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钢建
值此纪念毛 泽东诞辰132周年庆典活动，深切缅怀伟人业绩之际，让我以无比崇敬的心情，祝贺大会活动圆满成功。
我今天的发言题目是：从毛 泽东到习近平的文明思想与万古法律文明研究。
作为世界文明学的研究者，我深信中华万古文明乃世界文明的源头。毛 泽东堪称世界文明学的奠基人。文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基本原则和原理，毛 泽东早年就已经提出过。毛 泽东于1917年撰写《心之力》，明确提出中华是世界文明的源头：中华为“万国文明正义道德之始作俑者”，中华为“地球文明之发祥渊源”。毛 泽东提出的作为“地球文明之发祥渊源”的中华文明历史值得今人深入学习和研究。
毛 泽东在《心之力》等著作中还提出能够开创文明学的一系列开拓性和创新性观点：“盖古今所有文明之真相，皆发于心性而成于物质”、 “国家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文明”、“人类文明之前途扑朔渺茫”、 “解放思想创一代精神之文明”、 “开放胸怀融东西文明之精粹”、“以新生心力志向缔造世界文明之新学”。毛 泽东关于世界文明新学的论述可以说比当今世界文明学学科的学术倡导者要早半个多世纪。可以确切地说，毛 泽东乃当今世界文明学的奠基人。
令人惊奇的是，毛 泽东早在24岁时已经具有如此远见卓识。他洞察世界文明源头，关注人类文明前途，胸怀东西文明精粹，缔造世界文明新学，开创一代精神文明。毛 泽东有关世界文明的这些观点、见识、志向、理想和抱负，如果能够被世人接受并正确实施，将有希望再度实现人类的世界大同理想。
从毛 泽东时代开始，历届国家领导人一直在思考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传统文化传承问题。特别是中共中央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就中华文明历史问题组织过多次集体学习，作过诸多重要讲话。其中与文明历史问题相关的最重要讲话是中共中央政治局２０２２年5月27日下午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此前，习 近平于2020年9月28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强调：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学习毛 泽东的文明思想和习近平关于文明历史研究的诸多讲话精神，我认为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一是关于文明历史时间跨度研究的问题。毛 泽东提出中华文明为“地球文明之发祥渊源”。中国和世界多地的考古发现表明，文明的各大要素的出现已经超出万年以上。习近平在多次讲话中指出，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但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在历届国家最高领导人中，习近平提出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和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时间跨度的研究问题。要深化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就需要对这三个时间跨度进行深入思考。习近平实际上已经为学术界指出了万古文明历史研究的方向。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有没有可能是万年文明史乃至万古文明史，这需要学术界去深化研究。
我认为万古文明史是文明历史研究的前进方向。比如新的考古发现表明，从黄帝到虞朝非子已经有五千余历史，从虞朝至今又有五千余年历史。先夏和夏商周各个朝代的时间跨度的认识直接影响到文明历史时间跨度的认识。民国孙中山时期对黄帝距今四千余年的错误判断需要改变，对黄帝朝、少昊朝、颛顼朝、帝喾朝、尧舜禹、夏商周等时间跨度问题需要重新思考。关于文明历史研究的跨时间问题，习近平讲话指出了正确的研究方向。
二是关于文明历史研究的跨空间问题。目前中国史学界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基本上局限于在现代中国疆域版图范围内进行解释。实际上先夏和夏商周的历史都是跨亚非欧大陆的历史。习近平指出，要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区域地理空间的跨度研究可以揭示中华文明历史不同发展阶段的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
三是关于考古成果会同跨学科研究问题。习近平在多种场合的讲话指出，要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考古学界要会同经济、法律、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医学等领域研究人员，做好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工作，把我国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现出来。习近平指出，要加强统筹规划和科学布局，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习近平讲话表明，关于考古成果的阐释问题，需要不同学科包括法律学科的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阐释。比如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上平冠人物的解释问题，只有极少数法律史学者知道，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也体现出颛顼朝宪法行政法规定的平冠制度问题。对考古成果会同跨学科研究，是深化文明历史研究的正确途径。
以上习近平关于文明历史研究的跨时间、跨空间和跨学科问题的讲话值得大家认真思考。我认为要解决好文明历史研究的跨时间、跨空间和跨学科问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许多重大的历史之谜需要给予解答。比如殷墟考古和三星堆考古中出现的大量华夏白人人种问题、秦国从西土崛起的时空问题、华夏族群在不同历史时期向西土的迁徙问题、国际学术界研究英汉同源、法汉同源、德汉同源和埃汉同源问题、美洲印第安人族群的起源与商人东渡问题、夏商周中国的版图疆域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解答都是需要学术界进一步解放思想，摆脱固化思想的陈旧知识体系的约束。
我认为从毛 泽东到习近平的文明思想给学术界指出了正确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途径，只有从不同学科研究的角度将中华万古文明的历史真相展示出来，才能够说明中华为“万国文明正义道德之始作俑者”和“地球文明之发祥渊源”。在此方面，中华万古法律文明的研究尤其值得社会各界高度关注。
我在2015年10月16在广州参加由英国领事馆组织的纪念大宪章800周年座谈会中，指出《大宪章》被过度赞誉，而西方宪法源于中国古代宪法的历史意义也被国际学术界忽视。当时国外学者们虚心听讲，没有表示异议，而中方学者几乎是群起攻击。至今思来，中国学术界深受西方中心论影响的格局怪像在短时期内难以改变。
根据四川发现的禹王时期盘古王表和各种帝王谱系史料，远古众多帝王产生于大湘西地区。盘古帝的陵墓和盘古洞在湘西沅陵地区。盘古帝以后配罗皇、容成皇，大庭皇、赫头皇直至汉中皇等许多古老姓氏帝王的治理中心都在湖湘地区。张家界地区的前身大庸以及华容等地就是古庸国庸成氏即荣成氏的聚集地。有巢氏诞生在湖南九嶷山南边。有巢氏之子燧人氏诞生在洞庭湖南边的湘山上。燧人氏所建村庄的遗址在今湖南常德市澧县车溪乡南岳村一带。湖南道县发现的牙齿化石就是燧人氏时期的。燧人氏时期开始逐步确立扶木历法，结绳记事，立传教之台，兴交易之道。中国的师道之兴即从燧人氏开始。燧人氏晚期发明《河图》、《洛书》、星象历，创造人类早期的符号文字，并发现天道大法。燧人氏晚期已经将体现天道大法的祭祀制度和伊萨姆文化传播到亚欧大陆多处。
伏羲朝的宪法性文献是《伏羲皇策辞》。燧人氏之后是伏羲氏治理时期。1942年长沙子弹库地区出土的楚墓帛书表明伏羲氏曾经在湖湘地区活动。伏羲氏是燧人氏之子，风姓。继燧人氏习惯法之后，伏羲时期形成人类最早的宪法——《伏羲皇策辞》。根据夏朝以前古籍《三坟》的记录，伏羲、神农、黄帝时期都有宪法。伏羲时期创立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管理体系，并形成政府部门的职能和权力划分。伏羲宪法的基础理论是《连山易》理论。伏羲始画八卦，皆連山名易，君臣、民物、阴阳、兵象始明於世。《连山易》论及八大名山，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崇山。“崇山君，君臣相，君民官，君物龍，君陰后，君陽師，君兵將，君象首。”崇山地区是伏羲立君建国的首出之地，也是伏羲早期制定和颁布宪法性法令的中央根据地。除了崇山之外，其他诸如连山、列山等也都在今湖湘地区。
伏羲时期，因尊事为礼仪，因龙出而纪官，因凤来而作乐。伏羲时期，大臣飞龙氏造六书，潛龙氏作甲历，降龙氏率万民，水龙氏平治水土，火龙氏炮治器用，因居方而置城郭。伏羲宪法继承了燧人氏时期的民主传统，强调咨於將、咨於相、咨於民三咨询的政府决策程序。伏羲宪法开启了祭天祭祖和八卦预测的法治传统。爱民、顺民、竭力于民的思想成为伏羲宪法的基本原则。
神农朝的宪法性文献是《神农氏政典》。伏羲氏之后是神农氏治理时期。据史料记载，历代神农炎帝具兆茶陵，即埋葬在茶陵。湖南株洲茶陵云阳山至古茶山一带是历代神农炎帝的祖地和墓葬区域。轩辕黄帝也将神农炎帝后裔封在茶陵。神农氏时期的《神农氏政典》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神农宪法继承了伏羲宪法的爱民顺民的治理思想，提出“惟天生民，惟君奉天”“民惟邦本，食惟民天”的天、民、君的宪法秩序理论。惟天生民，民意民志民心就是天意天志天心。政府君王的义务是奉天而行，即要尊奉民意民志民心。天、民、君的宪法秩序不能颠倒，否则政府君王的权力就会膨胀，形成政府行为过度的专制政权。神农氏总结了伏羲氏后期出现的政府君王权力多度膨胀的现象，提出了警惕过度政府行为的反过政理论和政策。神农氏宪法反对过政的理论源于归藏易理论。归藏易理论是神农氏宪法的基础理论，重在强调收敛和内省。“无乱政典”的主张体现了神农氏时期遵守宪法的宪治思想。
黄帝朝时期的宪法性文献是《轩辕氏政典》。继神农氏之后是轩辕黄帝治理时期。1973年马王堆出土的《黄帝四经》和《十问》等帛书表明轩辕黄帝本人及其老师云阳先生、赤松子、容成子等长期在湖湘地区活动。轩辕黄帝最后铸铜鼎而得道的地方在今湖南岳阳汨罗的神鼎山。除了黄帝轩辕以外，十代黄帝中还有黄帝玄律、黄帝鸿、黄帝夷鼓、黄帝魁等也长期在湖湘地区活动。黄帝鸿葬在湘西地区，其后裔驩兜也流放湘西地区。
黄帝时期的宪法《轩辕氏政典》是人类历史上第二部成文宪法。黄帝宪法的基础理论是乾坤易理论，强调国家治理要重视保护生态环境和敬天保民的天宪观念。黄帝宪法继承了神农宪法的民本思想和民主法治传统，强调道生法，以道统下，上以施仁，德以明行，行以崇教，教以归政，政以崇化。黄帝宪法重视国家治理与保障民生的关系。黄帝宪法规定，无乱田制，以作田讼。黄帝宪法确立了天师、辅相、五正、百官、士子、农夫、商人、工技等各级政府官员和各行各业的治理体系。黄帝时期的百官许多都与湖湘地区有关。
以上伏羲朝宪法性文献《伏羲皇策辞》、神农朝宪法性文献《神农氏政典》和黄帝朝宪法性文献《轩辕氏政典》是距今万年前的华夏法律文献。这三大法律文献在历史上被称为《古三坟》。关于这三大法律文献的存在，在众多史籍和考古发现中都有涉及。考古发现表明轩辕黄帝是距今一万年前的历史人物。神农朝在黄帝朝之前，而伏羲朝有五万多年的治理时期，从伏羲到神农再到轩辕黄帝的宪法性文献都是属于万年前的历史文献。中华万古法律文明足以表明中华文明历史属于万古文明史。
我早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从事政治法律思想史和制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我在国家行政学院工作期间，曾经多次赴哈佛大学从事学习和研究文明问题。期间，专门就儒家宪政与古代宪法文明问题在哈佛大学东亚图书馆和其他场合作过演讲。当时，国际文明学学科在哈佛大学等学校正在兴起。围绕文明标准和文明要素的跨学科讨论十分活跃。就法律规则而言，我提出世界法律文明的源头在中国。从法律文明的研究到国家王朝兴衰、姓氏族群迁徙和比较语言研究，再到农耕文明、城市文明、制火、治水、制陶、制衣、制药、制作青铜器等工匠文明的研究，一路下来，不断深化，我深信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源头。
如今重温从毛 泽东到习近平的文明思想，如何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宣传中华万古文明乃世界文明源头，值得大家认真思考。
今天，我们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促进会的同仁所要努力推进的中华乃世界文明源头的研究，正是百年前maozedong已经提出的文明学研究方向。《礼记》言三代以上，天下大同。此语真实不虚。上古世界地图实乃华夏版图。人类历史曾经属于大同世界。未来新的世界大同局面的实现依然要依靠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和继承。
杜钢建
编辑:佚名 李顺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