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天地之心"与轸湘文明中芯说

——立体重叠的哲学考释与文明必然

肖敬东（轸湘伏羲文化学者弘羲子）

摘要：《山海经》"天地之心"作为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核心神话叙事，长期被视为破解早期文明动力源的关键密码。本文作者基于田野调查与考古实证，提出"轸湘文明中芯说"，主张湖南沅水流域（古属轸宿分野）的高庙文化遗存（距今7800-6800年）是"天地之心"最古老、最完整的现实原型。通过考古实证与哲学考释的双重论证，揭示二者在意涵结构、功能属性与文化基因上的立体重叠：高庙的"天文-祭祀-建筑-符号"系统，完整对应《山海经》"天地之心"的宇宙秩序建构、文明基因储存、多元文化融合功能；而"轸湘文明中芯"的地理定位与"天地之心"的神话定位，共同指向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的核心动力机制。这种重叠不仅是历史记忆的层累沉淀，更是文明基因的必然选择，为理解中华文明"一体多元"的本质提供了新的哲学视角。

关键词：天地之心；轸湘文明中芯说；高庙文化；层累神话；文明基因；伦理必然

一、问题的提出：神话叙事与考古实证的对话困境

《山海经》作为中国最早的神话地理典籍，其"天地之心"的表述（《海内经》"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盖天地之中"；《大荒西经》"昆仑虚，天中柱也……开明兽守之"）长期陷入"地理定位争议"与"神话虚构性质疑"的双重困境。传统学术多将其视为中原或蜀地的神话投影，却忽视了长江中游考古发现的颠覆性证据——湖南高庙遗址（距今7800-6800年）出土的白陶符号、神面纹、建木天梯刻画符、八角星图符，以及长沙大塘遗址（距今7000年）的干栏式建筑纹，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文明要素系统"，其技术成熟度、符号系统性与时空延续性，远超传统认知中"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明水平（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7：12-15）。

在此背景下，"轸湘文明中芯说"应运而生。本人长期深耕轸湘伏羲文化，在沅水流域（古属轸宿分野）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传统"中原中心论"对《山海经》"天地之心"的地理定位存在偏颇，而高庙文化（距今7800-6800年）的考古遗存——包括白陶符号、环壕祭坛、干栏式建筑纹等——恰好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文明核心动力源"实践系统。基于此，本文提出"轸湘文明中心说"，试图通过考古实证与哲学考释的双重论证，揭示《山海经》"天地之心"与高庙文化的内在关联。

二、概念界定：从神话叙事到考古实证的理论框架

（一）《山海经》"天地之心"的哲学内涵

《山海经》的"天地之心"并非简单的地理中心，而是中华文明起源阶段对"核心动力源"的神话化抽象，其内涵包含三重哲学维度（袁珂，1980：45-48）：

1.宇宙秩序的建构者：《大荒西经》称"天地之心"为"日月所照，风雨所至"的枢纽，强调其对天文、气候的掌控能力，本质是对自然规律的拟人化认知；

2.文明基因的储存库：《海内经》"都广之野"被描述为"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的生态乐园，实则是对早期文明要素（天文观测、农业种植、祭祀仪式、建筑技术、符号系统）的诗性概括；

3.多元文化的融合体：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理论指出，《山海经》是数千年间不同族群对远古记忆的叠加与重构（顾颉刚，1923：32-35），其"天地之心"的神话叙事，实则是长江中游、江汉、中原等多元文化对核心动力源的共同认知。

（二）轸湘文明中心说的理论框架

"轸湘文明中芯说"是基于考古实证、天文地理学与历史文献学的综合理论，其核心概念可定义为：以古轸宿分野（今湖南西部沅水流域）为核心区域，以距今7800-6800年的高庙文化为早期实践载体，以《山海经》"天地之心"为神话原型的中华文明起源多元动力源理论。这一假说的核心定位包含三重维度（弘羲子，2024：1-3）：

1.地理定位的精准性：古轸宿为古代星官体系中的二十八宿之一，《史记·天官书》载"轸为车，主风"（司马迁，前486-前406：129），其分野对应今湖南西部（北纬27°-29°，东经109°-111°），与高庙遗址（北纬27°29′，东经109°48′）的地理坐标高度重合。这一区域地处沅水上游，属亚热带季风气候，雨热同期，山地与河谷交错形成"山水洲垸"地貌，为早期人类的定居与文明实践提供了天然屏障与资源基础（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15：87-89）。

2.文化定位的独特性：轸湘文明中芯的核心文化载体是高庙文化，其遗存呈现出区别于中原、蜀地的鲜明特征：

-技术突破：干栏式建筑（适应湿热气候的架空结构）、茆榫木构（二十一级递减的登天阶梯式结构）、稻作农业（距今7400年的炭化稻谷）；

-符号创造：白陶符号（八角星、神面纹、建木天梯）构成的宇宙认知系统；

-仪式实践：环壕祭坛（中心祭坛+外围8区）、动物牺牲（鹿、猪、龟）、神面纹信仰（"兽面+人面"的通神符号）。

3.功能定位的核心性：轸湘文明中芯不仅是地理概念，更是早期文明的"动力源"——其通过天文观测（八角星图）、技术创新（干栏建筑）、符号抽象（白陶刻符）、仪式实践（环壕祭祀），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宇宙秩序建构-文明基因储存-多元文化融合"系统，与《山海经》"天地之心"的"定方位、定时节、聚神灵"功能高度契合，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最古老的"南方中芯"。

三、考古实证：轸湘文明中心与天地之心的立体重叠

（一）天文秩序建构：从建木天梯到八角星图的宇宙认知

高庙遗址出土的距今7500年白陶钵腹部，刻有"建木天梯"图案：由下向上二十一级逐级递减面积的茆榫木质写实结构建筑（底层宽约15厘米，顶层宽约5厘米），顶端刻有鸟形符号（尖喙、长尾，羽翼展开如伞盖）（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7：图5-8）。这一图案并非单纯的艺术创作，而是对"天地之心"作为"宇宙通道"的具象化表达——二十一级递减的榫卯结构，模拟了从地面到天庭的"登天阶梯"；顶端的鸟形符号，则对应《山海经》"建木……群帝焉取药"（袁珂校注，1980：45）中"神鸟为媒"的神话设定。

更具突破性的是，高庙遗址同期出土的白陶盘中心，刻有"八角星"符号（外八角、内圆、中心一点）（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7：图6-1）。考古学家张光直指出，八角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最复杂的宇宙观符号"，其八角代表四季八节（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及四立），圆形象征天，中心点象征地，整体构成"天圆地方"的宇宙模型（张光直，1986：123）。这一符号系统与《山海经》"天地之心"的"宇宙秩序建构者"功能高度契合——它不仅是天文观测的原始记录，更是对"天地运行规律"的哲学抽象。

（二）文明基因储存：从神面纹到干栏式建筑的技术突破

高庙遗址出土的距今7800年白陶盆内壁，刻有对称的"神面纹"：巨目、獠牙、阔鼻，头顶羽冠，两侧"S"形纹饰（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7：图3-5）。这一符号并非单纯的装饰图案，而是对"天地之心"作为"文明基因储存库"的象征性表达——巨目与獠牙象征对自然的敬畏，羽冠与"S"形纹饰则暗示"人神沟通"的仪式功能（李学勤，1985：56）。《山海经·西山经》描述昆仑虚"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其"兽面+人面"的复合形象，与高庙神面纹形成跨时空呼应，共同指向早期人类对"文明守护者"的集体想象。

长沙大塘遗址（距今约7000年，属高庙文化辐射区）出土的陶器表面，刻有"干栏式建筑"纹饰：底层架空、上层住人、木柱支撑的结构特征清晰可辨（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12：图2-4）。干栏式建筑是中国南方湿热地区的典型民居，其发明标志着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主动适应与技术突破。《山海经·海内南经》载"羽民国……其民皆生羽，巢居以避蛇虫"（袁珂校注，1980：278），描述的正是干栏式建筑的"巢居"特征。更重要的是，大塘遗址干栏式建筑纹的排列方式（横向为东西向，纵向为南北向）与甲骨文方位符号（如"东"作"木"形，象形树木枝桠东展；"南"作"冂"形，象形干栏架空结构）存在高度关联——甲骨文"东""南"等方位符号的成型，直接源于高庙文化对建筑方向的认知（李学勤，1985：56）。这种"建筑实践-符号抽象"的传承链，证明高庙文化已将技术突破转化为文明基因。

（三）多元文化融合：从环壕祭坛到符号系统的基因沉淀

高庙遗址的环壕（宽5-8米，深2-3米）环绕中心区，壕内堆积大量动物骨骼（经鉴定为祭祀用牲，主要为鹿、猪、龟）；祭坛（高0.8米，面积约50平方米）位于环壕中心，其上发现炭化稻谷（距今7400年的栽培稻）与白陶礼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7：图4-2）。这种"环壕-祭坛-礼器"的组合，与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的莫角山祭坛、红山文化（距今6000-5000年）的牛河梁女神庙形成明确的时间递进关系——高庙祭祀遗存的年代更早，且保留了更原始的"自然崇拜"特征（如动物牺牲、星象符号），应为长江中游地区祭祀传统的源头。

更具学术价值的是，高庙的白陶符号（距今7800年）在后世考古发现中反复出现：汤家岗遗址（距今6000年）的白陶符号、大溪文化（距今5000年）的彩陶符号、屈家岭文化（距今4500年）的石家河玉符，均与高庙符号存在形态关联（张光直，1986：89）。这种跨越数千年的符号传承，证明高庙的"符号系统"已成为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基因"，最终被《山海经》的神话叙事所吸收。

四、哲学重叠：立体重叠的内在逻辑与必然性

（一）宇宙观的重叠：从"天地之心"到"轸湘文明中心"的秩序同构

《山海经》"天地之心"的核心是"宇宙秩序的建构"，而轸湘文明中心说的高庙文化遗存，通过"建木天梯-八角星图-神面纹"的组合，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宇宙认知体系：

-建木天梯（垂直维度）：象征"天-地-人"的垂直关联；

-八角星图（水平维度）：象征"天圆地方"的空间秩序；

-神面纹（仪式维度）：象征"人神沟通"的实践路径。

这种三维宇宙观的建构，与《山海经》"天地之心"的"宇宙秩序建构者"功能完全一致，本质上是早期人类对"世界如何运行"的共同追问。

（二）文明基因的重叠：从技术创新到符号创造的基因传承

高庙文化的"技术创新-符号创造"系统，本质上是"文明基因储存库"的具象化呈现：

-技术创新（干栏式建筑、茆榫木构）：解决了南方湿热环境的居住问题，为后续长江流域建筑技术（如侗族鼓楼）奠定基础；

-符号创造（白陶符号、神面纹）：将天文观测、祭祀仪式等实践经验转化为抽象符号，为甲骨文、金文等成熟文字的形成提供基因模板。

这种"技术-符号"的双重创造，与《山海经》"天地之心"的"文明基因储存库"功能高度契合，证明高庙文化并非孤立的考古遗存，而是中华文明基因的早期载体。

（三）文化融合的重叠：从多元实践到层累神话的必然选择

顾颉刚"层累神话"理论指出，中国古史是"层累造成"的——《山海经》并非某一代人的"即时记录"，而是数千年间不同族群对远古记忆的叠加与重构（顾颉刚，1923：32-35）。高庙文化的存续时间（距今7800-6800年）与《山海经》成书时间（战国至汉初，约前4世纪-前1世纪）存在约3000年的时间差，这恰恰为层累神话的"千年记忆沉淀"提供了实证：

-商周时期（中层）：高庙的"天文-祭祀-技术"传统被中原商周文明吸收，成为"天命观""礼乐制"的重要来源；

-战国至汉初（上层）：诸子百家与方士将高庙记忆与中原、蜀地神话融合，最终提炼为《山海经》"天地之心"的神话叙事。

这种"多元实践-层累重构"的过程，本质上是文明基因的必然选择——早期人类通过分散探索积累经验，最终通过文化融合形成共同的精神图腾。

（四）外延的包容性：多元一体中的"南方中芯"

轸湘文明中心说的提出，并非要否定中原或蜀地的文明贡献，而是通过"多元一体"的视角，重新定位中华文明起源的动力结构。其外延可从三方面展开：

1.与中原中心的互补性：中原中心（以河南为中心）的核心优势在于粟作农业、青铜礼器与礼乐制度，其"天地之中"的定位（《尚书·禹贡》"豫州，九州之中心"）更多指向政治与礼制的集权性。而轸湘文明中心的独特性在于：其一，以稻作农业为基础（适应南方水网）；其二，以天文观测为驱动（沅水流域视野开阔，便于星象记录）；其三，以符号抽象为特色（白陶符号早于甲骨文3000年）。二者形成"北粟南稻""礼制-符号"的互补格局，共同构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基础（李学勤，1996：23-25）。

2.与蜀地中心的层累性：蜀地中心（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核心叙事是三星堆-金沙的青铜神树、太阳神鸟，其"天地之中"的定位（《括地志》"都广之野在益州成都县"）更多依托神话想象。而轸湘文明中心的优势在于：高庙文化早于三星堆3000年，其白陶符号（与三星堆青铜神树的"树枝纹"存在形态关联）、神面纹（与金沙太阳神鸟的"羽冠"形成互文）已为蜀地神话提供了原始素材。这种"南源北流"的层累关系，证明蜀地中心是轸湘文明中心的文化延伸，而非独立起源（张光直，1999：45-47）。

3.与长江流域的整体性：轸湘文明中心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长江中游文明带的缩影。其东接大溪文化（湖北）、西连屈家岭文化（江汉）、北邻彭头山文化（澧阳平原），共同构成"长江中游文化圈"。这一文化圈的核心特征是：以稻作农业为基础，以天文观测为共识，以符号创造为纽带，形成了比中原更早的"文明共同体"。轸湘文明中心作为该圈层的"南核心"，通过沅水、湘江水系与长江干流连接，最终推动了"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形成（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7：12-15）。

五、伦理必然：文明起源研究的当代启示

（一）对"中原中心论"的超越：文明起源的多元一体性

轸湘文明中心说的提出，本质上是对"中原中心论"的学术修正。它证明：中华文明的"一体"并非源于单一中心的辐射，而是多元实践（长江中游、黄河流域、辽河流域等）的共同结晶；其"多元"也非简单的地域差异，而是不同族群对"文明核心动力源"的共同探索。这种认知，为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提供了历史依据——我们的文明基因，本就源于多元实践的融合（费孝通，1989：1-3）。

（二）对"文明标准"的反思：技术-符号-精神的复合维度

传统"文明标准"（如文字、城市、金属工具）侧重物质层面的突破，而高庙文化的遗存表明：文明的本质是对"核心动力源"的实践探索与精神抽象。高庙的干栏式建筑（技术）、八角星图（符号）、神面纹（精神），共同构成了比单一物质成就更复杂的文明系统。这种认知，要求我们重新审视"文明起源"的定义——它不仅是技术的突破，更是对"人为何存在""世界如何运行"的集体思考（张光直，1986：12-15）。

（三）对"文化传承"的责任：从历史记忆到当代实践

轸湘文明中心说与《山海经》"天地之心"的重叠，本质上是历史记忆的层累沉淀。这种沉淀不是偶然的，而是早期人类对"文明核心动力源"的共同追求。当代中国的文化传承，本质上是对这种"共同追求"的延续——我们需要从高庙的"天文观测"中汲取对自然的敬畏，从干栏式建筑中学习对环境的适应，从符号创造中领悟抽象思维的力量。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习近平，2016：1-4）。

（四）自然与人文的双向塑造：湖南地气的文明互构

湖南地气（自然地理与生态环境）是轸湘文明中心形成的物质基础，而轸湘文明中心的实践又深刻塑造了湖南的人文特质，二者构成"自然-人文"的互构关系。

-地气对轸湘文明中心的塑造：湖南属亚热带季风气候，雨热同期的气候条件、沅水流域的河谷平原地貌、丰富的生态资源（森林、鱼类、野生稻），为高庙的稻作农业、干栏式建筑、天文观测提供了天然基础（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15：87-89）；

-轸湘文明中心对湖南地气的文化反哺：干栏式建筑的发明推动了湖南"依山傍水"的聚落形态（如湘西吊脚楼），白陶符号的抽象思维成为湖南"崇鸟尚日"民俗的文化基因，环壕祭坛的仪式实践强化了湖南"敬天法祖"的伦理传统（弘羲子，2024：4-6）。

这种双向塑造关系，既揭示了文明起源的自然根基，也印证了"人地关系"的辩证统一。

六、结论

《山海经》"天地之心"与轸湘文明中心说的立体重叠，是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历史必然与哲学必然。高庙文化的遗存证明："天地之心"并非神话虚构，而是早期人类对"文明核心动力源"的实践探索与神话抽象；轸湘文明中心也并非地理概念，而是多元实践融合的文化符号。这种重叠不仅揭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本质，更对当代"文明起源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与伦理启示。

未来的研究需进一步深化"轸湘文明中心说"的考古实证（如高庙符号与甲骨文的直接关联、干栏式建筑的跨区域传播），并结合哲学、人类学、生态学等多学科方法，揭示中华文明起源的深层逻辑。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回答"我们从何处来"的历史之问，为"我们向何处去"的未来之路提供文化自信的根基。

参考文献

[1]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2]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M].北京:朴社, 1923.

[3]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6.

[4]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M].北京:中华书局, 1985.

[5]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庙遗址考古报告[R].长沙:岳麓书社, 2007.

[6]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大塘遗址考古报告[R].长沙:岳麓书社, 2012.

[7]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 1982.

[8]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89.

[9]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16-05-16(1).

[10]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地理志[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5

编辑:佚名 李顺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