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发动的日本侵略战争，是其武力占领中国东北的开端，十四年（1931-1945）对日抗战的起源。
       然而汉奸的角色此时应运而生，如大汉奸汪精衞（1883-1944）、陈公博（1892-1946）、周佛海（1897-1948）等等，也许有读者好奇，我怎麽会提任援道（1890-1980）？那是因为他是先严遇到过的第一位汉奸。
       九一八事变前夕，先严刚自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返回天津老家，本来我祖父钮传善（1877-1941）有意让先父再进日本陆军大学深造，但由于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导致中、日关係陷入低潮，升学一事便作罢。

先祖父钮傳善之书法

       某日父亲正閒居天津府中，任援道来府中拜访我祖父，正巧祖父外出，就由先父应门接待，任援道持著胡展公的名片，声称介绍人是胡汉民先生（字展堂1879-1936），并说明来访之意：“听展堂说天津最好的绍酒在钮府，希望钮传公请他喝一顿绍酒”。当然这是任援道的一派胡言，先祖虽然与胡展堂先生相识，但未曾和胡展公喝过酒，任援道在天津凭话术招摇撞骗了不少人，1938年任逆在梁鸿志（1882-1946）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担任过部长，1940年更成为汪任“伪 政府的大员，抗战胜利后，任逆出逃海外，晚年在加拿大渡过余生。
        提笔至此，关于我祖父钮传善网上部分错误的讯息，要对著名搜索引擎“百度”，做一澄清。
       先祖父传善公，晚清时期贡生，曾赴日学习，当时算是位留日的洋学生，在满清政府后期至民国初，曾担任过陝西省巡抚（省长）、财政总长等职，由于有留日背景，又与日政府朝野交好，两国在和平友好之时，当然是促进友谊的桥樑，但是自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之后，形势则完全不同了，1933年日军渐渐佔据华北，北京、天津相继沦陷，至到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两国开啓全面抗战。
       当时日本军政府为了政治需要，在京、津、冀沦陷区，找有份量且知日的知名人士出面担任维持安定的角色；日本人千方百计，透过方方面面的人来游説，希望我祖父出山，担任“伪 政府”要职，那年先祖父已年过花甲；以託病为由婉绝，但为了身处在铁蹄之下的钮氏家族安全，出于无奈，先祖父只好在叔辈子侄中，挑选一位精通日语的三叔钮先铮先生，推荐他担任日本人控制的北平（京）市伪 政府秘书长一职，算是有个交代。
       当时远在台湾的情境如出一辙，1993年“汪、辜会谈”时，曾代表台湾岛内的辜振甫（1917-2005），其父辜显荣（1866-1937）以及当时台湾乡绅名流，如台中雾峰耆宿林献堂（1881-1956）、台北大稻埕茶叶大亨陈天来（1872-1939）等，皆是在威逼利诱之下为日本人做事，或许只能归咎于弱国的悲哀与宿命，“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头”。
        当时由日本人控制的地区，必定会有一批汉奸坏份子欺压百姓，因此才会有：“沦陷区的百姓活的如同孙子、汉奸作威作福如同老子、日本人高高在上如同主子”的说法，日本人犯下的罪恶，皆源自于九一八事变。
         钮傅善1941年病逝在北平（北京），安葬于北京香山万安公墓（又称lida钊烈士公墓）。
         “十年浩劫”之后，先父曾经向相关单位提出修复祖坟的申请，并于1984年竣工，同年十一月我曾代表钮家亲赴北京扫墓！一幌已经是四十年前的往事。（未完待续）。

万安公墓中重修之后的祖坟

作者简介：
钮则坚 1957年出生於中国台湾台北。
就读台湾世界新闻大学广播电视科、美国旧金山市立大学商业管理学系，曾在《旧金山商报》任職，目前为中国近代文史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