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前夕：悼念我的导师厉以宁
本网北京讯：【亚洲经济导刊高级记者刘泽宇】 北京大学新闻网消息，中国共产 党党员、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原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著名经济学家、杰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2月27日19点31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2岁。北京大学已成立治丧工作组，开展相关工作。全校师生沉痛悼念厉以宁先生。
惊闻噩耗传来，历老是我的本科导师啊！我于一九八八年六月高中毕业，九月进入长沙电冰箱厂合同工，同时因品学兼优也因为个人坚忍不拔的意志受厂方委培到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学习而成为第一个仿前伟人而游学的学生：毛伟人是北大图书管理员，心怀大志而腹有良谋；我第一二年也拿工资，也是在北京大学就读；毛伟人字润之，我，父亲取名刘国红，现改名刘泽宇，导师闻之，深深沉思片刻之后又点点头：此子需谨慎磨砂，必成大器；毛伟人在北大更多的是开拓视野，我则在开拓视野的同时，因为学 潮亦应了导师言被时势所导走向基层。导师啊，那时候您正是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主任，我们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反腐败、反官倒；王DAN之流跑了之后，绝大部分学生不想出国留学，四通将四百万送我手上助我一臂之力，我说：我愿坐中国的围城，我相信中国力量；没有人组织，我们常常在图书馆抢学位、到三角地温故而知天下、感未名湖吹口琴、去香山吃一口不要钱的自带小米弼；虽然您的地位越来越高，也时常叫我写信，但见面越来越难，您的课真的很少而刘伟教授等越来越多；导师啊，时过境迁，在北大的三四年里我业余时间做过家教、倒过车票、卖过北京地图（游客多）、干过工地苦力，谁能想到一个在别人眼里的天之娇子能干这些事儿？一般来说因为我兜着一本北京大学钢印的学生证，执法部门将我送到校门口就走了；可有一次我可能预感到什么，兜里揣着梦想和给您的一封信，北京火车站的民警直接惊动了您：您感动万千说，六年！六年进京，现在下基层吧！ 
我于1992年受聘为湖南年鉴社采编部主任，1996年因为文笔不错岳阳市委书记要调我做他秘书，我说：文章我帮你写，导师说了从基层干起，我就从镇上干起；从新开镇党政办副主任、首任招商办主任、七星院副政委、岳阳县委主任科员（正科级）干起，第六个年头，即1998年，我致电导师无人接听，才知道导师已经升为帝师享受正部长级，导师虽有承诺而我亦风骨尚存，一切皆是缘呀！
2005年7月5日我升任团中央《中国产经新闻报》贵州记者站站长时拜访过导师，一切安好；2009年3月8日我以中共中央《求是》全国两会记者身份再次拜访中央常委贺国强、省委书记张春贤、省长周强和导师时涛声依旧；2013年12月，我又以《人民日报》人民文摘安全频道总编辑身份拜访导师，依旧平易近人，如初啊！这些年我经历过许多事情，许多人：如春贤、周强、致用、铁军等特别亲切平和，更如敬琏一样春天般的温暖！可是小鬼难缠呀，导师走了，为什么联系这么难？骨子里，风骨做怪也是一方面！
人大院长温铁军深耕三农问题多年，与导师之间相互交流而不同：叙述危机也主要以“是否向三农转嫁”作为软着陆与硬着陆的标志性区别。书中长句较多，存在一些没有通俗解释的名词，多少有一点影响阅读速度和理解程度。八次危机分为三个部分，工业化初期同外资外债联系的三次危机、改革开放以来的三次内源性危机、近期的两次输入型危机。总体上看，体现了建国以来，从建立依附、去依附到走进全球化甚至不可避免受到全球化裹挟的历程。从危机的视角解读经济的波动现象，也给读者展示了官方解读之外的另一侧面，有许多新知。例如上世纪60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就是一种官方解读、“艰苦奋斗”一词的真正意义。但是，对比其他一些读物也不难知道，以“危机”视角看发展有统一性的同时也有单一性，或许作者的认识不是单一的，但是为了叙事逻辑而只能做此说明。例如厉以宁等学者对70、80年代政府财政推出企业职工医保社保就业津贴等是从国企改革、“政府推出”角度说的，而温铁军则称之为“政府甩包袱”，并且来了一句“做纯学术研究的人则可十分雅致的称之为政府推出”；温铁军认为1988-1990年第五次危机出现的三角债债务链问题为资金季度短缺条件下企业行为的扭曲，而导师厉以宁在其1993年文章《非均衡条件下经济增长与波动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则说“认为债务链主要是由基金所引起的，这种看法较为肤浅”，而认为是有经济体制背景中的非均衡造成的，是政企不分作为第二类非均衡的基本特征导致的！同为帝师，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后来，1996年因故拜见另一位帝师吴敬琏先生。吴与厉被称为吴市场、厉股份，是改革开放的核心人物，没有之一！2005年3月，吴敬琏被授予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授奖理由如下：吴敬琏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对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和经济与社会政策制定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发展基础理论，推动市场取向改革。
吴敬琏始终鲜明地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主张。他和刘国光、董辅礽、赵人伟等经济学家共同工作，在80年代初期创建了中国的比较制度分析学科。吴敬琏运用这一学科的研究成果，吴敬琏通过分析和比较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交易成本，论证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他在《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1991)一文中表明，现代市场经济无例外地是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市场经济，或称“混合经济”。这种经济以市场资源配置方式为基础，政府等公共机构通过自己的调节和引导，修正市场失灵，优化资源配置。1984年7月，吴敬琏参加由马洪牵头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的意见书的写作，它肯定了商品经济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并为其正名，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对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作出了贡献。1992年4月，吴敬琏向中共中央提出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我国经济改革目标的建议。1997年5月，吴敬琏撰写的“把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研究报告，由他领导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向党中央提交的“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研究报告，对确立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国有经济布局有进有退的战略调整作出了贡献。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1998年12月，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由导师厉以宁担任起草组组长、历经6年酝酿的《证券法》以135票赞成高票通过。一年后，《证券投资基金法》起草小组成立，导师厉以宁任组长。2003年10月，该法在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高票通过。 1999年，吴敬琏负责国务院发展中心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课题研究，向中央提出了现代公司必须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等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建议。2000年，吴敬琏提出要建立“好的市场经济”，也就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警惕滑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从2003年起，厉以宁又当了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并曾任经济委员会副主任。2003年10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以促进非公经济发展为主题组织调研组，由厉以宁任组长，赴广东、辽宁等地调研。2004年，17页的《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建议》连同导师厉以宁一封言辞恳切的信，一同被送到国务院。2005年，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问世，即著名的“非公经济36条”。厉以宁又成了“厉民营”。厉以宁著述丰而涉及领域广。厉老师出版的独著、合著、主编、合编、译著，已近200部，覆盖西方经济史、经济学史、宏观经济、转型发展理论、经济伦理、社会信用体系等诸多领域，中国林权制度改革、扶贫路径探讨等有极强现实性、实践性的课题也多有涉及。导师与吴市场同为改革双星，同样是君子坦荡荡 小人长戚戚，和而不同！
导师就这么离我而去，离我而远去。缅怀先生，泽宇欲将吴市场、厉股份与人民大学“人民铁军”融为一体，叩首苍天意下如何？且问两岸还待何时？回想蒙古魂归何处？沸腾热血澎湃满江红！是为记！
作者简介：资深财经新闻人物：《亚洲经济导刊》执行总编辑刘泽宇
刘泽宇，全国两会记者、现任和通社《亚洲新闻周刊》《亚洲经济导刊》执行总编辑；中南林科大涉外经济学院客座教授；兼任参政党九三学社湖南省委机关二支社宣传委员。曾任《人民日报》海外版湖南与广东记者站创始站长；对内抽调直报中纪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的《内参》调研办主任。从基层一线工作做起，曾任岳阳县新开镇党政办副主任、招商办主任、中共岳阳县委主任科员（正科级）、七星院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政委；中共中央《求是》杂志社特聘研究员；《人民日报》《人民文摘》安全频道总编辑； 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机关报《中国经济时报》贵州省记者站长；国家发改委《中国经济时报》发展研究部副主任；团中央《中国产经新闻报》贵州省记者站长(正处）；《中国贸易报》湖南记者站长。
北京大学经济管理专业师从著名教授、号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父厉以宁教授；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师从著名教授、中国改革吴市场之称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链。是唯一将吴市场、厉股份融为一体的学术传人。 赴澳门特区深造学习获亚洲国际公开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