铠 甲 红 妆
——记湖湘女杰、胡耀邦夫人李昭
纳兰泽芸 著
（173000字）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以客观且翔实的采访为依据，以严谨且真实的历史为准绳，主要讲述了湖湘优秀女儿、胡耀邦夫人李昭同志从出生，求学，到投身革命，再到含泪离家，到达延安，与胡耀邦相识、相爱，又在战火中辗转多地，短暂相聚，解放后为中国纺织与服装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直至离休后依然心系纺织、为国为党为人民发挥余热等一些重大的人生转折所贯串起来的人生故事。全景式地展现了优秀的gongchandang员、湖湘女杰李昭同志波澜壮阔、丹心忠魂的一生。本书图文并茂，资料详尽，是一部难得、生动、有血有肉的精彩作品。
前言（暂缺。由胡德平部长撰写二三百字即可。）
目录
第一章，童年时光
1，党的同龄人，取乳名阿凤
2，父母分手，在宠爱中变得坚强
3，品学兼优，她叫李淑秀
4，走出校园，投身抗日救国洪流
第二章，含泪离家
1，战地服务团，一腔热血为国土
2，要求参战，却被无情拒绝
3，含泪离家，加入中国gongchandang
4，参加游击队，路上虚惊一场
5，为了抗日救国，改名李昭
6，身在根据地，心向延安
第三章，投身革命
1，出发，向着梦想中的圣地
2，长途跋涉，李昭病倒
3，到达圣地，进入中国女子大学
4，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
5，团结的女大，进步的女大
6，与胡耀邦相识，成为革命眷侣
7，互相鼓励，挺过非常时期
第四章，烽火连天
1，为了胜利，主动要求去东北前线
2，为了理想，含泪将二儿子送人
3，路途凶险，随军东进北上
4，为了孩子，与胡耀邦发生争执
5，作为干部的妻子，我绝不能拖了后腿
6，分居两地，做一名坚强的革命军人
7，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8，心怀大爱，救养流浪女
9，母女重逢，为解放撑起一个家
10，有惊无险，李昭是坚强的后盾
第五章，基层岁月
1，全国解放，红旗如画
2，去川北，送养女参军
3，上肩无轻担，做一名知难而上的干部
4，与工人打成一片，与资方合作顺利
5，干工作，不忽视对孩子们的教育
6，下基层，去生产第一线
7，“上天入地”，只为全面了解工厂
8，鞠躬尽瘁，解决工人的生活问题
9，关心工人健康，改善劳动条件
10，困难是暂时的，我们要相信国家
第六章，相濡以沫
1，次子刘湖归来，家人大团聚
2，公平并且包容，培养孩子的爱心
3，生产局长、化纤局长和产品局长
4，从北京到西安，只为看一眼胡耀邦
5，孩子们懂事了，长大了
6、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7，黎明之前，总是最黑暗的
8，形式好转，一切都会过去
9，干部妻子，也为钱发愁
10，不走后门，靠个人努力实现愿望和理想
11，铁面无私，对家人尤其严格
12，收留“养儿养女”们，家永远欢迎你
13，七封亲笔信，饱含深情厚爱
14，帮助更多人，为了我们的责任
第七章，无私无愧
1，不沾别人的光，只想为服装事业献力
2，对国家有益的事，我们都应该干
3，相濡以沫，你的健康就是我的健康
4，北京服装协会，追求文明雅致的中国特色
5，建设国际服装之都，让中国服装走向世界
6，爱人骤然去世，落絮细雨泪无声
7，《服装时报》办不成，我死不瞑目
8，21世纪中国服装会馆，缺憾也是一种美
9，翠兰，你终于回来了
10，经常下乡，只为农民脱贫致富
11，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历史会记住李昭
12，母亲像本家书，值得永远阅读
第八章，李昭语录
附录一：
母亲的心
附录二：
被采访人名单
附录三：
李昭身世
附录四：
李昭生平回顾
附录五：
李昭年谱
附录六：
后记
附录七：
参考文献
附录八：
鸣谢单位与个人
正 文：
第一章 童年时光
1，党的同龄人，取乳名阿凤
1921年，对中国乃至世界来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1月，卢森堡gongchandang成立。
2月，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宣布成立。
3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决定派何孟雄参加少共国际代表大会；广州千余妇女集会，要求男女平权。
4月，广东非常国会议决废除军政府，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10日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
5月，孙中山在广州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
6月，共产国际派人来华建议及早建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马林到达中国上海。
7月，中国gongchandang成立。中国gongchandang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嘉兴举行。出席大会的有maozedong、何叔衡、董必武、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还有陈独秀的代表包惠僧。会议制定了党纲，通过了工作决议，选举了党的机构。从此，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
11月，英、美、日、法、意、中、荷、葡、比九国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华盛顿会议”。
12月，阳历年末，一年即将过去，一个此生注定不平凡的女性降生。
1921年12月20日，农历辛酉(鸡)年十一月廿二，庚子月，丁已日，天气晴朗。安徽省宿县城里的高公馆，一派忙碌并且热闹的景象。高公馆里的二小姐高慧兰在这一天，生下一个健康的女婴。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高公馆里的所有人却并没有因二小姐生下的是一个女娃而歧视或者怠慢她。女婴躺在高慧兰身边，哭了一阵子，便偎依着母亲，安静地睡着了。高慧兰看着女婴，冥冥之中，她觉得这孩子长大以后，必会不一般。
她这么想并非无中生有。昨夜她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站在院子里，突然之间，一只似鸽非鸽、似孔雀非孔雀的漂亮并且华丽的大鸟飞到了她家大枣树的树枝上。正惊愕间，大鸟从树枝上飞起，空中盘旋一圈，缓缓落下，来到她的面前，静静地看着她。她伸手抚摸大鸟，用手指梳理着大鸟的羽毛，大鸟依进她的怀里，歪着头，竟然特别温顺。高慧兰醒来以后，将这个梦说给外婆听，外婆闻后大喜，说这是个好征兆。果然，几个小时以后，高慧兰便顺利地生下一个女婴。外婆说外孙女是只凤凰，以后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一家人经过一番商量，将女婴取名阿凤。
这个阿凤，就是后来的李昭。
旧时宿县标识。
注：“宿县”下标注“南宿州”，因宿州古代和徐州读音相近，为区分，故称南宿（xu）州。
照片李昭1
(图片由宿州档案馆提供)
阿凤的父亲李仲侯是湖南省宁乡县楠竹乡人，家境殷实。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学的却是军事测绘。那时中华民国刚刚成立不久，年轻的李仲侯想干出一番大事业，毅然离开家乡，辗转来到安徽宿县。
宿县原名宿州，中华民国元年改名宿县，民国时期的宿县包括今宿州市埇桥区全部，今淮北市相山区大部分，今淮北市烈山区全部，今濉溪县全部，今蚌埠市固镇县一部分。宿县虽然不大，也并不繁华，但因处在江苏与河南两省的交界处，为京沪交通线上的一处重要城镇，交通发达，距离兵家必争之地的徐州也不远，李仲侯便在这里停留下来，并与高公馆的二小姐高慧兰相识、相爱，最终结为夫妻。阿凤的出生让这个家变得更加温暖热闹，生机盎然，其乐融融。那时候，谁都没有料到，不久以后，李仲侯会远走他乡。
中华民国二十年六月二十三日叶开鑫天赋等人增补任命书的申请封面
照片李昭2
(图片由台北国史馆提供)
那时候的中国，军阀割据，战乱不断。李仲侯有一个好友叫叶开鑫，此时他的军事力量逐渐发展起来。叶开鑫是湖南省宁乡人，江南将弁学堂毕业，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任安徽新军营长。1913年回湘任湘军第2师团长，1920年任湘军第1师1旅旅长兼长沙警备司令，后任第3师师长兼湘西善后督办。
中华民国二十六六月二十三日叶开鑫天赋等人增补任命书的申请正文
照片李昭3
(图片由台北国史馆提供)
阿凤出生后不久，叶开鑫写信给李仲侯，请李回湖南，助他一臂之力。李仲侯有着湖南人的男儿气概，不愿碌碌无为，希望能干出一番事业，因此，他在经过几天的思虑之后，决定弃笔从戎，投身到叶开鑫的队伍之中。可是带家属前去部队具有很大的危险，为了革命事业，李仲侯只好只身前往。李仲侯从军以后，先是当连参谋，后来一路往上，干到了师参谋长，他的军事才华深得叶开鑫的赏识。
然而，自李仲侯离开宿县，再也没有回来。
丈夫离开以后，襁褓中的阿凤成为高慧兰唯一的精神寄托。她知道李仲侯的选择是为了自身的理想，但婚姻的失败还是让她久久不能从失落和伤悲中走出。不久以后，高慧兰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这或许与李仲侯的离开有关。
2，父母分手，在宠爱中变得坚强
父亲李仲侯离开以后，外公成为家里唯一的男人。外公是宿县乡绅，在当地有着很高的声望与很复杂的人脉。家里虽然有钱，但外公和家里人过日子一直很节俭，从不挥霍。外公朋友很多，常有人上门拜访，有富人，也有穷人，不管富人还是穷人，外公都将他们都一视同仁。即使后来家道开始没落，外公也会用节省下来的钱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外公常常对年幼的阿凤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不仅是一个男人的行为规范，也是一个女人应该具备的品质。
在外人眼里，外公不怒自威，但是在阿凤面前，他却从没有板过脸。他常常抱着年幼的阿凤，到院子里看那些花花草草，教给阿凤那些花花草草的名字。待阿凤长大一些，又教她怎样修剪花草，怎样写那些花花草草的名字，以及与那些花花草草相关的诗句。外公是阿凤的启蒙老师，阿凤从外公那里，不仅得到了最初的国学启蒙，还学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
外公喜欢读书，家里藏书颇多。没事的时候，小阿凤喜欢缠着外公，让他讲书里面的故事。她最喜欢听外公给她讲《水浒传》、《三国演义》、《聊斋志异》等中国古典名著里面的片断，听外公讲那些精彩的故事，小阿凤常常忘记了吃饭和睡觉。长大后的阿凤喜欢读书，这离不开她年幼时外公的熏陶与有意的培养。
外公去世以后，高公馆里只剩下外婆、姨妈、母亲和阿凤。阿凤一天天长大，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双重性格——她既喜欢安静地呆在院子里看那些花花草草，也喜欢像男孩那样舞枪弄棒，满院疯跑。
有一次，阿凤的姨妈上街时，为阿凤买回一个小风车。风车是硬纸板做成的，上面涂抹了美丽的颜色，小巧精致，阿凤很是喜欢。没事的时候，小阿凤会举着小风车，在院子和门口跑来跑去。到了夜里，她会把风车插在外边的窗台上，想象着风车在夜风里旋转不停。有一天夜里下起雨，风车被淋坏，待第二天清晨阿凤发现时，已经晚了。阿凤非常伤心，问姨妈能否再为她买一个。当得知风车是姨妈从街上的流动商贩手里买的，姨妈已经没有办法为阿凤再买一个时，她伤心地哭了起来。母亲劝阿凤不要哭，可是阿凤仍然哭闹不止。
母亲对阿凤说：“虽然咱们买不到风车，可是可以自己做啊！”那天母亲找来一张硬纸板，为阿凤做了一个风车，并让阿凤自己给风车涂上鲜艳美丽的色彩。看到自己动手也可以做出这么漂亮的风车，阿凤破涕为笑。母亲对阿凤说：“风车坏了，我们应该想办法补救，而不是缠着大人，哭闹不止。现在你哭闹，因为你知道家里人可以帮你。以后你长大了，遇到这类事情，还是哭闹的话，谁能帮你？我希望你长大以后，成为一个可以独立的人，而不要成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风车事件”让年幼的阿凤印象深刻，即使多年以后，阿凤也依然记得这件事，记得母亲的这句话。
还有一次，外婆和母亲在厨房做饭，阿凤在院子里玩。玩了一会儿，阿凤感觉有些饿，就跑进厨房，问外婆饭做好了没有。外婆在案板上切着熟肉，她告诉小阿凤，还需要再等一会儿。阿凤顺手从案板上抓起两块肉塞进嘴里，然后再次跑到院子，直到饭做好了，外婆去院子里喊她，她才回屋。
本来这件事对小孩子来说太过平常，然而母亲高慧兰却并不这样看。
吃饭的时候，高惠兰对阿凤说，如果她饿了，可以帮大人们干点活，让饭快一点儿做好，而不是等在旁边，像一个事不关己的旁观者。阿凤说，我不会干嘛。高慧兰说：“不会干可以学，没有人天生就会干活。只要你肯学，这世上就没有学不会的事情。我希望你以后能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而不要成为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大小姐’。”
这件事情，同样让年幼的阿凤印象很深。
因为阿凤调皮好动，所以小时候的她常常受伤。大约六岁多的时候，有一次，阿凤踩着木梯在门口打枣，结果从高处摔下来，膝盖受了伤。恰好此时身边没人，小阿凤号啕大哭。哭了一会儿，家里却并没有人出来，阿凤只好从地上爬起，拖着流血的腿，一个人走进院子。让她吃惊的是，母亲正坐在院子里看着她。看到阿凤走进来，母亲站起来，牵起她的手，慢慢走回屋子，为她包扎。
母亲告诉阿凤，她看到阿凤从椅子上摔下来，知道她摔得不算重，一个人完全可以走回院子。所以，即使阿凤躺在地上啕哭不止，她也没有理睬。“任何人都不会陪你一辈子，”母亲对阿凤说，“你不仅要学会坚强，还要学会自己解决问题，比如在受伤的时候，一个人走回来。”
母亲的做法对年幼的阿凤来说，似乎有些残忍，但在多年以后，阿凤想起这件事情，认为母亲的做法很对。也许正是从那天起，阿凤开始尝试让自己变得坚强，这无疑让她受益终生。
就这样，阿凤在全家人的宠爱中与严格要求中，一天天长大。
3，品学兼优，她叫李淑秀
到了上学的年龄，母亲高慧兰给阿凤取学名李淑秀。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名字，普通到把这个名字与其他同学的名字放到一起，很难让老师一下子就记住。但是，教课老师还是很快记住了这个叫做李淑秀的孩子。
因为她的聪明与勤奋。
李淑秀就读的是宿县城里天主教所办的著名的启秀女校。由于在入学以前，外公和母亲就教会李淑秀认识了很多字，所以从上学的第一天起，李淑秀就基本能够自己阅读那些启蒙教材，这让她的老师很是惊讶。不仅如此，外公在世的时候，还给她讲了很多《水浒传》、《三国演义》、《聊斋志异》等古典名著里面的故事，这让她的知识和思考问题的能力远远超过其他孩子。有时候，老师会让李淑秀在课堂上代替他给同学们讲这些故事，李淑秀就会大大方方地站起，绘声绘色地给同学们讲起来，把大家听得如醉如痴。为此，同学们亲切地叫她“故事王”。
李淑秀不仅在同龄孩子中知识渊博，并且聪慧好学。每天天不亮，她就会起床读书，待别人起床，她已经学习了很久。她的学习并不仅限于书本上那些知识，让李淑秀更感兴趣的，是外公的那些藏书。入学两年以后，她就能将外公书房里的所有藏书读懂，有些她喜欢的，还会读第二遍、第三遍……直至很多内容可以“倒背如流”。在课后，她常常与老师们交流，她的很多与年龄极不相称的想法让老师们大为赞叹。从小学到中学，李淑秀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不仅如此，李淑秀从来不以她是从高公馆里出来的“大小姐”这个“高贵”的身份自居，而是像其他同学们那样，见到老师主动问好，态度极为尊敬。每天清晨，李淑秀总会第一个来到教室，整理课桌，打扫卫生，将教室收拾得一尘不染。她对老师说：“干净整洁的学习环境会让同学们心情舒坦，能够帮助同学们更加专心地学习知识。”她的这些行为举止，让老师们更喜欢她了。
虽然启秀女校是教会学校，能进入这个学校就读并不容易，但是相比之下，学校里还是有几个家境不太好的学生。李淑秀知道后，便想方设法去帮助他们。她联系到几个同学，每天放学以后，去那些家境不太好的学生家里帮忙干活。最初，她的这些行为背着母亲高慧兰，后来母亲知道了，非但没有责怪她，反而夸奖她做得很对，并拿出一笔钱，让她用这些钱接济那些需要帮助的同学。母亲的鼓励让李淑秀感觉到，原来帮助别人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李淑秀在启秀女校读书时，正是中国局势最为动荡的一段时间。
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2月，东北全境被日军占领。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建立。
那时候李淑秀与同学们虽小，但是已经能够隐隐感觉到中华民族所面临的灾难与重重危机。学习之余，同学们会经常凑到一起讨论国事。有一次，有两个同学因为看法不同而争了起来，直争得面红耳赤，谁都不肯认输。这时候，一直站在旁边听他们讨论的李淑秀站出来，让他们不要争吵，并告诉他们只有团结，才能想到办法。“就像我们的国家一样，只有每个人都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来犯之敌，中国才不会受欺负。”李淑秀说，“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努力学习，好好锻炼身体，心往一处想，等长大了，才能够救中国！”她的话不仅让两个争执的同学马上和解，而且开始专心学习，也让得知此事的老师对她大加赞赏。
正因为李淑秀学习刻苦，对人尊敬，帮助同学，团结学友，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她，久而久之，大家便称她是“小天使”。对这个外号，李淑秀并不觉得有多骄傲。她认为她只是做了她应该做的事情，做了外公教导与母亲希望她做的事情。
品学兼优的李淑秀，一天天长大。
4，走出校园，投身抗日救国洪流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一年，李淑秀16岁。
启秀女校虽是教会学校，但是抗日救国的声音仍然不断传进校园，加上李淑秀与几个进步的同学这几年一直在关注着中国的时局，一个重要的选择摆在李淑秀的面前。
从背上书包一直到中学，李淑秀一直品学兼优，谁都知道假如她专心读书，个人前途将一片光明。然而，当看到神州大地处处燃烧起抗日的烽火，看到全国人民一心向敌，学校里的李淑秀再也呆不住了。她想早日走出校园，为抗日救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当然，她知道这不仅需要她彻底放弃自己尚未完成的学业，还极有可能献出生命。
她的想法，首先遭到校长冯秀媛女士的反对。
当冯校长得知品学兼优的李淑秀想要彻底放弃学业时，她觉得甚为可惜，她劝说李淑秀：“抗日救国、在战场上杀敌是军人的事情，你才16岁，还是一个孩子，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完成学业，为自己的前途着想。”
李淑秀对冯校长说：“我觉得抗日救国不仅是军人的事情，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事情。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假如连国都亡了，对个人而言，还谈什么前途？”
冯校长说：“可是多你一个人，战争并不一定会胜利；少你一个人，战争也并不一定会失败。你没有必要一定要冒着生命危险参与到战争中去——对你而言，完成学业，以后为国家出一份力，也是一种抗日救国。”
李淑秀说：“只要战争爆发，每一个中国人就不可能置身度外。我承认完成学业也是一种救国，但这需要时间，可是对现在的中国来说，我们还有时间吗？抗日救国，已经刻不容缓！”
冯校长被眼前这张坚毅果敢、英姿勃发的脸孔打动了。她深有感触地说：“既然你怀着一颗滚烫的爱国抗日之心，我这个当校长的还有什么理由反对你呢？我尊重你的选择。至于学业，如果战争结束得早，我希望你有机会可以补回来。当然，这件事情你还需要告诉你的妈妈。无论你做什么，她都应该知道。”
李淑秀激动得涨红了脸。她知道冯秀媛校长一定会答应她的请求。因为冯校长本人就是一位可敬可爱的爱国人士。
冯校长在宿州当地被称为“宿城女杰”，她是土生土长的宿州人，从小聪慧过人。1921年，冯秀媛从启秀女校毕业后考入南京汇文女中，之后又进入金陵神学院深造。毕业后任教于母校启秀女校，1926年后任校长。她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女士在宿州启秀女校任教时最喜欢的学生之一。
日军在古城墙上庆祝占领宿县
李昭4
(图片由宿州档案馆提供)
李淑秀回到高公馆，陪伴母亲度过两天。她将她的决定跟母亲说了，母亲一怔，然后陷入沉默。李淑秀有些担心，她想母亲肯定会反对，想不到母亲在长久的沉默之后，说：“阿凤，如果你决定了，就去做。从小到大，还从没有人能够阻止你想做的事情。”李淑秀说：“以后我回家的次数，会越来越少。”母亲笑笑，说：“我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了自己的选择，去吧！”
日军走在被炮火损毁满目疮痍的宿县街道
李昭5
(图片由宿州档案馆提供)
李淑秀就这样结束了她的学生生涯，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之中。最初一段时间，她组织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学友，或者上街张贴抗日标语，或者大家编排一些抗日的小节目进行演出，或者为群众演讲、给他们分发宣传抗日救亡的报刊和传单，积极宣传抗战爱国的思想。后来李淑秀号召大家捐钱捐物，或者到处募捐，用募捐到的钱物直接支援前线。
一段时间以后，当得知宿县有一个战地服务团，李淑秀非常开心。她知道，她终于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组织。
第二章，含泪离家
1，战地服务团，一腔热血为国土
李淑秀参加的战地服务团的全称是“第五战区战地服务团”。李淑秀加入的时候，服务团里已经有了一大批如她一样的热血爱国青年。在李淑秀最初加入的时候，这些人给了她很大的帮助。
之前李淑秀与几个学友虽然也写标语、搞宣传，但并不专业，并且多是在街头巷尾，从未接触到真正的前线。到了服务团以后，在罗秀珍、余秀兰、牛正中等有着同样抱负的年轻人的帮助下，李淑秀知道，仅凭一腔热血很难救国，她还需要讲究办法，变得更专业才行。于是，李淑秀开始与罗秀珍、余秀兰、牛正中等人排练《放下你的鞭子》、《松花江上》等节目。
《放下你的鞭子》是由《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改编而成的独幕剧，1931年由集体创作、剧作家陈鲤庭执笔写成了抗战街头剧。
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
李昭6
(图片由宿州档案馆提供)
该剧讲述了“九·一八事变”以后，从东北逃出来的一对父女流离失所，只得靠在街头卖唱为生的故事。有一天，女儿香姐刚要提嗓演唱，却因饥寒交迫晕倒在地。她的老父亲见状，举起鞭子欲打她，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名青年工人见状，非常愤怒，一边高呼“放下你的鞭子”，一边夺下老父亲手里的皮鞭。老父亲和香姐只得向群众诉说日军侵华、家乡沦陷等辛酸往事，在场的观众群情激愤，一起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放下你的鞭子》运用街头卖艺的形式演出，将国家、家庭与个人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让演员与观众可以互动并打成一片，借以展现出“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残暴奴役下的悲惨遭遇，使观众认识到必须团结起来，抗日才有希望。
李淑秀与服务团的另几位团员一起将《放下你的鞭子》演绎得催人泪下，每次演出，都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
《松花江上》则是1935年张寒晖在西安目睹东北军和东北人民流亡惨状而创作的一首抗日歌曲。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电令时任东北军参谋长的荣臻保存实力，消极对待日本关东军的挑衅，致使东北军官兵被迫流亡关内。张寒晖耳闻目睹了几十万东北军和人民流亡悲痛的声音与惨景，创作出《松花江上》的歌词，并以北方失去亲人的女人在坟头上的哭诉哀声为素材，写成了《松花江上》的曲调。
maozedong主席曾经这样说过：“一首抗日歌曲抵得上两个师的兵力。”《松花江上》在日寇大举侵华的紧要关头，唱出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乃至全国人民的悲愤情怀，唤醒了民族之魂，点燃了中华大地的抗日烽火。
《松花江上》词曲作者张寒晖
李昭7
(图片由宿州档案馆提供)
李淑秀他们每到一处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和《松花江上》都是他们必演的节目。有一次，他们去东北军张学良的部队慰问演出，当唱到《松花江上》时，周围的官兵们无一不被感染，很多士兵当场流下眼泪。那一天，他们将《松花江上》一连演唱了三遍，到最后，所有的官兵们一起随着他们演唱，场面极其悲壮。
还有一次，他们去西北军冯玉祥的部队演出，当《放下你的鞭子》演完，战士们一起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鬼子赶出中国！”的口号声响彻云霄，足足持续一刻钟之久。那一刻，李淑秀深深地感觉到什么叫做震撼，也深深相信抗战必会胜利，凶残的日寇迟早会被赶出中国。
后来，他们又编排了《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歌曲以及另外一些抗战剧。每至一处，他们都会激励官兵们英勇杀敌，顽强抗日，李淑秀和她的队员们深受官兵们的欢迎。慢慢地，很多人都知道“第五战区战地服务团”有个小姑娘叫李淑秀。
在战地服务团，李淑秀还充分运用她文字功底好的优势，创作了很多标语，这些标语，亦给了当时的抗日官兵与普通民众以抗日必胜的决心。可以这样说，战地服务团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服务团”，而是成为与抗日部队并肩作战的“战友团”。
服务团除了创作和张贴标语、创作和演出节目之外，还需要学习一些战争知识，比如如何组织群众防空，如何救护伤员，等等。因为李淑秀他们经常在表演节目的时候，突遇日军飞机的轰炸。每到这时，他们就会马上组织那些慌乱的群众隐蔽，并不顾个人安顾，抬担架，救护伤员……
最为惊险的一次，是他们正在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突然传来防空警报的声音。那天李淑秀他们是在街上演出的，周围挤满了普通群众和少量士兵。李淑秀马上拿起喇叭，大声让群众有序撤离，然而由于群众太多，场面变得混乱不堪。
李淑秀将喇叭往同伴罗秀珍手里一塞，让她继续指挥，她跑到人群之中，背起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大娘，往最近的掩体处跑。一颗炸弹呼啸而下，在距离李淑秀不远的地方爆炸，几个无辜群众当场被炸死，李淑秀也被巨大的气浪掀倒。远处的牛秀兰与牛正中跑过来扶起李淑秀，幸运的是，李淑秀与她背上的老大娘安然无恙。
那是李淑秀第一次近距离目睹日军的baoxing，也是她第一次切切实实地体会到《放下你的鞭子》这部话剧里面的残酷现实。
也许正是从这一刻起，悲痛并且愤怒的李淑秀不再甘心只做一名“战地服务团”的团员。她想拿起枪，走上战场，参与到真正的杀敌战斗中去。
2，要求参战，却被无情拒绝
回去以后，李淑秀将她的想法与服务团里面的几个好友说了，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
支持者的想法与李淑秀相同，认为只有拿枪杀敌，才是真正的抗日；反对者则认为他们现在还小，应该把“战地服务团”的事情做好，以激励群众和官兵们抗日。
大家各有自己的看法与打算，李淑秀也开始左右为难。而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沦陷的国土也越来越多，几乎每一天，都有国军前线战败的消息传进李淑秀的耳朵。李淑秀如坐针毡。
1938年春天的一天，一个老乡辗转找到李淑秀，告诉她父亲李仲侯在前线牺牲了！
李淑秀听到这个消息，愣了很久。父亲离开的时候，李淑秀尚在襁褓之中，虽然对父亲没有什么印象，但是血浓于水，李淑秀还是非常伤心。她决定回一趟高公馆，其一陪陪母亲，其二把她想上前线的事情告诉母亲，征求一下母亲的意见。
回到家，李淑秀发现母亲气色很差。母亲告诉女儿，虽然早年父亲与她分离让她与年幼的李淑秀受了很多苦，但当年他离开是为了救国，现在亦是为国捐躯，父亲是值得永远铭记和尊敬的抗日英雄。
母亲告诉李淑秀，父亲战死在台儿庄会战中，后人必然会记得这场战役。
台儿庄激战
李昭8
(图片由台儿庄大战纪念馆提供)
台儿庄大捷对于不可一世的日军来说，是第一次狼狈仓惶的败退。这不仅是兵力数量上的损失，更是精神上的挫败。从此以后，“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了。连日军《步兵第10联队战斗详报》都载文对台儿庄战役进行评价：“不识他人，徒自安于自我陶醉，为国军计，更应以此为慎戒”。
maozedong在《论持久战》中写道：“每个月打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
周恩来在评价“台儿庄大捷”时说：“这次战役，虽然在一个地方，但它的意义却在影响战斗全局、影响全国、影响敌人、影响世界！”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对中国抗战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母亲和李淑秀两个人坐在院子里，母亲神情郑重地对女儿说：“淑秀，你记住，你的父亲李仲侯，就是在这个重要的战役、在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的战斗中为国捐躯的，你是他的亲生女儿，应该永远记住他。”
李淑秀使劲点了点头，说：“我记住了。”想了想，又说：“妈妈，假如我想成为父亲那样的人，去战场上为国杀敌，您会答应吗？”
母亲看着李淑秀，当确信李淑秀不是在开玩笑时，她说：“我只有你一个女儿。”
“我知道。”李淑秀说，“可是那些被日本鬼子杀死的中国人，他们也是母亲、父亲、儿子、女儿……”
母亲盯着李淑秀，不说话。
“半年前我们服务团去前线慰问，有一名战士帮我们搬道具。我们聊了一会儿，他说他上面有三个姐姐，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他很喜欢我们的节目，说希望以后还能看到我们的演出。可是就在前几天，我突然得到消息，这名战士牺牲了。”李淑秀沉默片刻，说，“他才十八岁啊！他的父母也只有他一个儿子。”
母亲没说话。起身回屋。
那个下午，母女俩再也没说一句话。
吃晚饭的时候，母亲捏着筷子却吃不下一口饭。良久，母亲轻轻地说：“阿凤，你是妈妈唯一的女儿，虽然妈妈心里真舍不得你，可是妈妈还是那句话：你决定的事情，任何人都不可能阻拦。想去的话，就去吧！”
李淑秀说：“妈妈，您放心，我会好好照顾自己，我相信咱们都能够看到抗战胜利！”
母亲的支持让李淑秀非常感动。
又在家里呆了一天后，李淑秀回到服务团，与几个同伴一起要求去前线直接参战，并且，李淑秀还希望能够去农村宣传和组织群众抗战。因为她知道，抗战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农村和农民慢慢会对抗战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然而，她的要求却并没有得到同意。
原来，服务团里有几个国民党顽固分子对李淑秀他们的要求百加指责和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去农村宣传组织农民抗战是“左”倾言行，与国民政府的抗日防共、溶共的政策严重不符，不予批准。李淑秀闻后非常气愤，说这是汉奸政策，汉奸语言。然而，不管她怎样据理力争，也没有说服那些人。最终，李淑秀和她的同伴们只能放弃“申请”这条路。
但放弃了“申请”，并不等于放弃“上前线”。
此时的李淑秀知道，要想达成自己上前线抗日的心愿，似乎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加入中国gongchandang。
3，含泪离家，加入中国gongchandang
李淑秀首先将她想加入中国gongchandangde想法偷偷告诉好友罗秀珍，正好罗秀珍也有这个打算。两个人又找到余秀兰和牛正中，巧的是，牛正中早有这个想法，并且这几天正在同一名中共地下党员接触。四个人一拍即合。
他们不仅希望能够加入中国gongchandang，还希望地下党能带他们去找新四军游击队或者带他们去革命圣地延安。李淑秀让牛正中带他们去找那个地下党员，牛正中告诉他们，虽然现在国共合作抗日，但实质上，国民党对gongchandang依然有着很强烈的防范意识，四个人一起去，目标太大，恐怕不太安全。“还是由我先去，你们安心在服务团等我的消息。”牛正中说。
牛正中找到中共地下党员，谈了李淑秀他们的想法。地下党员在仔细了解了他们的情况之后，决定吸纳他们。不过为了防止意外，他建议牛正中他们千万不要声张，而是悄悄离开服务团，大家先各自回家，分头准备。等到三天以后，大家再到约定地点集合，然后一起行动。
牛正中回到服务团，将这个好消息告诉李淑秀、罗秀珍与余秀兰，几个人激动万分。特别是李淑秀，她恨不得三天时间眨眼而过。
牛正中说他们要去的地方可能是大西北，那里条件非常艰苦，让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李淑秀说：“只要能够杀小鬼子，艰苦些怕什么？”
罗秀珍说：“是啊！咱们是去打日本鬼子，又不是去享受。”
牛正中说：“既然这样，那大家各自回家一趟，把要离开的消息跟家里人说一声，然后好好准备一下。”
余秀兰说：“参加游击队是我们的梦想，我们早就盼望着这一天，没什么好准备的。”
牛正中说：“这是上级的安排。参加了游击队，咱们就是战士了。战士的首要职责就是服从命令。”
李淑秀说：“是啊！只有服从命令，才能够打胜仗，打漂亮仗！”
于是，四个人记住三天以后的集合地点，就此离开服务团，各自回家。
回到高公馆，李淑秀告诉母亲，上前线的事情已经有了眉目，她将会在三天以后离开宿县。母亲问她：“整个服务团都要去吗？”李淑秀告诉她，自己已经悄悄脱离了服务团，不再是服务团的人了。现在，她已经把自己当成了一名gongchandang员，当成了一名抗日战士。
没想到，她与母亲的对话被外婆听到了。
外婆听到“抗日战士”四个字，问李淑秀：“凤儿，你的军装和枪呢？”李淑秀告诉外婆，虽然她已经报名加入游击队并申请成为一名gongchandang员，但事实上，她还需要组织的批准。“所以，现在我既没有军装，也没有枪。”外婆说：“凤儿，我赞成你成为游击队员，可是……我心里舍不得你……”说着话，外婆哽咽了，抹起了眼泪。
李淑秀急忙安慰外婆，说虽然她走了，但妈妈还可以陪着她。并且只要有机会，她肯定会回来看望外婆和妈妈。说到这里，李淑秀的心也痛起来。——自从父亲离开，外公去世，高公馆里便只剩下她、母亲、姨妈和外婆。后来姨妈出嫁，跟着姨父远走他乡，她又去了启秀女校，随后去了服务团，高公馆里便只有母亲和外婆两个女人相依为命。而现在，她自己又要离家这么远，而且不知何时能够回来，甚至未卜生死。
想着她们以后孤单的日子，那天夜里，李淑秀久久不能入睡。她觉得自己对不起外婆，更对不起母亲，可是她又深知，抗日救国免不了分别，假如国亡了，那么，就算侥幸保全了一个完整的小家，还有什么意义？
睡不着的李淑秀起身来到院子。坐在竹椅上，借着朦胧的月光，看着院子里的花花草草，李淑秀不由得想起小时候的事情。
那时候，她每天坐在外公的腿上，缠着外公给她讲各种各样的故事；又想起母亲在院子里陪她做游戏，她摔倒了，母亲却并不扶她起来，而是鼓励她自己爬起来。现在她长大了，要离家去到很远的地方，虽然壮怀激烈，然而，她的心中还是充满了不舍与惆怅。
正想着这些，母亲出现在她身边。是啊！女儿即将远行，当妈的又怎能睡得着呢？
母亲紧挨着她坐下，说：“虽然妈妈不会拦着你，可是阿凤，我想知道你要去的地方是哪里？”李淑秀想了想，说她要和很多人一起去找游击队，等到了目的地，才能知道他们要去的地方到底是哪里。
“游击队好几个地方都有，所以到底去哪里，我自己也不知道。”从不说谎的李淑秀觉得去大西北离家太远了，母亲知道了可能会更加担心。长这么大，她第一次在母亲面前撒了个谎。但她不后悔，她知道这个“骗”是善意的谎言。
到了临行的那一天，等外婆和母亲起床时，家里已经不见了她们的阿凤。原来为了不让母亲和外婆难受，李淑秀很早起来，趁着月色，背起行囊，哼着《木兰辞》，一个人怀着激动又怅然的矛盾心情，悄悄地离开家了。
“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薄雾弥漫的晨光里，在铿锵有力的《木兰辞》吟诵声里，少女李淑秀独自踏上行程。
她身后的故乡，在她的脚步声中，渐行渐远渐寂寥……
4，参加游击队，路上虚惊一场
这是李淑秀第一次出远门。尽管在服务团时，她也去过几次前线，但那时是去战地慰问演出，而这次是要参加游击队扛枪打仗，李淑秀突然有一种“天将降大任”的感觉。
她找到罗秀珍、余秀兰和牛正中，四个人一起前往约定地点。约定地点是河南永城一个农村，距那里尚有很远的路要走。
路途中，他们险些出事。
黄昏的时候，几个人来到一个村子，村子的前面，是一条小路通往一片荒郊野岭。李淑秀见天色将晚，建议大家不急赶路，而是找户人家休息，等天亮再出发，可是这个建议遭到牛正中的反对。牛正中说他查过地图，前方不远还有一个村子，他们赶到前面的村子再休息也不晚。大家知道牛正中赶路心切，加上心怀侥幸，也就听了他的。
然而，在一个岔路口，他们却走错了方向。天黑下来，前方只有黑黢黢的山林而不见村落，几个人开始着急了。特别是从小就害怕走夜路的罗秀珍，她紧紧拽住李淑秀的手，不敢放开。
李淑秀让她振作精神，不要害怕。“别忘了咱们是游击队员。”她对罗秀珍说，“连走夜路都害怕，还怎么拿枪打鬼子？”
罗秀珍当然明白这个道理。可是她仍然恐惧。
其实李淑秀的心里也有些害怕。虽然豪情壮志，但她毕竟是一个尚未成年的女孩子。
“我看这样，大家一起唱歌吧！”李淑秀建议道，“就唱《松花江上》。唱起歌，咱们就不害怕了！”
李淑秀清清嗓子，第一个唱起来。“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罗秀珍、余秀兰和牛正中跟着她唱起来。“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了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大，黑夜里，传出很远。
突然，旁边的树林里窜出两个男人。两个男人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手里都拿着明晃晃的刀子。李淑秀知道，他们遇上了强盗。
果然，其中一个男人说，他们专门拦路抢劫。今天遇上他哥俩，是李淑秀他们倒霉。他说着话，另一个强盗上来搜身。强盗不仅搜走了李淑秀他们身上的钱，还将几张服务团的证件也翻了出来。
“你们是抗日服务团的？”其中一个强盗读过书，认识字。他在仔细看过证件之后，问李淑秀。
李淑秀说：“你也知道抗日服务团？”
“我当然知道。”这个强盗说，“服务团宣传抗日，看来你们不是一般人。”
李淑秀说，他们四个人是学生，为了抗日救国，不惜中断了学业，进入服务团。现在，他们要奔赴另一个地方，继续完成抗日救国的使命。为了保密，她没敢把他们的目的地告诉两个强盗。
不识字的强盗将信将疑：“你们不会是在撒谎吧？”
识字的强盗说：“这些证件骗不了人！”
识字的强盗告诉李淑秀，之前他们其实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只因鬼子的飞机将他们的房屋和土地炸毁，让他们无家可回，无地可耕，实在活不下去，他们才做了强盗。“我的老父亲和孩子都被鬼子的炸弹炸死了。”识字的强盗说到这里，竟然蹲在路边，“呜呜”地哭了起来。
李淑秀对他们说：“血债要用血来还。我们中国人要做的，就是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上前线，杀鬼子，将鬼子永远赶出中国，而不是像你们这样做害我们中国人的事情，那不是跟日本鬼子一样了吗？”
“可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识字的强盗边哭边说。
“你们可以当兵啊！”李淑秀说，“拿起枪，去战场上打日本鬼子！”
两个强盗虽然动了心思，却仍然犹豫不定。当然，最终他们不但放过了李淑秀他们，还主动为他们带路，将他们一直护送出那片荒郊野岭。临分手的时候，他们对李淑秀说，当兵的事情，他们会考虑，但不管当不当兵，他们都不会再做强盗害老百姓了。
虽然只是虚惊一场，但李淑秀他们在随后的旅途中，变得加倍小心，不敢再有丝毫大意。
一路上风餐露宿，他们终于按照约定的时间赶到了指定地点——河南永城农村地下党员王凤梧家里。
一进屋，李淑秀就愣住了，屋里已经有了几名服务团的伙伴！原来，有加入中国gongchandangde打算并付诸行动的服务团成员并不仅仅只有他们四个人！见到他们，李淑秀非常开心，与他们一一握手拥抱，就像见到了并肩作战、久别重逢的老战友。
此时的李淑秀更加佩服中国gongchandangde严谨——即使是同一个服务团的人，也会分头行动，分批过来。如此一来，万一有什么突发情况，便可以从容应对，不至于造成更大的损失。
李淑秀加入中国gongchandangde心情，更加迫切了。
5，为了抗日救国，改名李昭
永城位于河南和安徽两省的交界处，北、东、南及西南部分别与安徽省的砀山、萧县、淮北、濉溪、涡阳、亳州毗邻，西部和西北部与河南省的夏邑县缘连。
抗日战争期间，永城境内国民党辖区仍属河南省第二行政督察区，抗日民主政府辖区先后隶属豫皖苏边区革命根据地、淮北第二行政区和苏皖边区第八行政区。在当时，永城是各种政治势力和各种帮会活动猖獗的地方。
河南永城抗日民主政府
李昭9
（图片由商丘永城市档案馆提供）
李淑秀他们就住在河南永城的一个农村，并在这里等待地下组织的安排。年轻人难免好动，希望多出去转转，可是为了预防万一，组织上要求他们不要轻易出门，而是整天呆在王凤梧家里，等待下一步的集体行动。
于是，李淑秀开始号召大家继续学习文化知识。她说虽然他们不再在学校里读书，但并不等于他们不再需要文化知识。日本的国土面积远远小于中国，人口数量也远远少于中国，为什么敢欺负咱们？就因为他们国力强大。他们的国力为什么强大？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他们重视教育。“教育的重要性甚至远超过枪炮，”李淑秀说，“我们中国之所以落后，从根本上讲，就是因为教育不如日本啊！”大家纷纷点头称是。
那些天，在李淑秀的带动下，大家开始自发学习高中的课程。他们制定出严格的学习计划与作息时间，上课的时候，绝不允许做任何与学习无关的事情；下课的时候，大家也只是去院子里走一走，聊聊天什么的，绝不出门。大多数时候，屋子里静悄悄的，只有翻书声和有人轻声朗诵的声音。
不仅如此，李淑秀还建议大家要强身健体，多参加体育运动——她深知只有拥有良好的体魄才能更好地上前线杀敌。为此，她与罗秀珍和牛正中为其他伙伴制作了简易的哑铃、杠铃、单杠等，并要求大家每天早早起床，在不弄出大的声音的前提下，到院子里跑步、跳绳。罗秀珍身体不太好，嫌太累，想要放弃，李淑秀就对她说，以后参加了游击队，常常会遇到急行军的情况，怎么办？“现在不把身体练好，恐怕将来很难做一名合格的游击队员。”李淑秀说。
等待虽然漫长，但是因为学习与锻炼，大家并不觉得难熬。
有一天课间，李淑秀、罗秀珍和余秀兰凑到一起聊天。说起以后马上就要成为天天行军打仗、打枪放炮的游击队员，几个人既兴奋且期待。她们从如何打枪谈到各自的名字，都认为她们需要把名字改一改。其一，游击队员仍然叫什么秀啊兰啊珍啊，难免有些柔软，不够硬朗；其二，万一将来她们出事，用另外一个名字，也不会连累到各自的家人。
可是，改成什么样的名字好呢？李淑秀建议道，名字最好要响亮、简洁、寓意深刻并且过目不忘。
罗秀珍说：“都说我又瘦又小，不像一名战士，我想改变我在别人心中的印象。从此以后，我要锻炼成又高又大、健健康康的游击队员，所以从今天起，我就改名叫罗健。健康的健！”
余秀兰说：“罗秀珍要健康，我就要敏捷吧。做事果断，动作敏捷，上了战场以一当十，多好！我以后就改名叫余敏吧！”
李淑秀想了想，说：“那我就叫李昭吧！‘昭’是明朗、光明的意思，是昭示天下的昭。第一，我要做一个心地光明、坦荡的人；第二，我要昭示天下，我是抗日游击队员李昭，不再叫李淑秀了！”
那天，因为都改了名字，三个女孩非常兴奋。夜里，几个人憧憬着改名后的游击队员生活，很久也没有睡着。
几天以后，王凤梧终于带他们来到豫东游击队的根据地。
根据地的领导人就是后来的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他一定要亲自接见这几位新来的学生娃。
看到短短几天游击队就增加了李昭、罗健、余敏和牛正中等朝气蓬勃的新队员，彭雪枫非常高兴。因为游击队一直缺少有文化的年轻人，这些新生力量的加入，无疑让游击队的实力得到了很大的补充。
6，身在根据地，心向延安
根据地的生活非常艰苦，大家睡大通铺，吃粗粮和野菜，穿自己织的粗布衣，这让过惯了城里生活的李昭他们有些不适应。然而，这里抗战热情高涨，军民团结，每个人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为抗日救国做事情，艰苦的生活之下，反倒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慢慢地，李昭他们有了“回家”的感觉。更重要的是，这里大多是心怀抱负的年轻人，大家互相帮助，互相鼓励，真的如同一家人。
而领导人彭雪枫的讲话，更是常常让李昭他们心潮澎湃。
彭雪枫参加过第三、第四和第五次反围剿，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组织过土成岭战役，两次率军攻占娄山关，直取遵义城，横渡金沙江，飞越大渡河，进军天全城，通过大草原……他投身革命二十年，被maozedong、朱德誉为“gongchandang人的好榜样”。他经常给游击队员们讲话作报告，尤其是讲到抗日的指挥中心延安，讲到党中央和毛主席时，动情并且投入，好像延安就是圣地，每一个心怀革命的年轻人都应该去那里朝圣。
游击队员们很多人动了去延安的心思。特别是李昭，一想到延安，就觉得热血沸腾。很多时候她认为，假如不去延安，那她就是在浪费机会，甚至浪费生命。
这天夜里，李昭做了一个梦。她梦见自己来到延安，这里山青水秀，景色秀美。很多人聚在这里，一边开垦荒地，发展生产，一边进行军事训练。这里不仅juji了很多如李昭一样的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还有很多gongchandangde高级将领。看着训练场上身穿军装、英姿飒爽的战士，看着漫山遍野红旗招展，李昭在梦里笑出声来。
醒来后，李昭的心情仍然久久无法平静。
第二天清晨，李昭将想去延安的想法告诉了好友罗健。罗健一听，马上举双手赞成。她说这些天她也在想去延安的事情，只是她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李昭说既然他们现在是游击队员，那么首先得游击队批准才行。他们读过书，有文化，又有服务团的经历，组织上应该会批准。罗健急切地说：“那咱们还等什么？”李昭说：“我再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
李昭将她的想法跟余敏、牛正中和其他几个从服务团出来的团员说了，想不到大家都有去延安的打算。牛正中说，假如大家一起去找彭雪枫，难免会增加他的负担，不如从他们之间选一个代表出来，让这个代表跟彭雪枫谈。“我看就选李昭吧！”牛正中对大家说，“她口才好，有责任心，这个想法也是她首先提出来的。”就这样，李昭成了他们的代表。
当天李昭就找到彭雪枫，将他们想去延安的想法跟他说了，彭雪枫当场答应。他说革命青年就应该去延安接受教育、锻炼和洗礼，并且，全国各地的根据地都有责任向延安输送优秀的年轻人，让年轻人去那里学习和深造，以后成为我党的栋梁之材。
“去延安的优秀人才越多，培养出来的干部越多；培养出来的干部越多，革命事业就会发展得越快；革命事业发展得越快，胜利到来得就会越快。”李雪枫说，“我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都会欢迎你们，延安的百姓也都会欢迎你们。”
李昭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牛正中他们，大家非常兴奋。当天晚上，几个当初服务团的伙伴主动为根据地的游击队们表演了《放下你的鞭子》和《松花江上》，那是一年多来，游击队员们第一次看到这么精彩的节目。李昭他们精湛的演技与动情的演唱让战士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当天夜里，根据地处处回荡着游击队员们《松花江上》的歌声。
虽然已被批准去延安，却不能说走就走，李昭他们仍需要在根据地耐心等待。等待的那些日子里，李昭他们并没有放弃文化知识的学习与军事方面的训练，因为他们深知，只有把自己锻炼成真正的合格的战士，才有资格去到延安，才有能力抗日救国。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李昭距离她的梦想圣地，一天一天接近。
第三章，投身革命
1，出发，向着梦想中的圣地
1939年的元宵节，是豫东平原这一年中最冷的时候，李昭他们终于得到了延安方面“出发”的批准。
他们非常兴奋，准备行李，与游击队员们告别，写家书，似乎延安近在眼前，转眼即达。
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全，彭雪枫专门安排几个游击队员将他们送出很远，并一再嘱咐李昭他们，为了安全，路上绝对不要告诉任何人他们的目的地是陕西延安。如果遇到有人盘问，就说他们是学生；如果对方继续盘问他们要去哪里，就说去关中上大学。
同行去延安的共10位同学，7男3女，7名男生是于敬宗、夏遐年、石笑北、方正平、贾纯青、牛正中、王景湖，3名女生是李昭、罗健和余敏。带着彭雪枫的嘱咐，他们穿着臃肿笨重的棉衣棉裤，背着非常简单的行装，冒着凛冽刺骨的寒风，向西行进。
游击队员们将他们护送到指定地点就返回去了，剩下的路，只能靠这几个学生娃自己来走。很快就有人走不动了，特别是年龄最小的罗健，两只脚板全都磨出了水泡和血泡，每走一步，便疼痛难忍。李昭用粗树枝为她做了一根简易的拐杖，说：“我搀着你走吧！”罗健咬咬牙，说：“不用。”她拄起拐杖，一个人忍痛走到前面。
风餐露宿长途跋涉奔赴延安的有志青年
李昭10
（图片由延安大学档案馆提供）
李昭想起他们去根据地的时候，曾经在夜里一边赶路一边唱歌，就建议大家还是唱歌。“那次唱歌是为了壮胆，现在唱歌是为了提神，歌声就是我们最好的装备！”李昭大声说，“咱们先唱《毕业歌》吧！有了咱们的歌声，再大的困难也不用怕！”说完，李昭第一个唱起来。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
众人跟着李昭，也唱起来。
“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断地增长！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果然，唱起歌，罗健、方正平和几个走不动的队员好像马上有了力气，行走的速度变快了很多。
这一次，他们吸取了上次路遇强盗的教训，尽量不在夜里赶路。为了节省开支，他们能借宿就借宿，实在不能借宿，就住环境最差的宿店，吃店里最便宜的饭菜。吃住可以将就，个人卫生却很难保证。去延安的队伍里，女娃很多，她们爱干净，然而路途遥远，大家又没有条件洗澡，时间久了，很多人的身上生了虱子。
罗健对李昭说，挨饿，她可以忍受；脚痛，她也可以忍受。可是，她无法忍受身上的虱子。“一想到它们每时每刻都在我的身上乱爬，都在吸我的血，我就忍不住发抖。”她说。
李昭也没有办法。她只能安慰罗健说：“现在条件就这样，咱们只能接受。相比那些在战场上牺牲的游击队员，我们现在的生活算是很安逸了。学着与虱子们和平共处吧！”
见罗健还皱着眉头，李昭笑道：“你越在意它们，它们越折磨你。你别太在意它们，很多时候，反而会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游击队员们不是一直把虱子叫做‘革命虫’、‘光荣虫’吗？咱们是为了心中的梦想去延安，为了抗战生的这些虱子，我看就把它们叫做‘抗战虫’吧！”她的几句风趣幽默的话把罗健逗笑了，罗健说：“那就叫‘抗战虫’吧！我觉得这个名字还挺好听。”
乐观一直是李昭革命生涯中的一剂良药。即使在以后那些更为艰难的日子里，李昭也一直保持着这种乐观的心态，并用这种“革命乐观主义”感染她的战友们。后来，有游击队员说李昭的“革命乐观主义”是“盲目乐观主义”，李昭当即反驳了他。
李昭反驳道：“革命乐观主义”绝不是“盲目乐观主义”。“革命乐观主义”继承和发展了历史上的乐观主义，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之一。由于“革命乐观主义”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和对人民群众力量以及新生事物必胜的基础上，对实现共产主义抱必胜信念，所以“革命乐观主义”是指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乐观、开朗的心情，始终具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和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也就是说，“革命乐观主义”与“盲目乐观主义”最根本的区别是， “革命乐观主义”是科学的、唯物的、是在抱有必胜信念的基础上的。
她的话，不仅让这个游击队员茅塞顿开、心悦诚服，并且更坚定了大家对抗战必胜的顽强信心！
2，长途跋涉，李昭病倒
几天后，李昭一行人走到了河南驻马店。在当时，驻马店是中国gongchandangde豫南抗日根据地所在地，城市里有很多地下党员，可以偷偷照顾李昭他们。可是李昭他们在驻马店并没有停留——他们太想早一天赶到延安了。他们只是匆匆走进一家饭馆，每个人吃了一碗热汤榨菜面，就算是对他们顺利到达驻马店的犒劳了。
吃完饭，几个人来到火车站，打算先坐火车去洛阳，然后再转西安。然而，等到了火车站他们才发现，车站遭到了日军的轰炸，眼前满目疮痍，火车已经停开。有游击队员说看来他们只能先在驻马店停留几天，等火车重新开通，他们再走。他的建议遭到李昭和牛正中的反对。李昭的理由是：其一，谁也不知道火车什么时候可以通行；其二，夜长梦多。万一他们在驻马店有什么闪失，就得不偿失了。可是没有火车，怎么去洛阳呢？李昭心一横：步行！
驻马店到洛阳，足足有三百多公里，这对已经走得筋疲力竭的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可是事已至此，李昭的建议成为他们快点到达洛阳的唯一可能。于是，几个年轻人重新背起行囊，抖擞精神，互相鼓励，踏上前往洛阳的行程。
但其实，他们还是低估了一路上的困难。
长途跋涉，天气严寒，风餐露宿，饥一顿饱一顿，这对游击队员们的身体是一个极为严峻的考验。还没到洛阳，就有人生病了。这次生病的不是别人，而是李昭。也许是急行时出一身汗，停下休息的时候汗水又很快变冷，这样忽冷忽热，李昭患上了重感冒，不仅头重脚轻，浑身无力，咳嗽不止，还发起了高烧。然而，为了不影响大家行进的速度，李昭一直强忍着，就这样，他们经过河南周口、许昌、郑州、荥阳，最终坚持走到了洛阳。
到了洛阳，李昭的病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他们去往西安的形式变得更加严峻。原来，此时的国民党顽固派为了阻止革命青年投奔延安，在沿途设置了很多关卡。因为从洛阳可直达西安，所以洛阳就成为他们的重点防范区域，军警盘查得很严，假如没有关系，极难通过。
这一次，多亏了牛正中。牛正中带着贾纯青找到他的舅舅葛云龙，让葛云龙帮忙想办法。
葛云龙原是西北军的一名师长，时任河北省主席鹿仲麟驻洛阳办事处主任。葛云龙带牛正中他们参观了龙门古迹，并开了一张去西安的通行证，还给了他们200元路费。不仅如此，葛云龙还给西北军驻洛阳办事处的主任写了一封信，要他务必尽一切能力帮助这些去关中考学的年轻人平安到达西安。
葛云龙曾是冯玉祥的参谋部人员，恰好沿途都是西北军冯玉祥的势力范围，盘查的军警见到通行证，马上放行。特别是洛阳西北军办事处主任，他不仅亲自将李昭他们送上直达西安的火车，并且吩咐火车上的巡查，说这些学生娃要去关中考学，会途经西安，所以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千万不得有任何闪失。
在火车上，李昭看着窗外疾速而过的风景，总算松了一口气。她知道，等到了西安，形式会变得好很多——因为西安有八路军办事处，能够安排他们去延安。
然而这时候，她的病情仍然没有好转，反而有了加重的迹象。罗健和牛正中担心她的身体，说到了西安以后先想办法让她休息治病，李昭却担心大家的安危，说她的身体没事，火车上休息一个晚上就好了，让大家到了西安以后马上行动，千万不要误了大事。
李昭的担心并非多余。自张学良在西安发动的兵谏被平息以后，蒋介石嫡系部队所控制的西安就成了国民党的“剿共”指挥中心，宪兵和特务很多。他们跟踪、逮捕、囚禁甚至杀害要投奔延安的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绝不允许中国gongchandang在延安的队伍发展壮大。所以，西安虽然是他们到达目的地最后一站，但也可能是最危险的一站。
下了火车，果然到处都是宪兵。李昭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说彭雪枫特意嘱咐过他们，这里除了宪兵，还有很多化装成百姓和商贩的特务，他们才是最可怕的。几个人快速离开火车站，住进一个有些偏僻的小旅店里。牛正中让大家呆在这里不要出门，他独自去寻找八路军办事处。李昭也想去，被牛正中劝住。他说去办事处，人多了不但没用，反而让目标太大，容易暴露。李昭还是安心在旅店休息，他很快就会回来。
牛正中以上街买东西为名，很快找到了位于七贤庄一号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牛正中返回旅店，把去八路军办事处的路线图告诉大家，让大家分头赶过去，路上千万小心宪兵和特务。他问李昭：“你还能行吗？”李昭咬咬牙，擦擦额上的虚汗，说 ：“没有问题！”
于是，几个人分头行动，来到了八路军办事处。等所有人到齐之后，牛正中把从豫东根据地带来的介绍信拿给办事处的同志，恳请办事处尽快安排他们去延安。办事处的负责人在仔细看过他们的介绍信并确保无疑后，给他们发了军装和115师的胸章臂章，并决定安排他们马上行动。
然而，去延安的车刚刚开走，下一趟车还得等上好几天。
大家去延安心切，再一次决定步行。然而，此时的李昭病情加重，高烧到了三十八度多。尽管她坚持要与大家同行，但办事处的负责人却不允许她这样做。他说革命需要健康的身体，带病上阵绝不是聪明之举，只有把身体养好，才能更好地革命。他为李昭找到一个安全的旅店，并亲自把李昭护送到那里。
最终，办事处派一位干部作为连长，集中了100多名青年学生，打着前方医疗队回后方的旗号，步行走到了延安。
而这时的李昭，只能极不情愿地与游击队员们暂别，一个人留在了西安。
3，到达圣地，进入中国女子大学
独自留在西安的那几天，李昭心急如焚。躺在病床上，想象着伙伴们应该已经到达了延安，李昭的心仿佛也随着他们来到了延安。那里到处红旗招展，那里juji着来自五湖四海的爱国志士和热血青年，那里有善良并且团结的老百姓，那里有党中央和毛主席。
想到这里，李昭更着急了，恨不得插上翅膀，马上飞到延安，见到毛主席，见到罗健、牛正中和其他伙伴们。然而，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她的身体虽然开始恢复，但恢复得很慢。
每一天，李昭都度日如年。
有一天，办事处的负责人过来看她，对她说罗健、牛正中他们已经安全到达了延安，并进入抗大第五期，成为第五期的学员。李昭闻后，更加着急了。她对负责人说：“我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现在就走没有问题。”负责人笑笑，说：“不是说过革命需要健康的身体吗？你安心养病，等身体真的完全恢复了，我会安排你以最快的速度去延安，我也相信你会以最快的速度进入抗大，成为一名抗大学生。”
抗大的全称是“抗日军政大学”。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中国gongchandang于1936年6月1日在陕北瓦窑堡成立了中国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校址迁至延安，改名抗日军政大学，maozedong任教育委员会主席。学员主要来源于从部队抽调的干部，并zhaoshou了一些知识青年，学习政治、军事、历史、minyun、统战等课程。
1937年的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校门
李昭17A
（图片由延安大学档案馆提供）
maozedong为该校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在当时，能够进入抗大学习，是很多年轻人的心愿。
maozedong为抗大的学生们做报告
16A
（图片由延安大学档案馆提供）
终于，李昭的病彻底痊愈，办事处负责人为她安排了一辆去往延安的运输车。临走之前，他一再嘱咐李昭，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接近延安之前，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她的目的地。兴奋的李昭爬上车，冲负责人使劲挥手。“知道啦！”她大声说，“谢谢您，我终于能去延安啦！”
到了延安，还没下车，牛正中、罗健他们就围过来。见到久别重逢的战友，李昭非常开心，抱着他们，又蹦又跳。正如办事处负责人说的那样，牛正中、罗健他们早已进了抗大第五期，成为一名光荣的大学生。李昭当然也想进入抗大第五期，成为他们的同学，然而第五期已经开学，想成为“插班生”，并不容易。
延安的政治审查关很严格，这是为了延安、为了我党的安全大局着想，刚到延安的李昭当然也得过政审关。等到她的政治审查下来，已经到了七月。巧的是，筹备已久的中国女子大学正好七月份开学，李昭于是被分到女大，成为女大的第一期学员。
中国女子大学的创立，缘于毛主席的建议。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爱国志士和热血青年纷纷投奔延安，要求参加抗日队伍。这其中，既有家资钜万的豪门闺秀，也有住洋楼、坐洋车的大军阀之女，还有名牌大学的天之骄女，当然，也有来自沦陷区的知识青年，以及从各根据地来的女干部和从陕北各县前来的劳动妇女。
见延安一下子涌来那么多女青年，maozedong于是提议，创办一所中国女子大学，由王明担任校长。因为学员们的文化基础参差不齐，所以女大设有两个班：研究班和高级研究班。
李昭因为有一定的文化底子，就进入到高级研究班，学的是俄语专业。
4，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
延安位于陕西省北部，地处黄河中游，黄土高原的中南地区，北连榆林，南接关中咸阳、铜川、渭南三市，东隔黄河与山西临汾、吕梁相望，西邻甘肃庆阳，被誉为“三秦锁钥，五路襟喉”。延安古称肤施、延州，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人文始祖黄帝曾居住在这一带，是天下第一陵——中华民族始祖黄帝的陵寝。
革命圣地延安的宝塔山
李昭12
（图片由延安大学档案馆提供）
1913年，延安属榆林道。1928年，延安撤道，各县由省直辖。1926年初，李象九、谢子长等创建中共宜川军队第一、第二特别支部；春夏，陕西省立第四中学（延安）建立中共延安特别支部，为延安最早的中共地方组织。30年代，刘志丹、谢子长等在延安境内开展武装斗争，创建陕甘边和陕北两个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延安南北各县分属国民政府陕西省第三、第二行政督察区。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成立。10月，成立延安市政府，直隶于边区政府。
1939年7月20日下午，中国女子大学的开学典礼在延河边新建设的校园广场上举行。
身穿蓝灰军装的近千名女同学坐满会场,各班互相拉歌，歌声一浪高过一浪，会场一片欢腾。
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校长王明
李昭13
（图片由延安大学档案馆提供）
在雷鸣般的掌声中，maozedong、周恩来等中共高层领导，八路军代表dengxiaoping、新四军代表张鼎丞等鱼贯走上主席台。此时的毛主席身材瘦削，目光炯炯，浓密的黑发很长并向后掠去，裤子上缀着补丁，旧上衣显得有些宽大，口袋里塞了些书报。
终于见到了毛主席，李昭激动万分。在同学们雷鸣般的掌声中，她目不转睛地盯着毛主席，仿佛看到了抗战的胜利。
紧接着，由校长王明给同学们作报告。他说：“maozedong、朱德、周恩来、博古、洛甫、陈云、邓颖超等领导同志，将他们担任重庆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薪水捐献给女大以购置图书，林伯渠同志捐赠了一批油灯，dengxiaoping同志还捐赠了十几匹战马”。
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刊载中国女子大学校长王明的女大开学典礼报告
李昭14
（图片由延安大学档案馆提供）
会场一次次响起热烈的掌声。李昭知道，有了中央领导的关心和无私奉献，女大的前景一定会一片灿烂。
随后，maozedong给女大的学生们讲话。他的著名论断“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就是在这次讲话中提出的。他的讲话再一次让全场掌声如雷。李昭随身带了个小本子，那一天，她将小本子记录得密密麻麻，里面全都是maozedong等中央领导的讲话内容。
晚饭是难得的大会餐。有馒头、“国共合作饭”(大米和小米混合饭)、猪肉、牛肉、羊肉，还有又香又脆的“列宁饼干”(小米锅巴)。李昭知道延安的条件非常艰苦，在平时，甚至过年过节，这些东西都难得一见。为了这一顿“开学餐”，中央领导肯定没少费心思。
饭后，舞台上举行了歌舞晚会,不少陕北的老乡也围拢过来看热闹。一个女同学表演口琴独奏，有老乡惊异地说：“这个啃骨头的节目真好听咧!”著名红军女将领、女大教务长张琴秋穿一身红绸衣，抱着一个穿西服戴礼帽的稻草人，手舞足蹈地跳起交谊舞，席地而坐的maozedong和全场观众笑得前仰后合。
那天的李昭与几个同学为大家表演的是《放下你的鞭子》。当李昭带头喊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鬼子赶出中国！”时，全场的同学、战士以及前来看热闹的老乡们也随着她喊了起来。
那一天，毛主席对这个来自宿县、满脸坚毅的女娃娃印象很深。
女大校舍是沿杨家岭延河东岸新挖的窑洞。窑洞层层叠叠，排列齐整，大约一百余孔，对岸是中央党校和青干校。
中国女大宿舍旧址
李昭15
（图片由延安大学档案馆提供）
每天清晨五点，伴着嘹亮的军号声，女孩们迅速到延河边集合跑操、习武，喊杀声回荡在延河岸边，宝塔山下。然后她们端上脸盆，带上牙具到河边洗漱。身穿蓝灰军装的女孩们袅袅婷婷地下山，远远看去，就像一条蓝色的小溪顺坡而下，在贫穷并且火热的延安，形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女大的窑洞每孔不足二十平方米，八至十人挤一条长长的板铺。常有女娃夜里出去上厕所，回来以后常常就没有空位了，需要拱进去慢慢挤几下才能躺下。女大的厕所建在山坡上，有些女孩不怕日本鬼子，却害怕有“鬼”，天一黑就不敢上山解手。
一天夜里，一个女孩出去方便，刚蹲下，猛地发现对面草丛中有一个模糊的白影，吓得汗毛倒竖，喊了一声“有鬼”，便吓得瘫软在地。没有睡安稳的李昭听到声音，一个激灵蹦起来，一边招呼大家，一边操起旁边的一把扫帚，独自跑出窑洞。然而等她跑近一看，所谓的“鬼”，原来是另一个窑洞的女生。这个女生夜里上厕所，因为天太冷，便从头到脚裹了一条毯子。知道实情后，女孩笑得前仰后合。
不过那一次，很多同学对李昭的勇敢与果断产生出由衷的钦佩。以后，遇到什么事情，也都喜欢找李昭商量。
李昭最喜欢的，就是听课。女大采用课堂讲授、自学、军事训练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深得学员们的喜欢。在当时，这也是最适合她们的教学方法。
中国女大同学们在学习捻棉线做布鞋
李昭17
（图片由延安大学档案馆提供）
女大的教员队伍绝对超一流，maozedong、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张闻天等领袖人物都来讲过课，教员也都大名鼎鼎，比如讲哲学的是艾思奇，讲革命理论的是陈伯达，讲音乐的是冼星海和郑律成，讲文学的是丁玲。
中国女大学生在听教员做报告
李昭16
（图片由延安大学档案馆提供）
讲课最能“蒙”人的是王明。每次他总让警卫员抱来一摞马列著作，讲课时倒背如流，引用了哪一段，见同学们匆匆忙忙地记笔记，便说不用记了，你们去查第几卷第几页。有些同学就真去查了，结果跟王明讲的一模一样！女孩们佩服得五体投地，都以为遇到了“真马列”。只不过，后来通过整风运动，她们才明白，那其实是不管用的“教条主义”。
5，团结的女大，进步的女大
当然，这些女孩们因为初来，还不懂得太多革命道理和组织纪律，因此也发生了许多趣事。
比如湖南姑娘艾森，她的原名叫欧阳中道，是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的后裔。她聪慧勇敢，中学时就读了很多进步书籍，成为当地学运领袖。当初地下党组织悄悄接近她，动员她加入中共，一直做着“延安梦”的艾森不屑一顾地说：“我才不入你们的‘杂牌军’呢，要入我就入延安那个正宗的gongchandang。”来到延安以后，她常常给李昭她们讲起这些，每讲一次，就会逗得同学们开怀大笑。
爱国将领杜汉三的女儿翟颖投奔延安以后，表现极为优秀，却长期没有提出入党申请。组织上问她为什么，她认真地说：“gongchandang员必须是不怕死的英雄，砍头枪毙我肯定不怕，但万一受到敌人的严刑拷打，我到底能不能挺住？眼下我正在锻炼呢。”这期间翟颖患了重病，需要做脊髓穿刺手术，“锻炼”的机会来了。手术的时候，她坚决拒绝打麻药，让几个护士死死按住她，结果痛得汗流满面，几乎昏过去。到了冬天，她还跑到延河边凿开一个冰窟窿，把双手伸进去冻，以此来锻炼意志。结果她的手背上长出两个大冻疮，并伴随了她一辈子。
对她的行为，李昭并不赞成。李昭说革命要有坚强的意志这不假，但锻炼意志的方法很多，而绝不是自残。她的话得到了绝大多数同学的赞同。
除了研究班和高级研究班，女大还创办了陕干班和特别班。“陕干班”主要负责培养当地女干部，“特别班”则给没上过学的长征女红军扫盲。
陕干班有个同学叫折聚英，六岁起就给附近的一家皮匠当童养媳，挨打受骂，吃尽苦头。红军来到陕北以后，折聚英从村里带出十多个童养媳报名参军。因为折聚英独特的经历，参军以后，她被推荐进入女大。进入女大以后的折聚英不怕出操，不怕拿枪，也不怕劳动，却最愁学习文化知识。一见那些横横道道的汉字，她的手就哆嗦得握不住笔，浑身也痉挛不止，有那么两次，甚至严重到一头栽倒，昏厥过去。
有一天，后来成为贺龙夫人的指导员薛明拿来了一张地图为同学们讲长征，想不到折聚英一见地图，吓得转身就跑。那些长征过来的女战士找到她，不满地说：“我们爬雪山过草地，走了二万五千里都没有逃跑，甚至连逃跑的念头都没有过一次，怎么到了你这里，几条小线线就把你吓跑了？”折聚英说：“我不是真想跑，我是控制不住。”一个女战士更生气了，说：“控制不住也得控制！党中央给了咱们这么好的学习好机会，一句‘控制不住’就是理由？”到最后，折聚英“见到地图逃跑”这件事从态度问题几乎上升到了思想问题。
李昭闻知此事后，主动找到折聚英和那几个女战士。她对那几个女战士说：“折聚英同志既不是态度问题，也不是思想问题，她以前给别人当童养媳，受了很多欺凌，吃了很多苦，从来没接触过学文化这件事，现在真要她守在教室里学文化，一开始不适应是正常的，大家要宽容地给她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
女战士们也觉得李昭说得有道理，李昭又说：“大家不要着急，连党中央和毛主席都没有放弃她，咱们还有什么理由放弃她呢？”
就这样，折聚英再一次回到课堂，在李昭她们的帮助下，努力让自己克服学习上的困难。只不过，她的成绩仍然不如其他同学。她也深知这一点，在之后，她一直做了几十年的幼儿保育工作，组织上几次要提拔她，她都以她的文化水平太低而坚决不接受。
中国女大的同学们在联欢
李昭18
（图片由延安大学档案馆提供）
虽然陕北生活的艰苦外人无法想象，但女孩们爱美的天性却没有改变。生活安定下来以后，女孩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有一面可以照照自己的小镜子。
有一个女同学叫苏菲，她当过电影演员，带到延安一面漂亮的镜子，于是，她住的那个窑洞就格外热闹，不时有女孩们跑过来照镜子。一段时间后，苏菲说：“既然咱们是gongchandangde大学生和战士，就让这面镜子也‘共产’吧！”然后，在同学们目瞪口呆的表情中，把唯一的一面镜子摔碎，然后将每一小块分发到每个窑洞，让每个女孩都尽可能方便地照镜子。
即使多年以后，李昭对这件事情的印象仍然非常深刻。她说，从苏菲对待这面镜子的行动就可以看出来，在女大中，没有“小我”，只有“大我”。而这种“舍小我助大我”的行为，正是gongchandang人的优良作风。
中国女大的同学们合影（前排右二为李昭）
李昭19
（图片由延安大学档案馆提供）
女大期间，李昭不仅努力锻炼身体，刻苦学习文化，第二年夏天，还和几位女同学成为延安的“服装设计师”。
原来，因为条件艰苦，她们在夏天的时候只发了一套军装，没有衬衣。女孩们穿上军装以后，都觉得脖颈处空空荡荡，不好看，于是李昭灵机一动，跟她的同学说：“咱们可以用白线织成一条领衬，缝在领子里面啊！这样看起来，就像在军装里面穿了一件白衬衣。”
说干就干，当天晚上，李昭就找来白线，织起领子。几天以后，领子织好了，李昭率先穿起这种“新潮装”，果然既整洁，又好看。同学们一看，纷纷效仿，几天以后，几乎每个女大同学，都穿起这种自己改制的“新潮装”。
艰苦的条件下保持乐观，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努力改善自己的处境，这是李昭与她的同学们在女大期间一直保持的精神与作风。
中国女大旧址简介
李昭20
（图片由个人拍摄）
1941年9月，为了贯彻精兵简政方针，中央决定将女大与其他几所大学合并，成为延安大学。
延安大学新貌
延安大学原党委书记、副校长、校友总会名誉会长马海平（中）与陕西胡氏宗亲会秘书长胡明英（左）会见
李昭21，李昭21A
（图片由个人拍摄）
至此，延续了两年多的“中国女子大学”，圆满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6，与胡耀邦相识，成为革命眷侣
在“中国女子大学”期间，由于李昭品学兼优、热情助人，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特别是有个叫白皓的女同学，与李昭熟识后，很快成为几乎形影不离的好友。
白皓原名叶明珠，别名叶磊，湖南省汝城县城郊乡锦堂叶家村人。白皓从小天资聪颖，八岁那年跟随母亲到长沙随父生活，同年进入长沙崇实小学读书，并在那里长大。
十四岁时，有个富户人家要订聘她为媳妇，虽然家境贫困，但是她坚决反对，表示要继续上学。后来白皓来到衡阳女子中学继续就读初中，并考入长沙南华女子中学初三班。在读初中的这三年时间里，她开始接触一些进步人士，阅读了《新青年》、《gongchandang宣言》以及鲁迅著作等许多进步书刊，逐渐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
1937年下半年，白皓积极参加了“长沙寒假服务团”、“长沙歌咏团”等进步组织，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同年，经她的舅父介绍，结识了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负责人刘恕和中共地下党员朱秋、朱琦等同志。1938年7月，白皓与汝城同乡朱萍、李忠两位女同志一道，奔赴延安。同年8月，组织安排她在陕甘宁边区栒邑县陕北公学高级班学习。（注：栒县即现在旬邑县。旬邑县原名三水县，因与广东三水县重名，因盛产栒木后改为栒邑县。栒字生僻，1964年改为旬邑县。）
12月19日在陕北公学学习时，白皓被批准加入中国gongchandang，并于1939年转入延安女子大学高级班继续学习深造。
与白皓同时期的还有一个同学名叫孟于。孟于多才多艺，1937年，15岁的孟于就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参加了抗日救亡宣传队，她百灵鸟一样的歌喉慷慨激昂地唱着《延安颂》、《中国不会亡》等抗日歌曲辗转来到革命圣地延安，进入中国女子大学学习，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孟于人长得娇小玲珑，歌又唱得动听，大家都很喜欢她，李昭也成了孟于的好朋友。
后来孟于在冼星海鼓励下考入鲁艺，并在他的指导下排演《黄河大合唱》。1945年孟于又在张家口首演歌剧《白毛女》。成为第一代《白毛女》喜儿扮演者之一。另两位是郭兰英、王昆。
如今，孟于已99岁高龄，仍精神矍铄，为培养中国的音乐人才尽心尽力。
奔赴延安的青年孟于
（（图片由孟于提供）
胡明英秘书长与虚岁100岁的孟于（1922年生）
李昭22，李昭22A
（图片由个人拍摄）
当时，白皓比李昭来得早，入党早，又是李昭的好友，自然成为李昭的入党介绍人。与白皓同为介绍人的，还有一位叫做黎岩的同志。
成为gongchandang员的那一天，李昭几乎彻夜未眠！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她知道，她在革命的道路上，踏出了最踏实、最重要、最正确的一步。
也就是在入党这一年，李昭认识了影响她一生的人——胡耀邦。
胡耀邦是经历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小鬼”，因为他作战英勇，思想活跃，刻苦好学，乐于助人，曾多次受到过毛主席的表扬。
那时他担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有时会来女大作讲演或者作报告。他不仅会给学生们讲演和作报告，还会参加学生们的文娱活动，比如唱歌或者表演。虽然当时的胡耀邦只有24岁，但讲台上的他妙语连珠，思想深邃，舞台上的他多才多艺，光芒四射，所以从他第一次来，李昭就留意并且暗暗喜欢上了他。
那年十月的一天，由于要过“苏联十月革命节”，中国女子大学放假一天。那天李昭应邀去参加老乡们的聚会，但由于路途不熟，路上耽误了一段时间，等她赶到的时候，其他人都已到齐。
李昭进了屋子，一眼就看到正在与大家谈笑风生的胡耀邦。李昭一边忙着与大家打招呼，一边走向屋子里唯一的空位，而那个空位恰好就在胡耀邦身边。胡耀邦看到李昭，转过身来，说：“我认识你，你叫李昭。走了这么远的路，累了吧？先坐下来休息一下，吃点东西。”他一边说，一边把自己面前的核桃、花生、红枣、柿饼等分出来一部分，拿到她的面前。得此“厚待”，李昭受宠若惊，忙说：“谢谢，谢谢……”竟再也想不出说什么好。
见李昭有些羞涩和难堪，旁边一位年龄稍长的陈大姐打趣说：“耀邦你可真有眼力，小李一来你就主动献上殷勤，抓得好紧啊！”胡耀邦说：“战友加老乡，亲上加亲嘛！别说献殷勤，献颗红心也是应该的。李昭同志，你说对吧？”他这么一说，李昭把头垂得更低了，不知道该接什么话好。陈大姐又好像是故意大声说：“耀邦，你和小李遇得巧啊，这也是缘分嘞！”她的话引来一阵笑声，屋子里的气氛顿时更活跃了。
那是李昭第一次听见有人把她和胡耀邦联系在一起。她的心里一热，表情再一次变得不自然了。
夜里，李昭躺在窑洞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胡耀邦的音容笑貌总是浮现在她面前，挥之不去；好不容易睡过去，他那忙碌的身影又出现在她的梦里。李昭知道，现在，她是真的喜欢上了胡耀邦，并且这种喜欢，已经超越了革命同志的那层关系。
那几天，李昭的心里既紧张，又甜蜜。
在延安时的李昭
李昭23
（图片由延安大学档案馆提供）
几天以后，胡耀邦再次来女大作报告。休息时间，两人目光对视，目光里皆充满关心与爱意。作完报告以后，胡耀邦主动来到李昭面前，问她能否一起出去走走。
就这样，两人开始了第一次约会。他们谈理想，谈革命，谈未来，两颗年轻的心，越来越近。
对胡耀邦和李昭来说，恋爱是甜蜜的，也是神圣的，但更多的却是思念。因为即使同在延安，但胡耀邦是干部，工作忙碌，加上他总是自己主动找事做，能够见到李昭的机会并不太多。
与当时的延安青年一样，两个人在约会的时候，常常一起演唱抗大校歌和苏联抒情歌曲，比如《三套车》、《小路》等，这让他们的约会变得“革命并且浪漫”。胡耀邦每每谈论起革命、理想、情操、未来，总是既充满豪迈的jiqing又饱含着浪漫的诗情画意，将李昭听得热血澎湃又如痴如醉。
有一次，胡耀邦对李昭说：“李昭同志，共同的理想和统一的奋斗目标把咱们联系在一起了，我们更要互相帮助，不断进步，这才是建立感情和组织家庭的基础。你说对吗？”李昭说：“你是年轻有为的干部，觉悟高，才华横溢，我可差得远着呢……”不等她说完，胡耀邦接过话，满怀jiqing地说：“你是中国青年中的佼佼者，是献身革命的gongchandang员，只要肯努力，不存在谁比谁差的问题。今后的日子，就让我们在为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的过程中携手共进，相濡以沫，创造幸福生活吧！”
1941年，26岁的胡耀邦和20岁的李昭结婚了。婚前他们约法三章：首先是志同道合的同志，然后才是夫妻；虽然建立了小家庭，但不忘终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大方向；要经得起各种环境的考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互相帮助，互相鼓励，相敬相爱，携手前进。
刚成立小家，条件是简陋甚至是艰苦的，破旧的土窑洞里面，只有一张木板搭起来的床，两只矮凳和一些粗糙的锅碗瓢盆，连个吃饭写字的桌子都没有。陕北的冬天是寒冷彻骨的，经常大雪飞舞，朔风卷起鹅毛大雪，打着唿哨往窑洞里钻。
但艰苦的物质生活挡不住爱情的欢欣。1941年冬，新婚燕尔的胡耀邦写下一首小诗表达对新婚妻子深深的爱恋：
花下徘徊二载零，
甜酸苦辣岂常寻。
今日折得奇蕾在，
那堪秃笔和冰凝。
1941年冬，新婚燕尔的胡耀邦写给李昭的寄情小诗
李昭26
（图片从共青城耀邦陵园纪念馆资料拍摄）
李昭读到这首小诗，心里幸福翻涌。是啊，女大这么多女大学生，胡耀邦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在这里工作也不短时间了，他却一直心海无波，直到遇见李昭，他的心海才泛起爱的巨浪。条件艰苦算什么？一支秃笔和着寒冰冷雪也能描绘出爱情的幸福模样！
7，互相鼓励，挺过非常时期
延安条件艰苦，结婚的时候，李昭反复向胡耀邦表明：“我没有想到会找了你这样一个大干部，不过，我绝不沾你的光。”
李昭说到做到，结婚以后，胡耀邦吃小灶，李昭吃大灶，各吃各的。小灶和大灶的区别不大：小灶会有一点油水，大灶是几乎一滴油也不放的。初到胡耀邦身边工作的张成海看到李昭要哺育孩子，有一次，把从小灶打来的菜拿给李昭，但她坚决不要，她坚持吃大灶的小米饭和熬土豆。胡耀邦知道了，也告诉张成海，不要搞特殊，要严格遵守条令规定。
虽然胡耀邦和李昭已经结婚，可是他们的住处却非常简陋。当时军委总政组织部在王家坪办公，胡耀邦的办公室同时也兼了卧室。他办公、吃饭、睡觉都在那间屋子里，每天忙忙碌碌，除了睡觉，几乎一刻也不得闲。李昭从女大毕业以后分配到党校工作，住在清凉山招待所。李昭与胡耀邦分开的时间多，相聚的时间少，节假日和星期天休息的时候，两人难得相聚一次。那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光，两人可以安静地享受爱情的甜蜜与家的温馨。
然而，仅仅一年以后，他们的生活就被“抢救运动”所搅乱。
1942年，在延安整风运动后期的 “抢救运动”中，李昭突然成为被怀疑和被审查的对象。因为让某些人不能理解的是：李昭这位大户人家的小姐、教会学校的学生，竟然主动放弃“养尊处优”的生活来到延安过起艰苦的生活，恐怕是另有目的。更有甚者，提出了李昭投奔延安的疑点。
原来，李昭当年投奔延安途经洛阳的时候生病了，同伴情急之下，找到一位在洛阳的亲戚请求借宿。这位亲戚热情接待了他们并安排李昭休养，李昭的病情由此好转。审查者说，接待李昭一行的人是国民党某军队驻洛阳办事处主任。李昭的这段经历引出了一些人猜疑，在整风审干中成了大问题。
最初得知自己被怀疑，李昭既伤心，又愤怒。的确，她主动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来到了延安，但这一切，都缘于她的信仰，缘于她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救国救民，难道这有错吗？难道这也成为被怀疑的理由？她想不通。尽管她一遍又一遍地向调查人员解释，但是，调查人员仍然不肯相信，有关她的调查也仍然没有结果。那时的李昭已有身孕，身体的变化加上沉重的思想包袱，让她患上了严重的失眠。
那时胡耀邦身居军委整风领导小组成员，还兼着党中央社会部的处长，权力不可谓不大。很多了解李昭底细的人劝胡耀邦替李昭求情，说按照他的地位，去说一说，这件事就过去了。但是，胡耀邦并没有这么做。他说他反对无端的怀疑，但是他也绝不会利用党赋予他的权力去为任何人开脱，包括自己的妻子。为了减轻李昭的心理负担，他对她加倍关爱，并经常对她进行心理疏导。
有一天，他在忙完工作以后，对李昭说：“你思想进步，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也毋庸置疑，所以你千万不要有太多的顾虑。”李昭说：“你当然相信我，可是调查的同志能相信我吗？”胡耀邦说：“你要相信党，相信组织，他们绝不会冤枉你的。你要不是思想进步，能16岁就参加抗日救亡的服务团，能参加革命吗？千里迢迢来到延安就是你最大的革命行动。我了解你，相信你，你也要经得住各种环境的考验。这次‘整风运动’，就是为了让我党变得更加纯粹。革命嘛，总会有不被人理解的时候……”随后，胡耀邦给李昭讲了当年苏区肃反扩大化，自己被怀疑为AB团分子，并险遭厄运的往事。
原来，1932年11月，湘赣苏区肃反运动进一步扩大化，一大批干部被当成“AB团”fangeming分子被抓了起来，甚至惨遭杀害。根据逼供信中有人的口供，胡耀邦的名字也被列入“AB团”的名单。虽然最终胡耀邦被还以清白，但他对这件事印象很深。胡耀邦对李昭说，当时有个叫冯文彬的同志一直鼓励他要相信党，耐心等待，有话就找领导和同志谈，不能闷在心里。不久，冯文彬被派去福建工作，胡耀邦没了主心骨，眼泪汪汪地去送他，他还安慰胡耀邦说：组织上会做出正确结论的，不要急，更不要想不开。后来果如他所言，组织对胡耀邦作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冤案得以昭雪。
胡耀邦之所以跟李昭讲起这段往事，除了让她相信组织、相信党，还要她不要害怕，让她相信自己很快就能得到组织的信任。李昭说：“我不是害怕，我只是觉得委屈。不仅我，我认为来延安的青年人都是为了抗日救亡，为了革命，都不是坏人。”
在那段难捱的日子里，胡耀邦的话给了李昭挺下去的动力和决心，那以后，李昭果然放下了心理包袱，人也重新变得开朗。终于，一段时间以后，组织给她做出了正确的结论。
李昭曾多次说过，那段时间，她最需要感谢的人，就是胡耀邦。胡耀邦不仅支持她、鼓励她，也敢于实事求是地为那些被“抢救”的人鸣不平，讲真话，从而避免了很多“冤假错案”的发生。
调查人员找胡耀邦谈话，询问李昭的情况。胡耀邦说:“李昭来延安的时候还是小孩子。她上的中学是教会学校，这是事实。但我从她的历史，看不出任何问题。你们如果不相信，可以进行调查。”
那段时间，其实胡耀邦自己也很苦恼。因为他对“抢救运动”持否定态度，又反对“逼、供、信”，从而被一些人扣上了“糊涂主义”的帽子。这时候，李昭站出来，劝他不要多想，更不要否定自己，要坚持自己的信念与做法。“只要你的想法与做法是对的，组织上就会看到。”李昭这样说。果然，几天之后，胡耀邦突然接到maozedong交给他的一项特殊任务：调查“抢救运动”的真实情况。
这正是胡耀邦一直想做的事情。
之后的一段时间，胡耀邦克服重重困难，深入地调查了四个“失足者”。他经过详尽的走访、调查和取证，向maozedong证明“抢救运动”中挖出的这四名“失足者”所交待的复杂的社会关系、险恶的用心以及fangeming历史，其实都是被逼出来的假话和凭空的捏造。
他的工作为maozedong终于下决心停止“抢救运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43年冬，中央发现了“抢救运动”出现的偏差。12月，中央着手纠正销误。1944年春，maozedong针对已经造成的危害，向受到委屈的同志道歉。根据他的指示，开始了大范围的平反甄别工作。
当“抢救运动”结束，胡耀邦第一个想要感谢的，便是他的妻子李昭。
就这样，胡耀邦与李昭相濡以沫，互相鼓励，度过了延安的这段特殊时期。
第四章，烽火连天
1，为了胜利，主动要求去东北前线
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裕仁天皇亲自下达并广播了乞降诏书。
当天下午，盟国的广播全都宣布了日本天皇下诏投降的消息。
报纸报道日本投降的新闻
李昭24
（图片由延安大学档案馆提供）
胜利的消息很快传到重庆，重庆市民举行了盛况空前的胜利大游行。消息传到延安时，中央军委总部正在召开会议。会议室里的人们抑制不住喜悦的心情，兴奋地跑了出来，尽情欢呼，庆祝胜利。
当天晚上，延安举行了几万人同时参加的火炬欢庆大游行。只见城里城外，张灯结彩，人潮涌动，火光成龙。没有火炬的人们纷纷寻找一切可以燃烧的东西当成火炬，扫帚、木柴、干草捆……偏偏延安是一个缺少柴禾的地方，哪里来那么多的木柴？于是，有些兴高采烈的人们居然把辛苦生产的草帘子也翻出来，点着了就跑。副总参谋长叶剑英看见后大叫：“你们干什么？把好东西都烧掉了!”然而兴奋的人们哪里在意他的话？此时此刻，唯有点着火炬，才能表达他们欣喜若狂的心情。
叶剑英的身边，胡耀邦也表现得很兴奋，只不过他没有加入到通宵达旦、载歌载舞的欢庆游行队伍之中。
延安军民欢庆日本投降
李昭25
（图片由延安大学档案馆提供）
那天，回去以后的胡耀邦表现得异常冷静，他对李昭说：“抗战虽然胜利了，但内战也许快要开始了！咱们必须做好思想准备。”
随后的形势果然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很快，中共中央就制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进军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这是抗战胜利后党中央根据形势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因为此时，东北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如果国民党占领这一地区，就能够利用东北雄厚的工业基础，同华东、华中相配合，南北夹击中国gongchandang领导的各根据地，我们的形势就会变得异常被动。反之，如果中国gongchandang控制东北，则可以依靠那里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建立巩固的战略基地，并可以继续往华北甚至南方发展。
maozedong在党的七大的讲话中多次指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直至抗战胜利，国民党的精锐主力仍然远在西南和西北大后方。相反，九·一八事变后，中国gongchandang领导人民抗日武装在东北坚持了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有着较为坚实的群众基础。同时，党领导的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与东北相连、相望。这些都是我们进军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有利条件。
得知党中央的战略方针之后，胡耀邦第一时间与李昭商量，说他想上前线。李昭说：“只要是你决定的事情，我都支持你。不过，我也要去。”胡耀邦说：“你要想去的话，得组织批准才行。”李昭说：“咱们是夫妻啊！组织上肯定会批准的。再说我上前线又不是仅仅为了你，而是想为咱们的部队服务。”胡耀邦说：“可是我担心你的身体……”。
那时李昭正怀着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加之在中央党校二部一边学习一边接受调查，心情特别不好，加上有病，实在无力照顾两个孩子，这让她和胡耀邦非常为难。打掉这个孩子吧，不仅会影响到李昭的健康，李昭与胡耀邦也于心不忍；生下来吧，又会影响上前线，毕竟在战火硝烟的前方照顾一个婴儿几乎是不现实的事。
终于，两个人几经商量，暂时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等孩子生下来，送给当地老乡。
在那种情况下，这是李昭与胡耀邦的唯一选择。
得知胡耀邦要去前线的想法，他在军委组织部的部下也纷纷报名要上前线，其中有个叫杨寿亭（后改名林谦）的同志，热切地期望上前线干一番事业。胡耀邦支持他的决定，但提醒他说：“虽然我们应该一起上前线，可是最好等一等。现在毛主席到重庆谈判去了，一切大事都在待定之中，等毛主席从重庆回来了，咱们再一起去。”
10月11日，maozedong回到延安。得悉领袖安然返回，胡耀邦马上打报告给参谋长叶剑英，说出他与李昭想去前线的想法。叶剑英随即向maozedong转达了胡耀邦的要求，他的要求得到了领袖的批准。
这个消息很快就被刚从苏联养伤回来的linbiao知道了。linbiao一直非常欣赏胡耀邦的才华与勤奋，他主动找到胡耀邦，说他知道胡耀邦搞政治工作搞得好，不妨跟他去东北。那里可能马上要打大仗、打硬仗，胡耀邦到部队去做政治工作，肯定会助他一臂之力。得知能去东北前线，胡耀邦当然愿意。于是，他在第一时间向总政提出了申请。
很快，总政批准了胡耀邦去东北前线的请求，同时又交给他一个特殊的任务——带队。当时为了适应东北的形式，中央从各部抽调出来四百多名干部组成了东北干部队，简称“东干队”，这支“东干队”，就由胡耀邦率领。
李昭与胡耀邦要去东北前线的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2，为了理想，含泪将次子送人
此时，东北前线的任务突然变得紧张起来，linbiao准备带着妻子叶群提前出发。
叶群曾在抗大读书，是抗大学员中的活跃分子，对李昭也非常熟悉。李昭有孕在身时，她就鼓励李昭把孩子生下来，然后带孩子上前线。
李昭对她说：“生第一个孩子时我的奶水就不足，可能没有办法带着他（她）。”当时叶群刚生下女儿林豆豆不久，就对李昭说，她的奶水多，可以匀一点给将要降生的孩子，路上再找个有奶水的女同志帮忙照顾就行了。叶群的这番话虽然使李昭很受感动，但她还是没有采纳这个建议。因为她知道，如果身边有一个刚刚降生的需要照顾的婴儿，她就成了真正的“军人家属”，不能为部队服务了。
在此前后，李昭就经常对胡耀邦说：“我希望到前方做一些工作，不希望关在屋子里当家属。这是我们说好了的，你一定要支持我。”
他们后来商量的结果是：如果生了男孩就送人抚养，如果生了女孩，不管多么困难，都自己养着。因为陕北重男轻女思想比较严重，男孩送人一般不会太受苦，女孩送人就不一定了。加之胡耀邦老家的唯一妹妹不幸嫁了一个酗酒的丈夫总被殴打，妹妹不堪折磨zisha了，这个事情对他打击很大，因此他对女孩格外怜惜。
不久，李昭和胡耀邦的第二个孩子在延安的窑洞里降生了。是个健康的男孩。
生下孩子，就将孩子送人，对于一个母亲来说，这是一个多么痛心的决定。但是战争是残酷的，不得不做出不得已的决定。后来李昭这样回忆说：“耀邦要上前线，我也想去，因为一旦和耀邦分开，彼此就不知道死活，我希望和他在一起。至于孩子，第一打仗不能带孩子，第二把他养在当地的老乡家会更安全一些。”
在胡耀邦的支持下，李昭找到了在同一个支部的陕甘宁边区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李瑞山。她对李瑞山说：“你帮我找个人抚养孩子吧，我要跟着耀邦上前线去，没办法带孩子。”李瑞山说：“把自己的孩子送人不是小事，你和耀邦考虑好了吗？”李昭咬咬牙，说：“考虑好了。”
本来胡耀邦还打算给他取个名字，但李昭说，既然注定要送人，这名字就不能自己做主，而要和他的养父母商量。胡耀邦想想，也是。于是，第二个孩子，就暂时没有取名字。
热心的李瑞山很快帮他们找到了延安城里南区合作社的副主任刘世昌。
刘世昌是陕北横山人，是个纯正的农民出身的老革命，为人很正义，毛主席曾经在高岗的办公室接见过他，他也上过老版的《maozedong选集》。刘世昌与妻子生过几个孩子，除了一个女儿，全都夭折了，这几年，他们夫妇一直有收养一个男娃的打算。听说胡耀邦和李昭的儿子要送人，他马上答应了。因为对于刘世昌来说，能够收养胡耀邦与李昭的孩子，不仅完成了他几年以来抱养一个男娃的愿望，也算是为革命做一份贡献。
月子里，李昭的身体非常虚弱，胡耀邦决定等李昭出了月子再出发，这个月里，也好让李昭悉心照料刚刚降生的孩子。那段时间，李昭的心情极其复杂。一方面，她沉浸在与孩子共处的幸福之中；另一方面，亲生骨肉马上就将送人，她的心里，充满不舍与内疚。
孩子生下来大约四十天左右，刘世昌过来抱孩子。胡耀邦对他说：“把孩子送给你，我只有三个要求：一、要讲卫生，每天给他洗一个澡，眼睛、嘴巴每天都要用干净的淡盐水洗一下，别用不干净的手去摸；二、孩子长大了，一定要让他上学读书，培养成一个对党对国家有用的人；三、日后要让娃自由恋爱。”刘世昌满口答应：“行行。没问题。”胡耀邦说：“既然你是孩子的养父，就给孩子取个名字吧。”刘世昌说：“这怎么行？名字还是由你们来取。”但胡耀邦有自己的原则，坚持让刘世昌来为孩子取名。刘世昌想了想，说：“我姓刘，你姓胡，我看就叫刘胡吧。”胡耀邦说：“行。”
但胡耀邦思虑片刻，觉得以“胡”为名字中的一个字比较罕见，似乎有些不妥。“这样吧，还是叫三点水的‘湖’吧。刘湖，听起来像个名字。”他说。
“行!”刘世昌说，“就叫刘湖！这个名字好听！”
刘湖的名字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临走以前，刘世昌对胡耀邦和李昭说：“你们就要上前线了，这一路上肯定会遇到许多难处。我还有一点钱，给你们留着路上用吧。”胡耀邦和李昭急忙推辞。李昭说：“我们都是革命军队的人，不讲这个。你的钱也不多，今后要用钱的地方多着呢。”
当刘世昌抱起襁褓中只有四十天的刘湖告辞时，李昭和胡耀邦的心里难受极了。怕李昭送得太远情绪失控，胡耀邦便让警卫员去送刘世昌。李昭和胡耀邦站在屋门口，泪光闪闪地目送着抱着刘湖的刘世昌，直到他们的身影消失在远方的峁塬上。
送走刘世昌，李昭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孩子是娘的心头肉，她又何尝不想把孩子留在身边？何尝不想陪着孩子长大？与孩子这一别，不知何时再能相见，她又怎能不伤心？可是，为了神圣的革命，为了心中的理想，她只能这么做。
母亲李昭与儿子刘湖这一别，就是漫漫十六年光阴。直到1961年的8月11日，刘湖才回到北京上学。
解放后，发生了不少在延安寄养给老乡的孩子又被要回来的事情，但李昭却始终恪守着她的诺言。建国后的五十年代初期，安定下来的胡耀邦和李昭才多方辗转与刘世昌联系上了，但只字未提刘湖的事情，只是时常托人带些东西到他们青海的家里。
把刚生下来的二儿子送人，可是大儿子胡德平怎么办呢？胡耀邦和李昭经过商量，决定把胡德平交给警卫员林汉成照料。他们的想法是，只要孩子平平安安，有一个单位管着就行了。自1940年以来，林汉成一直跟在胡耀邦的身边，胡耀邦和李昭早已经把他当成了自家人了。林汉成说：“你们就放心吧！有我和总政在，德平会生活得很好。”
就这样，胡德平没有跟随胡耀邦和李昭，而是留在了林汉成身边。
林汉成在胡耀邦当军委组织部副部长时就调来当警卫员了。他是四川人，小胡耀邦几岁，出身贫苦，没上过学。红四方面军长征从大别山西进四川，林汉成在这段长征路上参加了红军。1936年秋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的西路军远征河西走廊，遭遇到惨烈的失败。李先念率领余部打出星星峡进入新疆，保存下来的700余人最后回到延安，林汉成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为人质朴忠诚，做事尽心尽力，胡耀邦和李昭都非常信赖他。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李昭与胡耀邦一直在为去东北做准备。等终于要起程了，李昭开始牵挂起刘湖——他一定要进城看儿子一眼。
由于身体不太好，李昭是骑马进城的。到了延安城里，这匹马突然见到这么多人，一下子就受惊了。一旁的勤务员急忙去拉缰绳，可是没有拉住，马在延安城的街道上四处狂奔起来。很少骑马的李昭心中一惊，心想：“这下坏了，还没有上前线就死在马蹄子底下了!”
正在危急关头，她听见路边有好心人喊：“快死死抓住马鬃！千万不要别撒手，”此时李昭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紧紧抓住马鬃。果然，又跑了一会儿，马跑累了，渐渐地收住了步子，李昭转危为安。这时警卫员气喘吁吁地跑过来，看到差点受伤的李昭，心中既害怕，又内疚。李昭急忙安慰警卫员，让他不要自责，又说自己这种小不顺经历得多了，肯定会迎来大顺——此去东北之行，肯定会一路顺利。李昭这样说，警卫员心里的那块石头，终于落了下来。
来到刘世昌家里，李昭才真正放下了心。不必问，仅凭观察，她就知道刘世昌夫妇真心把刘湖当成了自己的亲生儿子——不长时间不见，刘湖胖了很多，穿得也干净整洁。欣慰之余，李昭又有些伤心，她想：孩子成了陕北娃，等他长大了，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会不会埋怨离他而去的亲生父母？
从刘世昌夫妇那里回来，李昭又对警卫员林汉成千叮咛万嘱咐，请他务必照顾好胡德平。李昭对林汉成说：“等我们到了前方，安顿好了，只要有条件，就通知你，那时还得烦你把德平带过来。”林汉成拍拍胸脯，说：“把德平交给我，你们就放心吧！”
3，路途凶险，随军东进北上
就在胡耀邦忙着为奔赴东北前线做准备的时候，有一天，他的老警卫员张成海找到他，问他能不能带上自己。原来，在军委机关负责会议勤务的张成海，有一次听到朱德和叶剑英在商量，要组织一支干部队伍到东北去。这支干部队伍的成员首先是机关人员，要到东北开展工作，开辟局面。叶剑英当时提议由年轻且有经验的胡耀邦带队，朱德同意了。
张成海也想到前方去，于是，他找到了李昭。他对李昭说：“听说胡部长要带队去东北，也带上我走吧。”李昭说：“去东北不仅仅是换了一个环境那么简单——那里不但条件很艰苦，并且很危险。”张成海说： “您都不怕，我一个男人怕什么？”李昭说：“这不一样，我是他的爱人，理应跟着他。再说，我也不是以‘家属’的名义去东北的，而是要去为部队做事情。”张成海说：“那我更应该去了，我也想为咱们东北前线队伍做事情啊！何况我跟了胡部长这么多年，只要能够跟着他，我这心里就踏实。”李昭说：“既然这样，我觉得你还是直接找耀邦说吧。我相信他会答应你的。”
就这样，张成海找到胡耀邦，说出他的请求。胡耀邦说：“行！只要朱总司令、叶参谋长那里放你走，你就到我这里来吧。”张成海马上回去，再次找到叶剑英。这一次，叶剑英要求张成海明确答复：到底想要留在军委机关，还是想要跟随胡耀邦去东北？张成海肯定地回答道：“我要跟随胡耀邦，去东北，上前线！”就这样，在军委秘书黄华的安排下，张成海在当天就赶到胡耀邦那里报到，几天以后，就跟随着部队出发了。
队伍出发以前，在李昭的提醒下，胡耀邦又想起了另一位老警卫员：李柱。
李柱是陕北人，不到十五岁就给胡耀邦当警卫员，曾救过胡耀邦的命。那是1936年4月初，在队伍撤回瓦窑堡的途中，胡耀邦一行遇到了敌机轰炸。当时胡耀邦大病初愈，行动不便，眼见胡耀邦有危险，李柱情急之中，用自己的身体将胡耀邦压在身下，令胡耀邦非常感动。
1938年，李柱从延长师范学校学习结束后去了县警卫五团宣传队。1942年，胡耀邦担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时候，曾打算上前线，就把一直想再次上前线的李柱调到身边。后来胡耀邦上前线的任务被取消了，李柱就转到后勤保健部当营业员。
李柱曾多次对李昭说，当营业员绝非他的理想，他想跟着胡耀邦上前线。现在有了上前线的机会，胡耀邦应该带上他。
李昭把李柱想上前线的要求跟胡耀邦说了，胡耀邦觉得，虽然前线条件艰苦，但还是应该带上他。于是，胡耀邦让警卫员林汉成通知李柱：“东干队”将于10月启程，请他务必在此前赶回，回来的时候请买一头毛驴和几百个鸡蛋。李昭刚刚生育没多久，路上需要补充营养，鸡蛋几乎是那时候能够买到的唯一的营养品。
李柱听说胡耀邦要带上自己，非常兴奋，马上为出发做准备，可是由于后勤保健部有一笔营养款没有收上来，不得不耽误了几天。等他终于将一切办妥，牵着毛驴赶来，时间已经到了10月20日。而那时的胡耀邦和李昭，得不及他，已经渡过了黄河。
李昭和胡耀邦出发在即，突然对已经生活了十年的陕北和延安分外留恋起来。是啊！他们在这里谈理想，谈革命，谈未来，他们在这里相识，相恋，相爱，组成一个家庭。他们在这里生下了胡德平和刘湖，他们早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啊！
恰好在临行以前，一位战友带着照相机赶来，于是，李昭和儿子胡德平匆匆留下了一张合影。拍完照片，李昭和胡耀邦把胡德平留给了林汉成，踏上了东进的征程。
李昭奔赴东北前线前匆忙与大儿子胡德平留下珍贵合影
李昭27
（图片由延安大学档案馆提供）
然而，此时的国民党军已经切断了我军往东北开进的通道。胡耀邦率领的“东干队”虽然总人数有七八百人，但其中多是医生、作家、艺术家、老干部、青年学生……总之是政治工作者多，女性多，战斗人员少，战斗力很弱，这使得胡耀邦肩头的责任变得格外重大。“东干队”不仅需要长途跋涉，还必须时时绕过有国民党军重兵把守的地带曲折而行。
东北之行，将会变得异常艰险。
临行前，胡耀邦再次提醒李昭此行注定不会顺利。李昭说：“放心吧！你挺得住，我就挺得住。”看着李昭坚定的眼神，胡耀邦的信心，也变得更足。
10月14日，“东干队”终于从延安出发。因为天气转冷，临行前下发了延安生产的棉衣，每人还领到一双新鞋。领到棉衣和新鞋的队员们都很开心，但李昭知道，这是为路上的艰苦条件所准备的。如胡耀邦所言，他们的东北之行，注定不会顺利。
果然，当队伍行至山西省兴县，国民党军横在前面，对队伍进行了疯狂的阻拦。没有办法，胡耀邦只得命令队伍折向北行，这使得行程变长了很多。
在接近内蒙古的时候，有一天，队伍遇到了骆驼队。有人建议胡耀邦搞几匹骆驼，这会让队伍负重减轻，队伍行进的速度也会加快。但是胡耀邦说：“咱们把骆驼买过来了，老百姓怎么办？骆驼是老百姓的，咱们革命队伍应该为老百姓服务，而不是为他们增加负担。”一位年轻女队员因为好奇，上前牵骆驼玩，结果因为不懂骆驼的脾性，被骆驼踢折了腿。见她不能前行，秘书王春和建议把她留下来，但胡耀邦绝不允许一名队员掉队。只见他手一挥，果断地说：“抬着她走！”
队伍继续北上。
一路上，李昭因产后不久身体虚弱，骑着一匹组织上分配给她的马。即便如此，她还是常常将马让给那些体力不好或者受伤、生病的队员，她的平易近人与对队员的关心，让队员们深为感动。
胡耀邦也是如此，时常将他所骑的大骡子让给需要的队员，自己却选择步行。不仅如此，到了驻地，队员们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他却要就着昏暗的油灯，把这一段路上要注意的问题认真详细地写下来，装进信封，交给兵站，传给后续队伍，以便他们能够预知情况，从容应对。
11月中旬，“东干队”一行终于到达张家口，他们总算可以稍微休整几天。
然而，这几天的李昭却没有得闲。她不仅参与照顾那些生病的队员，还与其他队员们一起去采购路上所需。胡耀邦心疼她，让她多多休息，李昭开玩笑说：“如果我像个官太太一样天天在旅店里躺着，那我随军前行还有什么意义？咱们还算什么革命伴侣？”
胡耀邦深受感动，也就不再劝她。
4，为了孩子，与胡耀邦发生争执
在张家口的那几天里，看到市场上那么多小孩子的衣服、鞋袜之类，李昭想起还留在延安的不满三岁的大儿子德平和其他孩子们。于是，她用组织上发给她的很少一点零用钱，买了几件小衣服和鞋袜之类的东西，准备送给留在延安的孩子们。
胡耀邦与李昭夫妇在张家口
李昭29
（图片由耀邦故居纪念馆提供）
李昭将东西带回去，高兴地给胡耀邦看，说，这件衣服是给谁谁谁的，那件衣服是给谁谁谁的，还有给陶斯亮的（陶铸的女儿），等等。她认为胡耀邦肯定会夸她有爱心，没有忘记延安的那些孩子。
果然，胡耀邦一看到这些东西，说：“我同意你托人把这些东西带回延安，这是你做妈妈和阿姨的一点心意，像亮亮、丰丰、和平这些孩子一定很高兴。”然后，他又仔细地查看捎给孩子们的东西，发现李昭给自己的儿子德平多买了一件小绒衣。
胡耀邦拿起小绒衣，笑着问李昭：“为什么自己孩子的衣服比别的孩子多一件呢？”最初李昭并没有意识到这竟然也算个问题，就随口答到：“孩子小，给他多买一件算不了什么，也是妈妈的一点心意嘛，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李昭开心地将衣服和鞋袜一件件分类，一旁的胡耀邦又认真地说：“买东西带给后方的孩子们，这是可做可不做的事情，因为要托人，由前方到后方要过封锁线，带这些东西的人很麻烦。当然，我也不必过多苛责你们这些做母亲的人，只是太啰嗦了点就是了。”
他沉吟了一会，像是在思考该怎样说比较妥当。他说：“可是你为什么要多给自己儿子一件小衣服呢？你这个人还真有点不大的私心呢，这不好啊……这些孩子都是前方干部留在后方的，他们收到妈妈、阿姨带的东西是高兴的，但当他们发现自己的东西比你儿子少一件时，他们一定会想到要是我妈妈捎东西回来，一定也会给我多发一件。而你自己的孩子也会无意识地、高兴地认为我妈妈多爱我，还给我多发了一件小绒衣，这就有点突出了，给孩子心中撒下一种莫明其妙的羡慕心和自豪感，这不好！如果有人说，看，组织部长对干部们的孩子，还有亲疏之分，这个影响多不好。古人云：幼我幼以及人之幼。我们是gongchandangde干部，更应该比古人强！”
胡耀邦这么一说，李昭本来挺好的心情，马上变得差了。她说：“这算什么大问题，也值得你说这么一大通？！”
李昭觉得自己反驳得当然有道理——花自己的零花钱为孩子们买东西，不过为自己的孩子多买了一件小绒衣而已，却被胡耀邦一顿上纲上线地批评，李昭当然接受不了。
看李昭不以为然的样子，胡耀邦有点生气地说：“好吧，你可以想想，看哪个意见更好。”说完，胡耀邦就继续忙自己的工作去了。
胡耀邦离开以后，李昭认真地衡量了一阵，觉得还是胡耀邦说得更有道理。或者说，在这件事情上，她自己处理得不够理智。她想：我们都爱自己的孩子，但也都记挂着别人的孩子，我做到了幼我幼以及人之幼，但两相比较，我还是少带一件小绒衣比多一件要更有意义。
可是，小绒衣已经买好了，怎么办呢？李昭决定，绒衣照常带回延安，只不过不是专门为自己的儿子买的，而是为“表现最好”的孩子买的。那些留在延安的孩子们，谁表现得好，这件绒衣就奖励给谁。至于谁表现得最好，则由留在延安照顾孩子们的大人来判定，她已无权过问和干涉。
这件小事使李昭认识到，虽然她和胡耀邦都有一颗爱子之心，但由于各自的经历和受党的教育不同，就会出现处理问题上的水平的差异。
在李昭的记忆中，这是她与胡耀邦唯一的一次“争执”。
李昭感谢这次“争执”——因为这次“争执”，她更加了解她的爱人胡耀邦了。
5，作为干部的妻子，我绝不能拖了后腿
队伍在张家口休整了几天，继续东行。
在路过延庆以后，又折向了承德。然而，队伍刚刚顺利进入承德，前方就传来报告：国民党的十三军已经从葫芦岛登陆，切断了解放军向东北开进的通道。
这等于说，“东干队”暂时走不了了。由于形势所迫，“东干队”只能返回张家口。
胡耀邦真的急了。东北去不了，谈何去前线？不过，他转念又想，既然大队人马走不了，那他能不能带领一支小队，出其不意，突袭敌军，然后插向东北呢？他将这个想法首先对李昭说了，李昭有点担心他的安全，但随后就开始支持他。李昭说，军事上的事情，她不太懂，不能过多参入意见，只要胡耀邦认为对的，放心大胆去做就是了。她不仅不会反对，还会全力支持胡耀邦，做他坚强的后盾。
11月下旬的一天，胡耀邦带领几个随从来到承德平泉县的八沟视察军情，那里驻扎着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的部队。然而，就在胡耀邦向东去的路上，李运昌的部队已经和扑过来的国民党军接上火了。
李运昌是河北唐山乐亭县人，出身于黄埔军校第四期。虽然是黄埔生，但他在大革命时期和红军时期主要是搞农运和地下工作的，担任过工农武装的党代表、地下工作的县级负责人等职务，是我党最早的一批地下工作者之一。
此时的李运昌任中共冀热辽区党委书记兼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得知他的队伍正在与国民党军激战，胡耀邦带着警卫员张成海和袁凤鸣迎着枪声迅速向前赶。然而走了没有多远，他们就遇到后退的部队，那是我军正在撤退的一个营。
胡耀邦找到这个营的指挥员，经过询问，得知他们之所以撤退，是因为敌人太多顶不住了，而非奉命撤退。胡耀邦闻后非常生气，令正在撤退的队伍马上停下来，重新整顿队伍。率部撤退的营长虽然不认识胡耀邦，但他被胡耀邦的气势震慑住了。
在经过袁凤鸣的提醒之后，他才知道原来站在面前这个气质不凡的小个子就是胡耀邦。营长向胡耀邦道出他的苦衷：敌人火力太猛，人数太多，我军不仅人数少，并且装备落后，假如不撤退，恐怕会损失惨重。胡耀邦在仔细观察完地形、了解完战况以后，认为这个仗必须要打到底。于是，他果断地下达命令：部队立即重整旗鼓，准备反击!
当时胡耀邦的警卫员是袁凤鸣，袁凤鸣不仅打过仗，而且作风硬朗。胡耀邦问他：“给你一个连，能顶上去吗？”袁凤鸣听说要他率人打头阵，非常兴奋，连声说：“没有问题！”胡耀邦说：“我不是让你逞匹夫之勇，而是让你打一个胜仗！”袁凤鸣说：“你就放心吧！”于是，在胡耀邦的亲自指挥下，袁凤鸣挥舞着手中的驳壳枪，带领一个连，冲了上去。
袁凤鸣和他所指挥的连负责从正面袭敌，其他两个连则从两边迂回包抄，很快，他们就占领了两个山头，并夺下了敌军一个重机枪阵地。敌军不知我军人数多寡，不敢贸然再战，只得退守原有阵地，于是，我军的战线重新变得稳固。
类似的战斗，胡耀邦打过多次，李昭都知道。其实胡耀邦完全不必冲在第一线，但每一次，他都是舍生忘死，身先士卒。
战场上子弹不长眼睛，像胡耀邦这样的干部，更是敌军重点“关照”的对象，生死只在一瞬之间。但对此，李昭从未劝阻过胡耀邦。虽然她非常担心胡耀邦的安全，可是她知道，让胡耀邦专心打仗，专心做工作，才是她作为一个干部的妻子最应该做的。
她绝不能拖了爱人胡耀邦的后腿。
6，分居两地，做一名坚强的革命军人
1945年12月，为加强热河和冀东的工作，中央军委指示，由程子华、肖克、胡耀邦等人组成热河前线指挥部，指挥热河独立旅、冀东纵队等部队，主要任务是与从山海关方向来的国民党军抗衡。
这等于说，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东北肯定是去不成了。
胡耀邦就这样留在了前线指挥部，指挥我军的战斗。
几个月后的一天，热河前线部队突然接到中央军委的指示：就地停战，与国民党第十三军谈判。很快，国共两党的高层也开始了停战谈判。为了这次谈判，刚刚退役的美国总参谋长、五星上将马歇尔也来到中国，“调停”国共两党两军之争。
在北平，成立了以叶剑英、郑介民、罗伯逊为首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整个北方地区的停战事宜。中共代表是中共军委副总参谋长叶剑英，国民党代表是政府军委调查统计局局长郑介民，美方代表是美国驻华大使馆经济参赞罗伯逊。
至此，冀东的战局慢慢稳定下来。
东北去不成了，“东干队”的干部只能驻留原地。这时候，中央军委根据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电报请示，任命胡耀邦为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代理主任，同时指示东干队的干部就地分配，以稳定地方局势，为我军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挺进东北做好保障。
1948年，转战华北战场的胡耀邦与李昭
李昭28
（图片由耀邦故居纪念馆提供）
与此同时，作为“东干队”的成员，李昭被分配到承德的冀热辽贸易公司工作。
胡耀邦担任政治部代理主任期间，他废寝忘食，夜以继日，满腔热情，完全不顾自己的身体。他一方面躬亲调查，了解、掌握冀热辽军区所属各军分区、各部队、以及过往军政人员的思想政治动态，有的放矢地进行了摒弃麻痹思想，提高革命警惕，执行中央方针，有序挺进东北，巩固解放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等方面的政治教育工作；另一方面积极配合罗瑞卿卓有成效地整顿承德铁路的运营秩序，从而非常顺利地完成了输送十万大军、两万干部挺进东北的艰巨任务。
“热河保卫战”爆发后，胡耀邦又参与部署、指挥了有关战斗，并曾抵步滦平、平泉等地，亲自视察前线，查探敌情。与此同时，他还在短暂的时间内，认真调查了当时的社会情势，初步了解了群众的生活状况，对承德大地的凄凉、对人民群众的困难，给予了深切的同情与关注。
当时的承德大地饱受抗战之苦，千疮百孔，满目疮痍，承德人民苦难深重，饥寒交迫，加之承德军民为准备反击蒋介石军队的进攻，部队整编、整训，群众备战，十分忙碌和紧张。
这种情况下，分居两地的李昭与胡耀邦，虽然相隔不远，却久不能见面。
1946年初，冀热辽贸易公司有过一次短暂的假期，李昭思念胡耀邦心切，便去看望他。
然而到了胡耀邦那里，见他与几个同志正在谈工作。他面前的桌面上，各种资料堆成了小山。见李昭来了，胡耀邦一愣，问她怎么不提前打个招呼，李昭说，如果提前打招呼了，怕胡耀邦反对。——她太了解胡耀邦了，为了工作，他经常通宵达旦，除非工作上的事情，否则他谁也不见，包括自己。
胡耀邦为李昭倒了一杯热水，让她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说自己现在太忙，没空陪她，等一会儿忙完了再说。李昭去外屋，一边喝水一边休息。可是直到警卫员张诚海连给她续了三杯水，胡耀邦仍在忙着工作。
李昭放下空杯，对警卫员说：“我先回去了。”张诚海让李昭再等等，说胡耀邦忙完工作就会出来。李昭笑笑说：“他的工作远比我们聊一会儿天重要，我岂能为了自己，耽误了党和军队的工作？”又说：“能看到他，我的心就安了。”
张诚海搓搓手，说：“我有个事情，想托您帮帮忙。”原来，张诚海一直想下连队，去前线，跟胡耀邦说了，胡耀邦答复他说，这得组织的批准。张诚海想让李昭帮他在胡耀邦面前说一说。李昭说：“耀邦不是说了吗？这得组织上批准，我说了也不算数。不过，只要你真的有下连队的决心，我相信组织上很快就能批准。”听李昭这么一说，张诚海也就放心了。他说：“那您和他打个招呼再走吧！”李昭说：“算了，他那么忙，就让他安心工作吧！”李昭就这样离开了，临走之前，也没有跟胡耀邦说声“再见”。
对李昭和胡耀邦来说，分居两地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在这段日子里，李昭不断地鼓励自己：要做一名坚强的革命军人，而绝不是随军家属。
1946年4月的一天，正在工作的李昭突然接到上级的通知：因特殊情况，她的工作要从承德调到张家口，并且要马上出发。李昭心生欣喜：张家口正是胡耀邦工作的地方，这等于说，他们夫妻终于可以结束分居两地的生活了！
然而，等到了张家口，李昭才知道上级调她来的真正原因：原来胡耀邦积劳成疾病倒了，并且病得很重。把她调过来，一是为了张家口的工作，二是为了她可以更好地照顾胡耀邦。
来张家口的那天，警卫员张诚海一见到李昭，就求她帮忙。他说胡耀邦一天到晚为工作，不仅休息不好，吃饭也是冷一顿热一顿，饥一顿饱一顿，即使发烧闹肚子，也要坚持下部队，见下属，做计划，调查工作，有时一连两天不睡觉，日子久了，就算是铁打的人也受不了。他要李昭一定要帮自己好好劝劝胡耀邦，哪怕不为自己，为了革命的胜利，也要注意休息，爱惜身体。
李昭见到胡耀邦，一下子红了眼圈。只见胡耀邦躺在病床上，脸色蜡黄，说话无力，整个人的气色非常不好。李昭知道，胡耀邦肯定是患上了难缠的疾病，因为以她对胡耀邦的了解，这么多年，不到熬不住的地步，胡耀邦是绝对不会躺到床上休息的。
原来，胡耀邦在长征的时候，因卫生条件不能保障，患过一次疟疾。当时红军的形势异常严峻，加上长征途中的医疗条件极其匮乏，他的疟疾没有及时得到好好医治，让虫卵进入到了肝脏。近段时间，由于压力太大，劳累过度，导致旧病复发，使得疟原虫在肝脏中大量繁殖，于是就患上了急性阿米巴肝脓肿。
其实胡耀邦生病已有很长时间，并且住过两次医院，因怕李昭担心，便一直瞒着她。军调小组在北平谈判期间，上级还专门安排胡耀邦去北平的翠明庄和军调部治过病，然而由于谈判破裂，政治形势不断恶化，胡耀邦不得已又转回到张家口军区医院继续医治。张家口军区医院是日本投降后我军接收过来的日本陆军医院，医疗设备比较好，技术也比较高，经过前段时间的治疗以后，此时胡耀邦的病情，已经有了初步的好转。
分居两地，短暂团圆，李昭与胡耀邦这对革命伴侣的心贴得越来越近。
有了李昭的贴心照料，胡耀邦的身体恢复得很快。十几天以后，他就可以重新投入工作了。李昭怕他太过劳累，每天吃完晚饭以后，便强行让他停下工作，逼他休息，然而，胡耀邦总是假装睡着，然后在李昭睡着以后，偷偷爬起来。
有一次，李昭夜里醒来，见胡耀邦正在忘我地看着文件。就连李昭来到他的身边，他也没有察觉。待他发现李昭时，李昭已经将一杯热水放上他的桌面。见自己的小“伎俩”被李昭拆穿，胡耀邦搓搓手，有点不好意思地说：“白天没处理完，我睡不踏实。”李昭说：“我从没有反对你工作，我只是担心你的身体。”胡耀邦说：“处理完这些，我马上睡觉。”李昭笑笑说：“那我陪你。”她亲自为胡耀邦做了两个荷包蛋，让他吃完再工作。
看胡耀邦津津有味地吃着荷包蛋，李昭坚信，有这样的好丈夫，她以后的生活必然是幸福的；有这样的好干部，我党我军解放全国的目标，指日可待。
7，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1947年秋天的一天，因思念李昭心切，胡耀邦给李昭写了一封短信，信中说：“战斗很激烈，战士们也打得很英勇。我托马克思保佑，还没什么事。但子弹不长眼睛的，牺牲流血在所难免。要是我光荣地牺牲了，你千万要坚强镇定，永远做一个生活的强者……”
信很快来到李昭手里。李昭读着信，心不禁狂跳起来。胡耀邦的来信让她温暖，也让她平添出几分担心：平时那么忙碌的胡耀邦为什么要写来这封信？“光荣地牺牲”是什么意思？“你千万要坚强镇定”有什么言外之意？难道胡耀邦身负重伤了？难道他们马上就将与敌军进行一场凶多吉少的恶战？
李昭越想越怕，越想越不对劲，想到胡耀邦两次因病住院都没有告诉她，她更加不安了。
几天以后，胡耀邦所在的部队在附近休整，李昭知道以后，急忙请了探亲假，前去看望胡耀邦。
她刚刚到达驻地，恰好遇到胡耀邦与警卫员张诚海下部队回来，胡耀邦走在前面，步履很快，神采奕奕，精神抖擞，英姿飒爽，张诚海跟在后面，也是春风满面，一看两人的神情，李昭就知道肯定是部队打了大胜仗。
看到李昭，胡耀邦又惊又喜，说：“早知你会来的话，我就不写那封信了。”李昭说：“就是你的那封信把我给催来了！”胡耀邦不解，问：“写信给你，是为了让你不要担心我，安心做自己的事情，怎么反倒变成催你过来的信了？”李昭说：“你的这封信里，什么‘牺牲’啊、‘镇定’啊、‘永远’啊，这些话连在一起，怎能让我不为你担心？”胡耀邦听后恍然大悟，笑着说：“好嘛，谢谢李昭同志！关心人民子弟兵呀……”见他如此风淡云轻，李昭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
李昭追问胡耀邦为何突然要写那封信，又为何要那样写，胡耀邦沉默了一会儿，说，最近他们虽然接连打了几场大胜仗，但每一场战斗，其实都打得异常艰苦；每一场战斗，又都充满了危险。
最险的一次要数清风店战役。当时我军三纵两个旅在保定以北地区打阻击，敌第九十四军、第十六军一起从北面扑过来，对在漕河边防御的那个团压力很大。为了控制局面，胡耀邦带着警卫员和两个通讯员匆匆往火线上赶，刚进村，恰好遇上部队后撤。胡耀邦不顾个人安危，马上投入指挥。
正在这时，敌人的机枪扫了过来，一颗子弹穿过胡耀邦的皮大衣和棉袄，从他的腋下射了过去。“那颗子弹跟皮肉就隔着件衬衣，吓得我眼都直了。”胡耀邦说，“幸好只是伤到一点儿皮肉，如果再偏一点点，可能就凶多吉少了。”
类似险情在战场上早已司空见惯，胡耀邦并不以为然，可是为了不让李昭太过担心，胡耀邦幽默地与她开起了玩笑。他说：“我能大难不死，这难道不是托福马克思的在天之灵吗？”李昭说：“是啊！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胡耀邦马上说：“有福同享嘛！和人民同享，和李昭同志同享！”话音刚落，旁边的张诚海和几个战士便一起笑了起来。
“革命乐观主义”是李昭和胡耀邦所共同认同的对付困境的办法。在那些最为艰苦、最为危险的岁月里，正是这种精神，支撑着他们一路携手走向胜利。
此后，革命形势不断好转。1947年11月，华北野战军攻占了被国民党吹嘘为固若金汤的华北重镇石家庄，而攻克石家庄的主力之一，就是以郑位三为司令员、胡耀邦为政治委员的华北野战军三纵队。石家庄的解放使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解放区的发展壮大，为日后解放全中国，打下了坚实有力的基础。
攻克石家庄以后，三纵集结在唐县整顿，胡耀邦的警卫员张诚海下连队的请求也被批准了。得到通知后，这个跟了胡耀邦五年的警卫战士不禁号啕大哭。那时逢李昭再次去看望胡耀邦，见此情景，李昭笑道：“你看你，走是你自己要求的，让你走了，你又哭。”张诚海泣不成声地说：“我舍不得离开你们啊。我要走，一是想打仗；二是首长打仗不注意安全，万一有个好歹，我负不起责任……”
张诚海偷偷告诉李昭，首长一打仗就往前跑，有时一头就扎到营连阵地上，弄得他的心老是提在嗓子眼儿里。他希望走以后，新来的警卫员能够好好保护首长的安全。
张海诚的话让李昭心里很是忐忑不安。
在解放战争的进程中，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是中国进步力量和反动势力的大决战。辽沈战役则是三大战役的第一战。辽沈战役早有酝酿，maozedong是观察战局大势，捕捉每一战场动向的战略家，他在1947年5月20日就曾致电司令员linbiao，说明中央解决东北问题的战略设想，并要求其早作准备。
1947年6月，我晋冀鲁豫野战军一举突破黄河天险，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我军全面战略反攻的新局面。太岳兵团、华东野战军、西北野战军相继转入外线作战，东北野战军更是把握了东北全境的战役主动权，捷报频传。
但晋察冀战区仍在内线与敌军周旋，8月发起的大清河北战役，我军伤亡六千，歼敌五千，郑维山司令员认为此役“是个得不偿失的消耗战”，但中央军委考虑到华北战场的特殊情况，仍来电鼓励：“虽未获大胜，战斗精神极好，……只要有胜利，不论大小，都是好的。”
1947年10月，敌我双方在保定以北的固城、徐水、容城地带形成了激烈的会战局面。战事正酣，野战军司令部突然给参战的各纵队首长来电，让各部撤出战场，改攻涞水。三纵的郑维山、文年生和胡耀邦却有不同意见，三人年轻气盛，没有顾忌上下级关系，由耀邦同志急拟电文回复野战军司令部，大意是：现场坚持，争取情况变化。
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情况果然发生变化。驻守石家庄的敌三军罗历戎部一万四千人贸然出动，增援保定，结果在定县清风店全部被歼。我军立即南下解放了敌军盘踞的石家庄。这是在解放战争中，我军攻占的第一座大城市。至此，晋察冀战场战略反攻的序幕才算正式揭开了。
清风店之役，我军要围歼敌军，至少要行军240华里，敌军只要走100华里就能进入安全区。为何敌军走不过我军？因为我军得到根据地人民的支持。人民战争的海洋，已陷敌军于四面楚歌之绝境。相较于敌军每走一步都有我方民兵和地方武装的冷枪、地雷、袭扰、坚壁清野，我军的长途奔袭则有解放区群众敲锣打鼓欢迎。老百姓们在村口路旁摆着大缸、小缸，里面装满热汤、小米稀饭、玉米面粥，桌子上、篮筐中放着大饼、白薯、鸡蛋等食物。
另外，沿途支援的民兵1万人，民工10万人，牲口近1万头，大车5400辆，担架1万副。有些大胆的年轻姑娘甚至趁机想在我军队伍中寻找心中的恋人。解放军是姑娘们心中的杀敌英雄，不少年轻的战士常被路旁的姑娘追问：“你叫什么名字？能当英雄吗？”英勇杀敌的英雄，就是当时姑娘们心中的白马王子。各乡各村的剧团边扭秧歌边打竹板。
这边唱：
蒋介石，靠老美，
我们胜利靠双腿！
那边应：
同志们，快快行，
能走才算是英雄！
古人笔下的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画面，今日在解放军的队伍里得以成真。
在部队敢于决战、敢于胜利的战斗信念和提高军事指挥艺术的基础上，郑维山、胡耀邦所在的三纵队又于1948年1月中旬，在唐延杰、李葆华、王平指挥的一纵队配合下，于涞水庄疃消灭了傅作义的王牌三十五军的虎头师——新编三十二师师部及三个团共7000人。
1948年2月7日，maozedong明确指示东北我军不休整，抓紧冬季作战，争取主力早日南下北宁线，完全控制阜新、义县、兴城、绥中、榆关、昌黎、滦县地带，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以“应对蒋军撤退”。
1948年3月，胡耀邦在晋察冀三纵队任政治委员，司令员是郑维山，政治部主任是陆平。晋察冀军区的战略反攻第一场战役就是察南绥东战役。
就在胡耀邦准备上察南绥东战役前线时，3月3日他收到了妻子李昭写来的词曲一阙：
一去一来三百里，
五日以为期，
六日归来已是迟。
但愿相烦喜鹊儿，
先报那人知！
李昭参加革命前，是宿县启秀女中的学生，已是高中一年级水平，而且李昭自小就打下了很好的古典文学基础。但胡耀邦的古典文学底子也不弱，虽然他只有初中一年级水平，但他一生“手不释卷”，哪怕在炮火连天的战争间隙也要读几页书。长期的博览群书，也让他打下了良好的古文底子。
李昭与胡耀邦夫妻感情很好，琴瑟和鸣，鹣鲽情深，无奈无情的战争炮火让夫妇二人天隔一方，牵肠挂肚。当时胡耀邦33岁，李昭27岁，李昭当时还怀着身孕，大儿子托付给了警卫员林汉臣，二儿子在遥远的陕北，丈夫在枪林弹雨的前线，子弹可不长眼睛啊！现在自己又身怀六甲，不能跟随在丈夫身边……李昭越想越害怕，越想越着急，忍不住给丈夫写了一阙小词，以慰挂念之苦。
胡耀邦读到妻子的小词之后，很是感动，就立刻把自己即将再次出征的情况也用一阙小词告诉妻子：
连去连追将千里，
胜利必可期。
三月虽归竟大迟，
但愿娓娓燕，
及时伴春飞。
三天以后的1948年3月6日晚间，胡耀邦感觉前几天写给妻子的小词没有表述清楚，似乎不足以纾解妻子心结，于是他又写了一首七律给妻子：
一纸命令往北征，
十万熊罴似潮涌。
兴师已定云霄志，
雪恨那堪儿女声。
寄语虽嫌情意短，
跨鞍顿觉马蹄轻。
叮咛及时读新报，
频频捷语亦消魂。
1948年3月6日，胡耀邦在察南绥东战役打响前向李昭报告自己动态的一首七律
（原诗散轶，照片中是胡耀邦于1951年补记）
（图片由李昭家人提供）
这首原诗因为战争环境散轶。建国后的1951年1月，胡耀邦又回忆起这首七律，在一张“川北人民行政公署公用笺”上再次写下来.因为事隔三年，他把原诗的写作日期记错了，记成“一九四八年一月”。日期稍有出入，但并不影响原诗抒发的情怀以及对妻子的殷殷叮咛的深情。
解放战争期间，胡耀邦在晋察冀军区、华北军区的野战军中工作，聂荣臻元帅是当时华北战区的最高军事首长。
1989年4月胡耀邦去世之后，聂帅曾给李昭写过一封慰问信，信中聂帅如此评价在战场上的胡耀邦：“耀邦同志参加了华北解放战争的全过程，经历了各个主要战役，直到战争的最后胜利，为华北人民立了大功！”丈夫的戎马生涯与功绩得聂帅如此肯定与褒扬，李昭也心怀堪慰。
因为石家庄刚刚解放，急需干部，同年，李昭被调到石家庄，开始了她新的工作。
1948年秋，傅作义见中共中央机关所在的河北省西柏坡附近的解放军不多，便在蒋介石的授权下，企图用骑兵偷袭中共军事首脑机关。情报被我军在北平的地下党截获以后，中共中央以新华社的名义发表了一篇评论，向全世界揭露了蒋介石试图偷袭中共的计划，最终让这个偷袭计划没能得逞。但是为了预防万一，党组织还是动员部分党政机关干部和人民群众疏散转移。
李昭也参加了这次转移。然而此时的她，已经接近临盆，行动不便。最终她在战友的掩护下，上了一辆运煤车，并在途经河北省西部边陲的井陉县时，生下了她的第三个儿子胡德华。
为了不让胡耀邦分心，李昭没有将三儿子胡德华出生的消息马上告诉他。一周以后，当胡耀邦得知自己又多了个孩子，忙打电话给李昭，问：“男孩女孩啊？”李昭说：“是男孩。”胡耀邦兴奋地说：“解放军的行列里又多了一名战士！”
“胡德华”这个名字，既非李昭所取，也非胡耀邦所取，取这个名字的是胡德华的爷爷。那几年，因李昭和胡耀邦一直忙于工作，没有给胡德华取个学名。老人说，按家谱他是“德”字辈，大哥叫胡德平，干脆依“平安发财”取名。他的上面有个二哥，轮到他，老人就给他取了个学名叫“胡德发”。那个年代用的还是繁体字，“发”的笔画太多，上幼儿园的胡德华总是写不好这个字。那时新中国刚成立，大街上随处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标语，老师就自作主张给他改为“胡德华”。“胡德华”这个名字就定下来了。
因为战事太紧，胡耀邦没有能够在第一时间赶来看望李昭和刚刚出世的胡德华，而是在放下电话以后，直接上了前线。
8，心怀大爱，救养流浪女
时间回到1948年的1月，石家庄的天气刺骨寒冷。李昭下班回来，在街角的背风处，发现一个小女孩。女孩十几岁的模样，穿得非常单薄，光着两脚，脸上也脏兮兮的。她躺在地上，脸上、手上和脚上都是冷疮，正瑟瑟发抖。凭感觉，李昭想，这个小女孩应该是流浪至此。
李昭上前问小女孩遇到什么难处，女孩见到她，不说一句话，却想要跑开，然而被冻伤的赤脚让她根本迈不开步。李昭猜测女孩之前肯定受到过惊吓，不再敢相信任何陌生人。
李昭轻声细语地对小女孩说，天很快就要黑了，她如果留在这里，恐怕会被冻坏甚至冻死。然后李昭自我介绍，说她在这里工作，姓李，希望能够帮助女孩。女孩这才细细打量起面前的这个女人。她见李昭穿得干净整洁，又慈眉善目，不像坏人，就问她：“你是女干部吧？”李昭笑笑说：“你叫我李姨就行了。”又说：“天这么冷，到我家去暖和一下吧。”就这样，忐忑不安的小女孩跟随李昭，来到她的家里。
到家以后，李昭先是给小女孩洗了一个热水澡，又找来干净的衣服给她换上，随后，她亲自为小女孩做了一顿饭。后来据小女孩讲，那是她这辈子吃过的最香的一顿饭。吃饱以后，李昭已经为小女孩铺好了床。躺在干净暖和的被子里，小女孩对李昭彻底没有了戒备，很快就睡着了。醒来之后，听着窗外“呼呼”的风声，看着整洁温馨的屋子，小女孩觉得自己是在梦里，而此时的李昭，已经为她准备好了早饭。
吃着热气腾腾的饭菜，小女孩终于向李昭说出自己的身世。
她叫陈翠兰，从小没有父母，也没有兄弟姐妹，从她记事时起，就住在山西太原一户姓陈的人家里头。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里人，也不知道自己是哪年出生的，更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后来她听别人说，在很小的时候，自己就被卖到太原的这户陈姓人家。
陈姓人家两个儿子，大儿子因与家里闹矛盾，前几年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来。小儿子大她十几岁，眼睛看不见，所以从记事时起，她就是陈家小儿子的“拐杖”，他到哪里她就牵着他到哪里。后来陈家小儿子说了门亲事，结婚娶媳妇了，她这个“拐杖”就没用了。于是，陈家就将十二岁的她卖掉了。至于卖了多少钱，她也不知道。
人贩子带她上路，她害怕极了。她听说人贩子经常会把女娃卖到窑子里去，她就趁着天黑人贩子不注意逃跑了。她也不知道自己要逃到哪里，只知道拼命地跑，跑得越远越好。一段时间以后，她逃到了一个城市，问别人，知道是河北省石家庄。怕坏人欺负，她就把脸抹得漆黑，头发弄得一团糟，别人一看到她又脏又臭，都躲得远远的，这样就不会有坏人欺负她了。
到了石家庄以后，她已经两天没吃饭了。一个馒头铺的老板看她可怜，就拿了两个小馒头给她吃。她狼吞虎咽地吃完，还是没有地方可去，就在街上流浪。就这样，她遇到了李昭。
看着眼前这个叫陈翠兰的小女孩，李昭再也舍不得让她继续流浪。她问陈翠兰：“愿不愿意留在我这里？”陈翠兰听李昭这么说，知道她流浪的日子即将结束，感激得泣不成声，连声说：“愿意，愿意！”李昭说：“那以后你就住在我这里吧！把这里，当成自己的新家。”
陈翠兰到李昭家不到一个月就到了1948年的春节了。2月9日的除夕夜，对石家庄全体人民来说都是一个不寻常的除夕。经过多年的兵荒马乱，刚刚从战火和饥饿中走出来的石家庄老百姓是多么盼望着安定而幸福的生活啊。当时的中共石家庄市委、市政府也把“解决市民的温饱缺粮、保障群众的日常生活”列为首要任务。
1948年2月1日，石家庄市政府专门下发了一则通知，中心内容是务使石家庄人民过年能吃上饺子。
那年除夕，陈翠兰也吃到了香气四溢的饺子。这是她有生以来过的最温暖的一个除夕。
由于那时李昭的工作非常繁忙，胡耀邦忙于在前线指挥，所以，绝大多数时候，家里只有陈翠兰。最初李昭让陈翠兰去读书，可是陈翠兰对读书毫无兴趣，无论怎么努力，都读不进去。她真正喜欢的是做手工活，比如让她学习那个年代极其罕见的缝纫机，她能够很快学会，并用缝纫机缝出各种各样的东西，织出各种各样的图案。最终，只上了几天学的刘翠兰干脆不再上学，而是每天留在李昭家里，缝缝衣服，做做家务，一天就过去了。
那时候，解放后的石家庄刚刚成立了福利院，以便救助那些流浪儿和老弱病残者。李昭知道以后，问陈翠兰：“你想不想去福利院？”陈翠兰知道那时李昭已经怀孕，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她会变得非常忙碌，加之福利院会有很多同龄的孤儿陪伴，不孤单，生活上也有人照顾，就说：“想去。”李昭马上联系到福利院，将陈翠兰送了过去。
两人分别之时，陈翠兰紧拉着李昭的手，哭成了泪人。李昭笑着说：“傻孩子，李姨会经常过来看你的。如果你以后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也记得跟李姨说。”陈翠兰说：“知道了。”李昭又叮嘱陈翠兰：“在这里也要好好学习啊。”陈翠兰使劲点点头：“嗯。放心吧。”
陈翠兰从小没过什么好日子，身体很弱。在李昭的鼓励下，她在福利院每天早上起来跑步锻炼身体，身体慢慢变得健康起来。李昭虽然很忙，并且第三个孩子也即将出世，不过她还是恪守诺言，经常去福利院看望陈翠兰。每次李昭前去，陈翠兰都特别兴奋。她告诉李昭，她在这里不仅生活得很好，还学会了照顾别人，帮助别人。
李昭的大爱情怀，在陈翠兰这里得到了传承。
9，母女重逢，为解放撑起一个家
虽然被调到石家庄的李昭在市委秘书处当科长，但刚刚解放的石家庄百业待兴，又要防止国民党军的反扑，李昭的工作非但并不轻松，甚至其繁忙程度并不亚于在前线打仗的战士。很多时候，李昭每天只能睡上四、五个小时。
时间转眼来到了1949年1月。有一天，李昭忙完工作，已是凌晨两点多钟。她拖着疲惫的身体上床休息，刚迷迷糊糊睡着，就听到有人在耳边轻声唤她：“阿凤，阿凤……”细听，竟是母亲的声音！
这样的梦，李昭做过很多次。自离家到现在，算来已有十年时间，这十年里，她时常梦见小时候的自己，梦见高公馆的院子、外公的书房、儿时的伙伴、教会学校的老师和同学……而她梦见最多的，就是妈妈。
有时候，从梦里醒来，她会发现自己湿了眼睛。是啊！哪个女儿不想留在妈妈身边？哪个女儿不想一辈子守着妈妈？然而在当时，为了革命，为了心里的理想，她只能选择离开宿县，离开母亲，奔赴延安，投进革命的洪流。只是每当想到母亲，李昭还是充满不安、内疚与自责：远在宿县的妈妈还好吗？女儿十年不归，妈妈会责怪她吗？
梦里的声音还在继续：“阿凤，阿凤……”声音如此清晰和熟悉，李昭甚至听到母亲近在咫尺的呼吸。
突然李昭意识到，这不是梦！是妈妈！妈妈来了！李昭睁开眼睛，她真的看到了自己的妈妈！
妈妈就站在床头，怜爱地盯着她。见李昭醒来，妈妈笑了。笑起来的妈妈，比十年之前，苍老了很多。
李昭马上爬起来，紧紧抱住母亲。多少次在心里，李昭想，等见到妈妈，一定有很多话要说，然而此时，兴奋和激动让她什么也说不出来。
妈妈告诉李昭，前一段时间，她突然得知女儿去了石家庄并在那里驻留下来。她知道石家庄已经解放，此时形势平稳，便产生了去看一看女儿的想法。自从有了这个想法以后，她变得寝食难安，恨不得马上将这个想法变成现实。
于是，她找到了一个远房表哥，想让她带自己来石家庄，见见李昭。表哥劝她说，虽然石家庄解放了，形势也看似平稳，但因其距离太原、北平和天津很近，而当时太原、北平与天津均在国民党军的控制之下，随时可能发生新的战争，她还是尽量不要去。然而妈妈知道，如果此次错过，她不知何时能够再见到女儿。
她对远房表哥说，这么多年，虽然她没有见女儿一次，但她每天都在牵挂女儿，特别是得知女儿将要开赴东北前线以后，更是无时不在担心她的安全。这一次，无论如何，她都要见到女儿。远房表哥见她决心已定，就答应了她。于是，两人从安徽宿县出发，历经曲折，终于来到石家庄。
一家人与外婆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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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耀邦故居纪念馆提供）
母亲前来，除了想念女儿，还想见一见胡耀邦这个她从没有见过面的女婿。得知胡耀邦在前线带兵打仗，李昭也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他的面，母亲不禁有些担心。她问李昭：“在前线很危险吧？”李昭说，自从她与胡耀邦认识，胡耀邦所从事的都是危险的工作。母亲说：“那我们去前线看看他？”李昭说：“耀邦现在肯定非常忙碌，咱们还是先不要去打扰他。他会照顾好自己的。”话虽这样说，但李昭不仅担心胡耀邦的安全，更担心他的身体。她知道，忙起来的胡耀邦，其实最不懂得爱惜自己的身体。
李昭的担心并非多余。自从1948年8月胡耀邦被任命为华北第一兵团政治部主任以来，就在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的领导下，在太原进行一场大战。胡耀邦深知此时形势的重要：稍有不慎，我军就将损失惨重，战局就会朝着有利于敌军的方向发展。所以，身兼兵团十万大军政治思想工作的胡耀邦，工作时间与工作强度倍增，压力也骤增。
此时形势变得非常明朗，石家庄解放以后，太原、北平和天津成为华北的三个孤岛，蒋介石为了保住太原，特意把驻扎在西安的第三十军一万多人调到太原，归属阎锡山指挥。第三十军战斗力很强悍，加上阎锡山长期打造太原的工事，使太原变成为华北的“fangong堡垒”。如果在军事上不能占据主动，那么，势必会影响到解放全中国的速度。
为了胜利，每一天，胡耀邦都在忘我工作。
母亲理解这个见不到面的女婿的伟大工作，就像她当初理解女儿参加救国服务团，理解女儿参加游击队，理解女儿奔赴延安……她对李昭说：“那你一定嘱咐他不要牵挂家里。我来，除了想看看你们，还因为我知道你和他都忙，以后，照顾孩子的事情，就让我来好了。”李昭说：“等全国解放了，我一定让耀邦好好陪着咱们，好好逛逛石家庄城。如果有机会去北平，再好好逛逛北平城。”妈妈开心地说：“一定会的，一定会的。”
就这样，母亲在石家庄住了下来，全心全意地照顾年幼的胡德华。工作繁忙的李昭这下更能安心干自己的工作了。
外婆常常逗着年幼的胡德华说：“爸爸说，革命队伍里又多了一名战士，你长大以后，会是一名好战士吗？”那时胡德华不足两周岁，尚不懂“革命”和“战士”是什么意思，但是，他长大以后，真的成为一名军人，并且是胡耀邦三个儿子中唯一的军人。
10，有惊无险，李昭是坚强的后盾
作为华北第一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对国军党军采用的不仅是强大的军事打击，还有分化和瓦解的政治攻势。
1948年，解放军包围了太原，阎锡山急忙向蒋介石求援，蒋介石调遣胡宗南所辖30军空运援晋。
时任30军军长的是黄樵松。黄樵松是河南尉氏人，极具有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在抗日战争中，他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参加了娘子关、台儿庄和保卫武汉等战役，屡建功绩，也曾是1945年邯郸起义著名将领高树勋的部将。
在解放太原的外围战中，我军俘虏了黄樵松部队的一名排长，胡耀邦于是想到了劝说黄樵松起义。
国民党军第30军军长黄樵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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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耀邦故居纪念馆提供）
经过与徐向前缜密计划，两人让高树勋将军给黄樵松写了一封信，劝他弃暗投明，并让被俘的排长亲自把信交给黄樵松。
黄樵松早就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不满，此番权衡再三，决定在火线率部起义，站到人民方面来，并派联络官王正中、王玉甲与我军接触。作为徐向前的全权代表，胡耀邦亲自与王正中和王玉甲商谈。王正中和王玉甲代表黄樵松向胡耀邦提出要求：为了起义的起功，恳请我军派出一名代表入城，以协助黄樵松起义事宜。胡耀邦答应了两人的要求。
胡耀邦马上向徐向前司令员“主动请缨”，希望他能够作为我军的代表，去太原协助黄樵松部起义。
徐向前说：“你的心情我理解，你不怕死的精神我也很钦佩，可是作为政治部主任，这里还有重要的事情需要你来做。进入太原城协助黄樵松部起义的事情还是由别人来完成吧！”胡耀邦还想坚持，徐向前说：“平时你是怎么教训别人的？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革命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是不是？”这句话让胡耀邦再也说不出话来。最终，徐向前派出晋夫前往。
晋夫原名吕金印，河南省洛阳人。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参加抗日游击队。1938年5月，加入中国gongchandang。1939年5月，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0年被调到太岳军区，历任军区通讯参谋、队务股股长、作战科科长、参谋处处长。解放战争时期，太岳军区改称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八纵队后，任纵队参谋处处长。
因不能暴露身份，晋夫以宣传部长的身份前往，八纵队的侦察队副队长翟许友则以警卫员的身份，与他一起带着徐向前的亲笔信进入太原。
太岳军区参谋处处长晋夫（左三）与战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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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耀邦故居纪念馆提供）
见到徐向前的亲笔信，黄樵松一直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放下了一些。他召集了几个信得过的军官，不仅向他们宣读了徐向前的密信，也公布了自己马上要起义的决定。他的决定得到所有军官的支持。
但是令黄樵松没有想到的是，军官里一个叫戴炳南的师长却将他出卖了。戴炳南跟随黄樵松16个年头，深得信赖和重用，黄樵松对他毫无防范。
听了起义计划之后，戴炳南马上赶到绥靖公署，唤醒已经入睡的阎锡山，说出了黄樵松的起义计划。阎锡山立刻派车将黄樵松接到绥靖公署，并从他的身上搜出了徐向前的密信。次日早晨，入城谈判的晋夫和翟许友也被捕。阎锡山断定晋夫就是胡耀邦，第一时间用飞机将他们押往南京。
“中共高级将领胡耀邦在太原被俘”的消息很快通过国民党在南京的报纸和广播，传得沸沸扬扬，以至于很多人信以为真，李昭亦有所耳闻。
只不过，从一开始，李昭就坚信这个消息是假的。别人问她为什么，她说，凭感觉。是啊！她与胡耀邦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虽然聚少离多，但她太了解胡耀邦了。以胡耀邦的机智与对我党的忠诚，他绝不可能被俘。果然，这个消息很快得到澄清。但李昭知道，虽然这次胡耀邦有惊无险，不过，身处他的位置，危险无处不在。
而她能够做的，就是胡耀邦最坚强的后盾，让胡耀邦放下一切家庭包袱，安心在前方指挥战斗。
几天以后，国民党特别法庭判处黄樵松和他的谍报队长王震宇、以及解放军代表晋夫sixing。二十天以后，三人被枪杀于南京江东门外中央军人监狱刑室。此次黄樵松起义虽未成功，但在国民党守军内部产生了很大影响。在随后的外围战斗中，共有5400多名守军起义。
太原解放以后，胡耀邦派人将李昭接到了城里。到了太原，李昭问起胡耀邦这件事情，胡耀邦心痛地说，黄樵松、王震宇和晋夫是为解放而死的，他们理应被后人永远记住。虽然他们没能看到全国解放，但是他们的鲜血不会白流，他相信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他与李昭都能够亲眼目睹全国解放的盛况。并且，从现在的战争形势来看，这一天指日可待。
他问李昭，当得到自己被俘的假消息，她怕不怕？李昭还是那句话：从一开始，她就坚信这个消息是假的。胡耀邦说：“假如是真的呢？”李昭想了想，说：“正如你说的，咱们都会等到解放的那一天。”
信任，鼓励——不管条件如何艰苦，时局如何变化，李昭永远是胡耀邦最坚实的后盾。
第五章，基层岁月
1，全国解放，红旗如画
历经千辛万苦，人民解放军终以犁庭扫穴之势横扫国民党百万军队，迎来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
1949年9月，有一天，李昭突然收到胡耀邦的来信。让她感到吃惊的是，这封信不是来自前线，而是来自北平。
原来那时的中国绝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1949年10月1日，将会在北平举行盛大的开国大典，同时，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也将在北平召开。因为胡耀邦是我党我军的高级将领，战功显赫，所以他将会以青年代表的身份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还会参加声势浩大、盛况空前的开国大典。他希望能够与李昭在北平团聚，一起分享这个激动人心的幸福时刻。
接到来信的李昭，兴奋得一夜未眠。她十几岁就参加革命，不就是为了看到胜利的这一刻吗？如今，革命已经胜利，自己的革命伴侣就在北平，她怎能错过这个机会呢？
李昭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妈妈，妈妈也非常高兴。李昭说，胡耀邦现在在北平，一是要参加政协的会议，二是准备与她一起分享开国大典的盛况，她需要离开一段时间。这段时间，胡德华只能由妈妈帮忙照顾。妈妈说：“这么好的事情，别说照顾一阵子，就是一辈子，我也高兴啊！”
于是，李昭请了探亲假，准备起程去北平。
临走之前，李昭再次去看望还在福利院里的陈翠兰。陈翠兰听说李昭要去北平参加开国大典，她很替李姨高兴。她对李昭说，希望李姨拍一张天安门的照片回来，她想看看天安门到底是什么样子。李昭一口答应了她。
几天以后，李昭终于到达北平。让她惊讶的是，有几个女大的同学也来了。老友相聚，回忆起延安的时光，李昭感叹时光的流逝、革命的不易。好在现在革命胜利了，把青春留在延安的女大校友们，终于可以尽情地享受胜利的甜蜜和豪情了。
那天，在繁华的北平大街上，几位校友再一次唱起在延安时她们常唱的歌曲。后来李昭建议，大家一起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吧，这首歌更有气势。于是，大家就一起唱起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唱着唱着，李昭红了眼圈。她想起了那些为了革命而牺牲的战友们。
终于，时间来到了1949年10月1日。李昭早早起床，来到大街上。街上到处是鲜花、旗帜、彩绸，到处都是欢乐的人群，李昭很快加入进欢乐的海洋。待李昭到达天安门广场，已近下午三点。此时大地欢声雷动，只见maozedong和朱德一前一后，沿着城楼西侧的古砖梯道，最先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当林伯渠宣布开会后，在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乐曲声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就位。
历史性的庄严时刻来到了——maozedong用他那充满力量的湘音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开国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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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报摘新闻图片）
然后，maozedong亲手按动电钮，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
与此同时，代表着五十四个民族的五十四门礼炮齐鸣二十八响，如报春惊雷回荡在天地间，它标志着中国gongchandang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英勇奋斗二十八年，终于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
新中国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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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报摘新闻图片）
升旗仪式之后，maozedong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紧接着举行了规模浩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庆祝活动到晚上九点多钟结束，但欢乐的人群依然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
那天夜里，李昭彻底未眠。
她知道，过去的已经过去，中国即将迎来一个完全不同的灿烂明天。
2，去川北，送养女参军
1949年底，川北解放，组织上派胡耀邦去川北工作，担任川北行署主任、行署党委书记、军区政治委员。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四川省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为便利行政管理，中央将四川划分为川东、川西、川南和川北四大行署，均由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直到1952年8月四大行署区撤销以前，川北行署辖有4个专区共36个县级行政单位。胡耀邦要去的地方，是四川南充。
新中国成立后的川北行署地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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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四川省南充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据《太平寰宇记》卷86果州南充县称：“取古充国为名。”《郡县释名》四川卷下：“汉名充国县，取充实之义。盖当时民物富盛，故云。东汉析置南充国县，以其在充国之南也。”后去“国”字，即为南充县，今南充市以此而得名。南充隶属川北行署区，境内辖区治南充市、南充、西充、南部、仪陇、营山、蓬安共1市6县，属南充专区。1950年南充专署驻岳池县，辖岳池、南充、蓬安、营山、武胜、西充、南部、仪陇等8县。1952年南充专区属四川省领导，原由川北行署直辖的南充市划归南充专署领导，辖1市和8县。
南充白塔，建于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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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四川省南充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胡耀邦要去川北，李昭随后也会前去。夫妻终能团圆，李昭内心欣慰。
然而，让她放心不下的是在福利院里的陈翠兰。虽然现在她在福利院里生活还算不错，但是她在石家庄没有一个亲人，让人牵挂。最重要的是，当她慢慢长大，走出福利院，能做什么呢？已经把她当成了自己孩子的李昭于是产生出一个想法，带上陈翠兰，一起去南充。
李昭跟胡耀邦商量，说她看陈翠兰无依无靠，想带上她。胡耀邦说，他也正有这个想法，只是考虑到了南充，她和李昭的工作肯定会非常繁忙，怕都没有时间和精力来照顾她。李昭说：“她已经这么大了，并且这么懂事，会照顾好自己的。”胡耀邦说：“那就带上她。”又说：“其实我知道，陈翠兰虽然叫你‘李姨’，在她心里，早已经把你当成她的妈妈了。妈妈要远行，哪有不带上宝贝女儿的道理？”
胡耀邦的一番话，让李昭一下子想起了她托付在陕北刘世昌家里的刘湖。革命时期，她无力照顾自己的孩子，将自己的亲生骨肉送给别人抚养；和平时期，她却将一个流浪儿视作自己的孩子并带她远赴四川。别人会怎么看她？
但她确信，不管别人怎么看她，假如再有一次，她仍然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把二儿子留在延安，是迫于当时革命形势的无奈之举。而将陈翠兰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则是一个革命军人、一个军人干部的妻子、一个三个孩子的母亲最本能的反应。这么多年干革命，求胜利，不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吗？而救助并收养流浪儿，让街上的每一个流浪儿都能有一个温暖的家，让所有无家可归者都有一个温暖并且安全的家，不正是革命的目的之一吗？
本来陈翠兰听说李昭和胡耀邦要去很远的四川工作，觉得自己以后又是孤零零一个人了，心里正暗自神伤。突然听到李昭和胡耀邦要带她去四川，她开心得跳了起来。
就这样，胡耀邦、李昭、李昭母亲、胡德平、胡德华、陈翠兰，还有警卫员林汉成来到四川南充，并在南充安顿下来。
到南充不久，有一天晚上，李昭对胡耀邦说：“耀邦，跟你商量点事。”原来，李昭到南充之后，看到新中国成立了，她和胡耀邦在南充的工作生活都基本安稳下来了。胡耀邦从十几岁离家，这么多年都是南征北战，根本无暇顾及老家的父母双亲。这么多年父母都是由大哥胡耀福在安顿并照料着。战争年代，胡耀邦未尽人子之孝，可以理解，但现在胡耀邦安稳下来了，是该尽人子之孝的时候了。“我想去湖南老家把二老接到我们身边来生活，大哥照顾了他们这么多年，也该由我们尽尽孝道了。”李昭说。
胡耀邦深情地看着深明大义的妻子，一时竟感动得有些语塞。
胡耀邦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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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耀邦故居纪念馆提供）
就这样，几天之后，李昭就亲自带着8岁的胡德平，以及警卫员林汉成赶到了湖南浏阳苍坊村，把二老接了出来。
浏阳地处湘赣边界，湖南东部偏北，古为“吴楚咽喉”，是省会长沙副中心和湘赣边区域性中心城市。浏阳在古代九州中属荆州，战国时属楚国，秦汉时属临湘县。东汉建安十四年，析临湘县地始置刘阳县，为周瑜四俸邑之一。隋大业三年，刘阳县并入长沙县。唐景龙二年，复设浏阳县。元元贞元年，浏阳县升为浏阳州。明洪武二年，浏阳县复降为浏阳县，属长沙府。民国元年，浏阳县属长宝道。1914年，长宝道更名为湘江道。1926年，浏阳县属第一行政督察区。1949年7月19日，浏阳解放；8月，浏阳县属长沙专区。1952年9月，浏阳县改属湘潭专区。
在浏阳之行前，李昭对胡耀福说：“这么多年大哥照顾父母亲辛苦了，现在我和耀邦生活稳定一些了，该轮到我们来尽孝了。”胡耀邦的父母都不会说普通话，担心到了外面之后不方便沟通，耀邦母亲就提议说把胡耀福的女儿胡素贞带上。胡素贞当时12岁，正在上学，会讲一些普通话。李昭答应了，并让胡耀福放心，她会像待亲生女儿一样对胡素贞好。
就这样，胡耀邦与父母阔别多年之后，又团聚到南充了。
胡耀邦和李昭的工作都走上正轨之后，就特别繁忙起来。陈翠兰呆在家里，做做她喜欢的手工，做些家务。李昭和耀邦商量说翠兰还年轻，这样下去不行的，还是得想个办法找个出路。
有一天，吃过晚饭以后，李昭突然问陈翠兰：“翠兰，你想不想参军？”陈翠兰说：“当然想了！”李昭说：“我和你耀邦叔叔准备送你去参军。参军不仅能保家卫国，还能学到不少东西，将来对你有用。”陈翠兰兴奋地说：“太好了！我也能成为一名战士了！”这时候，胡耀邦从屋子里走出来，亲切地对陈翠兰说：“到了部队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记住，这里就是你的家，每个礼拜，只要有空，你一定要回一趟家。”陈翠兰使劲点头：“嗯！记住了！”
最终，陈翠兰从一个街头流浪儿，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她参军的是南充军区，就在南充市里。
去部队那天，李昭早早起床，不仅为陈翠兰做了一顿营养丰富的早餐，还特意给她穿上了那时候特别流行的苏联“布拉吉”连衣裙。两人站在镜子前，看着镜子里面的陈翠兰，李昭笑着说：“翠兰长成大姑娘了，真漂亮！”陈翠兰兴奋地给李昭行了一个并不标准的军礼。
到了部队以后，陈翠兰牢记胡耀邦的话，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并且，每个周末，只要部队允许，她肯定会回一趟家。每次她回来，李昭都会嘱咐外婆多做几个菜，然后，一大家子人围在一起，听陈翠兰说部队里的趣事，有说有笑，其乐融融。每当这时候，陈翠兰就感觉特别幸福，除了李昭和耀邦，外婆和爷爷奶奶也对她非常慈祥，她是多么感谢李姨和耀邦叔叔给了她一个温暖的家啊，让她这个没有一个亲人的孤儿也感受到家的温暖。
在南充参军后的陈翠兰
李昭38
（图片由陈翠兰本人提供）
陈翠兰那时候特别依恋这个家，一到周末她就想家。记得有一次周末的时候她打摆子，身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部队卫生室的同志对她说要好好休息，不要再出去了。但是她不舍得不回家，她就趁卫生室的同志不注意偷偷溜了出去，边往外跑边说：“我跑跑步出出汗就把摆子吓跑啦！”
陈翠兰至今还记得她第一次从部队回家时的情景。她穿着军装，特别神气。胡耀邦和李昭看着神采奕奕的陈翠兰，开心得不得了。胡耀邦说：“来来来翠兰，给你照张相！”随后，他找到一个有照相机的同志，为陈翠兰照了一张照片。只可惜这张照片没有能够保留下来，这也成了陈翠兰人生的一大憾事。
在南充，陈翠兰度过她人生中非常快乐的一段时光。
3，上肩无轻担，做一名知难而上的干部
去南充，其实并不顺利。
1950年2月18日，胡耀邦顶着凛冽的寒风，率第十八兵团部分干部和一个警卫连，驱车从成都前往南充。南充是川北的中心城市，当时还有很多土匪，车队刚过三台县，就遭到了土匪的袭击。胡耀邦立即命令队伍停止前进，指挥就地反击。在短暂并且激烈的对射之后，警卫连一个反冲锋打得敌匪溃不成军，被赶出了好几里。
由于公路多被国民党溃败时破坏，不到二百公里的路，胡耀邦一行走了整整三天，直到20日黄昏，他们才赶到了南充。尽管日暮天寒，成千上万的南充人民还是热情地等候在城郊西河桥头，夹道欢迎车队进城。人群中不时爆发出阵阵欢呼：“gongchandang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肩负着振兴一方的重要使命，胡耀邦夜不能寐。到达南充的当晚，他不顾车马劳顿，连夜听取了川北临时工委负责同志的情况汇报，研究社情。第二天，在他主持召开的全区县以上干部会议上，讨论通过了《川北区初期工作纲要》，宣布正式成立中共川北区委员会、川北人民行政公署和人民解放军川北军区。胡耀邦任川北行署主任、行署党委书记、军区政治委员，领导川北人民减租退押，剿匪反霸，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振兴经济，重建川北，工作千头万绪，纷乱如麻。胡耀邦忘我工作，川北的形势一天比一天好。他始终牢牢把握两条：一，充分发动干部群众；二，严格执行党的政策。
这一切，后来去了南充的李昭都看在眼里。她能够做的，就是不但要干好自己的那份工作，还要照顾好胡耀邦，协助好胡耀邦，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为川北的重建和发展做贡献。
那时候，李昭还担任着南充市委副书记一职。她肩上的担子，并不比胡耀邦轻。
刚到南充不久，李昭就遇到了一件麻烦事。那是在城区一个饭馆里，一个男人喝多了酒，耍起了酒疯，不仅掀翻了桌子，还砸碎了盘子和碗，甚至差点动手打了上前劝阻的服务员，在南充当地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于是有人开始调查这个男人，调查的结果是这个男人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竟然做过中共地下党员！这一下麻烦大了，一些南下的junzhuan干部听说了这件事，说，这是什么地下党啊？尽是地痞、流氓！于是，几个junzhuan干部一起联名，要求把他开除。
李昭听说以后，认真调查了事情的经过，认为此人虽然犯下错误，但是还不至于开除，应该再给他一次机会。正好这时南充的城乡结合部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伙散匪因不满我党的政策，开始寻机闹事。他们散发反动传单、张贴反动标语、抢劫百姓的粮食、甚至攻击来往的干部……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严重的fangeming事件。
军区经过两次会议，认为这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行为，绝不能姑息，否则后患无穷。于是，军区不仅开始展开详细调查，还派出一个连来协助。
然而一个多星期过去，调查毫无进展。正在这时，那个耍酒疯的前地下党员站了出来，说他对当地的情况了如指掌，可以让他来试试。经过讨论，组织允许他前去。果然，三天时间过去，他就凭着做地下党员多年的经验，不仅成功地将那些散匪引诱出来，并且将这些人的幕后主使也深挖了出来。
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李昭对他这次做出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是，对他之前给人民群众造成的恶劣影响，也给予了严厉的批评。最后，李昭根据党的干部原则给他安排了适当的职务。
此次事件，不但让他对李昭心服口服，也使得南充的干部对李昭的工作能力，深为佩服。
然而，李昭在这个职位上并没有做多久，因为对她来说，还有更重要、更适合的事情等着她去做。
眺望巴山兮古木森森，放眼渝水兮碧波清清。喜看绸乡兮遍布茧庄，桑田阡陌兮行行织机。南充自古盛产蚕丝，是成都蜀绣丝绸原料的重要供应基地。早在1915年，南充liuhe“金鹿”牌生丝就荣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南充丝绸有“享天宝物华之誉，胜苏杭品质之优”的美誉。
南充丝绸厂的工人在挑选蚕茧
李昭40
（图片由四川省南充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建国初期，丝绸业是南充的重点产业，把丝绸生产抓好了，不仅能带动南充的相关企业，还可以搞活整个川北的经济。当时流行着这样几句顺口溜：“幺妹幺妹快快长，长大好进丝绸厂。伙食巴适工资高，军官干部随便挑。”
有一天，市委领导找到李昭，想让她担任南充第三丝绸厂党委书记，李昭说：“无论组织安排我做什么，我肯定都是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安排。只不过，对丝绸行业，我几乎完全是陌生的，怕辜负了组织的期望。”市委领导说：“做任何事情都会有困难。有困难不要怕，迎难而上，有信心，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困难自然会迎刃而解。再说，不是还有耀邦同志助你一臂之力吗？”一说起胡耀邦，李昭真的似乎有了力量，也不那么担心了。她说：“那么，就让我做一个知难而上的丝绸厂干部吧！”
李昭最初的担忧并非多余。之前，她虽然在承德和张家口的贸易公司工作过，但战争年代，贸易公司多是为战争服务，以筹集军需物资、提供后勤保障为主，与现在不大相同。现在，这个丝绸厂是为人民服务、以经济建设为主的，这对李昭来说，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和新的开始。
李昭打电话给去重庆参加西南军政委员会议的胡耀邦，说她已经被调到了丝绸厂。胡耀邦说：“好啊！恭喜李昭同志也从干革命转入到经济建设了！”李昭说：“可是我之前没有做过这些，有些担心。”胡耀邦说：“谁没有第一次？我一开始就会带兵打仗、就会做政治工作吗？还不是边做边学？”然后，胡耀邦不忘在电话里嘱咐李昭，“边做边学”绝不是乱来，而是要胆大心细。“不管什么事情，都有它本身的规律，”胡耀邦说，“只要抓住这个规律，按部就班地来，世界上绝没有做不好的事情。”
就这样，李昭知难而上，成为南充第三丝绸厂的党委书记。
4，与工人打成一片，与资方合作顺利
进厂那天，李昭很早就起床了。她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情，穿上她认为最干练的列宁服，又梳了个最简单最低调的“干部发型”。
她问母亲：“这样行吗？”母亲说：“挺好。不过你看起来更像个职工，不像个干部。”李昭笑道：“干部与职工本来就只有工作性质的区别，而没有身份的区别。像个职工，更好。”
来到工厂，李昭向迎接他的厂领导和资方代表说：“我是李昭，希望大家以后把我当成一名普通的干部，而不是胡耀邦同志的爱人。更希望能够在以后的工作中，与大家好好合作，共同把厂子搞好。”看有些人似乎有些紧张，李昭又说：“如果是在战场上，按咱们的关系，就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了。既然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那么，咱们就得互相帮助，互相掩护，遇到危险时，一起冲锋，是不是？”她的这句话马上令现场的气氛变得轻松起来，大家一起说：“是。”
这时有人提出要带李昭去办公室喝喝茶，先休息一下，李昭马上说：“我来可不是为了休息的，而是为了工作。咱们还是先到车间里去看一看吧！”
李昭随一行人来到车间，边走边看，又不时在随身携带的本子上记录着什么。工人们知道李昭原来是胡耀邦夫人，马上围过来，让她给大家讲两句话。李昭清清嗓子，大大方方地说：“工友们、同志们，现在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非常时期，咱们工人阶级一定要团结起来，全厂职工一定要团结起来，劳资双方更一定要团结起来，积极劳动，争取超额完成生产任务，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支援国家建设……”话音未落，车间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第一天，李昭就给工厂里的所有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但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容易的事情，几天之后，李昭就遇到了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
因为刚刚解放不久，工厂里的很多人对党的政策理解出现了偏差。有的工人对“工人当家作主”的理解是：无限放大工人的权力，彻底剥夺资方的管理权，工厂里的一切都由工会说了算。有的工人甚至来到办公室门前，高呼“打倒资本家”、“剥夺资本家的管理权”等口号。一时间，资方无心经营，工厂的生产停滞不前，产品质量也严重下降。见工人们情绪激昂，资方代表也有些害怕了。
李昭经过一番调查和思考，很快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她先是找到资方代表，让他不要害怕。她说现在刚刚解放，很多人对资方不理解、对我党的政策不理解，这些都是正常现象，要解决这些问题，一需要时间，二需要沟通，三需要办法。作为厂党委书记，她会全力支持资方，给予资方最大的权力。她的这些话，让资方代表终于放下了心。
然后，李昭当机立断，召开了全厂工人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她先是为工人们讲解了民族资本家在发展中国民族工业上的重要作用，以及党和政府对待他们的相关政策。随后，她对工人们说：“在我们中国，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是国家的主人，是最有觉悟的阶级。工人阶级要从国家利益出发，发展生产，搞好经济，这也是一切的前提和基础。资方代理人肯为国家出力，为建设我国的经济出力，为人民出力，我们为什么不支持他呢？”听完李昭的话，会场上响起持久的掌声，很多曾经想不通的工人马上就想通了。
但李昭知道，仅仅一次会议，肯定不能让所有的工人想明白，这也是人之常情。而搞好工厂的前提，首先就是要让工人们的思想过关，如果思想不过关，不仅什么也做不好，类似的事件肯定还会发生。于是，她让工会经常举办这样的会议：有时是大会，有时是小会，有时是她来讲，有时是她请别人来讲。不长时间以后，工厂果然恢复了常态，不仅生产上去了，工人们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
南充丝绸厂的工人在编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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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四川省南充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李昭在南充第三丝绸厂任职期间，工厂一直超额完成目标。工人们都夸李昭领导得好，可是李昭总是说：“我一个人的力量微乎其微。工厂之所以能够欣欣向荣，靠的是咱们工人和资方的团结，靠的是咱们每一个人的努力！”
5，干工作，不忽视对孩子们的教育
1952年2月，李昭的第四个孩子出生了，取乳名满妹。
已经有了三个儿子，胡耀邦一直盼望再有一个女儿，得知李昭生了个女孩，他非常开心。虽远在外地，但他第一时间给李昭打电话，风趣地说：“祖国建设的队伍里，又多了一个女建设者啊！”
女儿满妹出生不久，与爷爷奶奶以及外婆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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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耀邦故居纪念馆提供）
女儿出生仅仅三个月，李昭就重返工作岗位。很多人劝她不急上班，应该留在家里照顾女儿，李昭说，女儿可以由婆婆和妈妈帮忙照顾，但她的工作是别人代替不了的。只要她还在丝绸厂，就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将丝绸厂的生产和工人们的积极性搞上去。
很快，胡耀邦接到上调中央的命令，并让他务必赶在7月20日以前到北京报到。这一次，他要到政务院任职。接到调令，胡耀邦马上开始了进京的准备工作，同时也让李昭做好准备。他知道，自己去北京，李昭应该也会很快调到北京，她必须抓紧时间把第三丝绸厂的工作交接好，以免影响到工厂正常的工作安排。
马上要去北京的李昭，再一次牵挂起陈翠兰。
陈翠兰在部队当了一段时间的兵之后，部队上把她安排到部队的幼儿园当保育员，照顾幼儿园里的孩子们。就这样，陈翠兰小小年纪，也算是参加了工作。
1952年的10月份左右，部队幼儿园里一个孩子得了传染病，被隔离，因为陈翠兰是他的保育员，也被同时隔离。
那时胡耀邦已经离开四川去了北京，李昭也即将起程。她不放心将陈翠兰一个人留在南充，就想办手续把她一块儿带走。然而陈翠兰正在传染病房隔离，李昭走得又急，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把陈翠兰暂时留在南充。
李昭虽然离开了南充，但她没有将陈翠兰彻底“放弃”。几天以后，她和胡耀邦将陈翠兰托付给了当时担任川北军区副政委的王贵德将军。
王贵德将军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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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陈翠兰本人提供）
后来，陈翠兰随王贵德一家人从南充到重庆，从重庆又到了云南昆明。在昆明工作了一段时间后，王贵德将军调任贵州省军区政委，陈翠兰便随他来到贵州贵阳。到了贵州之后，王将军本要送翠兰去上学，但当时附近只有一个中学，陈翠兰的底子太差，进中学根本跟不上。王将军就说，那你还是进幼儿园当保育员吧。就这样，陈翠兰成为贵州军区幼儿园的一名保育员。
不管到哪里，陈翠兰始终惦记着李昭，李昭也始终牵挂着陈翠兰。
胡耀邦(二排左五)和李昭（前排左六）离开南充进京前与南充同事朋友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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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南充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胡耀邦是6月30日离开的。他特意避开了区党委为他筹备的隆重的欢送大会，黎明时分带着秘书曹令中、警卫员兰田禄和大儿子胡德平，悄悄离开南充，由重庆乘飞机到武汉，停留一夜后转机飞往北京。
10月，李昭带着全家由重庆坐船顺长江而下，经武汉转车，北上京城。
可是他们的旅途，并不顺利。船至长江的一个夜里，突然狂风暴雨，电闪雷鸣，浪头一个接着一个，那条不大的木船眼看就要翻倾。胡素贞本来就胆小，吓得哭了起来，一家老小慌作一团。
这时候，只有李昭特别沉着，她让老人和孩子呆在船舱里别动，并一定要抓牢身边坚固的东西。她安慰大家说：“别慌！要坚强！咱们一定要挺住，一定要抓紧，风浪有起来就有下去的时候，等挺过这一段，就没事了！”说完，她和其他年轻人一起来到甲板，她对他们说：“就算我们牺牲，也要保护好老人和孩子们！”
正是李昭这种刚强、遇事不慌张的性格，让他们安全度过了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终于，风雨停了，浪涛小了，船平安地抵达了武汉。
后来，大家一直对这件事情心有余悸——万一那天出什么事情，一大家子人就全没了！所以，李昭的沉着、冷静、克制，在那个时刻，显得难能可贵。
到了北京以后，李昭被分配到全国总工会工作。胡耀邦听说以后，对李昭说：“我在青年团工作，你在总工会工作，咱们都是群众团体。记住，咱们是服务于群众的，不能把自己当成官老爷。”李昭说：“放心吧。无论在哪里，我都把自己看成一名普通的工作者。”
胡耀邦一家最早住在一个叫牛角湾的地方，是一进四合院儿，一个月的房租两块多钱。后来牛角湾拆掉，他们就搬到了西堂子胡同。在李昭来到北京之前，胡耀邦一直带着胡德平住在团中央里头，那里实际上就是他的办公室。后来李昭来北京之后，带着胡德平和还有一些工作人员住在大甜水井胡同1号。直到1954年8月，胡耀邦一家才搬到了迺兹府大街关东店胡同。1965年整顿地名，迺兹府被改称为灯市口西街，关东店胡同被改称为富强胡同，胡耀邦家位于富强胡同6号。
这个时期的李昭，工作相对比较轻松，业余时间较多，对孩子的教育，下得功夫就多一些。
空闲时，她喜欢带着胡德平去串串门儿，看看她的那些老同事、老同学，还带着胡德平看了不少剧，比如《上海屋檐下》、《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张羽煮海》，等等。《张羽煮海》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打柴的青年名叫张羽，吹得一手好笛子。有一次，他站在海边吹笛，优美的笛声把东海龙宫里的公主深深地感动。后来，张羽与公主就相爱了，并私订了终身。东海龙王知道了这事以后，大为震怒，就把公主关进了黑牢。然而，公主的丫鬟偷出了龙宫的镇海之宝，交给张羽，这个宝物可以把海水煮沸。龙王受到震慑，无奈之中，只得答应了他们的婚事。
直到如今，胡德平还清晰地记得这部戏的内容。
李昭还经常给胡德平和胡德华讲挪威作家易卜生笔下的娜拉的故事，讲完之后，还向两个孩子提问，比如“娜拉该不该出走啊？”这些事，给了胡德平和胡德华深刻的记忆，对他们的健康成长，也有着很大的影响与帮助。
1956年，胡德平上了中学，胡耀邦认为要提高孩子的古典文学修养，就让李昭得空时教教胡德平古文。
于是，难得空闲的时候，李昭就教胡德平《五柳先生传》、《归去来辞》、《春夜宴桃李园序》、《阿房宫赋》等等古文。
在讲《五柳先生传》的时候，里面有这样几句话：“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李昭讲到这里的时候，胡耀邦听到了，总是笑得很开心。
当时的胡德平并不知道父亲为什么听到这句就这么开心？后来他才知道，胡耀邦在延安的时候酷爱读书，maozedong主席就说“耀邦同志好读书，不求甚解。”所以每次李昭一讲到这一处的时候，胡耀邦就忍不住会心地笑起来。
而胡德平少年时代因母亲对他的古典文化熏陶，让他对历史和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考上北大后他选择了历史系，而且后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还致力于“红学”研究。为了寻访曹雪芹的踪迹，掌握第一手史料，他经常头戴草帽，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深入山村寻访，有时步踏京郊香山，寻残碑，访破庙，并走访周汝昌、王昆仑、冯牧等文彦硕儒。
胡德平的著作《说不尽的红楼梦-曹雪芹在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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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资料）
他还多方奔走筹备红学研究会，终于，1983年12月红学研究会在香山脚下成立，这里成了一处开展红学研究、弘扬红学文化、保护相关文物的地方。
当有人赞扬胡德平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出力的时候，他谦虚地说：“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历史做嫁衣裳，为文化做点儿事而已。”
惠特曼说：“全世界的母亲多么相像，她们的心始终是一样，每一个母亲都有一颗极为纯真的赤子之心。”谁说不是呢？李昭虽是一位充满革命理想，为国家、为人民、为事业能够舍弃很多的女性，但首先她是一位母亲，她对孩子们的心是纯真而慈爱的。
6，下基层，去生产第一线
在全国总工会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一天，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全国纺织工会主席陈少敏找到李昭，问她这段时间工作得如何。
李昭说，好是好，就是觉得有点太闲，事情不是太多。陈少敏说：“是啊！你这么年轻，不要在机关里，更不应该天天在办公室里坐着，要下去深入实际啊！马上要进行全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了，156个苏联援建项目，要干的事情很多啊！在北京的有国棉一厂、国棉二厂、国棉三厂，还有印染厂、针织厂、毛纺厂，你可以去看看啊，那里一定会有让你施展拳脚的机会。现在你在总工会，虽然清闲，每天都可以回家，但对你的成长和发展是不利的。”
李昭说：“我也想下基层，去生产第一线，可是这得组织上安排啊！”陈少敏说：“小李啊，你跟我说实话，你真的想下基层吗？”李昭说：“对，我很想！”陈少敏说：“好啊！那我尽快安排一下。我听说过你在南充的事情，早就知道你会在基层大有所为。”
陈少敏原名孙肇修，山东寿光孙家集街道范于村人。1927年投身革命，1928年加入中国gongchandang。maozedong曾称赞她是“白区的红心女战士，无产阶级的贤妻良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沙场上，她也是一员杰出的女将。
陈少敏与邓颖超在天安门城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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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北京服装纺织行业协会资料室提供）
李昭将她想下基层这件事跟胡耀邦说了，胡耀邦极为支持。他说李昭现在还年轻，应该到基层多锻炼，发挥她的长处，为祖国建设做贡献。有了胡耀邦的支持，李昭立刻有了动力，再大的困难，也不觉得是阻力了。
于是，1954年，李昭走马上任，成为北京东郊十里堡国棉一厂的副厂长。
解放初期，北京满目萧条，百废待兴。
1951年11月12日，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在北京筹建棉纺织厂，厂址就选在了北京东郊十里堡村西侧。1953年元月，筹建工作由北京市划归到了国家纺织工业部，正式命名为“国营北京第一棉纺织厂筹建处。”
从1953年4月破土动工，到1954年9月25日建成投产，只用了一年零五个月的建设时间。建厂初期的国棉一厂，拥有51632枚纱锭、1152台织布机、2800余名职工，年产棉纱39000多件，棉布3000多万米。
走马上任那天，李昭上身穿着列宁服，下身穿着蓝裤子，梳着两条精神的短小辫儿，戴着一顶帽子。快到工厂的时候，她才把两条小辫儿拢进了帽子里。李昭希望自己能给别人一种亲近感、老成感，给人一种有些年龄、有些资历，比较成熟的感觉。
在国营北京第一棉纺织厂时的李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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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北京服装纺织行业协会资料室提供）
自来到工厂，李昭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为了更好地下沉工厂，她干脆搬进单身宿舍，不再每天回家。每天她都会很早起床，去车间看望工人，了解工人们的工作状态；每天她都很晚才能睡觉。有人担心她的身体，劝她不要这么拼命，李昭说，工人们尚且在努力工作，她岂有不努力的权力？很快，她就被提升为厂长兼党委书记。李昭知道，她肩上的担子，变得更重了。
有时候，两个儿子想她了，她又不能回家，妈妈或者婆婆就会带着胡德平和胡德华来到厂门口，有时也会抱着年幼的满妹，匆匆见李昭一面。每到这时，李昭的心里既温暖，又难受。是啊！她又何尝不想天天陪着自己的孩子们，陪着自己的妈妈和婆婆，可是，这么大的工厂，需要一名有担当、有能力的一厂之主啊！
李昭的勤勉被工人们看在眼里，暖在心上。很多女工于是不再叫李昭为“厂长”，而是亲切地称呼她为“李姐”，就像一家人一样。
李昭知道，生产要发展，国家要富强，除了需要“大干特干”的精神，还需要科技的支撑。于是，她在厂里设立了业余教育机构，让那些喜欢学习的青年工人能够一边生产，一边学习。这一举措让国棉一厂工人的文化素质得到了全面提升，并且涌现出很多自学成材的年轻人。
上世纪五十年代，maozedong视察国营北京第一棉纺织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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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北京服装纺织行业协会资料室提供）
国棉一厂的发展，让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看在眼里。maozedong主席就曾特意把细纱车间的工人刘惠英请进中南海机械厅，仔细观看她的操作情况。周恩来、朱德、叶剑英、dengxiaoping等领导也都曾亲临国棉一厂指导工作。特别是周恩来总理，他不仅关心工厂的生产活动，还亲自深入职工食堂和工人家里嘘寒问暖，详细了解广大职工的生活，对李昭也是谆谆嘱咐：一定要安排好职工生活，把职工食堂办好。
中央领导关怀北京纺织
李昭50A，50B，50C，50D，50E
（北京时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资料室提供）
正是在李昭的全身心付出、中央领导的关怀和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之下，国棉一厂才得以一步一个脚印迅速成长壮大起来。
7，“上天入地”，只为全面了解工厂
其实，这一切来的并不容易。
李昭刚来工厂时，非常虚心地告诉别人，对于纺织行业，她就是一张白纸，什么都得从头学起，边战争边学习战争，边生产边学习生产。“首先我得了解情况，工厂是什么样的工厂，什么工序，什么机器，什么设施，这些我都得了解，”她说。
所以，她从第一道工序开始，直到最后成品入库，每道工序她都深入了解。
看设备、看操作、看流程、看人员配备，一步一步地调查了解，直到把纺部从清花、梳棉、并条、粗纺、精纺。织部从络经、整经、浆纱、整理到成品入库，她都深入解，全部搞清楚了才罢休。
很快，她就对整个工厂生产车间的情况，了如指掌。
上世纪六十年代，国棉一厂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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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远远不够。对工厂辅助部门的情况，她也要了解清楚。当时负责辅助部门的是机动科科长孙建勋同志，李昭就让他领着自己，到处看看。孙建勋问她具体想看哪里，李昭说：“你这犄角旮旯里都让我看看。”
孙建勋笑着说：“犄角旮旯多了，你去不了。”
李昭说：“哪还有不能去的地方啊？”
孙建勋说：“第一个，水塔你就上不去。”
李昭说：“那不行！你们都能上，我为什么不能上？”
孙建勋说：“第二个，烟囱你也上不去。”
李昭说：“只要你能领着我去，我就能上。”
孙建勋说：“水塔和烟囱这么高，会很危险的。”
李昭说：“既然我想把情况了解清楚，就不能怕危险。再说了，能有多危险？”
孙建勋说：“烟囱是43米，水塔是38米。你说有多危险？”
李昭说：“那你说说，比我当初去延安的路途中危险吗？比我当初要去东北前线的路途危险吗？”
她的话让孙建勋无言以对，只好带着她上水塔。
水塔虽然高，但可以从里头贴着墙壁的旋转台阶爬上去。进了水塔之后，孙建勋嘱咐李昭说水塔太高，一口气爬上去恐怕太累，他们可以走一段休息一段，但李昭说：“没事，你们男同志能上，我就肯定能上。”那天正好是十月一日国庆节，李昭兴致勃勃地说：“正好在水塔上可以看飞机检阅呢！”
那时候的国庆节有飞行阅兵，飞机从东郊机场起飞之后，飞过天安门，会正好经过水塔的上空。
见李昭如此执着，孙建勋就一直带着她爬到塔顶。站在水塔顶上，他们果然看到了国庆阅兵式上的飞机从头顶飞过，甚至可以清楚地看到飞机里的飞行员。
李昭不仅要“上天”，还要“入地”。
所谓“入地”，就是钻下水道。当时，国棉一厂所有的下水道，李昭都会亲自前去察看。
纺织厂的下水道不是圆的，而是方的，里面很大，可以开卡车进去，因为是空调下水，是用来洗涤空气的，所以下水道里面的水很干净，可以养鱼。
下水道不仅大，还长，一直通到北京的通惠河。通惠河是元代工程水利专家郭守敬主持修建的，不仅是北京一条经济命脉，还是著名的风景区。当时通惠河里的鱼可以返游到国棉一厂的下水道里，所以，有时李昭察看完下水道以后，就组织工人们在下水道口抓鱼，然后将抓到的鱼拿到锅炉房，用蒸气蒸熟，淋上酱油，就可以给工人们“打牙祭”了。
北京通惠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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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工作，不怕危险，不怕脏，深入实际。”这是孙建勋和全厂工人对初来国棉一厂的李昭的最贴切的评价。
全面了解工厂只是一个开端，从这以后，李昭开始重视产品的数量、质量和品种。这三项她都要亲自检查，每个月的调度也都会亲自过问。她提出来要抓扩建，扩大再生产，由5万锭扩大到7万锭。除了在工厂内部见缝插针地搞扩建之外，她还想办法到外边建分厂。于是，一段时间以后，在平谷的韩庄和密云，都纷纷建了分厂。
当时密云因为修建了水库，分两批搬迁了库区内65个村庄，5万多人。这么多人失地失业，就需要建一个工厂安置。在李昭的努力下，一个5万绽的工厂很快建了起来，帮助解决了不少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后来，李昭又在通县土桥建立了分厂。分厂的增加，让产值随之增加，产量和效益也是同比增长，每年都会增加5%到10%。
为了提高产品质量，国棉一厂除了从日本吸收新技术，还开始搞起“内外三结合”。什么叫“内外三结合”？里面的三结合就是工人、管理干部、技术人员；外边三结合就是高校、研究机关和工厂。
当时李昭请到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数学研究所的专家来指导国棉一厂的质量控制。这里面有个专家叫刘源张，青岛人，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和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后来回国了，在中科院工作，是中科院的院士。
李昭决定请他来搞全部质量管理。
后来证明，李昭的做法绝对是个聪明之举。刘源张来到以后，专门用数理统计的方法来进行质量管理，不仅让国棉一厂的产品质量有了长久的保障，也使刘源张成为中国全面质量管理领域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8，鞠躬尽瘁，解决工人的生活问题
自从来到国棉一厂，李昭艰苦朴素的作风，一直感染着别人。
她是领导干部，有权力吃小灶，可是从来到工厂的第一天，她就要求与大家一起吃大食堂，买饭票吃饭。那是几千人的大食堂，需要排很长的队，每一次，李昭都是耐心地排在队尾，从不插队。有时会有职工主动提出要给她代买饭，但李昭从来都是拒绝。她坚持自己买，说别人不知道她想吃什么。——其实，李昭是不想搞特殊。
那时候，国棉一厂只有一辆小卧车，除非很重要的公事她会偶尔坐一下，平时都不坐，上下班都坚持坐电车。为此李昭买了通用月票，市内的3块5，郊区7块，再加上自行车，除了这些，李昭这个一厂之主，没有别的交通工具。
李昭来到国棉一厂以后，除了管经营之外，就是管生活。她对职工非常关心，包括工人的生活、干部的生活、知识分子的生活，她都要亲自过问，亲自了解。
上世纪五十年代，任国棉一厂厂长的李昭与职工开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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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服装纺织行业协会资料室提供）
当时职工生活中有两个最大的问题：一个是住房问题，一个是吃饭问题。而住房问题是纺织厂最大的难题。因为纺织厂女工多，占到了70%，这些职工结了婚就需要房子。当时北京有个习惯，也不是明文规定，是约定俗成，就是男方不负责房子，房子需要女方想办法。
当时首钢的男职工多，女职工少，而国棉一厂的女职工多，男职工少。在十里堡那条街上，东边是纺织厂，西边就是首钢，所以一直有一个说法“东有白花花，西有黑乎乎”。国棉一厂新招进厂的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除了努力工作生产，没什么机会和时间谈恋爱，过几年年龄也大了，就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李昭看到这种情况，马上想到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举办交谊舞联谊活动。
她找到了首钢的一把手周光武，要与他们联合举办交谊舞。周光武一听，举双手赞成。周光武也是个老革命，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来担任首钢党委书记兼厂长。
交谊舞除了可以丰富工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最主要的作用是“联谊会”或者说“相亲会”——让这些青年男女们有机会相识、相恋、相爱。据当时的总工会统计成绩，每年三四场的交谊舞举办下来，就可以成功一百对到两百对。
当时的国棉一厂在北京市总工会的协助下，每年都要举行两次集体婚礼，这也是李昭提出并最终采纳的建议。她说集体婚礼其一可以杜绝浪费，其二也有意义。
国棉一厂的女工都很优秀，一是她们长得漂亮，二是年轻，三是有文化——当时纺织属于朝阳产业，有文化的高中生都愿意进入到纺织行业。
婚礼上，男女双方都要出主婚人，总工会主席是证婚人。集体婚礼设在北京饭店，每一场集体婚礼都被李昭安排的井井有条，温馨、热闹并且神圣。其中有好几次请孙建勋同志做了主婚人。因为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主婚人、证婚人都要是“全须全尾儿”的人。什么叫“全须全尾儿”？旧时玩蛐蛐儿的时候，蛐蛐的须子要全的，尾巴也要全的，这个用来形容人的话就是说这个人要上有老下有小，甚至四世同堂，这是中国的老习惯，它需要这么个良好的祝愿，祝愿这些即将走进神圣婚姻殿堂的新人们，未来能够开枝散叶、儿孙满堂。而孙建勋就兄弟姐妹众多，父母健在，家庭和谐温馨。
接下来，就到了最难解决的住房问题。
起初，国棉一厂的职工宿舍完全是按照单身宿舍来设计的，这就造成了老少三代挤一间房子的局面。因为房子太小，有了孩子之后，家里的空间显得太过拥挤，非常不便。
李昭了解到这些困难之后，召开了几次厂领导会议，最终决定盖房子。盖房子需要钱，李昭就亲自去申请经费。经费申请到一部分，仍然远远不够，李昭就试图说服上面，以便把厂里要上缴的利润留下一点。“盖房子也是为了扩大再生产，扩大再生产一个是物质的扩大再生产，还有一个是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啊。”李昭的话果然起了作用，从此后，国棉一厂被批准可以将上缴的利润留下一部分，以便解决工人们的住房问题。
就这样，这里抠一点儿，那里抠一点儿，国棉一厂在几年以后，果然盖起了一些“妈妈宿舍”？
什么叫“妈妈宿舍”？通俗来讲，就是有孩子的女工的集体宿舍。这样的“妈妈宿舍”盖了几栋之后，结婚有孩子的女工“住”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一个房间里住了四位带孩子的新妈妈，一个孩子饿了，只要一哭，其他孩子就会跟着哭，于是，一个楼道里好几间房一起“大合唱”，声音很大。另外，孩子爸爸有时候过来看看孩子、帮媳妇做做家务、做做饭、送送饭什么的，因为是四家合住，爸爸白天来了，晚上就必须得走，这也不利于小两口的婚姻生活和感情稳定。
后来李昭就想办法，把一个房间从四个人减少到两个人，今天是这对夫妇团圆，明天是那对夫妇团圆。后来这样还是不方便，那怎么办呢？那就拉布帘。但是，拉布帘久了也不行，治标不治本。
问题只有一个：房子少。房子少怎么办？李昭当机立断：“还得盖房子！”
于是，李昭排除万难，到处筹钱，到处“化缘”，终于又为工厂盖起了几栋楼房。是那种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的一居室，房间比较小，楼道里搭一个小灶就是厨房，厕所是楼道里共用厕所。其实就是那种“筒子楼”，但在当时，能把问题解决成这样，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为了搞好这些事情，鞠躬尽瘁的李昭在那大半年里，极少回家。
解决了“住”的问题，还有“行”的问题。
那时候，北京112路公共电车的停车点在距离工厂门口一百米以外的地方，夜里下班的女工赶乘这班车，这一百多米的夜路让她们很害怕。李昭得知以后，几次去公交管理局交涉，终于，公交管理局同意将112路公共电车的停车点移到了工厂门口。
自李昭来到国棉一厂，职工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大家对李昭佩服之余，更多的是感激。
但李昭知道，职工们的健康，更为重要。
9，关心工人健康，改善劳动条件
其实，从李昭一进厂，就非常关心职工的工作环境。因为她知道，工作环境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职工的健康。
那时候职工的思想觉悟都很高，即使工作条件不好，也几乎没有人埋怨。
女工们早中晚“三班倒”很普遍，上夜班非常熬人，大家又住着集体宿舍，白天睡不好觉，整个人的精神就不好，就会影响工作，甚至影响健康。李昭将这个问题向上级反映，但反映情况需要数据证明，于是，在李昭的倡导下，卫生部和妇联组织了一个纺织女工健康大调查。大调查之后，果然发现有几个指标不太理想。
职工们的冷暖牵动着李昭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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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服装纺织行业协会资料室提供）
李昭马上着手解决三大问题。
一个是工作面的照度不够。
车间晚上工作得有照明，所谓工作面，就是织布机上布匹的运行平面。当时的国际标准照度是200勒克斯（LX），而苏联的标准是150勒克斯（LX）。国棉一厂的是50到78勒克斯（LX），连苏联的标准也达不到。不仅灯暗，还会经常停电，如果增加照度的话，用电量会增加很多。
虽然困难重重，但是职工的健康更重要，这个问题，李昭从进厂的那天起，就下决心要解决。最后，经过多次研究，最终权衡下来：照度一定得达到100勒克斯（LX）以上。虽然这与国际差距仍然不小，不过比从前好多了。并且，为了增强照度，李昭经过开会研究，还制定了两条规定：一，将所有的白炽灯换成了日光灯。二，纺织机上纱线的密度原来过于稀疏，现在要加密；
基本解决了照度之后，另一个就是改善空气。
车间里的温度和湿度本来就高，再加上含尘量特别高，对人的健康危害很大。“含尘”一个是尘土，但主要是纤维，纤维飘浮在空气之中，所以必须加强空气调节这个措施。李昭马上成立了一个技术小组，利用空气当中加湿的办法，把车间的通风量由原来的每小时20次增加到每小时30次。除了通风量，他们又将原来用过滤网过滤空气的办法改为用水过滤，即用喷头将空气中的尘埃和纤维洗掉，如此一来，车间里的空气就好多了。
第三个问题，就是噪音。
最初织布车间的噪音最高能达到110分贝，这样的噪音不仅影响人的听力，更重要的是影响神经。
于是，李昭与技术小组搞了一个“明视时间表”：就是写一个“品”字，上面一个口，下面两个口。女工们上夜班的时候，每隔半小时看一次这个表，如果一个“口”在上面，表示是正常的；如果看到的是两个“口”在上面，那表明不正常了，需要马上休息。最初一段时间，上夜班的女工看到两个“口”在上面的情况达到了30%到40%，这说明女工的健康有很大问题。经过李昭的一些有力举措，比如降低车间噪音，增加女工的休息时间等等，这种情况慢慢改善了很多。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女工的生理周期紊乱，这些都会一一登记并进行统计。总之，如果太多问题过于集中，最终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女工们总是倒夜班，身体过于疲劳，生物钟发生了变化。
对这些，李昭忧心忡忡。
后来，当李昭听那些出国考察的领导回来，跟她说英国和日本的工厂根本没有夜班，法律上也没有夜班时，吃惊之余，也深感国外工业上的进步以及法律上的完善。“我们中国不少职工因为上夜班，闹得家庭不和打离婚，这就成了社会问题了。”李昭说。
10，困难是暂时的，我们要相信国家
正当国棉一厂迎来它的鼎盛时期，“大跃进”来了。
1958年5月，在社会主义改造与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伟大胜利的背景下，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通过了15年赶超英国的目标，通过了提前5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目标，通过了“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会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从各方面开展起来。
起初，情况并没有那么严重。
1958年下半年，早已跻身于纺织系统红旗厂行列的国棉一厂，却在北京纺织局开展的一次细纱单位产量评比中出现了“白旗”，这对全体职工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李昭仔细找原因，发现细纱车间的变速马达容量小、速度低才是症结所在。事不宜迟，李昭不等不靠，马上成立了专题小组，大胆对马达进行攻关改造。可是当时工厂的机器设备都是从民主德国进口的，厂里的技术力量又相对薄弱，增加容量、提高速度，谈何容易？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小组成员们日夜拼搏，以百折不挠的毅力刻苦攻关，先后提出了300多项技改方案，实验、失败，再实验、再失败，直至成功，最后他们以双马达的方式，稳定提高了细纱车间的动力负荷。
在这之后，李昭率领工厂的技术人员发现21支纬纱最适合高速生产，于是又成立专题小组，向既定目标发起冲击，终于解决了断头率居高不下等难题，进而使单位产量雄踞全国第一。
在此鼓舞下，其它重大革新项目也相继拿下，产量与日俱增，捷报频传。到1959年第四季度，国棉一厂终于荣获了全国红旗厂的光荣称号，还有四位代表走进了人民大会堂，出席全国的群英大会。
一段时间以后，“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后果开始显现。
李昭发现工厂陷入了困境：首先是没有原料，不能保障工厂的正常生产；其次是粮食和副食开始短缺，供应出现困难。一开始大家认为这种情况很快就会过去，就自己想办法。先是“瓜菜代”，就是把蔬菜和瓜果代替粮食。但是后来瓜菜也没有了，怎么办？就去挖野菜，剥树皮……可是，随着形势越来越严峻，连野菜都搞不到了。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百姓剥树皮果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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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报摘新闻）
由于饥饿，很多人出现了浮肿。李昭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其实这时候的李昭自己情况也很不乐观。她老是觉得嘴里甜乎乎的，这其实是吃不饱导致肠胃功能失调的原因。吃不饱怎么办呢？那就多喝水。但喝水不顶事，还是饿，腿发软，连楼梯都没力气上。
李昭连开了几次会，想办法解决职工们的食品短缺问题。终于，他们想到了一个办法——用棉杆皮磨淀粉。
李昭就指挥专门的人员到棉花产地把棉杆买回
