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镫改变了人类文明进程
王佩良 张若彤 柏莲花 黎钰琳
（湖南工商大学数字媒体工程与人文学院）
马几乎是上天赐予人类的最佳礼物。它力气大，奔跑速度快，性情温顺忠诚，长长的马背天生适合坐骑。中国在渔猎时代开始驯养野马，五千多年前已用马驾车。殷代设立马政。春秋末年，贵族开始骑马。秦汉时期已有大型马场。人类自驯化马时开始，为了控制、驾驭马匹，想方设法制作马具。功能齐备的马具包括衔镳、鞍、镫三部分，其发展经历了漫长过程。只有马镫得以应用，才标志着骑乘马具的成熟。马镫是一种垂悬挂于马腹两侧供骑乘者踏脚的器物，既便于骑乘者跨上马背，也便于在骑乘时保持身体平衡。有了马镫，骑者双手得到解放，身躯更加灵活，可在马背上作出各种复杂动作。
马镫的发明和应用，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引起学者密切关注，甚至引发“马镫大辩论”(Great Stirrup Controversy)。[1]1962年，美国科技史家林恩·怀特(Lynn White)指出：“很少有发明像马镫那样简单，而又很少有发明具有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马镫把畜力应用在短兵相接之中，让骑兵与马结为一体。”[2]1974年，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香港中文大学作题为“古代中国科学对世界的影响”的演讲，提出“骑马用的马镫，这也是一个中国的发明。”[3]长期以来，中国马镫这项伟大发明“墙内开花墙外香”，本土学者对其不甚关注。在当今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的新时代，深入挖掘马镫文化，梳理其传播路径，对于揭示中国科技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增强国人文化自信，具有现实意义。
一、骑兵战术转型催生马镫的发明
在战国以前，没有马镫，很少有人骑马。其时，马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驾御马车是重要的职业。孔子年轻时驾过车，且技术娴熟，赢得好口碑。马车到了战场上就成为战车，几匹马拉着一车士兵，机动性不如骑兵，但战斗力强于骑兵。战国初期，中原列国变法，确立中央集权政治，军队由国家供养，战争是为了贯彻统治者的意志，统帅对士兵拥有绝对权威。孙武为吴王训练宫女，留下“吴宫教战”“三令五申”的典故。当时，在中原地区，步兵是战场的主力兵种，队形密集，纪律严明，擅长近距离短兵肉搏砍杀。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北方匈奴族“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4]匈奴族从小习骑马射箭，入伍后擅长骑射游击战术。赵国与楼烦、林胡、匈奴等游牧民族为邻，胡服衣短袖窄，便于骑射，常年受其骚扰。赵武灵王大胆改革，推行胡服，教练骑射，国力强盛。《战国策·赵策二》记载：“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在当时，骑兵只是辅助兵种，承担侦察、骚扰、偷袭等辅助任务，步兵仍是战场的主力。《六韬》记载：“骑者，军之伺候也，所以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也。”[5]
战国时期，北方草原众多部族互不统属，对中原政权尚未构成实质性威胁。在广阔的草原上，骑兵的机动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但进入农耕民族的地盘后，城堡、山川、森林、河流大大限制其机动性，反而处于下风，容易陷入困境。秦亡汉兴之际，冒顿单于迅速扩张，兼并北方草原各游牧族，建立庞大帝国，威胁中原政权。汉高祖刘邦统一中原，试图解决匈奴威胁，派兵北上，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正面碰撞。公元前202年，刘邦率数十万汉军主力出击，被匈奴四十万骑兵围困于白登山数日，最后达成妥协，派王昭君出塞和亲。这表明当时的汉军骑兵尚不足以对抗匈奴，匈奴骑兵也缺乏攻坚战经验，不能消灭汉军，双方都不能克敌致胜，势力相当。此后数十年，匈奴人经常到边境狩猎，一旦发现汉军戍卒少，即刻发动偷袭。当汉军集结重兵赶到时，匈奴人早已饱掠而去。“匈奴之性，兽聚而鸟散，从之如搏影。”对于匈奴骑兵灵活多变的游击战，中原步兵无能为力。
汉武帝即位，国力强盛，开始组建骑兵。元光六年（公元前129）春，卫青、公孙敖、公孙贺、李广率“军各万骑”，攻击匈奴。其结果是，李广部全军覆没，公孙敖部损失七千骑兵。汉军骑兵人数不少，但骑射技艺太差。晁错指出匈奴人善于骑射，“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卫青、霍去病总结教训，决定扬长避短，采用骑兵冲击战术，不是远距离骑射，而是近身肉搏。匈奴军不敢贸然决战，通常是诱敌深入，且战且退，伺机反攻。汉军指挥者则用奇袭切断其退路，缩小其驰骋范围，迫使其短兵肉搏。元朔五年（公元前124）春，汉军对匈奴发动第四次征伐，卫青率三万骑兵绕过匈奴军前哨，乘夜间合围匈奴右贤王所部，与之短兵肉搏。右贤王带数百骑突围逃走，其余“右贤裨王十余人，众男女万五千余人，畜数千百万”被汉军俘获。这是汉军以骑兵冲击战术对匈奴主力的首次胜利，卫青因此被授予“大将军”称号。[6]
汉军骑兵战术的转型催生武器的变化，长戟取代弓箭成为主要作战兵器。在新莽末年、东汉初年的内战中，骑兵肉搏冲击战术开始用于对抗步兵阵列。《华阳国志》记载，汉军入蜀攻击公孙述，双方会战成都城下，相持一天，公孙述军出现松动。“汉骑士高午以戟刺述，中头，即坠马，叩心者数十。人都知是述，前取其首。”[7]《后汉书·吴汉传》记载此事：“述兵败走，高午奔陈刺述，杀之。”奔陈即骑兵驰马冲入密集的步兵阵列。
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内战频仍，骑兵冲击步兵战术得到广泛应用，孙坚、吕布、公孙瓒、马超在战场驰马冲杀，为后世所熟知。公孙瓒“尝从数十骑出行塞，见鲜卑数百骑，瓒乃退入空亭中，约其从骑曰：‘今不冲之，则死尽矣。’瓒乃自持矛，两头施刃，驰出刺胡，杀伤数十人，亦亡其从骑半，遂得免。鲜卑惩艾，后不敢复入塞。”[8]据《后汉书·吕布传》记载，吕布投奔袁绍后，常骑马驰突，作战勇猛。“燕精兵万余，骑数千匹。布常御良马，号曰赤菟，能驰城飞堑，与其健将成廉、魏越等数十骑驰突燕阵，一日或至三四，皆斩首而出。连战十余日，遂破燕军。”吕布率少数骑兵冲入敌阵，制造混乱，以少胜多。骑兵冲锋陷阵非常危险，容易从马背跌落摔伤落入敌手。吴汉曾“将轻骑迎，与之战，不利，堕马伤膝。”耿纯与王朗作战，“堕马折肩”，一度不能指挥战斗。
骑兵必须双腿紧夹马腹, 双手紧抓缰绳，尽量将自己贴在马背上，以抵抗奔驰冲杀的反作用力。为了使骑行更加稳固，于是不断加高马鞍。在甘肃武威雷台墓葬出土东汉时期的铜马骑兵造型，其马鞍非常高。顾传习（Goodrich）指出：“雷台这种包裹着骑手臀部的鞍头和鞍尾形制，……即方便马上的战士使用矛或者戟。”[9]马鞍太高，身披厚重甲胄的骑手很难上马。刘秀曾战败落马，“遇突骑王丰，下马授光武，光武抚其肩而上。”刘秀扶着王丰的肩头才上了马。东汉后期，达官贵人骑马喜用高桥型的“镂衢鞍”。马鞍加高，上马不便，从而催生马镫。学者罗宗真曾指出：“到魏晋南北朝时，为了更好的骑坐稳当，马鞍才前后起桥，鞍桥直立，称‘两桥垂直鞍’……到了这个时候，马具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部件，随着高桥马鞍的出现而产生，这就是镫。”[10]三国后期，是高桥马鞍与单马镫组合的盛行时期。骑士在驰骋时将一只脚踏入单马镫，可以获得一些支撑。当骑手意识到这一功能时，双马镫便应运而生闪亮登场了。
马镫从无到有、从单到双的发展过程恰好和马鞍的改良同步。战国时期，骑马用低平的软马鞍，游牧民族能按住马背飞跃上马。东汉魏晋内战时期，骑兵为冲击步兵，加高木质骨架的马鞍；上马难度骤增，需要借助辅助设备。垫脚石不便随身携带，实用性不强。为了方便骑手上马，悬挂在高桥马鞍一侧、供上马时踩踏的单马镫便应运而生。为了保证骑行稳定，又发明双马镫。新式硬质骨架的高桥马鞍是马镫产生的契机。软马鞍无法固定，容易侧滑，不能装配马镫。高桥马鞍牢固稳定，能承受骑士踩踏马镫的压力。高桥鞍替代软马鞍，装备马镫，改良马具，使骑兵终于成为最优秀的陆战兵种，对人类文明进程产业深刻影响。世界历史由此进入“骑兵天下无敌”的时代, 游牧民族开始在军事上彻底压倒农耕民族。
二、马镫产生于东晋十六国时期
1.秦汉考古没有马镫。在三国之前的画像和明器等随葬品中，迄今没有发现马镫的图像、造型和实物。1974年，秦始皇陵出土大量兵马俑，兵马俑大多是步兵俑，二号俑坑出土100余具骑兵俑，与真马一般大小的陶马身上装备了马鞍等马具，却没有马镫。这表明当时尚未发明马镫。近年来，四川成都、乐山等地相继出土两汉时期的精美陶马，装备了鞍鞯等乘具，却没有马镫。上世纪50年代初，在山东沂南一座曹魏时期的石墓墓壁上发现一幅马夫在马厩喂马的石刻画像。马厩中挂着鞍鞯、革靷、络头、革带和装饰用的缨络等马具，唯独没有马镫。从同期出土的马具实物看，往往只见衔辔靷勒，不见马镫。汉民族地区如此，东北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亦然。
2.马镫艺术品的发现。20世纪50年代，湖南长沙金盆岭西晋惠帝永宁二年（302）古墓中出土一批骑马釉陶俑。有3件骑吏俑的马左侧，各悬1只泥塑三角形的小镫。另一件骑马的乐工俑，马鞍左侧亦有1只小镫。这些马镫只见于马腹左侧，没有在右侧；系镫的革带很短，高悬于骑者腿部前上方，骑行者的足未踏入镫中。据发掘报告推测，这“是供上马时踏足之用，骑上之后则不用镫了。”[11]陶马俑的鞍桥高而窄，可为骑手提供较稳定的依托，却不便于上马。出土陶俑的单马镫都悬在马体左侧，人们习惯于左侧上马，这也说明单马镫是辅助上马的工具。1954年，西安南郊草场坡一号墓出土一组前后秦时期的铠马陶俑，双马镫造型明显。1970年前后，从南京象山建于东晋永昌元年（322）的琅琊王氏王廙墓中出土一件陶马俑，“两侧有镫”，供骑乘时踩踏，这是真正的双马镫造型。1977年，呼和浩特市大学路一座北魏中期的墓葬中出土一件陶马俑，腹部绘有一副马镫。此外，在吉林集安发现高句丽时期的石墓壁画上有马镫形象。
3.马镫实物的出土。1987年，甘肃武威博物馆曾在《文物》发表简报，报告当地一座东汉晚期墓葬出土一件残缺的铁马镫，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单马镫实物。1965年，辽宁朝阳北票市西官营镇馒头沟村将军山冯素弗墓中出土“两只马镫以桑木为芯揉作圆三角形，上出长策，外包钉鎏金铜片。”[12]冯素弗是北燕天王文成帝冯跋之弟，也是北燕的宰相、宗室大臣、政治家，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他死于北燕太平七年，即415年，由此可知这对马镫的绝对年代，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双马镫实物。在此之前，世界各地均未出土过成对的马镫实物。该马镫长24.5厘米，宽16.8厘米，材质为桑木，经长期踩踏后，变为三角形。《晋书·冯跋传》记载：“跋下书令植桑，人植桑一百根，柘二十根。”马镫用桑木制作，实为就地取材。马镫外包钉鎏金铜片，更加牢固精美，体现其主人的尊贵身份，绝非普通士兵用品。1983年，朝阳袁台子墓壁画出土一副木芯外包皮革的马镫。1998年，在北票喇嘛洞墓地出土一副包有薄铜条的木质马镫。1993年，吉林市郊帽儿山18号墓出土一副由铜片包裹、铆钉加固的木芯马镫，墓主为北朝时期鲜卑贵族。此外，在北票北沟、朝阳十二台乡等地10多座“三燕”墓葬中发现双马镫马具。由此可见，慕容鲜卑骑兵已装备了先进的马镫甲具，兵力强盛，得以驰骋辽海，逐鹿中原。
4.马镫的文献记载。“镫”表示“马镫”最早出现于南朝刘宋临川王义庆所著的《世说新语》。该书《规箴第十》记载：“谢中郎在寿春败，临奔走，犹求玉帖镫。”[13]张万起《世说新语词典》解释：“玉帖镫”，“供骑马时踏脚用的器具。以玉为饰，故称玉帖镫。”谢中郎即谢万，东晋名相谢安之弟。他于东晋穆帝升平三年（359）以西中郎将统兵北征慕容俊，因盛气凌人，不孚众望，兵败寿春。这里是讽刺他在兵败逃亡之际还在摆谱，奢求用嵌玉的马镫上马。稍晚，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武十七王·庐陵王子卿传》记载，齐武帝责备其子萧子卿奢侈挥霍：“纯银乘具乃复可尔，何以作镫亦是银？”[14]同书《张敬儿传》记载，攸之司马刘攘兵曾“寄敬儿马镫一只”。[15]寄送马镫一只，可见其为稀罕之物，且是仅供上马用的单镫。《太平御览》引用《南燕录》，最早确切地记载了马镫：399年，王銮“贯甲跨马，不据鞍由镫”，手不扶鞍，足不踩镫，跳上马背。南朝梁简文帝《紫骝马》中有诗句：“贱妾朝下机，正值良人归。青丝悬玉蹬，朱汗染香衣。”[16]玉蹬即玉镫，是用玉石琢成或嵌玉的马镫。北周王褒《谢赉马》有句：“黄金作勒，足度西河；白玉为镫，方传南国。”[17]《周书·梁台传》记载，北周武帝时讃洲刺史梁台身手矫健，技艺过人，“年过六十，犹能被甲跨马，足不蹑镫；驰射弋猎，矢不虚发。”[18]这些记述歌咏都出自东晋南北朝及以后文献。语言词汇是社会现实生活的直接反映。马镫出现后，一定会在同期文献中有所反映。魏晋以前的大量文献未有关于“马镫”的任何记载，也证明马镫的出现是两汉之后的事。
5.马镫字义的出现。历代字书对“镫”字的训释，也印证马镫的出现不早于魏晋。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最早收录“镫”字，并对其释义：“镫，锭也。”镫在当时有两种意义，一是指盛放熟食的器皿，二是指灯盏。曹魏时代张揖的《广雅》和南朝梁顾野王的《玉篇》都是因袭许慎的说法，锭镫互训。最早明确以“镫”指称“马镫”，始于北宋真宗年间陈彭年、丘雍编撰的《广韵》。镫者，马镫也，从金从登，登亦声，会意兼形声，非常巧妙。在马镫产生之前，应存在一些类似功能的物件，如用藤草、树皮、布条、革带等做成的悬在马腹两侧的绳套。云南石寨山出土一个西汉王莽时期的贮贝器，其顶部“有一个骑无鞍马者的鎏金塑像，其双脚拇指套在鞍前垂下的绳圈中。”按照需求刺激创造的规律，这些软质材料做成的脚套或为汉民族周边马背民族的首创。因其制作简便，易于朽损，材质柔软不能定型落脚，且有安全隐患，未能成为马具，在汉语词汇中也未对其有固定的称谓。
马镫到底起源于何地？王铁英认为东北地区的鲜卑人首先采用马镫。但中国南方也有西晋时期的单马镫和东晋时期的双马镫陶俑，它们在年代上不晚于甚至早于东北地区出土的马镫。德国考古学家冯·勒柯夫Albert von Le Coq）推测：“马镫或许起源于骑马民族，他们想要骑乘时不那么疲劳；或者起源于非骑马民族，他们有必要快速掌握骑马战斗的技能。”[19]中国马镫起源地点尚未有定论，马镫技术的发展也未必是绝对单线，有一个复杂的过程。汉代骑兵采用冲击战术，用戟矛作战，需要加高马鞍，以保持稳定。马鞍加高后，上马困难，导致单马镫的出现。十六国时，单马镫进化为双马镫，不仅上马方便，骑行也更加稳靠。中原为对抗游牧族的骑射优势开创骑兵冲击战术得以定型，骑兵终于成为压倒步兵的主力兵种。当北方民族也学会应用马镫后，骑兵既可远距离射箭，也可近距离肉博，再次获得对中原军队压倒性的优势，终于入主中原，开创五胡十六国和北朝的辉煌历史。
三、马镫在国内的传播与发展
1.东晋南北朝的马镫应用
据考古发掘，在东晋十六国时期的许多墓葬中发现以铜片或皮革包裹木芯的马镫，既有单马镫，也有双马镫。这说明此时马镫开始普及。当时，因冶炼业不发达，金属尚属稀罕之物，主要以木材制作马镫。东晋末期，贵为帝弟的冯素弗用木芯马镫，仅用金属材料作外皮包裹。如果从技术、工艺、实用等角度考虑，以金属铸造马镫既简单方便又经久耐用，只因金属短缺珍贵，才舍易求难。木芯马镫的制作方式主要有“揉木为镫”“屈木为镫”“斫木为镫”三种。中原或长江流域，最早采用“揉木为镫”，将直木条以火烤揉曲而成；西晋时期，辽西地区慕容鲜卑族开始“屈木为镫”，将原木枝弯曲制作马镫。在前燕迁都龙城之时，慕容鲜卑又发明“斫木为镫”，将板材切割砍削而成。从制作难易度看，“屈木为镫”最简易，只需将对生的两枝原木相向弯曲搭接即可。“揉木为镫”工艺相对复杂。但最初制作马镫大多是选取韧性较好的藤本直材，稍加修整，弯曲成环，合而成柄即可。但这种以简易方法制成的镫环受力后易使环的两侧拉直成三角形，使镫环的上部空间变小，影响使用，于是在镫环合并成柄处夹以三角形木楔，以保证镫环不因受力变形。“斫木为镫”则是改变材料的物理性状，根据需要确定镫环大小，但必须用金属构件加固，制法最复杂，是一种新的创造。
北方游牧族为应对中原的军事压力，学习应用马镫技术。但部落联盟的松散权力结构不便于推广骑兵冲击战术，必须先建立中央集权，实现权力结构的中原化，才能再度显现其军事优势。鲜卑人早期在大兴安岭以东、西喇木沦河与老哈河流域活动，逐步向南发展。3世纪初期，莫跋护率部进入辽西地区，经过几十年征战，前燕皇帝慕容鱿定都于棘城，在咸康八年（342）迁都龙城，即今朝阳。继而向南扩张，于352年占领邺城。孝民屯墓葬为慕容鲜卑势力到达邺城之后的遗存。北燕宰相冯素弗墓出土马镫、盔甲、马具等实物，说明当时的鲜卑骑兵已“甲骑具装”，全副武装。骑兵双脚踏稳马镫，有效控制战马，真正人马合一，双手挥动武器，进退自如。骑手借助马镫，将速度转化为强大的前向力,用长枪长矛能轻松地将步兵身上的重铠甲刺破。装甲骑兵冲向对方阵营,如同一座移动的城堡,给步兵带来严重的身体伤害和心理震慑。骑兵作为最先进的兵种，对垒厮杀，攻城略地，无往不胜，北方游牧民族得以问鼎中原。马镫的使用，是北方游牧民族第一次入主中原的宏观背景。
2.隋唐五代的马镫流行
隋唐时期，骑兵发展迅速。唐太宗李世民曾骑行骏马南征北战，降服突厥，迫使突厥人西迁，但游牧民族始终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陕西礼泉县昭陵墓祭台两侧雕刻六匹骏马，全部配备马具，马镫的造型清晰可辨。唐朝大力推广骑马，达官贵人骑马出行成为时尚。但马镫的使用具有严格的身份等级规定。《新唐书·车服志》对此有详细记载。为了骑马更加舒适稳靠，马镫的底部增宽，且将底部镂空，既可减轻重量，又可节约用材。马镫有较长的直柄，镫孔位置更靠下。因双马镫普及，骑马安全稳妥，马鞍变得低矮轻便。边塞诗人高适作《营州歌》：“营州少年膺原野，狐裘蒙茸错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唐代出土文物中有小巧精致的马镫，是少儿乘马用具。
唐朝灭亡后,北方游牧民族再次崛起，突厥人建立后唐、后晋、后汉政权，中国进入五代十国时期，战乱频仍。骑兵成为主力，马具成为重要军需，马镫不断得以改进。镫底变窄，作战踩踏时更加有力。镫柄缩短，更加舒适轻便，且省材省费。随着冶炼技术的进步，金属材质更易获得，木质马镫被淘汰，金属马镫成为主流。《新五代史·张敬达传》记载：九月，契丹耶律德光自雁门入，旌旗相属五十余里，德光先遣人告敬塘曰：“吾欲今日破敌，可乎？”敬塘报曰：“大兵远来而贼势方盛，要在成功，不必速也。”使者未复命而兵已交。敬达阵于西山，契丹以羸骑三千，革鞭木镫，人马皆不甲胄以趋唐兵。唐兵争驰之，契丹兵走，追至汾曲，伏发，断唐兵为二。其在北者皆死，死者万余人。“革鞭木镫，人马皆不甲胄”，这是契丹故意装扮出来的饵敌之计。契丹以“木镫”示弱饵敌，唐兵不知其计，骄兵冒进。这则计谋得以成功，也说明双方都知道“木镫”已是原始落后的马具。[20]
3.宋辽时期的马镫改良
宋代，北方契丹、党项、女真游牧民族凭借马镫装备，先后崛起，给中原地区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屡战屡败的宋王朝被迫南迁，依靠长江天险偏安江南，仍免不了挨打受辱，最终倒在新崛起的蒙古族铁蹄之下。两宋时期，矿场遍布全国，采矿发达，化铁炉、木风箱等技术应用于冶炼产业。《武经总要》记载有“行炉”，方形化铁炉，置于木架上，移动方便，装配梯形往复式木风箱，提高鼓风效率，使锻造温度有了大幅度提升。北宋治平元年（1064），铁产量已比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增加四倍。两宋时期，铜马镫数量稀少，铁马镫因物美价廉，成为主流。镫孔部位较前代明显缩短，几乎和马镫的圆环相交汇。马镫柄大都是较矮的长方形。宋代，马镫整体上设计成圆环状，既减轻了重量，也增加了强度。宋代晚期，女士用马镫的踩踏部位变为长方形片状，使骑行更加稳定。在镫孔和镫梁连接处用小瓜棱造型装饰，开创了此后马镫装饰的新潮流。除了金属马镫之外，宋代仍保留“木芯，包革，涂漆”的“革鞭木镫”。《宋史》卷一九七《兵制十一·器甲之制》记载：“以骑兵据大鞍不便野战，始制小鞍，皮鞭木镫，长于回旋，马射得以驰骤，且选边人习骑者分隶诸军。”
4.元蒙时期的马镫鼎盛
元代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疆域辽阔，中西文化交融。马镫的造型、工艺和装饰有新的发展，直柄横穿型马镫已被迭代换新。镫孔结构改进幅度大，马镫有銎部位的结构更窄，镫孔和镫边完美地锻造在一起，浑然一体。镫梁顶部亦可开孔，是为现代国际赛马马镫开孔工艺的源头。
元代马镫造型生动，刻画精细，充分体现出国力的强盛。元代马镫踩踏处大都为平面设计，平底镫盘呈现长方形或椭圆形，骑兵踩得稳妥舒适，便于发力，增强作战能力。蒙古族原本信萨满教，崇拜图腾文化，入主中原后，将汉族的龙凤图案应用于马镫装饰。皇室御用铜鎏金镂空雕龙纹马镫的镂空底面，美观实用。皇室龙首铁鎏金马镫采用圆形镫面。这也是中国马镫发展最辉煌的时刻。
5.明清时期马镫的辉煌
明清时期，国力增强，修造长城，时局稳定，战乱减少，马镫逐渐定型，钢铁成为马镫主要制作材料，鎏金、错金银、鋄金银、景泰蓝等工艺用于马镫制作，非常精湛，接缝处不留一丝痕迹。镫面变为椭圆形，脚踏舒适，镫穿很小，多雕刻卷草纹、花瓣纹、叶形纹、整枝花纹、花瓶纹、虎纹、蝙蝠纹、鳄鱼纹、云纹、回纹、卍字纹、盘肠纹、几何纹样等，装饰精美。北方冬天较冷，人们脚穿棉鞋，冬用马镫更加宽大。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在“金石部第八卷金石之一马镫”中写道，马镫声可灭“鬼火”，“田野磷火，人血所化，或出或没，来逼夺人精气，但以马镫相戛作声即灭。”
清代，满族以骑射为立国之本，重视马政，马镫的铸造及使用更加规范。沈阳故宫博物馆珍藏300件套清代马装具，其中御用马鞍具37件套。清高宗乾隆帝时，马镫的材质及制作工艺达到顶峰，多为铁鋄金，嵌各色宝石，饰龙纹装饰，纹饰华丽，雕刻精美。清末，马政放宽，百姓亦可养马驯马，马具平民化，注重实用。现代马镫多以清代马镫为原型，吸取其实用、轻便的特点，朴实无华。文人雅士喜佩戴小马镫，其用料讲究，做工精细，高贵雅致，镫登谐音，配戴马镫，寓意马到成功，步步高登。
四、马镫往东流布韩日
中国东北鲜卑地区最早出现的木芯长直柄马镫，经高句丽向东传播，一直扩散到朝鲜半岛和日本。西汉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7年），高句丽建国。一世纪时，高句丽太祖大王开疆拓土至日本海，夫余俯首称臣，却受到东汉王朝、辽东公孙氏、曹魏以及鲜卑慕容的打击。3世纪中叶至4世纪初，慕容鲜卑骑兵装备马镫，战斗力大增，形成绝对的军事优势。据《晋书·慕容皝》记载，在4世纪前期，慕容多次击败高句丽。341年，慕容出兵讨伐高句丽，“毁丸都”，“掠其男女五万余口”，高句丽几乎灭国。[21]4世纪中叶，高句丽骑兵开始装备马镫。集安是高句丽前期王城所在地，先后出土57件马镫、马鞍前桥、带卡、马衔等鎏金马具，其中有“马镫一付二件，木芯，外裹鎏金铜片，以细长的铆钉加固，铆钉的长短与马镫的厚薄相宜，制作工艺精湛，很难看出铆钉的痕迹。”这种以木芯揉制、外加鎏金铜片装饰的精美马镫是高句丽贵族所用。这也说明，高句丽在模仿慕容鲜卑马镫制作工艺的同时也开始改良，外包金属就地取材，以铜代铁，形成自己特色。四世纪80年代以后，高句丽广开土王、长寿王迫于北方压力，往南拓展疆域，征服新罗。韩国东莱福泉洞古墓群35号墓和10号墓、皇吾洞14号墓和高灵池山洞32号墓等三国时期古坟中出土了朝鲜半岛最早的马镫。这些马镫均为木芯包金属直柄造型，年代约在5世纪前期。427年，高句丽将王城从国内城（今吉林集安城子河上游）迁往平壤。436年，高句丽趁北燕无力抵抗北魏之机，将数万户北燕民众裹挟至高句丽，大获其利。北燕马具和直柄横穿形马镫于此时大规模传入朝鲜半岛，庆州皇南大冢出土直柄横穿鎏金铜皮木芯马镫和直柄横穿铁皮木芯马镫。5世纪末至6世纪初，北魏铸造的直柄横穿形铁马镫传入朝鲜半岛，韩国海南月松里造山古坟出土长柄横穿形铁马镫，现存国立光州博物馆。[22]
4世纪末，倭国参与到朝鲜半岛南部的战争。据好太王碑记载，5世纪初，好太王率军南征击败半岛南部的倭国大军，韩国南部的骑马术传入日本。5世纪中叶，日本流行骑马术，在新开、七观古坟出土了日本最早的木芯包金属直柄马镫。6世纪，铸铁马镫从朝鲜半岛传入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日本古坟时代铸铁马镫，日本学者谓之“轮镫”。[23]
5世纪后期，日本流行壶镫。藤木古坟和牧野古坟出土三角锥形壶镫，亦称为鐙口(あぶみくち)。芝缘2号坟和东大寺山6号坟出土勺形壶镫。壶镫以金属结构为支撑，附以皮革，使骑者的足部得到保护。这是一种以木芯且以金属片交叉加固的马镫，呈钵状。福冈像郡津屋琦田T宫地岳古坟曾经出土金属壶镫。福冈八女市立山13号坟、福岛东村案内37号横穴墓曾出土过木制壶镫。但壶镫并非日本独创，中国古代文献对此类马镫多有记载。南宋学者范成大曾任广西经略安抚使，他在《桂海虞衡志·志器》记载当地人使用一种类似的木镫。“蛮鞍，西南诸蕃所作，不用鞯，但空垂两木镫。镫之状，刻如小龛。藏足指其中，恐入榛棘伤足也。”[24]这种木镫状如小龛，似壶似钵，藏足指其中，可避免在山林中骑行时“入榛棘伤足”。南宋学者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器用门》也有“蛮鞍”：“蛮人马鞍，与中国鞍不相远，但不用鞯，唯有桥镫巾腿耳。桥，朱黑相漆，如犀毗纹。镫如半靴，藏足指其中。盖徭人路险，马行荆棘，惧伤足也。”清代思想家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四五《云南贵州交阯备录·种人》记载了“爨蛮”民俗：“寡则刀耕火种，众则聚而为盗。男子椎结，摘去髭须，左右佩双刀，喜斗轻死。马贵折尾，鞍无䩞，剜木为镫，状如鱼口，征容足趾。”[25]这种木镫也可保护足趾。由此可见，日本壶镫也许源自中国南方的木镫。
五、马镫往西流布欧亚草原
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率骑兵长驱直入，大败匈奴。匈奴势力从漠北高原退出，往西迁徙。鲜卑势力则不断从东北地区向西迁移，填补权力空白，并呑并匈奴残部十余万众。鲜卑檀石槐建立起庞大的部落联盟，势力范围东起辽东，西至敦煌。魏晋十六国时期，鲜卑民族向南挺进中原，建立代、前燕、西燕、后燕、南燕、西秦、南凉等政权，继而大批向西北地区迁移。西迁鲜卑踪迹所至，遍布于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地。迁居于河西地区的鲜卑部落史称“河西鲜卑”。其中迁入较早且势力较大的是秃发鲜卑。秃发即拓跋，意即鲜卑父胡人母。
235年，鲜卑汗国瓦解，嚈哒人趁机北迁金山之阳，统一阿尔泰山地区鲜卑诸部落。3-5世纪，嚈哒部落多次用兵中亚粟特，迫使萨珊波斯称臣纳贡，还南下印度河流域。嚈哒部落在阿尔泰山留下大批鲜卑风格的古墓和文物，如新疆富蕴县出土提梁青铜鍑、铁矛以及青河县查干郭楞乡出土铁剑和铁马镫。中亚草原出土最早的马镫为圭形柄铁马镫，与北燕太平七年冯素弗墓出土的长柄横穿形鎏金包铜木芯马镫以及山东青州出土的十六国时期鎏金铸铜马镫一脉相承。由此可见，嚈哒人最早将直柄横穿形柄铁马镫传播到中亚草原。[26]
558年，突厥联合波斯击败嚈哒，杀其王瓦兹尔(Wazr) 。突厥和波斯以阿姆河为界，平分嚈哒领地，一跃而成为横跨蒙古草原和中亚七河流域的大帝国，成为地跨欧亚草原的新霸主，其势力范围“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属焉。”“其族强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高视阴山，有轻中夏之志。”中亚地区的绿洲国家多臣服于突厥，中原地区东西对立的北周、北齐也争相结好突厥。唐朝建立之初，高祖李渊也向突厥称臣。李渊起兵太原还得到突厥始毕可汗马匹之助。突厥民族善于冶铁，马镫由木芯改为铁制，流布中亚地区。2014年，俄罗斯考古学家阿兹别列夫发表《再论早期马镫》，他指出在中亚草原出土的早期突厥马镫即嚈哒马镫，与宁夏固原北魏墓出土长柄横穿形铸铁马镫非常相似，只是采用锻造工艺，并将长柄改为短柄。[27]
欧洲最早的马镫是出土于匈牙利境内阿瓦尔人（Avars）墓葬中的窄踏板直柄金属马镫。镫柄均为平首，镫柄两侧的棱很高，镫穿宽大，镫穿的边缘接近镫柄侧棱的底部；与镫环连接的短柱状部分正中有一道凸脊; 镫环两侧边较直或略有弧度，踏脚处较宽，一般略微上凸或下弧。这些马镫与新疆青河县查干郭楞乡出土的马镫以及阿尔泰库德尔格7号墓、18号墓出土的马镫形制相似，两者具有共同族属。阿瓦尔人即中国史书中的柔然人。429年，柔然人被北魏击败后，沿草原丝绸之路西迁至欧洲多瑙河一带定居，对拜占庭帝国构成严重威胁。580年，拜占庭国王提比略二世改组骑兵，装备铁制马镫，亲自训练骑兵，这也是欧洲文献首次提到马镫。西方学者认为是柔然人将中国马镫传到欧洲。南西伯利亚地区的8字形马镫也源于中国北方的直柄横穿型马镫，只是采用当地锻造工艺发展出来的新造型。
马镫通过中亚民族传入西欧地区。2001年，法国学者葛扎涅都发表《论马镫从东亚向伊朗和阿拉伯世界的传播》，提出马镫由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发明，以突厥和阿瓦尔人为中介，于6世纪末至7世纪初传入拜占庭和萨珊波斯，再由波斯传至阿拉伯地区。[28]7世纪，伊朗地区开始使用马镫。阿拉伯骑兵装备马镫对外征伐。711年，阿拉伯骑兵经北非，越过直布罗陀海峡，灭掉西哥特王国。随后兵锋直指法兰克人。法兰克人在与阿拉伯骑兵交战中学会使用马镫。日耳曼人部族也在此时掌握马镫技术。9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的维京海盗也学会用马镫，其墓葬出土的短直柄金属镫，有长方形大穿孔，近三角形长镫环，有时通体饰花纹，颇具地方特色。
中国马镫是古代传播于欧亚大陆的重要技术发明，其传播途径可称为“马镫之路”。马镫的传入，给欧洲带来一系列深刻变革。随着马镫的应用，骑士武器得以革新。骑士稳坐马背，为便于策马冲杀，矛尖由倒钩形变为扁平菱形，长矛木柄变得粗壮坚硬，且在握持处刻有横档或凹槽。盾牌从椭圆形变为上弧圆下窄长的莺形盾牌，可保护骑士身体和腿部。骑兵人马浑然一体，冲入步兵阵营厮杀，既可居高临下，又可快速追击，威力无比。正如当时有人夸赞：“一个骑在马上的法兰克人把巴比伦城墙撞个窟窿。”查理·马特认识到骑兵装备马镫的优势，厉行改革，建立骑兵。经过继任矮子王平、查理大帝等三代人的努力，“骑兵已成为法兰克国家最有战斗力的战士。”[29]骑兵代替步兵，成为西欧战争中的决定性力量。查理曼帝国的建立、法国疆土的拓展，无不得益于新型的骑兵部队。贵族成为骑兵主力，也是职业军人，形成骑士阶层。在9世纪的欧洲，1匹马等价于6头牛，武器和盔甲的价格更高。骑士参战还需要自备粮草。骑士装备如此破费，非一般农民家庭能够承担。骑士作战需要技巧和经验，必须长期进行专业训练。贵族男子从小练习骑术，操练各种武器。骑士平时习武、狩猎、比武，以增强武功，闲暇则吃喝玩乐，不事生产劳动。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率骑兵渡海，在哈斯汀斯一举击溃英王哈罗德步兵。英王才真正意识到骑兵的威力，开始装备马镫。美国学者罗伯特·K·G·坦普尔在其著作《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中国科学技术史精华》中形象地描述：“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马镫，使骑手能安然地坐在马上，中世纪的骑士就不可能身披闪闪盔甲，救出那些处于绝境中的少女，欧洲就不会有骑士时代。……中国人发明了马镫，使西方有可能出现中世纪的骑士，并赐予我们一个骑士制度的时代。”[30]正是中国马镫的传入，使中世纪的欧洲进入了骑士时代。蒙古人西征，蒙古骑兵再次横扫亚欧大陆，兵锋直指多瑙河畔，无数农耕文明灰飞烟灭。直到近代火器出现之后, 骑兵天下无敌的神话才被打破。
中国马镫从无到有，由简单到复杂，由三角形演变成浑圆形甚至方形，由一侧单镫到两侧双镫，其质地由原始的皮质或木质，到以木芯钉裹铜片，再到完全的铜镫或铁镫，镫柄由直长柄变成短鼻，甚至镫孔与镫身融为一体，其过程漫长，脉落清晰，符合事物发展规律，足以证明马镫真正源自中国。毫无疑问，马镫的流行普及，首先是在4-6世纪的中国，而后从亚洲东部逐渐扩展到亚洲西部，再扩展到欧洲，欧洲在8世纪以后才普及使用马镫。[31]马镫的发明与应用具有划时代意义，其重要性可与轮子和印刷术的发明相提并论，可谓中国第五大发明。英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也说：“就像中国的火药在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帮助摧毁了欧洲封建社会一样，中国的马镫在最初帮助了欧洲封建制度的建立。”[32]读史可以明智，深入了解中国马镫的演变与传播，可以了解历史真相，增强文化自信。
作者简介：王佩良，湖南工商大学数字媒体工程与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湖南省伏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湖南省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糯文糯语英汉同文馆创始人；世界智慧科学院院士。
张若彤，女，湖南工商大学数字媒体工程与人文学院新闻与传播专业23级硕士生。柏莲花，女，湖南工商大学数字媒体工程与人文学院新闻与传播专业24级硕士生。黎钰琳，女，湖南工商大学数字媒体工程与人文学院新闻与传播专业24级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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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益群 李顺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