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开了一个月后，落幕了。就在这一天的会议上，邓 小平说了一段对后来整个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话：“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家经济的政策……”
如果按照人们通俗的说法，拥有100万元以上资产就可以称为富豪的话，那么，如今“先富起来”的百万富豪可能已经数以千万计，并“影响和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实现了小平同志的预见，让他老人家在九泉之下也感到欣慰了；但又让邓老爷子始料未及的是，这些富豪不仅在经济领域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有了越来越强烈的政治呼声和政治要求，寻求各种渠道进军政治舞台，从而使我们看到了中国政治与富豪的新联系，感受到了中国政治的新变化……
中国富豪的诞生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富豪产生途径的多元，他们的政治梦想理所当然也各有千秋。那些引领改革开放潮流并推动改革开放进程的“红色富豪”，其政治梦想整体上是积极的；那些在中国转型期坐在“权力盛宴”上“分菜打包”的“灰色”乃至“黑色富豪”，其政治梦想整体上是消极的；而那些在改革开放中因缘际会“搭上车”的富豪，其政治梦想则是复杂的。
尽管已经形成的私有资本的政治影响力从总体上讲还相对较弱，但其进取性和生命力并不因为自己的弱势而停滞自己的发展和壮大。他们早就感受到了政治权力的重要，也早已不满足于那种政治上的被动局面，于是便以各种方式对社会各个层面施加影响，渴望拥有一种身份的“归属感”，一种更为直接的政治诉求。
大家也许对2001年年初山西“姜健仲贿选事件”还记忆犹新。1998年，发了财并被当地百姓称为“有钱有势”的姜健仲已经是吉县某乡的党委书记了，却突然在吉县县政府换届选举时，被10名代表联名推选为副县长候选人并顺利当选，后被怀疑是“贿选”却“查无实据”而“没有追究下去”，于是姜健仲“捡”了个副县长。2001年1月，吉县人大补选县长。上级党委和与会代表看好的人选只有一个：代县长原学义。谁也没有料到，副县长姜健仲竟然瞄准了县长的位子，密谋“扶正”。他委派自己的两个部下，将分别装有500元的39个信封交给他们，要他们按照自己拟定的代表名单送出去，并嘱咐部下：“告诉代表，我是本县人，走不了，当副县长办不成的事，当了县长就可以办到。”结果由于有代表拒绝，事情很快败露。
我们在这里不讨论这件事情的是是非非，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现象的出现，打破了中国政治权力的旧有格局，使富豪渴求政治权力的愿望成为现实。因为姜健仲只是一个未完全成功者，而在他之前或之后必然会有大量成功者存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政治改革不能忽视富豪的存在，同时也需要富豪的参与。与姜健仲贿选相异成趣的是，更多地方的选举，根本不用姜健仲们的贿赂，选民或代表都会主动而又真心实意地把选票投给他们信任的富豪，而且相信他们的政治要求是合理的，也相信他们能够为人民办事。现在，在我们的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政府官员中，就有不少戴着“红帽子”的富豪。这些“红帽子”富豪，一般都是不同领域不同范围内的名人名流，比起那些普通的代表、官员、委员来，往往更活跃，更显眼，也更有影响力，从而形成了一股新生的政治力量，其中少数人还登上了重要的领导岗位，成了新兴富裕阶层在政治上的代表。同时，在众多的社会团体中，也少不了富豪们热衷参与的身影，因为这些团体是他们联系党和政府的“纽带和桥梁”，通过这些“纽带和桥梁”，不仅可以锻炼他们的政治才能，而且可以逐步地向党和政府“靠拢”，逐渐地接近以至进入政治权力的“中心地带”，从而使自己渴求政治权力的理想得以实现。
然而，在今天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除港澳台外，不管是“红帽子”富豪，还是渴求政治权力又有所作为的“准红帽子”富豪们，仍然唱的还是“配角”，处在从属地位。不过，随着富豪队伍的日益壮大，他们渴求政治权力的欲望也会更大更强烈，他们进军政治舞台的步伐也会更有力更有效。
我们千万不能据此妄下断语，认为富豪对政治权力的渴求是私欲膨胀，是政治野心；我们应当积极地看到，作为社会的一股新生力量，这是富豪的进取心在政治上的表现，是他们的政治理想和人生追求，即他们希望自己对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
在中国，一个普遍的说法是：近些年来，我国非公有经济已经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而拥有全国金融资产总额大部分的富豪，其人数只占总人口的极少比例，有说不到1%。
这个“说法”告诉我们：非公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了；而富豪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他们渴望有相应的社会地位，对政治的诉求，明白无误地摆在了党和政府的面前。
伴随非公有经济作用的逐年加大，中国对非公有经济在理论上的定位也渐次提高，从“拾遗补缺”，到“必要补充”，到“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对富豪该如何定位呢？我们的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等等，已经逐步地向他们颁发了“准入证”，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共产 党能不能也把富豪接纳为自己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共产 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只有进入共产 党阵营，才能算真正跨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十六大以前的《中国共产 党章程》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共产 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富豪是有产者，是“资本家”，如果允许他们入党，共产 党性质是否会转变?共产 党“颜色”是否会改变?多年来，人们一直在这样担心着、争论着。
其实，用不着担心用不着争论，因为共产 党信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为共产 党灵魂是“实事求是”，因为共产 党从来也不是只吸收工人成分的政党!
其实，早在1921年中共一大上，12个代表没有一个是工人。共产 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主力军是农民，也不是工人。即使是共产主义的先驱人物恩格斯本人，也是继承了其父亲家业的私营业主。但所有这些，并不妨碍中国共产 党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并不妨碍恩格斯成为作为共产 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和创立者之一。
如今，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作为领导这场改革的共产 党，也应该与时俱进，对自身进行大胆的改革。2001年7月1日，在建党80周年庆祝大会上，江 泽民石破天惊地提出：党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因为我们的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党。他说：“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2002年11月，修改后的新“党法”更明确规定：“中国共产 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 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必须）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至此，原来人们所有的担心与争论，终于尘埃落定。
这意味着：个体户、私营企业主、民间资本所有者、高收入的自由职业者、民营科技企业及外资企业的创业者与雇员等等这些过去被视为有产阶级，因而在理论上被排除在党外的人群，现在如果承认中共的党纲党章并符合一定的条件，也可以加入共产 党了!这同时意味着：共产 党执政面临着更严峻的考验，也焕发着更旺盛的生机和活力!
2006年7月，胡 锦涛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坚持充分尊重、广泛联系、加强团结、热情帮助、积极引导的方针，切实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工作，尊重他们的劳动创造和创业精神，凝聚他们的聪明才智，引导他们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2018年11月，习近平在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时，更是强调：“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
于是，从十七大到二十大的历届党代会和每一年的“两会”上，人们看到了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道鲜亮风景：那些“新阶层”的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成了媒体的宠儿，他们的政治诉求终于被有序地纳入到了我国现行的政治框架和体制中来，并日益被人们所接受！
诚然，党和政府的大门向富豪洞开，仅有理论突破和历史胆略还不能足以消除人们的疑虑。人们的新担忧是：中国的未来政治会不会演变成“富豪政治”?
这的确是一着险棋。人们的疑虑担忧也是有缘由的。东欧剧变之后，世界上最早的共产 党——苏联共产 党仿佛一夜之间灰飞烟灭了，世界上最早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土崩瓦解了。而一批新生的资本家迅速成长起来并迅速控制走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的俄罗斯的经济与政治命脉，形成了“寡头政治”，让叶利钦这位强硬的“新俄罗斯之父”也时常“心脏病突发”，让普京这位更强硬更有号召力的总统和总理也时常莫可奈何，整个俄罗斯直到现在元气还没有彻底恢复过来。前车之鉴，叫人警醒。人们担心中国重蹈“老大哥”的覆辙，完全可以理解。
但，这更是一着妙棋。中国共产 党发生的变化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历史性变化，是向前进，而不是向后退，其实质只不过是人员的调整、队伍的扩大和为过去我们的许多成功而又有争议的改革正名，表明世界上这个最大的政党有了更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其根本信仰、根本宗旨、根本性质没有丝毫的改变。这不仅保证了我们的党永远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先进性，而且为在新形势下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开辟了一方新天地，即平常我们所说的“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这个党”的问题。一句话，党的这种变化，表明我们的党正在由革命的党走向建设的党，与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真正同步了。
我们不难想象，从此以后，在我们党的队伍中，定会出现各个层次的“富豪党员”、“富豪党代表”、“富豪委员”、“富豪常委”以至“富豪书记”。
我们更会相信，我们党在执政的道路上，一定会突破所谓“富豪政治”的困惑，创造性地开辟一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成功推行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全新道路。
一方面，党的大门向富豪放开以后，难免泥沙俱下，就像当初国门打开蝴蝶飞了进来苍蝇也飞了进来一样，一些“黑色富豪”在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之后，进而进行政治寻租从而执掌一方政权，他们并不会引领我们进入民主化公正化法治化的社会，因为他们要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能不腐败，而且腐败的路征指向只会是那种黑金政治当道、特权经济横行、贪污贿赂成风的金权政治。如果我们未来的“富豪政治”演绎成了这种局面，那定然是共产 党最大悲剧。但我们的党是久经考验的成熟的马列主义政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党，一旦发现党内有“黑色富豪”，必定会毫不手软地清除，决不会让他们在党内结成“既得利益集团”；即使“黑色富豪”执掌了党的最高领导权，我们的党也会顺应党心民心“敢把皇帝拉下马”，从而转危为安。这是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一个结论。
另一方面，不管是富豪还是贫民，只要加入了共产 党，就是一名普通的党员，就必须承认和遵守党纲党章党纪，就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而不能只代表自己的利益、少数人的利益和曾经给自己以既得利益的集团的利益。但同时，我们党也不会反对所有党员依靠勤劳和智慧合法致富，成为富豪，成为人民群众的新榜样。只有这样，我们的党才能带领全国人民与时俱进，奋发图强，共同走上富裕的道路。如果我们未来的“富豪政治”创造出了这样一种灿烂的新局面，那定然是中国共产 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的又一个开天辟地的杰出贡献。这是中国一个诱人的政治前景，而且有一个经典的例子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全新的启示。
在江苏省江阴市，有一个只有0.96平方公里(正好是中国总面积的千万分之一)的小村子，被国内外称为“中国的新加坡”，而曾经掌管这个村40多年的“一把手”被形容为“那里的李光耀”。鼎盛时期，这个江南小村的收入每年都达数百亿元，村里人均存款超过500万元，而且每个普通村民之间的差距不是特别大。这个村本土村民只有1000多人，而全国各地来这个村工作的却有上万人，每天平均有1万人到这个村参观。这个村就是有“中国第一村”之称的华西村，曾在这个村当了40多年“家”的“掌门人”叫吴仁宝，后来他的四儿子吴协恩成了这个村的新掌门人。
华西人个个都是大大小小的“富豪”；吴仁宝父子无疑是华西的“富豪党员”、“富豪书记”、“富豪领袖”；华西的政治也无疑是“富豪政治”。这有什么不好呢？
设想一下，中国要是有10万个华西，那将是一个怎样富饶美丽的中国！
好在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的旗帜早已永远插在了中国人的心中！
好在邓 小平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在深入人心！
好在中国历史的车轮正在沿着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不断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