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庆祝《中华孝子将军魂》(红安篇)一书出版发行13周年，在第30个国际读书日来临之际，本书作者吕莽特将《中华孝子将军魂》(红安篇)一书作者序单独发表，以此表达对共和国将军的敬意。
圆明烟火，金陵刀枪；侮辱孔孟，践踏老庄；百年浩劫，缺乏担当。本书将领，民族脊梁；尊严捍卫，蹈火赴汤；内击蒋匪，外战列强；报国显亲，天下名扬。和平功臣，万古流芳。 “中华孝子”理念，是孝子理念的升华，是先进文化的体现，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创新成果。
“中华孝子”一词，得名于《中华孝子》一书。书中不仅倡言了“好学上进，胸怀祖国，不给父母增加负担，一切尽心竭力”的中华孝子观点，同时也对“孝顺”的行为表示反对，并指出：“一些封建的礼仪和‘愚忠、愚孝’的思想，都是盲目教化人们服从，从而制约了一些晚辈人的正常行为，使他们的一些合理主张得不到采纳，长辈们的一些错误言行得不到有效纠正。只要是长辈们说的话，无论对错与否，晚辈都得去照办，限制了青少年聪明才智的发挥，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的“百年耻辱”，不能不说与这些“愚忠、愚孝”的因素有关。
翻开历史的长卷，从中不难看出，孝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人类的一部文明史。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文明古国，其实与孝是密不可分的。 起初的人类社会，并没有什么文明可言，连婚姻都处于无序状态，其它的就更不用说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条件的变化，人们不得不自行调整生存方式，由原来群居的大家庭调整为以“父权”为代表的小家庭。这种生存结构的调整，就衍生出了“父权制”的孝亲，在生命创造和养育过程中，人们逐渐形成了返本报恩的意识，其行为就是赡养和善待生身父母。而作为伦理上的孝基本与古代文字同时产生，古老的甲骨文中就有孝字。上古时代的典籍《尚书·尧典》篇中曾提到：“克谐以孝，熏熏义，不格奸。”意为有孝行的人，不但能和谐家人，也不会使家人走向歪门邪道。《尚书·君陈》篇又告诉人们：“惟尔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这些论述足以说明，我国上古时代就已经把孝当作德之本了。不过，这只是少数人的见识。孔子提出“孝，德之本也”后，孝是德之本的观点才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同。孔子的这一论述，迄今为止还没有文字记载对此提出过质疑。
纵观古今，不论社会结构如何变化，孝始终都发挥着伦理道德的核心作用。先秦时期的一部重要典籍《吕氏春秋》把孝说成“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到了汉代，为了鼓励百姓遵守孝道，中央政府曾以“举孝廉”的选贤制度来选拔官吏，以强有力的政治诱惑力来倡导孝道。魏晋统治时期，也主张“以孝治天下”，并提出“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南北朝各代，采取中央监察官出面弹劾不孝官员的举措来推广孝道。特别是我们党和国家在用人制度上，始终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并且把德放在了首位，这绝不是一字之前后的问题，它凸显的是德的重要性。因此，作为德之本的孝，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究竟什么是孝？怎样做才叫孝？关于这个问题，一直众说纷纭。孔子认为：“从命不忿，微谏不倦，劳而不怨，可谓孝矣。”春秋时期的政治家晏婴认为：“以钟爱其兄弟，施行于诸父，慈惠于众子，诚信于朋友，谓之孝。”曾子认为：“能全肢体，以守宗庙，可谓孝矣。”这些学术派的观点，虽然很多，可是都没有形成公认的定义。“善父母为孝”一词，虽然出自于《尔雅》书中，但却被后人所公认，成为孝的定义。《汉语大词典》以及《辞海》对孝的解释，都没有脱离“善父母为孝”的本意，因此，善就成为了孝的前提。 可是古代有些文人，他们为了迎合统治者和家族长老们的治国、治家需要，把“善孝”改为“孝顺”，并且进行捆绑加以宣扬。因此，导致了“愚孝”的社会现象。如果按照“顺者为孝”的理念，像本书中的陈锡联、王诚汉、胡奇才等将军都属于“不孝顺子”，但笔者认为他们都是“中华孝子”。因为他们的表现都符合“中华孝子”彰显父母、捍卫尊严、报效祖国、成就自我的品质特征。“孝顺”理念的千年传播，软化了中国人的意志，“见人就顺”成为一些人约定俗成的习惯。他们不但不认为自己可耻，而且还标榜自己有“温良恭俭让”的儒家风范。“仁义礼智信”虽然被大多数中国人所尊崇，圆明园的一把火，却使它暗淡无光。人们不禁要问：那些外国军队，虽然号称“八国联军”，但兵力也只不过两万而已，就能直取北京，这样已经达到了藐视清朝政府和军队的目的了，圆明园也没妨碍他们掠夺中国的金银财宝，为什么还要烧毁呐？笔者认为，别看圆明园只是一座普通的皇家园林，它所浓缩的却是中国的大好河山，在侵略者的思维中，烧毁圆明园，就等于毁掉中国人的尊严。 山河破碎，风雨飘摇。如此大的中国竟然落个任人涂炭、任人宰割、任人践踏的下场，这是中国老百姓不愿见到的。虽然他们没有读过“孔孟经典”，但知道“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道理。为了民族的尊严，他们别妻离子，舍命抗击外敌，这种民族英雄的举动，不但没有得到朝廷的褒奖，反而却遭到军队的围剿。老天哭泣，大地悲伤，空气也发出了呐喊，还有公理吗？ 有，那就是人民的觉醒!1911年的10月10日，敲响了清王朝灭亡的丧钟。之后虽然成立了中华民国政府，但新旧势力拉锯不断，使中国又从半封建社会进入了半殖民地社会状态。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在上海、汪精卫在武汉先后发动了fangeming政变，使人民又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规律，从夏、商、周，到秦、汉、晋、隋，再到唐、宋、元、明、清，每个朝代在夺取天下时，都有符合民惠的主张。可是一旦夺取了天下，就“重官轻民”，分化两极，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日久天长，民心思变，一遇星火，便能燎原，几千年的朝代更迭、历史变迁就是最好的佐证。
时势造英雄。辛亥革命，不仅吹响了时代的号角，也唤起了有志少年。董必武当时虽然有一份很好的工作，但由于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毅然放弃了丰厚的工资待遇，走进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行列，为革命摇旗呐喊，奋笔疾书。 “五四”运动的爆发，使董必武眼前一亮，他开始研读马克思著作了。通过学习，找出了孙中山屡次失败的原因，那就是唤醒民众不彻底，依靠什么人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就在这时，他得知上海已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李汉俊的建议下，他和陈潭秋等人在武汉也成立了共产主义研究小组。1921年6月下旬，他作为湖北的代表参加了中国gongchandang第一次代表大会。 《中华孝子将军魂》一书，为什么首写（红安篇）?因为红安的将军最多，有“中国第一将军县”之称。为什么红安能出那么多将军？在本书座谈会上，几乎所有人都提出这个问题，希望笔者在自序中能谈一下自己的看法，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方面的因素： 一、地域因素。红安北有大别山、天台山、老君山、阳台山等众多名山，山高林密，野菜遍布，植被完好，密不露石，上有飞禽，下有走兽，惟有天台山怪石林立，巧夺天工，倒水、涉水、举水三大水系交叉纵横，山水相依。大别山就像一条巨龙，挡恶风于身外，聚祥气于怀中。因此，红安形成了独特的风水区域。 二、名人因素。红安县的二程镇，是理学奠基者程颐、程颢弟兄俩的出生地。后来他们虽然迁往了河南洛阳，但程颐所论述的“古人谓忠孝不两全，恩义有相夺，非至论也。忠孝，恩义，一理也。不忠则非孝，无恩则无义，而不相悖”的观点灵魂仍然还存留在红安大地上，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红安人。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有些学派甚至认为：“君之直臣，父之逆子；父之孝子，君之悖臣。”把“忠”和“孝”‘完全对立起来。你要想当忠臣，就得落个逆子的名声；你要想当孝子，就得背上不忠的罪名。不管你是忠，或者是孝，都得落个不好的名声。因此，影响了一些年轻人的远大抱负。红安人有了二程“思想灵魂”的支撑，把忠和孝当成了一码事，所以，在国家和民族危难的时候，他们才会排除顾虑，挺身而出。 三、gongchandang人的引领，是其中的主要因素。红安能出如此多的将军，与董必武的引领有直接关系。仅1922年至1923年间，董必武就先后三次回老家向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宣讲马列主义，组织在武汉学习的学生利用假期回乡宣传革命道理。同时，他还广泛建立党的组织，创办党的刊物，培育党的骨干。因为有了这些骨干，才有了大别山地区的农民武装；因为有了这些武装，才有了后来鄂东军、红7军、红11军、红1军、红4军、红25军以及红四方面军；因为有了这些红军部队，才有了红安子弟展现自己军事才华的平台。
祖上扬正气，德行照子孙。本书主人公的先辈口碑极佳，他们的父母也德高仁厚。 郑位三的父亲郑维翰，原是七里坪镇有名的药店老板，他乐善好施，扶贫济困，积厚德于儿子身上。儿子郑位三曾四次被国民党民团堵在家中，可他每次都能顺利地从后墙暗门成功逃脱。 陈锡联的母亲雷敏，虽然穷困潦倒，靠乞讨为生，但她只要把藏在屋内的gongchandang人交出去，立马就脱贫变富。可雷敏并没有那样做，她不想用金钱烧毁自己的良心，她想用德行为儿子铺路，她想用道义为儿子架桥。别看陈锡联从小不是乞讨，就是放牛，可他19岁就当上了红军的师政委，34岁就当了解放军的兵团司令员。有人说：“那是受党的教育、红军的培养、解放军大熔炉锤炼的结果。”对这些看法，笔者并不否认，所要说的是那些牺牲的十几万红军，他们哪个没有受过党的教育？哪个没有得到红军的培养？解放军的大熔炉，锤炼的是所有的解放军官兵，为什么只有陈锡联等少数人能成为兵团级的将领？ 刘昌毅的父亲刘殿明为人厚道，乐于助人，谁家有事，有求必应，方圆几十里，无人不晓。他一点点积蓄起来的德行，使儿子刘昌毅受益匪浅，每次遇险都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多次受伤，被装进棺材里还能起死回生。不管伤势多么严重，就是死不了，没有人能解释清楚！惟一能使人信服的说辞，那就是祖上的福报太深。 有因有果，善因善果，恶因恶果。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国共两党彻底分裂。从表面上看，国民党完全处于上风，占主导地位，对gongchandang不是“围剿”，就是追杀，还骂gongchandang是“匪”。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些人脱离了gongchandang，投奔了国民党。可是郭天民、韩先楚、秦基伟、陈锡联、刘华清、王诚汉、王建安、王近山、刘飞、刘昌毅、李天焕、张天云、张仁初、胡奇才、徐深吉、徐斌州等都投奔了gongchandang，而且还义无反顾。当时谁能看好gongchandang？谁能相信gongchandang能打败国民党？可他们却坚信不疑。是凭感觉？还是凭算计？凭感觉笔者相信，凭算计绝不可能，因为他们当时还没达到能算计出未来的程度。
纵观古今，一个人如果祖上德厚，就会自然不自然地修正自己的判断，哪怕是身处逆境，也会自然不自然地遇上有利于自己的人；自然不自然地远离那些不利于自己的人，使自己自然不自然地改变原来的做法，选择自己能够走向成功的道路。反之，眼瞅着自己的“政治行情”见长，却自然不自然地犯了一些低级错误，不是原地踏步，就是中途落马。
本书主人公，大多数不是打工仔，就是放牛娃，既不懂得为官之道，也不晓得从政之路，却能在摸索中前进，在战斗中成长。李先念从打工仔到国家主席，王建安从放牛娃到将军等等，这里边给人们留下了太多的想象空间。“一将成名万骨枯”。这是人们的感叹！书中主人公在通往将军的路上都是险象环生，无一人例外。但他们往往又总能逢凶而化吉，遇难而成祥。 善始是为了善终。有些人没有善始，却能善终；有些人虽能善始，却没有善终。这就是“人与天地”，这就是“人与自然”。什么是善始？什么又是善终？尽管不同人有不同的解读，但笔者认为，善始的本质，就是做事要凭良心，敢于坚持道义，一切从维护父母、个人和民族尊严出发，进行有理想的活动。善终的解读绝不是单纯的“好死”，而要看留没留下“骂名”。如果留下“骂名”，即使是死在高级病房里，还有百名俊男靓女“死陪”，也属于不善而终。
本书主人公虽然驾鹤西去，但留下的却是一座座不朽的丰碑！ 笔者欣赏书中将军的勇气，更佩服书中将军的远见。他们从小就有大智慧，宁可为尊严战死，也不苟且偷生。他们敢于冲破世俗观念，向“愚孝”的行为说不。在当时，没有一定的大智慧、大远见的人是不敢触动“传统孝道”的。他们不但触动了“传统孝道”，而且还选择了参加最弱势的gongchandang领导的队伍。仅此而已，就足以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可有的人却说：“他们当时都是些小孩子，连字都没认识几个，有什么大智慧，不过是误打误撞，碰上好运气而已。”这种说法也有一定道理。但笔者认为，认字多少，与智慧没有等同关系，清朝的李鸿章认的字倒是不少，可却把字都签在了“卖国条约”上。本书的将军虽然没有什么大学问，但他们内击蒋匪，外战列强，打的都是些胜仗，干的都是些让老百姓扬眉吐气的事。 传统孝道确实害了一些人，张天云将军的原配夫人王桂荣女士就是受害者之一，当她和婆母听张天云的战友张天德说“天云十有八九是战死了”之后，王桂荣表示誓死不嫁，婆母非得让她嫁给张天云的堂兄张天顺，为老张家留条根。王桂荣婚后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张天云的母亲给孩子起名“有根”。笔者在红安采访时，专门采访了张有根老人，他说：“我母亲要不是为了恪守孝道，她是绝不会改嫁的。当母亲听说张天云不但还活着，而且还当上了解放军的大官时，真是千言万语无处说呀。” 一些学者认为，对孝要扬弃，剔除封建的糟粕。但他们并没有讲清楚，究竟是西汉以前，还是西汉以后。如果是西汉以前，笔者持赞同意见。因为在西汉以前，孝还没有形成公认的定义。而在西汉以后，“善父母为孝”的观点却被大多数人所认同。孝与传统的孝道是有所不同的。孝只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她所代表的是子辈与父辈之间的关系，其核心内容就是从孝心到孝敬再到孝行，心、敬、行贯穿着整个孝的过程，但善是前提。孝离开了善，就会偏离孝的本意，就会不分对错，“一顺到底”。孝字后面加上一个道字，内容就随之发生了变化，孝由单纯的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家庭道德伦理规范。这种规范又不断地向外延伸、扩展，又形成新的社会道德伦理关系。然后又把“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内容纳入了孝道之中，并强力推行，使本来很正常的孝，变成了不正常的孝，人们又脱离不了当时的那种社会政治环境。特别是顺与孝捆绑之后，检验一个人孝与不孝的衡量尺度，就变成了顺与不顺。因此，“孝顺”的思想就成了“家天下”的治国法宝。在今天看来，“顺”就是“愚孝”的根源。 在过去，不管是封建帝王，还是家族长老，都赞同“孝顺”的思想，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解释，自从夏王朝的启帝把帝位传给太康帝时起，就开辟了“家天下”的先河，直到清王朝宣统帝退位，“家天下”的社会体制才宣告结束。在“家天下”的社会体制中，对帝王来讲，家就是国，国就是家，只有小家和大家之别、人多与人少之分。要想治好国，先得治好家。治家的首要条件，必须有能约束人们不当行为的规范，能起到规范作用的就是孝道。帝王推行孝道的目的，就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过去的社会，四世同堂、五世同堂的人家很多，几十口人在一起生活，孝道也是不可或缺的。只有孝道的存在，才有长辈的权威，有了长辈的权威，才有家庭的稳定。如果像现在有的家庭，两个家长连一个孩子都管不了，有的孩子甚至还凌驾于父母之上，要是几十口人的话，那该是什么局面？
传统孝道为什么会遭到批判，其主要原因，就是有“愚忠愚孝”的成分。传统孝道作为封建社会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封建社会的主体意识，即使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其价值观念仍然没有改变，因此出现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的社会现象。
随着“家天下”社会制度的瓦解，以及外国列强的入侵，偌大的中国风雨飘摇，连小小的葡萄牙也能弄得一席之地，有点尊严的国人对此不能接受，他们对待腐败的政府又无能为力，只好把气撒在传统孝道上，再加上一些热心于新文化的人推波助澜，传统孝道就成了众矢之的。
针对一些人对传统孝道的偏颇，孙中山站出来指出：“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本书中的主人公虽然没有奋笔疾书，但他们用行动诠释了孙中山先生的建白：忠于正义，孝显父母，乐于助人，信守诺言，为和平征战于千里之外，拼杀在日月之中，为后人撑起了脊梁。
本书中的将领之所以被称为“中华孝子”，是因为他们为父母争得了荣誉！为祖国争得了尊严！为个人争得了功名！虽然我们身处和平年代，没有在战场上那样的立功机会，但彰显父母的方式是多元化的，荣耀祖国的机会也是随时都有的。尽管不同年龄有不同的彰显内容，尽管我们每个人的身份不同，但都应该彰显父母、荣耀祖国，不管彰显和荣耀到什么程度，只要彰显和荣耀，就应该称之为“中华孝子”。
为了使本书更有看点，笔者曾两下红安，亲吻将军的故土，探寻将军革命的足迹，用大众的语言，把主人公的人格魅力、荡气回肠的故事、惊天动地的传奇、深不可测的福报呈献给读者，福运读者走顺人生、辉煌未来。
编辑：李顺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