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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山果子沟是世界苹果之源
王佩良 张若彤
(湖南工商大学数字媒体工程与人文学院)
前几年,国产华为手机尚未崛起,美国苹果公司垄断全球手机市场,“果粉”割肾买手机,还流传着“三个苹果”决定人类文明进程的谬论,一是《圣经》所载伊甸园里夏娃受蛇引诱而误吃的苹果,二是砸在牛顿头上激发他研究万有引力定律的苹果,三是乔布斯的缺口苹果。究其实,《圣经》由近代王韬结合中国古籍编订出版,伊甸园就在中国,夏娃即女娲。激发牛顿灵感的那棵苹果树在英国林肯郡伍尔斯索普庄园里,很少开花,不太结果,果小,味涩,不宜繁植。乔布斯已作古,其苹果也遭华为Mate60赶超,美国科技围堵中国已黔驴技穷。西方关于苹果的故事需要重新审视。
苹果营养丰富,美味可口,抗氧化,抗炎,促进消化,被誉为“水果之王”,还象征着健康、幸福和爱情,倍受人们喜爱。我国不仅是苹果生产和消费大国,还是世界苹果的发源地,栽培历史悠久。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梳理苹果的源流演进,构建苹果学术话语体系,对于增强民众文化自信有着积极意义。
在新疆伊犁的霍城县61团2连境内有一座荒芜600多年的古城“阿力麻里”。阿力麻里突厥语意为“苹果之城”。元代的长春真人丘处机曾经阿力麻里前往中亚拜谒成吉思汗,对这里茂密的苹果林印象深刻:“土人呼果为阿里马,盖多果树,以是名其城。”耶律楚材在《西游录》中记述“阿力麻里”的苹果园:“西人目林檎曰阿里马,附郭皆林檎园,故以名。”“阿力麻里”的得名与距此40公里外的“果子沟”有关。在新生代第四纪冰川时期,天山的伊犁谷地三面高山,阻挡北方寒冷气流和南方干热空气的侵袭,向西敞开,接纳来自大西洋的暖湿气流,成为野苹果树的“避难所”。这里的野苹果林群落得以幸存。1876年,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Przhevalsky)从伊宁出发,沿伊犁河谷前行,详细记载果子沟的野苹果群落:“树上结满了果实,把枝头都压弯了,许多苹果落在地上,有的已经腐烂,成为野生动物的美餐。”上世纪九十年代,伊犁因嫁接外地苹果树枝,感染小吉丁虫,导致伊犁河谷的野生苹果树大量死亡,有棵六百岁“野苹果王”幸免于难,每年春花秋果,仍可结实数百斤,可谓野生苹果树的“活化石”。
关于苹果的起源,1882年瑞士德坎多(A.De Candolle)在《栽培植物的起源》中提出苹果起源于欧洲东南部、西亚以至伊朗一带,其谬论流毒甚深。上世纪二十年代,前苏联著名遗传学家和植物地理学家瓦维诺夫(Vavilov)研究,中国新疆天山是全球苹果的起源地。1983年,苏联学者波诺马连科(Ponomarenko)从植物形态学、分类学及地理学角度研究,认为新疆野苹果是家苹果的祖先种,它以中亚为分布中心,从南高加索、土库曼吉尔吉斯等地,分布到新疆伊犁地区。1989nian,李育农根据植物分类学、酶学和核学的研究成果,确认新疆野苹果是苹果的原生种,起源于新疆伊犁地区。美国学者对此课题非常热心。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4次到中亚地区调查,发现野苹果种,称为“塞威氏”苹果。1990年,西南农业大学果树研究室杨晓红等对新疆新源和霍城两县的29个野苹果大花蕾期花药标本进行检测,发现新源的野苹果较霍城的原始,而新源以东无新疆野苹果分布,从而证明新源是新疆野苹果的发祥地,由此向西,经巩留、伊宁至霍城,发展成种类群落。伊犁河下游的阿拉木图有大量新疆野苹果,即从新源县沿伊犁河顺流而下繁衍而成。
2010年,英国对“金帅”苹果进行基因测序,显示新疆野苹果与“塞威氏苹果”同种。2013年至2017年,山东农业大学陈学森团队和康奈尔大学合作,对来自全球各地的107份苹果种子进行基因测序,其中有15份来自中国新疆伊犁河谷的野苹果种子。结果表明,新疆野苹果的杂合度最低,没有其它基因渗入,来自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地区的“塞威氏”苹果杂合度高,从而证明新疆野苹果是世界栽培苹果的祖源。2019年,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Science of Human History)罗伯特·斯宾格勒(Robert Spengler)博士出版《来自沙漠的水果》(Fruit from the Sands),整理分析古丝绸之路上人类种植作物的考古学和历史学证据,指出现代苹果的大部分遗传背景可追溯至古代东西方贸易路线上的天山山脉,现在全球栽培苹果的绝大多数基因来自“新疆野苹果”。新疆伊犁地区野苹果约在四千至一万年前在天山地区被人工栽培,与山荆子杂交,繁殖出中国早期绵苹果。经中亚地区传入欧洲,形成西洋苹果,再传入美洲大陆,演变为现代苹果。此外,西南农业大学江宁拱研究发现,全世界苹果亚科共19属,中国有16属,川滇古陆及附近地区有15属,是苹果亚科植物分布最集中的地方,且主要是栘属植物,原始性状显著,并提出川滇古陆的苹果属植物随着海退,向南传播至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向北经华北传播到朝鲜、日本以及欧美地区。
我国不仅分布有大量野生苹果,且苹果栽培历史悠久。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三号坑出土的《杂疗方》记载:“每朝啜柰柰二三果,及服食之。”马王堆医书的抄写年代约在战国至秦汉之际,成书年代则约在公元前4 世纪。这表明先秦时期就有食用绵苹果治病的案例。1965年,湖北江陵县望山二号战国墓曾出土保存完好的柰、栗、姜、樱桃和梅的栽培种。这表明在战国晚期,楚地已用苹果属植物随葬。公元前272年,秦国攻取陇西,经营河西走廊,引入中原作物,也为苹果传入内地创造条件。
公元前140 年,西汉司马相如《上林赋》提到“楟柰厚朴”,说明当时上林苑中已栽培柰,或者成都已栽培柰。葛洪辑《西京杂记》记载:“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树……柰三:白柰,紫柰,绿柰……林檎十株。”明确提到上林苑栽培三种奈以及林檎。这也表明在公元前126年张骞出使西域回京之前,西安已经栽培柰,距今已2000多年。汉武帝时,上林苑是当时最大的植物园和果树品种繁育中心,植柰主要是为了皇家观赏,尚未大规模栽培。汉元帝时,史游作启蒙字书《急就篇》,其中有“梨柿柰桃待露霜”之句,将柰与桃梨并列,表明其时柰已走出皇家苑囿,传播至长安周边乡村。随着汉朝对西南地区的开拓,柰开始向南传播。扬雄《蜀都赋》有“枇杷杜樼栗柰”以及“扶林檎”的词句,表明公元前1世纪成都已开始栽培绵苹果。两汉之际,随着政治重心东移,绵苹果栽培东扩至洛阳。许慎《说文解字·木部》记载“柰,果也” ,表明汉代人们对柰比较熟悉。东汉高诱注《淮南子》,提到北方八九月柰“复荣生实”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走廊的安西、酒泉和张掖是柰的著名产区。北魏初,僧人昙摩密多在敦煌建精舍,植柰千株。西北地区大量栽植白柰、赤柰等优良品种,并畜积制作成果脯。晋代郭义恭《广志》:“柰有白、赤、青三种。张掖有白柰,酒泉有赤柰。西方例多柰,家以为脯,数十百斛,以为蓄积,如收藏枣栗。”西晋文学家张载写道:“江南都蔗,酿液丰沛,三巴黄甘,瓜州素柰。凡此数品,殊美绝快,渴者所思,铭之裳带。”《晋起居注》记载:“嘉柰一蒂十五实,生于酒泉。”西北所产奈果极其珍贵,主要供于祭祀、廷赐等重大场合以及达官贵族享用,是上流社会的馈赠佳品。曹植曾乞请二十枚白柰祭祀先王。卢谌《祭法》记载夏祠用白柰,秋祠用赤柰。北魏宣武帝元恪面赐奚康生枣柰。皇甫谧《元宴春秋》记载卫伦取柰杏李汁杂糅作糗。曹植作《谢赐柰表》。南朝刘孝仪感谢友人赠柰:“酒泉之实,称于王赋,瓜州之味,记自张文。”
物以稀为贵,皇室高官的需求刺激了奈的栽培,洛阳成为新的生产中心。据《晋宫阁名》《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华林园有奈林,栽种白柰400 株,林檎12 株,承光寺、法云寺“柰味甚美,冠于京师”。南北朝时期,洛阳所产柰颇具名气。傅巽《七诲》将南阳“宛柰”与“蒲桃”并称天下至味。《晋书·王祥传》记载“王祥守柰树”的故事,民间庭院亦开始栽植柰树。河南人潘安所作《闲居赋》述及家园有“三桃表樱胡之别,二柰曜丹白之色”。到6世纪时,苹果栽培扩展到黄河中下游,《齐民要术》总结苹果栽培技术。刘熙《释名》记载柰油、柰脯的加工方法:“柰脯,切柰暴干之,如脯也。”柰可食可药。《名医别录》记载:柰用作药,“味苦,寒。多食令人胪胀,病人尤甚。”陶弘景《真诰》记载镇江茅山种植“福乡柰”,可以除灾疠。
东晋时期,士族南徙,庄园经济兴盛,柰也传播到江南。浙东诗人谢灵运《山居赋》描写会稽始宁的柰果园:“杏坛柰园,橘林栗圃,桃李多品,梨枣殊所。枇杷林檎,带谷映渚。”道士陶弘景也说柰“江南乃有,而北国最丰”。刘损《京口记》记载:“南国多林檎。”王羲之在《来禽帖》中向远在蜀都的周抚讨要“来禽”种子:“青李、来禽、樱桃、日给藤子,皆囊盛为佳,函封多不生。”并叮嘱他不能将种子密封,以免种子因缺氧而失去活性。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柰、林檎的栽培快速发展,其范围由关中向东、向南扩展,再以洛阳为中心向河北、山东、江南、四川发散;优良品种涌现,奈果的栽培和加工技术进步,出现总结性的农学专著《齐民要术》。
隋、唐、五代,柰果栽培更加普及,品种增加。大臣徐坚《初学记》卷28收录12类水果包括柰。潭州欧阳询《艺文类聚》卷88辑录大量关于绵苹果的记载。唐诗有20首涉及柰,4首涉及林檎,杜甫《竖子至》、白居易《西省对花忆忠州东坡新花树》、郑谷《水林檎花》也记录夔州、忠州等地栽培苹果。初唐名将梁建方在《西洱河风土记》中记载“果则桃梅李柰”,说明云南大理洱海地区也种植柰。
由于柰果口味不佳,人们不断将其改良。翁洮《赠进士李德新接海棠梨》记载江东海棠梨的嫁接技术。唐早期张鷟在《朝野佥载》记述:“贞观年中,顿丘县有一贤者于黄河渚上拾菜,得一树栽子,大如指,持归,莳之三年,乃结子五颗,味状如柰,又似林檎多汁,异常酸美。送县,县上州。以其味奇,乃进之,赐绫一十匹。后树长成,渐至三百颗,每年进之,号曰朱柰,至今存。德、贝、博等州取其枝接,所在丰足。人以为从西域来,碍渚而住矣。”朱柰就是临黄河居民偶然发现的野生良种,经人工枝接培育,品质远超河东、秦中、河西诸郡的林檎,被称作“频婆果”。药学家陈士良《食性本草》提到:林檎类果树“有三种,大长者为柰;圆者林檎,夏熟;小者味涩为梣,秋熟。”梣即楸子,秋天成熟,这是人工嫁接培育出来的良种。《新唐书·地理志》记载:“陇右道甘州,土贡……冬柰。”冬柰也是一种晚熟的良种。许多西行游记大量纪录西北地区的苹果栽培情况。玄奘《大唐西域记》记载新疆焉耆、库车等地栽培苹果。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耶律楚材《西游录》记载“阿里马城”(新疆霍城)有丰富的林檎资源。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脂衣柰即“汉时紫柰,大如升,核紫花青,研之有汁如漆,或著衣,不可浣也。”“白柰出凉州野猪泽,大如兔头。”这说明河西走廊不仅是柰的栽培中心,也是重要的良种培育中心。
唐代玄奘赴西天取经,促使“频婆”果的传僠。“频婆”一词最早见于佛经。《华严经》说佛祖“唇口丹洁,如频婆果”。《dazhuang严经》说其“唇色赤好如频婆果”。《大般若经》卷 381说“世尊唇色光润丹晖,如频婆果上下相称”。唐道世《法苑珠林》也说:“唇色润泽如频婆果。”《佛光大辞典》载:“频婆,梵语 bimba,意译相思树。其果实为鲜红色,称为频婆果、频婆罗果,以之为赤色之譬喻。”中唐疏勒高僧慧琳在《一切经音义》中率先将“频婆”与林檎关联:“频婆果,此译云相思也。频婆果者,其果似此方林檎。”
宋元时期,柰果种植日益专业化,栽培技术突飞猛进。韩鄂《四时纂要·春令卷》记载正月接树之法,首创“砧”的术语,指出种子相似则亲和力强。温革辑《分门琐碎录果类·接果木法》记载老林檎可“空中压条”,为后世沿用。宋代的本草著作新增“菴罗果”品种。《开宝本草》记载:“树生,状若林檎而极大。”郑樵《通志·昆虫草木略·果类》记载:“‘菴罗果’若林檎,而极大,佛书多言之。”《佛学大辞典》“菴罗”:“果名。又名菴婆罗,Amra,一作菴罗,一作菴没罗。”由此可见,菴罗果是一种类似林檎的水果,其名称来自fojiao典籍。元代后期,以大都为中心的燕京地区广泛种植优良品种频婆果。熊梦祥《析津志》称其“大如桃,上京出产者最佳,八月作为时果发卖。”元代忽思慧在《饮膳正要》“果品”中记载:“平波味甘,无毒,止咳生津。”《种树书》记载:“贫婆树,冬花夏子。”《采兰杂志》:“燕地有频婆,味虽平淡,夜置枕边,微有香气,即佛书所谓‘频婆’,华言‘相思’也。”平波、频婆、贫婆,谐音也。元末贾铭在《饮食须知》首次写作“苹果”,“苹果味甘性平,一名频婆。”
宋元时期,柰果生产规模扩大。洛阳是北方柰果栽培中心。周师厚在《洛阳花木记·果子花》中提到蜜柰、大柰、红柰、兔头柰、寒毬、黄寒毬、频婆、海红、大秋子、小秋子以及蜜林檎、花红林檎、水林檎、金林檎、转身林檎、操林檎等16品种。《图经本草》记载:“林檎旧不著所出州土,今在处有之,或谓之来禽。木似柰,实比柰差圆。六七月熟,亦有甘酢二种:甘者早熟而味脆美;酢者差晚,须烂熟乃堪啖。”太湖地区也成为重要苹果产区,《咸淳临安志》《吴郡志》《新安志》《会稽志》《吴兴志》都有记载。《吴郡志》记载苏州有蜜林檎与平林檎,北方的金林檎经过嫁接传到临安、苏州。
宋元时期,林檎因其味美,备受消费者青睐,成为民间馈赠佳品。梅尧臣《宣城宰郭仲文遗林檎》有“不愁炎暑剧,幸同玉浆斟”诗句。《东京梦华录》记载京城汴梁的“饮食果子”有林檎旋乌李、林檎干、成串熟林檎等品类。《梦梁录》记述南宋都城杭州有一种非常畅销的“果之品”:“林檎,邬氏园名花红。邬府园未熟,以纸剪花样贴上,熟如花木瓜,尝进奉,其味蜜甜。”《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杭州有“蜜林檎”售卖。南宋林椿绘制《果熟来禽图》,表明“来禽”是一种禽鸟喜食的水果。
明清时期,苹果栽培范围更广,有91种河北、北京、天津的地方志,74种山东地方志,25种江苏地方志明确记载苹果栽培。《汝南圃史》记载:“苹婆则出北直、山东等处,其味甘香细腻。《山东通志》云:‘……苹婆大如柑橘,色青。山东多有之。亦曰苹坡。苹婆夏初亦未可啖,秋深味全。”因各地气候差异,形成“苹婆果雄于北,来禽贵于南,柰果盛于西”的格局,上苑、青州的苹婆,濮州的花谢,新疆的冰蘋婆,均是当时的苹果佳品,“频婆”成为北方特产名果。江西诗人曾棨作“频婆果”诗:“异果曾因释老知,喜看嘉实出京师。芳腴绝胜仙林杏,甘脆全过大谷梨。炎帝遗书惭未录,长卿多病独相宜。由来南土无人识,那得灵根此处移。”由此可知,频婆香甜可口,主产于北方,南方人对其不熟悉,尚未移植。据马毓林《鸿泥杂志》、黄本骥《湖南方物志》以及《弘治八閩通志》《万历福州府志》《兴化府志》记载,至清中叶,云南、福建、湖南、江苏等地均已栽培苹果。施鸿保《闽杂记》记载福建邵武李氏的“寡妇果”,即是其先人在北地为官时首次将苹果种苗引入闽西北地区。《江南通志》多处记载苹果生产,如徐州府“沙果,郡邑通产;苹婆果俗名苹果,徐地产者极佳”;海州和沭阳都产苹果。凤阳府“苹果出临淮、宿州,味清香。”颍州府“苹婆果,郡邑皆产,香清味爽。”湖南黔阳栽种林檎,长沙、芷江则栽种花红。云南昆明栽植苹果、花红、林檎,但品质不及北地所产。由此可知,西北、华北已成为绵苹果主产区,东北、西南、东南等宜栽地区也开始栽种苹果。
明清时期,苹果种类虽新增不多,但栽培技术大大提升。明代学者宋诩在《竹屿山房杂部》卷 6“养生部”提到柰子、林檎、频婆和楸子等果品。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柰和林檎。他认为柰就是频婆,频婆是“梵语”音译,并对柰和林檎作了区分:“柰与林檎,一类二种也,树实皆似林檎而大,西土最多,可栽可压。”“可栽可压”表示当时果树繁殖已采用移栽和嫁接两种方法。明代学者认为“庵罗果”也是一种柰。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庵罗,柰也。”1621年,王象晋在《群芳谱·果谱》首次对苹果的形态、香味进行分类总结:“出北地燕赵者尤佳,接用林檎体,树身耸直,叶青,似林檎而大,果如梨而圆滑,生青,熟则半红半白或全红,光洁可爱玩,香闻数步。味甘松,未熟者食如棉絮,过熟又沙烂不堪食,惟八九分熟者最佳。”康熙皇帝对博物学很感兴趣,曾花心思鉴别柰果品种,其心得记载于《康熙几暇格物编》。徐光启《农政全书》、俞贞木《种树书》、宋诩《竹屿山房杂部》、方以智《物理小识》、杨屾《豳风广义》都对苹果树的栽培原理和病虫害防治有专门研究。
清代文献关于柰、林檎和频婆的记述越来越少,关于“苹果”的记载越来越多,苹果之名得以普及。据《续通志·昆虫草木略·果》卷177记载:“苹果树似林檎而大,果如梨而圆滑。光洁可爱玩。香闻数布,味甘松。梵人亦谓之频婆果。”《日下旧闻考》引《韫光楼杂志》:“上方兜率寺有苹果园……果既熟,晕青红色,绝可爱。”《皇舆地西域图志》“回部”记载:“苹果,名阿勒玛。”明清时期,频婆开始进入文学作品。《金瓶梅》第33回“果子名《山坡羊》”写得既夸张又诙谐:“气得我把频婆脸挝的纷纷的碎;……你学了虎刺宾了,外实里虚;气的我李子眼儿珠泪垂。”李渔作《频婆果赋》:“燕有佳果,字曰苹婆。名同老媪,实类娇娥。色光可取,无论其他。白也如黄,西子病容可拟;娇而不赤,杨妃酒面难酡。……谓有香而香不闻,觉其甜而甜不遽。备众美于一身……”
近代以降,国门洞开,西方势力涌入中国。1871年,美国传教士约翰·倪维斯(John L.Nevius)从美国旧金山携入13株西洋苹果种苗,流落海外的“苹果”终于回到故土。倪维斯先在烟台山毓璜顶东南山麓创建“广兴果园”,并在沂水试栽西洋苹果树。1888年,威海黄家沟村民从烟台引进西洋苹果树苗。1897年,德国侵占青岛,设植物园,从欧洲引入73个苹果品种。1902年将其中11个品种推广到李村及其周边地区。民国初年,徐珂在《清稗类钞·植物类》记载:“苹果为落叶亚乔木,干高丈余,叶椭圆,锯齿甚细,春日开淡红花。实圆略扁,径二寸许,生青,熟则半红半白,或全红,夏秋之交成熟,味甘松。北方产果之区,首推芝罘。芝罘苹果,国中称最,实美国种也。美教士倪费取美果之佳者,植之于芝罘,仍不失为良品,非若橘之踰淮而即为枳也。皮红肉硬,可久藏,然味虽佳,而香则逊。人以其原种之来自美国旧金山也,故称之曰金山苹果。”其时,烟台、青岛、威海已建立许多苹果园,产量大增。1937年,日军侵占山东,苹果林惨遭毁坏,产量剧减。
新中国成立后,山东的苹果生产经历1950~1952 年的恢复以及1956~1958年、1963~1965年、1985~1995年的3次高潮。胶东、辽南都是中国苹果主产区。新疆伊犁作为世界苹果的故乡,所产苹果细腻爽口,味甜多汁,闻名遐迩。苹果也成为新疆的支柱产业,经济和生态效益显著。近年来,湖南涟源古塘的金秋梨种植大户吴治凡敢于吃螃蟹,在海拔800米的牛山园,培育出酸甜爽口的大苹果,倍受消费者青睐。
从秦汉的奈,魏晋朝的林檎,唐代的频婆,宋代的菴罗果,元代的苹婆,再到明末的苹果,近代的西洋苹果,苹果称呼不断变换,但栽培从未间断。根据糯文糯语英汉同文原理,即英语单词的每个字母可对译为一个相应发音和意义的汉字,苹果APPLE的五个字母可以解读为“菴、苹、频、林、栘”五个汉字。菴,ān,即梵语汉译“菴没罗”,或回语汉译“阿勒玛”;苹,píng,即苹果;频,pín,即频婆果;林,lín,即林檎果;栘,yí,一种野生苹果。这种解读看似牵强附会,但也许正揭示了西洋苹果来自中国苹果的源流真相。吃苹果,品文化,健康自信,平安幸福。
作者简介:王佩良,湖南工商大学数字媒体工程与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湖南省伏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湖南省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糯文糯语英汉同文馆创始人;世界智慧科学院院士。张若彤,湖南工商大学数字媒体工程与人文学院新闻与传播专业23级硕士生。
编辑:佚名 李锦辉 李顺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