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敬东（弘羲子）

摘要

      作为长江文明四要素理论的提出者，笔者立足长江流域考古实证与文明起源阶段论，以“时间优先性、技术原创性、系统科学性、文明奠基性”为核心筛选原则，构建“制陶（材料与工艺系统）、陶符（原始符号系统）、祭坛（信仰与权力中心）、稻种（zhòng）（生物农业系统）”的四要素体系，并明确排除玉文化与青铜器的核心要素引用。本文从理论原则、考古实证、实用价值、跨时代意义与国际适配性五个维度，系统阐释排除逻辑：玉文化本质为物理加工的区域信仰载体，缺乏跨区域辐射的系统性技术与社会功能；青铜器存在时间滞后性（晚于长江文明起源阶段两千余年）与技术非原创性（源于黄河流域文化融合），不符合要素“溯源性”与“开拓性”要求。研究表明，四要素的选择与排除，既契合人类文明源流的科技选择规律，又遵循综合技术进步论的普及性原则，且通过考古检测技术的多维度验证，具备坚实的实证基础与专业的学术支撑，为文明起源研究的本土化理论构建提供了可借鉴的分析框架，同时兼顾国际通论性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共性规律。

关键词

长江文明；四要素理论；玉文化；青铜器；文明起源；技术原创性；考古检测

一、引言：文明要素的本土化重构与问题提出

1.1 研究缘起

      长期以来，西方文明“青铜—文字—神庙/城市”三要素范式主导着全球文明起源研究，该范式以金属冶炼、文字体系、城市聚落为核心标志，本质上是基于西亚、地中海文明发展脉络的理论总结。然而，当这一范式应用于中华文明研究时，其本土化适配性问题日益凸显——长江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独立发源地，其文明起源与发展路径显著区别于西方及黄河流域：未以青铜为早期核心技术，却在制陶、稻作农业领域形成系统性原创成就；未形成类似西方的城市聚落模式，却以祭坛为核心构建了“天人合一”的社会组织体系。

      作为长期深耕长江文明研究的学者，笔者基于玉蟾岩、彭头山、高庙、良渚等遗址的考古实证，结合文明起源阶段论与技术原创性原则，对西方三要素范式进行本土化重构，提出“制陶、陶符、祭坛、稻种”四要素理论。该理论将西方范式中的“青铜”置换为长江流域特有的制陶技术，新增“稻种”要素以补充生物农业系统的关键缺环，构建了契合长江文明特质的分析框架。

1.2 核心问题

       四要素理论提出后，学界对要素筛选逻辑产生广泛讨论，核心争议集中于：为何将长江流域极具代表性的玉文化（如良渚玉琮、凌家滩玉鹰）与青铜文化（如三星堆青铜器、盘龙城铜器）排除在外？这一排除选择是否具备坚实的考古实证与理论支撑？其背后的筛选原则、学术价值与跨时代意义何在？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文作为长江文明四要素或东方文明四要素理论的原创性阐释，旨在系统梳理要素选择与排除的核心逻辑，明确“时间优先性、技术原创性、系统科学性、文明奠基性”四大筛选原则，从理论、实证、实用、国际适配等多维度论证排除玉文化与青铜器的合理性。研究意义如下：

      理论意义：突破西方中心主义范式束缚，构建契合长江文明特质的本土化文明起源理论，丰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学理支撑，为全球文明起源研究提供非西方视角。

      实证意义：基于最新考古检测数据（如陶片成分分析、稻种驯化年代测定），验证四要素的系统性与原创性，为文明要素的科学筛选提供实证范例。

      实践意义：为长江流域文化遗产的保护、阐释与传播提供理论依据，助力区域文化自信构建；同时为文明起源研究的方法创新提供参考，推动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

      国际意义：通过阐释长江文明四要素的科技性与普遍性，搭建中西方文明起源理论对话的桥梁，促进全球文明多样性研究的深化。

二、长江文明四要素的理论建构与筛选原则

2.1 理论建构的核心逻辑

      长江文明四要素的提出，并非简单否定西方三要素范式，而是基于“文明起源阶段论”与“区域文明特质论”的创造性转化。其核心逻辑在于：文明核心要素应是文明起源阶段（而非成熟阶段）的原创性、系统性成就，且能体现该区域文明的本质特征与发展路径。

      西方文明三要素的核心是“技术突破—社会复杂化—符号体系”的协同演进，长江文明四要素延续这一核心逻辑，但结合区域特质进行本土化适配：

第一，技术系统：西方以青铜（金属冶炼）为核心，长江流域则以制陶（材料科学与工艺）为核心——制陶技术在长江流域起源早、发展成熟，形成了包含化学配方、热工控制的完整技术体系，是早期文明最核心的技术支撑。

第二，符号系统：西方以字母文字为核心，长江流域则以陶符（象形与仪式符号结合）为核心——陶符兼具记录功能与信仰表达，构成文字起源的独特路径，契合长江文明“信仰与实用并重”的符号特征。

第三，社会组织系统：西方以神庙/城市为核心，长江流域则以祭坛为核心——祭坛整合了天文观测、农业祭祀与社会等级制度，形成“天人合一”的社会组织模式，体现了长江文明与农业生产深度绑定的社会特征。

第四，生存基础系统：西方三要素未明确包含农业系统，长江文明新增“稻种（zhòng）”要素——稻种(zhòng)不仅是粮食作物，更是涵盖选种、育秧、灌溉、生态适配的完整生物农业系统，是长江文明独立发展的物质基础与核心动力。

2.2 核心筛选原则

     四要素的筛选严格遵循以下四大原则，这也是排除玉文化与青铜器的根本依据：

2.2.1 时间优先性原则

    文明核心要素必须形成于文明起源阶段（距今1.2万—7000年），是文明从萌芽到初步成熟的关键突破，而非后期技术叠加或文化融合的产物。长江文明的起源阶段以新石器时代早期为核心，对应距今1.2万—7000年这一时期的制陶、稻种(zhòng)、陶符、祭坛已形成系统性成就，为文明发展奠定了基础；而青铜器与玉文化的核心发展阶段均偏离这一关键时期，或晚于起源阶段，或未形成系统性突破。

2.2.2 技术原创性原则

      文明核心要素必须是该区域独立起源、自主发展的技术或制度体系，而非外来文化传播的产物。长江流域的制陶技术、稻作农业、陶符系统均具备明确的本土起源特征，从原始形态到成熟体系的发展脉络清晰，无明确外来技术输入痕迹；而青铜器的技术源头可追溯至黄河流域，玉文化则未形成跨区域的技术扩散与系统创新。

2.2.3 系统科学性原则

      文明核心要素必须是包含多个技术环节、具备科学原理的完整系统，而非孤立的器物或偶然的技术突破。长江文明的制陶技术涉及化学配方（陶土掺稻壳）、热工控制（窑温调控）、功能设计（适配稻作生产）的完整链条；稻种(zhòng)要素涵盖天文历法、生态技术、社会协作的系统性知识，均具备明确的科学内核；而玉文化以物理加工为主，青铜器则是技术融合的产物，均未形成独立的、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

2.2.4 文明奠基性原则

     文明核心要素必须对该区域文明的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且能辐射至更大范围，成为中华文明核心特质的重要来源。制陶技术为长江文明提供了生产、生活的物质工具，稻种(zhòng)为文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食物来源，陶符为文字起源奠定了基础，祭坛为社会组织提供了核心载体——四大要素共同支撑了长江文明的独立发展，并与黄河流域文明交融，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根基；而玉文化与青铜器对文明起源阶段的奠基作用有限，更多是文明成熟阶段的补充性成就。

三、玉文化排除的逻辑论证：物理加工与区域符号的局限

3.1 玉文化的本质特征：物理加工与区域信仰载体

      长江流域的玉文化以良渚文化、凌家滩文化为代表，其核心成就集中于玉器的雕刻工艺与象征意义。从技术属性来看，玉文化的本质是物理加工技术：玉器制作主要涉及切割、打磨、雕刻等物理手段，即使工艺精湛（如良渚玉琮的神人兽面纹雕刻），也未突破物理加工的范畴，未涉及化学配方、热工控制等复杂科学原理。

     从功能属性来看，玉文化是区域信仰符号：良渚玉琮、玉璧主要用于祭祀与丧葬，是统治阶层权力与信仰的象征；凌家滩玉鹰、玉猪则与原始宗教崇拜相关。这些玉器的符号意义仅局限于特定区域（长江下游或中游），未形成跨区域的通用符号体系，也未与农业生产、社会协作等文明核心需求深度绑定。

3.2 玉文化与四要素筛选原则的冲突

3.2.1 缺乏系统科学性：无完整技术体系支撑

      玉文化的制作工艺虽复杂，但始终停留在物理加工层面，未形成包含多个技术环节、具备科学原理的完整系统。与制陶技术相比，玉器制作没有化学配方的创新（如陶土掺稻壳提升硬度），没有热工控制的突破（如窑温精准调控），也没有与生产生活需求的深度适配（如陶器的炊煮、储存功能）。其工艺创新更多是偶然的技术改进，而非系统性的科学探索，不符合“系统科学性”原则。

3.2.2 缺乏跨区域辐射性：区域符号的局限

      玉文化的符号体系与信仰功能具有强烈的区域排他性。良渚玉琮的神人兽面纹、凌家滩玉鹰的象征意义，仅在本文化圈内部被认可，未传播至黄河流域或其他区域，未能成为中华文明的通用符号。而四要素中的陶符（如高庙文化白陶刻符）、祭坛（如八角星纹祭祀遗址）则具备跨区域传播的特征，对中华文明符号体系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也是玉文化无法比拟的。

3.2.3 缺乏文明奠基性：对起源阶段的支撑有限

      玉文化的核心发展阶段是距今5000—4000年的良渚文化时期，虽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但此时长江文明的核心框架（稻作农业、制陶技术、社会组织）已基本成型。玉器的出现更多是社会等级分化的结果，而非文明起源的动力；其功能主要是祭祀与权力象征，未对农业生产、技术创新等文明核心需求提供实质性支撑，不符合“文明奠基性”原则。

3.3 考古检测数据的佐证：玉文化的技术局限性

      最新考古检测数据进一步验证了玉文化的技术局限性。对良渚玉琮、凌家滩玉鹰的成分分析显示，玉器材质主要为透闪石、阳起石等天然玉石，未经过人工合成或化学处理；制作过程中未使用复杂的工具或技术，仅依赖磨制、雕刻等传统工艺（《良渚玉器考古学研究》，2020）。

      与制陶技术的考古检测结果相比，玉文化的技术含量显著较低：彭头山遗址陶片检测显示，陶土中掺有15%的稻壳，这是有意识的化学配方创新，目的是提升陶器硬度与透气性；屈家岭文化蛋壳陶的烧制温度精准控制在800—900℃，反映了对热工技术的熟练掌握（《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制陶技术研究》，2022）。这些检测数据表明，玉文化的技术水平远未达到制陶技术的系统性与科学性，不具备成为文明核心要素的技术基础。

四、青铜器排除的逻辑论证：时间滞后与技术非原创的双重局限

4.1 青铜器的发展脉络：时间滞后与技术融合特征

      长江流域的青铜文化以三星堆、盘龙城、吴城文化为代表，其核心发展阶段是商周时期（距今3000年前后），这与长江文明起源阶段（距今1.2万—7000年）存在明显的时间错位。从技术源头来看，长江流域的青铜技术并非本土独立起源，而是源于黄河流域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头遗址（距今3800—3500年）出土的青铜礼器、兵器，已形成成熟的范铸法工艺，而长江流域最早的青铜器（如盘龙城铜器）出现于距今3500年前后，在技术上明显晚于二里头文化，且器型、纹饰与二里头青铜器存在诸多相似性，体现了技术传播与融合的特征（《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2019）。

      从发展路径来看，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核心成就是技术融合而非原创——三星堆青铜器虽造型独特，但合金配比（铜锡铅比例）与铸造工艺（范铸法）仍遵循黄河流域的技术规范；盘龙城青铜器则直接吸收了殷商文化的元素，形成“殷商技术+本地风格”的融合特征。这种技术融合的属性，决定了青铜器无法成为长江文明起源阶段的原创性要素。

4.2 青铜器与四要素筛选原则的冲突

4.2.1 时间滞后性：偏离文明起源阶段

      文明核心要素必须是文明起源阶段的标志性成就，而青铜器在长江流域的成熟时间（距今3000年前后）晚于四要素（制陶、稻种(zhòng)、陶符、祭坛）约2000-5000年。长江文明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1.2万—7000年）已通过制陶技术解决了生产生活工具需求，通过稻作农业解决了食物供应问题，通过陶符构建了符号体系，通过祭坛形成了社会组织——这些要素共同支撑了文明的起源与初步发展，而青铜器的出现是文明成熟阶段的技术叠加，并非起源阶段的核心突破，不符合“时间优先性”原则。

4.2.2 技术非原创性：缺乏本土独立起源证据

       青铜技术的核心是合金配比与范铸法工艺，这一技术体系的起源地已被考古实证为黄河流域二里头文化。长江流域的青铜文化虽在器型、纹饰上有局部创新，但核心技术未突破二里头文化的框架——三星堆青铜器的铜锡铅比例与二里头青铜器基本一致，盘龙城青铜器的范铸法工艺也与殷商文化一脉相承（《二里头与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关联研究》，2021）。相比之下，长江流域的制陶技术从玉蟾岩的原始陶器（距今1.8万年）到屈家岭的蛋壳陶，形成了完整的本土发展脉络，无明确外来技术输入痕迹，体现了鲜明的技术原创性，这也是青铜器无法比拟的。

4.2.3 功能替代性：未形成不可替代的文明支撑

      青铜器在长江文明中的功能主要是礼器、兵器与工具，这些功能在文明起源阶段已被其他要素部分替代：礼器功能可由陶器（如良渚黑陶礼器）、玉器承担，工具功能可由石器、陶器承担，兵器功能在早期文明中需求有限。而四要素中的制陶、稻种(zhòng)是文明生存与发展的不可替代支撑——制陶技术是早期最核心的材料加工技术，稻种(zhòng)是最主要的食物来源，二者均无法被其他要素替代。青铜器的功能替代性，进一步证明其并非长江文明起源阶段的核心要素。

4.3 考古检测数据的佐证：青铜器的技术传播特征

      对长江流域青铜器的考古检测数据，为技术非原创性提供了直接证据。三星堆青铜器的成分分析显示，其铜锡铅比例为85:10:5，与二里头青铜器的比例（86:9:5）高度吻合，表明二者采用了相同的合金配方；盘龙城青铜器的范铸法工艺检测显示，其陶范制作、浇铸流程与殷商青铜器完全一致，进一步验证了技术传播的路径（《三星堆青铜器成分与工艺研究》，2023）。

       此外，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长江流域最早的青铜器（盘龙城遗址）距今约3500年，而玉蟾岩遗址的制陶技术距今1.8万年、稻种驯化距今1.4万年，陶符（高庙文化）距今约7800年，祭坛（高庙遗址）距今约7800年——这些数据明确显示，青铜器的出现时间远晚于四要素，且技术上依赖外来输入，不符合文明核心要素的筛选标准。

五、排除选择的多维价值：从学术合理性到国际通论性

5.1 学术合理性：契合文明起源研究的科学范式

      长江文明四要素对玉文化与青铜器的排除，严格遵循了文明起源研究的科学范式。从考古学角度来看，文明核心要素的筛选必须基于“起源早、分布广、影响深”的实证标准，四要素均具备这些特征——制陶技术分布于长江流域所有新石器时代遗址，稻种驯化是全球农业起源的重要成就，陶符是文字起源的关键环节，祭坛是早期社会组织的核心载体；而玉文化主要分布于长江下游与中游的局部区域，青铜器则集中于商周时期的少数遗址，均不符合“分布广、影响深”的标准。

      从历史学角度来看，文明核心要素必须能解释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动力，四要素通过“农业奠基—技术创新—符号构建—社会整合”的协同演进，完整解释了长江文明独立起源的过程；而玉文化与青铜器无法承担这一解释功能，更多是文明发展的“结果”而非“原因”。

      从人类学角度来看，文明核心要素必须体现人类对自然的改造与适应能力，四要素中的制陶技术（改造材料）、稻种(zhòng)（改造生物）、祭坛（适应自然节律）均体现了长江流域先民的生存智慧；而玉文化与青铜器更多体现了社会等级分化与文化融合，对自然的改造能力有限。

5.2 实用价值：为文化遗产阐释与保护提供理论依据

      四要素理论对玉文化与青铜器的排除，并非否定其历史价值，而是明确其在文明发展中的定位——玉文化是长江文明成熟阶段的区域信仰符号，青铜器是文明融合阶段的技术成果，二者均是重要的文化遗产，但并非文明起源阶段的核心要素。

      这一定位为文化遗产的阐释与保护提供了清晰的理论依据：在阐释层面，应突出四要素作为文明起源核心的原创性价值，同时客观呈现玉文化与青铜器的历史意义，避免“以成熟阶段成就替代起源阶段特征”的认知偏差；在保护层面，应优先保护四要素相关的核心遗址（如玉蟾岩、彭头山、高庙、千家坪、大塘、汤家岗等遗址），同时兼顾玉文化、青铜文化遗址的保护，构建“起源—发展—成熟”的完整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5.3 跨时代意义：彰显中华文明的科技原创性

      长江文明四要素的排除选择，凸显了中华文明的科技原创性。长期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技术（如青铜、文字）源于西方，这一认知的重要原因是西方三要素范式的误导。四要素理论通过强调制陶技术的材料科学成就、稻种（zhòng）的生物农业创新，证明了中华文明在起源阶段就具备独立的科技发展能力——制陶技术中的化学配方与热工控制，是早期材料科学的重要突破；稻种(zhòng)中的选种育种与生态适配，是早期生物科学的重要成就；这些科技成就不仅早于西方同类技术，且具备独特的本土特征，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科技自信。

      同时，四要素的科技性也为当代社会提供了启示：稻种(zhòng)要素中的生态农业模式（稻鱼鸭共生），为当代可持续农业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制陶技术中的材料创新思维，为当代材料科学提供了灵感；祭坛要素中的“天人合一”理念，为当代生态保护提供了文化支撑。

5.4 国际通论性：构建中西方文明对话的桥梁

      长江文明四要素的排除选择，并非脱离全球文明发展规律，而是在尊重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寻求与西方文明理论的对话与共识。全球文明起源研究的最新趋势是“多元起源、多样路径”，西方三要素范式已无法解释全球文明的多样性，长江文明四要素理论通过强调“农业系统—材料技术—符号体系—社会组织”的共性逻辑，与西方三要素范式形成互补——西方以金属冶炼为技术核心，长江以制陶为技术核心；西方以城市为社会组织核心，长江以祭坛为社会组织核心；这种差异体现了文明的多样性，而其背后“技术突破—社会复杂化—符号体系”的核心逻辑则体现了文明的普遍性。

      同时，四要素的科技性也具备国际通论性：制陶技术是全球所有早期文明的共同成就，稻作农业是亚洲文明的重要特征，陶符是文字起源的普遍阶段，祭坛是早期社会组织的常见形式——这些共性特征为中西方文明起源理论的对话提供了基础，有助于推动全球文明多样性研究的深化。

5.5 人类文明源流科技选择性的印证

      长江文明四要素的选择与排除，印证了人类文明源流的科技选择性规律——人类文明的发展始终遵循“因地制宜、实用优先”的科技选择原则，核心技术的形成与该区域的自然环境、生存需求密切相关。

      长江流域气候湿润、土壤肥沃，适合发展稻作农业，因此形成了以稻种(zhòng)为核心的生物农业系统；该区域缺乏优质铜矿资源，但陶土资源丰富(如高岭土)，因此形成了以制陶为核心的材料技术系统；而黄河流域铜矿资源相对丰富，因此形成了以青铜为核心的金属技术系统。这种差异并非技术先进与否的区别，而是人类适应不同自然环境的必然选择，体现了人类文明源流的科技选择性规律。

       青铜器在长江流域的晚出与技术非原创性，正是这一规律的印证——长江流域先民优先选择了与自然环境、生存需求最契合的制陶与稻作技术，而非强行发展不具备资源条件的青铜技术；当青铜技术通过文化传播传入后，也未替代制陶技术的核心地位，而是作为补充性技术存在，这进一步证明了“实用优先”的科技选择原则。

六、考古检测技术的综合性支撑：四要素的科学性验证

6.1 制陶技术的考古检测验证

      现代 考古检测技术为制陶技术的系统性与科学性提供了有力支撑。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对彭头山遗址陶片的分析显示，陶土中掺有15%的稻壳，稻壳的加入使陶片孔隙率提升20%，硬度提升15%，证明了先民对材料性能的科学认知（《彭头山遗址陶片成分与工艺分析》，2021）。

      通过热释光测年技术对屈家岭文化蛋壳陶的检测显示，其烧制温度精准控制在800—900℃，误差不超过50℃，表明先民已掌握了先进的窑温调控技术；同时，蛋壳陶的陶土经过精细淘洗，颗粒度小于10微米，体现了高超的原料加工技术（《屈家岭文化蛋壳陶热工技术研究》，2022）。

      这些检测数据表明，长江流域的制陶技术并非简单的手工劳作，而是包含原料选择、配方创新、窑温控制、功能设计的完整科学技术体系，具备成为文明核心要素的技术基础。

6.2 稻种技术的考古检测验证

      稻种的驯化过程与系统性农业技术，通过植物考古学检测得到了充分验证。对玉蟾岩遗址出土稻壳的植硅体分析显示，距今1.4万年的稻壳已出现驯化特征——稻壳长宽比缩小、颗粒饱满度提升，证明先民已开始人工选择稻种（《玉蟾岩遗址稻作农业研究》，2020）。

       对彭头山遗址稻田遗迹的土壤检测显示，距今9100年的稻田已形成规整的田垄与灌溉渠道，土壤中含有大量水稻根须化石，证明已出现规模化、系统化的水稻种植；同时，土壤中发现的鱼类、鸭类骨骼化石，印证了稻鱼鸭共生的生态农业模式（《彭头山遗址稻田生态系统研究》，2023）。

       这些检测数据表明，长江流域的稻种（zhòng）不仅是简单的粮食作物，更是涵盖选种、育秧、灌溉、生态适配的完整生物农业系统，具备明确的科学性与系统性。

6.3 陶符与祭坛的考古检测验证

       陶符的系统性与祭坛的功能整合，通过考古类型学与天文学检测得到了验证。对高庙文化白陶刻符的类型学分析显示，刻符已形成固定的笔画组合与象征意义，其中的八角星纹与太阳纹在长江流域多个遗址中重复出现，具备符号体系的基本特征（《高庙文化白陶刻符研究》，2021）。

      对良渚祭坛的天文学检测显示，祭坛的朝向与冬至、夏至日太阳升起的方位一致，祭坛上的刻纹与天文观测结果相对应，证明祭坛兼具天文观测与农业祭祀功能，整合了自然节律与社会等级制度（《良渚祭坛的天文与社会功能研究》，2022）。

      这些检测数据表明，陶符与祭坛已形成系统性的符号功能与社会功能，是长江文明起源阶段的核心要素。

七、结论与展望

7.1 结论

       长江文明四要素理论对玉文化与青铜器的排除，是基于“时间优先性、技术原创性、系统科学性、文明奠基性”四大原则的科学选择，具备坚实的考古实证与理论支撑。

      玉文化因本质为物理加工的区域信仰符号，缺乏系统科学性、跨区域辐射性与文明奠基性，不符合文明核心要素的筛选标准；青铜器因存在时间滞后性（晚于文明起源阶段两千余年）与技术非原创性（源于黄河流域文化融合），同样不符合筛选标准。

      这一排除选择并非否定玉文化与青铜器的历史价值，而是明确其在文明发展中的定位——玉文化是长江文明成熟阶段的区域信仰成果，青铜器是文明融合阶段的技术产物，二者均是重要的文化遗产，但并非文明起源阶段的核心要素。

      长江文明四要素的理论建构，突破了西方中心主义范式的束缚，构建了契合长江文明特质的本土化文明起源理论，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科技原创性与多样性，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重要学理支撑，同时为全球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非西方视角。

7.2 展望

      未来研究可从以下三个方向深化：第一，加强四要素的跨区域比较研究，与黄河流域文明要素、西方文明要素进行系统对比，进一步凸显长江文明的独特性与普遍性；第二，结合更多考古检测技术（如DNA分析、同位素检测），深化对稻种驯化、制陶技术传播的研究，为四要素的原创性提供更精准的实证支撑；第三，推动四要素理论的国际传播，加强与西方学界的对话与交流，促进全球文明起源研究的多元化发展。

      同时，应加强四要素理论的应用转化，将其融入文化遗产保护、中小学历史教育、区域文化建设等实践领域，助力文化自信构建与中华文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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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锦辉 李顺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