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将士后代

来源：资料 | 《中国纪检监察报》、CCTV-4国家记忆

在中国共产 党艰苦漫长的斗争历程中，相对与敌人面对面作战的公开战场，还有一条为夺取革命胜利起过重大作用的隐蔽战线。鲜为人知的是，周恩来就是这条战线的主要创始人和杰出统帅。党的隐蔽战线包括情报、机构、通讯等方面工作，是一门高度科学的斗争艺术，不仅要从宏观把握战略层面，还要周密考察每一个战术环节，甚至具体到每个细节。在八一南昌起义、创建“中央特科”等重要历史事件中，周恩来精心策划、呕心沥血，充分发挥隐蔽战线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特定历史场景的独特作用，从而在对敌斗争中建立了不朽功勋。

隐蔽工作的成功尝试——八一南昌起义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继蒋介石之后公开背叛革命，向中国共产 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7月24日，中央临时常委会和共产国际代表认真分析了革命形势，决定对国民党反动派予以坚决反击，在南昌进行革命武装起义，组建了以周恩来为书记，恽代英、李立三、彭湃为委员的中共前敌委员会。这是一项关乎共产 党命运前途的重大决策，不允许泄露丝毫消息，周恩来特别注重从源头上严格控制情报的知晓范围。7月25日，周恩来从武汉动身前往九江。临走之际，他对妻子邓颖超守口如瓶。邓颖超后来回忆：“周恩来直到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待多久，什么也没有讲，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有问。当时，大敌当前，大家都满腔仇恨。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握手告别……后来还是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
7月27日，周恩来在陈赓等人护送下，经九江秘密抵达南昌，当晚下榻在花园角2号的一处寓所，与先到南昌做起义准备工作的朱德会合。朱德按照上级指示，悉心绘制南昌市区地图，详细了解敌军兵力部署的情况。还与驻守在南昌的国民党第三、第九两个军的几个团长频繁接触，随时掌握敌情，成功掩护一些起义领导人抵达南昌。当朱德把所需的地理材料和军事资料放在桌上时，周恩来称赞朱德的心血没有白费，为党做了一件大好事！尤其南昌起义打响时，朱德还以设宴的名义，拖住了敌军两个团长及一个团副，更加有力地配合了南昌起义的战斗。
周恩来深知，军队中党的组织是极其秘密的，为保证战斗隐蔽性之目的，他进行了严密细致的部署，即便在起义的前两天，会场依然保持着高度警戒。7月30日下午2时左右，在百花洲畔一栋教学楼内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部，叶挺召集营长级以上军官开会，会场是临时布置的，远处有卫兵站岗警戒，任何闲人一律不许进去。同时，在子固路江西省圣公会的宏道中学和教堂内的第二十军指挥部，贺龙也召开团长级以上军官会议。而获悉南昌起义计划的团、营级军官，同样也严守机密。时任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七十二团三营营长袁也烈后来回忆：“在我们这个营的军官中，副营长是国民党员，连长、指导员中有三个国民党员，排长中国民党员多于共产 党员。这些国民党员虽然被认为是进步的，可能跟着共产 党走，但对国民党军作战的坚决程度，尚daikao验。特别是因为他们有许多黄埔同学在对方，有意无意地送个消息是很可能的。为了严守军事秘密，保证战斗的胜利，我便亲自去组织战前的准备工作。”
命令是隐蔽而逐级向下传达的，连级干部直到队伍出发前才接到战斗任务，当他们得知准备南昌起义这一惊天动地的消息后，大家仅剩下一件心事，就是盘算着何时把任务传达给排长、班长和战士。7月31日下午，时任南昌起义革命委员会警卫队班长的粟裕，才接到“擦拭武器、补充弹药、整装待发”的命令。天黑之后，战士全副武装在宿营地待命，坐在背包上私下嘀咕：要打仗了吧！跟谁打呢？是人家打我们，还是我们打人家呢？恰巧周恩来路过战士身旁，他停留了一会儿对大家说：“同志们，要准备打仗了，怕不怕？”大家齐答：“不怕！”周恩来接着说：“好！这次打仗，我们是有完全胜利把握的，你们准备接受光荣的任务吧！”至于非作战人员，则是在战斗打响之后才得知起义了，当时在军事参谋团工作的女兵胡毓秀回忆：“当天晚上，我和志元正在睡梦中，忽然听到四面炮声隆隆。直到天明，我们终于得到了令人欣喜欲狂的消息：‘我们的军队已经起义了！’”
8月1日凌晨两点，南昌起义各部队按预先侦察好的方向目标，对没有准备的敌军采取突袭，敌人惊慌失措，迅速瓦解，这些行动与周恩来领导下的出色情报保密工作息息相关，从策略上保证了南昌起义的发动和成功。

创建专门的工作机构——中央特科
1927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迁往上海。这里既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基地，又是反 b革命势力的大本营。同时，“革命形势一经变动，许多党员动摇消极，甚至公然叛党，投降敌人，陷害同志”。“自首告密叛变的事由南而北渐渐遍及全国各级党部”，面对反动当局的严密搜捕和血腥屠杀的残酷局面，要把国民党统治下广大地区的党组织保存下来极其困难，要使它得到巩固和发展更是举步维艰。周恩来深刻地认识到，必须创建专门的工作机构，他向党中央建议成立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以原武汉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的李强等同志为骨干，又吸收了上海地下党的一些同志，由周恩来亲自指挥。这个机构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情报，惩办叛徒，营救同志，打击敌人，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周恩来对中央特科的建立、发展、完善及一系列活动倾注了大量心血，制定了一整套的政策和原则，并注重实践历练。在敌人白色恐怖极为严重、工作条件极为险恶的情况下，为中央特科举办训练班，周恩来亲自为训练班作政治报告讲对敌斗争的方针政策和原则，同时学习秘密工作的技术和秘密工作纪律，如化装术、侦察与反侦察、上海市区道路和居民住宅情况、密码破译、密写技术以及被敌人抓捕后开镣技术等，并乘船去海上进行射击训练。
在周恩来领导下，中央特科根据工作需要逐步建立了各有分工又密切合作的四个科：第一科是总务科，负责总务事项；第二科是情报科，负责情报工作；第三科为行动科，承担惩办特务、镇压叛徒的任务；第四科是无线电通讯科，负责无线电的通讯联络工作。党的六大以后，为加强对中央特科的领导，1928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
在实际对敌工作中，周恩来亲自指导中央特科在国民党专业反 共机构中建立了强有力的反间谍关系。如深得陈立夫、张道藩信任的“大红人”，后被陈立夫正式任命为国民党中央驻沪特派员的杨登瀛。他从参加国民党侦察机关就一直为中央特科工作，多次提供国民党特务机关对共产 党采取的行动计划，弄清了隐藏在我党内部的叛徒与奸细，积极营救被捕的同志，还从敌人手中巧妙地夺回党的机密文件，为党中央的安全和中央特科准确打击敌人、严惩叛徒作出了重要贡献。再如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的政治密查员宋再生，也是中央特科安置在敌人内部的反间谍人员，他曾协助陈赓处决了两个企图向敌人告密的奸细和叛徒。中共中央在上海期间，周恩来领导的隐蔽战线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多次在敌人对中央机关采取毁灭性行动的危急关头，及时传递准确情报，为党的转移和采取应变措施赢得了时间，保证了中央机关的安全。但意想不到的变故还是发生了，严重考验了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
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立即叛变投敌。他长期负责党中央机关的保卫工作，对党的秘密工作情况十分熟悉，对中央在上海的重要机关、领导人住处了如指掌。接到顾顺章叛变的消息之后，周恩来临危不惧，他当机立断、有条不紊地作安排。当天就同陈云商定对策，并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人协助下，迅速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销毁机要文件；将党的主要负责人迅速转移并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他们的秘书中凡可能为顾顺章所认识的都做调动；将一切顾顺章所熟悉的、可能成为其侦察目标的干部尽快转移到安全地区或调离上海；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所有重要关系；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和暗号，由各部门实行紧急改变。在周恩来严密部署下，当天夜里，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全部转移。周恩来率领中央特科夜以继日地战斗，终于赶在敌人前面打了个漂亮的时间差，使敌人处处扑空，企图一网打尽中国共产 党地下组织的阴谋被彻底粉碎。
1931年12月上旬，根据中央决定，周恩来离开上海赴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局书记。从1927年到1931年，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与敌人进行了艰苦而隐蔽的斗争，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共产 党斗争史上建立的卓越功绩不可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