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在中国近代社会剧烈变革的大背景下，杜心五是一位极具复杂性与传奇色彩的人物。

他既是自然门武学的一代宗师，被誉为 “南北大侠”；又是同盟会的核心成员，曾贴身护卫孙中山、宋教仁等革命领袖，为辛亥革命的成功立下汗马功劳。然而，1913 年宋教仁遇刺后，他愤然弃官，隐身江湖，最终成为青洪两帮的“双龙头” 总舵主 —— 这一身份转变，使得他的一生充满了 “革命性” 与 “江湖帮派性” 的鲜明对比，也引发了后人对其 “双重人格” 的深入探讨。

本研究旨在通过梳理杜心五的生平事迹，客观呈现其革命性的具体表现，剖析其参与帮派组织的历史语境与实际行为，进而揭示其看似矛盾的双重身份背后的内在逻辑。

一、杜心五的革命性一生

杜心五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江湖武夫，而是一位具有明确救国理想的革命志士。他的革命性，体现在从青年时代起就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危亡紧密结合，通过多种方式推动社会变革。

1.1 接受民主革命思想与加入同盟会

杜心五的革命启蒙，始于对清廷腐败与民族危机的亲身感知。其父杜佳珍曾在大沽口战役中被洋人击穿大腿，他本人也目睹九溪天主教堂传教士残害乡民，这让他自幼立下 “练成

武艺，誓杀洋鬼” 的誓言。1889 年，他在北京结识革命党人宋教仁，深受其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这是他从 “武侠”转向 “志士” 的关键节点。

1904 年，杜心五东渡日本留学，先入东京百科学校补习日文，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农科 —— 选择农科，并非出于个人志趣，而是 “力图日后改变家乡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其救国理想可见一斑。留日期间，他与吴玉章、林伯渠等进步人士相交，进一步坚定了革命信念。1905 年 8 月，经宋教仁、覃振介绍，杜心五正式加入中国同盟会，从此成为职业革命者。

1.2 投身反清革命活动

加入同盟会后，杜心五充分发挥其武术特长与江湖影响力，为革命事业提供了关键支持。

1.2.1 担任革命领袖的保镖

杜心五最广为人知的革命事迹，是长期担任孙中山、宋教仁的贴身保镖。同盟会初期，革命领袖频繁遭遇清廷刺客的威胁，杜心五凭借高超武艺多次化险为夷：1905 年，慈禧太后派宦官张某携巨款赴日收买浪人刺杀孙中山，杜心五察觉后将其击毙；1907 年，孙中山与黄兴、宋教仁等在东京牛町区若宫町开会时，清廷驻日使馆暗派刺客潜伏，杜心五仅凭一人之力打倒三名可疑人员并缴其shouqiang，确保会议安全。

他的护卫并非单纯的 “护驾”，而是 “同盟会保卫部

长” 的组织行为，负责整个同盟会核心成员的安全。

1.2.2 宣传革命与筹集资金

杜心五的革命工作，并非局限于武斗。他随孙中山奔走南洋、北美各地，一方面向华侨宣传革命主张，揭露清廷的腐败卖国行径；另一方面积极募集革命资金，为起义筹备军费。据记载，他曾与华侨领袖司徒美堂交往密切，在华侨社会中劝募了大量经费。

此外，他还在东京留学期间参与了反对保皇派的斗争：1907 年，梁启超在东京锦辉馆鼓吹君主立宪，杜心五与共和党青年从楼上跳下，用纸包花生米投击梁启超，成功扰乱其演说 —— 这一行动，并非个人恩怨，而是对 “君主立宪” 妥协路线的明确反对，体现了他坚定的革命立场。

1.2.3 策动新军与武昌起义

杜心五对辛亥革命的最直接贡献，是策动湖北新军起义。1910 年，他奉孙中山之命回国，在汉口法租界开设 “五圣山心武堂”，广收湖北新军中下层官兵加入洪门。为吸引新军，他当众表演 “宣纸走人” 的轻功 —— 两丈长的宣纸两端压于石下，他踏纸而行却纸不破皱，令新军官兵折服。

更关键的是，他 “用江湖规则与民众心理，策反了湖北新军”。1911 年武昌起义爆发，这支被他策反的新军成为起义的核心力量，为推翻清王朝奠定了军事基础。

1.3 推动社会变革的努力

杜心五的革命性，不仅体现在推翻帝制的暴力革命中，还体现在民国成立后对社会建设的积极参与。

1.3.1 任职农政与推广科学

1912 年 5 月，宋教仁出任北京政府农林总长，杜心五被延请为佥事。此后，他历任农商部部员、河南彰德府第二农事试验场会办、北京第一农事试验场技正兼农事传习所气象学教授等职。他利用在东京帝国大学学到的专业知识，致力于农业科学的推广 —— 尽管具体成果未见于史，但他在农事传习所任教时，将气象学知识与农业生产结合，培养了一批农业人才，这是他 “实业救国” 理想的实践。

1.3.2 抗日救亡的民族气节

杜心五的革命性，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新的高度。1931 年“九一八” 事变后，他出于对日寇侵略的义愤，毅然出山，在华北广开山堂，发展会党组织，成为青洪两帮 “双龙头”—— 此时的帮派组织，已不再是江湖团体，而是他团结抗日力量的工具。

1935 年，日本关东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企图诱使杜心五出任 “华北五省自治政府” 主席，以实现 “伪满第二” 的阴谋。杜心五严词拒绝，并当场撕毁日方馈赠的 200 万元日本正金银行支票。土肥原恼羞成怒，将他关押在布满电网的日军兵营中，杜心五却在深夜施展轻功越狱，化妆成火车司炉工逃离北平。1940 年，他响应国民政府号召，出任 “中

国抗日群众动员委员会” 主任，与副主任杜月笙一道，率海内外 37 位帮会首领发表联合通电，号召 5000 万帮会徒众 “打倒日本小鬼，反对外国侵略”。在重庆任职期间，他还利用青帮身份掩护中共地下党员转移，展现了超越党派的民族大义。

二、参与组织帮派力量的历史考察

杜心五被称为 “青洪两帮双龙头”，这一身份常被后世视为其 “反动性” 的证据。但要客观评价这一行为，必须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区分 “会党” 与 “帮派” 的不同性质，以及他的主观动机与实际行为。

2.1 加入帮会的背景与动机

杜心五与帮会的交集，并非始于 1913 年的弃官归隐，而是早有渊源 ——1887 年他在重庆金龙镖局当镖师时，就曾加入洪帮，以帮规毁黑店、灭盐枭。但他正式成为帮派领袖，是在宋教仁遇刺之后。

1913 年 3 月，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暗杀，杜心五 “疾愤军阀的黑暗统治，乃毅然弃官去职，隐身江湖”。此时的他，并非放弃革命，而是对北洋政府的腐败感到绝望，转而寻求更贴近民间的力量继续斗争。正如他后来所说：“我坐这个龙头位子，是为了做事，不是为了当土皇帝捞银子”—— 他的动机，是为了团结江湖力量，继续反抗军阀统治与外来侵略。

2.2 青洪帮 “双龙头” 的事实与争议

杜心五作为青洪帮 “双龙头” 的身份，在江湖史上是独有的，但也存在不同记载。

2.2.1 成为双龙头的经过

据多数史料记载，杜心五的青帮身份，是为了革命需要主动争取的：1908 年，孙中山授命他统合民间帮会，他途经西安时，拜青帮 “理” 字辈硕果仅存的李春利为师。由于青帮讲究辈分，李春利是当时青帮辈分最高的人物，杜心五因此直接成为青帮 “大” 字辈成员，辈分比黄金荣高出两辈、比杜月笙高出三辈。李春利去世后，杜心五凭借其革命声望与江湖地位，被推举为青帮龙头。而他的洪帮身份，则是早已有之 —— 在拜入青帮之前，他已被江湖人士拥戴为洪帮帮主。最终，他打破了青洪两帮数百年来的隔阂，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 “青洪帮双龙头”。

2.2.2 帮派身份的争议

尽管多数史料认可杜心五的双龙头身份，但也有不同说法。例如，有资料称他 “是袍哥，也就是当年的江湖第二大帮汉流”，而非青洪帮双龙头；还有资料提到，他 “在青帮的地位很高，但并未正式担任龙头”。这些争议的核心，在于杜心五的帮派身份更多是 “名誉性” 的 —— 他从未将帮派作为个人权力的工具，而是始终以革命目标为导向。

2.3 帮派组织的反动性辨析

在评价杜心五的帮派身份时，必须明确两个关键问题：一是青洪帮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性质变化；二是杜心五本人是否参与了帮派的反动行为。

2.3.1 青洪帮的性质演变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研究指出，晚清时期的洪门（包括天地会、哥老会），是以 “反清复明” 为宗旨的秘密会党，具有反抗民族压迫的进步性。但进入民国后，部分帮会组织蜕变为黑社会，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 —— 例如上海的黄金荣、杜月笙等青帮头目，就曾与国民党反动派勾结，从事fangong、贩毒等活动。

但杜心五领导的青洪帮分支，与上述反动帮派存在本质区别。他担任龙头后，立即制定了严格的帮规：“一、打倒日本小鬼，反对外国侵略；二、收复东三省，消灭满洲国；三、反对投降卖国，铲除一切汉奸；四、义气团结，福祸同担；五、不准滥杀、奸盗、营私、扶强欺弱；六、不准屈服投敌，私通敌伪；七、不准泄露秘密，卖友求荣”。这些帮规完全以抗日救国为核心，没有任何维护帮派私利的内容。他还明确规定：“红帮地盘，禁绝烟毒，不设赌坊，不逼良为娼”—— 这与传统青帮 “烟、赌、娼三位一体” 的运营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

2.3.2 杜心五的个人行为与 “反动性” 无关

现有史料中，没有任何杜心五本人参与反动活动的记载。相

反，他始终以帮派领袖的身份，积极从事抗日救国与维护正义的工作：1935 年，他拒绝土肥原贤二的诱降，表现出坚定的民族气节；1940 年，他发表抗日通电，动员帮会徒众参与抗战；甚至有传说称，他曾以帮规锄奸，指使保镖林怀部刺杀大汉奸张啸林 —— 尽管这一传说的真实性存疑，但至少说明他在江湖中的形象是 “抗日锄奸” 的正义领袖。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对杜心五的评价也印证了这一点：1950 年 3 月，他被聘为湖南省人民军政委员会顾问；1951 年 1 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湖南省政协委员。maozedong曾对湖南省主席程潜说：“杜心五我听林伯渠同志说过，这个人很不错，要好好保护”。如果他真的是 “反动帮派头目”，不可能获得如此高的政治待遇。

三、杜心五的双重人格分析

杜心五身上的 “革命性” 与 “帮派性”，看似水火不容，实则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环境下的产物。他的双重人格，并非道德上的分裂，而是理想与现实、个人与时代的复杂交织。

3.1 双重人格的表现

杜心五的双重人格，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

3.1.1 身份的双重性

他既是 “革命志士”，也是 “江湖龙头”：作为志士，他加入同盟会，护卫孙中山，策动武昌起义，为民族独立而战；作为龙头，他开坛收徒，制定帮规，统领青洪两帮，成为江

湖领袖。这种身份的反差，在传统社会中极为罕见 —— 革命志士通常视帮派为 “异类”，而帮派领袖也极少参与上层政治革命。

3.1.2 行为准则的双重性

他的行为，既遵循革命的 “家国大义”，也遵循江湖的 “忠义伦理”：在革命活动中，他严格服从同盟会的纪律，为理想抛头颅洒热血；在帮派事务中，他讲究 “义气团结，福祸同担”，以帮规约束徒众。例如，他既可以为保护孙中山舍生忘死，也可以为惩罚叛徒（如出卖他的青帮成员）不惜越狱锄奸。

3.2 双重人格的成因

杜心五双重人格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3.2.1 时代背景的影响

晚清至民国的中国，是一个 “礼崩乐坏” 的时代：传统的儒家伦理已无法维系社会秩序，而现代的民主制度尚未建立。在这种情况下，江湖帮会成为底层民众组织起来的重要力量—— 它们既有 “反清复明” 的进步性，也有 “江湖义气”的封闭性。杜心五作为这一时代的产物，自然会受到这种双重性的影响：他既接受了民主革命的思想，也无法完全脱离江湖文化的土壤。

3.2.2 个人经历的塑造

杜心五的个人经历，也促成了他的双重人格。他自幼习武，行走江湖，深知底层民众的疾苦与江湖规则的力量 —— 这让他明白，革命不仅需要上层的政治纲领，更需要底层的群众基础。而他与宋教仁的交往，以及留日期间接受的民主思想，又让他超越了传统江湖人士的 “替天行道”，转向了更宏大的 “民族复兴”。因此，他选择 “以江湖之躯，行革命之事”，既是一种策略，也是一种信念。

3.2.3 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杜心五的双重人格，本质上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他的理想是 “建立民主共和国”，但现实是 “军阀割据，列强侵略”—— 在这种情况下，单纯的政治革命无法取得成功，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江湖帮会。正如孙中山所说：

“革命党人必须联络洪门，因为洪门是中国革命的基础”。杜心五的帮派身份，正是这种 “统一战线” 思想的具体体现 —— 他并非真的沉迷于江湖权力，而是将帮派作为实现革命理想的工具。

四、结论

杜心五的一生，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个缩影。他的革命性，体现在他为推翻封建帝制、抗击日本侵略、推动社会进步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 他不仅是一位武术家，更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与革命者。而他参与帮派组织的行为，并非出于个人野心，而是为了团结民间力量继续斗争。尽管青洪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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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期确实出现了反动倾向，但杜心五本人始终坚守民族大义，从未参与任何违背正义的活动。

所谓的 “双重人格”，实则是他在特殊历史环境下的生存智慧与斗争策略。他以 “儒侠” 自居，将儒家的 “家国大义” 与江湖的 “忠义伦理” 结合起来，用自己的方式践行了 “革命” 的理想。他的一生，告诉我们：历史人物并非非黑即白，评价一个人，必须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看其是否顺应时代潮流，是否为民族与人民做出了贡献。杜心五的革命性，是其一生的主流；而他的帮派身份，只是他实现革命理想的手段。他是一位真正的 “大侠”—— 不仅有高超的武艺，更有高尚的品德与坚定的信念。

作者系国家总部经济课题组研究员孙孟六本文二 O 二六年元月十六日作于北京

（注：本文研究文史资料借助于 AI 查阅大量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