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起高庙惹情牵

——田铁武与神秘湘西巫傩文化访谈侧记（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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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溪山人

引言：

高庙遗址保护与利用研讨会，2023年9月27日在长沙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古界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回顾了高庙遗址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针对高庙遗址保护与利用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研讨。会后，与会专家学者共同签署了《高庙遗址保护与利用共识》。笔者查阅，该消息源自《华声在线》9月30日(全媒体记者 刘涛 龙文泱 通讯员 李林)报道。

高庙遗址是中华文明起源时期重要遗址之一。这是考古界达成的共识。

高庙遗址位于湖南怀化洪江市，分布面积30000余平方米，主体遗存属新石器时代，被评为“200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6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入围“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终评项目名单。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三次对高庙遗址进行科学发掘，出土大量的石器、陶器、骨器、玉器(少量)和60余种水、陆生动物遗存。并且，据浮选所获稻壳和土壤水稻硅质体等遗存证实，当地最迟在距今7400年左右已有稻作农业。

这次会议，邀请了全国19位考古界专家学者，共同探讨高庙遗址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并对高庙遗址的保护与利用进行了研讨。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单霁翔，充分肯定洪江市高庙遗址保护利用思路和方案，并建议建设高庙国家遗址公园。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到第四阶段首席专家王巍，通过视频发言称，高庙遗址的发现和高庙文化的确认，在中国百年考古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展示了在大溪文化之前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一个面貌。

中山大学教授许永杰表示：“近些年，人们更喜欢讲长江流域的早期文明，高庙遗址就是长江文明的发源地。”

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贺刚，针对高庙遗址的利用与保护提到，不仅要“科学规划、逐步实施”，更要“准确定位、凸显优势”，让文物活起来，讲好中华文化文明起源的故事。笔者遂有感怀：

凤起高廟泽文明，华夏根脉薪火承。祭天祭地祀先祖，法古法今法神灵。

2019年２月26日至３月４日，湖湘文化“一带一路”文旅研学人员，在刘昭晖的率领下，由谭卓越、刘永平、卢文锦、雷文俊、谭玉英等20余名成员随行。用６天5晚时间，驱车二千多公里，从聆听杜钢建教授提出“世界文明源自大湘西地区，是人类上古文明的发源地”，到“寻找高庙遗址”，进行实地考察学习，感慨很深。虽然这次没有参与研学，但一直紧密跟踪。

尔后，谭玉英形成《探究上古文明源头——走近湘西苗寨的文旅札记》，笔者参与编辑，由《湖南名人网》刊载。

因为，杜教授对湖湘文化的新发现，形成了新的学派。他以史籍说文化，以考古成果解读文明，发现文明源头在中国，而且就在我们大湘西的研究成果，引起了许多企业家和旅游爱好者的兴趣，形成了传播湖湘文化的焦点和高点，这对于新时期文化兴邦、文化兴湘，提供了极大的机遇和挑战。

2025年1月6日，笔者与田铁武相见时，还有杨绍福老师陪同。他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在改革开放时期，曾经到深圳、海南等前沿之地历练，堪称多见多闻。我们在一起讨论湘西五溪巫傩文化时，他充分肯定，越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人和事，越是具有生命活力。田铁武是新时期难得的一位、世代相传下来的巫傩文化传承人，需要系统性、全面性、条理性，加强抢救性的挖掘，同时保护好、利用好、发展好，使五溪傩文化在湘西地区彰显特色。

是时，田铁武在傩坛旁边，随手抓了一张“辰州符”，放在点燃的香烟上，瞬间一团明火窜起，即刻又无烟无灰消逝了。

杨绍福也是近距离，头一回目睹这种情景。辰州符的故事，留在以后章节再叙。

尔后，杨绍福招呼笔者，随他安排的车辆前往安江镇，参观怀化洪江市的高庙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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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情牵“百年百大考古地”

(一)心灵震撼。

华夏起源史是门大学问，国内有许多专家学者为此奋斗不息。

文化自信，与时俱进，自然扎根沃土。

人类历史文明研究的春天，终于到了！

具有历史意义的是2020年９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了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会议并讲话。他明确会议目的，就是要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坚定文化自信。

这是一个值得永远纪念的日子。对于长期致力人类历史文明研究的奋斗者来说，犹如久旱逢甘雨，好像让整个世界都充满了清晰、喜悦的味道！遗憾的是，有的专家学者没有等到这一天，但相信他们的在天之灵，定将灵通观照，含笑九泉。

不能不说的是，杜钢建的学术研究过程，不是臆想和臆断。他从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开始，就对法学渊源、民族民俗文化进行深入研究，有几十年的厚重底蕴。由于他的站位高，视野开阔，所以能够以国际视野关注上古历史与文明的研究。

2017年３月国际《科学》杂志发表了《在中国许昌发现的更新世晚期古老型人类头骨》（Ｌａｔｅ 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 ａｒｃｈａｉｃ ｈｕｍａｎ ｃｒａｎｉａ ｆｒｏｍ Ｘｕｃｈａｎｇ， Ｃｈｉｎａ）的论文。这项研究是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合作完成的。该研究成果表明距今10.5万年至12.5万年之间的许昌人具有欧洲尼安德特人的颅骨特征。该研究成果是对华夏文明“黄人中心论”的有力冲击。此前，湖南考古研究所贺刚教授等人关于8000年前湖南湘西高庙人头骨具有澳美人特征的研究成果也表明，白种人参与创建了华夏文明。

其实，中国各地考古发现的古代人类遗骨包括齐鲁大地春秋时期的人类遗骨都表明白种人的大量存在。为此，杜钢建说“我相信如果对８万至12万年前的湖南永州道县福岩洞完全现代人的遗骨以及17.8万年前的贵州毕节人类遗骨化石继续研究，也能得出相应的结论。大湘西地区各民族关于创世纪时期人类各色人种起源于该地区的历史传说真实不虛。”

杜教授说的“真实不虛”，余以为是有一定根据的。以2006年获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高庙文化遗址为例，曾被评为2005年度考古界重大收获，入选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成果。

已故的文化人类学家、湖南省文史馆馆员林河曾说，在高庙遗址挖掘出了60余个“世界之最”，高庙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一座里程碑，也是世界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座丰碑。

由此，笔者的心灵受到震撼。

（二）令人难忘“三块碑”。

来到洪江，杨绍福联系了蒲玉良老师。随后，我们一同前往地处洪江市岔头乡岩里村的高庙遗址。

令人难以忘怀的是“三块碑”。

查阅有关资料，2020年10月16日，记者陈甘乐在“文化走廊”以《高庙遗址的三块碑》为题，作了翔实报道，引起笔者共鸣。采撷如下：

高庙遗址，是一颗嵌在湘西大地、乃至中华大地上璀璨的历史文化明珠。

秋天暖阳里的高庙地理山水，格外清爽，格外耀眼。

地处洪江市岔头乡岩里村的高庙遗址，距离安江镇政府6公里左右，与现在怀邵衡“安江东站”直线距离不足2公里。遗址东边果园菜地农田村舍，沿水而下1.5公里处便可抵达杨家祠堂；遗址南边沅水中有一个高出水面的“太阳岛”，与大畲坪老地委大院隔江相望；遗址北边靠近叠嶂山峦，从西往东的村级公路蜿蜒修长；遗址西边有一条名为下溪的小溪，曲曲弯弯自北而南流入沅水。

从原岔头乡政府过下溪水泥墩珊栏式跳桥步入高庙遗址，就会发现沅水一级阶地上一棵300多年名贵古树脚、古树坎上和考古发掘地回填的柑橘果园里，有三块不同时期由黔阳县、湖南省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先后树立的“高庙遗址”青石碑。

  

县级文物保护碑

第一块碑：“黔阳县文物保护单位”碑

树立在沅水北岸一级阶地——高庙遗址一棵300多年的名贵古树脚、古驿道左侧的第一块碑，即“高庙 新石器——商周 遗址”碑，座北朝南，华文中宋字体，呈21英寸立体式电视形状，为青石板材料，水泥基座边框。碑面上端刻着“黔阳县文物保护单位”字样，落款“黔阳县人民政府”字样，时间为“1986年2月28日公布”，立碑单位：岔头乡人民政府。

据了解，上个世纪1986年2月树立的“高庙 新石器——商周 遗址”青石碑，是1985年9月怀化地区文物部门组织全区22名文物专干，分成6个小组，历时40天，进行文物普查的结果。当时，黔阳县文化局文物组组织相关人员，配合地区文物普查专干，完成了包括黔城、硖洲、沙湾、雪峰在内的4个片区的实地考察与发掘，此次出土新石器时期的有石斧、石矛、穿孔器等少量文物。

  

省级文物保护碑

 

第二块碑：“湖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碑

树立在高庙遗址名贵古树坎上、古驿道右侧的的第二块碑，即“高庙遗址”碑，座西向东，兰米粗楷体字体，呈宽幅平面式电视形状，同样为青石板材料，与第一块碑不同的是，石碑只有水泥基座，没有水泥边框。碑面上端刻有“湖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字样，落款“湖南省人民政府”，时间为“二00二年五月十九日公布”，立碑单位：怀化市人民政府，立碑时间：二00四年三月二十日。

湖南省人民政府树立的青石碑背面文字显示：高庙遗址位于洪江市岔头岩里村西，是一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距今七千年以上，面积1-5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厚0.2一5米。1986年发现；1991年进行考古发掘。遗址出土大量的戳印兽面纹、羽鸟纹组合装饰陶器。这些图案神秘诡谲，充满宗教色彩的陶器装饰艺术是中国史前艺术的典型代表。遗址出土十分丰富的动物骸骨为研究古代气候环境、动物进化提供了宝贵的科学资料。高庙遗址出土文物丰富，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2002年5月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四向各至遗址文化堆积边缘外100米。

  

全国文物保护碑

第三块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碑

树立在文物考古发掘后回填柑橘园里的第三块碑，同样名称为“高庙遗址”碑。碑名字体为兰米粗隶体，呈宽幅平面式电视形状，同样为青石板材料，与第一、二块碑朝向不同的是座北朝南，石碑同样水泥基座，没有水泥边框。碑面上端刻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字样，落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字样，时间为二00六年五月二十五日，立碑单位：湖南省人民政府，没有注明立碑时间。整个青石碑与第一、二块碑不同的是，立地高处，碑后柑橘树木葱茏，碑前菜地平坦，沅江横流，远山尽揽，视野开阔。

从公布时间看，第三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碑，正是高庙遗址成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第二年所立。2006年1月11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国最具学术权威的考古发现年度评选揭晓，七大考古成果被评选为2005年度考古界的重要收获。湖南省洪江市高庙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排在第二位。高庙遗址再现了史前宗教祭祀场景，是研究古代先民的食物结构、畜牧业起源以及当时生态环境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也是200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高庙遗址古驿道入口

纵观碑文、史料，高庙遗址最初1986年被发现，迄今共进行了三次发掘，即1991年、2004年、2005年，发掘总面积近1700平方米。1991年11月，湖南省考古研究所对高庙文化遗址进行了首次主动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工艺精美的陶器和宗教祭祀艺术品，年代上限(经树轮校正)约为距今7400年左右。2004年，考古工作者在遗址中发现了一具保存完好的7400年前的女性人体骨架及其它珍贵文物，受到考古学界的瞩目。

2005年3月上旬，主持高庙文化遗址发掘的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贺刚，率队来到位于洪江市岔头乡铜湾电站基建处，再次对高庙文化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可以说，高庙遗址的第三次发掘揭示了更早的地层和遗存。出土的一些半球状的绳纹圜底钵和高领双耳罐等陶器，其形态接近洞庭湖区彭头山文化晚期遗存中的同类器物。考古发现，从器物类型学上判断，其所处年代要早于先前所出遗存是可以肯定的，年代上限大致在距今7800年左右。

需要补正的是，如今“三块碑”被并排树立在一个地方。同时，可以管窥过去树碑的地方和位置，已经有所不同。如此，更能反映新的变化。

（三）颠覆传统认知。

高庙遗址发掘的现场，曾让人惊喜不断。

遗址中，挖掘出一具距今约7000年的女性人体骨骼，其下垫有编织的多孔竹席，出土时竹席虽已完全碳化，但印在地面上的图案仍十分清晰，制作工艺考究精湛，比浙江良渚文化遗址发现的竹席要“年长”2000多岁。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二级研究员，湖南大学兼职教授，湖南省伏羲文化研究会会长、2006年获文化部优秀专家荣誉称号的贺刚曾说：沅水流域向为史学家心目中的“南蛮”之地，而高庙遗址出土文物表明，这里的先民早在远古时代就已创造出光辉灿烂的文化。

靠着高庙遗址的重大发掘，一夜之间，湘西之地一洗“南蛮”恶名，跨入中华文明远古正史。高庙，高妙！

高庙文化的存续时间，在距今约7800年至6300年之间，处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后段至晚期前段。令人惊讶的是，高庙文化早期阶段的先民，已初创了迄今为止不见于同时期其他考古发现的一系列重要发明。

例如，中国上古人类天圆地方宇宙观产生的时间竟如此之早，远远超出人们以往的想象，突破了史学界广泛认同的5000年前黄河流域古代先民所创的观点。

高庙文化先民还发明了太阳历和八卦。他们首创的等分八角星图像，实际上是表述月投影周年变化过程的一个缩写符号，可作测定四时的仪器来制作太阳历。上古八卦的实质是根据时间和空间（方位）的变化来推衍物像的变化，故这种八角星图也是最原始的八卦图形。

在一次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先秦史学易道研究会会长马宝善认为，高庙文化值得怀化人、湖南人乃至中国人骄傲，出土的上万件文物跨越了7000余年，引人注目。

高庙文化遗址的研究结果表明，居住在以沅湘流域和洞庭湖区为中心，包括鄂西、黔东和桂江、西江流域，以及粤北至环珠口（包括香港、澳门）广大地域的高庙文化先民，是当时中华大地上势力最为强盛的远古族团。

《湖南日报》记者肖军、黄巍及通讯员周圣华，2006年采访后，曾以《“高庙文化”颠覆传统认知》为题作了报道。

（四）注重整理阐释。

研学高庙文化，由此上溯，在古南巢国地区挖掘的有巢氏文化、最早的农耕文明、最早的陶器文化、最早的宗教文化、古苍梧国、永州零陵的神秘息壤文化和永州零陵巨石文化，都可以管窥杜钢建的《永州宁远古南巢国的有巢氏文化》《12万年前现代人文化遗址——永州道县福岩洞遗址》《古南巢地区12万年前现代人证明中华万古文明——大湘西地区考古发现与世界工匠文明之十二》《千年中华文明还是万古中华文明——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一万年前人工栽培稻证明万古中华文明》《古南巢地区２万年前陶器证明中华万古文明——大湘西考古发现与世界工匠文明之十三》《古南巢地区２万年王母教文化证明中华万古文明——大湘西考古发现与世界工匠文明之十一》《永州古苍梧国历史》《古苍梧国２万年前巨石棚与榫卯结构——大湘西考古发现与世界工匠文明之六》《永州息壤助禹王灭洪水》《英国的巨石文化源于大湘西地区——大湘西考古发现与世界工匠文明之五十八》。

同时，广东地区的考古，也在不断刷新历史纪录，证明中华万古文明的存在。广东磨刀山遗址和青塘遗址的考古发现已经跻身于2018年的全国考古十大发现之列。磨刀山遗址的年代为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60万—80万年。广东磨刀山遗址与湖南澧水沅水流域的城头山城、沅江市的赤山岛等诸多遗址，基本上属于相同时期。这些遗址表明大湘西地区几十万年人类历史没有中断过。

特别是广东英德市青塘遗址13500年前的“无头少女”遗骨的发现，提供了中华万古文明的铁证，也证明伏羲朝的几万年历史是真实存在的。

根据四川“盘古王表”和古代碑文文献记载情况，杜教授经过研究，梳理形成了《百万年人类史的史籍记载和考古证据》《亿万年人类史的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

2021年，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形成热点，杜教授就“青铜树文化与天绳天梯”，“勒沃falun与占卜文化”、三星堆权杖、青铜大立人双手持龙、三星堆颛顼平冠文化与英汉同源等，适时作了研究解读。

由上管窥，可以了解杜教授是在充满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对上古华夏历史与文明进行系统研究，他是在构建一门全新的学科“上古世界文明史”。

2018年４月，据华声在线（记者瞿建波）报道，在《世界文明起源于大湘西·专家建议开发“世界上古文明之都”》的圆桌座谈会上，出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他就是重庆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所所长、历史系主任刘俊男教授。他带来了出版于2000年的一本书《华夏上古史研究》。之前杜钢建教授和刘俊男教授并不相识，甚至也没有看过对方的文章，但两书却有异曲同工之妙，都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湖湘地区，不过刘俊男坦言：“我研究的还只是‘中国的湖南’，中华文明起源于湖南。而杜教授研究的是‘世界的湖南’，世界文明起源于湖南。”

有人说，杜教授学识渊博，胆子大，有不少惊人观点。如果用文学的语言理解，因为他与时俱进，到了岳麓书院的湖南大学法学院任教，从此灵通观照，根植于大湘西这块沃土，让他的求知兴趣，持续不断地探索着自己感兴趣的未知领域。

虽然他的学术考证、有些观点与逻辑，可以善意的争鸣，但不影响他的文化自信与大胆探索，有的方面可以留给后学者深化研究。

诚如习近平指出，高度重视考古工作成果，特别要善于做好利用考古成果的工作，注重提升挖掘、整理、阐释工作的水准。

杜教授对上古世界文明史研究，可以说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五）众人智慧，通达颖悟

其实，湖南还有一批专家学者研究文明源头，引起杜钢建教授关注。

而杜教授通达颖悟，注重集众人智慧，整合资源。他是著名的法学家，曾经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汕头大学、湖南大学法学院任教，并在中国太平洋学会担任副会长和《太平洋学报》主编。

杜教授到湖南工作以后，结识了湖南文坛“三剑客”张扬、罗自力、何光岳。特別是何光岳先生赠予他自己撰写的关于华夏民族源流的著作，杜教授多次对我说“何先生的著作，包括族谱研究，对于梳理清楚各民族族群的民情风俗，特别是向西方迁徙的历程有巨大帮助”。

还有湖南学术界的贺刚教授、周行易教授（湖南省社科院）、黄石教授、阎朝科先生、黄守愚先生，以及张家界文坛“三剑客”田奇富、金克剑和李书泰等人的研究成果，充分反映了湖南有一批专家学者，多年来做了大量上古历史文化和文明发展的基础研究和考古工作。

且看主要作品有：周行易《论“西王母所居之昆仑山”即湖南雪峰山》，贺刚著《湘西史前遗存与中国古史传说》，田奇富《崇山三易八卦学——古庸国祖源文化考》，阎朝科《谁是人类最早的文明——八千年中华有帝之国高庙太皞伏羲古国考》，李书泰《庸国荒史研究》，王正鹏《慈利县远古人制作彩色陶器约在一万年二千年左右》等。

清华大学凯原中心廖凯原教授、徐炳教授等人对黄帝文化的倡导和对黄帝思想研究的鼓励支持，以及国外的一些教授，如日本札幌学院大学的铃木敬夫教授、关西大学的角田教授、韩国首尔大学的崔钟库教授和忠北大学法学院的金院长、意大利马切拉迖大学的教授、美国俄克拉荷马城市大学的顾明教授、马来西亚的马来王、泰国的老梁等。

由上管窥，不管是扎根三湘大地的智者慧者，还是国内外的专家教授学者，都对上古世界文明史，怀有敬畏之情，虔诚之心。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笔者渴望走读研学高庙文化遗址的愿望，得以践行。

 

高庙遗址博物馆

如今，经过来自全国十余个省份的考古研究机构代表和高校考古学者代表的学术研讨，以及会下的实物观摩，最后在会上，共同签署了《高庙遗址保护与利用共识》。采撷提出的如下四个方面意见：

——高庙遗址延续近三千年的丰富文化堆积，建立起了沅水流域新石器时daikao古学文化序列的框架。以白陶为指征的文化因素从沅水山地起源，向外传播、扩散，影响到淮河以南的大半个中国。

——高庙遗址出土陶器上的以獠牙兽面、凤鸟、八角星和太阳为主要母题的戳刻纹饰图案，是我国史前人类的艺术经典和思想宝库，也是我国目前所知最早的艺术高峰，对研究中华文明起源核心元素的构成具有重要价值。

——高庙文化分布于河谷和平原山前地带，生业经济兼具狩猎采集和稻作农业两种类型，是长江中游史前农耕社会饭稻羹鱼的典型代表。

——鉴于高庙遗址的重要性，建议怀化市按照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标准，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迅速大力推进该遗址的保护与利用。

 

二、高庙遗址文化予人启迪

（一）区域文化特征鲜明。

高庙遗址，是洪江市古代文明史上的一处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产，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价值和特殊的艺术价值，尤其是高庙下层文化流行的戳印凤鸟纹和獠牙兽面纹面案，其神秘性和艺术性，可与良渚玉器和商周青铜器上的图案媲美。经专家教授确认，它将为湖南省乃至全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开辟一个新的途径。

高庙文化遗存所反映出的区域性文化特征十分鲜明。

当时的居民多选择依山傍水的居住环境。居址大都分布在沅水主、干流两岸的一级台地上，房屋均为挖洞立柱的排架式木构地面建筑。

方向朝东或朝东南，多为长方形两开间和三开间的结构，面积20—40平方米不等。有的房屋附近还设有窖穴。

墓地就在居址附近，流行竖穴土坑侧身屈肢葬，头朝东，面北，几无随葬品，仅在填土中填埋少量石片石器和兽骨，但在一座墓的人骨架下发现有编织成方孔的竹席。

石质工具，主要是数量巨大的各型器体，厚重的砍斫器和用作刮削工具的各类石片石器，以及扁平亚腰形网坠，它们绝大部分用锤击法单面打制而成，特别是石片石器，其制作和使用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石器的原料皆取自沅水河床上的砾石。此外，出土有大量的石球(多为圆或椭圆形砾石)，以及石锤、石砧和砺石等制作石器的加工工具，还有加工食物用的石磨盘和磨棒。磨制石器(如斧、锛、和凿等)数量很少。与石器同时出土的骨(刀、匕、针、锥、簪、和刻纹牌饰等)、牙(锥、象牙雕饰)和蚌器(皆穿孔，当为挂饰或蚌刀)均经精磨和抛光。从石器的制作和类别，以及打制石器与磨制石器二者数量上的巨大悬殊关系看来，高庙文化的主人，并非以锄耕农业为其主要生产方式。

高庙文化遗存中出土的淡水螺(当地土话称“江螺”)和贝壳堆积如山，出土的鹿、猪、麂、牛、熊、獾、象、貘、犀牛等各种水、陆生动物骨骸以及植物遗存达数十种，且数量巨大，表明当时人类获得食物的主要手段，可能是以渔猎与采集为主的攫取式的经济方式，它与洞庭湖区当时发达的稻作农业形成较大的反差。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对部分的猪牙床进行鉴定，可认定其已属被驯养的家猪，说明当时已有动物的驯养业。

（二）陶器文化特征。

——陶器皆手制。但是，器壁厚薄较均匀，器型规整但颜色斑驳，大都夹砂，泥质陶甚少。出土有精美白陶制品。陶器造型主要是圜底器和圈足器，不见三足器和尖底器。器类主要有釜、罐、盘、钵、簋形器、碗、杯和支脚等，其中罐类器尤为丰富，器型多达十余种。

——陶器装饰艺术，是高庙文化最突出的特征之一。绳纹是高庙文化陶器器腹上的主要装饰，但在器物肩、颈部的装饰手法则有时间早晚的变化。在高庙文化的最早阶段，常见由双线或单线刻划纹构成如网格、带状大方格填叉、鸟头、鸟翅、以及兽面和八角星等不同的图案，图像都很简化;从中期开始及其往后，开始盛行用戳印篦点纹组成各种图案，最具代表性者为形态各异的鸟纹、獠牙兽面纹太阳纹和八角星纹，另见有平行带状纹、连线波折纹、连续梯形纹和垂幛纹和圈点纹等。

——彩绘。高庙文化陶器，出现了朱红色或黑色的矿物颜料的彩绘，填彩艺术和彩绘图像。特别是那些装饰鸟纹、獠牙兽面纹、太阳纹和八角星纹等图案的陶器。

——质地都比较好。制作相当的精细，器类与器型都相对的固定。

这些陶器很可能是当是用于陈设用的祭器而非实用器。

（三）具有神秘性的祭祀场所。

——大型祭祀场所。

在高庙遗址中，出土了一处距今约7000年左右的大型祭祀场所。已揭露面积700多平方米，据祭祀坑布局的情况，估算其整个面积在1000平方米左右。

整个祭祀遗迹呈南北中轴线布局，由主祭(司仪)场所、祭祀坑以及与祭祀场所相系的附属建筑——议事或休息的房子及其附设的窖穴共三部分组成。

其中主祭(司仪)部位在整个祭祀场所的北部，由四个主柱洞组成一个两两对称、略呈扇形的排架式“双阚”式建筑，面朝正南方的沅水。双阙的东、西两侧分别有一个和两个侧柱。

祭祀坑共发现39个(其中之一为人祭坑)，均位于司仪场所的南方。房子为两室一厨的结构，在司仪部位的西侧，面积约40平方米，门朝东。

窖穴则分别位于厨房门外东侧以及祭仪场所的右前方。在目前所知中国同期史前遗址中，这处祭祀场所不仅年代早，规模大，且保存有祭祀所需的各类设施，对研究中国史前人类宗教祭祀活动的行为方式、祭仪的起源，以及祭祀场所的结构和对后来祭坛的影响等均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沅水中游的辰溪县松溪遗址和潭坎大地遗址中，也分别发现了同时期属于祭祀性质的蚌塑动物图案和祭祀坑群，说明宗教祭祀在当时人们的生活中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

——高庙白陶“根”载体。

随着沅水中上游地区高庙文化遗存的新发现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专家教授学者们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这主要表现在:

（1）高庙文化所在的沅水中上游地区始出白陶的年代比洞庭湖区更早，2005年在高庙文化最早一期遗存中新发现了精美的白陶罐片，时间已在距今约7800年左右。

（2）白陶在高庙文化中已很发达，且制作精美，器类丰富，而洞庭湖区与之年代相当的皂市下层文化中，仍罕见白陶制品，无论数量与质地均无法与前者相提并论。

（3）据现有的资料，洞庭湖区白陶的兴盛，是在皂市下层文化之后的汤家岗文化时期，而汤家岗文化遗存中最具代表性的白陶制品，如敛口圈足盘和内折沿圈足盘等，器形均源自高庙文化，它们与高庙文化的亲缘关系一目了然。

也就是说汤家岗文化中，那些典型的白陶制品，在洞庭湖区找不到它的“根”，洞庭湖区白陶的寻根之旅，必然要溯源到沅水中上游地区的高庙文化。

因此，我们从早期白陶的出土情况及其兴盛的时序关系考察，华南自陶最初的原生地并不是洞庭湖区，而是在高庙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域--沅水中上游地区，洞庭湖区仅只是高庙文化白陶向外传播的重要中继站之一。

其实，华南各地出土白陶制品的器类和装饰纹样的特征，同样能印证这一判断。从各地所见的白陶器类看，一般都是罐、盘、碗、豆等盛贮陈设用器，均未超出高庙文化中白陶器具的类别，特别是这些器具的表面装饰，几乎都普遍地戳印有篦点纹组合图案，且那些图案的制作技法、形态与风格皆具有基本一致的共同特征。

如上文所论，高庙文化是华南地区史前遗存篦点纹装饰艺术的肇始者，并由是向周邻地区传播。

那么，各地白陶制品上的戳印篦点纹装饰纹样显然是高庙文化对外传播的产物，而戳印这些纹样的白陶制品本身，恰恰充当了这种装饰艺术对外传播的重要载体。

——神秘诡谲的图像。

白陶器物上的那些神秘诡谲的图像，一般都是在某些特定造型或质地精良的器具上表现出来。有的图像还被制作在圈足器的外底，在器物处于正常的摆放状态时，从外面根本看不到它，只有把器物倒置或将其举过眉头时才能被看见，因此，处于这种隐蔽部位的图像显然达不到通常的装饰效果。

特别是有些飞鸟图像，在两个羽翅上均载着太阳。这样的鸟，只见于中国上古时期的神话，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它无疑是被神化了的神灵。

例如，1991年在高庙遗址中出土的那件高直领白陶罐。颈部戳印有带双羽翅的獠牙兽面、其两侧还分别戳印一个盘旋而上的“梯阙”，带獠牙的兽能飞翔天际。恐怕也只是一种虚构的神性动物，它的两侧有高耸的梯阙，这就使我们联想到它是不是古代祭祀场所中，专设的供神灵上下的天梯或神灵进出天界的天门呢?这幅图像显然是与祭仪活动密切相系的。

由此看来，装饰有这些图像的器具，几乎都与当时人类的神灵信仰和祭仪活动等精神世界息息相关，它们属于祭器的性质应是可以确定的，凡是观摩过这些器具的专家和学者，都有这一共识。

——崇尚与敬仰的直观证据。

华南各地出土的那些白陶器具，无疑都属于祭器的性质。

事实上，高庙遗址中所发掘的大型祭祀场所，可以说是最具说服力的直观证据。它不仅规模巨大，且牲祭、人祭、窖藏与议事会客场所俱全，在当时很可能是一个区域性的宗教中心。

据此，我们可以推断，高庙文化陶器上装饰的那些八角星、獠牙兽面、飞鸟(凤)和太阳等图像，实际上就是该部落人群所崇仰的自然神灵的图像。它反映了该人群对于宗教的虔诚与敬仰。

高庙文化人群对自然神灵如此的狂热崇尚与敬仰，或许与该社群所处的地理环境以及他们所从事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山高谷深的武陵山区，林木茂密，群峰叠嶂，本身就给人以神奇的幻觉与无限的想象。

从高庙文化遗存中出土的巨量水、陆生动物骨骸，可以管窥到当时人们获取食物的主要方式，就是渔猎与采集，“靠山吃山”、“傍水吃水”就是他们的生存法则，他们与大自然的联系和依赖，实在是太密切了。

正是由于他们在生活资源上对大自然的过分依赖，祈求在营生的过程中获取到更多的食物，并希望这些食物生生不息，取之不尽。有求必应，所以他们创造了能带给他们好运与庇佑的神灵，并对这些神灵顶礼膜拜。

 

——崇尚与敬仰神灵的摇篮。

远古人类生存，在漫长的岁月过程中，自然要面对诸多潜在的威胁。如在猎获食物时，就要面对猛兽的威胁。

在洪水频发和瘴疫横行时，还要面对疾病与死亡的威胁。

因此，当他们面对洪水与猛兽、灾难与死亡时，一方面需要得到心灵的慰藉。另一方面需要依靠群体的力量，这个时候，神灵也就成了人们的救世主，而宗教所特有的强大感召力和凝聚力，自然成了连结氏族与部落成员之间，牢不可破的纽带，使他们在共同的宗教旗帜下，为了群体的生存而勇往直前。

至此，我们这些后人，也就从这些自然层面，似乎明白了高庙文化部落人群，之所以对自然神灵如此狂热崇尚与敬仰的原委。

其实，生存的愿望，使远古先民们产生了对神灵的信仰和寄托，并创造了戳印在陶器上的那些神像。抑或，我们可以由此，探索了解五溪巫傩文化产生的渊源。

为了获得神灵的恩赐与庇佑，远古先民的工匠大师，他们用最精湛的技艺，当时最好的材料和色调，制作了这些构思诡谲的通灵祭器。

白陶祭器的最初出现，正是伴随着高庙文化的主人，对神灵虔诚奉祀的宗教行为应运而生的，这是他们对天地神灵的献礼！

高庙文化中出现的这些物化了精神产品，不能不说是中国史前人类，人文精神的精髓和聪明才智的汇聚。

高庙文化中产生这些神奇杰作的武陵山区，则正是赋予了他们创作灵感与思想启迪的摇篮。

至此，我们也就明白了高庙文化中的那些飞鸟、獠牙兽面、太阳和八角星等图像，以及承载这些图像的精美白陶制品和构成这些神灵图像的篦点纹装饰工艺，之所以能有如此巨大的辐射力与穿透力，跨越时空的藩篱，被如此广大地域范围内，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所接受，这个内在的力量之源就是天地神灵。

现代社会，有人称之为宗教。无论如何，远古先民所创造的天地神灵观念，在高庙文化的对外传播中，正是它们伴随着这一文化的主人，不断辐射，向外传播散发的。

有人说，这就是当代人的初步结论。其实，岁月沧桑，它们跨越时空，贯穿古今，作了最好的诠释。

 

 

2025年1月28日整理

 

 

（作者：胡玉明，笔名“七溪山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