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是1897年出生的，他投靠国民党后, 于1948年随国民党到台湾时, 已经51岁了。从这时起, 到1979年他82岁去世时止, 是张国焘的最后31年。这31年中, 张国焘一直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期间, 他曾有过多次选择。最后, 他凭自己的意志所作出的选择, 决定了其凄惨命运的归宿。
01 与国民党分手
1948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解放军的隆隆炮声, 已经响遍了中国北半部。解放军兵锋直指江南, 国民党的巢穴已经危在旦夕。谁都能看清楚：国民党必然失败。蒋介石开始寻找后路了。
蒋介石选中台湾作为最后的基地, 并派出许多国民党要员赴台进行先期经营。国民党上层很快就都知道了蒋介石的这个意图, 他们纷纷寻找门路或者借口, 携家带口, 避往台湾。此时, 在上海办《创进》周刊、替蒋介石帮腔的张国焘, 也摸到了蒋要退守台湾的意图。他想：自己与共产 党决裂了, 共产 党来了, 没有自己的好果子吃, 赶紧开溜吧, 现在, 国民党高官们都去了台湾, 自己也只好跟着去台湾。于是, 在1948年冬季, 张国焘把《创进》周刊关张, 处理完了经济事务, 手头尚余数千美元, 便全部带上, 去了台北。张国焘到台北时, 许多国民党高官和上海的商人, 已经先一步到达, 占据了台北市所有的空房子。张国焘找不到住房, 无奈, 只得去找国民党官方求助。国民党官员对他却十分冷淡, 当然这另有其因。原因之一, 是张国焘投奔国民党后, 虽然搞过一些策fangong产党军队的工作, 但一无所获。此后, 他虽然多方努力, 却也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来。国民党方面认为他的利用价值已尽, 不愿意再养他了。原因之二, 是张国焘虽然身在国民党中, 却也自有政见, 为人处事, 坚持自己的一套, 很难融入拉拉扯扯成风的国民党上层。原因之三, 是张国焘在上海办《创进》周刊时, 虽然也骂gongchandang, 但却也表现出了在国共两党之间不偏不倚的态度, 好像要独树一帜。国民党方面觉得, 张国焘与他们并不是一条心。原因之四, 是国民党到台湾的最初几年里, 遇到很多麻烦事：台湾当地人不理解他们, 反对国民党入台；国民党刚刚入台, 需要巩固台湾阵地；国民党内部也是矛盾重重, 其上层正忙于处理各种事务, 搞得焦头烂额。张国焘几经碰壁之后, 也明白国民党不会管他了, 就不得不自己想办法。好在他在江西国民党地方政权工作和在上海办《创进》周刊时, 存下一点钱, 他便利用这些钱, 在台北租了一所房子, 把全家安顿下来。家里安顿完之后, 张国焘便想接着做事, 他还想在台北复办《创进》周刊。他做的第一件事, 便是打听原来在他手下工作的《创进》周刊同事的下落。这些人是分头跑到台湾来的, 现在也都没事做。张国焘找到他们一商量, 都说愿意到台北继续办《创进》。他们推举张国焘出头, 找国民党申请办刊物, 但遇到的却是一张张冷脸。张国焘一打听内幕才得知：国民党上层对他办刊物不放心。有朋友劝他：国民党现在顾不上办刊物了, 你办刊物, 也没有人看了, 何必呢？张国焘听后, 觉得有道理, 便放弃了在台湾复办《创进》的念头。但是, 总不能闲着什么事情也不做呀？一家人还要生活呢！于是, 张国焘就又去找国民党当局, 要求安排他工作。这次, 国民党高官倒是没有表示不安排, 只是一味地拖, 害得张国焘跑了一年, 国民党也没有给他这个国民党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安排工作, 而其他委员们却都捞到了一官半职。张国焘回去闷头一想, 终于明白了：国民党根本就不信任他。不得已, 张国焘只好闲居。可是, 没过几天, 国民党方面派人来收张国焘租住的房屋, 理由是：这一带的房子全部辟作东南“行政长官”公署, 限于三日内搬走。张国焘自己花钱租住的房子, 也不让他住, 太不像话了。实在气不过, 他就去找国民党“行政院”理论。“行政院”一个官员冷冷地说：这事公事公办, 被征用的房子, 不止你一家, 你只能另外租房子了。张国焘与这位官员吵了起来。这位官员也不让步, 回敬道：你当中执委, 是过去的事情了, 你现在算什么？有本事找gongchandang要房子去！张国焘一听这话, 心里凉透了。他回到家中思前想后, 决定与国民党分手。与国民党分手, 就不能在台湾了, 去哪里？大陆眼看就要被gongchandang占领了, 去不得, 只好去香港, 那里是英国人统治的地方, 英国人说了算, 中国人居住在那里, gongchandang、国民党都不能把他怎么样。张国焘来到台湾整整一年。他本来还想与国民党合作, 但他又在思想上与国民党有隔阂, 看不上国民党上层的腐败, 他只盼望国民党方面还能容许他这个有一点不同看法的人存在, 给他一碗饭吃。没想到, 国民党方面已经决定抛弃他了。一年来, 他到处碰壁, 连个差事也没有谋到, 只得离开国民党。可是, 到香港能干什么？他心中一点数也没有。
02 与第三势力合不来
张国焘一踏上香港的土地, 就有政客来找他了。这些政客是什么人？他一看便知：顾孟余、李微尘~第三势力的代表人物。
顾孟余、李微尘原本都是国民党中的人物, 但他们在国民党中反对蒋介石, 与一些人打起了“改组派”的大旗, 自然不能在国民党中呆下去了。他们中的一些人, 在20世纪30年代渗透到gongchandang中, 也受到清洗, 有的还丢了命 (张国焘在鄂豫皖搞根据地时, 就亲自下令杀了不少“改组派”, 但那是他硬给人扣上“改组派”帽子后杀掉的———笔者注) 。此后, 国民党“改组派”消声匿迹了, 一些人以国民党与gongchandang之间的第三势力的名义, 从事政治活动。他们主张走英美道路, 在美国人的帮助下搞资本主义。maozedong批判过这种第三条道路的观点, 而蒋介石也反对这种观点。于是, 第三势力代表人物在大陆呆不下去, 在台湾也呆不下去, 便都跑到香港来苟延残喘。顾孟余、李微尘就是第三势力在香港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到香港后, 并未闲着, 仍然宣传他们的观点, 组织第三势力活动。同时, 也在国民党中拉一些人进来, 以壮大自己的力量。因此, 他们经常关注国民党上层人物的政治动向和处境。张国焘在台北受冷落的情况, 他们早就知道。他们觉得, 张国焘在上海办《创进》周刊, 唱的调子与他们的调子有相同之处, 便决定拉张国焘入伙。于是, 张国焘一到香港, 顾、李二人就找到了他, 提出了合作的意向。张国焘初到香港, 一无亲, 二无故, 安身无地, 正走投无路, 明知自己与第三势力政见不一样, 也只好答应与他们合作。这样, 张国焘便住进了李微尘在香港的空房子里, 一家人算是安顿下来。几天后, 张国焘、顾孟余、李微尘共同商议, 决定成立一个组织, 起名叫“民主战斗同盟”, 顾孟余当头, 下办一个刊物, 叫《中国之声》, 张国焘担任社长, 李微尘当主编。但是, 张国焘毕竟是一个政治人物, 有自己的政见。他的政见, 在本质上是与第三势力不同的。因此, 三个人办组织、办刊物, 办来办去, 差异性就显现出来了。张国焘以社长的身份, 给刊物定位, 要发表宣传他的政见的文章, 而顾孟余、李微尘二人则坚持要发表宣传第三势力的文章。开始, 三个人有矛盾也能够调和解决, 后来, 矛盾尖锐起来, 达到互不相让的程度。张国焘感到, 自己在那里势单力孤, 便把他原来在上海办《创进》周刊的几个同事拉了进来, 把顾、李手下的几个人排挤出去, 这一下, 顾、李二人不干了。他们私下商议, 决定把张国焘赶走。议定后, 他们找了一个机会, 与张国焘摊牌了：张先生, 我们这里用不起您这样的大才, 还是请您另谋高就吧, 您一家也另找更好的住处吧。张国焘一听, 就明白了。他二话没说, 第二天就带一家人搬走了。好在这一段时间里, 张国焘早就料到自己与第三势力合不来, 迟早要分手的, 于是预先留了后路, 暗中找到了住处。因此, 他与第三势力关系破裂后, 马上就又找到了住房。
03 单干户
与第三势力合不来, 闹崩了。张国焘再也不想加入任何组织了。但是, 总要做一点事情, 才会有经济收入, 他一家总要生活下去的。做什么?张国焘想了又想, 决定自己单干。好在张国焘也算风云人物, 作为gongchandang建党时的发起人之一, 曾跟随在lida钊、陈独秀左右, 当过gongchandangde高官, 创建过鄂豫皖根据地, 又当过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 曾率领过近10万人的队伍。后来他又离开gongchandang投靠蒋介石, 也曾经是蒋介石的座上客, 即使后来在上海办《创进》周刊, 也曾名噪一时。因此, 知道他大名的人很多。张国焘决定利用这个条件, 写文章, 当自由撰稿人。他自认为, 自己写的稿件, 香港的报刊还是爱用的。说干就干。张国焘很快订了几份报纸, 开始研究时政：形成自己的看法后, 便动笔写时政评论, 投给香港的各主要报刊。张国焘没有猜错, 他写的文章, 香港的各主要报刊果然爱用。香港是商业社会, 报刊也搞商业化运作。为了吸引读者, 往往在一个报刊上, 各种政治观点都有反映, 各类政治家的文章都登。张国焘名声在外, 光是他的这个名字, 就够吸引人的了, 何况他写的文章, 还表达了他的一定政见。因此, 张国焘投稿, 每投必中, 且给付的稿酬很高。这样一来, 张国焘靠写稿子得到稿费来生活, 一家人在香港倒也衣食无忧。张国焘在这一时期写的文章, 较有影响的, 是他对朝鲜战争的评论和对朝鲜战争前景的分析。张国焘带过兵, 打过仗, 在军事上不是外行；同时, 他也了解gongchandang军队的作战作风。他写的战争前景评论文章, 往往有一点预见性。这样一来, 他写的文章, 就更有人爱读了。那一时期, 香港各大报刊纷纷登门求稿, 张国焘一时还真应付不过来, 只好拼命写稿。一篇篇军事评论, 一篇篇时局前景分析文章, 见之于香港各报刊, 以至于中国和美国的高级军事领导人, 都开始关注起张国焘的军事分析文章来。但是, 好景不长。朝鲜战争进入打持久战的阶段后, 人们的关注点不像以前那样集中于朝鲜战场了；再加上双方都动用空军力量参战, 而张国焘是不太了解空军参战情况下的战局的, 他后期写的军事评论文章, 往往流于发空议论。这样, 他的文章的读者群就缩小了, 香港各大报刊也不再向他求稿了。当时, 在香港各大报刊上相互争论的主要文章, 不是站在gongchandang方面, 就是站在国民党方面, 或者是站在第三势力方面。张国焘写政论文章, 既不倾向于gongchandang, 也不倾向于国民党, 又不同于第三种势力, 因此, 别人不太注意他的文章, 他的声音显得很微弱。而香港的报刊是喜欢刊登热闹的文章的, 这使得张国焘的文章倍受冷落, 稿费收入也大幅降低。
04 连遭两祸
本来, 稿费就是非固定收入, 现在, 这方面的收入也大幅度下降, 张国焘一家人的生计就成了问题。他不得不又另想谋生之道。那时, 受朝鲜战争的影响, 香港的黄金价格直线上升, 张国焘便想去做黄金生意。他在上海办《创进》周刊时, 存下一点钱, 到香港写稿子得稿费, 又存下一点钱, 两下加起来, 数了数, 共有5000美金。他把这些钱全部用来购买了黄金, 期待着黄金价格上涨, 涨到一定程度, 再抛出去, 兑换成美元, 就发大财了。张国焘用全部家当买了黄金后, 黄金的价格一路上涨, 他心中高兴极了。他长期以来抑郁的心情好了许多。张国焘是这样分析的：朝鲜战争虽然打打停停, 但由于两大阵营对立, 这场战争不会结束, 会长期打下去, 成为持久战, 甚至还会引发disancishijiedazhan。这样, 黄金的价值还会上扬, 他的5000美元本钱, 会变成5万美元、50万美元、500万美元。他还想, 既然朝鲜战争还要打下去, 自己就还要写军事评论, 自己的稿件还是有报刊发表的。但是, 处在得意之中的张国焘万万没想到, 祸事临头了。原来, 他从未经过商, 根本没有经济头脑, 也不知道商场上的厉害, 对香港的经济情况也一无所知, 并且他也从不研究经济问题, 特别是, 他更不了解香港的投机经济情况, 因此, 在他一脚踏入投机生意中时, 就注定了日后要跌跤。再者, 张国焘对时局的分析也错了。他万万没有想到, 朝鲜战争经过长期艰苦谈判, 竟然达成了停战协议, 一路上涨的香港黄金价格, 也因此大受影响。可是, 张国焘一向自负, 不肯改变自己的初衷, 当香港大批购买黄金的人纷纷抛出手中的黄金时, 张国焘却舍不得, 总想着黄金的价格还会上涨, 自己一下子成为大富翁。他没有想到, 一夜之间, 香港的黄金价格会大幅下跌。等他急忙把自己手中的黄金抛出去的时候, 黄金的价值, 已经降到了最低点, 他原来的5000美元, 只剩下2000美元了, 整整亏了3000美元。要知道, 那个时候, 3000美元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他一家人要靠这个生活的, 他本人的后半生, 也要靠这个生活。张国焘万分懊悔, 急火攻心, 一下子病了, 养了好几天才好起来, 但他心中的懊恼却无从排遣。遭到此祸不久, 张国焘又遭一祸~他老婆杨子烈摔伤了。原来, 在20世纪50年代, 要在香港生活下去, 每一家都必须有个两三千美元的准备金, 否则, 如果有病或者发生其他变故, 就难以应付。张国焘搞黄金投机生意赔了本, 只有2000美元了。这2000美元本来是不能动的, 但张国焘一家人要生活, 又没有固定收入, 只好动用这笔钱。没过多久, 这笔钱也花完了, 一家人吃饭都成了问题。张国焘的夫人杨子烈见此情景, 只好到一家商店找了一份事做, 每月能有一点收入。但这家商店离张家很远, 杨子烈为了省下车钱, 便坚持每天走路上下班, 回到家来又要做饭。一天下来, 已经很疲惫了, 但还要到菜场去买菜。她毕竟年龄大了, 腿脚不那么灵便了, 一脚踩在一块西瓜皮上, 摔了一跤就爬不起来了。路人将她送到医院去, 并通知了张国焘, 张国焘赶到医院后, 一听医疗费, 顿时目瞪口呆。原来, 杨子烈伤得很重, 臀盘骨摔断了, 要花一大笔钱做手术。张国焘只好东借西借, 借够了钱来给杨子烈做手术。这一下, 他一家又背上了债务, 生活越发艰难。而杨子烈的手术也没有做好, 出院后成了跛子, 再也无法出去做事。
05 试图回大陆养老
正当张国焘一筹莫展之时, 他的大儿子张海威及时给了他补贴, 才勉强能够生活下去。但是, 张海威也仅仅是靠教书为业, 薪水并不高, 总靠张海威接济, 也不是个办法。张国焘只好拼命写稿, 期望通过稿费收入维持下去, 并还上债务。但此时朝战已经结束, 虽说张国焘写军事文章是长项, 也仍然没有人看他的文章；写政论文章, 张国焘又是“三不靠近”~不靠近gongchandang、二不靠近国民党、三不靠近第三势力, 而自己的独立旗帜又打不起来, 因此, 这类政论文章也无人爱看。香港几家大报刊不像以前那样用他的稿子了, 收到退稿信已经是家常便饭。张国焘走投无路, 便想到了gongchandang, 想到了maozedong。他想, maozedong也许会宽容他吧。正好, 1956年中国gongchandang召开八大, 张国焘收集了香港的许多报刊, 认真阅读了上面有关中共八大召开的情况。他很认真地研究了一番, 认为中国gongchandang提倡“双百”方针, 政策方面放宽了, maozedong可能会不计前嫌, 容纳他, 以自己的老资格, 中国gongchandang方面至少会养活他。于是, 他开始寻找香港与中共有联系的人士, 以便向中共中央转达他想回大陆定居养老的意向。但是, 张国焘仍然脚踩两只船, 他也通过一些关系, 与美国人联系, 试探能否与美国人合作。一些在香港的美国人表示, 美国方面愿意帮助他, 并给了他一些生活补助。这样, 张国焘一方面寻找能够联系gongchandang方面的关系, 一方面又与美国人接触。经过一年多, 到了1958年, 张国焘终于同gongchandang方面联系上了。当年10月, 他在与中国gongchandang在香港的人员接触中表示, 愿意为新中国做点事情, 并请求中共中央提供生活补助。张国焘的这个意思, 很快就传到了大陆, 传到了北京, 传到了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于1959年1月5日将张国焘表达的意思印成内部情况简报, 报送到maozedong那里。maozedong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早已知道张国焘与美国人有联系, 对张国焘生活困难的处境也很清楚。当时, 中美关系十分紧张, maozedong先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我们是愿意帮助他解决生活困难的, 但张国焘应该断绝同美国人的联系, 不能一面与美国联系, 拿美国人的钱, 又一面拿gongchandangde补助。当简报传到maozedong那里时, maozedong根据他已经想好并且在一定范围内提出过的这一意见, 提笔在简报上批道:“应劝张国焘割断他同美国人的关系。如能做到这点, 可考虑给以个人生活方面的补助。毛注。” (见《建国以来maozedong文稿》第8册第30页)maozedong的意见, 得到了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赞同, 并且很快就由中共中央在香港的工作人员向张国焘转达了。张国焘考虑再三, 最后向中共中央在香港的工作人员表示：我以往是个演员, 现在我是一个观众了, 我还是当个观众吧, 希望少看到些悲剧。张国焘说这些话, 已经是明确表示不再打算与中国gongchandang合作共事了, 更谈不到为新中国做点事情了。关于给张国焘生活补助的事情, 也只好作罢。
06 与美国人合作
张国焘打定主意, 不再回大陆了, 但目前靠写稿为生, 已经成了问题。在香港怎么生活呢？正当张国焘发愁之时, 美国一所大学的研究员找上门来了。1961年的一天, 张国焘正在家中闲坐, 听见有人敲门, 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一跛一拐地去开了房门。门口站着一个蓝眼睛、黄头发的洋人, 张国焘觉得奇怪：自己倒是与美国人有接触, 但这个洋人却从未见过, 他来干什么呢？莫非走错门了。正纳闷间, 那个洋人自己走了进来, 见到张国焘, 先开口说话了, 讲的却是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此人自我介绍说：我是美国堪萨斯大学名人中心的研究员, 特来拜访张先生。张国焘把来人让到客厅, 二人谈了起来。谈话间, 张国焘发现, 来人对中国的历史, 对张国焘本人的历史, 了如指掌, 而对张国焘本人, 也多有赞美之词。张国焘心中高兴。来人向张国焘请教了许多中国gongchandang历史上的问题, 张国焘有问必答, 来人很满意。二人整整谈了半天。最后, 来人对张国焘说：你在中国gongchandang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离开你, 任何中国gongchandangde历史都不完整, 我建议你写回忆录, 写出来是很有价值的。张国焘心中高兴, 也愿意写。可是, 怎么出版呢？张国焘又犯了难。特别是目前张国焘家中生活困难, 而写回忆录, 从动笔到出版, 要很长时间, 这段时间里自己拿不到稿费, 因此, 写回忆录, 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他没有说话, 心中犹豫着。来人看出了张国焘的心事, 对张国焘说：出版的事情我帮你解决, 现在, 算堪萨斯大学向你约稿, 每月给你2000港元, 作为生活费用, 书出版后, 稿费照样付给你。张国焘一听, 才明白, 原来, 此人是有备而来, 是早就计划好了的。但一听到要给他出版回忆录, 每月还先付给他2000港元, 出版后还有一笔可观的稿费收入, 他的心动了。要知道, 自己一生不得志, 通过发表回忆录, 可以自己给自己的历史加上光环, 这样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再说, 每月2000港元, 是个不小的数目, 足可以使全家在香港维持一个中等生活了。没等张国焘答话, 在一边的杨子烈对张国焘说:“特立 (张国焘的字———笔者注) , 写吧, 把你的一生写出来。”张国焘望着杨子烈, 又看了看来客, 点了点头。第二天, 张国焘就动起笔来。他从自己的童年写起, 写自己入私塾读书, 写“洪江会zaofan”, 写自己去萍乡县县立小学读书, 写自己在上海投考北京大学, 写自己进北大后接受民主科学思想、参与发起五四运动, 写自己在lida钊、陈独秀的引导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 写自己参与创建中国gongchandang。他一路写下去。写作中, 往事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 时常心潮起伏, 不能自禁, 经常在写作时, 不知不觉之间, 眼泪就流了下来。这样, 张国焘连写了4年, 到1965年基本脱稿。美国堪萨斯大学并未食言, 每月给他2000港元。最后完稿时, 又付给他一笔可观的稿费, 取走了张国焘的手稿。张国焘也算是有心计。他在写作过程中, 让杨子烈另外抄了一份稿子。美国人拿走原稿后, 张国焘手中还存有一个备份稿子, 他把这部书稿交给了香港的《明报月刊》。香港《明报月刊》总编一眼就看出这部书稿的市场价值：张国焘是风云人物；张国焘经历曲折；张国焘在中国gongchandang内担任过要职, 了解许多情况；张国焘在国民党内也呆过, 也了解许多情况……于是, 他马上拍板, 以《我的回忆》为题目, 用连载的方式, 发表张国焘的这部书稿。从1966年起, 《明报月刊》开始发表张国焘的《我的回忆》, 每发一期, 都给张国焘以可观的稿费。有美国人给的稿费, 又有《明报月刊》给的稿费, 从此, 张国焘的经济生活问题, 算是解决了。1971年, 《明报月刊》又把张国焘的这部书稿分成三册出版, 在海内外大量印行。按照协议, 张国焘得到很高的版税收入。这样, 张国焘 (此时已经迁居国外———笔者注) 一下子有了一大笔钱。有意思的是,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出版前, 特意让自己的妻子杨子烈写了一篇《张国焘先生略历》一文, 放在书前。杨子烈在文中对张国焘当然是大加赞颂了, 这也算是夫唱妇随吧。张国焘写完《我的回忆》时, 杨子烈也写了一部自我回忆的书。但杨子烈没有什么名气, 张国焘与她商议后, 决定使用《张国焘夫人回忆录》的题目出版。这部书在香港出版后, 销量也很大。张国焘、杨子烈又得到了一笔数目不小的版税收入。自从与美国人合作开始后, 张国焘的经济收入直线上升。有此经历后, 张国焘也有了一定的经济头脑。
07 拒绝王明之请
正当张国焘安心在香港当“寓公”, 每日悠哉悠哉之时, 他的家里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来人是中国人, 但自称是从苏联来的。他见了张国焘, 寒暄之后, 立即从皮包中掏出一封信来, 双手递给张国焘。张国焘打开信一看, 面露为难之色。杨子烈接过信来一看, 见信中写道:一别数十年, 未通音信, 甚挂。大作《我的回忆》业已拜读, 甚为佩服。000诸人之阴谋诡计, 已揭之天日。望吾兄见信后赴莫斯科一行, 以共商大计。手肃, 即叩大安。中国gongchandang中央革命委员会主席陈韶禹张国焘发了愣, 看着来人, 一句话也没说。来人开口道：张先生, 苏共中央方面也有此意。如张先生愿赴莫斯科, 一切事宜, 即由我安排。张国焘心中明白, 王明一向反对maozedong, 在莫斯科写书骂maozedong, 大约见到他写的《我的回忆》后, 想拉他到莫斯科, 与苏联人一起, 在莫斯科反对maozedong。张国焘听说, 王明在莫斯科自称是中国gongchandang中央革命委员会主席, 现在, 王明亲笔写上了, 证明此言不虚。张国焘虽然心中明白, 但对眼前的事, 却一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只好答道：这是件大事, 容我考虑后再答复。来人约定, 第二天下午再来听张国焘的意见。张国焘送走了来人, 心中陷入了对历史的回忆和现实的思量之中。张国焘太知道王明了。此人在米夫支持下, 一度成为中国gongchandang实际上的指挥者。在他的指挥下, 中国gongchandang一度走上了极“左”的道路, 使中国革命遭受了大挫折、大失败。张国焘还想到：自己在莫斯科时, 受制于王明, 自己对王明没有什么好感, 但在王明手握大权的情况下, 当年自己也不得不违心地巴结、靠拢王明。张国焘十分清楚, 自己在延安之时, 就是得知王明要杀他, 才借祭黄帝陵之机, 跑到国民党方面去的。现在, 自己再去莫斯科, 往好里想, 是会像王明一样, 享受莫斯科给予的优厚的生活待遇；往坏里想, 是还要受制于王明, 王明是不是会借苏共之手杀掉自己, 也很难说。即使这种可能性不存在, 那么, 自己与王明能合得来吗？想来想去, 没有主意, 便征求杨子烈的意见。杨子烈说：去莫斯科, 倒是一条生路, 可是, 你和王明能合得来吗？那里, 王明与苏联人是一条心的, 是他们说了算。你不听他们的, 没有好果子吃。听他们的, 就要受制于他们。听杨子烈这样一说, 张国焘打定主意, 不去莫斯科了, 不再为王明卖命了, 也不给苏联人卖命了。第二天下午, 王明的使者又来到张宅。张国焘很客气地对他说:“请转告韶禹先生, 昔日恩怨, 国焘早已无意计较, 只求平稳淡泊度此残生了。”来人一听, 心中明白张国焘无意去莫斯科, 遂起身告辞了。
08 惊走加拿大
1966年, 中国大陆搞起了“文化大革命”。香港的消息向来是很灵通的。香港各报刊每天都报道大陆“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什么红卫兵zaofan, zaofan派抓人, 武斗, 搞“喷气式”, 一些名人被整死, 有的zisha, 等等。总之, 香港各媒体当年对“文化大革命”负面的报道是最多的。张国焘每天都读报纸, 对大陆搞“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十分关注。他也为大陆的动乱担心, 但是一想到自己已经是局外人了, 也就不多去想了。至于他个人的安危, 张国焘是这样认为的：香港归英国人管, 大陆不管怎么闹, 也闹不到英国的地盘上来, 红卫兵是不敢跑到香港来揪斗自己的, 自己可以安心在香港当“寓公”了。到了1967年, 大陆的“文化大革命”闹得更厉害了, 什么dazaqiang抄抓, 几乎每天都有发生。张国焘的心也揪紧了。一天, 张国焘到街上闲逛, 突然见到香港街头也贴出了大字报。他不禁脸色大变, 气喘吁吁地跑回家中, 告诉杨子烈这一情况。杨子烈的心情也紧张起来。从此, 二人一直心神不宁, 关了房门, 不再出屋。只从报纸上了解情况。这段时间, 张国焘对报纸看得更细了, 对一些报道, 还反复看, 琢磨字里行间的意思。有一天, 邻居来告诉杨子烈说, 前几天, 有两个陌生人来此打听张国焘的住址。杨子烈赶紧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张国焘。张国焘越想越不对劲, 自己在香港的住址是不对外宣传的, 只有少数亲友知道, 怎么会有陌生人来这一带打听他的住址呢？莫非是大陆的红卫兵或者其他什么zaofan组织派人来香港了。如果真是这样, 说不定哪一天, 他们打听到自己的住址, 闯进来, 把自己绑回大陆, 那就活不成了。他和杨子烈越想越害怕。这一惊, 可了不得, 张国焘几乎每天都睡不着觉, 心惊胆战地过日子。这样长期下去, 总不是办法。于是, 张国焘与杨子烈商议：三十六计, 走为上计。往哪里走？只有到加拿大投奔他的儿子去。原来, 张国焘有三子：大儿子张海威此时已经在加拿大定居, 在一个研究所里研究数学：小儿子张渝川也在加拿大的多伦多, 是工程师：另有一个儿子在纽约当医生。三个儿子, 有两个在加拿大, 而加拿大当时的移民政策也很宽松, 张国焘夫妇便决定去加拿大, 投奔大儿子和小儿子。1968年, 张国焘、杨子烈处理完在香港的家产后, 带上这些年的积蓄, 登上了香港去美国的飞机。张国焘和杨子烈本来要去加拿大, 为什么乘上了去美国的飞机？原来, 二人商议后, 决定先去美国看一下二儿子, 然后再转道去加拿大。当飞机起飞时, 张国焘流了泪, 他心里知道, 此一去, 再也回不了中国了。正如张国焘所预感的那样, 去了加拿大以后, 虽说有妻子杨子烈和两个儿子相伴, 每日仍倍感孤独与凄凉。1979年12月3日, 张国焘在加拿大一所基督教会办的养老院被活活冻死, 时年82岁。编辑:李锦辉 李顺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