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复兴传统文化的策略问题 ——给中央的建议

中国，在百年沧桑之后，从maozedong到习近平，从百废待兴到百废俱兴，仅仅用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这不但证明了中国gongchandangde伟大，证明了中华文化底蕴的深厚，证明了中华文明思维模式与道偕行，更证明了中华文化复兴深契其时的宏大气象。因此，复兴中华传统文化不但是建设中华话语体系，重新用华夏文化孕育出来的顶级思维、政治、教育、风俗化育中华，修文德以来之，再塑和谐发展的世界话语权的宏大战略基础，也是确保中华文化重新引领世界走向繁荣、走向和谐、走向悠久的战略生长点。

中华文化是效天法地而来，而不是通过“科学”研究而来。如果说中国古代的认识也必须一点一点积淀，那也不是科学，而是“顺性命之理”，是“致广大而尽精微”，是格物的成果，故，永远与整体、与系统、与自然环境和谐，与时偕行。换言之，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虽然认识的是同一个世界，但是其历史文化的生长点、思维模式、文化模式、认知模式、逻辑模式均有深刻的不同，有根本的区别。

中华文化能够确保其认识为真，确保其认识与描述方式正确，悠久正确。西方文化却无法确保其认识为真，确保其认识与描述方式正确，悠久正确。换言之，西方文化能够确保其认识为伪，确保其认识与描述方式不正确，无法悠久正确。这一点，并非我们故意贬低西方文化，而是实话，是可以系统证明的，也是现实已经证明了的。只是，这种证明，在全球，在西方，还只有超一流科学家在预言与呼唤，如爱因斯坦、普利高津、卡普拉、惠勒，如汤因比、池田大作。这种证明，在中国，除了高明者的洞悉，主要体现在西方伪史的系统揭露与论证。这种论证，尚未被学术界公认，更未能系统地做出结论。

因此，东方文化基于自己的思维、文化、历史等模式通过抽象、归类、类化之后的最高境界是归一，是《易》，是中，是道。东方文化在政治上的表征就是“易”，是“太一”，是大一统，是昆仑，是朝廷，是中央。而西方文化通过分析、抽象之后得到的是概念、定义、定理、公式，最终上升为哲学。西方文化在政治上的表征就是“三权分立”或“民主”。西方的哲学是守不住家园的，因为其内在思维与逻辑追求精确的分析性，哲学自身也随之四分五裂了，成为了文化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军事哲学、科学哲学、分析哲学等。须知，西方哲学不但在逻辑上无法生根，而且在实际中无法给出永远正确的东西，一直处于不断否定之中，西方哲学界自己都深恶痛绝。于是，雅克·德里达开启了哲学的“解构”历程，成就了分析哲学，原形毕露。

这就是说，同样的文字，同样的词语，同样的语言下面，涌动着不同文化的暗流。这暗流中有文化的原始生长点的不同，有思维方式的不同，有逻辑方式的不同，有追求目的的不同，有各自心态独立感受的不同，有宁静与躁动的分别。这一切，其实就是东西方话语体系、话语谱系的根本不同。

那么，是不是要全盘否定西方文化呢？不能。西方文化践行的过程，也是一种历史实践，而且从近代以来，直到当下，虽然百孔千疮，但已经成为世界的现实模式，无法不正视。即使是在未来相当长（两百年左右）的一段时间内，其势不可挡。

但是，我们能够任由西方科学文化导致的灾难继续无休止地祸害人类吗？绝对不行！因为，这个“潘多拉”盒子，真的会让人类走向自我毁灭。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那么，路在何方呢？唯有用中华文化消化西方科学体系（这是可以做到的），让其顺性命之理，回归与自然的和谐，走向从容，走向悠久追求，从根本上回归大公与善良。

人类文明开启的标志，是语音文明的发生；人类文化悠久传承开启的标志，是文字文明的发生。语言文字中（必须包括方言），不但有该民族全息的文明思维与思维密码，而且涵蕴了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一切历史文化与文明。因此，一如汉代小学（如《说文解字》），标志着中华文化重新开始启蒙，现在复兴中华传统文化，也标志着中华文化的下行已经见底，开始进入上升通道，其势不可挡。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唯有以语言文字为生长点，才是开启历史文化大门最简捷高效的钥匙。

领导与组织问题，自有中央指示。这里单纯就文化强国的策略问题，将自己多年学习中思考的问题提出来，以尽绵薄之力。

1）《黄帝内经》，现在的学术界认为是战国或西汉时代的著作。我们假定这个结论是正确的。那么，《黄帝内经》中如此系统，如此精妙，如此天地人合一的混成系统，是历经多长的时间完成的呢？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术团队完成的呢？

单纯其中《素问》第66、67、68、69、70、71、74篇，计七篇关于五运六气的篇章就需要哪些前提才能写得出来呢？

首先是需要完整的古天文学体系；然后是古天文学中包括太阳、月亮、金、木、水、火、土天行七曜与地球气候之间的精密联系；其三是地球随干支时序的变化而有规律地发生的六气循环与生命健康之间精密联系的数据；其四是地球六气与人体六大经络之间的系统的生命与健康关系的数据；其五是六经的生命病理与中药归经之间匹配的确保正确的治疗关系。

试问，以西方当代科学技术水平，以及研究团队的能力，他们多长时间能够完成这样的课题研究呢？

结论是：

一）以西方当代科学技术能力，无能是多么庞大的研究团队，也无论多长时间，都无法完成这样的课题。理由是，1、西方的“科学”思维是不可能完成的，不但因为其思维不具备如此模式，而且其文字、语言、逻辑均无法简洁明了地承载如此规模的信息量；2、因为“科学”思维只能研究“实体”，只能分析，完全无法研究“阴阳”，无法表达“五行”；3、当我们重新解读了中华文明思维模式，再对比西方当代科学思维，才会明白，看似辉煌的西方科学思维是何等低级（知阳不知阴，知实不知虚，知理不知道）。

二）中医至少诞生了三万年，中药至少诞生了两万年。我们单纯从《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中内蕴的成熟的成书逻辑，就可以自证其生发年轮。 

《黄帝内经》中显示了其所依据的众多古老经典。如《易经》《阴阳传》《灵兰秘典》《汤液论》《玉版论》《太始天元册》《脉经》《脉法》《脉度》《气交变论》《上经》《大要》《六元正纪》《从容》《奇恒之势》《玄珠密语》《针经》《针论》《终始》《禁服》《外揣》等。这些经典，由其名可知，均十分玄奥，非一日之功可成。然而，若细考则每篇均内蕴自己的时间尺度。故，由其言语十分古奥之秘可知，其原始成书时间至少八千年了。

我们现在所见的《黄帝内经》，其语言与表达方式明显具有春秋战国之际的特征。但是，其中的天文、医道、医术、针灸、生命话语体系却十分古奥。这就证明，只能是春秋时代由世家体系走入江湖之后，流出的“通行版”，而非世家时代之原著。

三）只有“与天地同”的华夏思维，才能成就《黄帝内经》这样崇高而万古常青的著作。中华文明思维，即华夏思维，正如《易》曰：“《易》与天地准。”故能确保悠久正确。

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

2）天干地支，仅仅二十二个字，其文化、思维、建序、运算等多方面的承载力有多么强大？这能够折射出中华文化什么样的气象呢？

我们现在用了几十年的教科书告诉我们，中国古代的科学很落后。哥白尼的“日心说”很伟大，而中国古代只有“盖天说”“浑天说”“宣夜说”三种说不清楚的天文学说。

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对比一下，方能想象，这两百年时间中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成果，以及以这些成果为依据导引的中国文化、教育、科学、社会，有多么滑稽。

我们粗略地看一看天干与地支，内蕴了什么。

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天干，很明显是描述天的；地支，很明显是描述地的。具体的描述体系，太过精妙，需要至少几十万字的著作才能说清楚，我们略过。这里只简单介绍一下其天文背景。

甲，本来是确定春分的古老方法体系，具有无所不能的“定位”功能。后来，在《周易》中的核心意义是归藏北辰、北极、帝星之义。子，篆文作，本来是正在生孩子，头已经出来了的状态（了，篆文作，表示孩子已经生出来了，可证。），后来，在地支体系中的核心意义是阴阳之枢。

甲子，组合起来，就是天地合一的系统，有两层基础性意义。

一是，当北辰、太阳、月亮、地球、金、木、水、火、土，天行九曜排成一条直线之时，称“九星连珠”，此时称“太初甲子”，每129600年一个循环。

二是，当金、木、水、火、土，五星排成一条直线时，称“五星连珠”，此时称“甲子”，为两个甲子的终始节点，每60年循环一次。

五星连珠

换言之，天干、地支循环组合的六十花甲子，随时可以精准定位在地球上目力所及的以北极星为极、为中枢的天空的系统的星球位置。注意，这个时代的古华夏，连“望远镜”都没有哟。注意，这就不是“日心说”了，而是比“日心说”要高明千万倍了。注意，这个问题是在尧舜以前，至迟在颛顼大帝时代（距今至少7000年）就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有《颛顼历》为证。注意，如此广大辉煌而又精微至极的精密天文体系与运行模式，要用如此简洁的二十二个字精准描述，需要何等巧妙的奇思异想才能收集精准的天行、地运的数据？在连算盘都没有，更不可能有巨型计算机的中古时代，需要何等崇高的境界与数据容量的思维算法才能完成呢？这在当代人而言，无论是谁，也无论西方何等级别的科学家，只能靠想象，即使靠想象也想不出来的。

至于，干支体系可以用来预测，而且神奇，我们就不吹牛皮了。但是，中华文字，微乎其微的二十二个字，这种文化承载力，如何？其中，归藏了何等数量级的信息，其信息承载力，如何？其内蕴信息的释放速度与计算结果的精准程度，如何呢？单纯这几年的疫情，就有中医界、易学界多人提前三年、一年、半年分别预测出的共同结果，用数千年前成书的《黄帝内经》中“五运六气”推算“瘟疫”——现在已经证实的“新冠肺炎”，其精准程度就是证明。我们倒是应该认真想一想。

真的明白了这些，明白了一种能确保悠久正确的文化，文化自信，就不是“唤醒”，而是只有全民“爆棚”一个结果。如果说有两个，那就是整个西方世界，只有无条件“顶礼膜拜”一个结果。

3）太极、太一、北辰、帝星、归一、大一统。盘古、昆仑、浑天说、三极之道、天人合一。国不可一日无君、天无二日。这些，都是大一统中华政治的原理基础。

中国gongchandang中央人民政府的一元化领导，是合天地人三极之道的。在中国，任何时候都能以举国之力做大事。集中、和谐、高效。

关于这一点，我们点到为止，不宜细说。这样，免得福山看了哭得更伤心。

2、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思维模式，与天地同

任何文化的核心，是其内蕴的文明思维模式。所谓文明思维模式，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积淀起来，慢慢生成的思维模式，犹如烙印一般，其特征会在这个民族每一个人的所有行为中流露出来。例如，在中华文明思维中，“太极”“阴阳”“时义”“中道”等，就须臾不可离。

文化一词，远源于《周易》“大有”与“贲”两卦，提出了“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伟大思想。准确地说，是文化之道。

文化，唯一正确的理解就是“文而化之”。文，为阳，为母，为中华历史文化与文明，为中华文明思维模式。化，为阴，为父，为法，为法门，为运行，为和谐，为混成。不要误会，为阳，为母；为阴，为父。这没有说错，通《易》者一定理解。

中华文化的起源，是整个地球人类文明最早的源头。如果从语音文明算起，至少是60万年以上。如果从黎山老母（女娲）“炼石补天”算起，至少是6万多年。如果从伏羲画卦与龙历算起，至少是3万年以上。如果是从仓颉造字算起，至少是8千余年以上。实际上，折中而论，唯有从黎山老母（母系氏族时代）算起，许多疑难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中华文化的至高点是道，是德。这两个字是中华文化的巅峰旗帜。同时，还是中，是一，是太极，是易。中华文化的至高境界是三极之道，也就是天人合一。中华文化的精华是中华文明思维模式。中华文明思维模式的通俗表达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中华文明思维模式已经是人类永远的顶级思维模式——与天地同，内蕴圣之思、仁之思、智之思三重境界。中华文明思维模式是能够确保正确的，确保永远正确的。这一点，从原理上说明，需要比较大的篇幅，故略（可参看拙作《礼序》）。但是，我们只要诵读先秦经典，心，就会宁静下来，永远如此。

西方文化至今处于智之思的基础境界。西方思维，至今只有线性思维，以因果为其模式。换言之，至迟在春秋时代，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思维就已经高于当代西方文化与思维至少两重境界。

1）洋务运动、白话文运动以来，中国语言、词语、逻辑的建设，都是以翻译的西方科学文化著作为模板进行的。这样，就从语言层面上开始了对中国国民思维的西化。

2）建国以来整个中国的教育是以西方教育理论为指导，按照西方学科模式编写教材，组织教育，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无原则地强化了全民的英语教育，极大地浪费了国家资源、国民资源之外，还导致国民思维西化率高达95%。

3）整个中国学术界都奉西方理论为圭臬，以西方学术研究方法与评价标准来组织、进行学术研究，以及以此为标准来评价学术成果；学术刊物都按照西方标准选择、刊载文章，绝大部分学报的编辑都成了西方文化的守门员。极高明的中华文化反而被冷落，被践踏。如此，真正研究中华文化的学者就被抑制了，其学术成果就出不来了。

4）学术界凡是说中国古代的思想、科学、学术，都会用是“朴素的唯物主义”，有“朴素的辩证法因素”，以为评价。这一说法，暗含了一个前提，就是现在的高于古代的，西方科学的高于中国古代的。

为什么会这样的？因为，中国学术界，至迟自汉代起，根本就不晓得中华文明思维到了何等境界，不晓得中国古代圣人的思维到了何等高度，不晓得中华经典中的思想到了何等境界，不晓得中国古代的圣道话语体系已经是“与天地同”的，是顶级的。顶级的，自然远远高于西方现行的初级话语体系。（参见黄青《礼序——由自然到精神的转移》河南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效天法地，是唯物主义吗？师法自然，是唯物主义吗？三极之道，是唯物主义吗？这些不但是古代经典中的常用语言，而且是中华古圣贤贵族曾经真实达到了，且运用自如的境界。

阴阳，是辩证法吗？三才，是辩证法吗？四象，是辩证法吗？五行，是辩证法吗？八卦，是辩证法吗？这些也是古代经典中的常用语言，也是古圣贤君子运用自如的。例如，中医就一刻也离不开阴阳五行。

这些，远远高于西方辩证唯物主义的境界。这绝不是意淫，而是我们可以系统证明的。当我们错认了自己的文化，低估了自己的文化，看不起了自己的文化，就只能是自甘堕落了。堕落了，还不知堕落之情。

这样的障碍会造成多大的困难呢？看看现在中医的困境与破败，就可想而知。一方面是西医根本治不好（且有毒副作用），一方面是不断增多的无穷无尽的新型病症，一方面是癌症发病年龄越来越小，一方面是器官衰竭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医疗费用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是失去了“仁心”的医界之医德越来越差，另一方面是借用国家、资本、科学、舆论的力量从根本上扼杀中医，欺骗社会。现在的医生，根本就失去了诊断病情的能力，只有冰冷的仪器在说话。

整个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每一个家庭都要自己挣钱，养家糊口。谁来研究文化呢？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化，没有几十年的沉寂功夫，只能懂一点皮毛，是不可能深入文化骨髓的。那么，这些人如果没有资财支撑，是无法坚持到底的。

我们至今看到的国家级的关于中华古代文化研究的课题申报，都很浅；研究者们都很现实，很少有人能够将研究的时间目标定在二十年、三十年，以期百年、千年尺度之功。

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教育、思维、政治等，之所以能有如此崇高境界，与古代的世家、巨室体系是分不开的。其尺度，无不指向万世、天长地久、万寿无疆、百世其昌、悠久、天下、天地、日月、三极之道，致广大而尽精微。

正是这种“悠久之心”，才能成就“寿与天齐”的圣贤，才能成就如此辉煌——内蕴悠久情怀的中华文化。这是中医“永寿”，儒家“仁者寿”，道家“无量寿”的文化渊源。

现时代的高级人才，是博士。然而，博士的标准，是依西方文化构建的标准。正如芝诺的“飞矢不动”所折射的西方思维困境，这些博士的思维，是很难，十分难理解中国古代话语体系与思维的。

西方思维追求的是在亚里士多德“实体”范畴中理解、解读、证实，故而十分依赖空间、物质，通过分析完成有限的认识。而中华文明思维以“阴阳”为基，以性命为本，乾坤一体，十分空灵，直达自然与生命根本。若要诠释中华文化，关键在于正确解读承前启后的先秦经典。但是，自汉代以来，我们现在已经无人能够通解、彻解先秦经典。因为，文字断层了。现在的字典释义，均非古义，远离了古义，远离了古文化意境。

1）“科学”观与方法的障碍（我们并不是“反科学”，而是在求真）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科学”与“民主”主导了中国学术思想体系。从此，在中国一切都以“科学”为最高、最正确的评价标准。科学，真的“科学”吗?科学，真的是可靠的标准吗？

答案是否定的。从自然来论也好，从性命来论也好，从宇宙来论也好，从历史来论也好，尤其是从当下的多重环境污染来论，凡是科学的，就是不正确的，就是有缺陷的，因为，科学是关于有限对象的“盲人摸象”。例如，物理，就只考虑物理问题；化学就只考虑化学问题，故，不可能得“整体”之真。所以，凡是科学的，一定带来环境污染，一定带来整体系统的不和谐。即使是我们现在认为正确的，在科学前沿一定有人从某些方向或角度在质疑，在未来的某个时间一定会被后人否定。

科，相当于筛子，是将豆子、谷子等按大小分等区分的器具。科学，如物理、数学、化学的分科，会计的科目，都是指针对特定的对象之义。西方科学的具体研究方法，就要求针对实体，要定性、定量、就一对相关因素进行。其逻辑为形式化的线性逻辑。这样，其结论或结果就十分精确，可以重复，简直无懈可击。

正因为西方科学的模式简洁，线性思维模式精准，“因为……所以……”的表述简明，所以，很容易为社会民众接受、认同。这种认同，恰恰是受低级教育之类人的认同，是思想无根之类人的认同，是中华文化下行已经触底时代才有的现象。

鸦片战争的失败，对炮舰的恐惧，成为无条件认同西方科学技术的心理光环。根本原因，还是中国人自己已经读不懂先秦经典，真的不晓得中国文化已经达到了何等高度与境界，心中无底，只好一边倒地相信西方科学与文化。

实际上，西方科学的任何结论，均不可靠。这样的话，说出来时，心中都有一种千年冰洞中的寂寞的寒冷。然而，看似粗糙，看似绝对，很难被现代人（从小接受的就是西方科学与逻辑的熏陶）认同，实则是真话，是事实。唯有抛弃对中华文化的偏见，唯有放下对西方“科学”的偏爱，冷静下来，考察西方科学技术理论与历史，考察科学技术带来的环境与健康状况，方能开始看到真相，承认真相。反之，我们若无扎实的依据，也不会愚蠢到一定要与天下人为敌，还不得利。换言之，当年弘扬科学精神有多难，那么，现在要消除“科学”的绝对影响力，就会有多难。正确认识“科学”，辩证认识“科学”，认识到“科学”是西方文化的经典特征，而不是人类思维的“普遍真理”，是复兴中华文化最为险要的第一大“思想关隘”。由“非典”到“新冠”，几十年的西医与中医之争，就是经典例证。

西方科学结论，只要放进自然环境之中，很快就会形成悖论。西方人总结出来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本身就是证明。西方科学思维是不能够确保正确的。西方的科学技术必定带来环境污染就是证明。西药一定有副作用，就是证明。

基因技术，luanlun事小，彻底破坏人类社会的伦理、情感、政治秩序，破坏天人和谐，已经引起了学术界与社会的共同忧虑。转基因，已经被利用来消灭异族，已经造成了人类生殖能力的极大衰退，已经造成了土地毒化。生化武器，正在为人类的自我毁灭自掘坟墓。核武器，已经让人类极度不安。气象武器，正在恶化地球气候，导致南北极冰川正在消融，海啸频繁。市场经济正在让地气资源快速枯竭。科学技术，正在深度污染地球环境与人类精神环境。马斯克都在恐惧ChatGPT，这是人类将彻底被“物役”的恐怖之途。这些都是人类走向毁灭之途。

海啸，是地球初级的重新建序的方式，是用荡涤式的行动对人类的警告。沧海桑田，是地球彻底重新建序的方式，是对人类罪恶性生活方式已经绝望，故将这一切彻底沉入海底，重新净化。总之，人类可以自我毁灭，但是，毁灭地球，人类永远没有这个能力。

人类，趋吉避凶，是永远的正道。

我们再看，中国历史讲究“先王之道”，也就是传承“绝对正确”之意，深蕴“趋吉”之思。西方历史上，无论是作为逻辑之基的《欧几里得几何》，还是精密的不允许存在逻辑问题的数学，都被“否定”，于是有“非欧几何”等。至于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哲学、经济学等，无不是下一代否定上一代的历史。

西方科学技术的文化缺陷，只有中华文化能够救赎这个被西方科学文化祸害的世界，能够有序地策略地让其回归正确与和谐。但是，人事须代谢，我们在坚决、勇敢地走向中正的同时，面对现实之际，需要有极大的耐心，需要从容，需要娴雅，需要依序而行，需要遵道而行。

2）中华文化天道、地道、人道的绝对高度对于普及的障碍

中华文化的历史十分悠久，是完全连贯的文明。中华文化发生的动力是因生计而生的农耕文明，其生长点是天文、算术、历法，因此，有十分深厚的天文历史背景在其中，非一般人在短时间内能够理解、贯通，更何况其中还使用了众多保密的法门呢。

地道与人道亦然。

这种绝对的文化高度与思维高度，能够通神的人也是绝对的少数，甚至千年难遇。在中国，目前也只有绝对的世家之隐，在连续传承，确保传承。在道门、儒门、佛门（儒道均有重要体系藏于佛门）也许有机缘巧合的高人有传承。在中国的国家学术机构与大学的学者系统中，是没有这样的人物的。这从他们的学术论文、著作中可以确知。另外，他们所受的教育，及其学问来源是很清晰的。

故，礼失求诸野。现在的通行说法是，高手在民间。

3）中华文字的障碍

中华文字史当在三万年以上，现在所说的五千年，是完全被西方实证标准误导的结论。只要对照中国历史上具体的文化成就，就完全没有说服力。例如，《易经》《黄帝内经》，古天文学，只要我们深入进去，就会发现里面清晰的历史逻辑，时间尺度。这种尺度，比西方考古的什么“炭14”要精准多了，系统多了，具有完备的诠释力。

春秋时代，诸侯乱政，直接导致了古代世家体系的崩溃，贵族被灭。这样，直接的后果就是一流人才断裂了。间接后果，就是到了汉代，已经无法识别“古文字”了。自然，先秦经典也就无人能够通解、彻解（见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文》，刘知几《史通》等）。汉代以来，关于经典，我们只见到了关于文字的“注”“笺”“正义”“章句”“集注”之类，从未曾见过整体解读，让心宁静的著作。

《尔雅》《说文解字》是最早的文字著作。因为文字的断裂，“小学”应运而生，实际上是中华文化不得不重新从文字启蒙。汉代的一流学者，无一不是文字大家，因为，他们必须从文字启蒙才能进入经典。一直到清代，成为“小学”的盛世。

文字古义到底内蕴什么神奇的力量呢？

例如，官，从宀从㠯声。㠯，同厶，即男人的阴茎。厶，从外形描述；㠯，从内部描述，取截面，似管状。㠯，意谓通过阴茎（管道）将精子送入女性子宫。官，直观是从男人的维度描述夫妻之间私密的交媾行为，意谓一个男人具有专门为特定女人输送生命信息的权力。故，古代妻子称丈夫为“官人”。现在，方言中还有很多地方的女人称丈夫作“老倌子”的。

后来，官，用于官员、长官、当官的。官，意谓能够带领众人“顺性命之理”完成任务（走通）的人。对于人而言，强调的是能力与智慧；对于事而言，强调的是“顺性命之理”；对于职责而言，强调是带领众人将路“走通”，完成任务。

现在的人所理解的、强调的“官”，是“权力”，是我要怎么就怎么的感觉。

换言之，如果不能突破古文字关，要彻底解读中华文化是不可能的，至少难得精华。许慎是中华文字史上的里程碑式的人物，是大师。但是，他的功绩是“中继式”的，并未彻底解决中华文化通往源头的法门问题。也就是说，目前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中华文字的原理问题。

4）秘书、归藏、法门的障碍

自从黄帝战胜蚩尤，就为中华文化提出了如何“保密”的问题。于是，从颛顼帝“绝地天通”开始，中华文化就开始了“秘书流传”，进而创造了极为神妙的归藏法。自此，一切与根本或看家本领或生存吃饭有关的，无不设置法门，将图书与口诀分开。

古人严禁私传与乱传。如《黄帝内经》就多次明言：“非其真勿授，非其人勿传”。反之，传必遵法而行。《黄帝内经·灵枢·禁服》云：“此先师之所禁，坐私传之也，割臂歃血之盟也，子若欲得之，何不斋乎。”

当代世界的保密，有“专利法”的强制保护，实际上漏洞百出。有以美国为榜样的“高新技术”保密，也是“可购买”的，过时就解密的。只要有“聪明人”，这些所谓的“保密”措施，形同虚设。但是，中华归藏古法，至今有效。至今，一般人均不知有归藏法，也无人能破。

当然，归藏法并非是单一的为了保密的法门。宇宙混成，需要以文字为基础，建立一套表达模式，需要归藏法。教育孩子，需要如剥笋一般，一层一层有序进行，需要归藏法。训练高级思维，通过开悟而豁然贯通，需要归藏法。总之，归藏之中，奥妙无穷。

如果我们还是在中华文化的门外徘徊，那就无需懂得归藏法。如果我们必须走进中华文化的灵兰密室，就必须懂得归藏法。但是，无论何时何地何人，归藏法，必须依古法行之。这就必须重建教育、研究的阴阳体系、层级体系。

就有典籍可查的历史人物来说，管仲、孔子、老子、孙子、扁鹊、子思，都是中华文明思维模式完备的典范。

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已经开始了“盲人摸象”，开始了“执其一端”，也就是开始了走向如西方“分析思维”一般的方向。苏轼《子思论》云：“夫子既没,诸子之欲为书以传于后世者,其意皆存乎为文,汲汲乎惟恐其汩没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论。论立而争起。自孟子之后,至于荀卿、扬雄,皆务为相攻之说,其余不足数者纷纭于天下。”又，“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庄周、杨朱、墨翟、田骈、慎到、申不害、韩非之徒,各持其私说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将惑之,而未知其所适从。奈何其弟子门人,又内自相攻而不决。千载之后,学者愈众,而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欤?”结论是：“故夫后世之异议皆出于孟子。而子思之论,天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后知子思之善为论也。”

中华文化于春秋断裂之后，文化的下行自孟子开始显著。至程颐、朱熹“道即理也”，已经在原理层面彻底沦陷到了线性思维水平。到五四运动，开始系统地向西方学习线性思维。改革开放之后，线性思维几乎已经湮没了中华文明思维，故漏洞百出。

maozedong，是中华文明思维断裂两千五百年来最辉煌的典范。正因为“天下昏昏”，故，复兴传统文化“道阻且长”。

利益圈内，是没有人，至少是很难有人能放下利益，力挺中华文化复兴的。因此，中华文化的复兴首先是领袖层能看清障碍所在，然后才是明确的认识，坚定的信心，金玉之策，以成大功。

1）现在的大学，是以西学为主的教育与研究机构，看似高大上，形制完备，对于研究与复兴中华传统文化而言，实则不堪大任。自恢复高考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外资外企慢慢进入中国以来，英语成为了高考、研究生、评职称、招聘的硬指标，也成了教育的重头戏。青年学生的总学习时间是一定的，英语成为重头，那么，削减什么课程来补足英语需要的时间呢？削减汉语，削减中华民族的母语课程。这样，整个中国人的汉语言水平急剧下降。最直观的证明是有近半数中国人参与并公开的网络语言，其汉语言水平已经不是低下的问题，而是凄惨与下贱的问题，有目共睹。再看这些年研究生、博士的论文，这些顶级人才的汉语言水平实在不敢恭维。作家群体，应当是汉语言的专业群体，这几十年来，我们几乎看不到能作为规范语言的作品，何谈经典。这就说明，在如此情形下，是很难担负起先秦时代以“微言大义”为基础的研究与传播任务的。

大学，只有在未来，在“国学热”的大潮中一起熏染，等待中华传统文化的脉络梳理清晰以后，可以承担普及的任务。

2）书院，起于唐末宋初。书院之起，是唐朝韩愈发现佛门对儒家道统与政统的巨大威胁之后，儒门高士在朝廷教育与科举之外，仿效佛门依寺庙开坛讲经传法之举，另外建立的民间性质的儒家文化研究、教育基地。卫道之心昭然，传承之心殷殷，弘扬之心切切。一般书院的结构，只能作简单的研究，进行一般的教育。比如，书院皆无观天之所，是不可能窥知中华文化的奥妙的。

在复兴传统文化的号角里，书院仍然是目前的中坚力量。若要承担更高级、更核心的任务，则需要重新赋予其责任，并依中国传统文化的要求完成其内在格局的升级。

3）世家传承

世家，本指先秦时代受天子专禄的世家巨室，源于姓，即所谓百姓。凡为中华文化做出了开创性贡献或划时代贡献的，方能得姓。世家传承，是由众多世家组成的世家体系，以《易》世家或观天世家为中心，师长传道，文而化之；学子承志，含弘光大。世家子弟，也就是后来的贵族子弟。累代的世家，往往发展为人口众多的巨室，成为巨大的文化力量，为天下所慕。如，孟子《离娄上》云：“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太史公《史记》中有诸多“世家”，已经非先秦时代的世家了。

自唐代以来，日本之所以能有飞跃式的大发展，且相对质量高而稳定，尤其是人才与风格鲜明，就是因为在向大唐学习之时，真诚而敬畏，不但保存了大量典籍，而且，也是最重要的是学习了当时尚存的巨室遗风——中华世家传承溢流的法门与体系。

中华世家，在整体上已经失去了传承——历代无论是政治斗争还是其余的斗争，被集中打击的都是当世的中坚力量——规模尚存的“巨室”。从此，国与天下均丧失了——所慕之榜样——世家。

我们现在所说的世家，有两类。一是先秦世家，在春秋时代分崩离析之际，那些顶级世家的高士开始隐于山林、庙堂、江湖、市井，以确保传承。这一类人中，有的一直隐至今天，他们皆密切关注社会，但绝对不会轻易现身。唯有天时到了，他们才会有序地、有策略地“派代表”现行、现身。也有绝对少数的在中途耐不住寂寞，为了富贵声名而现身的。他们一旦现身，就会受到权贵与野心家的关注，必收归己用，故，几乎无有善终者。二是历代名门望族中，家风家政家学传承连续性与质量均高的世家。如，孔子世家、天师世家。另如近代的曾国藩世家等。

这些世家传承之中，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又衍生出了师承一脉。

无论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还是继往之后应当具备的开来的能力与机制，承担如此责任，都非世家体系不可。当世家建设到了巨室的规模，则具有历史与政治高度的“模范家庭”也就真正地出现了。此时此刻，中华“沛然德教溢乎四海”的太平盛世的气象，就真正地生成了。

4）目前，复兴传统文化风气的形成，是国学热导引的“国学机构”，明显浮躁，目的不纯。最终全面落地，还是要在中小学完成。中小学的传统文化教育，首先是缺少真正有传统文化修养的老师与校长。这是一种真正的稀缺。最根本的是，没有像样的传统文化教材。目前的教材，也是国家组织力量编写的。可是，因为历史的原因，编者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具有深刻的局限。仓促之间，他们所编的教材又如何能够把握要点呢？

因此，这种改变，还是要等待新的，能够得中华文化之真，得中华文化之博厚、高明、悠久的研究成果出来之后，才会有新的气象。唯有中小学的传统文化气象生成，才会有真正的中国风。

5）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的科学研究是有巨大的区别的。中华文化是从远古走来，是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比如，研究天文，华夏古圣的工具，就是一根“建木”。如此辉煌的华夏文明，真正的奥妙就在中华文明思维之中，就在自然之中。

西方的科学研究，主要是依靠仪器、实验来进行的，是远离自然实际的。研究出来的成果，都会迫不及待地进行商业化。换言之，西方科学，完全没有确保正确的求真，完全没有与自然和谐的求实，完全没有与未来和谐的悠久之心，完全没有了宁静之美。

西方文化的狭隘，直接导致了其急功近利，自私自利，损人不利己，是其流毒深渊。

6）强制推广普通话造成的障碍。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北方话（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其中虽然有许多讲究与成果，但更多折射的是苦衷，是不得已。只要往历史深处追索，往文化深处追溯，往思维深处探究，这些基本点几乎无一站得住脚。北京语音，与华夏语音相距遥远；北方话，以《诗经》《易经》《道德经》《孙子兵法》《楚辞》为例，与华夏正声、先秦经典、字书、韵书的发音距离遥远；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内蕴的是西方逻辑，是西方文化背景下的“语法规范”，与华夏天人合一文化背景下的“致广大而尽精微”“三极之道”“混成”的有序，距离遥远。故此，我们还是应当说明，如果从汉语以及汉字的历史真实而言，尤其是从文字原理以及中华文明思维的内在连续性而言，这“三大”依据均是灾难性的。

这“三大依据”犹如封印，将中华文化之魂魄封住了。如此，“与天地同”的中华文明思维将永远无法在国民大脑中复活。

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总策略：大道至简。大者，太也，精也。大道者，性命之理也。中华文化的发生源自求生、生计，故中华文化的核心是：生，厚生。《易》曰：“生生之谓易”。《道德经》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唯有生，方能生生不息。

利益圈内，是没有人，至少是很难有人能放下利益，力挺中华文化复兴的。因此，中华文化的复兴首先是领袖层能看清障碍所在，然后才是明确的认识，坚定的信心，金玉之策，以成大功。策略的核心还是人才，是复兴之路的生长点，生力军。人才，能纯粹成长的只有校园中的孩子，青年。文化的生长点，则在中华文字。

至于具体策略，我们择要建议如下。

1、不但要有“初心”，还必须有“悠久之心”。

凡文化，无不始自初心。然而，人世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因此，要成就“初心”，就必须有“悠久之心”。

中医追求“永寿”，这个“初心”来自何方？道士追求“无量寿”，追求“成仙”，这个“初心”来自何方？

最早所谓的“道士”，实际上就是先秦时代世家子弟走向山林隐居之后，再走进文化视野的身份。他们的目的是求道。他们的原始身份，就是先秦世家中的观天世家，易毉世家。《中庸》云：“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知天，何其难也。例如，天王星的公转周期是84年，海王星的公转周期是165年，哈雷彗星的周期是76年。寿命短的人，面对天空星辰的“天文数字”，是不可能“知天”的。因此，凡欲知天，就必须有悠久之心。凡欲有悠久之心，就必须有“无量寿”。

故，中医开启了“永寿”的追寻；巫史（道）开启了“无量寿”的追寻。

当“永寿”“无量寿”有成之际，巫史（道士）开启了修仙之门。当我们知晓了这来龙去脉之际，也就明白了“彭祖八百岁”并非欺人之谈。

正因为有“彭祖”之类“无量寿”星，才有中华古天文的绝世辉煌。

中华文化的辉煌，必须有“悠久之心”。道，为中华文化的最高旗帜，中央旗帜，悠久旗帜。故，道，道门，道家，道教，虽然有异，但必有通。道，道教，应当置于中华文化复兴的历史高度与战略高度来重新审视，绝对不可以简单地视为“宗教”。

2、明史

《易》曰：“原始反终”。来龙去脉清楚，则文化接地气。

现在所见的《儒学史》《文化史》《思想史》等，均是三代从略，自春秋开始。换言之，史学界至今没有找到中华文化发生的源头，没有找到中华文化的生长点。正因为如此，对先秦经典的解读才会如此混乱，谬误百出。

例如，《论语·泰伯》云：“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何晏认为“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何晏《论语集释》），邢昺认为是“圣人之道深远，人不易知”（邢昺《论语疏》）。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孔子把民看作愚昧无知的人，可使由（服从）之，不可使知之……”冯友兰在《论孔丘》中说：“他们不可使知，所以只可以让他们听从驱使。”并认为是孔子在鼓吹愚民政策。

其实，人，民，在古代是有层次区别的。《说文解字》云：“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通过教育能培养出来的人，以智能为基本标准，由低到高分为小人、士、君子、贤人、圣人，五个层级。更高级的是天纵之才，是人世教育无法培养的，分为真人、至人，两个层级。《说文》：“民，众萌也。”在古代，是指智能级别很低的，一时难以开发的未开发的群体。他们未能接受教育，或者很难通过教育提升档次，是最底层的民众。

由，是必须经过之义。如，《论语·雍也》：“谁能出不由户?”意谓任何人出去，必定通过房门。这是任何人的正常出行不可能例外的。故，夫子之句意，谓可以告诉“民”如何操作的方法，而没有必要告知其系统而深奥的原理。暗含的意思是，“民”没有通向深奥原理的思维门户。

这样的解读是否正确呢？

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次辉煌的革命，就是社会分工，即“允厘百工，庶绩咸熙”。试想，如果社会不分工，那么，一个人就要自己种田，自己做饭，自己织布，包揽一切。很显然，这是不可能的，至少是不可能普及的。更深刻地，这是没有必要的，是没有发展前景的。

如果说，在原始时代曾经有过如此情形，那么，今天就绝对行不通了。今天的人们都使用手机、乘飞机、开汽车，有几人能全系统地懂得手机、飞机、汽车呢？如果有，那么，是不是人人都有必要呢？是不是人人都能够做到呢？即使可以，有那样的必要吗？如果人人万能，还需要社会分工、国家组织吗？疑之者，其荒谬极矣。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是说，“民”可以让他们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今天所说的职业技术以谋生，而没有必要事事让他们都要懂得深奥的原理，暗含的意思是——这些必须遵循分工原理，要交给专业的人。一句简单的话，道理何其明也，内蕴何其深也，操作何其简也。此乃社会分工之必然，万古不易之真理也。

古圣之功，从无妄作。文化下行，致使整体文化境界如雪崩，去古远矣。

何晏、邢邴、范文澜、冯友兰，都是当时代的一流学者。他们的解读，一路下行，离真相渐行渐远，甚至有污蔑之嫌。这就证明，中华古代文化与思维的确已经达到了极高境界。这就证明，春秋以后，包括当代，无论是文化，还是人才境界，均已远低于先秦时代。这一现象，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我们更应当冷静，确立正确的态度，重塑敬畏之心。

明史，首在超越春秋战国，越过三代，直追神农、伏羲、黎山老母，以至于“盘古”，以找到中华文化的源头，还原中华文化历史发生的真相。次在合情合理地解读文化历史由发展到成熟的阶段性历史，完成整个发展史的和谐整合，让国民明史。三是为先秦经典的解读建立可信的背景与提供正确的解读依据。四是从先秦经典中找到并明确中华文化与思想发展成熟所达到的最高境界与绝对高度，通过与现在学术界的已有结论以及西方文化的现有高度进行比较，分清真伪。五是从中华文化发生的源头开始梳理，结合先秦经典中的经典语言，重整中华文明思维模式，复活“与天地同”的中华文明思维。六是开枝散叶，从教育、经济、政治、军事等方向全面正确地分述历史，以为当代与未来建设的文化根本。七，解决其他相关问题。

文字初创，意图明确，乃“藏之名山，传诸后世”。中华文化的历史、文化、思维、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人性、心理、农耕、自然，一切的一切之奥妙，无不在中华文字中。历史典籍中已经散佚的中华文化奥妙，无不在文字之中藏匿，古称天符。

文字之中，无不能最简地演绎现代西方科学中的所谓“知识”，且更加透彻、高明。换言之，文字之中蕴藏了最简而又最丰富的教育资源，是人的思维通往顶级境界的捷径。

例如，孝，从爻从子；爻，从二㐅，金文作、，甲骨文作，篆文作；㐅，金文作、甲骨文作、，篆文作，为五字。五是远古时代的数进制单位，是“近取诸身”的产物。如“三五而盈，三五而阙”所记载的月象变化规律。

爻，直解就是按照五的规律循环，拓展意义则是天行依数规律无限循环的系统描述。《玉杯》曰：“《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数，生于天地自然。《晋书》云：“然则观象设卦，扐闰成爻，历数之原，存乎此也。”皆可证“爻”出于天文研究，是天行数规律的系统描述。

质而言之，爻是用数表达天时之变，即通过效天而作历明时。《易》是大道之源，群经之首，百科之本，而《易》赖以表达世界本质的依据却是爻——数，并断言“叁天两地而倚数”、“极其数则天下可定”、“易逆数也”。古圣找到了数，故能通过数尽精微而致广大。数内蕴世界的本质，也是人类精准地把握世界最奇妙的手段和途径。

古人深知天地是人类精神之根，极其重视天文历数对农业生产的决定性影响，是生民之道，故知唯有将“爻”之学问传给儿孙承续流传，方能生计无忧，百世其昌。这样，父辈的经验、精神就传给了子辈，并与子辈的经验、精神融为一体，共成中华滔滔的文化大河。

孝，从子耂声，耂即爻之变化。教、学，繁体作敎、學，都是爻或孝的孳乳字。孝，即圣人、父辈或者老师将历代先祖积淀的精华传给后代的时候，其高明、精妙的见解让后辈们由震惊而敬佩，由敬佩而自觉地、主动地、刻苦地、不懈地努力向先祖和老师学习。父，甲骨文从丨从又，《说文》曰：“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其实，音训才能得其真义。父者，复也。“率”与“教”明确了父亲有管理家庭的权力及教育孩子的责任与义务。矩，标志着工具与术数已经进入了寻常百姓之家，成为教育后辈的常态。

由此可知，孝，是最根本的态度性心法的生成方式和途径。由孝作为教育传承之原始行为，后辈心中生出了对长辈聪明睿智及其辛劳勤苦精神的无限敬畏之心与崇敬之情。这种敬畏之心、崇敬之情，慢慢地内化为“孝顺”之心，进而升华为“孝敬”“孝道”。祭祀祖宗即由此而生。

孝，是正统意义上有文字为证的教育起源。《孝经》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又，“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中庸》云：“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孝字部件内蕴的教育内容和对象以及教育目的都十分明确，初步形成了完整体系，意蕴宏深。

知“爻”之为数，则入《易》有路焉。知“孝”之为教，则文而化之有根焉。

教育由教、学、习、练，组成基本层次，由修、悟、历、砺，组成高级层次。西方教育以及现代中国教育，只有基本层次，而无高级层次。

例如，只要以西方教育理论作为指导，孩子们中就一定会有抑郁症、叛逆心理与叛逆期，形成代沟。这种教育灾难，已经遍及中华大地，成为学校与许多家长挥之不去的噩梦。

反之，只要以中华圣道教育原理作为指导，这一切噩梦就会自然消失。而且，培养出来的人才，普遍地是能够确保chengren的。就高级人才而言，不但能绝对地确保品质高尚，而且就人才质量而言，将比现在的西方人才、北大清华的人才质量高百倍以上。

在这个基础上，明确中华圣道教育所达到的最高境界，并与现代教育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以明正与邪、高与低、经与常。我们现在研究的初步结论是，中华圣道教育原理高于当代西方教育理论至少两重境界，至少高于当代西方教育三千年水平，能够确保正确，确保悠久正确。

中华圣道教育之所以能大道至简，就在于其“知一”以为法，循序渐“退”，故能大矣。

道，是中华文化与思想的顶峰，也是自然的终极模式，是人类文化与思想永远的终极高度与境界。因此，道教，不应当简单地、纯粹地视为宗教，而是道士之家。应当明确，道是中华文化最深沉的灵魂所在，国家应当支持并扶助道家复兴观天传统。

现在，道教已经在佛的挤压下近乎式微，几乎无法生存，这是中华文化更深层的灾难。

fojiao，已经深度本土化。范仲淹、程颐、朱熹均已发现，“儒门礼乐，尽入缁门之中”。佛门梵呗，其实源自陈思王，即曹植。陶弘景开始将道家法术藏于佛门；吕洞宾则大规模地将道家法术藏于佛门；普庵祖师先是道家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的徒弟。这中间的许多隐秘，在国家文化层面应当区别对待，更应当有策略地导出其中深藏的中华文化精髓。

德，是人类的收获，永远行进在接近于道的途中。故，《中庸》云：“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德，更广大地是指人类师法自然，构建人类思维、文化、伦理、政治、社会之序，以求系统和谐，以求更强大的生发力。

故，道从天地自然而言；德从人类精神文化而言。德以道为师，道以德为使。道德，乃人类走向文明的法门与天梯。

6、在复兴中华文化的战略高度上，重视中华世家传承模式的研究，并高度重视世家模式的重建。世家的建设，必起于一，而成于百。世家之成，在于世家之祖，在于百世其昌之执念，在于“易道”为核，在于万物和谐混成以及天地人混成，在于以“精微”而致“广大”，在于世家之祖制。这是中华民族确保文明高度，确保走向更高级文明的中正模式。

7、在复兴中华文化的战略高度上，重视中华圣贤君子级别人才的培养，让“与天地同”的中华文明思维与君子之风在中华大地上复活。与此同时，有计划地培养中华先秦文化的研究人才与教育人才。

中华圣贤君子级别的人才，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力军，意义同于“世家”，是人才高标，是人才模范，是领军人物。

这种人才，必须在党的思想与国家策略的基础上，完全按照中国先秦时代的世家人才模式培养，最低也要按照世外高人的师徒模式培养。这种人才的培养，简单地说，由两方面整合而成：一是以先秦经典为核心的培养模式，是中华民族已然认识的最高境界；二是完全融入自然，进入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浩瀚自然时空。当两大方向均修炼成功，则思维已然气化，已经是通天彻地而无思维障碍的人才。

8、《黄帝内经》与中医，是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大业中，现在就能够直接生发的强劲生长点，是能够无障碍地与时偕行的。其余的，则均需要系统有序的铺垫。但是，我们必须坚持中医老祖宗的戒律，否则，风险很大。在这个信息网络时代，日本、韩国、美国对中医已经不是学习的问题，而是已经悄然有了自己的队伍与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