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窥“天鹅之歌”之遐思

七溪山人

赏析：

钱学森指出，“我们要真正开展人体科学的研究，就要抓住关于脑和神经系统对于人的整体作用。”

对于人类历史上将要出现的由人体科学的革命引起的东方的社会主义文艺复兴，钱老有着无比坚定的信念和革命的乐观主义态度，他曾以大无畏的精神发表感言：“我们所从事的这项工作是有远大前途的，我要说这是要震撼历史的。……我们干的这些事情一定会招来一个第二次文艺复兴，是人类历史的再一次飞跃。”

120多年前，谭嗣同即在《论全体学》——第八次讲义（1898年）中说，“中国言心主思，西国则谓心不能思，而思特在脑。”

谭嗣同是借助从西方传入的生理学、解剖学等新学科说明、揭示脑的，并且得出了脑是认识和思维器官的结论。

研学谭嗣同，必须了解，从西方传教士那里一接触到以太说，就立刻被以太的神奇深深吸引，并由此引发丰富联想：以太作为传播媒介无所不在，弥漫空际，这种存在方式与仁充塞宇宙若合符契；以太的突出特点是传导、传递，能够传播声、光、热、电，这种作用方式与仁“通天地万物人我为一身”“如电四达，无远弗届”别无二致。基于这种想象，他开始将以太与仁直接联系起来，并利用以太来论证仁学体系。

在《仁学》中，谭嗣同明确宣称：“学者第一当认明以太之体与用，始可与言仁。”魏义霞教授指出，“仅凭这句话，以太对于仁学的重要性就已经可见一斑。”

在《仁学》之后，谭嗣同对以太的热情意犹未尽，专门作《以太说》，集中而系统地对以太予以阐发和诠释。意味深长的是，《以太说》一文发表于1898年5月30日，是谭嗣同在牺牲前留给世人的天鹅之歌。魏义霞如是说。

……

相传，天鹅在临死之前会发出它这一生当中最凄美的叫声，也许是因为它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所以要把握这最后的时光，将它最美好的一面毫不保留地完全表现出来。

在艺术的领域里也有类似的情形。例如当我们听到某部作品是某某人的“天鹅之歌”的时候,就不难想象,创作者在完成这部作品之前,内心曾经承受过巨大的痛苦,他迫不及待地要将这些折磨与痛苦化做绝美的音符,流传后世。

特别是，每逢谈到一个大天才临终前所做的最后一次飞扬、最后一次辉煌表现的时候，人们总是无限感慨地想到这样一句动人的话:“这是天鹅之歌!”

谭嗣同、钱学森都是“神人”、“奇人”，具有天才般的智慧。他们的远见卓识，自然引人深思遐想……

2024年7月，笔者曾经赴大连、本溪，先后有缘随刘炳杉、齐赢老师等一起观看幽浮（ufo），与“本溪现象”有特异功能的人进行交流，如朱敏、李丽、华淑贤、胡艳萍等老师，与当事人、见证人、视频录像文化传播者马作江、高鹤荧、王艳、何秀芳、周志香等同志对话和探讨。遂从“万物惟脑”拉开序幕，逐步张力“导言”，展开了对“知必出于脑”的叙述，探究“万有皆振，万有皆光”，“万物皆有信息”，以及“万物皆有灵”对特异功能的人影响。

同时，结合谭嗣同、钱学森对人体科学研究的理性思考，认真阅读了魏义霞教授所著《谭嗣同哲学思想研究》。

反复体会，“人体科学的研究是非常难的，也可以说难度是最大的，是今天科学技术里面的珠穆朗玛峰。”（钱学森语），余以为，还是要“抓住关于脑和神经系统对于人的整体作用”进行探讨。

为此，笔者就“思特在脑”、“人体科学”、“万物有灵”、“万物皆有信息”作了粗浅研学，谨此奉上，以飨诸君。

一、确信“思固专在脑”

西方近代的解剖学、生理学知识，让谭嗣同重新认识、审视心，也促使他深入思考、认识脑。

正是通过运用生理学、解剖学等各种西方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谭嗣同在否定“心主思”的基础上，进而声称“思特在脑”。他断言：“中国言心主思，西国则谓心不能思，而思特在脑。脑分大小。大脑主悟，小脑主记及视听之属。脑气筋布满四肢百体，则主四肢百体之知觉运动。所谓心者，亦徒主变血之事而已。夫中西论心，不同如此，愚谓其理实亦相通。思固专在脑，而脑之所以能思者，全赖心能变血以养脑，是心与脑交相为用也。故思字从囟，从心。脑之主思，古人盖已知之矣。”

可见，与对心的认识一样，谭嗣同是借助从西方传入的生理学、解剖学等新学科说明、揭示脑的，并且得出了脑是认识和思维器官的结论。诚然，他肯定人之思维与心有关，并且肯定西方人认定思在脑与中国人认定思在心道理相通。

通读上文可知，那是就心“主变血”，脑之所以能够思维，离不开心之供血而言的，与中国古代哲学肯定心是思维器官是两码事。不仅如此，谭嗣同从训诂学的角度指出“思字从囟，从心”，以此证明中国古人已经明白思离不开脑的道理。

他在这里的表述，从表面上看似乎调和了中国与西方一个主心、一个主脑的分歧，从实质上看则是利用生理学、解剖学重申了心“主变血”而思在脑的观点，并让自己的这个观点由于解剖学、生理学的介人成为“事实”。

正因为如此，肯定人之思维离不开心并不妨碍谭嗣同确信“思固专在脑”。不仅如此，“思固专在脑”的一个“专”字明白无误地表明，只有脑才是认识和思维的器官，所有的视听言动、认识、思维都只是人脑的功能，不需要其他器官——无论是人之悟性还是知性，从视听到言动，皆主于脑。正是在明确否定心是认识、思维器官的前提下，谭嗣同声称知“必出于脑”。

为了明确知“必出于脑”，坚定地将人脑说成是人的认识、思维器官，他借助生理学、解剖学等实证科学详细地剖析了脑的构造和功能，对脑的具体分工做出解释和说明。

上述引文显示，谭嗣同从作用、功能的角度将人脑分为大脑、小脑和神经三个区域，以此突出人脑不同区域的不同作用和功能。其中，大脑主悟性，小脑主记忆和视听，神经（英文nerve，严复音译为“涅伏”，谭嗣同称之为“脑气”或“脑气筋”）作为脑的一部分，分布于人的周身，主管人之视听言动。这样一来，他便将人之思维、感觉、言语、动作等都归结为脑的作用，彻底切断了心与知行的直接联系。

二、肯定人脑至灵

在作为其代表作和后期思想著作的《仁学》中，谭嗣同借助解剖学等知识，对人脑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生理剖析和实证描述，形象地揭示了人脑的结构、颜色、质地、形状、分布以及作用机制和生理功能。例如，对于人脑的颜色、质地和形状，他形象而生动地写道：“剖脑而察之，其色灰败，其质脂，其形洼隆不平，如核桃仁。”再如，对于人脑的结构，谭嗣同更为细致地把人脑分为六个部分。对此，他这样写道：“其别有六：曰大脑，曰小脑，曰脑蒂，曰脑桥，曰脊脑，其分布于四肢及周身之皮肤曰脑气筋。”人们可以看到，谭嗣同在这里延续了把人周身的神经网络视为人脑之组成部分的观点，并且沿着这一思路明确说明了人脑的结构和分布。依据他的剖析，与其他有形之物一样，人脑有形质，是由各个不同的部分组成的。

人脑的各个部分之间存在着差别，不同区域具有明确的功能和分工。正如“大脑明而小脑半昧也”—样，大脑、小脑各自主管不同的领域。由此可见，由于赋予人脑以形质的属性，加之生理学、解剖学的实证考察，谭嗣同肯定人脑至灵，将人之思维、语言和动作皆归功于人脑。

120多年前，谭嗣同对人脑的阐释，借助生理学、解剖学等自然科学展开。同时，他从哲学的角度立论。这使谭嗣同对脑的解释和论证，以凭借自然科学进行实证描述始，以思辨演绎进行大胆想象、过度诠释终。

对于这一点，他将脑说成是“以太之用之至灵”在人体上的表征，并且申明“脑即电”等等都是明证。谭嗣同写道：

“以太之用之至灵而可征者，于人身为脑。……于虚空则为电，而电不止寄于虚空。盖无物不弥纶贯澈。脑其一端，电之有形质者也。脑为有形质之电，是电必为无形质之脑。人知脑气筋通五官百骸为一身，即当知电气通天地万物人我为一身也。是故发一念，诚不诚，十手十目严之；出一言，善不善，千里之外应之。莫显乎微，容色可征意思；莫见乎隐，幽独即是大廷。我之心力，能感人使与我同念，故自观念之所由始，即知所对者品诣之高卑。彼己本来不隔，肺肝所以如见。学者又当认明电气即脑，无往非电，即无往非我，妄有彼我之辨，时乃不仁。虽然，电与脑犹以太之表著于一端者也；至于以太，尤不容有差别，而电与脑之名亦不立。若夫仁，试即以太中提出一身而验之：有物骤而与吾身相切，吾知为触；重焉，吾知为痒为痛。孰知之？脑知之。所切固手足之末，非脑也，脑何由知之？夫固言脑即电矣，则脑气筋之周布即电线之四达，大脑、小脑之盘结即电线之总汇。一有所切，电线即传信于脑，而知为触、为痒、为痛。其机极灵，其行极速。惟病麻木痿痹，则不知之，由电线已摧坏，不复能传信至脑，虽一身如异域然，故医家谓麻木痿痹为不仁。不仁则一身如异域，是仁必异域如一身。异域如一身，犹不敢必尽仁之量，况本为一身哉！ 一身如异域，此至奇不恒有，人莫不怪之。独至无形之脑气筋如以太者，通天地万物人我为一身，而妄分彼此，妄见畛域，但求利己，不恤其他，疾痛生死，忽不加喜戚于心，反从而忌之、蚀之、觭龁之、屠杀之，而人不以为怪，不更怪乎！反而观之，可识仁体。

三、肯定“脑即电”

阅读上述文字，可以了解谭嗣同借助电比附、诠释脑的神奇和精妙。他具体论证了脑对于人之感觉、认识的主导作用。

一是将脑与电相提并论。脑有形状、颜色和结构，便是“有形质之电”；电没有这些属性，便是“无形质之脑”。脑与电之间尽管存在有无形质之别，二者的沟通作用却别无二致。

二是电通过架设电线、联通电网，可以遍布宇宙，从而将天地万物连为一体，以至于“无物不弥纶贯澈”；人脑之大脑、小脑和遍布周身之“脑气筋”便是盘根错节的电网，可以相互感应，“异域如一身”。

三是“脑即电”表明脑具有感通、感应的功能，证明了心力的伟大——正如脑使人的各个器官连为一体、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样，作为以太之用在人身上的体现，脑“至灵而可征”。我发一念、出一言，由于脑的作用，他人在千里之外可以如拍电报一般感应之。经过这番论证，谭嗣同力图让人相信，凭借脑、以太的作用，可以泯灭彼此人我之别，“通天地万物人我为一身”。这便是仁之境界。

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谭嗣同之所以肯定脑是“以太之用之至灵”的表征和“脑即电”，最终目的是让人“识仁体”。同时，我们还可以了解他所讲的知“必出于脑”在仁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谭嗣同对人脑的解释，并没有止于自然科学提供的实证描述和研究成果，而是在此基础上，将脑纳入仁学体系之中，从哲学高度，借助电进一步对脑予以诠释，最终将脑之作用界定为以太之用。出于这一致思方向和价值意趣，他对人脑的神奇和精妙赞叹不已，以至于将脑与电相提并论，用以论证人与人由于仁的感通而破除人我，臻于“洞澈彼此，一尘不隔”的境界。

研学谭嗣同的哲学可以发现，他对脑的界定奠基于自然科学之上，同时热衷于形上诠释：

第一，鉴于人脑的大脑、小脑之分，谭嗣同强调，大脑主悟，并由对大脑的推崇而将脑对外物的反映引向神秘。他断言：“吾大脑之所在，藏识之所在也。其前有圆洼焉，吾意以为镜，天地万物毕现影于中焉。继又以天地万物为镜，吾现影于中焉。两镜相涵，互为容纳，光影重重，非内非外。”这表明，大脑的作用就是进行思维，人的一切心理、情感和意识都出于大脑。

魏义霞教授认为，在这个前提下，谭嗣同秉承华严宗的“一多相容”对大脑的反映、思维过程借题发挥，最终将大脑的认识作用和功能引入了神秘之境。

第二，在推崇大脑的同时，有的专家认为谭嗣同似乎有贬低小脑的作用。对小脑主视听等感觉，由此轻视甚至排斥由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所获得的感性认识。

第三，在将神经归为脑之一部分的前提下，谭嗣同对神经遍布周身，通络四肢、五官、百骸的作用津津乐道，并由此向往神秘的感通、感应，最终走向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