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枢参加编著的“湖湘文库”图书魏源《海国图志》郭嵩焘《使西纪程》
《湖湘文库·长沙通史近代卷》陈先枢所撰第二章“19世纪60至90年代中期长沙传统社会的缓慢变化”连载
郭嵩焘的洋务思想（连载13）
洋务运动期间，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代表人物的思想变化仍然保持在封建统治所容许的范围内，而郭嵩焘(生平见本章第二节)则第一个以“独醒者”的勇气在洋务运动内部提出了突破洋务派思想樊篱的异端思想。
郭嵩焘早年受经世致用思想影响颇深，对封建社会的腐败政治和思想专制多有揭露。鸦片战争后，他开始留意洋务和西学，接触了许多西方人士和西学知识，成为了洋务运动的上层人物和主要理论家。在驻使英法期间，他抱着“苦穷年而莫能殚其业”的态度接触和学习西学。这使他在洋务派中较早和较多地直接了解到西方社会各方面情况，也使他更多地看到洋务运动的一些弊端，从而使他成为洋务运动和清政府内外政策的一个批评者。他死后，严复曾评价他“人世负独醒之累”。
郭嵩焘
郭嵩焘“负独醒之累”是在国门已经打开，洋务运动已经开始多年的情况下。他所负之“累”不仅来自于坚持闭关锁国的顽固派，而且也来自于主张“师夷长技”的洋务派。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他对世界形势和西方文明的认识不仅与顽固派大相径庭，也与大部分洋务派人士大异其趣。鸦片战争后，郭嵩焘通过阅读如《海国图志》一类介绍西学的书刊、结交外国领事和传教士等途径，对鸦片战争后中国所面临的局势以及西方文明有了与常人迥异的认识。
他对中国所面临的“夷患”有着清醒的认识，认为西方殖民主义“乘中国之衰敝，七万里一瞬而至”，对中国进行侵略，且“其势日逼，其患日深”。他认为：“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其气机甚远，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也就是说，虽然西方侵略给中国带来了危机，但随之而来的西学也将使中国发生巨大的、影响深远的变化，只要真正了解它，并使其为我所用，就能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利益。这种认识反映了郭嵩焘对待西方文化的一种理性的态度。
他还说：“中国之制服外国，在因彼之所长而用之。”因此，他极力主张各级官吏都要了解西方情况，主张大量翻译外国书籍，认为这些对加强海防和国计民生都有很大好处。然而，使他感到忧虑的是，朝廷上下“于夷事无一知者”，“自西洋通市中国，中国情形，彼所熟悉，而其国之制度虚实，中国不能知”。他尤其对朝廷采取的外交政策表示极大的不满：“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服，而中国一味蠢。”
他认为这种“怕”“诈”“蛮”“蠢”的外交政策源于朝廷对洋人“不能知其情”，因只有通其情、达其理，才能“凡洋人所要求皆可以理格之，其所抗阻又皆可以理通之”。
正是出于“通其情，达其理”的需要，郭嵩焘无论在国内还是在驻使英法期间，都非常注意了解西方各国的情况。同时，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也非常精通。这为他比较中西文化的优劣提供了条件。通过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他对当时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的中西文化观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在《条陈海防事宜》中说：“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有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未遑而姑务其末者。”
基于上述认识，郭嵩焘认为当时的洋务运动的决策者们企图用传统的“羁縻之术”对付洋人，然后买点洋枪洋炮，学点洋人技艺，就能“自强”“求富”，只不过是“治末而忘其本，穷委而昧其源”。他认为西方的政治教化、用人行政、工商财税、用兵制器各方面都值得学习，要“彼之所长，循而习之，我之所短，改而修之”。正因为如此，他在驻使英法期间抱着“通察洋情”的态度，对西方各方面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对中西在上述各方面的差异进行了全方位的比较。
在经济方面，郭嵩焘不仅注意到西方技术文明的发达和经济的富强，而且以更大的热情关注英法等国的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以探索“泰西富甲天下”的原因。他在听取关于英国赋税制度的介绍后深有感触地说：“西洋赋敛繁重，十倍中国，惟务通商贾之利，营立埔头，使其人民有居积之资，交易数万里，损益盈虚，皆与国家同其利病，是以其气常固。”
他认为英国的赋税制度的优越性不仅在于其收人大都用于“开河、修路及添设学馆”等，是“使其民共之”，而且还在于通过赋税来刺激商业贸易的发展，“使其人民有居积之资”，这正是决定“国家强弱之势”的重要原因。同样，他在了解了英国的邮政制度后对邮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认为这种制度“专为便民也，而其实国家之利即具于是。此西洋之所以日致富强也”。
郭嵩焘从“利民”“便民”“富民”与“富国”“强国”的关系中找到了“西洋之所以日致富强”的原因。因此，他主张中国也要仿效英法，“求富于民”。他多次与人讨论国家富强之道，认为“中国要务在生财，宜以开采制器等事委之于民，而官征其税”，“尤务使商情与其国家息息相通”。
郭嵩焘还进一步认识到国家的富强与政治制度密切相关。在谈到英国所得税法时，有人曾说：“此法诚善，然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郭嵩焘非常同意这一观点，认为“此论至允”。当有英国人建议“中国铁路必得及早兴办，尤莫如多遣少年子弟赴西洋学习”时，他不无隐衷地说：“其言至为明切，惜乎中国之不足以语此也。”这说明他对专制制度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阻碍作用是有一定认识的。
正因为这样，郭嵩焘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特别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认为“西洋君民尊卑本无区别”，而这一点是“中国圣人之教所必不容者”。他以欣赏的口吻介绍了英国的yanlunziyou：“西洋一切情事皆著之新报。议论得失，互相驳辨，皆资新报传布。执政亦稍据其所言之得失以资考证，而行止一由所隶衙门处分，不以人言为进退。所行或有违忤，议院群起攻之，则亦无以自立，故无敢有恣意妄为者。当事任其成败，而议论是非则一付之公论。”
他虽然没有将西方政治制度与中国当时的政治制度相比较，但当他把这种制度与中国夏、商、周三代的圣贤之世相比，并认为即使三代之世也没有这种政治教化之美时，我们不难看出他潜在的倾向性。实际上，他并没有非常着意掩盖这种倾向性。他曾多次借英国报纸和政界要人的言论对土耳其的专制弊政进行揭露，并认为这种弊政“与中国如出一辙”。
郭嵩焘对西方民主制度与中国专制制度的比较不仅仅拘泥于具体制度的比较，他还将这种比较上升到政治哲学的高度。他认为，中囯自“三代有道之圣人，非西洋所能及也。即我朝圣祖之仁圣，求之西洋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中，无有能庶几者”。但是，“圣贤”政治毕竟比不上民主政治：“圣人以其一身为天下任劳，而西洋以公之臣庶。身之圣德不能常也，文、武、成、康四圣，相承不及百年，而臣庶之推衍无穷，愈久而人文愈盛。颇疑三代圣人之公天下，于此犹有歉者。……圣人之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治乱。德耆，专于已者也，故其责天下常宽。西洋治民以法。法耆，人已兼治者也，故推其法以绳之诸国，其责望常迫。其法日修，即中国之受患亦日棘，殆将有穷于自立之势矣。”
郭嵩焘还从文化教育的角度比较了中外的异同。他在与西方各方面人士打交道的过程中深感西方“政教修明，而人才因以日出”，而人才日出的重要原因还在于教育。他说：“人才、国势关系本原大计，莫急于学”，因为“西洋之法，通国士民，一出于学”。正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英法等国都很注意考察各类学校。通过考察，他认为西方学校“一皆致之实用，不为虚文”，因此其“学问日新不已”。他特别对英国学校的教学内容感兴趣，认为地理、植物、动物、机器、工艺、数学、簿记等课程“皆中国士大夫所未闻见者也”。正因为如此，英国的受教育者可以“各就其才质所长”，“终其身以所学自效”，为自己的国家服务。
对比之下，他深感中国传统教育之落后。在出国以前，他就对中国传统的“时文小楷”教育导致“国家之无人”多有揭露。在考察了西方国家的教育后，他对中国传统教育的虚浮无用有了更切身的体会。因此，他主张中国要改革传统的教育，以各种途径培养通西学、行西法的各方面人才。一方面，他建议“宜先在通商口岸开设学馆，求为征实致用之学”，并认为“此实今时之要务，而未可一日视为缓图者也”。另一方面，他又主张“饬各省督抚多选少年才俊，资其费用，先至天津、上海、福建各机器局考求仪式，通知语言文字，而后遣赴外洋，各就才质所近，分途研习”，“以求实用”。
郭嵩焘对中西文化异同的比较还深入到伦理观念领域。他注意到西方以基督教精神为基础的伦理观念与中国儒家伦理观念的区别，认为“中国圣人之教道，足于己而无责于人……其道专于自守”，是一种内向的保守型伦理观。而西方基督教“为教主于爱人，其言曰‘视人犹己’”，是一种外向的进取型伦理观。“专于自守”的儒家伦理只满足于自我约束而不重视对他人的责任；“主于爱人”的西方基督教伦理则非常重视人的社会责任和价值，认为人生活在世上就有“成其事业” “继事述志”的责任，进而自认为天的儿子，把“并立于天地之间”的所有人看做兄弟。这说明郭嵩焘已经隐约领悟到西方伦理观中的人文主义和平等、博爱的原则。他虽然认为西方伦理观“不足为师道”，但还是认为它“较之中国固差胜矣”。这种对西方伦理观的评价实际也是对中国传统伦理观的一种反省，这种反省在当时的封建士大夫中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郭嵩焘还对西方的科学哲学思想有所认识。他在驻使英法期间的日记中对古代希腊各哲学流派，如泰勒斯、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安提西尼、第欧根尼、伊壁鸠鲁等人的哲学观点进行了介绍和评价，培根、伽里略、牛顿、孔德、笛卡儿、莱布尼茨等西方近代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名字和思想观点也屡见于他的日记中。他对这些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影响作了较为符合实际的评价，认为“欧洲各国日趋于富强，推求其源，皆学问考核之功也”，“泰西学问皆根源于此”。这说明他至少已经开始受到西方近代科学思想的熏陶。
郭嵩焘在对中西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甚至社会风俗各方面作了多侧面的比较后，对“内中国而外夷狄”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批驳。他认为“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文明程度。他公开承认了中国文明已经落后于西方文明，这在当时的士大夫中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然而，他感到悲伤的并不仅仅是中国文明的落后，而更在于“中国士大夫知此义者尚无其人”，还在“用虚骄之气，庞然自大”。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已经看到了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先进的西方文明势必对落后的中国文明形成冲击，而这种冲击是“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也”。他认为，这种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冲击不同于中国古代落后的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的侵凌，不能单纯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他认为只有认识到自己文明的落后，虚心向先进文明学习，才能挽救中华文明的危机。
正是这种大胆承认西方文明先进、中国文明落后的勇气和明智使郭嵩焘遭到封建士大夫的攻击和排挤。顽固派分子刘锡鸿曾参劾他“违悖程朱”“藐玩朝廷”；清流派张佩纶也攻击他“谬轾滋多”“有损国体”，甚至认为他的言论将使“人心之患直恐有无从维持者”。这也是导致他政治生命悲剧性结局的主要原因。然而，他那饱含着浓厚理性色彩的思想实为早期维新思想之先河，在近代启蒙思想史上留下了光彩的一笔。
郭嵩焘在经学和理学上也颇有建树。郭氏一生勤于问学，博通中外，对易学研究甚有创见，他提出了一些易学研究方法论原则，认为研究易学应以象数为基础，“不能舍象以求义”；应“以经释经”，不能强经以就己之说；应勤于订正古易，不能喜新奇而趋简便；应立足经文，“反复求之”，不能舍本义而“错综其言”。郭嵩焘对《庄子》也颇有研究。他对《庄子》作过许多批注，在其日记、文集中留下关于对《庄子》的评论记载。他认为全部《庄子》“只是不竖垛子”。郭嵩焘在日记中写道：“从何镜海(应祺)借得《关尹子》一部，舆中得读一过。镜海言养生家无他秘诀，只是不竖垛子。树垛子者，招射也。吾谓全部《庄子》，只是此义。”这里讲的“垛子”指箭把，箭把一树，目的就是为了招射。
从哲学的角度看，所谓“树垛子”就是设置对立面，利用对立面的斗争和统一，促进事物的发展。从养生的角度来说，为了使自己心境安宁，则应当尽量减少对立面，以不树垛子为妙。郭嵩焘认为，从治心养生应事的角度来看，不仅《关尹子》主张不树垛子，而且“全部《庄子》，只是此义”；不仅《关尹子》《庄子》如此，而且黄老之术都有这种作用。
理学方面郭嵩焘则受张载的影响很大。他认为“天人感应之理，非有二物，只是一气”，所以“天地乖戾之气，皆人之气为之也。”他常把天道乖异与人道无常相比附，认为末流之世，君子之道消，小人之道长，君子总是处处受到阻碍。但还是应戒慎恐惧，“君子视其心与天心相应，视天下之人心与吾心相应，是以不敢不自重，以求稍有益于世也。”这种气一元论成为他修身之道的哲学依据。世道人心统于一气，所以扭转人心就成为了振兴衰世的途径。（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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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佚名 李锦辉 李顺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