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蔡建和 文史博览
生命中，总有些人、有些事难以忘怀。
汪啸风，中共海南省委原书记，1983年6月至1986年3月在湖南常德担任行署专员时，我曾经在他身边工作过两年多。他的领导风范和思想境界，对我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影响至深。与他在一起的许多场景、他的一些细节小事，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成为一辈子的珍藏。他现在已垂垂老矣，我亦年届退休，选几件有关他的小事记录下来，献给那段弥足珍贵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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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啸风1
独自提着尼龙兜来行署报到
1983年在中国历史上注定是不平凡的。这一年，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dengxiaoping的强力推动下，中国开启了机构改革和干部队伍“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由此拉开了中国从农村到城市改革的大幕。
我是1982年初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常德行署办公室工作的。刚到机关时，地委、行署的领导班子以南下老干部为主体，他们阅历丰富、对党忠诚，但文化程度不高，年龄也偏大，有的适应改革开放形势显得“慢半拍”。
机构改革那段时间，机关里议论纷纷。主要是一些老干部刚从“wenge”的走资派和劳动改造的“牛棚”里解放出来，正准备把“wenge”十年损失补回来，好好为党和人民大干一场，组织上却突然按下“暂停键”，要他们从领导岗位退下来，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
省委派出的机构改革工作组打着灯笼火把在全地区找“四化”干部。啸风同志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有着大学学历的正处级干部，很自然地从行署所属的七一机械厂被找了出来。刚开始传说他当行署副专员，后来突然一步到位当了专员，从县团级到了正厅级，年龄只有38岁。他能行吗？全地区上上下下都很关注。
记得6月上旬的一个上午，行署门口进来了一个中等身材、有点秃顶、微微驼背，戴着一副黑边眼镜、显得老成持重的人。他提着一个尼龙网兜，里面装着脸盆、洗漱用品和换洗衣服，迈着稳健的步子，朝行署办这栋办公楼走来。行署办的几位领导连忙把他迎进了我们隔壁的一间临时作为住处的办公室。他放下行李，稍作寒暄，就上二楼办公室开始了工作。
科长告诉我，这就是新来的汪专员，行署的“一把手”，今后我们就要为他直接服务。我惊呆了，这么大的领导来报到上班，怎么无声无息的？
我哥哥蔡子定当时在地委组织部工作，临时被抽调到省委机构改革工作组办公室做服务。后来从他那里了解到，汪专员上任非常匆忙，当时常德正涨着洪水，汛情紧急，为了加强防汛的领导，省委决定，新班子提前到任。汪专员所在工厂位于常德德山，离城区虽然距离不远，但由于隔着沅江，平时进一趟城也颇费周折，加上汛情，沅江已经封航，轮渡已经停运，来城区就更麻烦了。省委工作组组长方用要他自己想办法来报到上班。汪专员没讲任何困难，自己租了一条小渔船，冒着生命危险逆流而上，摇晃了大半天时间，好不容易才到了中心城区。下船后，我哥哥就用自行车把他送到了行署门口。
像汪专员这种“自助”式的上任方式，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是少见的。
谈起这件事，我哥现在都感到过意不去，怪自己刚从部队转业，做事不懂变通，只要脑筋转个弯，给行署办和防汛指挥部讲讲，调一条船、一台车还是做得到的。后来见到汪专员，我哥向他赔礼道歉，汪专员倒是哈哈一笑，回了句：“还得感谢你哩，是你和那些老领导让我上任伊始，就实践了一回光荣传统，上了一课，也让我有资格去要求人哩！”
2
到北京出差住地下室通铺
1984年上半年，为了争取石门火电厂项目，我和行署办副主任徐田葆、地区电业局局长崔午辰等人陪啸风同志去国家计委等部门汇报。我负责随行的文字和生活服务。考虑到办事方便，我们就住到了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内部招待所。
本文作者蔡建和
本来，招待所给汪专员安排了单间，我们3个人安排了一间地下室的通铺房，汪专员见我们那个房间还可以住一个人，就说，他一个人住没意思，倒不如4个人住在一起，又省钱，商量事情又还方便些。我们也没反对，也乐得和他在一起多讲讲话。
晚上，大家说了一会儿事情，就关灯睡觉了。徐主任、崔局长都是过了50岁的人，上床没几分钟，就“噗哧”“噗哧”地打起了呼噜。我留意了一下汪专员，他在床上辗转了好一会儿，不久也有了细微的鼾声。
不知到了什么时候，我被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惊醒。原来是田葆副主任半夜起床上厕所，门锁坏了，开不了门，急得团团转。汪专员也被弄醒了，立马起来救急。
那时没有手机，房间也没有电话，没办法与服务台联系，地下室砸门别人也听不到，只能自救了。汪专员一边安慰田葆副主任，说他是机械工程师，有办法想，一边观察门锁。之后他掏出口袋里的钥匙串作为工具，拨弄了一会儿，竟然真的把门打开了。大家长吁了一口气，哈哈大笑，都称赞汪专员，工程师就是工程师。
此行住地下室虽出现了“花絮”，但事情却办得顺利。国家计委领导听取了汇报，并表态支持项目建设。我们还通过中办向中央、国务院领导呈送了请示报告，当时主管电力能源的副总理李鹏还签了字。我们谈笑凯歌还。今天石门火电厂已成为湘西北的骨干电源，为地方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应该讲，这也是汪专员等领导锲而不舍争取的结果。
这件事后来成为我和老同事、朋友之间的谈资。大家一方面佩服汪专员的平民作风，一方面说我年轻不省事，北京有那么多宾馆好住，怎么能安排内部招待所，更不该叫领导住地下室通铺。我也责怪自己，当时脑子怎么那么不开窍呢？但也庆幸，如果住了高级宾馆，我们和汪专员之间就少了这段趣闻。
3
在广州街头吃云吞面
南下广州、深圳，是当时许多内地人向往的事。常德对外开放的大门首先是通过广州、深圳打开的。为了加强与广东的联系，通过广东一些老乡领导的帮忙，常德与广州市荔湾区结成友好区。1984年12月下旬，汪专员代表地委、行署南下广州，与荔湾区政府签订友好条约，我和几位同事随他同去。
我们住在荔湾区的一家老旧旅店里。第一次到广州的我，听到当时最时髦的粤语，看到那一栋栋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既有几分自得，又有几分自卑。满街的出租车来回穿行，招手即停，但我们只能望车兴叹，手不敢轻易伸出去，因为一上车起步就是10元，不断跳动的计程表，每跳一下都心惊肉跳。所以，在荔湾区和广州走访企业和朋友时，只要路程不远，汪专员总是说，咱们走路，看看街景。需要坐车也是挤公共汽车。
吃饭更是大问题。那时，接待单位一般只安排两餐，接风一餐，送行一餐，其余自行解决。宾馆也不提供免费早餐。广东的物价高，我们的收入低。汪专员虽然身居要职，但提职不提薪，还是21级干部，每月才59元工资，只比我多5元。广东讲究吃早茶，我们在附近的几个店子侦察了一番，即使几个人搭伙随便吃点，每人也少不了10多元，最便宜的云吞面一碗也要11元，一同去的人吓得直咂舌。为了省钱，大家不约而同地吃起了方便面。
方便面吃多了，自然腻。一天早晨，我和汪专员咬咬牙，大方了一把，吃了一碗云吞面。那云吞面热乎乎的，那个香啊，至今还有记忆。
回来后我找财务报账，给会计说起，他说，你傻哩，怎么不开个发票。我说，没有谁告诉我可以报销。我知道，就算可以搞点特殊，汪专员也是不会同意的。两年多的时间里，我陪汪专员下基层，在路边店吃饭，都是自掏腰包，从没有报过什么发票。
那时，人们都认为去广东、深圳出差是“肥差”，不但可见世面，还可以拿比内地高的出差补助，在沙头角买到便宜货。我跟着汪专员一趟，“肥差”变成了“瘦差”，哪个景点都没有去，一个星期下来，餐费自理，不仅搭上了差旅补助，还自掏腰包20多元。
4
好多夜晚总见他斜趴在办公桌上改材料
我经常和当时行署材料总管、研究室副主任陈克鑫谈起，给汪专员的材料最好写，什么材料交给他，从来没有被打回过，他不满意就自己改、自己写。
汪专员是学机械的，但他文理兼通，担任过办公室主任，材料写得好，曾经是经委战线有名的笔杆子。他当专员后，我们也紧张，因为越是水平高的领导，对材料越讲究，越难服务好。
他的不少材料是我主笔的。记得第一次我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写成的材料交给他，心里惴惴不安，生怕领导不满意，打回重写。没有想到，第二天，他把材料退给我，改得密密麻麻的，几乎是重写。我揣摩着领导修改的每一句话，既自愧不如，又心生内疚，恨自己水平低，不能为领导分忧。
汪专员的材料越是好交稿，我们越是认真对待。为了让汪专员少改一点，在克鑫主任带领下，我们每个材料都精耕细作、认真打磨。尽管如此，每篇稿子还是有不少改动，凡是精彩的地方，大多是他自己的语言。琢磨经汪专员改动的稿子，大家都心悦诚服：“领导就是领导，秘书就是秘书。”
汪专员思维敏捷，讲话jiqing洋溢，条理清楚，务实管用，且不讲长话。除了大型会议，一般场合他都是即兴讲话，整理下来就是一篇文章。有时一些重要文稿，如果时间紧，他就直接讲述提纲，还亲自操刀，和我们一起写稿。1985年上半年，省委、省政府在岳阳召开企业改革座谈会，常德做典型发言。这个发言材料就是他自己写的，题目叫《砸它“八榔头”，打破“大锅饭”》。这个材料观点鲜明生动，文字简练，信息量大，堪称典型材料模板。发言在全省引起较大反响，省委工作通报还全文转发。据说，也就是这次发言，让省委主要领导更加了解了他，第二年他就调任省计委主任了。当然，这绝不仅仅是汪专员讲得好，而是行署的工作抓得好。
30多年过去了，我的脑海里还经常浮现汪专员办公室的灯光，和他斜着肩膀、趴在桌子上专注写稿改稿的样子……
汪啸风曾在海南工作十余年，先后担任海南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书记等职。图为汪啸风（右）深入海南调查研究
5
那两年多行署机关的干部成长很快
汪专员主政行署的两年多，似乎干部成长得比较快、比较多。汪专员对每个干部的德才素质和工作表现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在他的关心下，机关许多年纪相对较大、资历比较老的同志都得到了妥善安置，一批年富力强的同志被提拔到了重要位置，一批优秀的年轻同志得到了破格提拔。
我们研究室就有两个进机关才两年多、刚刚30来岁的大学生被提拔到地区计委和供销社当了副主任。大家都很震惊。汪专员给机关同志讲，现在正是改革用人之际，需要一批新人打开局面，年轻干部只要德才素质好，经过实践锻炼很快就可以上路，说不定还可堪大用。
当时我24岁，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也是机关里的业务骨干。看到身边的同事那么快得到提拔，自己连一个正科长也没轮到，心里也有些想法。汪专员察觉到了我的情绪，借一次出差的机会，在车上语重心长地开导我。他肯定了我的工作，尤其是肯定我的文字能力比较强，不怕吃苦，人也积极上进，但同时指出了我的不足，缺乏实践锻炼，从家门到校门、机关门，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还欠缺。如果积淀不够，过早走上领导岗位，反而把人害了。最后还反复嘱咐我，一定要沉住气，补好短板，经得起考验，是金子总有发光的时候。
后来我按照汪专员的要求，加强自己综合能力的修炼，也很快成熟起来。汪专员离开常德不久，我担任了科长，30岁时就担任了常德市政府办副主任。
我与汪专员的夫人王大姐谈起这段经历，王大姐说，老汪这个人对谁都好，就是对身边的人严了点。我知道，王大姐说话是有所指的，不仅是替我抱不平，实际上也表达了她的某些不满。她也是“wenge”前的大学生，工厂里的技术骨干，按资历、能力和当时的用人政策，当个处级干部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可直到离开常德，她依旧是一般干部。
6
调离时，机关很多人流下了难舍的泪水
汪专员担任专员的时间虽然只有两年多，但从司机、炊食员、理发员，到年轻干部、老干部，对他都很有感情。
司机们都愿意给他开车。机关车少，汪专员坐车有时也不固定，常常是有什么车坐什么车。当年小车毛病多，路况又不好，“抛锚”是常有的事。每每这个时候，汪专员不仅不批评人，还站出来与司机一道分析问题出在哪里，帮助一起修车。有了汪专员这个技术顾问，司机开起车来都增加了底气。机关里有几个资历老、技术好的“牛”司机，说起汪专员，都竖起大拇指，称赞他修车技术好。
机关炊事员对汪专员也很熟悉。刚来行署时，他的夫人王大姐还没调过来，他就跟我们这些单身汉一样，早中晚排队买饭菜。经常开会错过了饭点，他也不要食堂另外炒菜，就把剩余的饭菜热热。王大姐调到机关后，仍经常看到汪专员和我们一样，到食堂买早餐、打开水，与机关的同志有说有笑。
老领导对汪专员也很认可。有几个本地成长起来的老领导，因为机构改革，50多岁就从领导职务上退了下来，刚开始心里还有些气，加上上面一度还要查他们的“非组织活动”，更是气上加气。汪专员很理解他们的心情，主动上门看望，一些重要工作还事先征求意见，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分配一些重点项目让他们抓。这些老领导被汪专员的真诚关心、信任感动，很快转变了态度，由在旁边冷眼相看，转到高度信任、大力支持。
机关年轻人结婚，时兴凑个份子，送个相册、热水瓶、毛毯之类的，汪专员只要知道，也会主动参与。我结婚时，汪专员快要调走了，但还是安排王大姐给我送了一个热水瓶。这在当时可是一个大人情，我一直舍不得用。一个热水瓶，温暖一辈子。
1986年4月1日，汪专员调任省计委主任。行署没有组织任何欢送仪式，但走的那天，院子里老老少少都挤在门口，争着与他握手告别，不少人掉了泪……
供稿：卓力
责编 丨 邵锋 李顺萍
美编 丨 黎珊
初审 丨 叶筱
复审 丨 亚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