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库·长沙通史近代卷》陈先枢所撰第二章

“19世纪60至90年代中期长沙传统社会的缓慢变化”连载

慈善事业的恢复和发展（连载6）

中国古代的慈善事业主要包括仓储和慈善救济，到近代这个系统更趋完备。

汉初，贾谊在长沙论积贮，此为最早之“积谷防饥”论者。此一观念极得晁错的支持，最初行于边郡，颇有成效。隋设社仓，唐设义仓，都发生了救灾的功效。宋王安石以常平仓钱为青苗钱，以行之不得其人，一时多所诟病。但朱熹再次斟酌常平仓法推行于浙东，积贮之效大著。自此立仓储以平粜，成为一种传统。

清同治《长沙县志》有关积储的记载

仓储分三类：常平仓、社仓、义仓。其分别或因仓的所在地或所贮稻谷的来源不同而异名，其作用皆为救济。常平与义仓大多设于州县治所在地，但义仓也有建于乡村者。社仓则完全散建于乡村。常平仓为公仓，由政府出资买谷存储，但亦接受富家的捐赠。义仓与社仓完全由私人捐赠，有的由政府管理，有的由民间自行经营。湖南的仓储以常平仓与社仓为主，前者为政府所建，后者为民间所建。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定大州县积储不得少于万石，中县8000石，小县6000石，成为定制。

清同治《长沙县志》有关社仓的记载

仓的功能分两方面，一为放谷，一为救济。所谓“春夏出粜，秋冬籴还”，有平价米的作用。每当青黄不接之季，平价放出，民皆有食。秋间收获，米价下落，如数收回，以待次年之需，即为放谷。如遇凶荒之年，将米谷发放灾户，维持社会安定，是为救济。

雍正年间湖南的仓贮定贮量为70万石，至1748年(乾隆十三年)时储存高达126万石，溢出50余万石，已出借之4.9万石，出粜谷22万石，存银ll8，925两，皆未计算在内。平均每州县的贮量多在12万石以上。是时江浙缺粮，向湖南告籴，曾拨30余万石接济，湖南的富有可见一斑，确为名符其实的鱼米之乡。大体言之，最富有的州县为长沙府所属长沙、善化、浏阳、醴陵、湘潭、益阳、宁乡、湘乡、攸县、茶陵等，储粮均在万石以上。

湖南共有常平仓98所，社仓575所，其中长沙府常平仓16所，社仓138所，是湖南14府(州、厅)中最多的。据清嘉庆《长沙府志》载，l764年(乾隆二十九年)，长沙府储谷达6.2万石，定额为1.2万石，溢额率达419％，是湘省最高的。长沙、善化两县储谷定额分别为4.2万石和4.1万石，在县级常平仓中也是最高的。

太平军事起，长沙的仓储几乎破坏殆尽。长沙常平仓为最大的储粮仓，原储量为52.7万石，而“乱平”之后，1861年(咸丰十一年)仅存8.57万石，只有原储量的16% 。1864年(同治三年)后逐步恢复，但缺乏统计资料，今只能从1872年(同治十年) 《长沙县志》和1878年(光绪三年) 《善化县志》所载省城图上考察长沙仓储的分布情况。从藩城堤到南阳街口，原排列着一系列带“仓”字的街名，自西往东，依次有：永丰仓、皇仓街、仓后街、皇仓湾、一仓里等。这些街道皆因集中于此的清代湖南皇仓、长沙府仓、长沙县仓和善化县仓而名。皇仓位于原明藩王左右府，即今三泰街和藩城堤一带，亦即原皇仓街所在地。府仓位于今银行大楼之北，即一仓里；善化县仓则位于今五一绿化广场之处，即皇仓湾；府仓、善化县仓的位置正好在绿化广场范围内。长沙县仓则位于今东汉名店北侧，其旁便是今日犹存的仓后街。这一时期长沙城内府仓共有仓廒16座；善化县仓和长沙县仓共有仓廒8座。

光绪《善化县志》省城图上的永丰仓和皇仓街

在贫苦无告的社会中，慈善救济历来是地方政府的职责之一，亦有好心者出面加以救济，以求维护社会的稳定。长沙地区贫富不均，尤其是土地分配悬殊，使这个鱼米之乡蒙上了一层阴影，慈善救济应运而生。湖南的慈善救济，大约可分为养老院、育婴堂、救济院三类，据光绪年间统计，长沙府共有普济堂6所，占全省13所的46%；养济堂10所，占全省64所的15.6%；育婴堂19所，占全省74所的25.6%；同善堂5所，占全省23所的22%。

这些慈善机构，或由政府出资办理，或由民间捐资自办，偶亦有官民合办者，分述如下：

养老院：有普济堂及养济院二类，大约前者为政府所设，后者为民间所设。湖南各府州县所创办的普济堂，以长沙普济堂最具规模。该堂创于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 1852年(咸丰二年)重建，可收容老人500人，其经费系由府库拨银4万两生息4000两，按岁支销。次年毁于太平军之炮火，1870年(同治九年)即用道王加敏捐买长沙荷花池泐潭寺后隙地重新堂。养济院则各县多有设置，收容老人数人至数十人不等。入院者每日给米l升，银4至6厘，可以维持一最低限度生活。

清同治《长沙县志》载老普济堂图

清同治《长沙县志》载新普济堂图

育婴堂：湖南弃婴、溺婴的风俗甚为普遍。为了防范杀婴，地方官及慈善人士一面告诫劝阻，一面普设育婴堂加以救济。湖南各州县普遍设有育婴堂，某些州县因弃婴风气太甚，不得不多设数所。如长沙府湘潭县富庶，弃婴风炽，有育婴堂5所，可收容婴儿300名。堂田4769．5亩，经费甚为充足。长沙育婴街(今育英街)因清代育婴堂位于此而得名。清光绪《善化县志》载：1724年(雍正二年)湖南布政使朱钢捐银600两建育婴堂，以收养弃婴。1746年(乾隆十一年)交长沙府管理。嘉道年间民间捐款、捐物增多，年可收租谷2730余担，房租 l380串文。咸丰间毁于兵。1868年(同治七年)恢复，有乳妇70名，“一房止住二妇，一妇止养一婴”，可见甚有规模。育婴堂收养弃婴不限名额，育婴方法有堂养、寄养、自养、捐养4种。堂有事务人员，每月分赴寄养、自养户，督促其改善抚养条件和生活水平，杜绝弊端。堂内还设有中医，婴儿有疾可随时得到治疗。

清光绪《湖南省城育婴堂条规》封面

清光绪《湖南省城育婴堂条规》正文（局部）

育婴堂遗址

救济院：贫苦无依者，往往亦在救济院救济范围之内。惟传统最重视救济守节之寡妇，故保节堂、励节堂、恤乡嫠局等名目甚为普遍。以长沙保节堂最盛，这是一甚具规模的收容所，该堂设于道光年间，太平军时一度废弛，1864年(同治三年)重建，1872年(同治十一年)又增励节堂1所，收容年纪较轻而子女幼小之寡妇，合共恤养嫠妇765人。原先保节堂定额150名，每岁给钱7000文，励节堂则加给5000文，年给l2000文。后因待缺嫠妇过多，经费不足，减为8000文。如此增额l50名，最后达于700余名。

恤无告堂：贫苦无告者，设恤无告堂救济之。曾国荃序长沙恤无告堂云：“贫富不均，太平天国乱后，瘠苦日众，……以盐厘两局酌提若干协济无告者，每年可活穷黎一千余人。”该局设于1869年(同治八年)，每年有田租2149石为经费，全部由士绅筹捐。1875年(光绪元年)，又有长沙袁继彰议集城绅任贵震、刘培元等仿恤无告堂章程在苏家巷建同仁小补堂。

此外，还有恤乡嫠局，1873年(同治十二年)建于营盘街府城隍庙旁，由长沙府事宋邦僡筹款周恤乡嫠共500名，毎名岁给钱6400文。另有1866年(同治五年)城绅徐棻、李槩、舒勋、黄肃常倡建的保骼堂等。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这一时期长沙涌现了一批“致富不忘回报社会”的慈善家，以大粮商兼盐商、茶商朱昌琳和魏鹤林最为典型。朱昌琳乐善好施，热心资助地方公益事业，常年拿出田租1万石，对于育婴、施药、办义学、发年米、送寒衣等，辟专项资金，保证支付。1877年(光绪三年)，朱昌琳应山西巡抚曾国荃(长沙府湘乡人)、陕西巡抚谭钟麟(长沙府茶陵人)的嘱托，捐献大批粮食、布匹赈济两省灾民，功授候补道员。时人赞曰：朱昌琳“生平以济人利物为己任，自道光己酉，赈水灾为致力善举之始，其后历咸、同、光三朝五十年中，善行不可枚举”，“尤尽心于救荒，秦、晋、皖、鄂，蠲振辄数十万”。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他倡议疏浚新河，开辟新河船埠，振兴浏阳河——湘江的航运，历时10年竣工，先后捐银13万两之巨。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他又捐资修建湖南平江县长寿街麻石路面。1911年(宣统三年)，年近九十的朱昌琳被举耆贤，特授内阁学士衔。

20世纪80年代新河遗迹（今无）

魏鹤林“对于慈善业亦甚慷慨，于育婴捐助三四千金以为之倡，于邺鳌捐谷一百五六十石作为基金，于童媳捐银一千余两，凡贫家小户童养媳者，给以补助之。种种善事举，受惠者长久称道勿衰。”（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