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军能量岛
义和团的神话化，本质上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文化身份焦虑」的缩影。柯文引用教育家蒋梦麟的回忆：「洋人既是天使，也是魔鬼」——这种矛盾心理贯穿整个20世纪 。
2025年9月15日，美国汉学家柯文（Paul A. Cohen）在波士顿逝世，享年91岁。作为「中国中心观」的旗手和《历史三调》的作者，他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揭示了历史叙事背后的深层文化矛盾——当一场农民 运动被反复改写为「反帝爱国」或「迷信暴民」时，真正的历史反而隐入迷雾。
一、历史学家为何制造神话？
在柯文看来，即使是最严谨的学者也可能无意识地参与神话建构。例如，wenge时期对义和团的宣传虽引用史料，却刻意省略红灯照的「法术」、义和团「刀枪不入」的迷信本质，甚至断章取义地将「视死如归」与「神附体」割裂。这种「选择性真实」并非谎言，而是通过拼凑史料强化某种政治叙事：义和团被塑造成「反帝先锋」，其落后性被掩盖，成为批判现实的工具。
但柯文提醒：神话并非完全虚构，而是现实需求的投射。当西方被视为侵略者（如庚子事变），义和团的抵抗被歌颂；当西方代表现代化（如改革开放），其破坏铁路的行为又遭批判 。这种矛盾心态，正是理解义和团神话的关键。
二、历史与神话的永恒博弈
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学界试图剥离义和团的政治标签。学者薛衔天对黑龙江canan的重新考证、王致中对红灯照「革命化」形象的解构，都标志着历史研究向实证回归。但柯文指出，新文化运动的「迷信」标签与20世纪20年代的「反帝」美誉，仍是难以挣脱的枷锁。
科学主义困境：将义和团的宗教仪式斥为「迷信」，实则忽视了这些活动对底层民众的心理支撑——在旱灾与压迫交织的年代，「降神附体」不仅是信仰，更是反抗的精神武器 。
民族主义悖论：「反帝爱国」的标签简化了义和团的复杂动机。事实上，其成员既有仇恨洋教的农民，也有被清廷利用的投机者，甚至包含对现代化的盲目排斥。
柯文尖锐地指出：当历史研究被「科学」或「爱国」的宏大叙事绑架，真正的历史细节反而被消解。
三、西方镜像中的中国认同困境
当西方是侵略者：义和团被塑造为民族英雄。例如，1955年东德归还义和团旗帜时，周恩来强调其「反侵略精神」。
当西方是现代化标杆：义和团又被视为「落后象征」。胡适等人认为，其排外行为暴露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缺陷 。
这种摇摆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如何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保持文化主体性？柯文认为，义和团的复杂性恰恰反映了近代中国「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撕裂。
四、柯文的启示：超越非黑即白的历史观
柯文的《历史三调》提出，历史可分为「事件」「经历」「神话」三个维度。对义和团而言：
事件：1900年的暴力冲突、八国联军侵华等客观事实。
经历：拳民的信仰体验、教民的恐惧、普通百姓的生存挣扎。
神话：后世根据不同需求塑造的「反帝先锋」或「愚昧暴民」形象。
他强调，历史学家的使命不是消灭神话，而是揭示其生成机制。例如，wenge时期的义和团叙事服务于阶级斗争，80年代后的批判则呼应了现代化诉求。唯有承认历史解释的多元性，才能避免陷入新的神话陷阱。
结语：在矛盾中寻找真实
柯文的逝世，让我们再次审视历史研究的本质。义和团的「神话迷雾」从未消散，因为它触及了中国近代化最敏感的神经。正如柯文在《历史三调》中所言：「历史的真相，往往藏在不同叙事的裂缝之中」。当我们学会在「反帝」与「排外」、「爱国」与「愚昧」的张力中理解历史，或许才能真正接近那个复杂而真实的义和团。
编辑： 李顺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