钮则坚（中国台北） 穿越时空的遐思

1945年八月中旬抗战刚刚胜利，仅半个月之后的《大公报》于八月三十号有一则新闻报导：「国民政府蒋主席已于八月二十九日下午，即在重庆梅园会见maozedong主席、周恩来及王若飞等展开历史性会谈——「重庆谈判」。
这是国、共两党共同对日抗战，取得胜利之后的第一次历史性接触，在长达四十多天的谈判后，双方于同年十月十日签署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
然而当时这一纸协定，并未对一触即发的国、共内战达到有效的制止。甚至到了1946年初，惊动了美国方面派员出面调停。今天的主题就是写点关于「军调部」这个部门。
「军调部」全称「军事调处执行部」，亦称之为「三人小组」，办公地点设在北平（今北京）协和医院内。

「三人小组」分别是由曾任黄埔教授部副主任，中共高级将领叶剑英（1897-1986）、以及代表国民党方面，时任国防部二厅厅长，毕业于黄埔二期的郑介民（1897-1959），和美国驻华大使馆人员罗伯逊（生平不详）三位共同担任「三人小组」实际负责人。

下设38个执行小组，而这些小组的任务是分赴各地执行：
1. 停止冲突
2. 恢复交通
3. 受降日伪
4. 遣返日俘
5. 整编军队
执行小组召集人，中共方面由黄埔六期的罗瑞卿（1906-1978）担任。国民政府则派叙黄埔六期时任军调部副参谋长的钮先铭（1911-1996）出任。

1946年初「军调部」执行任务的地区以东北为主，这时期直接或间接与「军调部」工作相关的黄埔名将除了叶剑英，还有杜聿明（1904-1981）、郑洞国（1903-1991）、以及时任军调部参谋长的蔡文治（1911-1994）均为黄埔系。

回朔到1944年抗战末期，郑洞国将军所属的中国远征军，与在昆明服务于陆军总部二处担任处长的钮将军时有业务上的往来。
之后1945年抗战胜利，从芷江洽降、到南京受降的幕僚作业，也都是由陆军总部二处负责。同年九月九日在南京陆军官校大礼堂受降典礼仪式上，郑将军是少数受邀参加观礼的黄埔高级将领。
郑将军出生湖南石门，是湖南籍黄埔一期众多同学当中的佼佼者，是钮将军的学长，亦是长官。
1946年初，此时的郑洞国将军奉命前往锦州，担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兼代司令长官，以接替因病调离的杜聿明将军。
与此同时服务于「军调部」的钮副参谋长穿梭在长春与沈阳之间，两位将军是在南京受降典礼之后，再度重逢于东北。尤其「军调部」在执行小组的工作上，是得以郑长官的支持与协助，虽未尽全功，但一心为和平从未改变。

回顾百年黄埔，从历史角度来看，因需要才成立的一个临时部门，「军调部」成立才一年就宣布结束，对整个黄埔历史来说，只是沧海一粟微不足道，但是参与「军调部」的诸多位黄埔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皆是赫赫有名，有着举足轻重的历史定位，是不可抹灭的事实。

引用照片: 1946年大公报报导「军调部」之相关新闻。

作者简介：
钮则坚 1957年出生於台北，据说祖先为爱江山更爱美人的蒙古后裔。
就读台湾世界新闻大学广播电视科、美国旧金山市立大学商业管理学系，曾在《旧金山商报》任職，目前为中国近代文史工作者。
著作《交手》、《粉碎计划》。

编辑:佚名李顺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