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没用的肉体自 杀和精神逃避，第三种自 杀的态度是坚持奋斗，对抗人生的荒谬。——加缪

一

  春寒料峭，却又春意融融。我又独自一人来到谭嗣同墓前。阳光下，微风吹拂着山岗，天色与绵延的山峰相接。风声伴随着悦耳动听小鸟声，站着，闭上眼，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向我诉说远远近近的曾经。

  我是个头脑简单的历史老师。脑海中经常不停地闪现出的是一幅幅历史的画面——原来这么多年来整个世界向我诉说的都是历史的声音：遥远而真实，模糊又清晰。

  一八九八年八月十三日下午申时，维新志士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六人，在北京宣南菜市口刑场被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

  “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八月六日，戊戌政变发生，慈禧太后宣布临朝训政，囚禁光绪帝，下令逮捕维新党人。谭嗣同毅然决然选择了留下，选择了慷慨赴死。他将家书文稿托付梁启超先生保管时说出了这一段至今令人读之依然震悼，顿时热血澎湃的“历史的声音”。

  当他决定死去，决定用自己的头颅在灰暗的天地间标注一抹血色时，正所谓“有些人死了，他还活着”！

二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四句”让一代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跃然纸上又付诸于实践，而谭嗣同让其付诸于实践——他死后，中国近代的历史才真正迈开了它的滚滚车轮！

  清末的中国，内忧外患，国内有识之士认识到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对改革的看法各不相同，有主张改良实行君主立宪的改良派，有主张推翻鞑虏实现共和的革命党。戊戌变法时期，革命党人的实力并不强大，大多数人更愿意自上而下改革实行君主立宪。可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以及后来慈禧废除预备立宪，使改良派元气大丧，终于让很多人领悟到了对大清的绝望，于是纷纷倒向革命党一边，支持推翻满清。所以戊戌变法的失败，把更多的人推到了推翻满清的阵营，武昌起义只是一根导火索，辛亥革命势在必行。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但从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乃至以后的民主革命来看，这便是“血自嗣同始”的终极意义与价值吧！

  人们一直觉得谭嗣同有坚定反抗旧世界的决绝。我倒是觉得张维欣女士的“先生为新世纪和新时代的到来决绝捐躯”评价更为中肯。谭嗣同，不是简单为了殉道而殉道，是他灵魂深处里涌动着要改天换地的惊涛骇浪！

三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学习谭嗣同，为什么要继承与发扬“嗣同精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仁学》。

  谭嗣同的“仁学精神”的根本即是一种“通”的精神，一种“不二”的精神，一种“和”的精神。如谭嗣同所叙述“仁以通为第一义”，这种“仁”的精神是谭嗣同对其处境的回答，也是对其处境感的一种升华，它从本体论层面回答了人的根本问题，即人是什么及人该做什么。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谭嗣同辞世约三个月后，梁启超将《仁学》率先连载于其所办《清议报》上；紧接着，唐才常主办的《亚东时报》亦刊载《仁学》；再接着，上海国民报社首次出版《仁学》单行本；此后，日本、中国上海等地频繁重印《仁学》。哲学家冯友兰曾评价:“谭嗣同回答了当时时代提出的问题，指明了时代前进的方向，就这两点上说，他不愧为中国历史中的一个大运动的最高理论家，也不愧为中国历史中一个代表时代精神的大哲学家。”钱穆认为谭嗣同是近代最早站出来正面与纲常名教交锋之勇士，是“五四运动”创榛辟莽的先驱者:“近世以来，学术思想之路益狭，而纲常名教之缚益严，然未有敢正面对而施呵斥者，有之，自复生始也。”

  钱穆甚至赞誉谭嗣同的呼声是黎明到来前的最强音，他的著作闪烁着非凡的启蒙力度和热度，毫不逊色于“五四”启蒙者的呐喊。邹容曾写过这样一首诗以自勉:“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可见谭嗣同思想影响之深刻。毛 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期间，研读《仁学》成为该校学生中的一种风气。毛 泽东等尤为用功，他们的日记和笔记中，常常有“谭浏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一类的议论。

  其实，这种求通求和的仁学精神，并非是一蹴而就的泛泛之谈，它有着切实的道德实践论基础，需要有切实的涵养功夫，涵养纯熟则这种精神如春日之水，沛然如注，表现于事相上，则体现为知行合一的品质。因此它是从担当精神、批判精神以及知行合一的品质三层来具体论述仁学精神。

  《仁学》博采《论语》《礼记》《庄子》《史记》等儒、佛、道、墨改革之长，广纳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等变革之道，提出“酌取西法，以补吾中国古法之亡”，被思想界誉为“骇俗之文”“人权宣言”。今天，我们嗣同学校高中部的门楼就名为“仁学”楼，我们暂且不管师生们理解其中之多少内涵，而至少知道谭嗣同有传世之不朽之作《仁学》！

四

  同为戊戌六君子，为什么谭嗣同格外突出？刑场之上，第一个开刀问斩的不是他，官职最高的也不是他。戊戌六君子，从变法开始，到慷慨赴死，谭嗣同都不是最突出的那一个？那为什么后人谈到“戊戌六君子”时，谭嗣同就格外突出呢？

  是因为临死不惧而高声呐喊出的“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吗？还是在狱中留下的那首“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千古绝响呢？

  谭嗣同，他不是为了殉道而殉道，是他的灵魂里涌动要改天换地的热血，所以他有着在历史长河里作为里程碑的自觉，更有坚定反抗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决绝与信仰！

  其实，简单的喊着正义的口号很容易，简单的说一句“我爱你，中国”也很容易。难能可贵的是，如何用文化人的理性和细致去勘查和勾勒正义与爱的内蕴？如何在坚持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发现并兼顾被压制和忽略的人间真相？如何用改革者的良知和勇敢去与这个黑暗但充满希望的世界决斗？更是如何让一个大写的“人”既能承载人格的尊严又能彰显历史的光辉？

  寻找城堡却找不到城堡，追求“大同”而以身殒命，难道这些都是注定寻而不得的悲哀吗？

  不！

五

  当我们面对更浩瀚宏远的目标，就会激发无穷的想像力与创造力，就会激活无限的生命力与潜能，才会停止自身狭隘的缠斗与自我毁灭，才会用无限性思维启发活出生命的光火。

  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谭嗣同异常愤概，写下“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饱含爱国赤诚的诗句。1897年，谭嗣同创办时务学堂，兴建浏阳文庙算学馆（据《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一书介绍，“中国近代之科学技术团体，当首推湖南浏阳算学社”），出版《湘学新报》。1898年3月，谭嗣同与唐才常等人创建维新团体南学会，创办《湘报》，作为南学会的机关报，由他自己任主笔。时务学堂、南学会、《湘报》等，其时堪称湖南维新运动的三面旗帜。谭嗣同都积极主持或参与其中。梁启超评价:“故湖南全省风气大开，君之功居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896年，清政府计划修筑粤汉铁路，在道经湖南还是江西方面产生了犹豫。谭嗣同《论湘粤铁路之益》：“南干路连粤，取径有二：一道江西，一道湖南。道江西，有不利者六；道湖南，则利者九，而利湖南者十。”粤汉铁路最终能够取道湖南，固然与湖南当时觉醒的先进意识和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是分不开的。但谭嗣同的《论湘粤铁路之益》文章也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总而言之，谭嗣同终结了湘学“经世致用”精神在传统道路上的挣扎，开创了湖湘志士崭新的救国之路！1898年8月13日，谭嗣同以一种以身殉道的悲壮从容赴死，从这个角度思考，这不仅仅是一位改革者对自身选择之路的献身，更是用刺目的鲜血对崭新的救国之路做出的标识！

  以历史的时间轴衡量自己，以影响历史进程为目标，以启迪一代代的觉醒为使命，来传承他们的火光。在一代代的追随和对话里，给世界以新的想像力，衍生出新的奇迹。

  还是只能用这句话：有些人死了，他还活着！

六

  太阳渐渐西斜，天与山与河形成一个整体，被一天中最后一缕阳光照的分外通红。我转过身，眼前还不时的闪现出历史的画面……

  倾听历史的声音。那些或惬意或豁达或清闲的音色，让我知道了世界的变迁。即使偶尔被世人遗忘，岁月也会珍藏它的光芒。恰如渐渐远去的谭嗣同，永远是历史胸前的勋章。

  每发生一件历史大事，都会改变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命运。我们不可以改变历史，但我们能在历史中得到启迪，历史它有声音，它在向我们诉说，指引我们找到正确的人生方向。无声胜似有声，它在慢慢地洗涤我们的灵魂，洗刷出一个崭新的自我。

  民族应该是一整套装置。它不能只有形式逻辑的躯壳，它更需要填充的是精神和灵魂，这是一个民族真正的底气与内涵。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回望历史，我们骄傲；展望未来，我们自豪。让我们倾听历史所发出的声音，将民族的豪迈与刚强、血性与尊严、责任与使命放在心中，践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

维新虽失败，休说竹篮空。

英骨铺前路，雄男踵后踪。

燃薪铸铁胆，仗剑扫魔宫。

夜梦邀谭老，高歌唱大同。

——张海帆

  春寒依然料峭。春意已经盎然。

  （作者/王虎 浏阳市嗣同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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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 谭玉英 编辑 李绵辉 李顺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