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神来之笔，源于情报的正确分析巧妙运用
在波澜壮阔的军事历史长河中，四渡赤水战役犹如一颗璀璨耀眼的星辰，闪耀着独特且永恒的光辉。它不仅是一场以毛 泽东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经典战例，更是毛 泽东军事生涯里当之无愧的 “得意之笔”，在整个中国革命战争史上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这场战役的辉煌胜利，与毛 泽东善于做情报分析、正确巧妙运用情报有着千丝万缕且至关重要的联系。古往今来，“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一直是兵家奉为圭臬的准则，毛 泽东作为熟读兵书的杰出军事家，自然深谙此道，对情报工作的重视与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四渡赤水战役便是最好的例证。
当时，中央红军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局势，蒋介石为将中央红军彻底围歼在川黔滇边区，调集了多达 148 个团约 40 万人的兵力，进行围追堵截，而中央红军仅仅只有 3 万余人，敌我双方的兵力对比达到了悬殊的 10:1 以上。在这样的劣势之下，情报就如同黑暗中的明灯，能够为红军照亮前行的道路，指引正确的方向。
战役伊始，军委二局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个极机密且重要的单位，虽然只有几十个人，但他们凭借小功率的电台收报机，在长征途中一路不间断地收听各路国民党军的电报，成功破译了敌人千变万化的各类密码 860 多种，从而摸清了蒋介石 “围剿” 红军的战略部署，使得红军对敌人的一举一动都能掌握得清清楚楚。这无疑成为了红军领导人的 “千里眼” 和 “顺风耳”，为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情报工作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出现过波折。就拿土城战役来说，那是毛 泽东重新回到红军领导岗位后亲自指挥的第一个战役，原本计划根据所获情报，乘追敌突出冒进且兵力不多（当时以为敌只有 4 个团）的有利时机，集中主力诱歼敌人，解除后尾威胁，然后全力北上打开渡江道路。可战斗过程中，红军从俘虏的番号里发现情报有误，川军实际不是 4 个团 6000 多人，而是 6 个团万余人，还有后续部队，且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致使这场战役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红军陷入了极为被动的局面。
但毛 泽东并未因此而气馁，反而迅速从不利战局中寻找有利因素，凭借着对情报的深入分析和准确判断，当机立断作出新的决策，带领红军西渡赤水，脱离绝地，为后续的行动创造了可能。这也恰恰体现了毛 泽东对待情报的正确态度，不拘泥于既有情报的表象，而是能够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作战计划。
在后续的二渡、三渡、四渡赤水过程中，毛 泽东更是将情报运用得淋漓尽致。比如，利用掌握的情报洞悉敌军内部矛盾以及各路军阀 “各怀心思” 的特点，知道只要红军不进入他们的地盘，他们便不会拼命，于是巧妙地制定出佯攻、穿插、迂回等一系列战术。通过派出小股部队佯装主力，制造各种假象，迷惑敌人，让蒋介石及其麾下部队摸不着头脑，晕头转向，疲于奔命，而红军则能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寻得生机，一次次跳出包围圈，最终实现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川、滇、黔的狂妄计划。
可以说，四渡赤水战役的每一次渡河、每一次战斗转折，都与情报工作紧密相连，毛 泽东善于做情报分析、正确巧妙运用情报的能力，在这场战役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成为了战役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也为后世留下了光辉且值得深入研究学习的军事指挥典范。
二、第五次反 “围剿” 失利后的严峻局势
（一）反 “围剿” 失败与长征开端
1934 年 10 月，第五次反 “围剿” 失利，这成为了红军长征的直接导火索。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以及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先是采取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后又转为保守主义的防御战略，致使红军在反 “围剿” 作战中屡屡受挫，苏区范围也不断缩小。
在江西省广昌进行的决战里，中央红军损失惨重，形势变得极为危急。尽管中革军委曾尝试派出红 7 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红 6 军团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等举措，意图调动国民党 “围剿” 军，减轻中央苏区压力，但最终都未能达成目的。
随着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域发起进攻，并迅速占领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红军的机动回旋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在苏区内打破国民党军 “围剿” 已然无望，于是被迫开启了战略性转移，踏上长征之路。
长征初期，中央红军携中央、军委直属队以及第 1、第 3、第 5、第 8、第 9 军团，共计 8.6 万余人，从江西省瑞金、古城等地出发，计划前往湘西地区同红 2、红 6 军团会合。一路上，红军要冲破敌人设置的多道封锁线，战斗异常激烈且艰难。
在湘江战役中，红军更是遭遇重创。面对国民党军凭借湘江构筑的第四道封锁线，尽管红军战士们浴血奋战，在脚山铺、新圩、光华铺等地展开顽强阻击，可由于地形不利以及装备差距等因素，红军付出了巨大牺牲。经过五天五夜的苦战，虽然最终成功渡过湘江，但兵力却从出发时的 8.6 万人锐减至 3 万人，而且后续仍面临着前有埋伏、后有追兵的严峻局势，敌人 40 万大军正逐步缩小包围圈，企图将红军彻底围歼，红军的处境可谓是危在旦夕。
（二）遵义会议 —— 转机初现
1935 年 1 月，中央红军占领了贵州的遵义，这一占领有着重大意义，随后在此召开的遵义会议更是成为了拯救中国革命的关键转折点。
遵义会议的召开有着深厚的背景，在长征过程中，广大干部、战士眼见第五次反 “围剿” 开始以来红军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这与前四次反 “围剿” 胜利发展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照，大家逐渐意识到这是排斥以毛 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军事指导方针所导致的结果。许多干部早就在中央根据地时，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了怀疑与不满，随着作战的不断失利，这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到湘江战役之后更是达到了顶点。
在这样的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然成熟。出席遵义会议的人员众多，包括毛 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等政治局委员，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等候补委员，以及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 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 小平，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中，先是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 “围剿” 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将失败原因归结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强大以及白区和各苏区斗争配合不够等，却不承认主要是自身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严重错误而造成的结果。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主动承担责任并诚恳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而后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 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 “左” 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 泽东更是作了长篇发言，切中要害地分析和批评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以及此后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王稼祥在发言中也对博古、李德的错误进行批评，支持毛 泽东的正确意见，其他多数与会同志也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认同毛 泽东等人提出的提纲和意见，仅有个别人为博古、李德的错误辩解，李德本人坚决不接受批评。
最终，遵义会议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增选毛 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 “围剿” 的总结的决议》；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 “三人团”，仍由朱德、周恩来作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不久，在常委中重新进行分工，由张闻天替代博古负总责，以毛 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不过，尽管毛 泽东重新回到了军事指挥岗位，但当时红军所面临的局面依旧极为严峻。从地理形势上看，北边是长江天堑，有川军的十个旅和上官云相的两个师在把守；东边是湘军的四个师；南面是中央军薛岳的八个师；西面是滇军的四个旅，而且在遵义的周围还有王家烈的黔军将中央红军团团围住，敌军的合计兵力在 40 万左右，而中央红军仅仅只有 3 万人，并且还处于缺衣少粮、枪 支弹药补给不足的艰难状况，在这样敌众我寡、物资匮乏的情况下，红军要想突破重围、寻找生机，无疑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三、一渡赤水 —— 情报失误下的果断决策
（一）北渡长江计划与土城之战
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结束后，中央红军制定了北渡长江，同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计划先拿下土城和赤水县城，然后从泸州到宜宾一带的渡口渡过长江。
1 月 24 日，林 彪率领的红一军团顺利进抵土城，黔军刘翰吾部闻风而逃，未作抵抗。之后，其他军团和中央直属纵队也陆续抵达土城。与此同时，川军名将郭勋祺率领的部队尾随而来，红军根据截获的情报，判断敌军只有四个团的兵力。当时，在红军各级指挥员眼里，川军与不堪一击的黔军 “双枪兵” 相差无几，内部四分五裂，矛盾重重，普遍吸食鸦片，纪律涣散，战斗力衰退，所以大家觉得可以集中兵力打一场歼灭战，给北渡长江创造有利条件。
于是，中革军委决定在距土城 3 公里外的青杠坡集中红三、红五军团的优势兵力，合围夹击，歼灭尾随而来的郭勋祺部。1 月 28 日凌晨，青杠坡战斗正式打响，可实际交战起来，红军却发现情况不对。敌人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 “战斗力全无”，节节败退，反而作战风格极具攻击性，战斗力极其强悍，凭借有利地形拼死顽抗，红军官兵拼死争夺，往复冲杀，战斗异常激烈，双方陷入胶着状态，成了一场名副其实的 “拉锯战”“消耗战”。
更为严重的是，红军从俘虏的番号中发现原来的情报有误，川军不是 4 个团 6000 多人，实为 6 个团万余人，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且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据当时军委总部任作战参谋的孔石泉同志回忆，是把敌人电文中的 “旅” 翻译成了 “团”，导致对敌人兵力估计不足。面对这种不利局面，红军陷入了极为被动的处境，北渡长江的计划也受到了严重影响。
（二）西渡赤水 —— 及时止损
土城之战的局势对红军越发不利，敌人越打越多，且攻势猛烈，已经打到了红军中革委指挥部前沿阵地。在这危急时刻，毛 泽东当机立断，果断命令陈赓、宋任穷率领军委纵队干部团发起反冲锋，干部团的战士们个个训练有素，一阵猛打猛冲后，敌人被打得狼狈逃窜。
随后，毛 泽东紧急召集中央政治局几位领导人开会，分析当前形势，研究下一步行动方案。鉴于已经无法实现北渡长江的计划，为了避免被敌人围歼，毛 泽东毅然决定迅速撤出战斗，命令红军西渡赤水河，向川南古蔺、叙永地区转移。1 月 29 日，红军在土城、猿猴两地一渡赤水，成功脱离了战场，拉开了四渡赤水战役的序幕。
这一决策充分展现了毛 泽东在面对情报失误、战局不利时，能够迅速调整作战方案，从不利中寻找有利因素，及时止损的卓越指挥能力，也为后续的行动保留了有生力量，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四、二渡赤水 —— 巧用情报，出其不意
（一）进攻叙永受阻与局势变化
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后，原计划是先向南再转而向西，进到古蔺西南地区，视机从宜宾上游北渡长江。1935 年 2 月 2 日，红军向叙永县城发起猛攻，然而这座县城却成了一块难啃的 “硬骨头”。叙永四面环山，永宁河穿城而过，将县城分为东西两城，东城相对容易攻取，但西城城垣较高，多为石建，是易守难攻的典型。当时川军教导师第 1 旅一个团外加第 2 旅两个连在此驻守，并且早在红军到达黔北时，川军就已经加强了叙永的防守。
红军虽然攻势猛烈，城外守军在冲击下很快溃败退回城内，红军部队也迅速占领了西城门外的望城坡等高地，将西城包围。但从 2 月 2 日拂晓开始的攻城战斗，进行得极其艰苦。红军官兵分成多个战斗小组，在火力掩护下架设云梯强行登城，可守城的川军和民团凭借坚固城墙，用猛烈的火力，以及马刀、刺刀、钩镰枪、石灰罐等拼命抵抗。红军多次强攻，均遭敌军火力压制，未能成功破城。第二天，红军继续组织强攻，林 彪亲临城外指导师长陈光组织攻城，红军战士们奋力登城，多次冲锋却依旧无果。
到了夜里，红军本想利用暗夜掩护攀城而入，可狡猾的国军防守部队早有准备，他们强迫城内百姓手持各种照明工具站在城墙上帮助防守，一时间城头灯火通明，使得红军的偷袭计划也只能无奈放弃。就在红军奋力攻城想要打通北上通路时，川军大部队也没闲着，川军南岸总指挥潘文华获悉红军猛攻叙永城后，立刻命令陈万仞、范子英、郭勋祺分别率部共 8 个旅和周成虎警卫大队向叙永城及其附近地域堵截。
此时的红军，前路被堵，追兵又至，陷入了极为危险的境地。继续强攻叙永，显然已无可能，而若不及时改变计划，很可能就会被敌人包饺子，全军覆没。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为了免于全军覆没，中革军委审时度势，不得不再次修改战略计划，放弃在叙永一带北进的计划，向云南东北部转移。
（二）走回头路，重占遵义
转移到云南扎西地区后，毛 泽东展现出了他卓越的洞察力和对战场形势的精准把控能力。当时各路敌军蜂拥堵截，蒋介石判断红军仍将北渡长江，急令川南 “剿总” 潘文华等部从不同方向对红军形成夹击之势，妄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川滇黔三省交界地区。
但毛 泽东深知，虽然敌军来势汹汹，但他们内部其实各怀心思，比如川军、滇军等地方军阀，只要红军不进入他们的地盘，他们便不会拼命。而且在之前与各路敌军的交战过程中，也发现王家烈的黔军相对来说是最好打的。于是，毛 泽东天才般地提出了一个让很多人都十分不解的计划 —— 走回头路，往东渡过赤水河，重新占领遵义。
这一决策看似出人意料，实则蕴含着深刻的军事智慧。为了隐蔽东进的企图，给敌人造成错觉，红军采取了一系列巧妙的佯动措施。一方面，派出红 9 军团一部向进至扎西以南大湾子的滇敌实施攻击，让敌人误以为中央红军有向西机动、西渡金沙江的趋势；另一方面，安排红 5 军团 1 个团伪装成红军主力，向温水开进，佯装北向四川，吸引敌军的注意力。
在成功迷惑敌人后，1935 年 2 月 18 日至 20 日，中央红军抓住时机，由太平渡、二郎滩等地迅速东渡赤水河。渡过赤水河之后，红军又派出一小队人马去佯装攻打赤水县城，大张旗鼓地造成要从赤水县城一路向北渡过长江的假象，进一步扰乱敌人的判断。而红军的主力则马不停蹄地朝着遵义方向进军。
当时，桐梓是黔北入川的门户，也是四川南下遵义、贵阳的必经之地，所以红军必须先拿下桐梓。2 月 24 日，红 1 军团袭占桐梓，黔军弃城而逃，援军退守娄山关。娄山关地势险要，雄踞大娄山脉中段，海拔 1400 多米，四周崇山峻岭，峭壁如林，川黔大道从中盘旋而过，素有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之说，是兵家必争之地。
黔军吸取了之前被红军破关的教训，在关口部署了重兵守关。红军为隐蔽南进企图，在发起娄山关战斗前，先以红 5 军团一部向温水攻击，让川敌误以为红军要北渡长江，不敢倾尽全力尾追，从而减少了红军南进的后顾之忧。2 月 24 日拂晓，红三军团先头部队第 13 团，从北向南对娄山关之黔军发动猛攻，经过激战，于当日晚攻占娄山关，占领了制高点 —— 点金山。这一胜利，为中央红军攻占遵义和打击来援的吴奇伟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随后，红军乘胜追击，没费多大的力气就把王家烈从遵义又撵了出去，成功重占遵义，还缴获了大量的军用物资，得到了宝贵的休整机会。毛 泽东也在此情此景下，挥笔写下了那首气势磅礴的《忆秦娥・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这一场回师东进、二渡赤水的精彩行动，充分体现了毛 泽东善于利用情报、巧妙把握敌军心态、灵活制定战术的高超军事指挥艺术，让红军在看似绝境的情况下，成功扭转了局势，重新掌握了一定的战场主动权。
五、三渡赤水 —— 在分歧中精准判断
（一）鲁班场之议与分歧出现
中央红军在遵义经过短暂休整后，蒋介石又迅速调兵遣将，组织起新一轮的围堵。此时，摆在红军面前的军事决策变得尤为关键且艰难，而内部对于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方向，也就是攻打打鼓新场还是鲁班场出现了较大的分歧。
当时，多数人主张攻打打鼓新场，原因很简单，打鼓新场的王家烈黔军相对来说比较好打，经历了之前与各路敌军的交战，红军深知黔军的战斗力与其他敌军相比稍弱一些，大家觉得攻打打鼓新场可以较为轻松地取得一场胜利，补充物资、提振士气。而且在众人看来，这是一个相对稳妥、胜算较大的选择，毕竟当时红军处境艰难，每一次战斗都要尽可能确保胜利的把握更大一些。
然而，毛 泽东却有着与众不同的看法，他力排众议，坚决支持攻打鲁班场。在毛 泽东眼中，虽然鲁班场有着周浑元的中央军驻守，装备精良、工事坚固，看似一块难啃的 “硬骨头”，但从整个战略局势来分析，攻打鲁班场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尽管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他的这一主张，觉得这是在逆势而为，可毛 泽东却凭借着对全局的深刻洞察以及对各方情报的精准把握，坚信这一决策的正确性。
这场分歧在红军内部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每一个决策都关乎着红军的生死存亡，每一种观点的背后都承载着巨大的责任与压力，而最终的抉择也变得万分艰难。
（二）放弃鲁班场，再渡赤水
面对众人几乎一边倒的意见，毛 泽东深知如果按照攻打打鼓新场的方案执行，很可能会让红军陷入敌军精心布置的包围圈，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在会议上据理力争，甚至不惜以 “总政委辞职不干” 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凸显出他对正确决策的执着与坚持。
会后，毛 泽东并未放弃，他连夜找到周恩来和朱德，详细阐述自己的分析和判断，指出攻打鲁班场对于调动敌军、打乱敌人部署以及为红军后续行动创造有利条件的重要性。最终，在他的不懈努力下，说服了二人，并在第二天的会议上，由周恩来出面说服众人，放弃了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转而集中兵力，朝着鲁班场的国民党中央军发起猛烈进攻。
战斗打响后，红军奋勇作战，与敌军展开了激烈交锋。而国民党方面也急忙调遣周围的国军迅速赶往鲁班场增援，企图一举将红军歼灭在此。就在国军增援部队匆忙赶路之时，毛 泽东又一次展现出了他那超乎常人的军事敏锐性和灵活应变能力，果断下达命令，放弃鲁班场，全军从茅台渡口再次渡过赤水河，这便是三渡赤水。
这一系列决策和行动，充分体现了毛 泽东不局限于眼前战况，而是依据情报，高瞻远瞩地把握整个战场局势，巧妙地利用敌军的动向，灵活调整作战计划，在看似被动的局面下，一次次为红军寻得生机，创造主动出击的机会，彰显出他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六、四渡赤水 —— 迷惑敌军，跳出包围圈
（一）疑兵诱敌与隐藏主力
三渡赤水之后，毛 泽东再次展现出他卓越的军事谋略，巧妙地运用情报，导演了一出迷惑敌军的好戏。他命令红军全体隐藏在赤水河旁边的树林之中，悄然蛰伏，就如同一只收起利爪、屏息静气的猎豹，等待着最佳的出击时机。
与此同时，派出一个团的兵力，伪装成红军的主力部队，大张旗鼓地朝着古蔺县城进发，一路上故意拉开行军间距，旗帜招展，还四处散发传单，营造出一种即将要大规模进攻古蔺县城，进而北渡长江的浩大声势。
蒋介石那边呢，通过各种渠道得知了这一 “动向”，他深信不疑，觉得红军果然还是要按照之前的意图北渡长江去与其他部队会合，当下便调遣国军朝着赤水河以西火速追赶，一心想着在红军渡江之前将其拦截围歼。就这样，毛 泽东仅仅用一个团的疑兵，便成功地牵动了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为红军后续的行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二）急速折返，东渡赤水
就在蒋介石的部队被调往赤水河以西，一路紧追 “红军主力” 之时，毛 泽东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战机，果断下达命令，全体红军人员立刻、马上、迅速地折返向东，要求在 20 日夜，由二郎滩至临坍地段渡过赤水河。
这一命令看似简单，实则需要对敌军的心理、部署以及行动节奏有着精准无比的把握。红军战士们闻令而动，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无声息却又迅速有序地朝着既定地点进发，宛如一条灵动的游龙，在敌人的包围圈缝隙间穿梭自如。
当蒋介石还在做着围堵红军于长江边的美梦时，红军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四渡赤水这一神来之笔，彻底打乱了敌人的部署，跳出了包围圈，让原本看似密不透风的包围圈出现了巨大的漏洞。整个过程中，红军行动的灵活多变以及毛 泽东对情报的巧妙运用，堪称军事指挥艺术的经典范例，凭借着对敌军情报的准确掌握，红军牢牢地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向着胜利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七、四渡赤水胜利的意义与毛 泽东情报运用的启示
（一）战役胜利的深远影响
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有着多方面极其深远的影响，堪称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
首先，它成功粉碎了国民党妄图围歼中央红军的狂妄计划。当时蒋介石调集了多达 148 个团约 40 万重兵，在川黔滇边精心布置包围圈，企图将中央红军 3 万余人一举消灭。然而，毛 泽东凭借着对情报的精准把握和巧妙运用，指挥红军四渡赤水，灵活机动地穿梭于敌军的重重围堵之间，使得国民党军晕头转向、疲于奔命，最终红军彻底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让蒋介石的围歼计划彻底落空，为红军保存了珍贵的革命核心力量，为后续的革命斗争保留了有生力量。
其次，这一战役巩固了毛 泽东在党和人民军队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虽然确立了毛 泽东的领导地位，但当时党内军内仍有部分同志对他那高度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不太理解、存在疑虑。而四渡赤水战役中，毛 泽东一次次做出正确决策，带领红军化险为夷、转败为胜，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其军事指挥才能的卓越超群，让广大指战员更加信服，也进一步稳固了他在党内和军队中的核心领导地位，使得全军上下能够更加团结一致地听从指挥，为后续的长征以及革命事业的推进奠定了坚实的领导基础。
再者，四渡赤水战役还极大地丰富了毛 泽东思想，尤其是在军事战略战术方面。这场战役中所展现出的依据敌情变化及时调整作战方向、灵活把握和转换作战形式、巧妙变换和运用虚实行动等一系列军事指挥艺术，成为了毛 泽东思想中关于军事斗争的生动实践案例，为后来的军事理论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也为我军在面对各种复杂战争局势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范例，让我军在战争中能够更加从容地应对不同情况，灵活制定战略战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
总之，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无论是在当时挽救红军、扭转革命局势上，还是在对后续的军事指挥、革命发展等长远影响方面，都有着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情报运用的宝贵经验
毛 泽东在四渡赤水过程中对情报的运用，给我们留下了诸多宝贵经验，即便放在现代军事指挥等诸多领域，依然有着深刻的启示作用。
一方面，毛 泽东善于做情报分析，有着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能力。在当时复杂的战争环境下，情报来源繁多且真假混杂，比如在土城战役中，最初获取的情报显示敌军只有四个团的兵力，可实际交战才发现是情报有误，敌军实为六个团且还有后续部队。但毛 泽东并未被这一错误情报完全误导，而是在战斗过程中迅速根据实际情况重新分析判断，通过俘虏的番号等蛛丝马迹察觉问题所在，进而当机立断做出新决策，带领红军西渡赤水，脱离险境。在后续的各次行动中，他也始终对情报保持谨慎态度，不盲目相信表面信息，而是深入思考、综合判断，从众多情报中提炼出真实可靠、有价值的内容，以此作为制定作战计划的依据。
另一方面，毛 泽东能够巧妙地利用情报把握敌军内部矛盾以及各方心态。他深知国民党军虽然人数众多，但各路军阀各怀心思，都想保存自身实力，只要红军不进入他们的地盘，他们便不会拼命。于是，毛 泽东巧妙地制定出佯攻、穿插、迂回等一系列战术，借助掌握的情报洞悉敌军动向，通过派出小股部队佯装主力，制造各种假象，如在三渡、四渡赤水时，一会儿佯装北渡长江，一会儿又营造进攻古蔺县城的声势，让蒋介石及其麾下部队摸不着头脑，被红军牵着 “鼻子” 走，成功地调动了敌人，打乱了敌军部署，使得红军能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寻得生机，跳出包围圈。
这些情报运用的方法和经验启示着我们，在军事指挥或者其他竞争领域中，情报工作至关重要。要重视情报收集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同时更要有对情报进行深入分析和合理运用的能力，善于从复杂的信息中挖掘出关键内容，把握对手的心理和特点，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策略，从而掌握主动权，赢得最终的胜利。
供稿：陈飔 涂彦
编辑：李顺萍 李锦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