降后，衡阳县市分开，市区扩大，市调查员派周石安担任，县调查员派张席珍担任，进一步掌握了县、市的党务、文教、工商、社团各方面的工作。
万骊创办了含章中学，曾又荃创办达济小学、欧炳堃掌握船山中学，曾宪政掌握成章中学，包毅把持了市总工会，凌均福把持了教育会，汤慕莲把持了妇女会，欧炳堃还把持了市商会，包毅还把持了难童教养院，曾焜把持了救济院。难民码头在冯钧手中，北门码头在李连手中，粤汉码头在姚宗汉手中，奠定了发展中统特务的基础。迷雾污染了全县市的各个角落。
发展特务组织的手法，是千方百计地进行欺骗利诱，以封官许愿来勾引上中层知识分子，大讲陈立夫的唯生论和效忠蒋总裁复兴中华民族的大学中庸之道，对一般的人，说成加入中统就是为三民主义而工作，参加了组织，就有依靠，就有个人保障，就有力量。对社会下层分子，说法又不同了，讲江湖义气，当自己人，称兄道弟的热呼呼地说：有福共享，有祸同当。尽是骗人的那一套鬼话。
发展的手续，有的就给填一份登记表，这叫通讯员特务；有的人还要举手宣誓，这叫社会密查员特务；对原来跟甲派跑的人，则有选择地吸收，但对没有填表的人，仍然加以利用，表面上称他是中统特务，在内部是当作摇旗呐减的外围分子；对社会下层的小头头，有个别人填表，多数人“交朋友”，目的是利用，使他们手下的喽罗们好听指挥。
这些作法，在中统特务俗语中，称之为“外围关系”，或者名为“外围的外围”，使不少的人着迷上当，抛弃自己的专业，专搞汇报活动；这人行动可疑，那人思想有问题，搞小动作，制造假象，争当积极分子；有的还搞敲诈勒索和充当行凶的dashou。尤其可笑的，这些人老是在众人面前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说：“老子是特务”。
在那特务满街走的黑暗社会里，歪风邪气是非常盛行的。中统局派来的湘、粤、桂三省总督导徐子政，经常住在衡阳市，他对外的职务是战时社会事业人才调剂协会衡阳办事处主任。我就是这个办事处的秘书兼代主任，负责处理日常工作，直到1943年9月，重庆总会才撤销这个机构。1944年中统局又派徐子政和由军统局派出的辛慰慈，以全国经济检查团的名义到衡阳市，兴师动众的检查和查封衡阳市各银行及其仓库。
查出极少的有货有帐，但大部分是有帐无货，有货无帐，和货多帐少帐多贷少等情况，全是银行与奸商勾结合伙走私，或者是银行与银行之间内部联合走私的骇人听闻的一宗营私舞弊的大贪污案件，就是指使军统特务一部分，中统特务一部分，这两支下层队伍擂鼓助威虚张声势抄家抄查出来的，并把各银行的仓库查封了。各银行经理们惊徨万状，赶忙在乐群酒家大摆筵席十多桌，打开后门，私下成交，各捞一把，不了了之。
参加中统特务组织，按规定是必须有几个过程：第一步为发现对象，又名物色对象；第二步为考核对象，分为直接考核与间接考核，第三步为批准对象，填表上报；第四步为完成对象，指定联系时间、地点与接头人见面，这一过程，是强调重质重量的。发展通讯员为一般，发展社会密查员条件较严，发展特工（即调查员）更严，限制各县填调查员登记表一至三人或三至五人，衡阳县市的调查员共约二十人（之内)。1939年中统局在全国各县市又加上一个中国国民党党员调查网登记表（简称党网)，印有蒋介石亲笔写的训词和中央党部编的中国国民党党员调查手册，参加者每人各一份。名为党wangte务，其实是CC搞的。
当初还装模作样，王八敬神、拉来的人，一要优秀党员；二要宣誓效忠总裁，严守秘密。因此发展不快，人数不多，距离CC的要求太远，徐恩曾受到陈立夫的批评，才慌了手脚，乃打破常规急于求成，于1940年虽取消交相片，取消宣誓，仍然停滞不前。1941年只好到处拉人，先是一个人一个人填表贴照片参加嫌慢了，又照片改指模片也嫌慢了，长沙又改为集体参加也嫌慢了，后来我改用党员名册代替党网名册，我在郴县、衡阳就是这祥完成任务的。县市党部有多少党员，中统的党wangte务就有多少，中统局的表扬也来了。
但日子越长，就越乱套。凡是党员犯了罪，就是党wangte务犯了罪，军统利用这一事故，乘机进攻，弄得中统局丑态百出，声名狼藉，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
这个党网的产生，是CC针对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和恶性发展的对抗。由于三青团被复兴社抓过去，又成了军统的外围，CC势力在蒋介石面前失去平衡，党团摩擦，变成中统与军统之间的突出矛盾，尤其在衡阳县市党团双方的勾心斗角，在全省算是首屈一指。蒋介石在大声疾呼：“我是国民党总裁，我是三青团团长，党要扶助团的发展，团要接受党的领导，右手不打左手，左手不打右手”，双方仍然在生死搏斗。
蒋介石又派来何浩若，奔走于耒阳（当时有党部，省政府已由沅陵迁到耒阳)、衡阳等地召开大会小会，何浩若讲抗战建国、讲安内、讲精诚团结、要顾大局、停止武打等等，我一面在场听报告，一面念出“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诗句，哀莫大于心死，有谁听得进去呢？何浩若调解无效，终于溜之大吉。
1947年，蒋介石只好强迫命令：党团合并，取消三青团。三青团中央委员一律改为国民党中央委员，省的三青团委员，合并为国民党省党部委员。衡阳三青团的干事长邹仲刚，成为衡阳市党部委员。从此党网也宣告结束。
三个外围组织的本质
中统特务组织，是采用公开名义成立各种外围组织，以欺骗、阴险，狡诈的骗子手段，达到在党与团之间，中统与军统之间的权力之争扩大势力，现分别略述如下：
衡阳工人运动讲习会同学通讯处
这是1946年七月，国民党衡阳市党部奉湖南省党部之令，开办衡阳工人运动讲习会，形式上是堂哉皇哉，以训练县市各民众团体干部为核心，抽调工会和各同业公会理事或监事一至二人，和选出优秀成员一至二人参加讲习会。
首要的条件：要国民党员，不要三青团员。以曾宪政为主任，钟少航为副主任，包毅，万骅、肖铁石三人为指导员。
会址设在衡阳市达济小学校内，训练十五天，课程五个项目：三民主义、总裁言论、工人运动的组织与训练、调查须知、精神讲话。其目的就在于灌输法西斯毒素，使之特务化，做中统的驯服工具。我担任讲“调查须知”，分为理论方面、技术方面以及情报的真实性，和如何做党派调查，如何做民意调查等等，还在同学录上题“双手万能”四字，就是拉拢他们，向中统一边倒。
为了使之成为衡阳中统县市的外围组织，扩大情报来源，结业之后，经三个指导员的研究，在参加讲习会会员中指派刘伍畴、段代堃、姚宗汉，王继尧、黄千箱五人筹备组织同学会、印制同学录，成立通迅处。招牌挂在仙姬巷新华饭店门口，名义上为同学联络感情，团结互助，实质上就是为了发展特务，加强情报的搜集，成为衡阳市中统调查室的外围组织。
衡阳五圣山洪帮帮会
这是衡阳区奉中统局的电令组织起来的。1946年12月开始筹备，1947年5月成立，直属于区的外围组织。
由于衡阳先有甲派乙派的对立，演变到甲派代表国民党，乙派代表三青团，最后发展到甲派是中统的社会基础，乙派是复兴社、军统的社会基础，双方的界限划得最明显，互相仇视很深，在各县是如此，在衡阳县市更是如此。
从日本投降后，名义上是国民党与三青团争权夺利的继续，发生武斗几平是无时无之，无地无之，实际上就是军统向中统进攻的对立斗争。军统在衡阳全县四十八个乡政府占有四十四个乡长，中统仅占有四个乡长，政治力量失去平衡，中统特务处于挨打失败的困境。
在衡阳市的八个区，中统特务担任区长的，仅有一区曾又荃、六区包毅、八区周石安三人，不到半年，特别是军统组织的保华山洪帮，以衡阳市北门外和江东岸一带为基地，横行霸道，行凶打人，宪兵警察又倒向军统一边，如虎添翼，一掌遮天，国民党员被weigong，被捆打，中统特务被搜身劫抢调查证，被喂狗屎吃，到了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地步，中统衡阳区才召开了一个秘密的紧急会议，决定派市党部书记长曾宪政亲去南京，上控求救，会见了CC头子陈立夫，指示“控制帮会，组织帮会，以打对打，礼尚往来”。
我为了执行这一任务，是费了力气的。外来的青洪帮头头路过衡阳的林虎、张子廉、汪志豪、方本立等，我是予以尽情招待（林虎还为我写了条幅）。对居住在衡阳的毛云（浙江人，衡阳难民厂厂长，五圣山堂主之一)。张树森（天岸人，青帮头子)；张建武（安微人，陈明仁司令部高参，既是青帮，又是洪帮)等也是有求必应。
对衡阳有名的洪帮大哥张葆初去世，特发起捐募救助金数百元，送给张葆初家属作养老费，又以国民党部名义聘请张建武、陈云山、万里浪为衡阳市社会运动指导员的荣誉职称，并介绍张建武会见市长仇硕夫和推荐陈云山为中国劳工协进社衡阳分社理事。
恰于这时，桂林市五圣山主蒋铁民夫妇路过衡阳，认为机不可失，挽留住在珠江酒楼。我立即开区干部会议，研究办法，一致主张组织自己的帮会五圣山，先送白米七十石，作为蒋铁民的见面礼。我们还约好曹润生、程世琦、陈云山、郑华、雷震等十余人，在国际贸易行同蒋铁民举行结拜兄弟的仪式，向供奉关公的牌位前叩头三个，向蒋铁民行拐子礼，并照相留念。实际上是组织衡阳五圣山帮会走的第一步和吹捧蒋铁民起催生婆的作用。
蒋铁民满口讲仁义，表示愿效兄弟之劳。衡阳区干会又送光洋二百元作路费和应酬费，并请兼任衡阳五圣山山主，蒋也推我担任名誉山主。他到上海会见了五圣山总堂主向松坡，批准我们成立衡阳五圣山。决定四大盟兄是：恩兄向松坡，承兄蒋铁民，保兄是我，荐兄临时决定，谁引荐来就填谁。并领回了智松堂的旗号印信。
我指定包毅、冯钧、郭威、姚宗汉、周石安五人负全部责任。衡阳五圣山就在1947年5月正式成立，分为十个地点开香堂收兄弟。并规定所收的山规费，除开支外，全数赠交蒋铁民山主，不许任何人私占私分私用。前来入门的，不分男女老少，不分职业大小，来者不拒。根据各人的具体情况给封部位，洪帮共分十排，二排空着信禁忌，四七排封女性加入者，八、九、十排都属于幺满排。
为了解决小兄弟的生活困难，由程世琪在中山南路开设智诚公司，姚宗汉在粤汉码头开设力行水陆运输行和陈云山开设的国际贸易行，对外是公开做生意，对内就当作衡阳五圣山的粮台。
帮会人的特点，装腔作势，自吹自擂，冒充江湖义士。仅三个月时间，共收洪帮兄弟五百人以上。衡阳市选举市参议员，杨晓麓、欧炳堃、曹润生等被选出来，五圣山兄弟保护选场，参加选票，防止破坏活动，是出了力的，衡阳市部分商人利用安飞运输行经理余庚礼等用金钱、jinu:玲玲、花天酒地的贿赂江东岸火车站站长李××以白米冒充其他商品走私广东，也是五圣山兄弟侦破，通过衡阳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申汝翼亲自依法逮捕有关人犯的；有人利用刘正盛煽动带头率领湖北民船攻打粤汉码头，是五圣山大哥陈云山出面解决的。
还有一次，保华山兄弟在沿江西路集结数百人，喊声震地，来势汹汹，眼见一场武斗，难以避免，又是五圣山兄弟出面喊着好手不打自己人，像压顶的乌云被一阵风吹散一样各自分散了。
中国劳工协进社衡阳分社
早在1943年，中统局局长徐恩曾兼交通部政务次长时，两次到衡阳都分别召见谈了话，并主动说要提升我到重庆任职。在座的是我和衡阳难民工厂厂长，又是局长的同学同乡，后来是五圣山总会仁文堂堂主的毛云，也一再推荐我。解放后，毛云住在上海，没有去台湾。
徐恩曾的野心很大，在全国铁路线上组织中国劳工协进社，一面承认国民党本身已面临腐朽无能的晚期，一面又自我陶醉地说：“这个社发展到相当程度，就改名为“中国工人党”。他自吹自擂是代表工人的利益，取代国民党，也取代gongchandang。它由铁路线发展到地面，即由线到面在全国各地成立分社。徐子政在衡阳就宣传徐恩曾是工人领袖，原来地方上的民众团体，工会组织等，都要派专人去发展社员。
1946年1月，曾任粤汉铁路管理局国民党特别党部书记长和粤汉铁路管理局职工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徐锡巽（湖北人)，在一次人数不多的秘密谈话中说：“徐老板将来组织政党，分社有发展前途，不到公开组党之时，人人严守秘密。我们在衡阳恢复分社活动，发展组织，但对内作为中统局在衡阳的外围组织。这两个秘密，对参加了的社员和被选出的一部分理监事，也不公开，守口如瓶。”
衡阳分社决定发展组织的总负责人，是粤汉铁路管理局职工教育委员会主任干事李秀蜂，分为三个地区，粤汉铁路由李秀峰兼。发展湘桂铁路职工是罗宗度，属于衡阳地面由我负责。我指定姚宗汉、刘五畴，、陈云山、黄千箱、王继尧五人成立一个办公室，由他们分途拉人填中国劳工协进社社员登记表，直接送李秀峰收。
发展新社员到一个月后，人数达三百多人，并不包话第一届的老社员在内，就决定在学前街衡阳市民众教育馆礼堂开第二届选举成立大会。选出理监事十八人，有理事徐锡巽、李秀峰、王福阶、张蔚、董全义、董萌、曹建白、陈云山、姚宗汉，有监事钟少航、曾宪政、曹润生、孔庆治，邹仲刚、刘五之、刘五畴、张凤三、罗宗度等。
特务汉奸合流
日本侵占衡阳达一年多，在沦陷期间，市县各地都有维持会和便衣队的汉奸组织，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衡阳光复后，国民党中央为了扩大衡阳市的范围，特派中央委员周异斌（湖南宁乡人）任衡阳市市长。同时湖南省高等法院为了办理各地的敌伪汉奸案件，在衡阳市成立湖南省高等法院第五分院。衡阳市政府也奉命成立市（县）敌伪汉奸罪行调查委员会，我被邀请担任为委员之一，派人四面八方进行调查，编写《衡阳县市敌伪汉奸罪行录》，并附大小汉奸名册各一份，分别上报到省。
衡阳高五院首席检察官根据各方面调查检举的有关材料，对敌伪汉奸分子一一发出传票，全县市震动了，大快人心。这大批出卖民族、羞辱祖国、为虎作伥、杀人、强奸、夺产、劫财、作恶多端的败类，应依法受到惩罚，是无疑义的。但国民党腐朽无能，有的在发劫收财，有的在包庇犯罪，有的在接受贿赂，有的在分赃、敲诈勒索。凡属日伪开办的工厂和商店，统被没收，谁抢到手的，归谁私有。
CC分子衡阳中华时报社社长李运鹏，利用他与周异斌是南京政治大学的同学关系，强占了日本人在雁峰寺下面的一个印刷厂，军统特务更不用说了，成了暴发户。当高五分院宣布审判日期时，军统衡阳站公开的包庇了一批。中统衡阳区指使中统特务曾宪政以衡阳市党部书记长的名义兼任高五分院书记官长的特权进行，暗中包庇。衡阳警备副司令黄汉英要追捕的汉奸，我说是中统派去的要包庇，当我要调查的汉奸，他说是军统派去的，他要包庇，最后互相勾结，心照不宣的河水不犯井水，井水不犯河水。乌烟瘴气笼罩在暗无天日的衡阳上空。
高五分院对大小汉奸几百人中，有军统证明文件占大多数，有中统的证明文件为数也不少，统统在这两统保护伞下，一一不予起诉处分。余下来的，尽是一些小萝卜头了。民意调查表明：人民说对了，沦陷时期特务变汉奸；光复后，汉奸又是特务，有道是：白狗吃肉，黑狗当灾。凄凄惨惨地结束了这一场恶作丑剧。
二、 衡阳中统特务fangong反人民的罪证
中统特务组织，在性质上就是fangong反人民，执行蒋介石的宁愿错杀一千不愿放走一人的惨酷政策。具体的行动，就是一面搞密捕、密讯、密决，一面收买叛徒与建立特种工作人员相结合，来达到扩大破案，制造白色恐怖的罪恶目的。
中统衡阳区成立于1938年，派来第一个罪魁祸首是李中英，以后就是曾又荃，李济坤，1942年到1947年就是我，1948年是王含芳，1949年是丁楚平送的终。衡阳中统特务组织，就此灭亡。
成立防奸小组
中统衡阳区在1938年到1939年这两年，一面继续发展特务，先吸收湖南的甲派分子和文教界知识分子，然后把党政界、经济界、工商业界、民众团体中的所谓优秀者拉过来，分别填通迅员登记表、社会密查员登记表。1940年就大量发展填中国国民党党员调查网登记表（简称党网），执行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湖南省政府的联合指示关于防共fangong政策，密令各个机关、学校、团体成立防奸小组，指定各个主管负责人挑选本单位的五人到七人成立一个小组，加以领导。
嗾使担任小组成员对本单位或其他部门进行侦查所谓“对本单位或其他部门进行侦查所谓“嫌疑分子”、“危险分子”、“活动分子”。以后统以“何树分子”取代gongchandang人的化名。小组长要随时反映情况，进行秘密登记列入黑名单。后来由于抗成节节失利，目本侵略军遥近湖南长沙，下令疏散。这个防奸小组就此夭折了。但中统特务组织是不甘心失败的。湖南省政府一迁沅陵、二迁耒阳、三迁兰山；湖南党部也分为湘东视导团、湘西视导团、湘南视导团。
中统力图死灰复然，又联合提出成时防止gongchandang活动的计划，分为区与区联防、县与县联防、沦陷前与沦陷后的联防，还提出政治联防与军事联防的办法等等。为了这，以省党部、省政府所在地为中心，建立潜伏交通网，和在洞庭湖周围各县派出机动电台。史策（南县人)负责建立全省交通网，祝祺（衡阳人）负责率领机动电台。后来，日本人打来了，都成了纸上谈兵。
对文化人的残酷镇压
1940年衡阳发生的开明日报社案件，是叛徒孙长植率领李中英、曾又荃等便衣特务，深夜包围报社，密捕了骆洛民十多人，都关在市郊的碉堡里，进行残酷的刑讯，有的还密押到耒阳，送湖南省政府情报股（股长彭利人，中统特务）讯办，下落不明。我到了衡阳，仅仅听到开明日报社是刘岳厚办的。因此，刘岳厚被CC停止国民党的党籍和撒除一切职务。
在衡阳担任图书杂志的审查工作，是中统特务仇兴负责，在他的办公房里，我每次去看到的，是新发行的图书杂志有进步性的书刊。
作者收藏的1949年出版物
在批语上，有批上“言论反动”，有批上“反动宣传”、“宣传赤化”、“言论过激”等等，列表上报。湖南省杂志审查处印出“查禁反动书刊一览表”，注明书刊名称、著作人姓名、主要内容、发行书局地址等等。一方面密送邮电检查所查扣；一方面利用同行中的潜伏特务进行侦查，甚至搞查封和逮捕。
进步的作家写作没有自由，开书店没有自由，读者也没有自由。CC在衡阳开的正中书局，经理杨志恩，打着同行招牌，在同行中活动。我在衡阳时，向我反映过情况。他与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是联襟关系，也经常向朱经农汇报。在长沙发生过新知书店店员被捕，零陵新华书店被查封，充分说明衡阳中统特务的罪恶活动是无孔不入的。
执行三密政策的特种会报会议
衡阳的特种会报会议，从1939年到1944年的名称，叫衡阳党政军联合会议。1946年的湖南省政府成立会报处，还在湖南省干部训练团开办会报班；又搞了一个湖南省政府会报处感化室，实际上就是一个埋活人、昏天地黑、鬼哭人嚎的地狱，对内叫看守所。省会报处是中统韩中石兼任处长，会报班是军统王强毅担任主任，看守所的所长是军统特务姓李的。所谓看守所的法官，就是中统派的叛徒孙长植。这个会报处的特务，是分赃式的中统特务占一半，军统特务占一半。
衡阳的会报会议有三个：一个是衡阳市政府召开的特种会报会议；二个是衡阳县县政府召开的特种会报会议；三个是衡阳驻军伪陆军二十军军部召开的特种会报会议。这三个特种会报会议，市的我每次去参加，县的我去参加过一次，军部的去参加两次。
这些会报会议，每半月举行一次，会议内容：大致为报告文件、交换情报、讨论研究、决议事项、临时动议等。往日市长赵君迈（衡山人，原湖南督军赵恒惕的弟弟）每次召开特种会报会议，通知参加的单位很多，连湘桂铁路党部、粤汉铁路党部也被邀请参加，像召开扩大会议一样，麇集一堂，一哄而散。后来规定了什么人才通知参加；又规定到会的人在会议薄上要写各人花名，不写真姓名，表示严守秘密。
以上三个会议的机构与性质，毫无疑义，都是镇压人民的fangeming机器。
会报会议没有专任秘书，是省政府会报处经过省干训团会报班训练后派来的。派来衡阳市政府任秘书的王谧（长沙人）是中统特务；派来衡阳县政府任秘书的，也是中统特务，姓名忘记了。廿军军部就没有由省会报处派会报秘书。有的县也分派军统特务担任会报秘书。
衡阳市政府的特种会报会议，造成从未发生的大流血canan，密决了五个和尚。
出现这一冤案是这样的：1947年6月，市警察局局长彭逸华，根据侦查队侦缉人员的跟踪，发现来自北方的五个和尚，在市区内以化缘为名，窜街走巷，在居民中探取军情，一问衡阳驻军番号，二问军队人数多少，三则时而集合，时而分散，有的耳语，有的以眼示意，有的dashou势等等，上报之后，市警察局长认为形迹异乎寻常，嫌疑重大，立即转请市长批准，予以密捕。市长仇顾夫一面批推，一面指示会报秘书王谧亲送通知召开会报会议。
会议由仇市长主持、王谧记录，社会科长徐志成报告密讯经过说：“市警察局侦缉队逮捕的五个和尚，已审讯多次，一问再间，没有一个开口的。连问到他们做和尚的名字，也不说出来，什么口供也没有。经请示仇市长，认定是gongchandang化装潜入我后方搞军事情报和破坏活动，经审讯一言不发，足见顽固之至。建议予以密决”。到会的看了市警察局给市政府的侦破报告，又看了徐志成几次审讯，仅有时间地点而无口供的空白记录，有的默默沉思，有的将信将疑，在迅雷不及掩耳的紧张空气中，一致同意仇市长的建议，决议予以密决，报请武汉行营核准。半月后，予以处决了。
我与帮会中的红旗老五差点冲突
时间一晃而过，七十多年过去了。那一页历史早已泛黄，那一辈人已成传说，但有些时光缝隙里的碎片，偶尔会象落叶在风中翻滚。
1988年，时任渣江区长曾昭俭在白马村蹲点，也就是所联系的村，我被乡政府安排守点，也就是当联络员，21岁的我尚懵懂得很，不敏感，悟性差，根本没意识到这是进步的好机会，不主动向区长汇报工作，也不热情，老老实实，按步就班，与区长并无多少交流。
有一天，一个姓龙的老农民因上缴提留款，与乡村干部发生争执，我突然感觉这个人身上有一种特别的气势，但说不上来。杀气？但又不凶神恶煞；匪气？但又不粗言糙语。奇怪的是，收上缴提留的乡村干部倒有些怯场，明显是在走过场。我有些生气，当场责备他们。气氛有些尴尬。时任联队会计龙合智是个老高中生，有一些传统文化修养，平时喜欢与我交流，走得比较近。他用手肘轻轻碰了我一下，微笑着，用目光暗示我不要与这个人冲突起来。我有些不甘，又有些好奇，借到井边喝水走开了。
作者在乡政府门口与同事的合影
龙合智不露声色也过来了，说：“刘站长（乡文化站）你不晓得，这个人一路来惹不得呀。莫逗其。”我大为不悦，奇了怪了，怎么就怕这个老年人呢？龙会计凑近我耳边说：“其有邪门蔸。”他看了看那边的场面已缓和，接着说：“告诉你吧，国民党手里，其在衡阳市是甲狠角色，青帮里开山堂坐交椅的。”飞快举起右手掌㕚开，问我：“明白不？”我一头雾水，他神神秘秘地放低声音说：“红旗老五啊”。
一眨眼，我离开乡政府也33年了。但那一幕就象发生在昨天。告诉我秘密，引起我好奇，述说旧帮会的龙合智，后来当了村主任，之前因为他比一般村民有文化，能力强，但有傲气，长期被压着不能入党，郁郁不得志，40来岁已有隐疾，不久就去世了。好多年后我问起他才知道，不胜唏嘘。也不知道他后人过得如何？当然，起码比他那时候多了追逐梦想的机会吧。
世事无常，又能怎样？
白云苍狗，匆匆忙忙。
正邪善恶，无声较量。
一声鸡鸣，日出东方。
「 往期文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