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父亲出生在宁乡县西冲山乡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也正是日本鬼子占领我国东三省的时代。祖父张振卿是中共宁支地下党的组织委员。那时，父亲一家九口，家里仅只有一间半屋，田无寸土，家无隔夜粮。
家里租种了地主的田种粮食和一小块土种红薯，一年来辛辛苦苦耕田生产，收获的50%交给了地主，而自已家大概一年粮食还差三分之二，就靠祖父打零工和做点小生意过日子。父qingong有七兄弟妹，由于生活困苦，二叔．三叔．四叔．五叔，接连患病无钱医治，相继夭折。
父亲五岁读书，上的是张氏族校，初小四年毕业。
张氏族校，凡姓张的子弟都可以免除学费，成绩好的还有奖，父亲在族校读书，由于成绩好，读四年书，连续四年都是第一名，每年还奖了一担谷。
在张氏族校读完四年，父亲跳班考上六年级。读六年级成绩更好，学费也被免除了。1945年底考上靳江中学，由于无钱上学，父亲去找他所在靳江中学当总务老师的堂叔公张乔汤借钱，没借到，只好不读。
父亲的另一位堂叔公张明静得知他无钱读书，感到惋惜。便与宁乡县云山乡村师范联系。云山乡村师范是公共的培养师资的师范类学校，在那里读书，不要交学费，但要交伙食费。堂叔公张明静为父亲争取了一个名额，但必须经过考试。机会难得，父亲赶紧报名考试，结果以优异成绩被乡村师范取录。
考取了师范父亲好高兴，全家也欢喜，全张氏家族也为他道贺，在当时，象父亲这样穷苦人家的孩子上乡村师范，还是第一个。
张明静和西冲山张氏族校的校长张哲明，他们找家族捐款，使父亲读完三年师范。
48年师范毕业，张明静、张哲明推荐父亲到张氏族校任教。在张氏族校，父亲才知道张明静．张哲明两人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以教书为掩护秘密为党工作。
任教期间，张明静．张哲明他们经常常跟父亲谈当前形势，宣传革命思想，如；谈论“gongchandang是为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求解放谋幸福的”。“gongchandang必胜，国民党必败，穷人翻身要靠gongchandang”等，父亲很受感染，他明白了，gongchandang是帮助穷人的，他说，怪不得，当时两位长辈为他读书顶力相助，他也应为穷人翻身出力。
在张明静、张哲明的影响和指引下，白天，父亲在房间偷偷写传单和标语，内容主要是宣传gongchandangde主张，反对国民党欺压人民之类的事。晚上，和他们一起出去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经常，一夜功夫，伪乡公所周围到处都是宣传gongchandangde传单和标语。
1949年5月，全国即将解放，白崇憙溃军及地方的便衣正义军驻扎张氏族校，学校被迫停课，师生离校回家。
当时，中共宁支地下支部正缺交通员和刻钢板油印的人员。因祖父张振卿是宁支地下党支部组织委员，经过考察，宁支就吸收父亲为地下党交通员，主要是接上级指示和送达下面汇报给上级的情况。
同时，还要负责刻钢板和油印。刻钢板和油印主要内容是：打倒伪乡长成道周，驱除芳储乡高小校长姜平，贫苦农民要翻身，中国gongchandang万岁等。晚上，父亲和张智，张海安出去散发。
组织上安排父亲在张明静家明做月工，暗做通讯联络的交通员,有时也负责与西支(长沙市河西地下党支部)联络，并详细交待了任务和组织纪律，要求父亲只能单线联系，不得与其他人发生任何关系。
父亲说,由于是单线联系,解放后他才知道,宁支的支部书记先是袁振甫，后来是张明静。西支的书记是廖海廷。周政书记是宁、西两支的总领导。
宁支的会议都是在夜里进行，有时在我家，有时在张明静家，有时在我家后面翻过两座山的深山窝里。夜里来我家开会的地下党员，到了我家后山的竹林里就用棍子或者石头在竹子上敲三下，作为暗号，听到响声，父亲就出去开门。每次开会父亲都要在外间屋放哨，一直到深夜。
父亲说，记忆中，周政书记来宁支主持过两次会议，一次在张明静家，一次在我家。
父亲原来的名字是张良飛，那次在我家开会，周政书记说，父亲张良飛的这个“飛”字好复杂，改成光辉的“辉”字比较有意义，意即gongchandangde光辉。于是，从那时起，父亲的名字中就用这个“辉”字了。
其实，父亲原本是宁支内部的通讯员，自从周政把他名字中的“飛”改为“辉”字后，经过何逸仙介绍，考察了一段时间，周政又批准他为宁支地下党的交通员，与上级组织直接取得联系。
从此，父亲来往于何逸仙、周政上级领导处，汇报基层地下党支部组织的情况，传达上级党组织的精神，一起参加地下组织的会议。
当交通员，第一次，是祖父带父亲到地下党的负责人何逸仙家联络。以后有事，父亲就装成乞丐，一个人去。走了几次之后，何逸仙带父亲到陶季斌，谢秋生等家。有些事是口头传达，有些材料是密封缝在烂衣服里面。比如；六月停止发展党员是口头传授的，要解决伪乡公所抢支是信密封缝在烂衣服里面送达的。
1949年5月，正闹粮荒，普遍没饭吃，粮价飞涨，每担谷涨成了18银元。宁支地下党支部商议，一定要使广大贫苦农民群众度过粮荒，决定在关圣庙开士绅会议，组织上要父亲发信通知。
会议由宁支地下党支部书记袁振甫主持，主要向士绅借谷度荒。那次开会，士绅到了一小部份，很富有的士绅未到，只借到26担谷，对度荒无济于事。后来宁支，发动贫苦农民，到收租多的士绅家，强行借谷，一共借了260多担。由父亲造册登记分配到户。这次行动，解决了当地贫苦农民没饭吃的燃眉之急。
不久，父亲接到何逸仙的口头通知，六月，停止发展党员。父亲说，未发展的这批人员，组织也作了安排，在解放后，都走上了工作岗位，比如王国良当了村长，张运原当上了法庭陪审员，张锡凡当上了粮食局汽车修理员。
1949年6月，成立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会场设在关圣庙内。三百多到会贫苦农民齐集在庙内听动员报告，不幸被白崇憙溃军路过，发现，并在庙内门上写上“此庙内有八路政工人员在开会。”之后，把关圣庙团团围住，父亲和地下党的宣传委员张智及时通报外面被困情况，地下党的几个成员带着文件，搭着楼梯，从庙后山的堪上逃出。
而父亲和张智则到了张平亚家，请张平亚出面，帮助把那些人放出来。张平亚是白崇憙314师里面的一个团长，当时，他在家休假（其实是打了败仗逃回家的）。这次，他把军官证件给314师首领看了。于是，地下党员及三百多贫苦农民才得以放出。此次，宁支给父亲和张智记了功。当时困在关圣庙内获救的群众，后来见了父亲都说，搭帮他和张智救了他们，不然他们会要做挑扶，还不知，能不能活着回家。
1949年7月，父亲在何逸仙家接回指示，解放前，无论如何要把伪乡公所的抢支夺回来。回宁支，父亲马上汇报。
宁支秘密商议，会议确定，立即把王志祥打入伪乡公所。因地下党员王志祥的叔叔是伪乡公所的乡警大队长，不易发觉。要求王志祥掌握里面的情况之后，里通外合，在夜里，伺机行动。
那次劫枪，一共去了八个人，父亲是负责切断外面的电话线。夜，天又黑，不能带亮，好在父亲熟悉地形。那时架的电线杆都是杉木的，易于爬杆。父亲说，他爬上杉木杆，去剪线，可上面有两根，不知哪根是伪芳储乡公所的，时间紧，不能耽误，他只好将两根都剪断，后来才知，剪断的另一根线是道林麟芬乡的，致使道林的通讯也摊痪了。
行动的信号是里面摇不通电话了就开始。剪断线后，不一会，王志祥打开伪乡公所大门，几个地下党员一涌而进，里面的乡丁还来不及反映，地下党员们就把八支抢和shouliudan全部夺回来了。
宁支把夺回的枪，藏在我家的后山丛林中。藏好枪，父亲连夜直奔何逸仙家报告。
到何逸仙家，天刚蒙蒙亮。父亲把这晚，劫枪成功的情况汇报后，实在太困了，何逸仙去泡茶，返回时，父亲就在他家的椅子上睡着了。
醒来时，何逸仙对父亲说，那八支枪和shouliudan，上级派人全部接走了。这次行动，上级给父亲记了功。
宁乡8月8日解放，宁支地下工作人员都分配了工作，1945年入党的袁振甫,分配到了宁乡县公安局看守所，当时看守所设在老县政府里面，武维分配到第一区道林当区长，朱芬分配二区武装部，祖父张振卿和张锡平分配到宁乡八区流沙河区公所，张桂藩分配到粮站。
本来是安排父亲和周剑锋，周建元三人去益阳干校学习，由于当时的南下干部，二区区长吕尚武则硬要留父亲在赤土乡政府工作，理由是父亲是师范毕业生，有文化，适合搞工作队员。
他和赤土乡乡长黎枚生，农会主席谢笔生一起参加赤土乡退租减押，反土豪劣绅，斗地主恶霸的工作。1950年春，划分阶级成份，定阶级，搞征收、没收。父亲则负责把征收，没收的胜利果实和浮财进行登记，按甲，乙，丙三级分配给广大贫苦农民，1950年下半年，乡政府进行第一批土改，父亲任土改队员，负责丈量土地，按人口造清册，每人1.963亩，填土地证分配到户。接着进行粮食三定（定产，定购，定销）发放征购粮到户通知单。乡政府的财粮工作，日常工作（打结婚证），接待外调人员和向上级写汇报材料都有由父亲一人完成，1952年土改复查，查田定产，发放土地证到户。1953下半年成立信用社筹备小组，父亲任筹备小组长，发动群众入股，到信用社入股的社员收取股金。1954年4月17日西冲山乡在上级银行的指示下正式成立西冲山信用合作社，父亲担任第一任理事并谦信用社会计。1955年调任国家干部，由宁乡县委组织部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宁乡县支行工作，1962年蒙冤回家。
编辑:李顺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