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起高庙忆众贤

——沉醉探索“谁是人类最早文明”的艰辛者们

七溪山人

引言：

      高庙遗址保护与利用研讨会，2023年9月27日在长沙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古界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回顾了高庙遗址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针对高庙遗址保护与利用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研讨。会后，与会专家学者共同签署了《高庙遗址保护与利用共识》。笔者查阅，该消息源自《华声在线》9月30日(全媒体记者 刘涛 龙文泱 通讯员 李林)报道。

       高庙遗址是中华文明起源时期重要遗址之一。这是考古界达成的共识。

       高庙遗址位于湖南怀化洪江市，分布面积30000余平方米，主体遗存属新石器时代，被评为“200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6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入围“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终评项目名单。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三次对高庙遗址进行科学发掘，出土大量的石器、陶器、骨器、玉器(少量)和60余种水、陆生动物遗存。并且，据浮选所获稻壳和土壤水稻硅质体等遗存证实，当地最迟在距今7400年左右已有稻作农业。

       这次会议，邀请了全国19位考古界专家学者，共同探讨高庙遗址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并对高庙遗址的保护与利用进行了研讨。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单霁翔，充分肯定洪江市高庙遗址保护利用思路和方案，并建议建设高庙国家遗址公园。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到第四阶段首席专家王巍，通过视频发言称，高庙遗址的发现和高庙文化的确认，在中国百年考古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展示了在大溪文化之前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一个面貌。

       中山大学教授许永杰表示：“近些年，人们更喜欢讲长江流域的早期文明，高庙遗址就是长江文明的发源地。”

      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贺刚，针对高庙遗址的利用与保护提到，不仅要“科学规划、逐步实施”，更要“准确定位、凸显优势”，让文物活起来，讲好中华文化文明起源的故事。笔者遂有感怀：

      凤起高廟泽文明，华夏根脉薪火承。祭天祭地祀先祖，法古法今法神灵。

一、果挂众贤感慨深

（一）难忘“老班长”阎朝科。

      2020年8月31日，有缘与已故的阎朝科“老班长”相识。这一天，我们在星城大汉集团的办公大楼，因为杜钢建教授组织研讨“文明源头与工匠文化展馆内容大纲”，就“人类文明起源于大湘西”，针对涉及展馆地区，有关长沙、衡阳、株洲、邵阳、岳阳、郴州、永州、常德、益阳、张家界、湘潭、怀化、娄底、湘西、大湘西古文字、圣经人物与大湘西历史，希望各地政府和各界的朋友给予支持，提供有关涉及到信息，进行补充和完善。希望各地展馆内容能够准确反映大湘西地区上古历史文化，将人类文明起源和世界工匠文化的源头讲清楚，进一步促进大湘西地区文化旅游和人文历史教育事业的发展。

      到会的许多专家学者如周行易、流波、李书泰、阎朝科、王佩良、肖敬东等都是初次相识。

      最难忘怀的是阎朝科，有缘获得他签名相赠《谁是人类最早的文明——八千年中华有帝之国高庙太皞伏羲古国考》。

      他在《后记》中说，“最后要感谢的是创造了本书所引用的学术研究成果的专家教授们。拙作其实毫无过人之处，牛顿言其在巨人肩上，而笔者仅仅只是把果挂在了众贤的累藤之下。”

       这是一个100多万字著述的简本。他说，“目的是为适应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研究上古文化的工程浩大，本当为国家级课题。奈何民间布衣羞囊，田野不能尽考；笔秃千管，文章多是襟肘。阅读至此，自然想到他曾在会上所说，“卖掉一栋房子，买了一部数码相机，历时8年，远行至两河流域考察的艰苦历程……”正是他的这种精神，一直激励我砥砺前行，研究学习，探索上古文明与文化。

      那一天中午，我们在一张桌子上就餐。席间，我举杯向他表示敬意。他说，“我们都是军人出身，我在1973年入伍，当兵比你早3年，你就喊我‘老班长’吧”，如此，我们多了一层军人情愫的友谊。

（二）心理高潮。

      2015年3月，阎朝科历经“八年抗战”的奋斗，终于有了一个结果。

      他在《自序》中说，“2014年春节期间，我正在与越南接壤的边境城市东兴，考察当地的一个新时期时代遗址，突然接到了素昧平生的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顾万发院长的电话，他在网上看到了我的关于高庙文化的考证文章，认为是中华文明探索、考证和研究上的一个突破，表示郑州文物考古研究院愿意帮助我把研究推出到学术界。从那天到现在，已经整整一年多了，代表我对高庙文化考证主要观点的这本书，在郑州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关爱下，终于得以付梓。从2007年开始到现在的“八年抗战”终于有了一个结果，长长松了一口气之余，我对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感激和敬仰也就到达了一个心理的高潮。”

       让他心里不平静的，还有很多。但是，主要的还感恩。

       他说，“拙作对于人类文明的研究有某些参考价值的话，那首先要归于国家文物局的1984年文物普查，是这次普查第一次发现了高庙；然后要归于高庙文化遗址的发掘者——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发掘领队贺刚、尹检顺、吴顺东等专家，他们在二十年前就开始，历尽艰辛将高庙文化遗址相继找到并发掘出来；最后是2005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评选高庙入选。离开这些，拙作一百多万字犹如垃圾。”

      深切缅怀阎朝科，他说的这些话，都是真心实意，没有半点虚言。

因为在杜钢建教授的办公室，我曾看到他摆在桌子上、沙发上的100多本中外史籍中，就有贺刚著《湘西史前遗存与中国古史传说》，还有阎朝科、肖敬东著《高庙太皞伏羲古囯哲学思想史考》、阎朝科著《汤家岗——7000年文明溯源》，包括杜钢建 枕戈著《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等。2025年1月15日，笔者有缘到“湖南省伏羲文化研究会”办公室，又看到了这些书目的照片。

       阎朝科，一个军人出身的考古研学业余爱好者，他除了对中华上古文明文化的崇敬之外，就是注意不断吮吸知识，同时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尤其感恩之情，溢于言表，在他的《自序》中，皆有例举。如在“行脚”拜访中，由南到北，涉及的有关中外历史、考古、博物、图书、档案馆等40多个单位，还有在学术指导方面，给予他多方面支持的专家教授等达20余人。

       诚如他所说，“牛顿言其在巨人肩上，而笔者仅仅只是把果挂在了众贤的累藤之下。”因此，笔者认为，他的总结，言之有理，堪称经典之言。

（三）战士自有战士的情怀。

      阎朝科是军人出身。战士的情怀，战士的爱，在他身上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精力和战斗力。

       他说，对于中华民族万年史的探索，虽然不及中华民族的先祖们在万年上下，对于世界的开拓和探索那么困难和艰辛，但却也充满了重重阻力。

       回眸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已经于2000年9月15日通过验收，但是，国内外一些心怀叵测的人，对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质疑和诋毁，直到今天也没有结束。

       阎朝科鲜明指出，夏朝不存在，中华民族的万年史也就是侈谈了。

不过，有些人却忘了（或者是不知道），作为此前世界文明标杆的苏美尔文明，尽管从19世纪开始，西方列强的考古队，把两河流域的沙土挖了个底朝天，第一个统一王朝阿卡德的首都，至今也没有找到。

阎朝科就是凭着一股子干劲和精神，走到了“两河流域”，作了实地考察。

      同时，我们可以深切感受，中国考古工作者的“洛阳铲”，却远没有把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挖一个底朝天，相反，有些地下文物，被目不识丁的现代工程挖掘机挖了个底朝天。

       正如我们不能因一些国家的说三道四而中断对东海和南海主权的捍卫，我们不能因一些人的说三道四而中止对中华民族万年史的考证和探索。

      但是，我们在“御‘诋’于国门之外”、以坚实的出土等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论证的同时，首先要破除自己头脑中不自觉地“抵御”科学文明观、阻隔我们对中华民族万年史的考证和探索的一些“坚实的壁垒”。

       阎朝科，在他所著《谁是人类最早的文明——八千年中华有帝之国高庙太皞伏羲古国考》这本书中的第一章中，鲜明批判了人类文明三要素标准，固化和僵化了某些人的理念。他说，这并不是我们今天的“自作多情”。因为，早在此之前，就已经由西方的良知学者发起了质疑。

      对于对“万年级”的历史考证，因为仍然面临一个重大的困难，那就是史前的文字系统的不成熟，以及我们长期以来对文字所形成的依赖。我们的考古工作者，在对一个遗址的发掘和考察中，每每都是以急切的心态，寻找和发现相关的文字证据，来确认被发掘对象的“身份”。而史前的考古，没有文字的优势，从而要求我们把以文字作为确认工具的考证方法，转移到无文字证据的考证方法上来。

      所幸的是，高庙文化已经出现了一个人神系统的文字，从而使我们得以继续运用文字的考证方法。但是，很多的遗址的确是没有文字出土的，我们就不能固执地以文字作为确认工具，在文字缺失的情况下，让考证进入史前考古的“不可知”盲区。

      因此，我们要破除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事物的可知观点和联系的观点，以联系的方法，以更多的非文字的关联证据，来进行考证。

       对于中华民族万年史的考证和探索，并不表明我们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我们只不过是以考证来颠倒被“欧洲中心论”颠倒了的那个历史的真实。

      阎朝科的《自序》，为我们留下了诚挚的铮言。

二、执着探索的理念

       百万年的人类起源史，上万年的人类史前文明史，简称“上古历史文明”。杜钢建教授等一批专家学者，研究人类文明起源历史的全新学说，逐步引起人们关注，反映了大家的执着探索精神。

（一）马王堆汉墓

       时年，我还在原解放军长沙政治军官进修学院服役。一次，陪同我的姑父唐全保，到马王堆汉墓博物馆参观，有缘聆听讲解员为沈国放同志讲解，沾光受益。没有想到，从此在一个“山人”心中，布下了一粒爱好者的种子。

       1971年底，当地驻军在马王堆的两个小山坡建造地下医院，施工中经常遇到塌方，用钢钎进行钻探时，从钻孔里冒出了呛人的气体，有人用火点燃了一道神秘的蓝色火焰。被点燃的那神秘的蓝色火焰，让人感到恐惧和不解。最早接到消息的湖南省博物馆的侯良马上意识到，遇到的是一座古代墓葬，在湖南土话里把这样的墓叫作“火坑墓”。

       马王堆汉墓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利苍及其家属的墓葬，位于中国中部湖南省的长沙市。1972—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先后发掘了3座西汉时期墓葬。墓葬的结构宏伟复杂，椁室构筑在墓坑底部，由三椁、三棺及垫木所组成。木棺四周及其上部填有木炭，木炭外又用白膏泥填塞封固。墓葬内的随葬品十分丰富，共出土丝织品、帛书、帛画、漆器、陶器、竹简、印章、封泥、竹木器、农畜产品、中草药等遗物3000余件。此外，墓葬中还出土有保存完好的女尸1具以及中国迄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方剂书籍帛书《五十二病方》。

      马王堆汉墓的发现，为研究汉代初期埋葬制度、手工业和科技的发展及长沙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提供了重要资料。

       马王堆汉墓的保护价值，值得一提。

       早在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时，就曾经向中方讨要过马王堆汉墓女尸作为国礼，但当时引起了周总理的警觉，予以拒绝。而日方退而求其次，多次讨要女尸的头发以便进行研究，均被中方拒绝。

（二）炭河里文化

       2004年，炭河里遗址(宁乡炭河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湖南宁乡炭河里西周城址)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6年5月，国务院公布其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跻身国家文物局“十二五”期间7处大遗址保护项目之一。

        炭河里遗址是距今2970±50年的一处独立于西周王朝之外的地方国都城所在地;中国发现的不多见的一座西周城址;中国南方青铜文化中心之一，由此找到了破译“宁乡青铜器”之谜的钥匙;中国南方发现最重要的商周古文化遗址;炭河里遗址的科考成果和考古学文化产生了唯一商周时期的文化--炭河里文化，奠定了一个新的考古学平台;南方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及国家社会初期形成过渡的重要界标，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1938年4月，大禾人面方鼎，是宁乡县黄材镇龙泉村一位名叫姜景舒的农民到山上种红薯，一锄头挖出了后来成为国宝的四羊方尊（祭祀用品）。1959年，一位农民上山开荒种地，挖到了已发现的唯一以人面为主饰的商代青铜方鼎。1954年，湖南省博物馆成立，1956年省文管会将四羊方尊移交省博物馆收藏；1959年国庆10周年时，四羊方尊调往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并藏于此馆；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三）赤山岛旧石器遗址

       赤山岛位于湖南省北部益阳市沅江市西隅，地处洞庭腹地，是我国内陆湖泊中最大的岛屿，呈南北向长条形丘陵状。因途经新建南县至益阳高速公路，2015年7—8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进行了区域调查，先后发现10余处旧石器地点。2016年4月至9月，考古队对其中枫树嘴、虎须山和杨腊丘旧石器遗址进行了抢救发掘，揭露面积900平方米。3处旧石器地点彼此相距仅1—2公里，埋藏地貌、堆积状况和文化遗存等均基本相同，应是古人类同一时期活动留下的考古遗存，是一个由不同活动区构成的栖居系统。印象最深的是，在沅江市“洞庭博物馆”，看到了300万年前的犀牛骨化石。特别是沅江市原考古所刘所长谈到在赤山岛考察，一脚下去，踩在“樟抱腊”树旁的石头上，从而挖掘形成湖南赤山岛文化遗址30万年前的发现，以及逐步深入湖南西洞庭盆地，考古发现70万年人类文化的遗迹。

      关于考古拓展深度情况，2019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首届万年中华文明国际研讨会，杜钢建、王大有、卞伟光、章越琴、朱奎、李洪、陶松林等一批专家学者，向大会提交了25个方面的研究课题与近几十年的考古新发现成果，引起大家的思想共鸣（网上可以查阅）。

三、砥砺前行的精神。

（一）砥砺奋进。

      什么叫砥砺前行？阎朝科是激励我写这篇文稿的最大动力。

     因为，他就是不畏艰难险阻，砥砺奋进者之一。采撷他的《自序》，仍然令人感动。

“卖掉房子，背个低档数码相机，从远隔大洋的印度尼西亚开始，踏上越南的吉婆岛，进入广西的白莲洞，追寻着高庙文化的踪迹一路北上，到达高庙文化的热土内蒙古红山。8年的艰苦田野考察和研究，破译出高庙“帝”、“君”、“酋”等63个成熟文字，伏羲易理八卦，绝地通天建木天梯祭祀中心、神农炎帝丁王城，蚩尤王城……，发现2005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距今7800年的湖南怀化高庙文化遗址，以及以它为代表、遍布全国以及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西亚两河流域诸地的高庙文化遗址，是史上传说的古帝伏羲女娲神农炎帝及其太皞伏羲国的遗存。这个为《史记》所腰斩的黄帝之前的“有帝之国”，是比世界最早文明苏美尔文明早2300年、并开创了苏美尔文化、中期虽然不如苏美尔辉煌、最后却不像苏美尔那样中断、一直接续到黄帝时代并发展至今的伟大的人类文明。这一研究或将中国文明史从国际学界公认的1500年前推至8000年，或将世界文明史从距今5500年的苏美尔前推至距今8000年的高庙。”

      阎朝科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乘游艇到吉婆岛，考察一处作为景点开放的旧石器时期的贝丘遗址，当我搭乘一辆摩的离开镇子向后山驰去的时候，才发现一路上只有我和摩的司机。当时，胆战心惊地在他身后盘算应对不测事件的对策。最后，在那个在丝丝雨线中载我到那个空无一人的深山老林之中的贝丘遗址的摩的哥，竟然没有在那个很适合进行不测行为的环境中，对我有半点不轨的动作。因此，在他搭乘我返回港口的时候，我付了他加倍的钱，并用相机留下了他的笑容。”

（二）高庙文化吸引了一批人。

       2019年２月26日至３月４日，湖湘文化“一带一路”文旅研学人员，在刘昭晖的率领下，由谭卓越、刘永平、卢文锦、雷文俊、谭玉英等20余名成员随行。用６天5晚时间，驱车二千多公里，从聆听杜钢建教授提出“世界文明源自大湘西地区，是人类上古文明的发源地”，到“寻找高庙遗址”，进行实地考察学习，感慨很深。虽然这次我没有参与研学，但一直紧密跟踪。

       尔后，谭玉英形成《探究上古文明源头——走近湘西苗寨的文旅札记》，笔者参与编辑，由《湖南名人网》刊载。

      因为，杜教授对湖湘文化的新发现，形成了新的学派。他以史籍说文化，以考古成果解读文明，发现文明源头在中国，而且就在我们大湘西的研究成果，引起了许多企业家和旅游爱好者的兴趣，形成了传播湖湘文化的焦点和高点，这对于新时期文化兴邦、文化兴湘，提供了极大的机遇和挑战。

       2025年1月6日，笔者与田铁武相见时，还有杨绍福老师陪同。他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在改革开放时期，曾经到深圳、海南等前沿之地历练，堪称多见多闻。我们在一起讨论湘西五溪巫傩文化时，他充分肯定，越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人和事，越是具有生命活力。田铁武是新时期难得的一位、世代相传下来的巫傩文化传承人。尔后，杨绍福招呼笔者，随他安排的车辆前往安江镇，参观怀化洪江市的高庙遗址。返回后，田铁武为笔者提供了不少有关高庙考古发掘的历史文化资料。

       例如，中国上古人类天圆地方宇宙观产生的时间竟如此之早，远远超出人们以往的想象，突破了史学界广泛认同的5000年前黄河流域古代先民所创的观点。

      高庙文化先民还发明了太阳历和八卦。他们首创的等分八角星图像，实际上是表述月投影周年变化过程的一个缩写符号，可作测定四时的仪器来制作太阳历。上古八卦的实质是根据时间和空间（方位）的变化来推衍物像的变化，故这种八角星图也是最原始的八卦图形。

      特别是有些飞鸟图像，在两个羽翅上均载着太阳。这样的鸟，只见于中国上古时期的神话。高庙文化陶器的凤鸟载日图像，是神话故事“日载于乌”的生动写照。

      在一次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先秦史学易道研究会会长马宝善认为，高庙文化值得怀化人、湖南人乃至中国人骄傲，出土的上万件文物跨越了7000余年，引人注目。

      已故的文化人类学家、湖南省文史馆馆员林河曾说，在高庙遗址挖掘出了60余个“世界之最”，高庙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一座里程碑，也是世界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座丰碑。

      高庙文化遗址的研究结果表明，居住在以沅湘流域和洞庭湖区为中心，包括鄂西、黔东和桂江、西江流域，以及粤北至环珠口（包括香港、澳门）广大地域的高庙文化先民，是当时中华大地上势力最为强盛的远古族团。

     《湖南日报》记者肖军、黄巍及通讯员周圣华，2006年采访后，曾以《“高庙文化”颠覆传统认知》为题作了报道。

（三）管窥由近及远的探索。

      中共中央政治局2020年９月28日，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当今中国正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进行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创新。我们的实践创新必须建立在历史发展规律之上，必须行进在历史正确方向之上。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尤其对于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可以说，洞开了人类发展史研究的春天，将人们的视野，拓展到了超过百万年的时空境界。

      回眸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采取的是一种由近及远的战略。据阎朝科在2015年概括，采撷如下：

      近年，随着一些万年左右的考古发现的问世，炎黄子孙对中华民族万年史的遐想和探索开始了：

      1992年10月7日，台湾《联合报》发表了题为《联合海峡两岸学者，史式要编“中华民族史”》的报道。后来，史式与海峡两岸100名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联名发起重写中华万年古史的倡议。

      1996年，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 “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经过4年的奋战，确认了二里头为夏朝的国都，发布了《夏商周年表》。

      2004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进入第一阶段，对可能与“黄帝”有关的河南灵宝西坡遗址、与“尧”时代吻合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可能是“禹都阳城”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和可能是“夏启之居”的河南新密新砦遗址等距今3500—4500年中原地区的文化和文明形态进行了综合研究。

      2006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入第二阶段，年代向上延伸到距今5500年，空间范围由中原地区扩展到文明化起步较早、资料丰富的黄河上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及西辽河流域的良渚、石家河等史前文化。

      2011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入第三阶段，重点围绕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现代科学技术应用与支撑研究、文物保护与展示关键技术研究开展工作。计划2015年结束。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采取的是一种由近及远的战略，探索的是距今5500年以降的中华文明史。

       与此相对应，本书的研究正好接续了这个历史的过程，为距今5500年以上的历史找到了一个大致框架，这个框架，就是这一时期的主流文化——高庙文化。

       他说，但愿《谁是人类最早的文明——八千年中华有帝之国高庙太皞伏羲古国考》这本书的考证，能为探源工程的第四阶段提供一个探索的线索，为中华民族万年史大厦的构建，呈上一块引玉之砖。

……

       沉醉探索“谁是人类最早文明”的艰辛者们，有利于擦亮高庙遗址文化名片。

因为，高庙遗址的考古发掘，是追溯中华文明根脉的重要实证。

       7800年前，怀揣着对天地的敬畏，高庙先民在这片土地上开启了对未知的探索。其创造的灿烂文化，真实地反映了他们对社会与自然的认知能力。诸多初创与发明，在同时期中国南北方各区域史前文化遗存中，前所未见，是研究中国上古人类思想史、艺术史、自然科学史起源和发展弥足珍贵的宝库。

       特别是对我们解读世界文明起源，探索地外文明，暗物质文明，量子文明（纠缠交集）与外星文明方面，有助于解放思想，也完全符合世界智慧科学院人体科学研究院的研究方向，符合国家空间科学中长期发展规划，并为此添砖加瓦，贡献一份力量。

2025年4月6日

      （胡玉明，笔名“七溪山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级政工师、中华文化促进会传统文化委员会聘为文史导师、世界智慧科学院院士）

编辑：李顺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