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 钦 公 传
鹤钦公，原名鹤汀，派名洪皋，长沙营盘街金氏源远堂源极公（号太垣）后裔第十八世孙，1895年10月10日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清泰都(今开慧镇)葛家山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全家四世同堂，十七口人住在普通民居里，靠租种地主田地、打短工和做裁缝维持生活。鹤钦公生于封建帝制年代，下有三个弟弟（洪进、洪源、洪连）和三个妹妹，在七个兄弟姊妹中排行老大，年少时念过几年私塾，后来跟其父亲泽深公（字瑞华）勤恳学艺，成为当地有名的手工裁缝, 从小爱打抱不平，敢讲公道话，富有强烈的正义感和同情心，性格正直坚强，乐于为别人排忧解难，深受乡里乡亲的尊重。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叶，轰轰烈烈的农minyun动在三湘大地风起云涌。1925年3月，李维汉同志创建长沙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清泰支部，以杨柳坡黄氏族学作为党支部议事和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代号“杨柳”，余隽五同志任书记。这个党支部的几名骨干常常以隐储女子学校教员的身份为掩护，在清泰地区发展农会骨干，引导农民认识贫困的根源，宣传共产主义思想。那年秋天，鹤钦公在隐储女子学校参加了由彭岂池、余隽五等主持召开的千余贫苦农民诉苦会，并在会上诉说了苦难家史。
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在那个年代，鹤钦公目睹地主豪绅的压迫和剥削，滋长了他的憎恨和反抗情绪，亲身经历的生活困苦迫使他向往公平正义，独有的鲜明性格促使他不断寻求进步与革命。在余隽五等共产 党人的引领下，鹤钦公于1925年9月加入当地农民协会，走上了革命道路。身为一个种田汉子，他深知贫苦农民的苦难生活，踊跃参加农会活动，积极创办农民协会，组织与地主豪绅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时任清泰乡治安二团农会会长，于1926年春加入中国共产 党，曾任清泰党支部执行委员。遵照党组织的指示，鹤钦公利用自己做裁缝走村串户的便利，主动到农民家中促膝谈心，耐心宣传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道理，很快发展了一大批农会骨干，多次组织在清泰桥、高山殿、竹山铺一带和葛家山桐子坡、枫盛塘坡、中间坡屋等地，带领农会骨干开展“减租减息”和“砍租种田边遮阴”等活动，有力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凝聚了人心。随后，他在当地的名望不断提高，被大家推举为清泰乡农民协会主席。
中国共产 党“一大”后，maozedong同志在长沙建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任区委书记；杨开慧负责区委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成了maozedong同志的得力助手。1927年“马日事变”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杨开慧肩负党组织的重托回到板仓一带开展革命活动，悄悄地把失去联系的党员组织起来，重新建立党支部，亲任党支部书记。那时，杨开慧、郑家奕和鹤钦公等党员骨干，经常来往“杨柳”联络点召开会议，协助maozedong同志收集资料，传送党的文件和指示，建立秘密赤卫队，组织与反动势力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面对时局，鹤钦公心里做好了充分思想准备，初衷不改，信念坚定、积极参加党组织的各项会议和活动，遇开会时特意安排其大弟洪进公（字梓初，又名贵堂）在杨柳坡村口站岗放哨。1930年7月，鹤钦公受党支部委派，参加了农民赤卫队队长郑兆炳在长沙县金井镇七丘田召开的武装斗争工作会议，随即加入农民赤卫队，并转入中国工农红军，任红三军团三营营长。会后，他在清泰地区大力开展武装斗争，有计划地组织赤卫队揪斗地主豪绅和筹款筹粮，为彭德怀的平江起义部队攻打长沙及时提供给养。当时，乡里大地主杨锡权抗拒为红军筹钱送粮，鹤钦公就在高山殿公所屋场主持召开贫苦农民大会，当众公布了杨家的一本长条形剥削账，迫使其低头认罪，限令上交了应交的经费和粮食。这一行动，为红军筹集经费和粮食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1930年下半年，红军攻打长沙失败，湖南反动省长何键对共产 党进行疯狂反扑，成立铲共义勇队，提出“宁愿错杀三千，不能放走一个”的口号，对共产 党员和进步人士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9月28日，鹤钦公白天收了三担泥豆子，吃完晚饭，不顾疲劳就在昏暗的小煤油灯下筛选。这时，铲共义勇队分队长梁镇球带领三十多人突然团团围住他的住地，因有叛徒告密，二话没说闯进家里，将他五花大绑押往白沙乡天王寺囚禁。随即，他的家里被抄，猪牛被赶，像样的几件物品被没收，仓房里一点口粮谷子也被挑走了。
在关押鹤钦公期间，中共地下党和当地亲属四处营救，许多知名人士也出面保释，他的大弟洪进公几次探监，带去了家人的温暖与问候，使他更加坚定了与敌人斗争到底的信心和决心。铲共义勇队员曾多次威逼利诱鹤钦公说：“你上有父母，下有妻子儿女，只要你登报声明与gongchandang脱离关系，就可放一条生路”。他斩钉截铁地说“要我叛变是不可能的，你们要打就打，要杀就杀，十八年后我又是一条英雄好汉”。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鹤钦公意志顽强，百折不挠，大义凛然地说：“想要从我口里得到你们满意的东西，那是妄想，我死不足惜，愿革命早日成功”！
在狱中，鹤钦公面对敌人的恩威并施，不仅保守了中gongdang组织的机密，还协助战友李冬全成功越狱。在天王寺被囚禁的一个风雨交加深夜，趁看守站哨兵熟睡之时，鹤钦公与李冬全轻轻地走到牢房外面的天井装着撒尿的样子，四处观望寻机逃脱。李冬全提议俩人一起逃跑，鹤钦公心想：自己是农协负责人，应把生的希望留给他人，把死的恐惧留给自己，而且监狱戒备森严，俩人一起逃动静大，容易被发现。于是，他鼓励李冬全从西面越狱，自己反向走回牢房。当李冬全翻越围墙跳下时，看守站兵听到动静，突然大喊“有人越狱啦”，并鸣枪震慑。此时，鹤钦公立即奔跑，搞大动静，看守站兵急忙追过来抓住了他，这为李冬全的越狱争取了时间。李冬全翻墙后，先是躲在寺边人家的猪粪池里，待搜捕结束才悄然上岸，跑过几里山路，换下村民晾在外面的衣服成功逃脱。
战友越狱成功了，而鹤钦公受到的折磨更加残酷了。恼羞成怒的敌人无法降服他，决定将其处死。在狱中的最后日子，他对前来探监的大弟洪进公说“我的事冒得救了，告你嫂子莫提脚（改嫁），耐烦带好孩子，革命一定会成功，将来会有好日子过的；告诉父母不要牵挂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决不会连累别人，你们帮我把几个孩子带大，我的崽就是你的崽”。在行刑的前一天，敌人问鹤钦公有什么要求，他坚定地说：“要死在能看见我出生的地方，再看看自家的亲人和乡亲们”。这平凡而朴实的话语，表达了一名共产 党员牢记使命、热爱家乡的真挚情感，表达了一个革命者以身许党、不畏牺牲的英勇气概。
鹤钦公被捕后，整个大家庭顿失顶梁柱，生活倍受煎熬，以致行刑队让交一块光洋的斩杀费也交不起。1930年10月21日午饭后，他得知将被押赴刑场，就脱下身上的新棉衣留给同监房的黄姓战友，勉励其将革命斗争到底。这天，午后的天气阴沉，飘着毛风细雨，几十个铲共义勇队员荷枪实弹、扛着屠刀、吹着洋号从天王寺出发，将身着单衣单裤的鹤钦公五花大绑押至葛家山冲。
刑场设在葛家山黄草塘河边的上四斗坵田里，因为从这向着北可以看见他的出生地。鹤钦公被押到刑场后，铲共义勇队员脱光了他的上身衣服，只让穿一条短裤，用绳子捆着他的上身和双手，又将其双手往后反剪，营造出杀气重重的嚣张气氛。此时，鹤钦公满怀深情地面朝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住地，带着对父母的思念、妻子的眷恋、子女的牵挂和对革命尚未成功的遗憾，昂首凝望，等待生命的最后一刻。敌人斩杀鹤钦公的过程残酷至极：下毒手前，刽子手将他的眼睛蒙上，用脚一踢，将其强压在地上很久没有行刑。鹤钦公转过头对刽子手说：“要杀就快点。”随即，铲共义勇队的号手吹起了洋号，刽子手先是一刀斜砍在他的下巴处，还削去半边耳朵，再砍一刀将其脑袋劈开，鲜血四溅，看人还没死，最后才砍断颈项，以致脑壳与身体只连着一块皮，血流如注，惨不忍睹。
下午两时许，等到铲共义勇队离开刑场后，躲在住地后山上的鹤钦公家人冲下山来，直奔黄草塘。他的大弟洪进公看到尸首分离的哥哥，强忍悲痛，解下缠在头上的四方罗布大手巾，将兄长的头与身裹上才收了一个完整的尸体，并着人将其抬放到家对面晒谷坪上的茅草房，他的大妹妹立刻用针线将兄长的脑壳与身体一针一针地缝拢口子。随后，他的家人把其遗体装入棺材，草草地埋到葛家山村四斗冲山。
那是无法忘却的场景，鹤钦公为了心中的信念和追求，壮烈牺牲在长沙县板仓葛家山野外，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一个共产 党人为劳动人民翻身求解放的信仰，年仅35岁零11天。
鹤钦公牺牲后，事情并没有结束，湖南省清乡司令部下令铲共义勇队和清乡队四处捕人，要将gongfei家属赶尽杀绝，斩草除根。当时，鹤钦公的大女儿10岁、大儿子8岁、二儿子4岁，不知是儿还是女的第四个还未出生。危急之时，他的大弟洪进公连夜将三个小孩送到离村两里地的斛谷冲张姓人家躲藏。这也是一户贫苦人家，很有善心，啥也没说就将鹤钦公的三个儿女收下，并改名换姓分别藏到亲属家中代养。清泰桥龙目冲的黄佑生，迅速将自家的牛栏房腾出来让鹤钦公的妻子汤氏住下，不久便生下了他的三儿子。其时，他的妻子汤氏只有三十岁，依照丈夫的嘱咐，一直未改嫁，含辛茹苦地将子女抚养成人，后来他们的三个儿子都成为优秀中国gongchandang员。
人世间自有亲情有友情，人世间更有好心人。在白色恐怖笼罩下，长沙县清泰乡的父老乡亲用真情为鹤钦公支系保存了血脉，也为金氏一族守住了革命火种，延续了红色基因。解放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鹤钦公为革命烈士。2013年，长沙县人民政府拨下专款6000元修缮烈士墓，并立碑纪念。
长沙县板仓是块神奇的热土，葛家山是鹤钦公血洒刑场之地。鹤钦公铁骨铮铮一生，他那不忘初心、对党忠诚，矢志不渝、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和爱祖国爱人民爱家乡的高尚情怀，永远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榜样，更是激励后人自强不息的楷模。时逢国兴家旺，我们将铭记历史、缅怀英烈，倾情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携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笃定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