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窥历史的真实英雄 革命大侠杜心五及其仁人志士 (第三章)
中华名人在线 2024-12-17 11:47:06 作者:zhhmrzx 来源:

管窥历史的真实英雄 

革命大侠杜心五及其仁人志士

(第三章)

七溪山人

 

第三章  湖南辛亥起义

 

(二)湖南辛亥起义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的炮声响了,不到两个月,全国先后有十四个省举起了义旗,宣布独立。

湖南是最早响应武昌首义的省区,领导人焦达峰、陈作新分别担任了新成立的湖南军政府正、副都督。这两位叱咤风云的英雄,都是浏阳人,可惜只执政10天,便被制造流血政变的立宪派杀害了。

1、麓山垂首,浏河堕泪。

长沙各界民众收敛了焦达峰、陈作新的遗体,厚葬于岳麓山。追悼会场悬挂的巨幅对联:“三湘二杰,十日千秋”,对焦达峰、陈作新与湖南辛亥起义作了真实的记录和准确的评价。

1986年10月,斯图尔特·R•施拉姆著《maozedong》,《国外研究maozedong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在介绍不满18岁的maozedong时,1911年10月22日傍晚,伫立在故乡湖南省首府长沙市内一个高地上。他度过了极其激动人心的一天。

“那天早上,十二天前,在武汉首举义旗反对清王朝的革命在长沙也爆发了,几小时之内就推翻了旧的帝制政府。”现在maozedong看到,城内白旗林立,迎风招展,上写“大汉民国万岁”几个大字。

在一定意义上,这段话概括了当时中国的形势,以及maozedong半个世纪以来为改造中国而奋斗的前进方向。“民国”一词,当时是用来翻译西方的“共和”这一概念,意即“人民的国家”。

查阅《长沙文史资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长沙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编,第七辑,1988年12月),中南工业大学老师曾长秋先生撰写:“三湘二杰,十日千秋”——焦达峰、陈作新和湖南辛亥起义;以及湖南师大老师周学舜先生撰文“焦达峰的”,可以作比较翔实的了解。

2、焦达峰、陈作新参加同盟会

——焦达峰参加“洪福会”同盟会

焦达峰(1886-1911),号大鹏,字掬森。湖南浏阳县焦家桥人。

在长沙读书时,又称焦煜,流亡日本时,改名冈头樵,回国后,曾化名左耀国,自署焦达峰。

1902年,焦达峰于浏阳县立南台高小毕业不久,由浏阳会党首领姜守旦介绍,加入了“洪福会”。

次年元月,在焦家桥附近的黄家桥,秘密成立会党机关,开展反清活动。后因机密泄漏,出走长沙,进人长沙高等游学预备科学习。

同时,又入黄兴在小吴门所举办的东文讲习所,加入黄兴所建同仇会,从事联络会党的工作。

1905年春,焦达峰浮槎东渡,进入日本东亚铁道学校。8月,同盟会成立,焦达峰、杜心五都参加了同盟会。

在同盟会改选时,焦达峰被推举为调查部部长,负责联络国内会党的工作。杜心五被孙中山委以重任,具体介入洪帮之中。因此,他们时有效交集。

1906年,焦达峰奉黄兴指示,回国参加萍浏醴会党起义,曾任浏阳会党铁血军总司令李金奇的联络参谋,起义失败后,亡命日本。

1907年,焦达峰在日本东京组织“四正社”,入东斌步兵学校学习军事,与张百祥、邓文辉、刘公等倡组共进会。8月,共进会在东京清风亭成立,焦达峰任交通部长。仍事联络会党之责。

1909年,焦达峰奉令潜回国内,从事反清武装起义。

4月,焦达峰与孙武一起,在汉口法租界设立了共进会国内总机关,策划长江流域会党举行两湖暴动。

接着,孙武在武昌黄土坡开设同兴酒楼,作为共进会湖北分部机关。焦达峰则化名左耀国回到湖南,在长沙太平街同福公栈密设共进会湘部分会。他们通过各州县会党首领,秘密juji了十万徒众。

湖南会党,以洪江会名义统一在共进会的旗帜下

8月,焦达峰在浏阳普迹镇主持召开有湘、赣各县共三十多个会党龙头大哥参加的山堂,被推为总龙头大哥,成为湖南会党的魁首

 

——陈作新参加“南学会”

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同盟会将起义的重心转向长江流域各省。

5月间,同盟会中部总会派谭人凤赴两湖,在武昌召开紧急会议,部署起义。当时,风传黄兴在广州阵亡。

焦达峰继孙武发言之后,于会上慷慨陈词:“中国假如没有广东,我们就不革命么?假如克强死了,我们就不革命么?就从我们两湖干起来,再不要依赖别处了。”

旋即,湖北共进会、文学社、《大江报》等革命团体合组同盟会湖北分会。湖南分会也成立了,由焦达峰、杨任、曾杰、谢介僧、邹永成负责湖南革命党人回湘后作出决策:加紧联络会党和新军,定期起义。如果湖北方面先发动,湖南必在十日内响应。

准备工作分三路进行,南路由焦达峰、刘菘衡负责,中路由谢介僧、邹永成负责,西路由杨任、余昭常责负。发动新军的重任,就落到陈作新身上。

陈作新,字振民,湖南浏阳县永安镇人。他出身农村知识分子家庭,自幼随父读书,热心科举功名,从十四岁起,先后六次参加乡试落第。考场上找不到出路,便开始教书营生。

1897年,谭嗣同在长沙主持“南学会”,陈作新闭馆离家,入“南学会”研讨国是。

次年六月,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在北京遇害,湖南的维新活动也烟消云散。

不久,陈作新听说唐才常在武汉组织自立军,号召勤王,反对后党,便化名程秉越到了武汉。因他能文善武,颇得唐才常器重,被派到湖北崇阳,通山等地招兵买马。

此时,设在汉口的自立军总机关被两湖总督张之洞破获,唐才常立遭处决。陈作新也受到通缉,只得扮作劳学先生逃回家乡。

——陈作参加“同盟会”

1903年,陈作新经人介绍,进入培养新军下级官佐而设的长沙弁目学堂,受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

毕业时,谢介僧、刘承烈介绍他加人了同盟会,被分发到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炮队营作排长。

从此、他秘密地在新军中宣传同盟会的纲领,介绍《民报》上的重要文章,还将《猛回头》《警世钟》《革命军》,《黄帝魂》等革命书刊贴上《目兵须知》的封皮,推荐给新军士兵阅读。

不久,又调他去第四十九标第二营担任随营特别班和测绘班的教员,发展了安定超、彭友胜等数十名列兵加入同盟会。

1910年,长沙发生抢米风潮,陈作新劝说担任第二营管带的同盟会员陈强趁机起义。陈强畏惧事不成功,祸及家身,寻了个借口将他解除军职。

陈作新离开新军后,寄居在长沙寿星街培元桥的,“李培心堂”,借教书授徒为名,常邀新军列兵到岳麓山秘密开会。为健全新军中的革命组织,在各标、营,队设立了联络代表。争取广大新军士兵转到革命方面来。

焦达峰等从武昌返回长沙后,找到了陈作新,委派他召集新军代表,成立起义的指挥机关。

3、长沙起义

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首义,给湖南革命党人以极大的鼓舞,同时也给官方很大的震动。

湖南巡抚余诚格,深恐辛亥革命的烈火蔓延,即找巡防营统领黄忠浩商议应变措施。他们认为新军有革命嫌疑,拟调各县分散驻扎,并将驻省军队的子弹一律收存军械局,每营只准留十箱作防卫之用。

湖南革命党人原准备10月20日起事,履行十日内响应武昌首义的诺言。但会党的力量分散,一时不易召集。

焦达峰、陈作新立即在太平街贾太傅祠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起义推迟到23日举行,城外新军分两路扑城。

可是,起义却在21日事泄。

余诚格限令新军于22日前,悉数开往株洲,并准备将革命党人一网打尽。

时迫事危,千钧一发,起义只得提前发动。

10月21日晚,焦达峰给各界代表颁布了十六道特别命令。1022日(夏历九月初一)7时40分,第二十五协总代表安定超通知吹哨,新军士兵迅速在城外协操坪(今东风广场)集合,每人领到十发子弹和一块白布臂章。

安定超演说了革命的意义,宣读了焦达峰、陈作新签署的起义命令。传达了三点禁令:“一,各队由代表指挥,官兵一律不得擅离队伍,违者以临阵私逃论罪;二、严守纪律,进城时,未遇反抗,不准随便开枪;三、不准取民间物品,违者就地正法。”

三声信号枪响,队伍跑步攻城。彭友胜率一路从北门攻城内已联络好的巡防营士兵洞开城门,并协助占领了荷花池军械局,获得了大批qiangzhi弹药。

安定超率另一路攻小吴门,守城军官下令闭关射击,但手下士兵不开枪,双方僵持到中午时分,直到彭友胜派来的援军从城内登上城墙,才迫使守城军官让城。于是,两支队伍合兵一处,会攻巡抚衙门(今中山路青少年宫)。

巡抚余诚格闻变弃城逃跑。

巡防营统领黄忠浩等反动头目被活捉,押到小吴门城楼斩首示众。

这时,巡抚衙门前坪旗杆上的满清黄龙旗被扯下来,升上了象征革命胜利的“汉”字白旗。革命党人占领了长沙城。

当天晚上,咨议局门庭熙熙攘攘,咨议局礼堂欢声雷动。焦达峰、陈作新在新军代表的护卫下、步人大厅。

焦达峰神采奕奕,换上了留学日本时的西装,头带青呢礼帽,手提弯头文明棍,清瘦的面孔挂着微笑。

陈作新又是二番打扮。身着军装,足登快靴,腰佩军刀,气宇轩昂。

会上,当即致电湖北军政府,电文是:“黄帝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初一日,湖南全省人民宣告独立,公推焦达峰、陈作新为正副都督,特此电闻,湘军政府全体叩。”顷刻,大厅内外欢声四起,鞭炮鼓乐齐鸣。

次日早晨,焦达峰、陈作新到巡抚衙门办公,巡抚衙门上高悬“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匾额,出榜安民。

这时,革命气氛继续高涨,各路捷报飞抵长沙:衡阳光复,刘菘衡上任南路招讨使;常德易帜,杨任就职西路招讨使;宝庆发生起义,成立军政分府,谢介僧、邹永成做正、副分都督;接着,岳、郴、桂,永等州也先后竖起了“汉”字白旗。

辛亥起义的风暴席卷全省,不仅稳定了武汉后方,而且隔绝了清廷与粤、桂的联系,推动了各省的独立。

 

4、援鄂千秋

——焦达峰、陈作新壮烈牺牲。

正当长沙起义胜利时,“武汉战事紧急,求援之电,日必数至”。

湖南军政府成立后,即以援鄂为首要任务,在长沙城郊天符庙、判官庙、玉泉山、万寿宫、开福寺、优级师范学堂,求忠学堂、协成商栈、宜春茶园设立新兵招募处,三日之内,募得六万民众,组成国民军。

正在都督焦达峰募兵援助湖北之时,龚春台忽率会众数百人应招,驻长沙市顺星桥。后由黄兴给予“义勇队”称号,调往南京,编在陆军部的留守警卫队。正待北伐之时,忽报“南北和议”成功。不久,袭春台得重病,由南京至汉口时,吐血而亡。

10月27日,第一批援鄂部队“新编独立笫一协”出师。焦达峰、陈作新亲赴码头送行,勉励将士杀敌。

当时,发布的《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讨满清檄文》是为吊民伐罪,誓众出师, ……黄冠草履之民,谁无尊亲之血气?!四海九洲之内,何非故国之山河?!秉尔白旄,报尔先德;重新九鼎,再奠神京。灭此朝食,与诸君同为黄龙之饮;建兹民国,俾万邦共睹赤日之光。一念血成,千秋伟业;传檄天下,用布煌言。”

援鄂新军出发后,长沙守备空虚,立宪派与同盟会的矛盾日益公开化。

据资料,立宪派头子谭延闾,对都督席位垂涎三尺。起义发生时,他就准备了“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都督谭”的布告。

谭延闾诡秘地玩弄了一个绝招。他“模仿英国立宪之精神”,迫使焦达峰、陈作新设参议院,委谭延闾为院长,职员都以原咨议局议员充任。

他还在都督下增设民政、军政两部。以谭延闾、黄鸾鸣分任两部部长,使正、副都督形同虚设。立宪派逐渐控制了湖南的部分权力。

10月27日,援鄂新军刚离长沙,入夜,他们就在荷花池秘密开会,煽动收买来的旧军官谋杀焦达峰,陈作新。

10月31日,旧军官梅馨在谭延闾的指使下,派出两队心腹,一队去北门和丰火柴公司附近埋伏,一队准备进攻都督府。同时,又鼓励一批流氓地痞去和丰火柴公司制造挤兑风潮。

到下午三时,一切准备就绪。立宪绅士常治便跑去都督府送假报告说:“乱民闹事,滋扰秩序,请都督弹压,”企图引焦达峰、陈作新出城,让伏兵狙杀。

当时,都督府正在商讨组织第二批援鄂军队事。焦达峰不能抽身,派陈作新往现场调解。

陈作新麻痹大意,出门跳上一匹战马,便“单骑巡视”去了。途经北门文昌阁附近的铁佛寺时,被叛兵包围,刺落马下。他仍奋力跃起反抗,被一阵乱枪击中,倒地气绝,壮烈牺牲。

另一批叛兵则借索饷为由,闯进都督府,要见焦达峰。

危急关头,有人劝他逃走,他却侠涌心头只要能保全革命的士兵不遭戮杀,只要湖南的父老乡亲不遭罪,“余唯有一身受之”。

焦都督相信革命总会成功,叛逆者终受惩罚。于是“请拜军旗而死”。“拜旗杀焉!”

焦达峰走下大堂,两旁签押房的枪弹齐发,他受伤倒在前坪飘扬着“汉”字白旗的旗杆下,又被凶手上前捅了几刺刀,就躺在血泊中再也爬不起来了

焦达峰在湖南立宪派发动的血腥政变中,惨遭杀害,英勇献身。时年25岁。

当日黄昏,梅馨派叛兵抬着轿子,迎谭延闾到都督府接印治事,谭延闾则提拔梅馨为独立第二协协统,并赏叛兵五百银元。

居民惊变,纷粉举家逃往乡下,“凡焦陈所募国民军,学队、马弁、卫队,多逃散”。长沙附近的会党声言“将毁都督府,四城竖红旗。”开往武汉前线的援鄂士兵,“闻变皆泣不成声,”嚷着打回长沙去!

可是,革命党上层人物却害怕后方不稳,危及武汉战局,被迫承认了谭延闾的都督地位。

……

 

5、支持革命

——焦达峰出生在一个开明绅士家庭。

祖父焦添龄(1834-1920),幼年时因家贫,仅读书二年半,便学制水烟。壮年在焦家桥开设水烟店,家境日富,置田产约百七十余亩,并在南岭建新宅,称南岭新屋,凡四十余间。

焦添龄深感幼年失学,发家后,便延师开办家塾,并喜藏书,从而其子孙读书成风。焦添龄有三个儿子,焦达峰父焦舜卿居长,焦翰芹次之,焦鸣琴最幼。他六十岁那年,将田产房屋平分给三个儿子,自己只留下二十余亩,作为周济亲房贫困户之公产。

焦添龄中壮年时,正值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时代。焦家桥地处长、浏、平古道,南来北往人多,消息灵通,关于太平天国和浏阳会党响应太平军的革命斗争史事,盛传一时。焦添龄深表同情于太平军。所以,他支持焦达峰加入会党,从事反清革命。

1903年,焦达峰离家出走长沙,他误以为孙子是被儿子逼走的,痛斥儿子、儿媳。迨焦达峰出国留学,他才恍然大悟,并慨然将自己的养老金拿出,资助焦达峰革命。1920年,焦添龄逝世,享年八十六岁。

——卿参加学会

焦达峰的父亲——焦舜卿1864—1928),幼年在家塾读书,壮年则在家塾教书。他富于民族意识,对满清统治中国,奴役汉人,大兴文字狱等,深为不满,积极参加维新活动。

1894年,他们兄弟分家时,分得田产五十亩,南岭新屋房子十二间,并负责管理家塾学舍及三间藏书室。

焦舜卿原配沈葆贞,系浏阳春田里秀才沈荣全之长女,知书识礼。结婚后、生五女:木兰、玉兰、春兰、五兰、六兰,二男:达峰、达人。沈氏四十岁时,难产去世。继配阎氏少陵,生二男:达悌、达巅。

1898年,谭嗣同、唐才常等在湖南推行新政,在长沙成立南学会,焦舜卿前往参加。旋即在浏阳发起成立南学分会——群萌学会及不缠足会,负责各乡宣传、发展事宜,并积极开拓公益事业。

1898年9月,戊戌政变发生,谭嗣同等六君子殉难。1900年,自立军起义又告失败,唐才常等相继牺牲。他非常悲愤,不再公开谈论维新了,后来却暗中支持儿子焦达峰、达人加入会党、革命党,投身反清革命

1903年,焦达峰在浏阳黄公桥建立会党革命机关,风声走漏,谣言纷起。守旧派沈少白等谋密告衙门,焦舜卿遭受非难,处境危急,为解脱困境,乃对儿子的行为表示“赫然震怒”,扬言将儿子“驱逐家门”,暗地里则鼓励儿子“外出革命”。

于是,假戏真演,达峰扬言“革命自家庭始”,表示与家庭决裂,奔赴长沙。

焦舜卿生活俭朴,粗茶淡饭布衣裳,一件棉袍穿十几年;但为资助儿子出国,却十分慷慨,不惜倾家荡产。不仅将父遗田产五十亩卖光,房屋亦只剩下三间,而且连农具、家什也卖掉。以致后来一贫如洗、生活艰难。

然而,焦舜卿不以为悔,且很乐观地向外人说:“掬森这孩子变好了,深知以功名事业为重,迫切要求深造。他很聪明,大有希望,所以甘愿把田卖光,以成全他的远大志愿,免得他在国内跑江湖,不务正业,误了大事。”

1928年,焦舜卿谢世,享年64岁。

 

——巾帼其雄

达峰夫人——沈菁莪(1887-1930),生于浏阳县绥和团春田里一个世代书香之家。其祖父沈荣全,是浏阳有名的秀才,曾官任奉政大夫,藏书颇富,门首悬一“奉政大夫第”金字匾额。

父沈寅谷(1861-1890),也是读书人。为人风度潇洒,秉性豁达,无意功名。他能诗会文,擅长书法,字体秀拔,县内外漆板金字匾额、对联,招牌等,多出其手。处世开明和善,乐于济贫,交游甚广。

他家境小康,有祖业良田三十余亩,可收租谷百石;而其润笔收入,尚倍于年租。有人劝他捐官置田,他慨然说:“虚名不足为荣,田多未必是福,何况世变无常,富贵岂能长久! ”其胸怀淡泊如此。可惜,只活到29岁,便与世长辞了。

菁莪母亲焦詹兰(1862-1930),是浏阳焦家桥秀才焦琴喈之女。琴喈出身世家,思想开明,倾向维新,曾参与修纂《浏阳县志》。

丈夫早逝。她年仅28岁,即肩负着抚育一子一女重任。

六岁的儿子名叫仙舟(1884-1944 ),三岁的女儿就是菁莪。詹兰年轻守寡,寡妇孤儿,无人从事生产,坐食山空,家道遂微,每靠卖田典物度日。

为生计所迫,十二岁的仙舟,不得不弃学从商,遂投身舅父的夏布庄当学徒。他聪颖伶俐,勤工苦学,不到几年,便出师独立经营。儿生财有道,母持家有方,几年辛苦,又渐人佳境,重振家声。

菁莪资质聪慧。自幼半功半读,知书明理,能文会诗,颇有父亲遗风。

菁莪九岁,便与焦达峰作文字游戏。达峰出对:“菁莪眉翠”,她不假思索,立即应对:“掏森手高。”掏森,达峰字也。

时社会等级森严,男尊女卑,女婴被溺,司空见惯。菁莪嫉恶如仇,对溺婴事,非常愤慨,十岁时曾有诗云:

人道何存溺女婴,呱呱坠地命归阴;世间多少不平事,女贱男尊最不平!

另一虐待妇女的恶俗,就是强迫妇女包脚,菁莪对此,深恶痛绝,决心抵制。她与焦达峰就是以反对包脚而结为夫妻的。

达峰与菁莪原系表兄妹,达峰母与菁莪父乃属同胞兄妹,他们自幼青梅竹马,两小无猜。1896年,菁莪母35岁生辰,达峰随母前去祝寿,舅母笑问达峰说:“把表妹嫁给你,愿意吗?”

达峰含笑应诺,只提出“不包脚”为条件,菁莪也高兴地附和说:“包脚受罪,不包才好呀! ”就这样一唱一和,把婚约订好了。

旧时包脚不包脚的问题,事颇不小!

这桩不包脚的婚事,曾引起了一场风波。沈姓族长、绥和团团总沈少白(1840-1911)和房长沈笏阶联袂登门问罪,百般指责菁莪,并威胁说:“不包脚是无法无天,如不改正,就要召开家族会议,按族规从事。”

年幼的菁莪,不仅不为威胁所屈,并理直气壮地反驳说:“不包脚,不仅不是无法无天,而是复兴圣人之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时代,哪有包脚的事情!这个恶习,只是晋朝以后的昏君才兴起来的,圣人复出,此种恶习必除!”

菁莪的外祖父焦琴喈,是浏阳著名的并具有维新思想的秀才。闻讯后,前往开导沈笏阶等说:“扬汤止沸,不如去火抽薪,我们一同前去拜望沈少白先生吧!”

焦琴喈义正词严地向沈少白进言:“妇女放足、合天理、顺人情,事在必行。本来一双健康的九寸天足,硬要强迫包成三寸金莲,折骨伤筋,日难行路,夜不安枕,妇女何辜,受此折磨!谁无母亲,试问良心,岂能安此!何况莪妹子所说,不包脚是复兴圣人之道,不无道理。圣人以仁治天下,而包脚恶习,是昏君兴起的。后世君主,相率效尤,摧残妇女,莫此为甚!先生领袖名流,何以见不及此!不揣冒昧,直陈愚见,望先生赐教!”沈少白无言可替,一场风波,不了了之。

1898年,放足一事,已引起社会人士普遍地关注,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等倡导成立“不缠足会”,指出缠足七害:废天理、伤人伦、削人权,害家事、损生命、败风俗,戕种族。从此菁莪的放足主张,进一步为社会所公认,并颂扬她:“年纪轻、有远见、有胆识,带头放足,自救救人,不愧为先知先觉人物,巾帼英雄!”

——支持血性男儿焦达峰

1903年,焦达峰创立会党机关于浏阳黄公桥黎家大屋,从事反清革命活动。

一时,谣言迭起,沈姓家族,因与焦姓联姻,深感不安,担心连累。以沈笏阶为首的沈姓人士,纷纷威胁菁莪,说:“焦达峰是乱臣贼子,能与他解除婚约,免受牵连,乃为上策。”菁莪不为所动,并大义凛然地予以拒绝。说:“表哥达峰,是有道德、有学问、有志气、有作为的血性男儿、说他是乱臣贼子、证据何在?说他杀人。决不可信!”

后经黎尚姜、周海文向沈、焦双方家族疏通,并分析利害。主张及时举行婚礼。以转移视听,平息谣言,而安人心。

于是,这年农历三月,便择日举行婚礼。他们就这样结为患难夫妻。

菁莪结婚后,一面将娘家陪嫁的金银首饰,悉数献出,资助达峰从事革命;一面又排除困难,投入长沙第一所女子学校——周南学习。

是时,菁莪还是浏阳第一个天足新娘”,并载入史册,彰显开妇女放足的先声

……

——“悲峰”

1906年,焦达峰参与领导萍浏醴会党起义事败。

由于清政府追捕甚急,为亡命日本求取川资,焦达峰深夜潜行回家。

菁莪泪眼汪汪,取下手上金戒子二只,交给达峰。达峰充满信心地说:“满奴正要抓我,不能在家停留。我在外,四海之内皆兄弟,满奴其奈我何?家里就让老爷子装着和我决裂,你回娘家吧,我们暂不能通信了,有机会找朋友捎口信给你。别着急,革命一定会成功的,成功了再见吧。”

武昌首义后,达峰领导长沙起义成功,首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都督。任职十天,惨遭杀害。

噩耗传来,正在欢欣鼓舞中的菁莪,如炸雷轰顶,万分悲痛,含泪写下更名“悲峰”的诗:

两字“悲峰”恸改名,遗篇展读泪盈襟。

成仁起义兴邦事,忍死全孤继志心。

此后,菁莪一名,遂为“悲峰”二字取代了

悲峰者,“悲”“达峰”为国家民族之存亡以身殉也。时悲峰年方25岁,尚未生育,过继胞弟达人一子一女为嗣。子名传统,寄意继承光荣革命传统;女名初华,寄意纪念开创中华民国之丰功伟绩。

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对辛亥革命功臣授勒,追赠焦达峰为中华民国开国陆军大将、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第一任都督;又颁发烈士遗族恤金,除批示湖南都督府发给焦家恤银二万两外,中华民国还发给恤银三千元,并规定每年恤银八百元。发至其子满20岁止。除湖南都督府所发二万两交其父焦舜卿领用外,其余恤银均由悲峰领用。

悲峰为纪念达峰革命业绩,遂将达峰故居南岭新屋所剩三间旧房,逐年加以修缮并予扩大,耗资二千元,嗣经十年,落成一幢砖瓦结构的二层楼房,凡十八间,玻璃窗户,朱漆门扇,焕然一新,光彩夺目。内设达峰烈士纪念堂,陈列着一些珍贵文物。

烈士遗像:多系在日本时所照,有全身、半身及团体照多种。

遗墨:有烈士所写文章;诗歌,对联及讲演稿等手迹两本,手抄江湖隐语一本。

遗物:有书案、宁波床、手杖、砚台、留学日本之皮箱、网篮;都督军帽、军服、指挥刀、都督府大灯笼、还有长沙光复时,市民庆祝游行队伍所送至都督府的各种匾额,上面书写“中华民国开国陆军大将军”、“光复湖南都督”、“事业维新”、“汤武革命”等等,以表彰烈士之功勋。

重要文件:如孙中山的革命功臣“授勋令”和烈士遗族恤金“给予令”等。

此外,还有许多著名革命名流如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的墨迹、挽词、挽联等、挂满纪念堂四壁,供人瞻仰凭吊。可惜这些文物在土改后有的被没收、上交,有的被偷走。

1930年,沈悲峰病逝,年43岁。

 

——达人臂助兄

焦达峰的胞弟焦达人(1891-1942),字知生,号雄飞。

1904年,达人入浏阳沙市街文光髙等小学堂学习。1907年,进长沙铁道学堂。1909年,达峰等在长沙设共进会湖南总机关,他便綴学加入共进会,臂助其兄从事反清活动。后又经曾杰介绍,加人同盟会。

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发生,清廷严捕革命党人。达峰等走避醴陵,达人则暗留长沙,保管共进会名册和机密文件,并秘密往来长沙、醴陵间,传递消息。

随后,与洪江会首领黎世希等借名为业师筹款捐官,传信达峰等速回长沙,借居湖迹渡李氏墓庐,就近策动驻协操坪的新军。

1911年10月,达人奉达峰命前往浏阳一带组织会党开赴长沙。22日,长沙起义举胜利,达人受任为湖南都督府参谋兼监印官。

31日,达峰被害,达人持枪按弹,申言要为达峰报仇。后经谭人凤极力劝止,乃弃职返乡,隐居橙桔寺,从武术教师江庇佑(1878-1941)习国术,嗣后精于剑击。

1912年,达人以烈属关系,得公费赴日留学,入东京同文学校陆军班,学陆军。

1913年,窃国大盗袁世凯严令在日习陆军学生一律归国,他遂转人日本明治大学习法律,1915年毕业返湘。

时汤芗铭为湖南都督,残酷杀害革命党人。达人无法容身,乃募众去江西安福垦荒,借以蓄集革命力量,以图再举。

1916年,袁世凯倒台,湖南人民乘势开展驱汤运动,达人返湘,追随刘人熙等从事驱汤斗争。1917年hufa运动期间,曾杰奉孙中山命,回湘组织国民军,他极力赞襄,并与黎先诚重整会党,自任会党总龙头,嗣为筹措国民军经费,煞费苦心。

1918年3月,北洋军阀张敬尧部间道自平江窥长沙,达人集合浏阳国民军近千人,就南普寺戏场建旗誓师,与张军激战。终因寡不敌众,乃转移至平江的芦涸、周洛一带。间道走郴州,投奔hufa军湘军总司令程潜。

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成立国民政府,准备取道湖南北伐,并任命曾杰为北伐军湘军别动队司令。达人受命为别动队第一路司令兼副长官。

1922年,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离粤赴沪。达人乃离队,一意从事三民主义的宣传。

1928年,达人与老同盟会会员谢介僧、陈方度、柳聘农、洪本丹、文斐等在长沙组织已巳俱乐部湖南分部,同时任湖南烈士祠经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达人时住长沙军路侧“止庐”即与曾杰等联合发出:“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呼吁。又与谢介僧、洪本丹等重整会党,建立楚荆山护国堂、通天香、甘露水等山头。他被推为山主。

1935年,达人辞去烈士祠经理职务,奔波于武汉、上海、香港等地,直至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件发生,才回到长沙定居。不久,回到浏阳老家养病,闭门谢客。

1938年1月,文夕大火,他倍感痛心,咯血并发,医治无效,乃于1942年逝世,享年51岁。

回眸一百多年前的历史,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黑暗统治的时代,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在开启思想闸门、传播先进思想、点燃革命火种、推动历史进步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焦达峰的一家,他们站在时代前列,为追求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而向反动势力宣战;他们不惜流血牺牲,始终站在斗争一线浴血奋战;他们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批革命先驱和仁人志士,才有了辛亥革命的爆发。

2011年,湖南省、长沙市和浏阳市,先后分别举行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活动,焦达峰、焦达人、焦达悌家的后人,分别参加了有关纪念活动,缅怀先辈。

笔者走近长沙烈士公园拜谒,瞻仰旧民主主义革命先烈的遗像,映人眼帘的有13位。郑国鸿、谭嗣同、唐才常、陈天华、刘道一、禹之谟、焦达峰、陈作新、宋教仁、蒋诩武、宁调元、黄兴、蔡锷等一大批民主革命的领袖人物和革命英雄,还有杨毓麟、马益福、刘揆一、刘人熙等许多革命先驱鲜为人知。

他们的心路历程,只有用心感悟,才能深切体会,他们是用智慧和鲜血,点亮了照彻暗夜的薪火。

2009年8月,瞻仰焦达峰故乡,有感于赋:

龙伏均嘉映斗台,达峰辛亥显雄才。

置身革命四兄弟,血沃中华曙气开。

 

 

    6、辛亥英豪贯九天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国gongchandang召开纪念大会,2011年10月9日hujintao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

笔者学习这段历史,缅怀先烈的精神,为他们的坚定信念和坚强意志而沉醉。抑制不住的内心,倾注笔端。

且说湖南精神。

有人作了这样的概括,因了湖南侠文化精神的鼓舞,20世纪初,辛亥革命党人吹响了向没落与腐朽开战的号角,掀起了推翻清朝帝制的狂潮。湖南人在辛亥革命中,绝对主力。

1905年孙中山、黄兴在日本召集同盟会筹备会,与会者共49人,湖南籍人士20人。武昌首义后,各省称都督的共25人,湖南籍7人。在辛亥革命党人中,极有影响力的13人中,湖南籍占6人。其中,浏阳籍就有4人。

这些湖南革命党人,个个武侠仗义,豪气冲天。

就生命而言,死是血性的极致表现。

回眸几位辛亥革命党人从容赴死的壮烈,人们就知道了什么是湖南男儿的精神——血性与侠义。

话说禹之谟。人称“补白大王”郑逸梅(1895-1992):“禹之谟,湘乡人,任侠能文,游日本归,与唐才常谋革命,既而陈天华殉国,禹为之主葬岳麓,招清廷之忌。下令捕之。初禁常德,后移靖州。蓉镜即靖州牧,逼供不得,施以酷刑。翌日乃被缢死于东门,时丙午十二月二十一日也。”

这里的“丙午”就是1907年。

时年,湘乡人陈荆,曾化装至靖州探狱(禹之谟长沙被捕羁押于靖州),取得禹之谟血书。血书上说,人虽然囚禁在监狱,但思想是自由的,肉体死了理想却活着。再说,人生最痛快的莫过于看到自己的血是怎样流的。

可事与愿违,禹之谟被处以绞刑。

相传,他指着酷吏金蓉镜说:“我要流血,为何绞之?辜负我满腔心事矣!”金蓉镜却说,你们这帮人天天讲要流血,今天偏不让你流血,怎么的!禹之谟朗声大笑,笑过后连呼好,好!好!!免得玷污了男儿这腔热血。说罢慨然赴死。

再说杨卓霖,他算是最痛快的一个。其被捕后在公堂大义凛然。他说,要他改变革命的信念就免了,死就死吧,天下哪有怕死的杨卓霖呢,要杀就快来吧,不要伤及了无辜。

再看葛谦1908年因组织“保亚会”计划在广州起义,不幸被捕,审讯官的笔录上有他一大堆话,却没有一个字眼触及策划起事的,最后一句是,葛谦死了尚有千千万万个葛谦在。

审讯官起了恻隐之心,想保他,便问,若是放了你,你打算怎么办?”葛谦爽快地说:“继续革命!”于是慷慨喋血。

杨王鹏进攻将军府被俘

军伐汤芗铭亲自主审。杨滔滔不绝,历数袁大头(袁世凯)卖国逆行。汤芗铭便将杨王鹏的舌头割了。杨王鹏仍“瞑目举手,口喃喃不休。”

这下,汤芗铭更加火了:“你雄,把你的阳具下了。”杨王鹏还是瞪眼怒目,直至被剖腹处死。

唐才忠革命党人唐才常之大弟。17岁中秀才,曾从父设馆授徒。

革命党人唐才常(谭嗣同之学友加战友)与林圭等因领导自立军起义失败。一年后,湖南巡抚俞廉三秉承两湖总督张之洞的旨意,令游击(特警)刘俊堂、熊海门等,在长沙、浏阳等地捉拿自立会人物。当时,就杀了唐才常的胞弟唐才忠等10多人。

唐才忠,字次丞,浏阳枨冲书塘冲人,出生于清光绪元年(1875),系唐才常之大弟。17岁中秀才,曾从父设馆授徒。

甲午战后,与谭嗣同、唐才常等在浏阳设立图书馆、办算学社、建群荫学会、参与兴办浏阳矿业开发等。光绪二十三年1897)拜同乡黎少谷学中医。同时研习兵书、地舆之学,有志于维新变法。

光绪二十四年谭嗣同被害,唐才忠与兄才常同谋自立军起义。全家由浏阳迁上海,他化名田野民作,悉心革命。

光绪二十六年(1900)夏,自立军组成,共分七军,沈荩领右军,驻新堤、岳州一带,唐才忠担任副统领兼掌军需。新堤绿林丛聚,唐才忠待以会党之礼,晓以救国之理,使之感动,纷投所部。

7月,他乘船到长沙联络军需,中途搁浅,闻汉口自立军总机关被破坏,唐才常等殉难。乃只身西上,欲联合常德蔡忠浩、何来保举事,因沿途清兵查巡甚严,遂避走长沙、醴陵,转回浏阳。

一夜,宿龙虎岭邱祥裕家,被密探侦得行踪,翌日天明在界口被捕解县。

在严刑审讯中,唐才忠直述不讳,但矢口不言同党。三日后解省,酷刑至十指见骨,血溅阶石,仍坚贞不屈。

不久,唐才忠被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年仅26岁。

烈士的血,不会白流。

最终,血债将用血来偿。

焦达峰、陈作新等遇害第2年,刘俊堂、熊海门先后被革命党人缉拿归案。

……

(待续)

 

2024年12月12整理 于星城清水塘畔

 

 


第三章  湖南辛亥起义

 

(二)湖南辛亥起义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的炮声响了,不到两个月,全国先后有十四个省举起了义旗,宣布独立。

湖南是最早响应武昌首义的省区,领导人焦达峰、陈作新分别担任了新成立的湖南军政府正、副都督。这两位叱咤风云的英雄,都是浏阳人,可惜只执政10天,便被制造流血政变的立宪派杀害了。

1、麓山垂首,浏河堕泪。

长沙各界民众收敛了焦达峰、陈作新的遗体,厚葬于岳麓山。追悼会场悬挂的巨幅对联:“三湘二杰,十日千秋”,对焦达峰、陈作新与湖南辛亥起义作了真实的记录和准确的评价。

1986年10月,斯图尔特·R•施拉姆著《maozedong》,《国外研究maozedong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在介绍不满18岁的maozedong时,1911年10月22日傍晚,伫立在故乡湖南省首府长沙市内一个高地上。他度过了极其激动人心的一天。

“那天早上,十二天前,在武汉首举义旗反对清王朝的革命在长沙也爆发了,几小时之内就推翻了旧的帝制政府。”现在maozedong看到,城内白旗林立,迎风招展,上写“大汉民国万岁”几个大字。

在一定意义上,这段话概括了当时中国的形势,以及maozedong半个世纪以来为改造中国而奋斗的前进方向。“民国”一词,当时是用来翻译西方的“共和”这一概念,意即“人民的国家”。

查阅《长沙文史资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长沙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编,第七辑,1988年12月),中南工业大学老师曾长秋先生撰写:“三湘二杰,十日千秋”——焦达峰、陈作新和湖南辛亥起义;以及湖南师大老师周学舜先生撰文“焦达峰的”,可以作比较翔实的了解。

2、焦达峰、陈作新参加同盟会

——焦达峰参加“洪福会”同盟会

焦达峰(1886-1911),号大鹏,字掬森。湖南浏阳县焦家桥人。

在长沙读书时,又称焦煜,流亡日本时,改名冈头樵,回国后,曾化名左耀国,自署焦达峰。

1902年,焦达峰于浏阳县立南台高小毕业不久,由浏阳会党首领姜守旦介绍,加入了“洪福会”。

次年元月,在焦家桥附近的黄家桥,秘密成立会党机关,开展反清活动。后因机密泄漏,出走长沙,进人长沙高等游学预备科学习。

同时,又入黄兴在小吴门所举办的东文讲习所,加入黄兴所建同仇会,从事联络会党的工作。

1905年春,焦达峰浮槎东渡,进入日本东亚铁道学校。8月,同盟会成立,焦达峰、杜心五都参加了同盟会。

在同盟会改选时,焦达峰被推举为调查部部长,负责联络国内会党的工作。杜心五被孙中山委以重任,具体介入洪帮之中。因此,他们时有效交集。

1906年,焦达峰奉黄兴指示,回国参加萍浏醴会党起义,曾任浏阳会党铁血军总司令李金奇的联络参谋,起义失败后,亡命日本。

1907年,焦达峰在日本东京组织“四正社”,入东斌步兵学校学习军事,与张百祥、邓文辉、刘公等倡组共进会。8月,共进会在东京清风亭成立,焦达峰任交通部长。仍事联络会党之责。

1909年,焦达峰奉令潜回国内,从事反清武装起义。

4月,焦达峰与孙武一起,在汉口法租界设立了共进会国内总机关,策划长江流域会党举行两湖暴动。

接着,孙武在武昌黄土坡开设同兴酒楼,作为共进会湖北分部机关。焦达峰则化名左耀国回到湖南,在长沙太平街同福公栈密设共进会湘部分会。他们通过各州县会党首领,秘密juji了十万徒众。

湖南会党,以洪江会名义统一在共进会的旗帜下

8月,焦达峰在浏阳普迹镇主持召开有湘、赣各县共三十多个会党龙头大哥参加的山堂,被推为总龙头大哥,成为湖南会党的魁首

 

——陈作新参加“南学会”

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同盟会将起义的重心转向长江流域各省。

5月间,同盟会中部总会派谭人凤赴两湖,在武昌召开紧急会议,部署起义。当时,风传黄兴在广州阵亡。

焦达峰继孙武发言之后,于会上慷慨陈词:“中国假如没有广东,我们就不革命么?假如克强死了,我们就不革命么?就从我们两湖干起来,再不要依赖别处了。”

旋即,湖北共进会、文学社、《大江报》等革命团体合组同盟会湖北分会。湖南分会也成立了,由焦达峰、杨任、曾杰、谢介僧、邹永成负责湖南革命党人回湘后作出决策:加紧联络会党和新军,定期起义。如果湖北方面先发动,湖南必在十日内响应。

准备工作分三路进行,南路由焦达峰、刘菘衡负责,中路由谢介僧、邹永成负责,西路由杨任、余昭常责负。发动新军的重任,就落到陈作新身上。

陈作新,字振民,湖南浏阳县永安镇人。他出身农村知识分子家庭,自幼随父读书,热心科举功名,从十四岁起,先后六次参加乡试落第。考场上找不到出路,便开始教书营生。

1897年,谭嗣同在长沙主持“南学会”,陈作新闭馆离家,入“南学会”研讨国是。

次年六月,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在北京遇害,湖南的维新活动也烟消云散。

不久,陈作新听说唐才常在武汉组织自立军,号召勤王,反对后党,便化名程秉越到了武汉。因他能文善武,颇得唐才常器重,被派到湖北崇阳,通山等地招兵买马。

此时,设在汉口的自立军总机关被两湖总督张之洞破获,唐才常立遭处决。陈作新也受到通缉,只得扮作劳学先生逃回家乡。

——陈作参加“同盟会”

1903年,陈作新经人介绍,进入培养新军下级官佐而设的长沙弁目学堂,受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

毕业时,谢介僧、刘承烈介绍他加人了同盟会,被分发到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炮队营作排长。

从此、他秘密地在新军中宣传同盟会的纲领,介绍《民报》上的重要文章,还将《猛回头》《警世钟》《革命军》,《黄帝魂》等革命书刊贴上《目兵须知》的封皮,推荐给新军士兵阅读。

不久,又调他去第四十九标第二营担任随营特别班和测绘班的教员,发展了安定超、彭友胜等数十名列兵加入同盟会。

1910年,长沙发生抢米风潮,陈作新劝说担任第二营管带的同盟会员陈强趁机起义。陈强畏惧事不成功,祸及家身,寻了个借口将他解除军职。

陈作新离开新军后,寄居在长沙寿星街培元桥的,“李培心堂”,借教书授徒为名,常邀新军列兵到岳麓山秘密开会。为健全新军中的革命组织,在各标、营,队设立了联络代表。争取广大新军士兵转到革命方面来。

焦达峰等从武昌返回长沙后,找到了陈作新,委派他召集新军代表,成立起义的指挥机关。

3、长沙起义

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首义,给湖南革命党人以极大的鼓舞,同时也给官方很大的震动。

湖南巡抚余诚格,深恐辛亥革命的烈火蔓延,即找巡防营统领黄忠浩商议应变措施。他们认为新军有革命嫌疑,拟调各县分散驻扎,并将驻省军队的子弹一律收存军械局,每营只准留十箱作防卫之用。

湖南革命党人原准备10月20日起事,履行十日内响应武昌首义的诺言。但会党的力量分散,一时不易召集。

焦达峰、陈作新立即在太平街贾太傅祠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起义推迟到23日举行,城外新军分两路扑城。

可是,起义却在21日事泄。

余诚格限令新军于22日前,悉数开往株洲,并准备将革命党人一网打尽。

时迫事危,千钧一发,起义只得提前发动。

10月21日晚,焦达峰给各界代表颁布了十六道特别命令。1022日(夏历九月初一)7时40分,第二十五协总代表安定超通知吹哨,新军士兵迅速在城外协操坪(今东风广场)集合,每人领到十发子弹和一块白布臂章。

安定超演说了革命的意义,宣读了焦达峰、陈作新签署的起义命令。传达了三点禁令:“一,各队由代表指挥,官兵一律不得擅离队伍,违者以临阵私逃论罪;二、严守纪律,进城时,未遇反抗,不准随便开枪;三、不准取民间物品,违者就地正法。”

三声信号枪响,队伍跑步攻城。彭友胜率一路从北门攻城内已联络好的巡防营士兵洞开城门,并协助占领了荷花池军械局,获得了大批qiangzhi弹药。

安定超率另一路攻小吴门,守城军官下令闭关射击,但手下士兵不开枪,双方僵持到中午时分,直到彭友胜派来的援军从城内登上城墙,才迫使守城军官让城。于是,两支队伍合兵一处,会攻巡抚衙门(今中山路青少年宫)。

巡抚余诚格闻变弃城逃跑。

巡防营统领黄忠浩等反动头目被活捉,押到小吴门城楼斩首示众。

这时,巡抚衙门前坪旗杆上的满清黄龙旗被扯下来,升上了象征革命胜利的“汉”字白旗。革命党人占领了长沙城。

当天晚上,咨议局门庭熙熙攘攘,咨议局礼堂欢声雷动。焦达峰、陈作新在新军代表的护卫下、步人大厅。

焦达峰神采奕奕,换上了留学日本时的西装,头带青呢礼帽,手提弯头文明棍,清瘦的面孔挂着微笑。

陈作新又是二番打扮。身着军装,足登快靴,腰佩军刀,气宇轩昂。

会上,当即致电湖北军政府,电文是:“黄帝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初一日,湖南全省人民宣告独立,公推焦达峰、陈作新为正副都督,特此电闻,湘军政府全体叩。”顷刻,大厅内外欢声四起,鞭炮鼓乐齐鸣。

次日早晨,焦达峰、陈作新到巡抚衙门办公,巡抚衙门上高悬“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匾额,出榜安民。

这时,革命气氛继续高涨,各路捷报飞抵长沙:衡阳光复,刘菘衡上任南路招讨使;常德易帜,杨任就职西路招讨使;宝庆发生起义,成立军政分府,谢介僧、邹永成做正、副分都督;接着,岳、郴、桂,永等州也先后竖起了“汉”字白旗。

辛亥起义的风暴席卷全省,不仅稳定了武汉后方,而且隔绝了清廷与粤、桂的联系,推动了各省的独立。

 

4、援鄂千秋

——焦达峰、陈作新壮烈牺牲。

正当长沙起义胜利时,“武汉战事紧急,求援之电,日必数至”。

湖南军政府成立后,即以援鄂为首要任务,在长沙城郊天符庙、判官庙、玉泉山、万寿宫、开福寺、优级师范学堂,求忠学堂、协成商栈、宜春茶园设立新兵招募处,三日之内,募得六万民众,组成国民军。

正在都督焦达峰募兵援助湖北之时,龚春台忽率会众数百人应招,驻长沙市顺星桥。后由黄兴给予“义勇队”称号,调往南京,编在陆军部的留守警卫队。正待北伐之时,忽报“南北和议”成功。不久,袭春台得重病,由南京至汉口时,吐血而亡。

10月27日,第一批援鄂部队“新编独立笫一协”出师。焦达峰、陈作新亲赴码头送行,勉励将士杀敌。

当时,发布的《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讨满清檄文》是为吊民伐罪,誓众出师, ……黄冠草履之民,谁无尊亲之血气?!四海九洲之内,何非故国之山河?!秉尔白旄,报尔先德;重新九鼎,再奠神京。灭此朝食,与诸君同为黄龙之饮;建兹民国,俾万邦共睹赤日之光。一念血成,千秋伟业;传檄天下,用布煌言。”

援鄂新军出发后,长沙守备空虚,立宪派与同盟会的矛盾日益公开化。

据资料,立宪派头子谭延闾,对都督席位垂涎三尺。起义发生时,他就准备了“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都督谭”的布告。

谭延闾诡秘地玩弄了一个绝招。他“模仿英国立宪之精神”,迫使焦达峰、陈作新设参议院,委谭延闾为院长,职员都以原咨议局议员充任。

他还在都督下增设民政、军政两部。以谭延闾、黄鸾鸣分任两部部长,使正、副都督形同虚设。立宪派逐渐控制了湖南的部分权力。

10月27日,援鄂新军刚离长沙,入夜,他们就在荷花池秘密开会,煽动收买来的旧军官谋杀焦达峰,陈作新。

10月31日,旧军官梅馨在谭延闾的指使下,派出两队心腹,一队去北门和丰火柴公司附近埋伏,一队准备进攻都督府。同时,又鼓励一批流氓地痞去和丰火柴公司制造挤兑风潮。

到下午三时,一切准备就绪。立宪绅士常治便跑去都督府送假报告说:“乱民闹事,滋扰秩序,请都督弹压,”企图引焦达峰、陈作新出城,让伏兵狙杀。

当时,都督府正在商讨组织第二批援鄂军队事。焦达峰不能抽身,派陈作新往现场调解。

陈作新麻痹大意,出门跳上一匹战马,便“单骑巡视”去了。途经北门文昌阁附近的铁佛寺时,被叛兵包围,刺落马下。他仍奋力跃起反抗,被一阵乱枪击中,倒地气绝,壮烈牺牲。

另一批叛兵则借索饷为由,闯进都督府,要见焦达峰。

危急关头,有人劝他逃走,他却侠涌心头只要能保全革命的士兵不遭戮杀,只要湖南的父老乡亲不遭罪,“余唯有一身受之”。

焦都督相信革命总会成功,叛逆者终受惩罚。于是“请拜军旗而死”。“拜旗杀焉!”

焦达峰走下大堂,两旁签押房的枪弹齐发,他受伤倒在前坪飘扬着“汉”字白旗的旗杆下,又被凶手上前捅了几刺刀,就躺在血泊中再也爬不起来了

焦达峰在湖南立宪派发动的血腥政变中,惨遭杀害,英勇献身。时年25岁。

当日黄昏,梅馨派叛兵抬着轿子,迎谭延闾到都督府接印治事,谭延闾则提拔梅馨为独立第二协协统,并赏叛兵五百银元。

居民惊变,纷粉举家逃往乡下,“凡焦陈所募国民军,学队、马弁、卫队,多逃散”。长沙附近的会党声言“将毁都督府,四城竖红旗。”开往武汉前线的援鄂士兵,“闻变皆泣不成声,”嚷着打回长沙去!

可是,革命党上层人物却害怕后方不稳,危及武汉战局,被迫承认了谭延闾的都督地位。

……

 

5、支持革命

——焦达峰出生在一个开明绅士家庭。

祖父焦添龄(1834-1920),幼年时因家贫,仅读书二年半,便学制水烟。壮年在焦家桥开设水烟店,家境日富,置田产约百七十余亩,并在南岭建新宅,称南岭新屋,凡四十余间。

焦添龄深感幼年失学,发家后,便延师开办家塾,并喜藏书,从而其子孙读书成风。焦添龄有三个儿子,焦达峰父焦舜卿居长,焦翰芹次之,焦鸣琴最幼。他六十岁那年,将田产房屋平分给三个儿子,自己只留下二十余亩,作为周济亲房贫困户之公产。

焦添龄中壮年时,正值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时代。焦家桥地处长、浏、平古道,南来北往人多,消息灵通,关于太平天国和浏阳会党响应太平军的革命斗争史事,盛传一时。焦添龄深表同情于太平军。所以,他支持焦达峰加入会党,从事反清革命。

1903年,焦达峰离家出走长沙,他误以为孙子是被儿子逼走的,痛斥儿子、儿媳。迨焦达峰出国留学,他才恍然大悟,并慨然将自己的养老金拿出,资助焦达峰革命。1920年,焦添龄逝世,享年八十六岁。

——卿参加学会

焦达峰的父亲——焦舜卿1864—1928),幼年在家塾读书,壮年则在家塾教书。他富于民族意识,对满清统治中国,奴役汉人,大兴文字狱等,深为不满,积极参加维新活动。

1894年,他们兄弟分家时,分得田产五十亩,南岭新屋房子十二间,并负责管理家塾学舍及三间藏书室。

焦舜卿原配沈葆贞,系浏阳春田里秀才沈荣全之长女,知书识礼。结婚后、生五女:木兰、玉兰、春兰、五兰、六兰,二男:达峰、达人。沈氏四十岁时,难产去世。继配阎氏少陵,生二男:达悌、达巅。

1898年,谭嗣同、唐才常等在湖南推行新政,在长沙成立南学会,焦舜卿前往参加。旋即在浏阳发起成立南学分会——群萌学会及不缠足会,负责各乡宣传、发展事宜,并积极开拓公益事业。

1898年9月,戊戌政变发生,谭嗣同等六君子殉难。1900年,自立军起义又告失败,唐才常等相继牺牲。他非常悲愤,不再公开谈论维新了,后来却暗中支持儿子焦达峰、达人加入会党、革命党,投身反清革命

1903年,焦达峰在浏阳黄公桥建立会党革命机关,风声走漏,谣言纷起。守旧派沈少白等谋密告衙门,焦舜卿遭受非难,处境危急,为解脱困境,乃对儿子的行为表示“赫然震怒”,扬言将儿子“驱逐家门”,暗地里则鼓励儿子“外出革命”。

于是,假戏真演,达峰扬言“革命自家庭始”,表示与家庭决裂,奔赴长沙。

焦舜卿生活俭朴,粗茶淡饭布衣裳,一件棉袍穿十几年;但为资助儿子出国,却十分慷慨,不惜倾家荡产。不仅将父遗田产五十亩卖光,房屋亦只剩下三间,而且连农具、家什也卖掉。以致后来一贫如洗、生活艰难。

然而,焦舜卿不以为悔,且很乐观地向外人说:“掬森这孩子变好了,深知以功名事业为重,迫切要求深造。他很聪明,大有希望,所以甘愿把田卖光,以成全他的远大志愿,免得他在国内跑江湖,不务正业,误了大事。”

1928年,焦舜卿谢世,享年64岁。

 

——巾帼其雄

达峰夫人——沈菁莪(1887-1930),生于浏阳县绥和团春田里一个世代书香之家。其祖父沈荣全,是浏阳有名的秀才,曾官任奉政大夫,藏书颇富,门首悬一“奉政大夫第”金字匾额。

父沈寅谷(1861-1890),也是读书人。为人风度潇洒,秉性豁达,无意功名。他能诗会文,擅长书法,字体秀拔,县内外漆板金字匾额、对联,招牌等,多出其手。处世开明和善,乐于济贫,交游甚广。

他家境小康,有祖业良田三十余亩,可收租谷百石;而其润笔收入,尚倍于年租。有人劝他捐官置田,他慨然说:“虚名不足为荣,田多未必是福,何况世变无常,富贵岂能长久! ”其胸怀淡泊如此。可惜,只活到29岁,便与世长辞了。

菁莪母亲焦詹兰(1862-1930),是浏阳焦家桥秀才焦琴喈之女。琴喈出身世家,思想开明,倾向维新,曾参与修纂《浏阳县志》。

丈夫早逝。她年仅28岁,即肩负着抚育一子一女重任。

六岁的儿子名叫仙舟(1884-1944 ),三岁的女儿就是菁莪。詹兰年轻守寡,寡妇孤儿,无人从事生产,坐食山空,家道遂微,每靠卖田典物度日。

为生计所迫,十二岁的仙舟,不得不弃学从商,遂投身舅父的夏布庄当学徒。他聪颖伶俐,勤工苦学,不到几年,便出师独立经营。儿生财有道,母持家有方,几年辛苦,又渐人佳境,重振家声。

菁莪资质聪慧。自幼半功半读,知书明理,能文会诗,颇有父亲遗风。

菁莪九岁,便与焦达峰作文字游戏。达峰出对:“菁莪眉翠”,她不假思索,立即应对:“掏森手高。”掏森,达峰字也。

时社会等级森严,男尊女卑,女婴被溺,司空见惯。菁莪嫉恶如仇,对溺婴事,非常愤慨,十岁时曾有诗云:

人道何存溺女婴,呱呱坠地命归阴;世间多少不平事,女贱男尊最不平!

另一虐待妇女的恶俗,就是强迫妇女包脚,菁莪对此,深恶痛绝,决心抵制。她与焦达峰就是以反对包脚而结为夫妻的。

达峰与菁莪原系表兄妹,达峰母与菁莪父乃属同胞兄妹,他们自幼青梅竹马,两小无猜。1896年,菁莪母35岁生辰,达峰随母前去祝寿,舅母笑问达峰说:“把表妹嫁给你,愿意吗?”

达峰含笑应诺,只提出“不包脚”为条件,菁莪也高兴地附和说:“包脚受罪,不包才好呀! ”就这样一唱一和,把婚约订好了。

旧时包脚不包脚的问题,事颇不小!

这桩不包脚的婚事,曾引起了一场风波。沈姓族长、绥和团团总沈少白(1840-1911)和房长沈笏阶联袂登门问罪,百般指责菁莪,并威胁说:“不包脚是无法无天,如不改正,就要召开家族会议,按族规从事。”

年幼的菁莪,不仅不为威胁所屈,并理直气壮地反驳说:“不包脚,不仅不是无法无天,而是复兴圣人之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时代,哪有包脚的事情!这个恶习,只是晋朝以后的昏君才兴起来的,圣人复出,此种恶习必除!”

菁莪的外祖父焦琴喈,是浏阳著名的并具有维新思想的秀才。闻讯后,前往开导沈笏阶等说:“扬汤止沸,不如去火抽薪,我们一同前去拜望沈少白先生吧!”

焦琴喈义正词严地向沈少白进言:“妇女放足、合天理、顺人情,事在必行。本来一双健康的九寸天足,硬要强迫包成三寸金莲,折骨伤筋,日难行路,夜不安枕,妇女何辜,受此折磨!谁无母亲,试问良心,岂能安此!何况莪妹子所说,不包脚是复兴圣人之道,不无道理。圣人以仁治天下,而包脚恶习,是昏君兴起的。后世君主,相率效尤,摧残妇女,莫此为甚!先生领袖名流,何以见不及此!不揣冒昧,直陈愚见,望先生赐教!”沈少白无言可替,一场风波,不了了之。

1898年,放足一事,已引起社会人士普遍地关注,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等倡导成立“不缠足会”,指出缠足七害:废天理、伤人伦、削人权,害家事、损生命、败风俗,戕种族。从此菁莪的放足主张,进一步为社会所公认,并颂扬她:“年纪轻、有远见、有胆识,带头放足,自救救人,不愧为先知先觉人物,巾帼英雄!”

——支持血性男儿焦达峰

1903年,焦达峰创立会党机关于浏阳黄公桥黎家大屋,从事反清革命活动。

一时,谣言迭起,沈姓家族,因与焦姓联姻,深感不安,担心连累。以沈笏阶为首的沈姓人士,纷纷威胁菁莪,说:“焦达峰是乱臣贼子,能与他解除婚约,免受牵连,乃为上策。”菁莪不为所动,并大义凛然地予以拒绝。说:“表哥达峰,是有道德、有学问、有志气、有作为的血性男儿、说他是乱臣贼子、证据何在?说他杀人。决不可信!”

后经黎尚姜、周海文向沈、焦双方家族疏通,并分析利害。主张及时举行婚礼。以转移视听,平息谣言,而安人心。

于是,这年农历三月,便择日举行婚礼。他们就这样结为患难夫妻。

菁莪结婚后,一面将娘家陪嫁的金银首饰,悉数献出,资助达峰从事革命;一面又排除困难,投入长沙第一所女子学校——周南学习。

是时,菁莪还是浏阳第一个天足新娘”,并载入史册,彰显开妇女放足的先声

……

——“悲峰”

1906年,焦达峰参与领导萍浏醴会党起义事败。

由于清政府追捕甚急,为亡命日本求取川资,焦达峰深夜潜行回家。

菁莪泪眼汪汪,取下手上金戒子二只,交给达峰。达峰充满信心地说:“满奴正要抓我,不能在家停留。我在外,四海之内皆兄弟,满奴其奈我何?家里就让老爷子装着和我决裂,你回娘家吧,我们暂不能通信了,有机会找朋友捎口信给你。别着急,革命一定会成功的,成功了再见吧。”

武昌首义后,达峰领导长沙起义成功,首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都督。任职十天,惨遭杀害。

噩耗传来,正在欢欣鼓舞中的菁莪,如炸雷轰顶,万分悲痛,含泪写下更名“悲峰”的诗:

两字“悲峰”恸改名,遗篇展读泪盈襟。

成仁起义兴邦事,忍死全孤继志心。

此后,菁莪一名,遂为“悲峰”二字取代了

悲峰者,“悲”“达峰”为国家民族之存亡以身殉也。时悲峰年方25岁,尚未生育,过继胞弟达人一子一女为嗣。子名传统,寄意继承光荣革命传统;女名初华,寄意纪念开创中华民国之丰功伟绩。

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对辛亥革命功臣授勒,追赠焦达峰为中华民国开国陆军大将、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第一任都督;又颁发烈士遗族恤金,除批示湖南都督府发给焦家恤银二万两外,中华民国还发给恤银三千元,并规定每年恤银八百元。发至其子满20岁止。除湖南都督府所发二万两交其父焦舜卿领用外,其余恤银均由悲峰领用。

悲峰为纪念达峰革命业绩,遂将达峰故居南岭新屋所剩三间旧房,逐年加以修缮并予扩大,耗资二千元,嗣经十年,落成一幢砖瓦结构的二层楼房,凡十八间,玻璃窗户,朱漆门扇,焕然一新,光彩夺目。内设达峰烈士纪念堂,陈列着一些珍贵文物。

烈士遗像:多系在日本时所照,有全身、半身及团体照多种。

遗墨:有烈士所写文章;诗歌,对联及讲演稿等手迹两本,手抄江湖隐语一本。

遗物:有书案、宁波床、手杖、砚台、留学日本之皮箱、网篮;都督军帽、军服、指挥刀、都督府大灯笼、还有长沙光复时,市民庆祝游行队伍所送至都督府的各种匾额,上面书写“中华民国开国陆军大将军”、“光复湖南都督”、“事业维新”、“汤武革命”等等,以表彰烈士之功勋。

重要文件:如孙中山的革命功臣“授勋令”和烈士遗族恤金“给予令”等。

此外,还有许多著名革命名流如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的墨迹、挽词、挽联等、挂满纪念堂四壁,供人瞻仰凭吊。可惜这些文物在土改后有的被没收、上交,有的被偷走。

1930年,沈悲峰病逝,年43岁。

 

——达人臂助兄

焦达峰的胞弟焦达人(1891-1942),字知生,号雄飞。

1904年,达人入浏阳沙市街文光髙等小学堂学习。1907年,进长沙铁道学堂。1909年,达峰等在长沙设共进会湖南总机关,他便綴学加入共进会,臂助其兄从事反清活动。后又经曾杰介绍,加人同盟会。

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发生,清廷严捕革命党人。达峰等走避醴陵,达人则暗留长沙,保管共进会名册和机密文件,并秘密往来长沙、醴陵间,传递消息。

随后,与洪江会首领黎世希等借名为业师筹款捐官,传信达峰等速回长沙,借居湖迹渡李氏墓庐,就近策动驻协操坪的新军。

1911年10月,达人奉达峰命前往浏阳一带组织会党开赴长沙。22日,长沙起义举胜利,达人受任为湖南都督府参谋兼监印官。

31日,达峰被害,达人持枪按弹,申言要为达峰报仇。后经谭人凤极力劝止,乃弃职返乡,隐居橙桔寺,从武术教师江庇佑(1878-1941)习国术,嗣后精于剑击。

1912年,达人以烈属关系,得公费赴日留学,入东京同文学校陆军班,学陆军。

1913年,窃国大盗袁世凯严令在日习陆军学生一律归国,他遂转人日本明治大学习法律,1915年毕业返湘。

时汤芗铭为湖南都督,残酷杀害革命党人。达人无法容身,乃募众去江西安福垦荒,借以蓄集革命力量,以图再举。

1916年,袁世凯倒台,湖南人民乘势开展驱汤运动,达人返湘,追随刘人熙等从事驱汤斗争。1917年hufa运动期间,曾杰奉孙中山命,回湘组织国民军,他极力赞襄,并与黎先诚重整会党,自任会党总龙头,嗣为筹措国民军经费,煞费苦心。

1918年3月,北洋军阀张敬尧部间道自平江窥长沙,达人集合浏阳国民军近千人,就南普寺戏场建旗誓师,与张军激战。终因寡不敌众,乃转移至平江的芦涸、周洛一带。间道走郴州,投奔hufa军湘军总司令程潜。

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成立国民政府,准备取道湖南北伐,并任命曾杰为北伐军湘军别动队司令。达人受命为别动队第一路司令兼副长官。

1922年,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离粤赴沪。达人乃离队,一意从事三民主义的宣传。

1928年,达人与老同盟会会员谢介僧、陈方度、柳聘农、洪本丹、文斐等在长沙组织已巳俱乐部湖南分部,同时任湖南烈士祠经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达人时住长沙军路侧“止庐”即与曾杰等联合发出:“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呼吁。又与谢介僧、洪本丹等重整会党,建立楚荆山护国堂、通天香、甘露水等山头。他被推为山主。

1935年,达人辞去烈士祠经理职务,奔波于武汉、上海、香港等地,直至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件发生,才回到长沙定居。不久,回到浏阳老家养病,闭门谢客。

1938年1月,文夕大火,他倍感痛心,咯血并发,医治无效,乃于1942年逝世,享年51岁。

回眸一百多年前的历史,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黑暗统治的时代,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在开启思想闸门、传播先进思想、点燃革命火种、推动历史进步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焦达峰的一家,他们站在时代前列,为追求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而向反动势力宣战;他们不惜流血牺牲,始终站在斗争一线浴血奋战;他们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批革命先驱和仁人志士,才有了辛亥革命的爆发。

2011年,湖南省、长沙市和浏阳市,先后分别举行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活动,焦达峰、焦达人、焦达悌家的后人,分别参加了有关纪念活动,缅怀先辈。

笔者走近长沙烈士公园拜谒,瞻仰旧民主主义革命先烈的遗像,映人眼帘的有13位。郑国鸿、谭嗣同、唐才常、陈天华、刘道一、禹之谟、焦达峰、陈作新、宋教仁、蒋诩武、宁调元、黄兴、蔡锷等一大批民主革命的领袖人物和革命英雄,还有杨毓麟、马益福、刘揆一、刘人熙等许多革命先驱鲜为人知。

他们的心路历程,只有用心感悟,才能深切体会,他们是用智慧和鲜血,点亮了照彻暗夜的薪火。

2009年8月,瞻仰焦达峰故乡,有感于赋:

龙伏均嘉映斗台,达峰辛亥显雄才。

置身革命四兄弟,血沃中华曙气开。

 

 

    6、辛亥英豪贯九天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国gongchandang召开纪念大会,2011年10月9日hujintao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

笔者学习这段历史,缅怀先烈的精神,为他们的坚定信念和坚强意志而沉醉。抑制不住的内心,倾注笔端。

且说湖南精神。

有人作了这样的概括,因了湖南侠文化精神的鼓舞,20世纪初,辛亥革命党人吹响了向没落与腐朽开战的号角,掀起了推翻清朝帝制的狂潮。湖南人在辛亥革命中,绝对主力。

1905年孙中山、黄兴在日本召集同盟会筹备会,与会者共49人,湖南籍人士20人。武昌首义后,各省称都督的共25人,湖南籍7人。在辛亥革命党人中,极有影响力的13人中,湖南籍占6人。其中,浏阳籍就有4人。

这些湖南革命党人,个个武侠仗义,豪气冲天。

就生命而言,死是血性的极致表现。

回眸几位辛亥革命党人从容赴死的壮烈,人们就知道了什么是湖南男儿的精神——血性与侠义。

话说禹之谟。人称“补白大王”郑逸梅(1895-1992):“禹之谟,湘乡人,任侠能文,游日本归,与唐才常谋革命,既而陈天华殉国,禹为之主葬岳麓,招清廷之忌。下令捕之。初禁常德,后移靖州。蓉镜即靖州牧,逼供不得,施以酷刑。翌日乃被缢死于东门,时丙午十二月二十一日也。”

这里的“丙午”就是1907年。

时年,湘乡人陈荆,曾化装至靖州探狱(禹之谟长沙被捕羁押于靖州),取得禹之谟血书。血书上说,人虽然囚禁在监狱,但思想是自由的,肉体死了理想却活着。再说,人生最痛快的莫过于看到自己的血是怎样流的。

可事与愿违,禹之谟被处以绞刑。

相传,他指着酷吏金蓉镜说:“我要流血,为何绞之?辜负我满腔心事矣!”金蓉镜却说,你们这帮人天天讲要流血,今天偏不让你流血,怎么的!禹之谟朗声大笑,笑过后连呼好,好!好!!免得玷污了男儿这腔热血。说罢慨然赴死。

再说杨卓霖,他算是最痛快的一个。其被捕后在公堂大义凛然。他说,要他改变革命的信念就免了,死就死吧,天下哪有怕死的杨卓霖呢,要杀就快来吧,不要伤及了无辜。

再看葛谦1908年因组织“保亚会”计划在广州起义,不幸被捕,审讯官的笔录上有他一大堆话,却没有一个字眼触及策划起事的,最后一句是,葛谦死了尚有千千万万个葛谦在。

审讯官起了恻隐之心,想保他,便问,若是放了你,你打算怎么办?”葛谦爽快地说:“继续革命!”于是慷慨喋血。

杨王鹏进攻将军府被俘

军伐汤芗铭亲自主审。杨滔滔不绝,历数袁大头(袁世凯)卖国逆行。汤芗铭便将杨王鹏的舌头割了。杨王鹏仍“瞑目举手,口喃喃不休。”

这下,汤芗铭更加火了:“你雄,把你的阳具下了。”杨王鹏还是瞪眼怒目,直至被剖腹处死。

唐才忠革命党人唐才常之大弟。17岁中秀才,曾从父设馆授徒。

革命党人唐才常(谭嗣同之学友加战友)与林圭等因领导自立军起义失败。一年后,湖南巡抚俞廉三秉承两湖总督张之洞的旨意,令游击(特警)刘俊堂、熊海门等,在长沙、浏阳等地捉拿自立会人物。当时,就杀了唐才常的胞弟唐才忠等10多人。

唐才忠,字次丞,浏阳枨冲书塘冲人,出生于清光绪元年(1875),系唐才常之大弟。17岁中秀才,曾从父设馆授徒。

甲午战后,与谭嗣同、唐才常等在浏阳设立图书馆、办算学社、建群荫学会、参与兴办浏阳矿业开发等。光绪二十三年1897)拜同乡黎少谷学中医。同时研习兵书、地舆之学,有志于维新变法。

光绪二十四年谭嗣同被害,唐才忠与兄才常同谋自立军起义。全家由浏阳迁上海,他化名田野民作,悉心革命。

光绪二十六年(1900)夏,自立军组成,共分七军,沈荩领右军,驻新堤、岳州一带,唐才忠担任副统领兼掌军需。新堤绿林丛聚,唐才忠待以会党之礼,晓以救国之理,使之感动,纷投所部。

7月,他乘船到长沙联络军需,中途搁浅,闻汉口自立军总机关被破坏,唐才常等殉难。乃只身西上,欲联合常德蔡忠浩、何来保举事,因沿途清兵查巡甚严,遂避走长沙、醴陵,转回浏阳。

一夜,宿龙虎岭邱祥裕家,被密探侦得行踪,翌日天明在界口被捕解县。

在严刑审讯中,唐才忠直述不讳,但矢口不言同党。三日后解省,酷刑至十指见骨,血溅阶石,仍坚贞不屈。

不久,唐才忠被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年仅26岁。

烈士的血,不会白流。

最终,血债将用血来偿。

焦达峰、陈作新等遇害第2年,刘俊堂、熊海门先后被革命党人缉拿归案。

……

(待续)

 

2024年12月12整理 于星城清水塘畔
编辑:李顺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