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沙太平街的贾谊故居里，一口古井，依稀映出一位远古的儒生形象。
2200年前的冬季，漫长而寒冷。窗，在冻硬的冰雪中发出碎裂的声音。
漫漫长夜，只有井旁的一轮残月和窗台的烛光，间或几声猫头鹰“咕咕”的叫声，陪伴这个身影在孤独地坚守。井水研磨的墨汁，已经凝冻。而贾谊的思考，历经两千多年仍在历史的长河中激荡。
贾谊（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8年），河南洛阳人，西汉杰出的政论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后人称其为“贾长沙”。图片来源：长沙市贾谊故居管理处
“屈长沙”“贾长沙”的思想，成为湖湘文化的源头之一，长沙也因此被誉为“屈贾之乡”。
多么安静啊，这古老的青砖小巷。从这里，或许可以一直通向西汉时的长沙。
已是冬天了，我却没有察觉。这个季节，其实最适合站在一截古代的废城墙前沉默，或凭吊。
贾谊故居又名贾太傅故宅、贾太傅祠，位于长沙市太平街19号。1983年10月10日被湖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图片来源：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政府网站
长沙城里这个热闹而又寂静的地方，而今还叫太傅里。眼前的太傅祠，人道是贾谊故居。站在门口，我竟有些迟疑。我早已习惯于在过于幽深的地方打转，然而，这里却一览无余。
年轻的贾谊，仅在人世间活了33年的贾谊，直接省掉了中年和老年时代。他是河南洛阳人，那个地方的学人大都信奉荀况之学，“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史记·贾谊传》）不过，贾谊真正的“恩师”，是当时的河南郡守吴公。那时吴公治河南郡，以政通人和被誉为“治平天下第一”。吴公发现了贾谊这样一个前途无量的可造之材，立刻把他召到自己门下。当吴公被征召到朝廷任最高司法长官——廷尉时，很快就向汉文帝推荐了贾谊。
博士是一种备皇帝咨询的官员，皆为一时的博学鸿儒。但每当汉文帝提出问题时，这些鸿儒博士总是欲言又止，说了，也是多半不得要领。初出茅庐的贾谊却敢想敢说，对答如流。他的每一次发言，或让人震撼，或让人入迷。这获得了很少能听到真话的汉文帝的格外赏识，一年之中就把这位最年轻的博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这是比博士更为高级的议政官。
然而，那时贾谊可能还不知道，他说得太多了，已让他树敌太多。一种与自身命运有关的危机，已在离他很近的地方密集地酝酿了。
当一个人太关注国家或朝廷的命运时，常常会忘了自身的命运。贾谊得罪的不是一般的人，而是汉朝的几位开国元勋，如周勃、灌婴这些人都是封侯拜将的柱国重臣。除了早先的赫赫战功，他们后来又诛杀诸吕，拥立汉文帝，可谓功高盖世。但贾谊却向汉文帝建言，要遣送列侯离开京城到自己封地，这些功臣元老还不把这小子恨死？
要命的是，贾谊不仅得罪了那些元老们，还把汉文帝的宠臣邓通也给得罪了。
贾谊与邓通的真正交恶，还是关乎国计民生甚至是国家的经济命脉。那时，汉文帝把蜀地的一座铜山赐给邓通，允许他自铸钱币。从贾谊后来在长沙向汉文帝上《谏铸钱疏》看，他可能早已向汉文帝多次进谏过，他也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宏观经济管理的角度来考察论证货币和金融问题的。
贾谊的出发点，完全是出于加强中央政府实力的需要，但这等于断了邓通和铸钱币者的财路，这才是邓通最忌恨他的原因。就这样，贾谊把元老大臣们得罪了，又把手眼通天的邓通也得罪了。
长沙离京师有万里之遥。从北方远道而来。穿过中原，涉过长江之后，便进入了南方的山林。路上，雾气一阵阵地漫上来，露水濡湿了贾谊单薄的青衫。绵延不断的山岭，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又没有人，不见阳光，只有他，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天上。他突然感到自己很弱小。
似曾相识，是因为有屈原。屈原好像不是坐一条船来，他是踏着一首《楚辞》的上半章而来的，那下半章，等着时空中的另一个诗人续写、唱和。
此时的贾谊，正望着这水花飞溅哗哗流逝的湘水，刹那间，他被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攫住了。或许，在这条河流里，他看到了屈原的倒影。
他用一首长歌抒发了自己，这就是贾谊著名的《吊屈原赋》。
“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抒发，其实就是一种救赎，对自己灵魂的拯救。
汨罗江沉下了屈子，但没有沉下贾生。贾谊已经走得离这条危险的河流很近了，但他只是掬水洗净了脸上的风尘，然后继续向他的宿命之地前行。
贾谊力主以儒家的“有为”来经世、治世，这也正是湖湘文化在后来逐渐凸显出来的核心意旨。
那时，西汉初年通行的“无为而治”治国方略，似乎已初见成效，秦末乱世之后，“天下已安”。但贾谊却从这“天下已安”的平静表象中预见到了蛰伏的危机。
贾谊倡导的“有为”，又绝非秦代的穷兵黩武和劳民伤财的大兴土木。他试图从秦朝致命的缺点中，找到可以让大汉长治久安的秘方。如果说《过秦论》是他对前朝的一次彻底清算，那么他向汉文帝提出的很多谏疏，无疑都是为汉帝国开出的“药方”。
他开具的每一个“药方”，可以说都来自于他对西汉初年三大社会矛盾症结的诊断，一是诸侯权力过大埋伏的危机，二是“富民”与“居官”者互相勾结兼并土地的危机，三是汉与匈奴的民族矛盾之中潜藏的危机。
面对这些危机，贾谊在其《新书》中提出一系列“有为”的治国方略。在提出“强君权”的同时，贾谊提出了“施仁政”，必须以民为本，以民为命，以民为功，以民为力，而君主和官吏重民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仁爱民众。而落实下来，就是在经济上要利民、富民，在政治运作过程中要慎刑罚，勿扰民伤民。
此外，他还提出了他独特的礼法观，在重礼的同时他还十分重视法的作用，法和礼一样，都是人主治国不可或缺的。贾谊对“惩恶”抱有高度警觉，他认为暴政与仁政的根本区别是前者“繁刑严诛”，而后者“约法省刑”，他一再奉劝统治者对刑罚务必要慎之又慎。
这些文字，有的是在长沙写的，有的是在来长沙之前或离开长沙之后写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长沙给他提供了一个可以深思熟虑的重要人生段落。很难想象，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对于现实有如此理性而深邃的运思，对于未来有如此的远见卓识。在中国历史上，是他，第一个把抽象的儒家学说直接变成了可以操作的现实法则。
在贾谊为我们留下的这些遗产中，最让我惊喜异常的还是他的《论积贮疏》。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以粮食为主题的纲领性文件。
“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
或许，只有最有使命感的人，才能感觉到这样的“大命”。
在贾谊来长沙的第三年，四月的某个黄昏，一只鵩鸟飞进了他的书房。鵩鸟其实就是猫头鹰，这在南方的山林里很常见。可那时的人们认为，猫头鹰是一种可以预知死亡气息的不祥之鸟。贾谊谪居长沙，原本心情就十分忧郁，如今猫头鹰进宅，这给他带来了极度的伤感。他写了一篇《鵩鸟赋》，对世界万物的变化和人间世事的沧桑发出了宿命的感叹，他也想借此来宽慰自己。
“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没有谁来安慰他，只有他自己。
汉文帝七年（前173年），汉文帝不知怎么突然冒出了个念头，忽然想念起邈远长沙的这个逐臣来了，于是，他又把贾谊从长沙召回长安。
贾谊一路风尘仆仆赶到长安，汉文帝在未央宫的宣室里接见了他。那里是祭神之所，贾谊进来时，祭祀刚毕，连祭神的肉也还在供桌上摆着。明白了吧，汉文帝为什么会突然想起他呢？汉文帝对很多与鬼神有关的事有疑问，他想问问贾谊。
摇曳的烛光之下，贾谊真的搞清楚了鬼神吗？他到底是怎么回答的？
史书上没有记载。后世只知道，汉文帝越听越入迷，身子不停地下意识向前挪动，离贾谊越来越近，一直谈到子夜。后来，汉文帝还余兴未尽地感叹：“我好久没有见到贾生了，自以为学问赶上了他，现在听了他的一番话，还是远不及他啊！”
这是历史上很滑稽的一幕。唐代的李商隐写诗感叹：“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有些蹊跷的是，贾谊这次回京师，还是没有得到汉文帝的重用。但贾谊的处境略有改善，汉文帝派他到梁王刘揖那里去当太傅。刘揖，又名刘胜，是汉文帝最喜爱的小儿子。做刘胜的太傅，自然要比做长沙王的太傅好。毕竟梁王的封地在今天的商丘附近，地处中原，离长安近，还很富庶。
大约就在贾谊这次从长沙回后不久，他给汉文帝上了那篇著名的《治安策》。
《治安策》一开头就疾呼，我看天下的形势，可为痛哭的有一个问题，可为流涕的有两个问题，可为长叹息的有六个问题……西汉开国以来，还从没有人像贾谊这样直接挑明，对帝国安全构成首要威胁的便是这些诸侯王的存在。
“《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maozedong给予贾谊的《治安策》以极高的评价。
汉文帝十一年（前169年），梁王刘揖骑马入朝途中，从马背上摔死了。尽管这是一个很偶然的事件，但贾谊感到自己身为太傅，没有尽到呵护的职责。他因此而深深自责，日夜哭泣，心情也更加忧郁。一年多时间后，贾谊在忧郁中离世。
“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这是王安石对贾谊的由衷慨叹。汉景帝三年发生吴楚七国之乱，验证了贾谊对诸侯王的预见是多么准确。
汉景帝时，晁错提出的“削藩”政策，事实上是贾谊早就提出过的；汉武帝时，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与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相合；关于禁止私人铸钱、由中央统一铸钱的主张，汉武帝时也实行了；他对匈奴问题的忧虑，最终也以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完胜而告一段落。
汉武帝刘彻以自己的气魄，完成了对贾谊理念的辉煌实践。这或许也是刘彻对他特别感念特别缅怀的原因所在，为了纪念和回报他，刘彻把贾谊的两个孙子都提拔为郡守。
对于贾谊，尽管作为文学家的意义是次要的，但他为中华民族留下的文学遗产也让人望尘莫及。他是继屈原之后又一个伟大的辞赋家，他的《吊屈原赋》《鵩鸟赋》，在广义上完全可以称作散文的诸多政论，用刘勰的话说，“理既切至，辞亦通畅”。这不是一般的杰作可比，而是一个民族的范文。
太平街一栋栋民居的屋檐下，隐约可见近代历史遗迹的风貌。图片来源：掌上长沙
通过长沙的一条巷子，我走到了这里。我凝视着他，是因为他的存在。
太傅祠虽小，却是“长沙最古的古迹”。晋代，长沙郡公陶侃曾在此居住过一段时间，这里一度又被辟为陶侃庙。后来，这里还曾为兵营。
直到明成化年间，长沙太守钱澎才把这一座古宅赎回来，重新修葺后，仍复祀贾谊。
明朝万历年间，长沙兵备道李天植又于祠内增祀屈原，太傅祠一变而为屈贾祠。
清朝时，这祠庙又经多次重建、重修，到光绪元年，将屈原的神主牌撤出，择地另建屈祠，这里又成为了太傅祠。这一次重建规模十分浩大，在太傅祠后增建清湘别墅、怀忠书屋、古雅楼、大观楼等，又叠石造山，凿井为池，营造出了一片具有湖湘色彩的园林建筑群。
屡废屡兴，只说明，历史从未忘掉这样一个人，长沙从未忘掉这样一个人。
只可惜，1938年，这祠被一场大火烧毁，仅存亚殿一座。
我眼前的这座太傅祠，可还是他住过的那所老房子？ 好多街道都改了名字，这里还没改，还叫太傅里。好多街道都拓宽了，这里还是那样狭窄。
贾谊故居内拥有现存年代最久的古井——长怀井，沿用至今。图片来源：掌上长沙
但有些东西却一直没有消失。在贾谊祠前，太傅里小街的一侧，有两眼水井，其口敛腹阔，状如壶，据说，这井是贾谊当年所掘，当年这井离湘江很近，四周长满了芦花。虽然水井早已没了芦花绽放，但还是成了一个关键的坐标。两千多年来，贾谊故居经历了多次重建，但有一点始终没变，那就是都以贾谊当年亲手开凿的水井为坐标。
这口井堪称我国保存时间和使用时间最长的古井之一。杜甫流寓长沙，曾有诗曰：“不见定王城旧处，长怀贾傅井依然。”这口井因此得名“长怀井”。韩愈游长沙时，题有诗云：“贾谊宅中今始见，葛洪山下昔曾窥。寒泉百尺空看影，正是行人渴死时。”
据说，“长怀井”与湘江相通，湘江水涨，井水涨，湘江水落，井水落。湘江之水不绝，井水也世代不绝。
遥想当年凿井的贾生，当他的心血注成一口泉井，也就成湘江的遗泽，“贾长沙”的思想，似湘江水一样长流……
作者简介：陈启文，湖南临湘人，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广东省报告文学创作委员会主任，一级作家。1982年开始文学创作，迄今已出版长篇小说《河床》《梦城》《江州义门》、散文随笔集《漂泊与岸》《孤独的行者》《大宋国士》以及长篇报告文学《共和国粮食报告》《命脉》《大河上下》《袁隆平的世界》《海祭》《中华水塔》《为什么是深圳》《中国饭碗》《血脉》等30余部，曾获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好书奖、中国新闻奖、徐迟报告文学奖、老舍散文奖、全国纪录片一等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中骏杯”《小说选刊》双年奖、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等奖项。2015年被国家水利部授予“水利文学创作特别贡献者”荣誉称号。2017年获“第三届广东省中青年德艺双馨作家”称号。
编辑:佚名 李顺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